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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和演化系统,随着创造力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根据创造力本身的特点,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视角的方法来研究创造力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得出了多种与创造力有关的跨学科的应用理论[2]。创造力在心理学、教育学、艺术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人们对创造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浪漫主义艺术家认为,艺术是“生命自由的重要表现形式”,艺术是美的缔造者,同时也创造了生活,而哲学家谢林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艺术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以来的最高成就。这些研究创造力的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学科的研究探索之中,与此同时,现代许多学科领域的最新理论和实验成果也都成为了创造力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人是创造力的主体,创造力的生理研究是研究创造力产生和应用的根本出发点,它主要关注的是与创造力有关的行为和倾向。霍佩(Hoppe)和凯尔(Kyle)对人类大脑左右半球的研究指出,人们对只是对他们所看到的事物进行描述,而不是表达他们对事物的反应;他们的想象力也相对贫乏。这方面的研究多反映在脑电图(EEG)上。马丁代尔(Martindale)和汉森福斯(Hasenfus)指出,EEG也随着创造力产生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他们在对位于右脑颞叶区的EEG的检测结果中发现,在一些杰出的创造者身上,豁朗阶段的a波要比验证阶段显得更加频繁,出现的次数也相对较多,这表明其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梅德尼克(Mednick)等研究者描述了联想过程是如何有助于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的[3]。心理学家越来越重视对元认知的研究,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个体在元认知的自我监控下,从而达到个体自身的发展,在监控的状态下可以更好地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弗尔登豪森认为,除了知识基础、人格因素之外,元认知技能也是创造力产生的重要因素,创造性的过程是一种元认知的策略,是对一系列新信息的加工和对原有经验知识的运用。多数研究表明,创造力的产生不仅与先天的生理机能相关,而且与后天的培养和环境因素也有关。创造潜能可能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生顺序、家庭规模、兄弟姐妹的数量等密切相关,其中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成果最多,在青少年时期反叛的孩子在长大以后并不一定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根据研究表明,大多数创造性的个体具有叛逆和反传统的精神。莱什纳(Lesner)和希尔曼(Hillman)提出,个体创造力的发展需要经历创造性的内化综合阶段、创造性的外化综合阶段、创造性的自我评估和提升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对创造力的形成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上一个阶段与接下来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每个环节紧密相扣,否则都可能对个体创造力的形成产生不良效应。教育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同,在传统教育中,个人和团体往往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对知识的教授和学习中,忽视了对创造性技能的培养。杜德克(Dudek)等对1445名小学生的发散思维进行研究后指出,不同学校之间存在显着差异,这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Status,SES)的高低紧密相关。他们还发现学校内部的课堂间也存在显着差异,“中间课堂”(IntermediateClassroom)对发散思维有影响。
二、有关“创造”概念的哲学考量
从广义上理解,创造力研究(CreativityResearch)应包括“创造心理学”和“创造工程学”;狭义的理解,则指的是侧重于理论研究的创造力心理学。发展之初,创造力的研究是心理学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关于创造力的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科不可回避的研究领域之一。但就其本身而言,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科领域可以给创造自身特殊性所涉及的问题给予一个科学而全面的回应,文章希望通过哲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关于创造概念的出现,汉语“创造”一词出现在文献中,最早是在陈寿《三国志?魏志》,“诸葛诞创造凶乱”作“制造、引发(某种局面)”讲,但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创(造)在公元前476年左右成书的《考工记》中就已出现。中国古代的创(造)一词体现在礼仪制定、基业开拓,物器制造、文章创造等方面,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对“创造”的考量不仅涉及政治决策、社会管理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制造工具和器具方面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始有了创造的思想。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张岱年认为“新类与新级由未有而为有,谓之创造,亦曰创辟,亦曰开辟。创造即前所未有之出现。宇宙历程之中常有新类发生、新级成立,帮宇宙为创造的历程”。创造其实就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死亡到新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事物,这就是创造的目的和结果,唯有不断地唯创必“新”,整个人类世界,甚至宇宙才能不断的进化和发展。傅世侠、罗玲玲提出的“元创造”现代创造学或“创造力研究”将“唯创必新”作为研究创造力的理论前提,但是其中的“新”已涉及到从何而来的问题,是谁创造了世界,世界的本原及其发展又是怎样,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对于该问题的解读,仅仅依赖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通过哲学形而上的思辨来进行探索,应当说创造的产生过程是人类身体机能(物质的)和主观能动性(精神的)发挥共同作用的结果,创造的产品也是自然界中原本没有的,它既可以是人工的物质产品,也可以是精神产品。研究世界的本原及其形成过程、人和宇宙的关系、人的内在本性,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主要任务。虽然有关自我意识的知识并没有明确显现在古希腊的哲学中,但是已发现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古希腊的哲学家已经认识到理性的作用,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识知识,并且在知识中部分有了关于真理的逻各斯,以普罗泰格拉为首的哲学家首先提出了关于人的感性的低级的自我意识,而柏拉图对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从理性的角度开启了人们对创造思考的萌芽。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实在是理念,人们可以通过对事物理念的不断思索,从而使心灵和灵魂上升到完满的、德性的、正义的实体,也就是达到古希腊哲学家一直所追求的“最高的善”,一种幸福和快乐的状态,他认为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也只是对事物本身的摹写,并没有从中产生所谓“新”的东西,所谓的“新”其实早就存在于理念之中,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把这些知识或技艺通过思索的方式体现在现实生活之中。虽然这种哲学的逻辑进路其实并没有给研究创造性留下任何余地,但是它预示了人的主观能动和自我意识的出现,这种自我意识不是来自“神创”,而是人本身所具有的,人才是创造的主体,人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所达到的,心灵才是创造力本原的驱动力。14世纪,人们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创论”的黑暗以后,迎来了人类思想解放史上的重要变革之一: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对“人”内在本性的研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人性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人们开始崇尚人文主义,人本身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尊重,人们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对自身的价值[
,!]也有了重新的认识。人们通过理性认识到了自身,人的能力不是上帝所赋予的,而是人生来就有的,人们懂得了用科学和技术来武装自己,尊重科学知识,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一些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者,纷纷以作品的形式来表现对思想自由和解放的渴望,要求进一步打破“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思想束缚,他们的艺术作品大多“摹写”自然界中的事物,大胆的设想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事物,在大脑中形成“摹写-加工-创作”的一系列过程。但是他们认为的艺术作品还没有上升到独立创造的成果境界,始终认为是一种临摹的创作状态。虽然这些天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对自然事物的摹写,但是正是人性光辉的显现,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创造自然界中没有的事物,也许这些所谓“创造品”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人类自身创造力探索所做出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个人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彰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现。凡此种种,可以说“创造”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在,虽然还没有完全清晰地显现出来,但是它已经确实地存在在那里了。19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认识,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从而将人放到了创造主体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物质交换的过程是人自身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中的客观物质进行调整、控制和改造,为了满足对自身有用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质,人就利用自身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人类通过自身的自然力来作用于自然并且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人类本身的自然,这种人类本身的自然也会随之变化。这种人类本身拥有的自然是人类潜力的发挥,并且人类一直努力将这种自然力控制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马克思认为,人们只有认识到了自身具有创造能力,才能以劳动的形式将这种能力运用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去,人是创造的根本主体。19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对创造力进行了哲学的解读,基于他自己对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的浓厚兴趣以及知识功底,他提出了创造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创造是一个不断的、可持续的系统演化过程,生命的本质在于创造,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是一种创造,我们在连续地创造我们自己,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因为变化,变化是因为成熟,而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创造保证了生命的不断延续,生命的每一次新陈代谢都是对创造最好的阐释,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变化才保证了自然界的生机盎然。创造的显现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是生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自然进化和人类进化的统一,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本能与人的非连续性的自我意识和智力的良性综合。着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创造力的产生没有任何逻辑推导性可言,从经验上升到公理的逻辑推理中,这个过程既没有完全抛弃经验,也没有和经验相结合,更不是凭借纯粹的逻辑思考从经验中获取,科学概念和公理是人类思维从无到有、自由创造的结晶。对于创造力的理解,不同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创造”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成果为哲学研究创造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 三、技术创造力的哲学意蕴探析
首先,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推动认识不断地变化,发展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对创造的哲学意蕴探讨,必须进一步引入实践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不同于一般的生命活动,实践是人的主动的、能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存在的具体形式。实践是“做事”,是行动,是实际地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它面向未来,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其中包括了选择和创造。直觉、想象、设计等观念中的东西也是在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得以具体化、现实化、实在化的。实践哲学超越了意识哲学,也不同于生命哲学,它为哲学安置创造性提供了适当的框架。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着手分析切入存在论问题,实际上就是把哲学本身确立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虽然他本人并未使用“实践哲学”这个术语。用实践哲学取代意识哲学或知识论哲学,已经成为今天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马克思、杜威、海德格尔都为此做出了贡献。客观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本质规律进一步地揭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可以说,实践是认识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列宁也曾经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技术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是通过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创造出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事物,对这些技术人工物和人工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来达到和满足人类本身的目的以及欲望。创造力是人类的特有的自我认知意识,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运用自身智力优势来利用和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力不一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物,但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它指导人们利用周围一切可利用的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物质工具成为了创造力得以实现的中介,甚至可以说创造力成为了实践的“主人”。从人类的漫长科技史中考察得知,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离不开创造力的发挥和应用。太阳中心论的发现者伽利略通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得到了有关太阳、地球、月亮轨道距离的观测数据,创造性地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打破了地球中心论,为后来的天文学发展,甚至可以说为人类登月的伟大创举奠定了基础。其次,创造体现了人本主义的时代特性人作为人是一个可以认识、可以确定的实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利用和改造了自然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人是创造力的主体,在创造力的产生和应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创造力将不会技术哲学视野下的创造观探析存在。创造力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机能,创造是人类大脑对外部信息和感性材料进行选取、加工、整理,进行跳跃性地思考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过程。黑格尔曾经指出,只要人不摧毁世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客观性,不认识到处在事物和规律固定形式“背后”的他自身以及他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世界就是疏远和不真实的。一旦他达到了自我意识,那么他就踏上了通向它本身的真理的征途。这里提到的自我意识可以理解为人所具有的创造力,这种自我意识是一种潜在的认知过程,并没有直接地显现在人们面前,创造力是一个需要人们长期不断地发掘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永远是创造力得以实现的物质载体,创造力是人自身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最后,创造体现了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创造的本质就在于“新”。自然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人们通常将“创”和“新”联系在一起,对创新最早的解读开始于经济学领域,认为“创”的目的在于推陈出新,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哲学范畴下的“新”更多地表现事物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摆脱旧的关系的束缚,打破以往的规矩,产生新的事物或者发现新的客观规律。创造使人们不断发明和创造新的事物,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欲望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包括物质上新的技术人工物和人工自然的出现,也包括精神上和思想上新观念和新理论的提出,可以说这些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成就都是创造的结果。工业遗产作为工
论文摘要:文章探讨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者学习策略的要求,提供相关的可选学习策略,并结合实际提出大学生运用学习策略时要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研究探讨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反映外语教与学规律的新成果,也因此引发了外语教学界关于教学理念、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教学模式、教学材料的选择、学习者自主学习及测试与评估等课程体系的大变革。学习者从传统的依赖教师和课堂,被动地接受what,到自主地思考和探索why和how,从而实现了知识体系的建构,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认为,建构主义不仅带来课堂教学模式的变化,而且促使我们将自主学习者语言学习能力的培养作为另一个重要的教学目标。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
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来看,其思想源颇为复杂,它主要源于心理学,又与哲学、社会学密切相关。瑞士心理学日内瓦学派的代表J.Piaget(1972)的发生认识论认为的发生认识论认为,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儿童的认知结构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一不平衡一新的平衡循环中得到丰富、提高和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苏联认知心理学家Vygotsky的语言习得理论对原有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的知识内化和外化的桥梁”.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对正确理解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有极重要的意义”(张建伟陈琦,1996)(12),揭示了教育对心理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他人在主体知识建构中的显著作用。Wittrock(1983)(citedinJonassen,1995)则提出了“学习生成过程”假设,认为“在学习过程中,人脑并不是被动地学习和记录输入的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对信息的解释”。“学习者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总是与其已有的经验相结合”.“并借助信息加策略,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Rogers(1988)(4)则提出合作学习成为建构主义在课堂上构筑“社会活动桥梁”的主要教学途径。
近十年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引起了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集各家之言.其核心内容就是: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的建构而获得。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了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而在外语环境下,自主学习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习者是否有意识地、科学合理地使用学习策略.与他人合作则自始至终贯穿整个自主学习及学习策略的使用过程。
二学习者学习策略
1.学习策略的定义及分类
学习策略及其培养机制是80年代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研究者们从认知过程或学习过程等不同角度解释学习策略。其中O''''MalleyandChamot(1990)解释和分类更具有代表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们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采取合适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以帮助理解、学习或记住新的信息。策略可以划分为:
认知策略:直接学习新内容所采取的策略,包括记笔记.联想,重组,分析,归纳及将所学内容内在外的策略。
元认知策略:关于如何学习即计划、管理、监制、评价一个人的学习技巧。
社交中介策略:与人打交道的策略即与本族、非本族语交际、交往的策略,合作的策略。
2.英语学习策略的功能
近年来,教育教学中对智商的关注转移到对学习者的学习策略的指导和培训上来。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强调了学习策略指导应成为教学活动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应成为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Oxford(1990)指出使用学习策略可以帮助学习者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英语学习策略的差异对学习成绩有决定性的影响(文秋芳,1995)。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受年龄、性别、个性、需求、态度、学能、动机、情感因素、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等影响.而学习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可以帮助学习者加强自我管理,克服困惑和忧虑,端正学习态度,保持学习兴趣和热情,强化学习动力。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Vandergrift(1996)认为,元认知策略可以使学习者全面了解其学习过程.确立明确的目标,制定完善计划,预见困难,控制错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评估。学习策略因人而异.应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动机.需求,认知风格,学习水平等提供可行的、高效的学习策略的建议,以期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争取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毋容置疑.在建构注意学习理论下,要提高学习者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与他人合作策略贯穿与学习过程(词汇、听说、读、写)和策略使用过程至关重要。
3.学习策略的应用
下表列举了一些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及运用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学习策略,学习者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运用。
O''''Malley(1990)研究了不同类的学习策略对不同语言技能的影响,发现学习策略对说的能力有显著的效果,而对听的能力则无效。而且将听、说分别训练对听、说能力的提高有害而无一益。听、说本应同时训练。
4、元认知策略
帮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激活相关元认知策略成分,学习材料和课堂教学应引导学习者认识和运用元认知策略,并为其提供机会参与学习活动计划、监控、调节和评估。如教材上可以各种形式提供学习者自我检测和评估的机会,教师指导和组织学习者之间对学习过程中和学习效果形成督促和监控。研究表明,元认知能力是可教的。教学活动过程中,应适时地对学习者进行元认知意识和相关知识的培训,让学习者对外语学习规律、学习任务的特点及自身的个性、学习动机、认知风格等形成正确的认识,并知道在何时何地如何使用相应的学习策略。学习者只有在不断地学习、实践、评估、反思、纠错、再实践、再评估、再反思中最终形成有效的知识建构。
计划策略:计划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元认知技能。成功的外语学习决不是被教材和教师牵着鼻子走,他们会主动地对学习过程、学习环境、语言技能的特点进行思考、预测,无论是学习新知识,还是完成作业、应付考试,都会在内容、目标、时间的安排,采用的策略等方面形成清晰的思路做到有的放矢。
监控策略:有计划就得有监控。学习过程中不时地检查计划是否仍在实施之中?进展如何?监控策略可以保证计划的顺利完成,使学习者朝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迈进,监控可以有自我监控,教师监控,学习伙伴监控。
评估策略:通过诊断性和形成性评估就学习者学习过程及学习成效即是否强化了学习动机,产生了学习兴趣,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有效地使用了学习策略,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了计划中的目标等进行评估,经过反复的反思,调整和完善,最终形成更加有效的知识建构。可以采用自我评估,教师评估和学习伙伴评估等多种形式。
三指导大学生运用学习策略值得注密的几个问题
1.课堂教学成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样本
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可选途径—任务型教学,即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完成意义的交际。在传授知识技能、传递信息的同时注意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以提高其获取、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而受益终身。
2.加强形成性评估
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所取得的进步,及所反映出来的情感、态度、策略的使用等方向的发展比考试成绩更有惫义。充分尊重学生英语水平、认知风格、个性和要求,加强学习过程中学生的表现和进展的监控和评估,能够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调动学习积极性,使之成为自主的语言学习者。
3.强调合作学习
与他人合作是有效的知识建构的关键,也是学习策略应用的核心。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提供生动活泼的近真实情境,利用人机互动进行合作学习,同时网络教学的使用能帮助学生更好的运用元认知策略,如监控和评估。合作学习可以活跃学习气氛,交流学习经脸,扬长避短,分享学习乐趣,共同解决困难,培养合作精神,学会为人处事,提高学习效率,全面发展素质。
中国管理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管理科学与思想的进程中前后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拿来主义阶段。大规模翻译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管理经典,对外来管理科学与思想不经消化,全盘被动接受,虽然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管理实践进程,但陷入盲目崇拜、泥沙俱收的陷阱;第二阶段:反思阶段。近些年来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反思,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推进进程下新形势新问题不断的层现,资本主义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各类管理学派思潮的空前繁荣与大规模“入侵”,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管理思想内涵与外延,同时企业界也陷入前一阶段被动接受导致的问题产生阶段,对于该如何选择管理方法,该向谁学习不明确。第三阶段:创新阶段。在对西方管理科学的吸收与发展基础上融合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散落的朴实管哲学思维的整理与提炼拉开了对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回归的思潮。
中国企业很多管理困惑颇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根源并非坏在管理科学方面而出在管理哲学思想范畴。管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管理是什么(what),管理为什么(why),如何管理(how)。现在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管理上面,却忽略了对前两个问题的研究。
二、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管理哲学,就是对一般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称,是管理学与哲学的交叉部分,管理哲学兼具二者的特性。中国管理哲学分为“古典管理哲学”和“现代管理哲学”。
古典管理哲学以“安人”为最终目的,以易经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法家思想实行管理,主张从自身做起,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就是其具体体现,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实现,而对物质方面管理层则较为轻视,用佛家思想弥补物质方面的欠缺,以进行管理,达到统治目的。
现代管理哲学以“和谐”为最终目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典管理哲学,又不是西方现代管理哲学的照搬。中国喜欢“仁”、“义”二字,喜欢“中庸之道”,是对古典管理哲学的继承,但经理过管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后,又有所创新。目前中国管理哲学为“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情结合”,将西方的人性化管理发展到一种更合理的境界,也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但这些都体现在如何管理上,而忽略了管理的本源,究竟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这些都是现代管理哲学应该发展方面。
三、管理是什么,为什么管理
管理是什么,首先必须对“管理”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有所了解。“管理”是一个活动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序是:首先通过授权形成一个明确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通过对客体自身规律的研究并结合授权者的要求形成一个方案,主体根据这个方案按自己的意志控制并改变客体,客体在自身规律的支配下进行活动,主体制定一个行为规范将客体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一段时间的互动,主体对客体的行为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客体的行为与主体的意志逐步趋于一致,从而使主体的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简化就成为:管理,是主体通过客体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活动。
为什么管理,组织和具有同生物体一样的局限,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完美并非是一个组织的特征,而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的竞争性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使得组织有必要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配置,适应社会的竞争,而进行资源配置需要协调分工,为了使资源最优化配置,分工后又需要协作,需要进行统一调配,分析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确定局部与整体的优先级别,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因此,管理就有必要了,管理使组织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取得最佳目标。
四、中国管理哲学的改进方向
中国现代管理哲学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存在问题。“三个有利于”和“科学发展管”对中国管理哲学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结合,但对中国古典管理哲学挖掘不够,以及对西方管理思想思考欠缺仍是目前中国管理哲学存在的主要缺陷。
中国式管理方式是不健全的,因此,从管理科学来看,中国式管理是不存在的,但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式管理又是确切存在的。中国管理哲学侧重“管”,忽略了“理”,“管”是方法和工具的集合,而“理”是使用这些方法和工具的内在道理,这些道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二是人的发展规律。中国管理哲学在寻求发展时,忽略了对这两大规律的思考,因而也忽略了对“管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管理”的探索,导致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欠缺。
现阶段的中国管理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时期,中国式管理迫切需要从管理科学上得到确立,中国管理哲学发展是第一步。中国管理不仅需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与智慧,而且需要深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科技应用于生产需要研究与实践,管理提高效率也需要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哲学需要深化对管理本质和管理原因的理解,不能专注发展管理的方式和手段,注重效益的提高,而忽视了对其根本的探究。随着中国经济日益繁荣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中国管理哲学深化挖掘古典哲学的精髓,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注重对“管理”本质的研究,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也将迎来其极其辉煌的时刻!
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思想的演进中,我们发现:在中世纪之前,人确立了对除神以外的其他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性地位有所扩展,人已确立了对包括神在内的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主体性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其统治性地位的确立,是从笛卡尔开始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由于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这种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人为地分为主体和客体:人是绝对的主体,是自然的主宰者、征服者、统治者;自然界是客体,是为人的存在,是人所支配、处置的对象,它除了具有“消费性价值”之外,在人的眼中不具有诸如“生态价值”、“系统价值”等任何其他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界整体及其自然物如果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存在着的无,它只有依赖于人才能获得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样,在自然界面前,人就成了不需要任何约束的高高在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的主体,自然成了可以任人统治、践踏、宰割的对象。正是在这种对象性思维的统治下,自然不断地被征服、被掠夺并正在逐渐地走向终结。
二、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管理是反生态管理
以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为指导,在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管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只看到了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都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忽视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纵观西方管理思想史,各种管理理论几乎概莫能外地聚焦同一中心———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工作效率,而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旧的经验管理,因此科学管理理论重点解决的是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提高生产现场的生产效率问题;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组织结构和管理原则的合理化,管理人员职责分工的合理化问题,以确保效率的提高;行为科学学派试图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掌握人们行为的规律,找出对待工人、职员的新手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新途径;管理科学学派的主导思想是使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管理手段,使生产力得到最为合理的组织,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决策理论学派以统计学和行为科学作为基础,力图在管理领域寻找一套科学决策方法,以寻找到实现最佳效益的最佳方案;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认为,组织不仅是一个社会系统,而且也是一个技术系统,只有把二者协调起来,才能解决组织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西方管理思想的终极旨趣都是为了追求本单位经济效益、利润的最大化,而没有考虑或很少考虑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自然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考虑到自然的生态价值和生态平衡问题。这种片面追求效益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的管理是当前迫切需要反思的。在现代管理实践中,人们皆自觉不自觉地在行为上忽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管理学家指出各行业中管理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既定目标,通过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进行着任务、资源、职责、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协调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管理实践仅仅是为了实现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目标,在社会系统内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在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组织和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这就使组织形成了以片面追求效率为核心的功利的、反生态的管理观。这样,西方管理理论对人掠夺自然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客观上放任和加速了这种掠夺的进程,从而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危机,这种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存危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续生存,用一种新的哲学和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实践,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新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生态管理理论。
三、生态危机时代需要生态哲学指导下的生态管理
哲学具有时代性,任何哲学都是其时代的产物。生态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所尊崇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新哲学,是以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为基础的整体论哲学。生态哲学是一种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一般认为,世界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所构成。而社会是人的社会,思维也是人的思维,因此世界就是由自然界和人所构成的世界,世界观就是关于自然和人的总的看法和态度。生态哲学所坚持的生态世界观在对人、自然的态度上坚持整体论、系统论的观点。人作为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一员,是自然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但人无论怎样特殊,都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其生存须臾离不开地球生态系统整体平衡所提供的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充足的食物、清洁的饮用水等。目前,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终极原因就在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没有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把统一的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管理就是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合理吸收生态学、系统论、经济学、管理学、现代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反思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在管理理念和管理目标上,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的前提下,实现人的可持续生存。生态管理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可以构建出不同的生态管理理论体系。从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看,以“生态管理”为关键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都很少。笔者才疏学浅,暂无力构建系统的生态管理理论。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生态管理的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生态管理,要坚持整体论的管理观。
由于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基础,因此为了人类的生存,必须更新管理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的片面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目标,把维护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当代乃至未来管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等都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理念和目标。今天的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领导者,必须从忽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管理理论中“超拔”出来,充分认识到现代管理理论及其指导的管理实践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危害,认识到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人类就将走向不归路。
第二,实行生态管理,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不同的自然物不仅具有供人消费的“消费价值”,而且具有维护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然而,这两种为人类生存所必须的价值却是正相反对的:对于同一自然物来说,实现它的“消费性价值”,就必须牺牲它的“生态价值”;而实现其生态价值,又无法实现其消费性价值。面对这种窘境,人类只能有一种选择,即必须对人类改造自然的管理实践进行必要的规约和限制,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从而保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保持,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的底线。
第三,实行生态管理,各国应“各行其是”,并且积极进行国际合作。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
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