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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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1.1安徽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是华东地区跨江临海的内陆省份，也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纵深和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国民经济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为17212.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1%，排名全国14位。其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2178.7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9404亿元，增长14.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5629.4亿元，增长1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3.2∶54.3∶32.5调整为12.7∶54.6∶32.7，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大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向合理。人均生产总值为28792元，比上年增加3133元。见下图。安徽省经济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是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总水平较低。从发展历程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1.2安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1.2.1人力资本数量劳动力是人力资本的主体。假定人力资本是同质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没有差别，那么人力资本的数量状态就可以近似地从劳动力的数量反映。安徽省是我国第8大人口大省。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1万人。城镇人口有2673.7万人，比例为44.8%，农村人口有3294.3万人，比例为55.2%。年末全省从业人员4120.9万人，比上年增加70.9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62.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4.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2%。人口年龄构成是，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9%，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41%。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资源丰富，且增速较快。2011年，中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79‰，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6.4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独立子女保健费，制定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充分实现了环境“减负”，发展“减压”。
1.2.2人力资本质量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因素很多，本文主要是从教育素质和医疗保健两方面来分析的。第一，教育素质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体现。近几年，随着“科教兴皖”战略的实施，安徽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就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大量增加，未上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的教育素质得到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客观现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医疗保健方面。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基本投资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和生产效率，减少疾病，增强工作能力，并使其智力投资得以维持。由于医疗是人们应对或化解健康风险的最直接的手段，医疗服务投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近些年，随着人们对健康和保健的重视，安徽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扩大卫生机构的覆盖面，完善基本服务设施，扩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队伍。1949年，安徽省仅有卫生机构31个、卫生技术人员310人、床位190张，而到2012年，卫生机构增加到23277个，床位数增加到22.2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增加到23.63万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保障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见表3)。
1.3初步分析结果结合以上分析和统计年鉴中的其他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各项人力资本投资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方式仍带有明显的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粗放式的特征。因而，安徽省应当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第二，安徽省人口总量庞大，多年来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所导致的健康状况无法保障。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由于受制于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安徽处于“人才洼地”的劣势中，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吸纳外地优秀人力资本的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较为优厚的政策，引入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以外部动力提升本地区人才积累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三，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明显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和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实现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实证与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并逐步加深，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下降，未来经济的增长必将越来越依赖于劳动力的质量因素，长期以来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将被扭转。为了探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安徽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有效劳动模型作为本文的核心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联机制，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合理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指标选取和度量
2.1.1经济增长总量Y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剔除了中间产品的计算，计算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具有准确性和完整性，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如表4所示。
2.1.2物质资本存量K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经济学家认为，分析产出和投入要素关系时，物质资本存量等于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在各类统计年鉴上无法找到关于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流动资本的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都极为不规范，统计口径也不够一致。因而本文将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物质资本存量。这样可能会降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不会影响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如表5所示。3.1.3人力资本存量H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和数据易获得性的不同，目前对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界定有多种方法: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最常见的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人力资本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来体现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从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度量，主要有教育经费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受教育年限法。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法:将劳动者按受教育程度分类，然后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不考虑知识的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
2.2模型检验与分析在前文得到的GDP、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劳动模型。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计算出各项数据的自然对数值。根据以上回归方程结果(2)可知，方程的R2为0.990，指总离差平方和99.0%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仅仅有1%未被解释。方程也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说明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显著性水平分别为Sig=0.000＜0.05、Sig=0.017＜0.05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备强大的解释力。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在回归方程中序列无自相关。从对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看，安徽省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为0.484，这就说明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484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0.917，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917个百分点，α+β＞1，经济规模的发展呈递增趋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
2.3增长率及贡献率
要素(产出)增长率公式其中Gci、Ri、Ei、RG分别为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出增长率。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的各要素增长率和贡献率如表10: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2—2011年，安徽省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7.8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率为30.68%和2.57%，物质资本的贡献率83.30%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13.25%，说明安徽省10年间的物质资本投入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缓慢，这可能是受到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缓慢的影响。
3对策和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安徽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为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3.1.1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劳动者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投资能够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创造出经济价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有助于将人力资源规模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要想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教育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公共教育或基础教育上，这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在财政投资中的比例，统筹教育资源。同时，还应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不能仅靠国家投入而游离于市场之外，要充分重视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作用。
3.1.2发展非正规教育，鼓励职业培训教育培训是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开发，也是人力资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的保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专业化人才的缺乏，而紧缺人才的培养往往不是通过全日制教育产生的，而多依靠于社会上非正规教育的投入，如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企事业培训等。政府可以对这些培训加以立法约束和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中，这不仅可以引导劳动者通过终身学习提高素质，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对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弥补，给社会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劳动力。
3.1.3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卫生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提高人的劳动能力。安徽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徽省应扩大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规模，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善人们的医疗环境和条件，特别是基层卫生条件和人力结构，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开展预防和保健活动，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引导人们主动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为安徽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3.2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3.2.1调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必将成为吸纳的主力。近年来，安徽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必须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同就业结构错位的现象，一般化的人力资本数量过多，而急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却处于短缺状态，现有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远远不能满足相关产业的需求。所以，安徽省应该加大具有较强科研、管理和各种专业技术创新才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的结构，使之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
3.2.2平衡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二者必须协调结合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替代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确保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协调。在扩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扩大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递增收益和外溢作用。针对安徽省实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比例。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大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注重二者协调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投资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注重加大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和科技投入的力度，向基层员工培训倾斜。
3.3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环境
3.3.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人力资源市场是提供优质人力资本的主要场所，政府是人力市场的管理者。安徽地处中部，客观上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动率比较低，优秀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人才流失现象普遍。为了健全就业机制和人口流动机制，省政府可以和就业指导部门共同制定有关人力资本流动的专门指导政策，引入发达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本，共享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本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降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另外，为了提高人力资本流动效率，政府可以定期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其他中介组织，向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人力资本个人公布有效、准确的就业信息，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于人力资本迁移过程中的成本，政府可以考虑投入部分资金。虽然人力资本流动费用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通过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在宏观上，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在微观上，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它是人力资本价值和增值的必要条件。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FPI、FDI和外债流入的数量显然具有非线性。FDI已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催化剂。我国FPI的波动则大得多，从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动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国FPI的波动与我国股市的波动有相似性，随着我国股票证券市场的逐步开放，FPI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及对证券资本流入的谨慎态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吸纳能力。然而近几年受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浪潮的影响，我国也逐渐对证券资本流动有所放开，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着对证券资本内流的进一步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国外投资者，但根据QFII制度实施的滞后效应，可以预见我国证券资本流入在将来不久即会恢复增长态势。我国外债的规模一直不大，但近年来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导致海外套利资金通过外债形式大规模涌入。除FDI较为稳定外，FPI和外债的变动幅度大且非线性强，以外债为例：1985年的外债余额约为160亿美元；1995年外债余额达到1066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4000亿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7852亿美元，增长迅速。FDI、FPI和外债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FDI、FPI和外债三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充满着正负反馈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债之间的联系也是多而繁杂，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结构。具体表现在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反馈机制，自我增长，自我扩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互助机制，GDP增长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债，FDI、FPI、外债的进入规模也有助于GDP增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此外，FDI、FPI、外债与GDP的耦合效应，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债与GDP增长。为此，笔者决定以VAR模型进行四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辨析。
2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经济风险关系的VAR模型构建
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证券投资和外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这四个要素之间不仅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要素自身通过反馈影响其自身，使其整个作用过程极为复杂。VAR模型是以数据统计性质为基础，把某一经济系统中的每一变量作为所有变量的滞后变量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的。它是一种处理具有相关关系的多变量的分析和预测、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的最方便的方法。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债四变量中的互相联系和自我反馈，笔者根据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构建四变量的VAR模型。
2.1变量选取
（1）FDI累积量（FDIS）
FDI从投资到产生经济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经济效益的全面展现根据行业的不同则需要4～10年。因此，当期的FDI流入并不对当年GDP的增长产生影响，当年的GDP应该是之前FDI等要素积累的结果。
（2）FPI累积量（FPIS）
在FPI的经济增长的分析中，FPI自从进入市场到产生效益的时间虽然要短（略去了FDI审批环节），但FPI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同样存在延迟，因此采用FPI累积量。
（3）外债当年值（DI）
国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债，其经济效益见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积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另外，由于外债分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短期外债变化快，使用外债当年累计值已是最优选择。（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标准，同时为了抛除经济增长的惯性，GDP增量的选择要更加合理。
2.2数据预处理
笔者考虑到1993年前我国两次大幅调整汇率导致的数据波动，采用1993～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1）凡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全部按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
（2）所有数据均按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并获取实际值；
（3）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数据取其自然对数值，以增强数据线性化趋势、消除异方差，同时便于考察各变量对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债对GDP增量影响的重要性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软件对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了要素的关联分析。中国经济增长FDI存量的依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量的60%来源于FDI存量的带动，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趋势，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吻合；FPI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5%左右，近年来略有小幅降低；外债的影响力在5%左右，近年来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资本惯性维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趋势。FPI流入对我国资本形成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已成为稳定的GDP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远没有FDI的明显。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与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FPI大，外债对经济的影响比FPI还小，说明当前利用FDI仍是我国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也与1979年我国自对外开放以后的政策有关。首先，在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我国引入国际资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债在国际资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显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点决定了其流入虽然为我国增加了国内资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证券二级市场，而非流向国内实体经济，由于FPI的短期图利性，且流动性强，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会导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这种经常性的波动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我国国内自有资本市场的不断壮大，资金缺口在逐步缩减，再加之我国工业、农业等方面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国内流动资金的充沛，从而外债和FPI的范围、投资额和投资空间都在逐步缩小，外债和FP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呈现持续降低。
4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与GDP增长的风险分析
系统的稳定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动态稳定性，系统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须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被笔者用来解释国际资本三种方式与GDP之间的互相影响。
（1）我国FDI变动对FP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FDI存量的变化不仅能引起FPI存量、外债和GDP增量的变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变化，体现了FDI流入的资本惯性。由于我国FDI存量基数大，其影响力不容小视。FDI存量的变动对自身有着放大效应，这种表现为正反馈的放大效应在6到10年内达到峰值。FDI存量与FPI存量的变化呈现正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引起FPI存量的增长，FDI存量变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对FPI存量的吸引会达到最大值，后期平缓下降。FDI存量变化在一年内对外债几乎无影响，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会呈现负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外债的短期降低；但是随着FDI经济效应的显现，从第4年开始呈现正相关性，这是由于国内资金缺口的扩大，依然需要外债的流入来弥补国内资金建设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会对GDP增长产生正效应，这个正效应在4到8年期间的效应会达到顶峰，之后会平稳下降；反之，FDI减少对GDP的影响也是长远且深刻的。
（2）我国FPI变动对FD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我国FPI变动对FDI变动呈现正相关性，FP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在短期内引起FDI存量的增长，此反应极为灵敏；但是5年后开始下降，之后平缓下降使FDI存量趋于稳态。FPI存量对外债短期内具有负效应，由于FPI的投机性，在两年后外债的需求同样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弥补FPI短期投资性带来的资金缺口；长期来看，FPI的偶然变动对外债影响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带来的金融扰动应注意警惕。FPI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明显。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对GDP增量有正效应，这种正效应显现周期为4～6年，以我国数据来看，FPI的小幅变动对GDP影响不大。FPI存量的变化也会给FPI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为正相关性，类似与股市的跟风效应，但是衰减较快。
（3）我国外债变动对FDI、GDP和FPI的影响分析
我国外债的变动和FDI存量的变动具有正相关性，外债对FDI的吸引会在第2年达到顶峰。在第六年的时候会有第2个峰值的出现，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变动短期内与FPI存量显示负相关性，外债流入缓解了短期资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随着还款期的临界，会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的变动与GDP增量呈现正相关性，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2年后开始显现，在4到6年内达到峰值，这也是外债的作用发挥时间，之后趋于平缓，稳态下降。外债的自身冲击表现的较为复杂，外债变化和外债存量短期内有负相关性，但是在第三个周期又开始有正相关，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归于平稳。
（4）我国GDP变动对FDI、FPI和外债的影响分析
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国国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到FDI和FPI资本在我国的存量，其中FPI的反应更为敏感。我国GDP的增速每扩大一个单位，其吸引来的FDI增加0.3个单位，所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资金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魅力是FDI资金无法拒绝的诱惑。同时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变动在短时间内会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长期效益，虽然后期吸引来的FDI会逐步稳态下降。我国FPI存量对GDP增速也较为敏感，但是与FDI相比波动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在短期内吸引较多的FPI进入东道国，但是一个偶尔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长期投资，脉冲图显示在经济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会逐步撤出；FPI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即4年到6年左右还会吸引FPI资金的到来，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国GDP增速对外债的影响最小，但是作用却最为复杂，波动性极大，但恢复却相当迅速。GDP增速突然扩大对外债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续2～3年，但从第4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效应的显现使外债会减少，同时外债数量会围绕原来的水平震荡，最后脉冲效应消失。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对GDP本身产生一定的增长惯性，也就是说上一年的增长的好，下一年如果没有突发问题也会增长的不错，其增长惯性保持的时间较长。
（5）同单位FDI存量，FPI和外债对GDP增量的变动比较
各个变量冲击变量的广义脉冲图谱如图7所示。从响应时间来看，FDI、FPI和外债分别变动一个单位，引起GDP增量变动的时间不同，FDI最慢，FPI与外债较快，这与FPI的市场性和我国发行外债的规划性很强有关系。从响应幅度来看，我国FDI对经济的投资效率已明显低于FPI和外债，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响深远，其对GDP增量的效益值约为3～4倍；外债投资对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结论
从VAR模型结果看，FDI是我国GDP发展的主动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资本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轻微作用，在我国现有体制内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外债流入较FPI对GDP增量影响效果明显，但也不是特别显著，值得注意其对自身的影响波动很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稳定要素，脉冲响应图也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一点。GDP增长率的提升会在一年内带来总资本流入变动的增长。GDP增量对FDI、FPI和外债的响应最为强烈，我国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能否获取预期收益，充分说明了系统的内因才是事物的主动力。FPI对FDI、外债和GDP增量的响应次之，由于FDI的长周期性和FPI投资的强流动性、强变现性等特点，故而FPI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债的波动虽然会在很短的时间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经济繁荣有关，举债不难使其稳定性很高，但是外债的强流动性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的冲击，其波幅变动之大，变化之快，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重视。这和我国外债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短期外债超过长期外债占据我国外债份额的大部分。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完善，教育投入水平持续升高，使得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然而，随着教育投入渠道的多样化，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教育公平问题逐步被凸显了出来。在市场化经济的大背景下，教育投入的差异逐步增大，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偏移，这对我国的教育公平提出了重大挑战。
而事实上，教育公平面对的困境远不止于此，当大多数学者基于经济视角看待教育公平问题时，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公平这一社会公平的基石，笔者将聚焦于“文化资本”差异的视角看待教育公平面对的困境，探索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可行之路。
二、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教育公平困境
1、学习机会获取的困境，教育公平与教育自由的争论在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息过，我国一直坚持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1986年出台的《义务教育法》以及2006年的《新义务教育法》中均命令遏制择校，规定“就近入学”的原则。
然而事实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分化依然十分严重，一部分实验小学、中心小学硬件设施一流，师资水平出色，这一类的小学往往需要缴纳高额的“建校费”或者“捐资费”，并且需要各种考试方能进入，正是由于这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双重门槛，其学生超过90%来自于公务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等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而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在其中仅占不到10%。
而与之对应则是一系列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村镇小学，这样的学校大多硬件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甚至很多学校因为无法招聘到足够的老师，只能返聘退休老师，聘任有文化的学生家属来充填师资。两类学校的显著差异，形成了在学习机会获取上的教育公平困境。
2、学习过程中的困境，在通常的认知中，人们将学业成果的差异极大程度的归结于天赋、努力以及个人能力。然而文化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关的实证研究有力的证明父辈的文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代的学业成果。
面对学校传达的知识，是接受还是排斥，是积极吸收还是消极对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成于早期以行为模仿为主要方式的家庭教育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本。通常来说，文化资本越高的家庭教育孩子形成的心智结构与文化认知与社会教育体系具有更高的契合度，而当部分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的孩子进入学校时，他们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与努力，完成与价值观以及心智结构的转变，使其与社会教育相切合，学校教育的内容是契合于社会主流文化困难与阻力。
3、学习资源分配上的困境，当教育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变得越来越多元，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和学校，补习班、兴趣班等校外教育占据了越来越多重要的地位。
当大部分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可以正确认知孩子的特质，并安排适合孩子的相应补习与课外兴趣培训时，大多数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却只能盲目跟风。顾佳峰在调研中发现，高学历人群的家庭教育投入平均额度是低学历人群的2.81倍，也就是说普遍来看，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原本投入的学习资源总量就较少，而且在具体运用中，许多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完全不顾及孩子本身的特质、兴趣爱好只考虑与其他人的攀比，把孩子当做一样炫耀的工具培养，使得原本就不多的资源被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浪费掉。地文化资本家庭对教育资源应用能力的低下，成为教育公平面对的第三重困境。
三、走出困境的道路探索
1、强化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打破学习机会获取的困境。义务教育阶段的本质决定这一阶段的教育应该更多的强调平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自由。缩减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升处于差距下端的劣势一方的教育水平，另一种是缩减差距上端的优势一方的相关投入。
现阶段来看，牺牲已有的教育资源是不可取的，只有进一步强化薄弱学校的相关投入，大力扶持教育落后地区义务教育，通过加强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的力度，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让更多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参与到落后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教学当中，才能真正有效的使文化资本较低家庭的孩子获得良好的学习机会。
2、强化家庭教育知识普及，良好的早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问题。站在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家庭着力于使他们的孩子尽早积累更加良好的文化资本。然而，这些早教机构大多收费昂贵，其中很多机构已经高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只有进一步推广早期教育的相关知识，使早教机构进一步的大众化，低价化才能使得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前积累有利的文化资本，不至于在学习过程中遭遇困境。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产业结构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河南作为中部大省，正处于实施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在保持“三化”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利用资本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问题。
从目前对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来看，尽管有较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之间的关系。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外关于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李建伟( 2009) 研究证明股市融资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区域性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中，范方志（2003）把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得出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叶耀明（2004）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张文云（2004）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金融支持的效应进行分析, 得出珠三角调整产业结构的进程中, 金融支持体系在有效聚集和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更多是对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一种事后检验，对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前规划有所欠缺。并且，在地区选择上，偏重于资本市场较发展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全国范围的研究。
因此，针对中部地区，尤其是河南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这一关键时期，提前规划和利用资本市场，促进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顺利转型，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特点
从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状况来看经济论文，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不合理，第三产业占比严重偏低。
从表（一）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10年期间，河南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第一产业在经济中占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从全国各省份连续几年的数据对比来看，第三产业一直都处于全国最后一位。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要求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及产出从第一产业逐渐转移到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即使经过了10年的经济发展，河南GDP总值已居全国第5的水平，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有效转变。直到2009年，河南的第三产业占比不仅在整个GDP中的产出比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第三产业占比低于30%的省份，不仅与沿海城市存在巨大的差距，也明显落后于中部其他省份。这种产业结构发展结果，使得河南的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也成为了全国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省份。因此，从河南省十年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尽管总量数据有了大的突破，但是，并没有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0年
2005年
2009年
地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全国
15.1
45.9
39
12.1
47.4
40.5
10.3
46.3
43.4
河南
23
45.4
31.6
17.9
52.1
30
14.2
56.5
29.3
湖北
15.5
49.7
34.9
16.5
42.8
40.7
13.9
46.6
39.6
湖南
21.3
39.6
39.1
19.4
40.2
40.4
15.1
43.5
41.4
安徽
24.1
42.7
33.2
17.9
41.6
40.6
14.9
48.7
36.4
江苏
12
51.7
36.3
7.6
56.6
35.8
6.6
53.9
39.6
浙江
11
52.7
36.3
6.5
53.5
40
5.1
51.8
43.1
广东
10.4
50.4
39.3
6.3
49.5
44.1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