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合同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第1篇
具体说来，当事人一方向他方提出订立合同的建议和要求，要约人除表示希望订立合同的愿望和决心外；还必须按法定要求明确提出合同的主要条款，以便对方考虑愿否接受，这种订约提议即为要约。当事人另一方对对方的要约表示完全同意即为承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亦是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程序。通常先由投保人填写保险人事先即就的投保申请收，保险人经过审核后认为可以承保并收受第一期保险费后签发保险单，合同乃告成立。
要约与承诺都是一种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就要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的三个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主义公共利益，予以贯彻执行。这就要求双方当事人都要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并且要根据《经济合同法》第4条规定，订立合同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必须条例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牟取非法收入。其中对人身保险尤为重要的一条，要求意思表示真实，只有意思表示真实，方能发生表意人所希望的效果。对作为射幸合同的人身保险合同，特别要强调“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如果意思表示不真实，即投保人不真实告知导致保险人的错误判断而作出的承诺，保险人可以撤销由于被欺诈而作的意思表示，解除法律对自己的约束。在这里，人身保险虽无正式法规规定，但可参照《财产保险合同条例》的精神，投保人如对主要危险情况不申报，或者有隐瞒，或者作错误申报，保险方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据此，投保人在要约时，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须履行告知义务的人一般规定为投保人，但是就人寿保险而言，对于保险标的物（即被保险人）的情况，最为了解的莫过于被保险人本人，因此，被保险人亦应负告知义务。至于何种内容必须告知，往往以“重要事项”或“重大事项”作为应行告知之事项，因此告知范围并非无限的，有时采用“书面询问”方式，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只经就投保申请书或体格检查书所记载的询问事项据实告知，即作为已履行告知义务了。告知与陷瞒可说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告知是积极的，而隐瞒却是消极的，投保人于要约时，必须采取积极的行为，以免承担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第2篇
由于自杀免责条款的立法宗旨之一在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遏止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图谋保险金而蓄意自杀，所
以，保险法中的“自杀”应是指故意自杀，即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意愿；客观上必须实施了足以使自己死亡的行为。若当事人仅实施了足以使自己丧失生命的行为，但没有自杀的企图，也不能认定为自杀，主客观要件，缺一不可。人身保险承保各种人身风险，包括人的死亡风险。自杀虽是人的死亡事件，但其发生不同于疾病和意外伤害，不具有偶然性，是可以人为抑制的行为，因此一般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将其列为除外责任，属于“不可保危险”。
那么自杀是否应当截然地被排除在承保责任之外呢？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和判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自杀完全被排除在可保危险之外。第二种做法：被保险人在何种情况下自杀，保险人都要承担责任。第三种做法：对自杀作时间上的限制，即被保险人在规定的年限内自杀，列为责任免除；在规定的年限后自杀，保险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自杀条款主要表现在《保险法》中的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二、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与原保险法之异同
我国保险法中有许多关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条款。对此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也对其作了许多的修改，例如：旧法第第64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新法在第65条在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新法在第65条中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款“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旧法第65条“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新法在第66条作了修改“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关于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上文已阐述，主要体现在旧法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新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7条作了修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不适用前述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保险人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以及原保险法第67条“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8条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被保险人因抗拒司法机关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适用前款规定。”
三、修订草案中有关自杀条款变化的进步与缺陷
从以上对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的前后规定的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1）在用语方面，送审稿更加的严谨，具体。不少地方虽未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只是简单增加一些词语，就是法条更为明确，减少了实践中的争议。（2）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些研究成果在修改稿中体现很多。如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当事人的合议。将合同法的有关原理运用于保险中。
但是，虽然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对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作了修改，有关自杀条款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涉及，对自杀条款的规定还不够完善。
（一）精神病人的自杀
对于精神病人自杀，目前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拒赔。第二种意见是赔付。笔者认为，对于投保前，已患精神病的，保险公司可不予承保，投保人知而未告，属隐瞒，保险合同无效；若投保后才患精神病的，不论是否满一定年限（如两年）保险人都应给付保险金。目前我国保险业还不成熟，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投保人大多不具备专业水平，难以同保险公司抗衡。从保险法设置自杀条款的目的来看，它主要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而故意实施自杀行为。精神病人实施自杀行为完全属于其在患有精神病期间的无意识行为，因此毫无保险欺诈的故意可言，故对精神病人适用自杀条款是有违保险法设置该条款的立法目的的。寿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做法也是如此，如美国法院认为，如果被保险人无法抵制其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的冲动或由于神志不清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能援引自杀免责。
（二）未成年人的自杀
未成年人包括未满10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险实务中的一般做法是：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予以赔付。已满10周岁未满14周岁的被保险人，两年内自杀，可以考虑协议赔付。已满14周岁时，根据刑法规定，已经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般适用免责条款，予以拒赔。保险法及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由于目前保险市场上，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承保对象的保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意外伤害险性质的学生平安保险，一类是具有寿险性质的少儿保险，因此，应分别对待。对于学生平安保险，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死亡保险金。因为该保险属于意外伤害险性质，一年一交费，提供的保险保障主要是意外伤害保障、意外伤害医疗保障、住院医疗保障等等，不涉及自杀伤害所引起的保障，所以将自杀作为除外责任。对于少儿保险，不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赔付死亡保险金。不仅对于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应包括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从心理学角度讲，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具备必要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且对危害社会的行为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因此，自杀对他们应属于保险责任，无可非议。对于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也有限，同样不能完全意识到自杀死亡后的危害和后果。即使年满14周岁，应对部分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如前所述，保险自杀免责条款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为防止保险欺诈，未成年人谈不到为图谋保险金而自杀身亡，且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的利益，如果对于不是由于为图谋保险金的原因而发生的自杀一概不予给付保险金，将使未成年人之监护人既遭受精神痛苦，又遭受物质损失。所以，应从社会的角度，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的自杀采取宽容态度，采取缩短自杀除外责任期间等中庸的解决方法；第二，少儿保险具有寿险性质，其在编制生命表时已经考虑了自杀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投保人已经给自杀投了保，因此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其法定的义务。
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第3篇
如实告知是最大诚信原则在人身保险合同缔结中的重要体现，本文主要了违反如实告知的法定（构成要件），即：从履行主体上说：做为合同当事人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合同关系人的人都应该是告知义务人；从履行期限上说：告知义务应当在新契约（或性质上属于新契约）缔结前履行；从告知形式上说：我国保险法规定了询问告知方式；而告知内容从客观上来说为告知义务人如实告知其所知悉足以危险估计的重要事实。
如确有违反如实告知行为的发生，保险人享有合同的法定解除权。但也应有所区别，一是在投保人持有主观恶意的情况下，不论其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据此解约。二是对具有过失的投保人，只有当其违反如实告知的事实对保险事故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人才有权解除合同。同时保险合同的解除是保险合同终止并不消灭已经开始的保险责任，保险合同解除导致合同终止没有溯及力。而对于合同解除权的期限，为防范道德风险，本人认为保险解除权的先例期限进行限制应附加条件。如“自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两年”。或者“自合同成立起两年，但属于投保人故意不如实告知的除外”。
关健词：如实告知；寿险合同；适用
告知是订立保险合同的必要程序，是《保险法》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规定的合同双方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然而，什么样的“说明”构成保险法所要求的“说明”，未说明的后果，保险人的询问采取哪种形式，投保人如实告知的形式，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鉴于此，本文就人身保险合同中告知义务的法定内容及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进行试论，有不当之处请予以批评指正。
一、告知义务的法定内容
（一）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
1、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告知义务人的主体原则上为投保人，这一点可以从保险法第17条第1款条文表述上得到清晰印证。
被保险人是否也应成为如实告知义务人，我国法律上未作明确规定。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时（在财产保险中为常态），不会产生这个。但是，当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分属不同人时，上述问题就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在后者情形，如果被保险人不负如实告知义务，则保险人只能要求投保人告知有关事项，并且只有当投保人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告知义务时，才可主张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效果。换言之，如果被保险人对于危险估计的有关事项故意或者过失隐瞒或者遗漏时，保险人无法主张解除保险合同。
本人认为被保险人应为如实告知义务人。
（1）根据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1款、第23条有关保险事故发生后通知、资料提供义务，第37条的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义务履行主体都有被保险人，这些通知、说明、提供证明材料等行为的物理属性与如实告知是相同的，依据最大诚信原则，被保险人理所当然应该成为订立保险合同前的如实告知义务人。
（2）就实际情况而言，通常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及其危险程度更加了解，由其对保险负如实告知义务，实践上是可行的。
（3）被保险人通常是保险受益人，根据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对被保险人科以如实告知义务也不会产生权利义务失衡现象。
因此，告知义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被保险人应无置疑。
2、保险人和人。
告知义务的相对人为保险人或其人。
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保险人应当承担说明义务。保险人是说明义务的当然、法定的履行主体。法律之所以作如此规定 ，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保险条款具有专业性和性；二是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均由保险人预先印就，被保险人不能真正参与合同的议定；三是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使得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居于较优于投保人的地位。在这种状态下，若保险人不对投保人详加事先说明，就等于投保人被强制接受该条款。
但在保险实务中，投保人很少与保险人直接接触，而大多与保险人直接联系并向其告知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若保险人未将此告知保险人，那么保险人以后能否以投保人未履行告知义务为由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从国外保险立法及保险惯例来看，保险人在业务范围内所知道或应知道的事宜，均可推定为保险人所知，保险人不得以保险人或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这也是保险与民事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
1、保险合同订立前。
关于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我国保险法未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九条解释为：“告知义务的履行限于保险合同成立前。”因此，在保险人做出承保的意思表示之前，如实告知义务人均可进行如实告知行为。所以在保险人作最后决定，即承保之前，投保人都应负有说明告知义务。
2、保险合同订立后。
对于保险契约成立后，针对保险标的发生的重要事项的告知，当属于保险合同存续期间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危险通知义务的范畴。但是如果合同效力中止后再复效、合同期满后再续约或合同变更时是否仍适用于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呢？保险法未明确规定，只能靠法理来解释了。
（1） 复效时。复效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有告知义务取决于对复效合同性质的
认定，即复效是签发新单还是原合同的继续。有的学者认为：保险合同复效本质上仍属原合同的继续，而不是订立新合同，因此，投保人无须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也不得要求投保人重新履行告知义务。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告知时期除合同订立时外，合同复效时保险人也有确定危险的必要，美国寿险保单也多规定复效时有告知义务、日本寿险保单也有类似条款。关于两种对立观点，本人认同后一种观点。
（2）续约时。在保险合同续约的情况下，其本质原属两个合同，即续约在法律上的意义为再订约，所以投保人应负如实告知义务，但是若该合同的续约基于双方当事人在原合同内订有“自动续约条款”而产生的，显然表示双方当事人有意以原合同的内容不加改变而继续其效力，保险人接受续约投保人在原合同订立时所告知的内容，所以投保人也无须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此外，若合同内并无“自动续约条款”，而以期间届满时或届满前以订约方式延长该合同的效力时亦同。只有在原合同因期间届满而丧失效力后，当事人在隔一段期间后以原合同为内容而续约时，才属真正的新合同订立，投保人有重新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3）合同内容变更时。就形式上而言，保险合同变更并不属原合同的订立，但若改变的内容对保险人的危险估计有影响时，则视为新合同的订立，投保人负有重新如实告知的义务，如增加保险标的或保险灾害。至于不影响原合同对价平衡的，则不属之，如提高医疗给付，或增加保险人的责任等情形。
（三）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
我国保险法第17条只规定投保人对保险人的询问应如实告知，至于保险人的询问采取哪种形式（书面、口头或其他方式），法律没有规定。保险实践中，告知的采用询问告知主义，即由保险人在投保单中将其认为重要的事项都列于附加询问表中，投保人只需逐项填写即可，对于保险人所未问及或投保单未列明的事项，应推定为不是保险人所欲知悉的重要事项，投保人对询问事项如实告知即为已履行告知义务。另外依据通常的说法，投保人除了以书面方式外，也可以口头方式履行其如实告知义务，但如果投保人主张对所询问事项已口头说明或告知，则须负举证的责任。告知的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或其他足以让保险人明了的形式。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例外。
（四）告知义务的履行范围
告知，指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将有关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重要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即通常所谓的投保人对保险人享有的告知义务。
1、“重要事实”的判断依据。何谓"重要事实"，各国保险法也有不同的规定。如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2款规定：“所有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担某项风险的情况均为重要事实”。而美国保险法律则根据“危险增加法”及“影响损失法”来判断是否为“重要事实”。
从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内容可以看出：重要事实应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事实；第二种是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提高保险费率的重要事实。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重要事实”的判断纯属医学知识，所以必须由体检医师对被保险人进行精细的诊验，但与此同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应当将其既往病史向体检医师做如实告知。这种情况下，投保人所应如实告知的重要事实的范围因为体检医师的介入而缩小了，凡体检医师检查可以发现的病症，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都不负告知义务，即使体检医师因学识经验不足未能发现，后果也由保险人承担。
2、“重要事实”应为义务人知道或应知道的。如实告知的重要事实，仅限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已经明确知晓的、理应知晓的或不能确定为不知的事项。倘若责令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其并不知晓或无法获知的，但客观上又确实存在的事实，也必须向保险人作出告知，无疑要求其成为“无所不知”的专家，这不仅不现实，而且让其承担主观上并无过错的责任，显然有违最大“善意”原则设立的初衷了。所谓的“明知”是指投保人或保险人明确表示其知晓该项重要事实；“应知”则应当依一般人所具有的常识，并结合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当时所处的境地进行具体判断；至于“不能确定为不知的事项”其实是明确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举证责任，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其在当时对该项重要事实确实不知，才可以对抗保险人，否则一律推定其为知晓。 3、“重要事实”应为保险人所不知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如实告知的重要事实必须是保险人事先并不知晓或不完全知晓的。对于保险人已知的或在通常业务活动中应当知道的，即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告知，也不会其对危险的估算，若出现错估的情况，后果由保险人自己承担，与投保人无关。此外，对于下列事项，投保人可以不告知：（1）任何使风险减少的情况（2）经保险人申明放弃了解而不需要告知的；（3）投保人按照默示或明示担保条款不需要告知的。
二、违反告知义务的后果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3、4款之规定，如实告知义务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后果是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情况决定是否退还保险费。针对此解除权的规定，分别就以下进行探讨：
（一）解除权的产生
关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
1、无效主义。认为告知义务为保险合同的成立因素，故告知义务人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合同自始无效。如法国保险合同法第2条中规定，“应投保人的故意隐匿或虚伪告知时，假如其行为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的评价者，保险合同无效。”
2、解约主义。认为违反告知义务时，保险合同非当然无效，仅认为一定期间内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使产生与无效同一的结果。如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6条中规定，“违反前项规定而不告知重要事实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
就上述两种观点而言，第二种更为合理，有利于保险业务的巩固，我国《保险法》也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即赋予保险人以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
（二）解除权的限制
义务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依一般法理属于“缔约过失”。至于是否会产生影响，除了考察如实说明义务人是否就其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重大情况进行了说明之外，还应该考察保险人是否就如实告知义务人所未告知的事项已明知或者应知而定。如果义务人违反保险法第十七条所规定之说明义务，但保险人仍因已明知或应知该事实，而不应有错误估计危险之情形，保险人不应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换言之，如实告知义务人因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固然应受“缔约过失责任”之处罚，但如果保险人对其未做说明之事项明知或应该知道，也存在“缔约过失”，两相抵消，保险人之契约解除权应该被剥夺。需要注意的是，国外保险法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在我国，这只是一种法理上的推导。
（三）解除权的行使
我国保险法并未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任何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民事特别法，从法理上看，特别法应当优先于普通法，特别法有规定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无规定的，则应适用普通法。保险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的规定。
因此，保险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一是保险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权，二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解除。保险人直接行使合同解除权，自解除合同的意思通知对方当事人时，合同解除即告成立，自此之后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若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而诉至法院或仲裁机关时，合同解除则由保险人直接解除转化为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决解除。法院或仲裁机构如认定解除无效，则合同解除的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保险人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直接解除与司法解除的关系问题。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直接解除是司法解除的先行程序，司法解除是直接解除的补充。如果未经直接程序，当事人的司法解除申请不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在保险实践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投保人的索赔请求被保险人拒绝后，诉诸法院。在法院审理过程中，保险人提出解除合同，并请法院判决解除。依据上述，法院即不应支持保险人的这项请求，而应不予裁决，留给保险人自行行使此项权利。
（四）解除权的效力
保险法上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解除权具有两方面的效力，一方面具有溯及效力，使合同自始无效；另一方面，就保险费而言，可能只具有向后的效力，保险人在解除保险合同前所收取的保险费仍然得到法律的认可，可以不必返还。
按照《保险法》的规定，因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解除合同有两种情况：
1、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就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而无需判定投保人隐瞒的事实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因为有意不履行如实告知行为是一种恶意的不作为，具有欺诈的性质，严重违反了做为保险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法律应该予以禁止。
2、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这种情况下，保险人不能直接解除合同，
还必须同时具备投保人未告知事项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这一条件，保险人才能解除合同。如果投保人过失未告知的事项不属于保险人需要了解的重要事项，并且该事项不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保险人则不能以此为由解除保险合同。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主观上有过错，要么是疏忽、遗忘未告知或者是轻信不用告知而未告知。对于投保人的过错行为，法律不应该鼓励，当事人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五）解除权的期限
人身保险经营实务中，由于法律对保险人的上述解除权未进行任何限制。故存在保险人明知解除事由而不解除，继续收取保险费直至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以投保人存在不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并不退回保险费的情况，从而造成了对投保人的不公平。故《解释》第四十条规定了该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即不可抗辩期间）。认为保险人如在合同成立之后两年内未行使解除权的，解除权消灭。
本人认为，在的保险环境下，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规定为自合同成立起两年，实务中会助长不诚信的投保行为，诱发道德危险。故建议对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进行限制应该附加相应的条件。如为“自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两年”。或者“自合同成立起两年，但属于投保人故意不如实告知的除外”。
告知义务是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身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应依保险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各自应尽的告知义务。这也是保险合同得以履行的前提。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违反如实告知的构成要件应当为：告知义务人在新契约订立前，故意或过失未如实回答保险人的询问，询问的内容属于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情形，并且为义务人所知而保险人不知内容。
对违反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保险人享有法定解除权。但也应分别对待：一是在投保人持有主观恶意的情况下，我国立法上采用了非因果关系，即不论其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据此解约。二是对仅怀有过失的投保人，只有当其违反如实告知的事实对保险事故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人才有权解除合同，这正是因果关系说的主张。
由于可见：保险人应尽到自己的法定说明义务，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也千万别忽视履行自己应尽的如实告知义务，这也是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
1． 周玉华：《最新保险法法理精义与实例解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除（征求意见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5． 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6． 周玉华：《保险合同法总论》，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第4篇
由于自杀免责条款的立法宗旨之一在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遏止被保险人通过保险图谋保险金而蓄意自杀，所
以，保险法中的“自杀”应是指故意自杀，即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意愿；客观上必须实施了足以使自己死亡的行为。若当事人仅实施了足以使自己丧失生命的行为，但没有自杀的企图，也不能认定为自杀，主客观要件，缺一不可。人身保险承保各种人身风险，包括人的死亡风险。自杀虽是人的死亡事件，但其发生不同于疾病和意外伤害，不具有偶然性，是可以人为抑制的行为，因此一般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将其列为除外责任，属于“不可保危险”。
那么自杀是否应当截然地被排除在承保责任之外呢？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和判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自杀完全被排除在可保危险之外。第二种做法：被保险人在何种情况下自杀，保险人都要承担责任。第三种做法：对自杀作时间上的限制，即被保险人在规定的年限内自杀，列为责任免除；在规定的年限后自杀，保险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自杀条款主要表现在《保险法》中的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二、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与原保险法之异同
我国保险法中有许多关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条款。对此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也对其作了许多的修改，例如：旧法第第64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新法在第65条在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新法在第65条中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款“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旧法第65条“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新法在第66条作了修改“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关于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上文已阐述，主要体现在旧法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新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7条作了修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不适用前述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保险人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以及原保险法第67条“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8条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被保险人因抗拒司法机关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适用前款规定。”
三、修订草案中有关自杀条款变化的进步与缺陷
从以上对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的前后规定的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1）在用语方面，送审稿更加的严谨，具体。不少地方虽未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只是简单增加一些词语，就是法条更为明确，减少了实践中的争议。（2）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些研究成果在修改稿中体现很多。如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当事人的合议。将合同法的有关原理运用于保险中。
但是，虽然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对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作了修改，有关自杀条款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涉及，对自杀条款的规定还不够完善。
（一）精神病人的自杀
对于精神病人自杀，目前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拒赔。第二种意见是赔付。笔者认为，对于投保前，已患精神病的，保险公司可不予承保，投保人知而未告，属隐瞒，保险合同无效；若投保后才患精神病的，不论是否满一定年限（如两年）保险人都应给付保险金。目前我国保险业还不成熟，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投保人大多不具备专业水平，难以同保险公司抗衡。从保险法设置自杀条款的目的来看，它主要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而故意实施自杀行为。精神病人实施自杀行为完全属于其在患有精神病期间的无意识行为，因此毫无保险欺诈的故意可言，故对精神病人适用自杀条款是有违保险法设置该条款的立法目的的。寿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做法也是如此，如美国法院认为，如果被保险人无法抵制其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的冲动或由于神志不清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能援引自杀免责。
（二）未成年人的自杀
未成年人包括未满10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险实务中的一般做法是：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予以赔付。已满10周岁未满14周岁的被保险人，两年内自杀，可以考虑协议赔付。已满14周岁时，根据刑法规定，已经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般适用免责条款，予以拒赔。保险法及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由于目前保险市场上，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承保对象的保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意外伤害险性质的学生平安保险，一类是具有寿险性质的少儿保险，因此，应分别对待。对于学生平安保险，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死亡保险金。因为该保险属于意外伤害险性质，一年一交费，提供的保险保障主要是意外伤害保障、意外伤害医疗保障、住院医疗保障等等，不涉及自杀伤害所引起的保障，所以将自杀作为除外责任。对于少儿保险，不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赔付死亡保险金。不仅对于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应包括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从心理学角度讲，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具备必要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且对危害社会的行为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因此，自杀对他们应属于保险责任，无可非议。对于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也有限，同样不能完全意识到自杀死亡后的危害和后果。即使年满14周岁，应对部分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如前所述，保险自杀免责条款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为防止保险欺诈，未成年人谈不到为图谋保险金而自杀身亡，且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的利益，如果对于不是由于为图谋保险金的原因而发生的自杀一概不予给付保险金，将使未成年人之监护人既遭受精神痛苦，又遭受物质损失。所以，应从社会的角度，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的自杀采取宽容态度，采取缩短自杀除外责任期间等中庸的解决方法；第二，少儿保险具有寿险性质，其在编制生命表时已经考虑了自杀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投保人已经给自杀投了保，因此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其法定的义务。
四、结语
总之，我国的保险法颁布以来，保险事业飞速发展，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这对于保障保险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新情况也会不断的涌现，《保险法》已在许多的方面不适应。保险法修订草案对其中的许多方面也作了修改，人身保险合同的自杀条款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但是，对自杀条款的规定还不够完善，有关自杀的其他方面规定的不够全面，这需要立法者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保险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5．
[2]周玉华.最新保险法法理精义与实例解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赵万一.商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03．
[4]应世昌.中外精选保险案例评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5]杨立新.人身损害赔偿研究:上[J].河南省政法干部学院学报,2002:179.
[6]梁宇贤.商事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人身保险合同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116-03
一、保险合同质押与动产、权利质押之比较
(一)性质比较
质押依其标的,可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所谓权利质权是指质权人(债权人)与出质人协商同意,出质人将其所享有的有形财产以外的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设质,在债务人不按时履行债务时,质权人可将该权利转让,以使其债权优先受偿。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就其性质而言,应当属于一般的债权质押。“一般债权是指债权人享有的,不以背书方式转让的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又称为记名债权。一般债权质押也称为普通债权质押,是指为担保债权的实现而以一般债权为标的设定的质押。”[1]人身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书面载体,它记载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表明了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特定权利,本质上是非证券化的普通债权。人寿保险单作为权利凭证,表明保单价值的权利人对出具保险单的保险公司享有一笔债权。以人身保险合同出质即在一个特定的债权上设定质权,以担保另一个普通债权的实现。其性质是以权利质权担保主债权的实现,因此人身保险合同质押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一般债权质押。
(二)风险比较
由于动产和权利质押“转移占有”的特性,给债权人带来了较大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消费信贷等领域,质权的设定,移转标的的占有,使出质人丧失对质物和权利凭证的直接管理与控制,在其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为保全质物和财产权利,债务人会尽力履行义务或是受到压力的驱动,促使其履行债务。并且质物的使用价值越大,移转占有而不能利用质物所带来的损失也相应更大。基于质物对出质人的主观价值,为保全质物的所有权,避免因质权的实现而遭受损失,出质人会倾向于选择通过履行主债权而消灭质权,收回质物。而保险合同质押标的为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质押行为存续期间,保险单所体现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中仍然被债务人有效的利用,由于不能利用质物给债务人造成的还贷压力较动产和权利质押要小很多。同时,保险单所代表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由保险人管理并收益,债务人即使不设定质押,对这部分财产也无法实际支配。因此在债权人的质权实现时,债务人实际可支配的财产也并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看来,以保险合同进行质押的风险性应当略高于动产与一般权利质押。
二、实务中的几个问题
(一)险种范围的确定
1.财产保险合同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以其财产及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进行投保,以期挽回风险发生时给被被保险人带来的损失,其本质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出于对财产和其他相关利益的保护,而且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是否形成,也取决于保险事故能否发生。就其本身的特点而言,具有较强的射幸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财产保险合同本身所具备的现金价值是对所保财产及权益的一种保障,是投保人化解风险,避免损失的一种救济途径。如果将财产保险合同中的现金价值作为质押担保标的,则在当事人还贷履行不能,质押权人解除保险合同实现质押权时,势必会使投保人依靠保险合同规避风险的目的落空,在意外真正发生时丧失对受损财产得到补偿的机会。这既不利于整体社会财富的风险保障,也不利于个体财产利益的最大化保护。因此,财产保险合同不适合作为贷款的质押权利的标的。
2.人身保险合同
中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人寿保险单所具有的这种确定的价值和有价证券的特征,使其具备作为担保标的的特征和条件。因此,在国外,人寿保险单可以如同有价证券一样背书或者设定质押 [2]。对于国内的保险公司来说,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也早已有之。太平洋寿险在1997年就已开始作为长期险的一项附加功能在做了,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有66个险种可以实施保单质押贷款。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8]194号 ,1998年7月3日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寿保险中保单质押贷款问题的批复》正式明确保险公司可以开办人寿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这为国内的各保险公司开展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业务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 [3]。
(二)质押标的和主体内容的确定
1.质押标的的内容
在贷款质押标的的内容选取上,一般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可以将保险金作为贷款质押的数额标准,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不主张将保险金请求权作为标的,而只能是以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即当保险合同解除、终止或无效时,保险人在扣除一定的费用后,应当返还给投保人或受益人的现金价值。有学者认为,在人身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借款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赔付保险金的数额为限进行贷款。
这种观点是值得探讨的。首先,质押担保要求所质押的标的必须是所属于出质人的切实可得实现的物或权利,并以此来保证质押权人权利的实现。而保险金的实现是附条件的,其一则依赖于保险合同的有效存续,其二则受限于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完成。当保险合同无效、被撤销,或合同约定的给付条件尚未达成时,保险金的实现根本无从谈起。保险金给付落空,出质人没有了所质押的权利,那么质押贷款将以何为质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并不是毫无条件的属于出质人的完整权利,因此它也就不具备成为质押标的的资格;其次,以保险金为质押权利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债务,而此时出质人的保险合同尚未到期或成立保险金给付条件,也就是说,质押权人无法立即获得保险金来补偿损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质押权人将有可能为了及时得到保险金的补偿而做出对出质人不利的行为。
如果把保险单的既存价值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则会避免存在上述的几项问题。当债务到期,借款人无法按期清偿时,质押权人可以基于质押权人与保险人事先签订的合作协议,行使权利解除保险合同,以退还的保险单价值补偿其债权利益。而且此时所质押的请求权乃是完全属于出质人固有的权利。其权利所指向的价值并不以保险合同有效、无效,存续或终止而发生变化,质押的效果要远远优于保险金的请求权。因此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中,以采用保险单既存利益请求权作为质押标的为宜。另外,人寿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效力仅限于设立质押时保险单的既存价值及该既存价值所产生的孳息,而不应包括因投保人继续缴纳保险费所增加的现金价值 [4]。
2.质押主体的内容
(1)投保人。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由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对此享有所有权,因此投保人可以设为质借权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保险合同质押当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二是投保人是否需要征得受益人的同意。
中国《保险法》第56条第2款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人设定保险单质押贷款无须被保险人同意。理由是,根据《保险法》第57～59条的规定,中国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取回合同的既存价值。如果投保人解除合同无须被保险人同意,而以保险单进行质押贷款却须被保险人同意,则两种情形下投保人的权利明显不对称,这既不符合立法逻辑,也给投保人的权利强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但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在以死亡为条件的保险合同所签发的保单出质时,需要征得其同意。当然,在保险合同效力停止而被保险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的利益有可能遭受损害,所以,投保人应该在保险单设立质押贷款时通知被保险人 [5]。
投保人在以保险单质押贷款时,是否需要受益人同意,美国法上认为,投保人以保险单设质时,保险人应审查保险单条款及记载事项,以决定质借是否应经受益人同意,若保险单明文规定投保人得任意变更受益人,则投保人为质借时无须获得受益人的同意;若投保人不仅指定受益人,且明言抛弃处分权或已将保险单让与他人,除非保险单有相反的约定,投保人非经受益人同意不得质借 [6]。中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理论也认为,对于另有受益人的保险单之设质,受益人不得变更的,设质应经受益人的同意,否则受益人将对合同的现金价值享有优先取得权;如为可变更受益人的保险单,依法律规定设定质权者,质权人享有优先权。由此可以看出,保险单质押贷款是否应征得受益人同意,应当考察保险合同对受益人一项的具体约定。对于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可以任意变更受益人的,投保人进行质押无须经过受益人同意,反之则必经其同意。
(2)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质押贷款的实践当中,有的贷款人对质借主体的范围并没有严格限定,如中国银行在该业务中,既接受投保人作为质借人,也接受被保险人作为质借人。本文认为,此种设定是不妥当的。人身保险单的既存价值是因投保人溢缴保险费积存而来的,投保人应对该既存价值享有所有权,而非被保险人。因此在保险单质押贷款中,被保险人没有相对应的物或权利向贷款人质押,如果将其设为质借主体,当债务无法如期偿还时,受损失的只能是贷款人。
(3)受益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约定的保险金的接受者,在事实上处于一种纯获益的法律地位。但其只是对未来的保险金具有期待的利益,而并无保险单既存价值上的利益。如果以保险金为质进行贷款能够实现,受益人或许还有资格成为质借人。但中国《保险法》第58～60条规定,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并且在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变更受益人并书面通知保险人,投保人在征得被保险人同意并书面通知保险人后也可以变更受益人。由此可见,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是极其不稳定的,纵使其拥有取得保险金的期待权,也不足以成为保险单质押贷款的质借主体。
(三)风险的防范与处理
1.贷款金额的确定
质押贷款金额的合理设置,是保证保险合同和贷款合同同时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其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质押贷款的质借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但仅仅是不超过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是不够的,该金额还应当足以包含贷款合同存续期间内所产生的贷款利息。目前中国保险机构所限定的贷款额度一般在保单现金价值的70%～80%之间,比如新华人寿的“健宁还本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为70%,太平洋人寿的 “太平盛世・万全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的规定为80%。
2.保额控制
在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实务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质押贷款合同生效并已履行之后,投保人有可能私下更改保险合同,使保险的额度降低,从而导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保险单现金价值的高低,是衡量质押贷款额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是能否保证质权人债权利益的决定性条件。在贷款合同履行后,擅自降低保额的行为将在实质上造成对债务的不足额担保,在无形中增大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风险。因此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投保人在办理质押贷款之前,应当与保险人明确约定(当贷款人为其他金融机构时,应当与保险人和贷款人同时约定):若投保人降低保额或者更改计划,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降低,则该行为应当受到限制。当投保人的行为使得保单现金价值不足以安全的担保贷款数额及利息时,投保人原则上不得进行此类更改。但若投保人确实遇到急需资金的紧急情况,可以与保险人、贷款人共同协商,由投保人向贷款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在补足担保额度的缺口之后,投保人有权将降低保额所取得的相应现金价值取回。
3.还贷期限到来前保险合同目的实现
在保险单所担保的债权清偿期届满前,存在着发生保险事故或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满的可能。此种情形下,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保险金时,贷款人有权依法向约定的机构提存保险金。在清偿期到来后,债权人在债权范围内以该保险金获得清偿。
三、完善监管体系的建议
(一)加强行业管理
保险合同质押在中国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的各家保险企业虽然大多都已开展保单质押业务,但由于经验的原因,对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具体操作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做法。面对这种形势,国内的主要保险机构和贷款金融机构可以参考以往的经验,结合中国保险业的实际情况,透彻的总结出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的保单质押规律,较为明确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业务操作规范与流程,尽量规避保单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漏洞与冲突的隐患,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为国内的各个金融机构提供出明确与详尽的业务指导思想与业务流程。
(二)完善法律规范保障
保险合同质押相对一般质押担保是较为复杂的一种业务形式。不仅涉及到保险机构和其他贷款金融机构,还关系到投保人、被保险人和贷款人的利益。在目前的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常常会造成在保险质押贷款业务出现纠纷时无法可依,只能依靠民事法律和商事法律与该业务有关的部分的简单结合来调整关系,往往无法全面地保护业务各方主体的合法利益。
(三)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司法保护是保险合同质押中各方主体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加大司法保护的力度是完善与促进保险合同质押的最重要一环。首先,司法部门应当更透彻的了解保险合同质押业务的实质与运作规律,对保险合同和质押担保合同结合后的特殊性质更加明确。在具体的法律实务中不宜单纯的适用民事或商事法律,在保险合同质押业务尚无专门的法律规范之前,应尽量全面地分析矛盾的实质,在把握特殊性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律公平合理的维护各方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在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注意摸索保险合同质押业务中易于出现的冲突分歧与相应的法律空白和漏洞,为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在法律的高度上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最后,在专门性的法律规范出台后,在实体与程序上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做到切实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保险合同质押贷款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柳经纬.担保法[M].厦门:厦门出版社,2007:275.
[2]许崇苗,李利.人身保险合同质押问题研究[J].保险研究・法律,2002,(2):39-40.
[3]欧阳海泉,廖焕国.保单质押贷款的法律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6):121.
[4]钟青.权利质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