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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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1篇
1.1安徽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是华东地区跨江临海的内陆省份，也是我国最具发展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纵深和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国民经济迈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初步核算，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为17212.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2.1%，排名全国14位。其中，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2178.7亿元，增长5.5%;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为9404亿元，增长14.4%;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5629.4亿元，增长11%，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13.2∶54.3∶32.5调整为12.7∶54.6∶32.7，工业经济的增长仍然是带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大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向合理。人均生产总值为28792元，比上年增加3133元。见下图。安徽省经济保持了平稳的增长，但是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总水平较低。从发展历程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1.2安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
1.2.1人力资本数量劳动力是人力资本的主体。假定人力资本是同质的，每个人的人力资本没有差别，那么人力资本的数量状态就可以近似地从劳动力的数量反映。安徽省是我国第8大人口大省。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年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了11万人。城镇人口有2673.7万人，比例为44.8%，农村人口有3294.3万人，比例为55.2%。年末全省从业人员4120.9万人，比上年增加70.9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62.3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4.1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2%。人口年龄构成是，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9%，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0%，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41%。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资源丰富，且增速较快。2011年，中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79‰，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6.4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安徽省不断完善生育政策，提高独立子女保健费，制定扶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充分实现了环境“减负”，发展“减压”。
1.2.2人力资本质量衡量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因素很多，本文主要是从教育素质和医疗保健两方面来分析的。第一，教育素质方面。人口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和潜力的体现。近几年，随着“科教兴皖”战略的实施，安徽省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就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大量增加，未上学的人数大幅减少，人力资本的教育素质得到提高。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安徽省人口整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客观现实，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二，医疗保健方面。一般而言，人力资本健康投资主要包括维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基本投资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医疗保健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投资。它可以增加未来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和生产效率，减少疾病，增强工作能力，并使其智力投资得以维持。由于医疗是人们应对或化解健康风险的最直接的手段，医疗服务投入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近些年，随着人们对健康和保健的重视，安徽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扩大卫生机构的覆盖面，完善基本服务设施，扩大医疗卫生服务人员的队伍。1949年，安徽省仅有卫生机构31个、卫生技术人员310人、床位190张，而到2012年，卫生机构增加到23277个，床位数增加到22.2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增加到23.63万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高，有效地保障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见表3)。
1.3初步分析结果结合以上分析和统计年鉴中的其他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安徽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业结构趋向合理。但各项人力资本投资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经济发展方式仍带有明显的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粗放式的特征。因而，安徽省应当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第二，安徽省人口总量庞大，多年来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医疗卫生服务供不应求所导致的健康状况无法保障。虽然人口基数较大，但由于受制于安徽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安徽处于“人才洼地”的劣势中，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比较普遍，而吸纳外地优秀人力资本的能力较弱。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较为优厚的政策，引入高层次人才从而实现以外部动力提升本地区人才积累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第三，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明显不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质量，就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和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实现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实证与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并逐步加深，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会下降，未来经济的增长必将越来越依赖于劳动力的质量因素，长期以来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将被扭转。为了探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安徽省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有效劳动模型作为本文的核心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深层次联机制，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合理的实证分析。
2.1变量的指标选取和度量
2.1.1经济增长总量Y经济增长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通常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GDP剔除了中间产品的计算，计算出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具有准确性和完整性，安徽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可以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如表4所示。
2.1.2物质资本存量K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经济学家认为，分析产出和投入要素关系时，物质资本存量等于固定资本加流动资本。但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在各类统计年鉴上无法找到关于全社会资本存量数据，流动资本的数据来源和使用范围都极为不规范，统计口径也不够一致。因而本文将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物质资本存量。这样可能会降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不会影响研究安徽省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忽略不计。安徽省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如表5所示。3.1.3人力资本存量H根据研究问题的重点和数据易获得性的不同，目前对人力资本存量指标的界定有多种方法:一是从人力资本的产出角度度量，最常见的是劳动者报酬法，即用人力资本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来体现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上所蕴涵的人力资本水平。二是从人力资本的投入角度度量，主要有教育经费法、技术等级或职称等级法、受教育年限法。本文选取受教育年限法:将劳动者按受教育程度分类，然后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求和，从而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此不考虑知识的积累效应和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时间效应。
2.2模型检验与分析在前文得到的GDP、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建立有效劳动模型。为了更方便地使用回归方程进行分析，计算出各项数据的自然对数值。根据以上回归方程结果(2)可知，方程的R2为0.990，指总离差平方和99.0%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仅仅有1%未被解释。方程也通过了F检验和t检验，说明模型有很好的拟合度。显著性水平分别为Sig=0.000＜0.05、Sig=0.017＜0.05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方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具备强大的解释力。DW值也通过检验，说明在回归方程中序列无自相关。从对模型的估计可以看出，安徽省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显著。从各要素的产出弹性看，安徽省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α为0.484，这就说明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484个百分点;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0.917，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经济增长会被拉动0.917个百分点，α+β＞1，经济规模的发展呈递增趋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人力资本。
2.3增长率及贡献率
要素(产出)增长率公式其中Gci、Ri、Ei、RG分别为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要素产出弹性和产出增长率。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出的各要素增长率和贡献率如表10:从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02—2011年，安徽省的GDP平均增长率为17.82%，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率为30.68%和2.57%，物质资本的贡献率83.30%明显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13.25%，说明安徽省10年间的物质资本投入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缓慢，这可能是受到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缓慢的影响。
3对策和建议
人力资本投资是促进安徽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为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3.1.1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劳动者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教育投资能够将人力资源“资本化”，创造出经济价值。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层次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量的积累将发生质的飞跃，人力资本质的提高是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安徽省科教资源丰富，有助于将人力资源规模优势转变为质量优势。要想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教育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公共教育或基础教育上，这有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在财政投资中的比例，统筹教育资源。同时，还应拓展多元化的投资渠道，不能仅靠国家投入而游离于市场之外，要充分重视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作用。
3.1.2发展非正规教育，鼓励职业培训教育培训是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开发，也是人力资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的保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专业化人才的缺乏，而紧缺人才的培养往往不是通过全日制教育产生的，而多依靠于社会上非正规教育的投入，如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企事业培训等。政府可以对这些培训加以立法约束和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技能的培训工作，让劳动者始终处于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中，这不仅可以引导劳动者通过终身学习提高素质，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对高校专业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弥补，给社会提供多层次、高水平的劳动力。
3.1.3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卫生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提高人的劳动能力。安徽省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的需求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徽省应扩大对医疗卫生投入的规模，加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善人们的医疗环境和条件，特别是基层卫生条件和人力结构，同时，还要积极倡导开展预防和保健活动，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引导人们主动提高个人人力资本水平，为安徽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3.2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3.2.1调整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而第三产业必将成为吸纳的主力。近年来，安徽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工业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必须承认安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产业结构同就业结构错位的现象，一般化的人力资本数量过多，而急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却处于短缺状态，现有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远远不能满足相关产业的需求。所以，安徽省应该加大具有较强科研、管理和各种专业技术创新才能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优化人力资本的结构，使之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从而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好地结合。
3.2.2平衡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二者必须协调结合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一些学者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替代性。因此，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确保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相协调。在扩大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扩大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经济递增收益和外溢作用。针对安徽省实际，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比例。虽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大大高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但人力资本投资是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注重二者协调的同时，应尽可能地将投资向人力资本方面倾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注重加大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和科技投入的力度，向基层员工培训倾斜。
3.3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环境
3.3.1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人力资源市场是提供优质人力资本的主要场所，政府是人力市场的管理者。安徽地处中部，客观上的经济发展程度导致人力资本的流动率比较低，优秀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人才流失现象普遍。为了健全就业机制和人口流动机制，省政府可以和就业指导部门共同制定有关人力资本流动的专门指导政策，引入发达地区的优秀人力资本，共享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满足本省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同时降低了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流动成本和机会成本。另外，为了提高人力资本流动效率，政府可以定期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其他中介组织，向各企事业单位以及人力资本个人公布有效、准确的就业信息，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于人力资本迁移过程中的成本，政府可以考虑投入部分资金。虽然人力资本流动费用本身并不能直接形成或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但通过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在宏观上，可以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调整人力资本分布的稀缺程度;在微观上，可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它是人力资本价值和增值的必要条件。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FPI、FDI和外债流入的数量显然具有非线性。FDI已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催化剂。我国FPI的波动则大得多，从起初的量小，到中期的波动大，直至2003年后快速上升。我国FPI的波动与我国股市的波动有相似性，随着我国股票证券市场的逐步开放，FPI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及对证券资本流入的谨慎态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对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吸纳能力。然而近几年受全球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浪潮的影响，我国也逐渐对证券资本流动有所放开，尤其是2003年QFII制度的施行，意味着对证券资本内流的进一步开放，极大地鼓舞了国外投资者，但根据QFII制度实施的滞后效应，可以预见我国证券资本流入在将来不久即会恢复增长态势。我国外债的规模一直不大，但近年来迅速上升，尤其是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日益高涨，特别是在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后，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导致海外套利资金通过外债形式大规模涌入。除FDI较为稳定外，FPI和外债的变动幅度大且非线性强，以外债为例：1985年的外债余额约为160亿美元；1995年外债余额达到1066亿美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8年12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4000亿左右，是1985年的24倍；2012年6月我国外债余额达到7852亿美元，增长迅速。FDI、FPI和外债与经济增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FDI、FPI和外债三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充满着正负反馈回路，甚至FDI、FPI和外债之间的联系也是多而繁杂，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结构。具体表现在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反馈机制，自我增长，自我扩大；另一方面，FDI、FPI、外债与经济增长系统之间可能存在互助机制，GDP增长吸引更多的FDI、FPI、外债，FDI、FPI、外债的进入规模也有助于GDP增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此外，FDI、FPI、外债与GDP的耦合效应，也可能抑制FDI、FPI、外债与GDP增长。为此，笔者决定以VAR模型进行四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辨析。
2我国国际资本流入变动与经济风险关系的VAR模型构建
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证券投资和外债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的，这四个要素之间不仅存在着因果关系，而且要素自身通过反馈影响其自身，使其整个作用过程极为复杂。VAR模型是以数据统计性质为基础，把某一经济系统中的每一变量作为所有变量的滞后变量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的。它是一种处理具有相关关系的多变量的分析和预测、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的最方便的方法。为了描述GDP、FDI、FPI和外债四变量中的互相联系和自我反馈，笔者根据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构建四变量的VAR模型。
2.1变量选取
（1）FDI累积量（FDIS）
FDI从投资到产生经济效益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经济效益的全面展现根据行业的不同则需要4～10年。因此，当期的FDI流入并不对当年GDP的增长产生影响，当年的GDP应该是之前FDI等要素积累的结果。
（2）FPI累积量（FPIS）
在FPI的经济增长的分析中，FPI自从进入市场到产生效益的时间虽然要短（略去了FDI审批环节），但FPI产生经济效益的时间同样存在延迟，因此采用FPI累积量。
（3）外债当年值（DI）
国家有目的的增加外债，其经济效益见效更快一些，但是累积效应同样不可忽视。另外，由于外债分长期外债和短期外债，短期外债变化快，使用外债当年累计值已是最优选择。（4）GDP增量（GDPZ）：GDP增量是指GDP比上一年度的增加值，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合理的度量标准，同时为了抛除经济增长的惯性，GDP增量的选择要更加合理。
2.2数据预处理
笔者考虑到1993年前我国两次大幅调整汇率导致的数据波动，采用1993～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笔者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1）凡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全部按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为美元；
（2）所有数据均按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以消除价格波动因素影响并获取实际值；
（3）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数据取其自然对数值，以增强数据线性化趋势、消除异方差，同时便于考察各变量对GDP的敏感性。
3FDI、FPI和外债对GDP增量影响的重要性分析
笔者利用EVIEWS软件对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了要素的关联分析。中国经济增长FDI存量的依赖巨大，中国经济增长量的60%来源于FDI存量的带动，重要性依然有上升趋势，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吻合；FPI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15%左右，近年来略有小幅降低；外债的影响力在5%左右，近年来也略有降低；GDP自己的资本惯性维持在20%左右，并有下降趋势。FPI流入对我国资本形成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已成为稳定的GDP增长的源泉之一，但远没有FDI的明显。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FDI，利用FPI和外债的规模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是重要性与FDI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
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FPI大，外债对经济的影响比FPI还小，说明当前利用FDI仍是我国主要的利用外资形式，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的，也与1979年我国自对外开放以后的政策有关。首先，在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条件下，我国引入国际资本最主要的方式是FDI，FPI和外债在国际资本流入中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故而未起到明显作用；其次，由于FPI的特点决定了其流入虽然为我国增加了国内资本，但其渠道主要集中于证券二级市场，而非流向国内实体经济，由于FPI的短期图利性，且流动性强，故FPI的流入或流出都会导致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这种经常性的波动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我国国内自有资本市场的不断壮大，资金缺口在逐步缩减，再加之我国工业、农业等方面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国内流动资金的充沛，从而外债和FPI的范围、投资额和投资空间都在逐步缩小，外债和FPI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呈现持续降低。
4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动与GDP增长的风险分析
系统的稳定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如果一个系统具有动态稳定性，系统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在实际应用中，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它无须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如何，而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者说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这种分析方法称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被笔者用来解释国际资本三种方式与GDP之间的互相影响。
（1）我国FDI变动对FP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FDI存量的变化不仅能引起FPI存量、外债和GDP增量的变化，而且能引起自身的变化，体现了FDI流入的资本惯性。由于我国FDI存量基数大，其影响力不容小视。FDI存量的变动对自身有着放大效应，这种表现为正反馈的放大效应在6到10年内达到峰值。FDI存量与FPI存量的变化呈现正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引起FPI存量的增长，FDI存量变化的吸引力在4年后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对FPI存量的吸引会达到最大值，后期平缓下降。FDI存量变化在一年内对外债几乎无影响，从第二年到第三年会呈现负相关性，FDI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外债的短期降低；但是随着FDI经济效应的显现，从第4年开始呈现正相关性，这是由于国内资金缺口的扩大，依然需要外债的流入来弥补国内资金建设的不足。FDI存量的增加会对GDP增长产生正效应，这个正效应在4到8年期间的效应会达到顶峰，之后会平稳下降；反之，FDI减少对GDP的影响也是长远且深刻的。
（2）我国FPI变动对FDI、外债和GDP的影响分析
我国FPI变动对FDI变动呈现正相关性，FPI存量的增加变化会在短期内引起FDI存量的增长，此反应极为灵敏；但是5年后开始下降，之后平缓下降使FDI存量趋于稳态。FPI存量对外债短期内具有负效应，由于FPI的投机性，在两年后外债的需求同样增加并快速升高，用以弥补FPI短期投资性带来的资金缺口；长期来看，FPI的偶然变动对外债影响不大，但是波幅很大，带来的金融扰动应注意警惕。FPI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明显。FPI存量的突然增加对GDP增量有正效应，这种正效应显现周期为4～6年，以我国数据来看，FPI的小幅变动对GDP影响不大。FPI存量的变化也会给FPI自身带来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为正相关性，类似与股市的跟风效应，但是衰减较快。
（3）我国外债变动对FDI、GDP和FPI的影响分析
我国外债的变动和FDI存量的变动具有正相关性，外债对FDI的吸引会在第2年达到顶峰。在第六年的时候会有第2个峰值的出现，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变动短期内与FPI存量显示负相关性，外债流入缓解了短期资金不足，FPI需求量必然下降，但是随着还款期的临界，会引起FPI存量的增加，并在第3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稳态下降，趋于平缓。外债的变动与GDP增量呈现正相关性，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在2年后开始显现，在4到6年内达到峰值，这也是外债的作用发挥时间，之后趋于平缓，稳态下降。外债的自身冲击表现的较为复杂，外债变化和外债存量短期内有负相关性，但是在第三个周期又开始有正相关，之后再次回升后回落，归于平稳。
（4）我国GDP变动对FDI、FPI和外债的影响分析
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FDI和FPI的流入。我国国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到FDI和FPI资本在我国的存量，其中FPI的反应更为敏感。我国GDP的增速每扩大一个单位，其吸引来的FDI增加0.3个单位，所以经济增速的快慢是吸引FDI资金进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魅力是FDI资金无法拒绝的诱惑。同时可以看出，GDP增速的偶然变动在短时间内会促使FDI的快速增加，而且具有长期效益，虽然后期吸引来的FDI会逐步稳态下降。我国FPI存量对GDP增速也较为敏感，但是与FDI相比波动只是其一半左右。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在短期内吸引较多的FPI进入东道国，但是一个偶尔的增速并不能吸引FPI的长期投资，脉冲图显示在经济增速回落的第二年起FPI就会逐步撤出；FPI的经济增长效应显现后，即4年到6年左右还会吸引FPI资金的到来，但是量要少得多。我国GDP增速对外债的影响最小，但是作用却最为复杂，波动性极大，但恢复却相当迅速。GDP增速突然扩大对外债需求量突然加大，并持续2～3年，但从第4年开始由于经济增长效应的显现使外债会减少，同时外债数量会围绕原来的水平震荡，最后脉冲效应消失。GDP增速突然扩大会对GDP本身产生一定的增长惯性，也就是说上一年的增长的好，下一年如果没有突发问题也会增长的不错，其增长惯性保持的时间较长。
（5）同单位FDI存量，FPI和外债对GDP增量的变动比较
各个变量冲击变量的广义脉冲图谱如图7所示。从响应时间来看，FDI、FPI和外债分别变动一个单位，引起GDP增量变动的时间不同，FDI最慢，FPI与外债较快，这与FPI的市场性和我国发行外债的规划性很强有关系。从响应幅度来看，我国FDI对经济的投资效率已明显低于FPI和外债，FPI的波幅最大，而且影响深远，其对GDP增量的效益值约为3～4倍；外债投资对GDP增量的效益值也是FDI的2倍左右。
5结论
从VAR模型结果看，FDI是我国GDP发展的主动力，其次GDP增量自身的资本惯性也是很重要的因素。FPI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轻微作用，在我国现有体制内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外债流入较FPI对GDP增量影响效果明显，但也不是特别显著，值得注意其对自身的影响波动很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稳定要素，脉冲响应图也更加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一点。GDP增长率的提升会在一年内带来总资本流入变动的增长。GDP增量对FDI、FPI和外债的响应最为强烈，我国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流入我国的国际资本能否获取预期收益，充分说明了系统的内因才是事物的主动力。FPI对FDI、外债和GDP增量的响应次之，由于FDI的长周期性和FPI投资的强流动性、强变现性等特点，故而FPI存量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反映程度更加猛烈。需要注意的是外债的波动虽然会在很短的时间稳定下来，这与我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和经济繁荣有关，举债不难使其稳定性很高，但是外债的强流动性会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巨大的冲击，其波幅变动之大，变化之快，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重视。这和我国外债的构成有很大关系，短期外债超过长期外债占据我国外债份额的大部分。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资本资本充足率风险计量资本分配绩效考核
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及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基于资本的两个特征而建立：资本是稀缺的，因此必须将有限的资本有效地配置到最能增加银行价值的环节；资本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强调对资本的回报，也即对股东实现价值创造，并充分考虑资本所承担的风险，实现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的统一。经济资本管理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经济资本的计量，二是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制度，三是以经济增加值（EVA）和经风险因素调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
1.经济资本的计量
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衡量，非预期损失是指银行实际损失超过平均损失以上的损失，是对预期损失的偏离-标准偏离。经济资本从数量上等同于非预期损失，应覆盖商业银行的全部风险。
普华永道对全球银行业的调查表明，信用风险占到商业银行风险总量的65%，除此之外，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是商业银行面临和关注的主要风险，《新资本协议》关于银行资本必须覆盖上述三类风险的规定即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虽然经济资本应覆盖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对此三类风险的计量。
(1)信用风险的计量。计量信用风险时，主要考虑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和期限（M）等风险因子。此外，还应考虑信用资产的相关性以及风险集中度。目前流行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主要有CreditMetrics信贷组合模型、穆迪KMVEDFs信贷组合模型、CSFPCreditRisk+模型、麦肯锡CPV信贷组合模型，以及《新资本协议》规定的IRB（内部评级法）模型等。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EAD×√PD×σ2LGD+LGD2×σ2PD
其中，σ2LGD为LGD的方差，σ2PD为PD的方差
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经济资本体系建设情况的调查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是在参照《办法》规定的基础上，以资本充足率8%为基准，根据各类业务的历史风险状况和本行的经营发展战略，采取内部系数法计量信用风险。比如，《办法》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是50%，有的行对此类贷款的经济资本系数则设定为4%（即为资本充足率8%的50%，等同于50%的风险权重）；对某些属于鼓励发展类业务，商业银行则设定较低的经济资本系数，使之相对应的风险权重低于《办法》规定的风险权重，比如《办法》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风险权重为100%，而有的行对银行承兑汇票的经济资本系数为3%，相当于风险权重为37.5%，充分地体现出了商业银行对此类业务的鼓励导向。
(2)市场风险的计量。VAR（风险价值）是计量市场风险最常用的技术，它是指在一定的持有期和给定的置信水平下，因利率、汇率等市场要素发生变化而可能对某项资金头寸、资产组合或机构造成的潜在最大损失。目前常用的VAR模型技术主要有方差—协方差法、历史模拟法和蒙特卡罗法。
市场风险经济资本=VAR*乘数因子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市场风险的常用技术有缺口分析、久期分析、外汇敞口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分析等，少数商业银行（如建行）运用VAR计量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的计量。相对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一是现有的数据不足，二是模型构造存在技术困难，三是在计量操作风险时极易因难以与其他风险区分而重复计算。目前，对操作风险一般采取简单的系数法，即根据历史年度发生的损失数据，将商业银行的业务按照操作风险的程度分配不同的风险权重，乘以该类业务的余额。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量操作风险的常用模式是：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前三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值*设定系数
2.经济资本的预算分配
经济资本的配置区分为对存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和对增量风险资产的经济资本配置，前者考虑的是对资产组合所面临的未预期风险的抵御，后者则是通过对不同的产品、部门和区域设定不同的经济资本系数来传导总行的经营发展战略。商业银行在制定经济资本预算计划时，重点是对增量经济资本的配置。
从我国目前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经验看，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经济资本，年初根据资金交易风险控制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计算并分配。对信用风险的经济资本，建行采用增量配置法，通过三个环节完成：首先，由总行年初根据全行发展规划和资本补充计划，明确资本充足率目标，提出全行的经济资本总量和增量控制目标，对分行进行初次分配；其次，总行根据各分行反馈的情况，在总行各业务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平衡分配；最后，总行根据战略性经营目标，对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量的一定百分比进行战略性分配。
3.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
以EVA和RAROC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引入了资本的成本概念，更真实地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利润，克服了商业银行传统的绩效考核以利润的绝对额为指标的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更清醒地权衡经营风险及其回报，从而做出更符合商业银行实际利益的决策。
绝对量指标：
EVA=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期望回报率
=(经济资本回报率-资本期望回报率)*经济资本
相对比率指标：
RAROC=经风险调整后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投资收益-运营成本-预期损失准备支出-税项）
经济资本
我国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已逐步采用EVA和RAROC概念，只是对具体参数的设置（比如对经济资本的期望回报率）各行略有不同。建行等在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面走得更快的商业银行，已尝试将RAROC技术应用到具体产品的定价决策。随着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能力的提升，经济资本管理将在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1.强化资本约束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调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外部监管部门资本充足率监管力度的加强和股东对资本回报要求的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到资产扩张的速度、业务发展的规模以及所带来的收益，还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占用，将收益与风险和成本相统一。资本约束意识的增强将有力地扭转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重规模轻管理的经营思想，促使商业银行将经营管理的重心放在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优化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之上。如下图所示，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2004年，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某银行贷款增幅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避免了出现贷款增量的大幅波动，充分体现了经济资本管理在资产增长中的制约作用。
2.培养全面风险管理意识，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商业银行需要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进行合理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经济资本强调的是对银行所承担的所有风险（而不仅仅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大风险—信用风险）所可能带来的非预期损失的抵御和弥补，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可以强化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同时，经济资本管理要求对各类风险进行精确的计量，并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自己的风险计量技术和模型，将促进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3.准确计量各项业务的成本，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存在突出的制度性缺陷：一是以利润、资产规模的绝对量考核为主，忽视资本占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片面追求账面利润和资产规模而漠视潜在风险的短期行为；二是现行的绩效考核评级体系未充分考虑到风险因素，经营收益未经风险调整；三是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以横向为主，无法具体量化具体产品和业务条线的经营绩效，难以为经营决策提供支持。经济资本管理克服了上述缺陷：EVA强调了资本占用的成本，有助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其分支机构树立成本意识；RAROC强调的是经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并扣除了为预期风险所计提的专项准备金，更真实地反映了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同时，RAROC技术还可以衡量具体的交易和账户，有助于真实反映各项业务给银行所创造的价值。
4.提高商业银行科学决策和产品定价能力
RAROC技术通过对具体产品、业务和区域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的量化，为商业银行在制定经营发展战略时提供支持。比如，根据历史数据判断某项业务的经济资本回报率较高，商业银行在编制经营计划和经济资本预算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系数设定等方式，向全行传达总行对于此类业务的倾斜支持导向。同时，RAROC技术强调了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在为产品定价时，可以通过RAROC技术推算出该项产品在什么价格水平才能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从而促进商业银行自主风险定价水平的提升。
5.推进金融改革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增强独立的市场主体意识
经济资本管理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和成本意识，使过去因具有国家信用而忽视资本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深刻地认识到，资本是稀缺的和有成本的。随着股份制改革的深入，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着监管当局越来越严格的资本约束和市场越来越高的资本回报要求，这将督促国有商业银行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增强独立市场主体意识，推动股份制改革深入开展，真正将国有商业银行建设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6.经济资本具有风险约束和效益约束的双效应，有助于激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
经济资本不仅要抵御非预期损失，而且还在经营管理和资源配置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可以衡量一家银行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而且还可以成为评价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或业务条线经营绩效的标尺；将收益与风险、成本结合起来，有助于商业银行根据实际承担的风险为产品合理定价；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技术，积极开发内部计量模型，完善资本管理，从而更科学地保持合适的资本持有量，激励商业银行改进资本管理。
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对我国银行监管当局的影响
1.促进监管当局对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区别的认识
在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过程中，银行监管当局有必要，并且会逐步认识到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不同：
(1)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承担的实际风险计算出来的资本，是一种应有“虚拟资本”，在数量上等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额；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持有的最低资本，属于“法定资本”，是一种实有的资本。从风险的角度说，经济资本代表的是风险，越小越好；监管资本则是抵御风险的屏障，越多越好。经济资本是从商业银行的视角看资本，而监管资本则是从监管当局的视角看资本。
(2)经济资本具有更好的风险敏感性。监管资本是监管当局基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而划定的粗线条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在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下，既可能出现资本充足率达到法定要求而仍不足以覆盖风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对资产状况良好的银行的过高的资本充足约束。与监管资本相比较，经济资本更好地反映了特定商业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及资本真实需求，因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
(3)经济资本覆盖的风险范围更广。根据《新资本协议》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而我国《办法》规定监管资本主要是抵御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由此可见，监管资本覆盖的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而非全部风险。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经济资本管理覆盖的风险范围更为宽广，不仅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还包括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完善，教育投入水平持续升高，使得我国教育事业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然而，随着教育投入渠道的多样化，教育主体的多元化，教育公平问题逐步被凸显了出来。在市场化经济的大背景下，教育投入的差异逐步增大，带来了教育资源的偏移，这对我国的教育公平提出了重大挑战。
而事实上，教育公平面对的困境远不止于此，当大多数学者基于经济视角看待教育公平问题时，文化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公平这一社会公平的基石，笔者将聚焦于“文化资本”差异的视角看待教育公平面对的困境，探索进一步实现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的可行之路。
二、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教育公平困境
1、学习机会获取的困境，教育公平与教育自由的争论在教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停息过，我国一直坚持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导向，在1986年出台的《义务教育法》以及2006年的《新义务教育法》中均命令遏制择校，规定“就近入学”的原则。
然而事实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分化依然十分严重，一部分实验小学、中心小学硬件设施一流，师资水平出色，这一类的小学往往需要缴纳高额的“建校费”或者“捐资费”，并且需要各种考试方能进入，正是由于这种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双重门槛，其学生超过90%来自于公务员、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等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而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在其中仅占不到10%。
而与之对应则是一系列的农民工子弟小学、村镇小学，这样的学校大多硬件设施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甚至很多学校因为无法招聘到足够的老师，只能返聘退休老师，聘任有文化的学生家属来充填师资。两类学校的显著差异，形成了在学习机会获取上的教育公平困境。
2、学习过程中的困境，在通常的认知中，人们将学业成果的差异极大程度的归结于天赋、努力以及个人能力。然而文化资本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关的实证研究有力的证明父辈的文化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代的学业成果。
面对学校传达的知识，是接受还是排斥，是积极吸收还是消极对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成于早期以行为模仿为主要方式的家庭教育积累下来的文化资本。通常来说，文化资本越高的家庭教育孩子形成的心智结构与文化认知与社会教育体系具有更高的契合度，而当部分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的孩子进入学校时，他们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与努力，完成与价值观以及心智结构的转变，使其与社会教育相切合，学校教育的内容是契合于社会主流文化困难与阻力。
3、学习资源分配上的困境，当教育从单纯的学校教育变得越来越多元，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和学校，补习班、兴趣班等校外教育占据了越来越多重要的地位。
当大部分文化资本较高的家庭可以正确认知孩子的特质，并安排适合孩子的相应补习与课外兴趣培训时，大多数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却只能盲目跟风。顾佳峰在调研中发现，高学历人群的家庭教育投入平均额度是低学历人群的2.81倍，也就是说普遍来看，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原本投入的学习资源总量就较少，而且在具体运用中，许多文化资本较低的家庭完全不顾及孩子本身的特质、兴趣爱好只考虑与其他人的攀比，把孩子当做一样炫耀的工具培养，使得原本就不多的资源被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浪费掉。地文化资本家庭对教育资源应用能力的低下，成为教育公平面对的第三重困境。
三、走出困境的道路探索
1、强化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打破学习机会获取的困境。义务教育阶段的本质决定这一阶段的教育应该更多的强调平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自由。缩减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水平差距，进一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升处于差距下端的劣势一方的教育水平，另一种是缩减差距上端的优势一方的相关投入。
现阶段来看，牺牲已有的教育资源是不可取的，只有进一步强化薄弱学校的相关投入，大力扶持教育落后地区义务教育，通过加强转移支付等相关政策的力度，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让更多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参与到落后地区、农村地区、薄弱学校的教学当中，才能真正有效的使文化资本较低家庭的孩子获得良好的学习机会。
2、强化家庭教育知识普及，良好的早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被重视的问题。站在文化资本理论的角度，越来越多的家庭着力于使他们的孩子尽早积累更加良好的文化资本。然而，这些早教机构大多收费昂贵，其中很多机构已经高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只有进一步推广早期教育的相关知识，使早教机构进一步的大众化，低价化才能使得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孩子在进入学校之前积累有利的文化资本，不至于在学习过程中遭遇困境。
经济资本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力资本会计在实际中得到应用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人力资本会计的应用也遇到很大的阻力，在应用时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会计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将不再主要依靠物质资料的投入和消耗，而主要依靠知识，而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本，在企业总资本中占有较大比重，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力资源逐渐有了资本化的趋势，也表现出了资本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人力资本会计理论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人力资本会计在实际中应用也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讨论的话题。
一、人力资本会计应用的必要性
1、从宏观方面来说，人力资本会计的应用和发展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完善企业财务理论和方法的需要。人力资本会计是以“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精诚合作”作为前提，确认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产权主体的地位，明确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剩余的观点。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将人力资本放在与物质资本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核算，将企业的这种变化与会计体系相结合，既适应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完善了财务理论。
2、从企业内部来说，应用人力资本会计也是提高企业资本效率的客观要求。现行的企业财务系统主要以非人力资本为内容，它不仅不能满足人力资本在规划和控制方面的需要，而且缺乏一套关于人力资本效率评价的定量指标，使得难以对人力资本实施有效的指标激励，进而也难以实现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建立人力资本会计核算体系将能够全面地反映企业人力资本的状况，为企业财务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有利于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制定有效的激励政策，从而提高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
3、现行的会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为管理决策提供信息为己任的会计，在提供有关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信息方面，却远远落后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需要，这就需要现行的会计在现有基础上更新和发展，增加人力资本会计的内容。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都还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不确认计量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分配上只以物质资本的投入为基数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作为企业资产的来源，物质资本所有者独享剩余，人力资本所有者仅仅获取劳动补偿价值而远离剩余价值，其报酬只与企业本期或短期的收益相联系，造成了企业在分配机制上的不合理，从而引起了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另外，财务报告作为一个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的财务状况、现金流量、经营成果等方面的信息的信息系统，仅仅反映企业物质资本，而没有考虑到企业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本，这样的信息是不完全的。著名经济学家布鲁墨特曾指出：“在公司总经理致股东的信函中，通常有这样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我们的全体职工是公司最重要和最宝贵的资产’。但是翻过这一页信函之后，人们会问，作为公司最重要和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为什么没有反映在报表之中，他们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劳动者权益会计模式虽然提出了劳动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分配企业剩余的思想，但是没有看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也不再适用现代企业的特征。
二、人力资本会计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作用的突出，很多企业都意识到实施人力资本会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人力资本会计并没有像实际需要的一样受到广泛推广，在应用时受到多方的阻力。
1、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抵触。在传统企业财务会计中，股东凭借其传统意义上的出资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企业的净资产由股东即物质资本所有者完全占有，没有人力资本的一席之地。而人力资本会计通过确认“人力资产”、“人力资本”使得企业员工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之一，确立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地位，认为企业利润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共同创造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企业员工也应该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这就必然触及到原有股东的利益，在经济利益和控制权上受到威胁的企业原有股东必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进行顽强抵抗。
2、传统会计核算的排斥。很多人认为，人力资本会计核算的很多方面都需要主观估计，取得的数据缺乏可信度。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有很多方法，如历史成本法、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等，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缺点。在应用人力资本会计的过程中，从计量方法的选择到会计账户的设置、再到人力资本信息的披露，理论上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要根据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需要来选择，这与传统会计历史成本计量和可比性等原则都有所冲突，在实务中遭到了传统会计核算的排斥。
三、人力资本会计应注意的问题
人力资本会计在实务中的应用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更应该通过不断的尝试来完善理论，以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1、建立、推广和应用人力资本会计，首先要注意的是观念的转变，要修正、扩展传统会计的资产观和权益观。企业在应用人力资本会计时一定要转变“资本雇佣劳动”的观念，加强理论基础的宣传和学习，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从根本上承认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地位。另外，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进行企业收益的分配时，也要在遵循公平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两者的协调达到共享收益的目的，避免发生冲突。
2、企业应提高积极性，从制度层面规范人力资本会计的实施。很多企业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为了让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人力资本状况，也尝试做一些对人力资本基本情况的披露，但一段时间后都不再执行。虽然现在还没有任何法规或准则对人力资本的核算做出规定，但是也不能无视现行会计体系将人力资本排除在外的一些缺陷。企业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人力资本核算和披露的相关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人力资本核算的体系，并将其作为内部规范落实，将企业人力资本的信息适当地反映给内外部信息使用者，这也会为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会计理论做出贡献。
3、人力资本会计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推行人力资本会计不能操之过急。虽然发展和应用人力资本会计，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提出的新要求，但是强制性地实施人力资本会计也是不客观和不可行的，甚至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因此从稳健性的角度出发，应在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本会计理论的同时，逐步运用人力资本会计的思路和方法对企业的人力资本加以全面客观的反映、核算和分析，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采用两种会计模式即传统财务会计和人力资本会计进行核算，做好过渡工作。
参考文献：
[1]姜凤平，田德新.基于现行财务制度下的人力资本会计的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8.3.
[2]梁志勇.人力资本价值计量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7.5.
[3]尚利花.人力资本权益会计研究[D].内蒙古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