养生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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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尽管古代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其中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淮南子》的“万物有以相连”;程颢的“人与天地一物”(《遗书》卷十一);直至戴震的“人物与天地,犹然合如一体”(《答彭进士允初书》),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至于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易大传》提出的见解最为精湛。作者一方面主张“先天而天弗违”(《文言》),即根据自然规律去引导、开发、调整自然;另一方面又提倡“后天而奉天时”,即努力去适应自然。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作用,又强调了人的一切作为都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必须建立在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

哲学领域关于天人关系的上述见解势必会对传统养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养生学直接以人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则在于传统养生文化是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深厚底蕴。事实上,天人关系也确实在中国养生文化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传统养生文化赖以生成的哲学基础。

早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的奠基作《黄帝内经》中就明确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又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可见古代养生家在天人关系学说的影响下,已经直观地感觉到人类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能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既然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也就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种相通相应的关系。所谓“人与天地相参”,强调的正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在传统养生文化中,至少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得到充分印证。

1.人体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存在同步关系。《灵枢》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这就是说,人体的生理活动会随着四季的交替而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还认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意思是说,人的内脏的生理功能分别与四季不同的风向相联系,不同季节的风向往往会引起相应的内脏器管发生一定的病理反应。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人体的生理过程是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相同步的。

(2)人体与自然万物同受阴阳五行法则的制约,并遵循同样的运动变化规律,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人身法天象地,悉与天地造化同途。《素问》:‘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已闭。’又云:‘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故天地有昼夜晨昏,人身亦有昼夜晨昏:天地有晦朔弦望,人身亦有晦朔弦望。其间寒暑之推迁,阴阳之代谢,悉与天地胥似。’”上述观点的核心,就是把天地视为一个大宇宙,把人体当一个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存在着一种息息相关的对应关系。

(3)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构成物质。我国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老子》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指阴阳二气冲荡而化合成万物。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一,同样也是由“元气”化生而成的。《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的“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正强调了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之气合乎规律的产物。事实上,在传统养生理论,特别是《黄帝内经》中,人的生命过程,包括生、长、壮、老、死等各个阶段,都被归结为“气”的发生和聚散的必然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古代养生家充分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统一关系,所以无论在养生理论或实践方面,他们都极力主张把研究人体与探讨自然统一起来。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举痛》),正是上述主张的典型概括。

科学发展史曾经一再告诉人们,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认识方法,而所采用的哲学认识方法的性质又会对该学科的理论及实践产生深刻影响。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天人合一”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其中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或自然与人事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也就是说“天人合一”论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人相通,皆以“天道”,为“人道”之根本,天人是相互贯通的;二是天人相类,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是相似的。如《吕氏春秋・知分》曰:“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人既是天之阴阳所化生,故天人同类而相应。这便是古代养生家探讨人体奥秘的理论武器。如前所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养生领域一般转化成一种关于天地与人体各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对应的所谓“天人大小宇宙”理论。古代养生家往往依据这种理论,从观察宏观的外在大宇宙入手,来指导探索人体的内在微观“小宇宙”。俞琰在《周易参同契发挥》中就指出“古之修丹者,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稽于人心;于是虚吾心,运吾神,回天关,转地轴,上应河汉之昭回,下应海潮之升降,天地虽大,造化虽妙,而其曰月星辰之著明,五行八卦之环列,皆为吾摄入一身之中,或为吾之鼎器,或为吾之药物,或为吾之火候。反身而观,三才(日、月、星)皆备于我,盖未尝外吾身而求之他也”。至于《黄帝内经》对人体构造的认识,更是明显地带有“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影响的烙印。《灵枢・邪客》称:“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总之,在《黄帝内经》作者看来,自然界这个大宇宙有什么,人体小宇宙也就必然会有一个部分或一种机能与其对应。这种对人体奥秘的认识,今天看来尽管包含了不少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成份,但它的产生对于传统养生理论和实践方法的确立,无疑提供了一种直观的理论依据。

其次,“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传统养生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养生理论中,阴阳五行学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这种学说的产生,恰恰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哲学依据的。《类经・阴阳类》称:“道者,阴阳之理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意思是说,阴阳是自然界的总规律,是世间万物的纲领。既然自然界这个大宇宙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根据“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自然会推导出人体这个“小宇宙”也必然要受阴阳法则支配的养生观点。所谓“天以阴阳而化生万物,人以阴阳而营养一身”,实质正是“天人合一”哲学理论在人体阴阳学说中的具体展现。阴阳学说如此,五行理论更不例外。《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这里的“五运”即“五行”。作者明确把“五行”当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提了出来。“五行”即然是自然万物的普遍规律,依据“天人合一”理论,也就自然适用于人体。于是《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篇进而推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素问・天元纪大沦》则讲得更为透彻:“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这就表明,无论“阴阳”或是“五行”学说,“天人合一”观念均在它们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哲学依据的重要作用。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从分析阴阳学说的具体内涵，及其在中国传统养生学中运动锻炼的实际运用入手，阐发阴阳学说对体育健身理论的启示，如神与形、动与静、性与命等阴阳对立面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对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启迪，进而提出遵循阴阳中和原理应是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1阴阳学说概述

阴阳学说是古代人们认识与解释宇宙一切事物的一种宇宙观与方法论，属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它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内含辩证法思想.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产生于阴阳二气，世界万事万物均是在它的作用下滋生、发展、变化.古代思想家从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长久观察中发现，一切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正反两方面，就用阴和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并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阴和阳，既可代表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用于分析一个事物内部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进而认为阴阳的对立和消长是宇宙的基本规律，正如《易经》所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同时，古人认为，原始浑沌之气是有形和气两个方面，万物生于气而成于形，形散而复在于气.万物终始生灭，循环往复，演化无穷，无不在于形和气的变化.古人用阴和阳表述形气之间的演化关系，阐明宇宙间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规范便是阴阳两极转化的太极原理，阴阳矛盾运动成为宇宙间物质运动最基本的形式.诚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按照阴阳学说，阴和阳代表着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凡属静的、有形的、内在的、向下的、寒冷的、晦暗的、衰退的均属于阴;凡属动的、无形的、外在的、向上的、温暖的、明亮的、亢进的均属于阳.正常情况下，阴阳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对立、互为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消长.当阴阳双方动态协调平衡，则万物有序生生化化，在人体则表现为阴平阳秘，身体健康.反之，当阴阳失衡，则表现为逆乱和灾害，在人体则表现为疾病，一旦阴阳失衡无法逆转，则阴阳离决，出现死亡.阴和阳是事物的相对属性，因而存在着无限可分性.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和阳两类，任何一种事物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而每一事物中的阴和阳的任何一方，还可以再分阴阳.这种事物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现象，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是无穷无尽的.阴阳的对立统一，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等，说明阴和阳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孤立的、静止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相辅相成的.

2阴阳学说在传统体育健身中的运用

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体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如何指导人们进行体育健身、养生方面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可贵的探索，这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体育健身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概括地来讲，阴阳学说在传统体育健身中的运用主要从以下几个原则来体现:

2.1既要养形，更要养神

从阴阳学说来看，形神兼养才是科学的，从人体生理机能来看，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对人体健康起的作用更大.《太上御览》中指出:“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神是人的感觉、意识、精神思维活动的总称，也是人体身心状态的外在综合表现.神为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和生命存亡的根本.把养神作为形神这一对阴阳矛盾的主要方面，才是真正把握实现健康的关键.现代体育健身理论主要侧重在形体运动锻炼方面，并形成了自身的一整套完整的体系，通过增进运动器官机能和内脏器官功能，虽也能有效地改善人的神经过程和心理品质，即“身体健全，情感斯正”，但其对人的神，也即精神世界、心理品质等的作用毕竟有限，只能是副产品.而养生学把神经系统功能调节作为养生之要旨，有“首要养神，其次养形”之说，并创编出许多相应的锻炼理论和方法，如反省、放松、宁静、心斋坐忘、养神法、修心养性、仁者寿等.重视养神也是对现代体育衍生的各种流弊的纠偏途径.

2.2动静兼修

动与静是体育健身手段两个大的方面，只有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是不科学的、不完整的.现代体育运动强调和追求的只是“生命在于运动”，都是利用形体的运动锻炼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而养生学强调动、静结合，以静为主，主要是以安静调养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为主要途径来保养生命，延年益寿.如老庄主张清静无为和《黄帝内经》认为:“恬谈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善养生者养内”;陶弘景认为:“静者寿，躁者夭”.唐代孙思邀主张“少思、少念”以静神，明代《养生四要》提出“慎动”的养生观.传统养生学有一条主线就是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动以养形在传统养生学中是处于从属地位，主要是适宜的劳动、导引运、按跷和仿生运动、武术、太极拳、动功等.动以养形特别强调适度，《黄帝内经》强调“形劳而不倦”、“不妄作劳”;华陀指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这都说明健身锻炼的运动量要适当，避免过大的运动负荷对机体的损害.这与现代西方体育的“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意识与参与意识有较大的区别.动与静对健康与延年益寿的作用的争论历来没有平息过，两者都有许多实际的例子作支持，从阴阳学说来看，动与静的选用不可偏废，应结合个人的身心特点和年龄、时间、环境、现实条件来合理选择健身方法.

2.3性命双修才是好的健身方法

性是指人的性格、精神、心理等意识活动的基础和本原.命是指人的体质、体格、血肉物质等机能活动的基础和本原.性与命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体的生命，故性命又可理解为生命.性属阴，命属阳;性乃神，命乃精;从身心而论，性乃心，命乃身.好的健身方法应是性命双修，既能修心养性，也能强健体魄，增进健康.阴阳可以互根互用，消长转化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修心养性和运动锻炼都能增进健康，延年益寿.现实世界也各有支持的例子，但运动锻炼并不必然地提高人的心性修养，体魄强健的人，也并不一定是修养很好的人，粗浅、鄙陋大有人在.只有对性与命都给予同样的关注，即对人的品德、修养和强身健体给予同样重视，才能做到阴阳平衡，去掉偏颇的流弊.修性以炼神为主，特别是意识的锻炼和控制，重在精神;修命以炼精、炼气为主，特别是体液的锻炼和调节，重在身体素质的锻炼.性命双修就是使精神意识状态与躯体生理机能均达到最佳境界，遵循的是阴阳平衡、形神合一、心身一体的生命整体观，这对体育健身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3遵循阴阳中和原理应是体育健身理论建设的必由之路

主席说过:“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只讲一点论”.从人类为了追求健康与延年益寿来看，有养生学和现代体育等诸多理论学科和方法体系.从阴阳学说在人体方面运用来看，动属阳静属阴;命为阳性为阴;形为阴神为阳;脏为阴腑为阳;血为阴气为阳等等.现代体育理论和方法更多的是从动、命、形等方面来研究，是基于西方医学和西方哲学与文化所产生发展的一门学科.强调“生命在于运动”，主张机体的运动锻炼和承担一定的运动负荷，与中国的传统养生学有较大的区别，从阴阳学说所论证道理来看，这是不全面，有失偏颇的，是形而上学的一点论，而养生学却正好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人的身心是一体的，既要有形体的运动锻炼，也应有精神、心理的静养修炼，这样的体育健身理论才是全面的、合理的、科学的.目前我国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体育健身思想和理论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创新，新的体育健身理论正在形成中.

阴阳学说对阴阳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揭示较为彻底，同时也对阴阳的和谐统一加以探索和阐明.阴阳和谐既是矛盾运动规律，又是生命之原理，还是事物稳定性的保证.《易经·乾·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道变化即天道变化.天道规律的变化，也就是一阴一阳对立统一规律的变化，也因此才使万物各得其生命和属性，万物各得其生命和属性乃是阴阳对立面正而不偏“大和”的结果.也唯有保持阴阳正而不偏的这种合和，才会使其自身能继续存在而不夭折.所以程颐解释说:“‘保’谓常存，‘合’谓常合”，所谓“大和”，就是阴阳对立面力量均衡无偏胜，矛盾双方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物可以得到稳定的发展，故日“乃利贞”.阴阳不相同的对立面却能“和”在一起达到“以相济”，起着互补的作用.矛盾双立均衡而互补，具有同一性，才能发挥生之功能.矛盾双方的这种“大和”状态又叫作“中”，所以“大和”又称作“中和”.《黄帝内经》不拘于阴阳某一方，不偏动不偏静、不偏命与性，而是追求和，也即阴阳的平衡，和谐统一。

尚中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行为准则，中即正，正即中，尚中就是要求恰如其分地掌握宇宙的法则和规范，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中与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是恰如其分，切中其理，和是阴阳协调，和谐制化.中与和皆是天地万物的本性，而中为理，和为表;中为因，和为果;中为质，和为文.事物合于中正，方可能和调制化;从阴阳学说看来，大和和中正是事物的理想状态，如果阴阳双方能够保持中和，则事物即可长久.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文/李俊德

朱良春,男,汉族,生于1917年7月。原任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院长,现为该院技术顾问、南通市中医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医内科主任医师、客座教授。朱老认为《内经》所说的“恬淡虚无”即是最佳的养生方法。

好多老同志在离退休后,都希望健康长寿、欢度晚年,前来寻求长寿保健之道,我每以“动可延年,乐则长寿”八字赠之。要活就要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畅,增进体力,加强抗病防御机能,从而达到延年的目的。但动要适度,不可超量。孔子说:“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法国哲学家卢梭也说过:“教他如何生活,不要教他如何躲避死。”要想延年益寿,就要热爱生活,保持乐观。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则可延年。我每天生活节奏较紧凑,无时间去练气功、打太极拳,但坚持上下班骑自行车,外出活动也骑车,这是一种不占时间的锻炼方法。每天早晨或晚上做5-l0分钟四肢活动的自由操,即左右摆动四肢,用手指梳头发,然后两手擦面部、摸耳翼,左右缓慢转动头颈,这样能使头目清爽、两腿轻健,减少面部皱纹,控制颈椎病。

少睡多用脑,健脑抗衰老。长期以来,我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睡得太多,人的精力易于懒散。美国心脏病专家韩明发现,每晚睡10小时的人比睡7小时的人,因心脏病死亡的比例高一倍,因中风而死亡的比例则高出35倍。失眠时不要急躁,全身放松,听之任之,恍恍惚惚,也可起到同样的睡眠效果。我长期坚持“每日必有一得”的习惯,如果哪天没有什么新的见闻或心得体会,晚上就无法入睡,常常要翻阅书报、杂志,有了新的所得始能酣然入睡。我先后写了六部书、140多篇医学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挤时间写的,我以此为乐,精神有所寄托。

“世人欲知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人是处在矛盾之中的,不顺心的事经常遇到,但我从不懊恼、耿耿于怀,对名利之争一笑了之,泰然自若,真正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我经常用生黄芪煎沸,去渣后加入薏苡仁、杞子、百合、绿豆同煮,早晚食之,有益气健脾、解毒防病之功。我还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自觉对延缓衰老有一定作用。

我以规律的生活和乐观的情绪来获得自己的健康。说到养生之道,《内经》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既概括又具体,实是至理名言。我认为,不论采用哪种养生方法,关键在于坚持,一定要持之以恒,始可收效。

与长寿无缘的九种人

文/王建

1.嗜烟如命的人:吸烟对人体多种器官都可以产生危害,嗜烟如命的人更容易早逝。

2.经常酗酒的人:酒精可以对肝脏造成危害,经常酗酒会伤肝损脾,故容易早逝。

3.心胸狭窄的人:心胸极度狭窄,嫉妒成性,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易患身心疾病而早逝。

4.生活无规律的人:生活没有规律,又不讲养身之道,容易导致多种疾病而早逝。

5.常爱吃药的人:身体稍有一点不适,便药罐不断,甚至多种药物同时服用,结果往往会顾此失彼,甚至引起诸多不良反应而易早逝。

6.有病硬熬的人:患病后不及时上医院就诊,任其发展,往往易使轻者变重、急者变慢,失去良好的治疗机会,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而早逝。

7.心情忧郁的人:心情长期忧郁,闷闷不乐或悲哀过度,以及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的人,既伤志又伤身,故容易早逝。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好多老同志在离退休后，都希望健康长寿、欢度晚年，向我询求长寿保健之道，我每以“动可延年，乐则长寿”八字赠之。要活就要动，运动可以促进血液流畅，增进体力，加强抗病防御机能，从而达到延年的目的。但动要适度，不可超量。孔子说：“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法国哲学家卢梭也说过：“教他如何生活，不要教他如何躲避死。”要想延年益寿，就要热爱生活，保持乐观。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则可延年。我每天生活节奏较紧凑，无时间去练气功，打太极拳，前些年一直坚持上下班骑自行车，外出活动也骑车，这是一种不占时间的锻炼方法。现在每天早晨或晚上做5～10分钟四肢活动的自由操，即左右摆动四肢，用手指梳头发，然后两手擦面部、按摩耳翼，左右缓慢转动头颈，这样能使头目清爽，两腿轻健，减少面部皱纹，控制颈椎病。

少睡多用脑，健脑抗衰老。长期以来，我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睡得太多，人的精力易于懒散。美国心脏病专家韩明发现，每晚睡10个小时的人比睡7个小时的人，因心脏病死亡的比例高一倍，因中风而死亡的比例则高出35倍。失眠时不要急躁，全身放松，听之任之，恍恍惚惚，也可起到一定的睡眠效果。我长期坚持“每日必有一得”的习惯，如果哪天没有什么新的见闻或心得体会，晚上就无法入睡，常常要翻阅书报、杂志，有了新的所得始能酣然入睡。我先后写了6部书、140多篇医学论文，绝大多数都是挤时间写的，我以此为乐，精神有所寄托。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古人有句卫生歌这样说：“世人欲知卫生道，喜乐有常嗔怒少，心诚意正思虑除，顺理修身去烦恼。”人是处在矛盾之中的，不顺心的事经常遇到，但我从不懊恼，耿耿于怀，对名利之争，一笑了之，泰然自若，真正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养生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嵇康的《琴赋序》有着丰厚的理论内涵与价值。一是对以往音乐题材作品“危苦”、“悲哀”风格的概括。二是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观。三是丽藻与情理兼善的主张。

声有无哀乐，是正始时期重要的玄学论题。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连带他的《琴赋》因为是这一论题的代表性著作而备受后人关注，其中《琴赋》更因为其勾通文、乐的特性而屡为文论家所赞赏。何焯即云：“音乐诸赋，虽微妙古奥不一，而精当完密。神解人微，当以叔夜此作为冠。”(《文选评》)刘熙载在《艺概》中也深为感叹地说：“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者同语。”其实光《琴赋》前的那篇短序，也堪称好文，不仅真情毕现。也不乏理论意义，兹作简要分析。

先看序文：“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辍叙所怀，以为之赋。”这篇序文的理论内涵，大体说来，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对以往音乐题材作品“危苦”、“悲哀”风格的概括。关于音乐题材的作品，嵇康在指出“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的同时。又说“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并进一步将这种“体制风流”概括为：“以危苦为上”、“以悲哀为主”、“以垂涕为贵”。嵇康之前。确有不少人写过音乐赋，相传为宋玉所作的《笛赋》不说，单汉代就有枚乘的《笙赋》(据马融《长笛赋序》)与《七发》、王褒的《洞箫赋》、刘向的《雅琴赋》、傅毅的《琴赋》、马融的《长笛赋》与《琴赋》、侯瑾的《筝赋》、刘伯康(刘玄)的《簧赋》(据马融《长笛赋序》)等。它们确实表现出尚悲的共同倾向。枚乘《七发》将音乐写成“天下之至悲”。已开此先例。接下来王褒《洞箫赋》说：“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嘴毅《琴赋》云：“尽声变之奥妙，抒心志之郁滞。”马融《长笛赋序》道：“甚悲而乐之。”侯瑾《筝赋》说：“朱弦微而慷慨兮，哀气切而怀伤。”“感悲音而增叹，怆嚬悴而怀愁。”莫不以悲为尚。可知嵇康对以往音乐题材作品“危苦”、“悲哀”风格的概括是合乎赋史实际的。

此间原因。除“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这一普遍规律外。楚声、楚歌、楚辞悲怨风格的影响也不可忽略。项羽为虞姬，刘邦为戚夫人，李陵为苏武所唱楚歌皆为显例。就物质材料言，楚声歌曲主要使用丝竹乐器，而“丝声哀，竹声滥”(《礼记·乐记》)、“丝竹之凄唳”(《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适合于演奏悲怨凄惋、悱恻缠绵之乐曲。楚声及其悲怨风格的影响不仅及于汉乐府，也关乎整个汉代音乐的特色。所以汉恒帝闻奏楚琴凄怆伤心。赞日“善哉!”汉顺帝上恭陵，闻鸟鸣而悲泣。言“丝声若是，岂不乐哉!”郭建勋师《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论及建安文人悲歌心态的成因时曾指出“悲歌心态之所以成为建安文士的普遍心态，与汉代以来‘以悲为美’的音乐特色也存在不容忽视的联系。”

建安以来，不特辞赋，诗文也屡屡表现出此种好尚。如繁钦《与魏文帝笺》云：“清激悲吟，杂以怨慕。……凄入肝脾，哀感顽艳。……同坐仰叹。观者俯听，莫不泫泣殒涕，悲怀慷慨。”(《文选》卷四十)潘岳《金谷集作诗》曰：“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文选》卷二十)陆机《拟东城一何高》道：“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文选》卷三十)

然而在嵇康本人看来，“危苦”、“悲哀”之尚是不解音声的表现。因为嵇康是主张“声无哀乐”的，他也反对“一致之声”与“偏固之音”。所以在自己的《琴赋》中对前人的“体制风流”有所改变，比如写琴木的生长环境，便一改汉人赋极状其险恶、荒凉、凄苦之状的写法，将桐树置于雄奇、幽美，“自然神丽”的环境里。以醇和雅洁之尚取代凄楚危苦之好。写音乐的效果也不同于前人之赋一味以至悲为尚，而是说其既可使“怀戚者”伤心。也可使“康乐者”欢愉，“和平者”怡悦。有着更为丰富多彩的审美内涵。

后来庾信的《哀江南赋序》中有“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的句子，显然是从嵇康《琴赋》序变化而来，这种否定之否定。无疑是刻意的强调。

二是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观。肇始于孔子，发展于荀子，完成于《乐记》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与伦理修养和政治教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一开始就提出了“尽善尽美”的标准，《乐记》则更进一步强调：“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在儒家看来，“礼”、“乐”的根本在于“同民心”而达“王道”，所以《乐记》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因此，有“德音”、“溺音”，“乐音”、“音”之分。有“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之辨。

《乐记》中“声”、“音”、“乐”也成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由“声”到“音”再到“乐”不仅是一个艺术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知民心，化民心而后“治天下”的过程。就精神层面言。“乐”和“礼”一样还是儒家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有关宇宙的、人生的、政治的哲学思想。

汉代音乐赋大多受儒家乐教思想的影响。王褒的《洞箫赋》云：“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癔，顺序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怼。”作者显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作赋的，他把声音比之为慈父、孝子、壮士、君子。可以让贪婪的人变得廉洁，让凶狠的人变得仁善。体现出了鲜明的“移风俗、美教化”的儒家“乐教”思想。侯瑾《筝赋》称颂筝音“若乃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马融《长笛赋》说：“若然六器者，犹以二皇圣哲姓益。况笛生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赞，悲夫!”傅毅《琴赋》道：“明仁义以厉己，故永御而密亲。”莫不表现出鲜明的乐教思想与颂美精神。

与儒家的音乐功能观不同，嵇康把音乐欣赏与个人的修道养生联系起来，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可以“肆志”、“广意”，可以让你“处穷独而不闷”。

嵇康“声无哀乐”说，将音乐归本于自然之道，认为“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传统的功利主义乐论。而嵇康自己关于音乐功能的观念，其实又是在相互关联的道家、玄学及个人有关养生的实践与体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琴赋》里说：“更唱迭奏。声若自然，流楚窈窕，惩躁雪烦。”“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性絮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

“情情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及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要使精神得到保养。就必须“惩躁雪烦”、“体清心远”，以期“旷远”、“渊静”、心气和平。再看其《养生论》：“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平和。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以此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在嵇康看来，养生之道。一在“唏以朝阳”、“呼吸吐纳”以养形，一在“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以养神，以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平和境界。但人世难免有忧喜之遇与爱憎之情，因而琴又是解脱精神困扰，寻求心理平衡的重要工具。嵇康所论“琴德”，实已近于道家。至成公绥《啸赋》，则全为道家了：“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语。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19巨僻，仰天衙而高蹈。邈娉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文选》卷十八)

三是丽藻与情理兼善的主张。从表现手法来看，王褒《洞箫赋》、马融《长笛赋》都极尽铺陈之能事，嵇康对此不满，因为它们“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从嵇康自己所作的《琴赋》来看，其中既不乏华美形象的语言，又有对音乐情理的独到阐发。这应该得益于嵇康个人的才情禀赋与魏晋思辨学风的影响，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便是专门讨论音乐思想的哲思之作。在这篇文章里，他也不满汉人对音乐的单一理解，认为：“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嗍当然。赋体的铺陈形式与玄学思辨的有机结合。更便于实现其赢藻与情理兼善的主张。此后的成公绥。在其《天地赋序》也强调了丽藻与深思融汇的重要：“赋者，贵能分理赋物。敷演无方。”这应该是文体代变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