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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
中国茶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经济影响巨大,并催生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茶产业,诞生了世界茶叶贸易行业,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催生世界茶产业。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也是茶产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作为茶树原产地的中国,最早利用、驯化、栽培茶树,进行茶叶采摘、加工、制造、销售,形成了茶产业,诞生了茶经济。随着中国茶向外传播,茶叶知识、茶树栽培、茶叶生产传到国外,世界茶产业应运而生。现在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种上了茶树,不同程度地发展了茶叶生产,促进了国际贸易,加强了国际协作,繁荣了茶叶科学。在世界农业经济作物中,茶业逐步成为令人瞩目的产业。现在五大洲都有茶区分布,茶园分布最广的地区介于北纬6度至22度之间,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区索契山地的图亚普谢区茶区为当今世界最北的茶区,阿根廷的米逊斯茶区是世界最南的茶区。亚洲茶区分布最广,非洲次之,美洲再次之,大洋洲、欧洲分布较少。茶业在各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从茶产量可见一斑。年产量20万吨以上的国家为世界最重要的产茶国印度、中国、斯里兰卡,这三国茶产量占世界茶产量的60%以上。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日本、土耳其。以上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茶国。年产量万吨以上的产茶国有孟加拉国、坦桑尼亚、马拉维、乌干达、伊朗、莫桑比克、越南、阿根廷、巴西、津巴布韦、卢旺达、南非,这些国家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产茶国。此外,缅甸、泰国、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尼泊尔、菲律宾、朝鲜、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卢旺达、马里、几内亚、毛里求斯、埃及、刚果、喀麦隆、布隆迪、刚果(金)、埃塞俄比亚、留尼汪岛、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巴拉圭、牙买加、墨西哥、玻利维亚、圭亚那、美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澳大利亚、葡萄牙、格鲁吉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茶产量在世界上虽无甚影响,但茶产业在本国经济中仍占有一定地位,在满足本国饮茶需求的同时,对减少茶叶进口,平衡贸易格局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而仍具有产业意义。
推动世界茶贸易。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推动了世界茶贸易的发展。茶叶贸易的发展与饮茶风俗的传播关系极大。长期以来,中国茶主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虽然茶叶贸易随之兴起,但贸易数量仍然有限。只有当饮茶风俗传入欧洲,并随西方殖民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后,茶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茶叶贸易勃然兴起,世界茶贸易数量才不断被刷新。19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几乎提供了世界茶叶贸易的全部货源。据笔者推算,16世纪的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微不足道,17世纪约在21010担以上(1050.5吨),18世纪增至8889241担以上(444462.5吨),19世纪40年代,达1500万担左右(75万吨)。如果加上每年2.5万~5万担的帆船运茶出口量,则总数更多。从16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的约300年间,中国出口茶叶总计2396万担(约119.8万吨),1840年约为40万担(2万吨)。此后,世界茶叶市场上出现少量日本绿茶、印度红茶,且数量不断增多,但中国茶叶出口量也不断增加,1886年达到巅峰的13.4万吨。这一时期,中国茶叶90%以上销往欧洲。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世界茶叶生产、出口、消费均有所下降。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茶叶产量迅速增加,但世界茶叶贸易额同样增加迅速。世界茶叶出口贸易由19世纪70年代的12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178.37万吨,显示了这一贸易产品的巨大活力。
刺激世界茶生产。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刺激了世界茶的生产。随着茶的传播,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多,茶叶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笔者曾估计,中国茶作为世界茶叶唯一产地时的1832~1837年,年均茶园面积为34.73万公顷,茶叶产量13.03万吨,单产374.9公斤/公顷。由此可知,中国茶向世界传播对茶叶生产的巨大刺激作用。以1832~1837年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和单产为基数,1934年这三项数据分别增长了2.59倍、2.93倍和1.13倍,1990年这三项指标则进一步增至7.2倍、19.3倍和2.68倍。从1934年到1990年,世界植茶面积增长1.78倍,茶叶产量提高5.6倍,茶叶单产增加1.36倍。进入21世纪,世界茶叶产量持续增长,每年均超过300万吨,2010年跃至408.7万吨,2012年增至452.80万吨。茶叶生产的惊人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二、丰富人类文化礼仪
中国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不仅是饮茶风俗的传播、茶叶知识的输入、茶叶贸易的开展及茶产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礼仪文化的传播。与中华文化一道远播海外的茶文化,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结合,日益生根发芽,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茶礼仪、饮茶文化。在新产生的茶文化中,东方茶文化最具典型的是朝鲜茶礼、日本茶道,西方茶文化最为典型的是荷兰茶会、英国下午茶。这几种最为典型的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茶风俗传入这些国家的产物。朝鲜茶礼。随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流入朝鲜,茶随之传入该地,并加以传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唐太宗时期茶传入朝鲜。据朝鲜正史《三国史记》载,新罗善德女王(632~646年在位)时,留学僧人从中国带回茶籽种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入唐回使大廉带回了茶种,种植于地理山上。在此之前,善德王之时茶已有之,但是自兴德王时代兴盛起来。”朝鲜李朝文献《东国通鉴》说“:新罗兴德王时,遣唐大使金氏,蒙唐文宗帝(827~840年)赏赐茶籽,公元828年种于金罗山的异山。”这是茶的再次传入,表明饮茶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新罗时代已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人向民间传播、发展。这一时期新罗国内开始植茶、制茶,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茶礼形成。日本茶道。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引进,并不仅仅限于制度、技术等,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其中之一,即饮茶之习惯也被热心地学来了。”
[2]以最澄、空海、永忠为代表的学问僧在学习、传播佛教的同时,还带回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具。从弘仁饮茶中对陆羽亦步亦趋的模仿及弘仁茶诗与中国茶诗的相似表达,可以推测《茶经》一书及唐代饮茶诗文也由以此三人为代表的学问僧带到了日本。以嵯峨天皇为首的日本上流社会对新传入的饮茶文化怀有极大热情,尤其是嵯峨天皇不仅多次参加茶会,还在皇宫中开辟茶园,下令在近畿地区植茶。饮茶文化在日本迅速发展,形成一股“弘仁茶风”,为13世纪后南浦缫明、村田珠光、千利休等人在日本传播茶道打下了基础。荷兰茶会。欧洲茶会,以荷兰为最。中国茶传入欧洲时,价格高昂,非普通人所能饮用,只有贵族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要人才能享用。荷兰输入中国茶叶的同时,中国茶壶、茶杯也一起被输入,使之能够同时使用。1637年前后,有些富商的妻子开始以茶待客,于是茶叶输入量稍微增加。1666年,茶价有所下降,但每磅售价200~250弗洛林(相当于80~100美元),茶叶仍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此后,输入量再次增加,价格下降,饮茶略有普及,这个时间是1666年至1680年。富有的家庭辟有专门茶室,普通市民则在啤酒店饮茶。饮茶俱乐部的形成,推动了一般妇女的饮茶热。茶会是一件十分郑重其事的事,饮茶客人多在下午2时光临,主人郑重接待,礼貌周全。女主人取出各种茶叶,放入配有银制滤器的小瓷壶中。女主人请每位客人选好自己的茶,然后放入小杯中。需要加其他饮料的客人,女主人则以小红壶浸泡番红花,用较大的杯盛放较少的茶递给客人,让其自行配饮。饮茶时,要咂吸有声,表示女主人的茶味美好。大家足靠火炉,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糖果饼干,一边交谈。饮茶结束后,再喝白兰地酒,吃葡萄干、糖等食品。茶会风靡一时,成为荷兰妇人重要的社交方式,这一著名活动丰富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内容。饮茶习俗对荷兰人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积极影响:政府通过社区免费聚餐,加强与民众的互动与沟通;生意兴隆的茶馆,丰富了近代荷兰的城市服务业,促进了人们之间的彼此联系;追求饮茶,刺激了人们对茶器收集及茶亭兴建的热情。
[3]英国下午茶。欧洲茶会,以英国为次。英国饮茶晚于荷兰,但发展势头迅猛,至18世纪已形成午后茶。1763年,在哈罗门诸贵妇轮流供给午后茶与咖啡。此后,鉴于人们早餐食用丰富,中餐与晚餐间距时间太长,晚餐后则在会客室饮茶的情况,第七世裴德福公爵夫人安娜推出了17时进茶、饼干的项目,午后茶遂成为时兴礼仪。这种礼仪一经产生,风靡一时。同时,饮茶习惯迅速普及全国各阶层,英国遂成为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最多时竟然达到10磅。饮茶方法的讲究,为其他国家所不及。泡茶是一种艺术,全国男女老幼都懂得怎样泡制一杯合口的好茶。[4]
三、其他方面的影响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作为将人际交流引入电视传播的产物,谈话节目的出现,实际上搭建起了一个私人化的公共话语平台,适应了转型社会中大众相对宽松的思想交流、情感释放欲求。“谈话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了一个参与公众生活、表达社会情绪的平等开放的思想空间和不拘一格的公众论坛。”④借助谈话节目所提拱的话语平台,大众可以实现信息分享、交流思想及获得情感代偿。同时,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压力也越来越大的现代开放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通过安全、有效的渠道获取信息、同他人交流思想及分享情感体验。谈话节目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满足了大众窥探和知晓他人想法与看法以及分享交流的需要。以往的电视节目,常常倾向于向受众灌输一元化的结论。这种传播方式的专制性和排他性影响了观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谈话节目所提供的尊重个性的多元交流平台,隐含着民主、平等、包容的传播理念,能极大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谈话节目这个平台,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空中领略到许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内容,并分享讨论公共事务、行使人文关怀的精神满足。可以说,谈话节目既富有人际交流的意趣,又不失大众传媒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影响力。
三、以受众为本位的对象性传播
当前,大众早已不再满足媒体整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始有了参与节目,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只做传播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企盼在节目中找到一个能参与其间并能表达自我的位置。敏感于时代变革的电视媒体,积极适应这一变动,自觉将镜头转向普通社会阶层,尝试让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思想、普通人的情感通过节目平台让社会关注和知晓。这些无疑为电视谈话节目的成长提供了有利契机。“电视谈话节目是在电视‘平民化’的过程中诞生的。”⑤可以说,本质上立足于受众本位的谈话节目的发展,顺应了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众多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节目可以说是颇具有对象性传播特质的节目品种。对谈话节目而言,任何空泛的谈论及脱离了具体实际的形而上探讨,都只会让观众远离了电视节目。因此,谈话节目从现身之初,就体现出引领人们关注社会实际问题的可贵理念,针对分化为不同群体的节目受众的需求,确立自身的定位及节目选题。
纵观当下谈话节目,总体上讲,不外乎平民化谈话节目与精英型谈话节目两大类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选择平民化定位的谈话节目,在价值取向上则主要向平民百姓倾斜,以普通平民愿看和喜爱为出发点,努力向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认同水平靠拢。如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在内容的选择上侧重于百姓关心的情感纠纷、家长里短及平民视角中的国计民生;节目风格以平凡为美,注重原生态表现生活,从而赢得了普通百姓的青睐。而对于精英谈话节目而言,前沿性话题,高文化品位和高知识含量,成为吸引观众的重要元素。如中央二套《对话》栏目,其知识型、前沿性、高品位的特质,就赢得了投资者、企业精英和业界专家等一批社会精英人士的喜爱。此外,随着一批娱乐脱口秀节目的出现,谈话节目在分众化传播的道路上也越显成熟。正是这种基于受众本位的对象性传播,使得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牢牢锁定了自己的目标受众。
四、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相对于其它主持人型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而言,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其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
电视谈话节目的“看点”,除了通常大家都知晓的话题本身(热门事件、热门现象)有吸引力外,主持人的自身魅力及其对谈话进程的富有个性化风格的把握,常常占据着主导地位。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其主持人较之其它类型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观众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广的影响力。谈话节目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要产生闪光的思想亮点,需要主持人用富有个性魅力的语言积极引导,激发嘉宾对话题的热情和兴趣,并充分调动场内场外观众的情绪和思维。所以,主持人在节目现场所展现出的语言能力、个性魅力、学识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表现元素。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是凭借自己个性化的、本色而真诚的主持艺术,构筑起与嘉宾和观众平等交流、沟通的桥梁的。因此,那些与栏目定位相契合的思维敏捷,善谈会谈,富于独特个性和成熟风格的主持人,始终是牢牢吸引观众目光的核心节目元素。
其次,嘉宾及现场观众的个性化的看法、想法及临场表现也往往成为节目的重要“卖点”。谈话节目原本就是侧重表现人际交流的节目形态,对于收看节目的观众而言,人际交流场域中话题各方的即兴对白和不可预知的临场表现,显然是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当然,谈话节目,不仅仅是“谈话”这一样式。如今的不少谈话节目,还常常发挥电视能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资料、音乐音响、图片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这些多样化的表现元素,在以主持人为中心的场态化结构中被适时呈现出来。这使得谈话节目节目的“可视性”得到了有力发掘,审美感和艺术性极大提升。另外,眼下的谈话类节目除了以演播室的谈话为主要内容外,还时常采用穿插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沟通方式,使整个节目互动性更强,内容也更丰富、充实,不仅仅“听”起来精彩,“看”起来也更富有意趣。
诚然,伴随着电视谈话类节目在各地的竞相涌现,当下的谈话节目也日益显露出诸多问题,给广大观众造成了多、滥、劣、俗等不良观感。特别是时下“跟风”办节目所造成的数量泡沫,在给谈话节目带来表面繁荣的同时,稀释了节目精品的存在,破坏了观众的收视印象和收视口味。因此,提升谈话节目的品位,创新谈话节目的亮点,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品牌谈话节目,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注释
①②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7页,第214页。
③宋民:《谈话节目定位与错位》,/tvguide/tvcomment/wtjj/dsrshss/10342.shtml
④吴郁:《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页。
⑤石长顺:《当代电视实务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关键词:宝洁企业文化双因素理论
一、宝洁公司概况
宝洁公司创立于1837年,是世界最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宝洁公司全球雇员近十万,经营300多个品牌,畅销160多个国家。如此庞大的快速消费品帝国,是什么指引着宝洁人走过160多年的历史,经久不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宝洁的企业文化。而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包括很多内容。这里就从企业文化的层次来看宝洁企业文化。
二、宝洁企业文化
(一)物质层文化
1、多品牌战略和优质服务
宝洁公司拥有300多个品牌的日用消费品品牌,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设有工厂。宝洁生产和提供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以美化消费者的生活作为回报。宝洁人用产品的品牌打造企业文化的内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品牌就是一个企业的形象代表甚至可以代表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宝洁实行的是多品牌战略与单一品牌延伸相结合的横向纵向均衡发展的战略。宝洁大中华区客户生意发展部总经理柯兴华先生表示:“多品牌战略与单一品牌延伸策略便于企业形象的统一,资金、技术的集中,减少营销成本,容易被顾客接受。”这样相结合的品牌战略才能让宝洁既能稳定市场份额,又能扩大开发新的市场,还能降低企业成本。
2、人性舒适的办公环境
宝洁的办公环境非常的人性化。为了给每一位员工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宝洁公司全方位的为员工服务。每一层办公室都有不同的主体颜色,非常有特点。有弥漫着浓郁果香的水果吧,全天开放。另外大会议室在下班后就成为大家的瑜伽房。还有按摩室,健身房都是为宝洁员工的准备的人性化的服务。
(二)行为层文化
行为层文化是指员工在生产经营及学习娱乐活动中产生的活动文化。其中包括了企业的行为规范、人际关系、企业公关策划及规范、服务行为规范。在宝洁的pvp里面明确地写着:创新是我们成功的基石,我们重视公司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我们珍惜个人的专长,我们力求做到最好,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生活方式。每一句话都体现宝洁员工严于律己的特点。宝洁将人的发展和进步列为公司的重要使命,所以宝洁的行为层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宝洁人文化。
(三)制度层文化
1、内部提拔人才的用人制度
宝洁的一位前任CEO尼尔·迈克尔罗伊说到:“我们培养未来管理人才的工作年复一年地进行,不论景气与否。“要不是这样做,若干年后,我们就会有断层,而我们承受不了断层。”在宝洁的管理层基本上看不到空降兵。那么宝洁为什么选择了内部培养这人才这种成本最大的方法?因为宝洁是一家尊重和培养人才,并且依靠文化才传承而续存的公司。宝洁尊重每一位员工,认为公司的利益与员工休戚相关。这使得每一位员工都很有归属感,忠诚的为宝洁工作。
2、直接经理制度
如何让一位新进的宝洁人真正理解到宝洁的企业文化,光靠背诵宝洁PVP里面那短短的几百个字是不够的。所以宝洁建立起了直接经理制度。每一位员工,从初进公司,就开始接受直接经理的指导。随着职位的变迁或者提升,其直接经理可能会改变,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废止。每一位员工的直接经理都负有业务教习和督导的责任,并且,直接经理要通过平时工作中的交流,将已经融入自己血液的宝洁文化,慢慢的影响和传播给自己的员工。最终这种直接经理制度为宝洁建立起一种互相影响并且紧密结合的文化体系。使得宝洁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3、人才激励制度
宝洁公司为每一位员工都提供完善并且有竞争力的薪资体制,还有各种基本福利政策,如住房福利、医疗福利、福利保险。赫茨伯格在其著名的“双因素理论”中提到。双因素有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只有激励因素才能真正起到对员工的激励作用。以上提到的这些都只是一些人才激励中的保健因素。而宝洁给员工的激励因素是非常人文化的。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激励。在物质上,宝洁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一般的企业基本上是推行骨干级的员工持股计划。然而宝洁则更创新一些。宝洁的所有员工都可以购买公司境外股票,这样可以激发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在精神层面上,最基本激励的是对员工的尊重和认可,进行会议表彰,发放荣誉证书。同时宝洁为员工们提供免费的咨询教育服务,进行亲情化管理。
(四)核心层的精神文化
宝洁的核心精神文化是诚实正直,彼此信任,主人翁精神,领导才能,赢的激情。诚实正直要求员工要为人正直,不欺骗,一心为公。彼此信任要求每员工要相互信任,并且在得到别人的信任时,要值得被信任。主人翁精神要求员工把公司看成自己的事业,严格要求自己。领导才能要求员工敢想敢做并且能成。赢的激情要求员工积极主动,为了赢得胜利总是充满激情。在宝洁,这样的核心精神文化四处可见,案例剖析,不断影响和传播。于是每一个宝洁人都能将之印在脑海,铭记于心。其实像这样的核心精神文化很多大型的外企都有。只是宝洁对于这样的文化执行和传承得特别的彻底,所以才有这样骄人的成绩,成就了宝洁人,成就了宝洁。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化差异;适应;语言;过程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个民族、国家、提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换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美国沃尔玛在中国遍地开花,中国制造商品又在法国家乐福堆积如山;非洲随处可见麦当劳大叔和好莱坞电影,欧洲大陆的中餐馆比比皆是。这种文化的碰撞几乎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印记。然而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21世纪第一份《世界文化报告》(2000)的主题所阐释的一样“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在如何解决文化差异和冲突,如何实现跨文化交际,如何适应多元文化发展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从巴赫金的对话论到哈贝马斯的交流论,从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到洪堡特的不可翻译论等等。但是很少有学者涉及到“解决文化差异”与“文化适应”相结合研究的问题上来。本文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从“解决文化差异”到“文化适应”是一个有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复杂的循序渐进的。
历来人们都习惯把“解决文化差异”和“文化适应”分开或是并列来说。二者都是人们在遇到跨文化交际障碍后提出的要求或进一步的措施,但并不能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首先应该解决什么是“解决文化差异”和“文化适应”的问题,在弄清二者的概念后,通过异同的比较才能进一步探究二者的关系。
一、解决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出现的前提首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后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是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当一个群体与另一群体发生关系式,无论是战争还是联姻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文化的接触,在接触之初是沿着语言的轨迹寻找共性的过程――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翻译。语言是思维的产物,是思想表达的载体。只有语言相互通晓明了才能发生进一步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这里的语言是广义上的,既包括人们说的话、写的字,也包括各种肢体语言和体态语言。文化的交流是伴随着整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语言,而且还关乎人类的心理经验和思维模式。因此,具有不同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群体之间在寻求共同对话的同时,也必须面对各方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相互参照比较就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的存在时客观必然的,就连成为寻求共同对话途径的语言也只是暂时的停留在表层的保持一致。翻译作为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方式在深入到文化思想层面后就会被轻易地打破平衡。18世纪德国理论家洪堡特曾说过:“在我看来,所有翻译都不过只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所绊倒。他不是贴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音,就是贴本民族的特点贴的太紧而牺牲原作。”他所认为的“不可完成性”实际上就是针对文化差异而论的。语言并非只是符号系统这么简单,它同时还蕴藏着巨大的文化内容,所以不同文化语体之间是不能画上绝对的等号的。
解决文化差异就是探究文化差异并解决。差异只在经过自体与他体充分认知并相互比较后才可能显现出来。政治评论家W・Lippmann在《大众舆论》(1922)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定型”的概念,即人们对另一群体成员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其基本假设是:“术语一个群体(民族、宗教、性别等)的成员行为和态度类似。定型有’自定型’和’他定型’之分,前者某群体关于自己的定型,后者则是关于其他群体的定型。”文化定型属于文化认知当中意见比较集中稳固的部分,它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以及行为活动的方向,甚至后续认知。这种文化定型不是一尘不变的,它具有可变性和普遍性,并在文化认知和交流中具有不可避免性。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不同的文化,就要概括文化差异,必然要建立某种文化定型。然而正像萨丕尔说的,语词是钥匙也是枷锁。文化的定型在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带来了障碍。比如:定型会使我们相信所有美国人都是高大魁梧的,所有日本人都是短小猥琐的,所有黑人都是狡诈不忠的,所有中国人都是贫穷落后的……但是当我们打开互联网,看到老虎伍兹在和老布什打高尔夫,姚明在NBA赛场上打球时,我们会感叹思维定势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差异造就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事实,但是当这种差异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时往往就会导致误解甚至文化冲突。2001年的电影《刮痧》以中医刮痧疗法产生的误会为主线,反映了华人在过外有雨文化的冲突而陷入困境,后又因人们的诚恳与爱心困境最终冲破的感人的故事。这是发生在移民者身上的典型的故事。上升到历史中,从希腊波斯战争到,包括当代无休止的中东战争,文化差异历来是冲突的重要因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不仅限制在领土、资源上,还有宗教和民族方面;二战期间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迫害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文化与另一个民族文化的冲突;美国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肤色文化激烈碰撞的结果。文化冲突不时出现在现有的文化交往过程中,但是文化差异并非必然导致文化冲突,文化差异是可以被弱化,被解决的。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冲突时可以避免的。那么如何解决文化差异就成了当今学术的一个热门话题,从语言、宗教、艺术、饮食生活、经济等不同的方面都有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丰硕的成果是建立在互信了解的基础上的,“对社会事物和事件看法方米哪的文化差异,只有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并且具有成功地与他文化成员交流的真诚愿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看法差异制造的交流障碍。”解决文化差异的过程是一个从了解双方文化,发现差异,了解差异到解决差异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彼此尊重、相互了解、公平对待、深入理解、合理解决。“彼此尊重和公平对待”是一个基本态度和立场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差异的概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观视角和偏见的影响,所以首先要端正态度,不可崇洋,也不可持偏见态度;其次要有正确的立场,理智看待文化中的精髓和糟粕问题,由浅入深,从历史、民族、心理等方面深刻理解差异文化。
二、从解决文化差异到文化适应
文化交流不仅表现为语言符号系统的对话,还关乎人类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如果把“解决文化差异”看作是物理反应,那么“文化适应”则可以看作化学反应。文化适应不光是要解决文化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一种心灵上的共鸣,一种文化认同和一种文化融入。“解决文化差异”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相
互交流时不可避免遇到的客观问题,“文化适应”是在这种客观问题解决之上更高层次的交流的需求。人类在文化交往中首先必须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以此保证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若想使这种交流继续深入发展就要考虑文化适应的问题了!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移民文化成为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移民父母所面对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价值的巨大冲击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就移民而言”施纳伯尔,“参与经济生活伴随着一种私人生活,边缘要素懂得从文化上与全球社会的规范相融合,同时让文化核心保持不变……文化系统的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分不是永远不变的,它的改变取决于民族集团意识到其自身以及因此而意识到其局限性的原生文化和历史环境。”。移民父母就是在秉持着一个文化核心(母国文化价值核心)试图接触移民国的边缘文化。他们为更方便的生活,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开始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是由于他们本身对异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排斥,所以始终处于移民国的边缘文化之中。而对于移民子女来说,情况又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种文化代码转向另一种文化代码既不是直接的亦不是即刻的。移民地子女要经历一个短暂的活跃阶段,其间他们试图去解决冲突,拒斥其父母的文化而接收社会文化,同时无意识地将主导文化在同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与移民文化在重新解释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模式融合在一起。”显然移民子女已经把解决文化差异上升到了文化认同的高度,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接受移民国的文化和价值,更好的融合父母的文化和社会文化。对异文化的认同是迈向文化适应关键一步。
“文化认同性基本上是指民族性。”对某一文化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持有这种文化的群体(民族)的认同。认同不等于同化,不等于全盘接收,它是一个由认识到理解再到融合的过程。“自1982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文化认同性的三重维度――历史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强调文化认同性的动态性和关联性,强调文化认同性的流动性和变形。”正是因为文化认同是动态的过程,所以文化适应也应当具有动态性:二战后,许多中国人移民美国,几代华裔在中美交流与文化传播方面做出过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很好的融入到了美国的文化中去;21世纪在中国逐渐走向富强是,一大批美国移民来到了中国,并开始了他们漫长而又艰辛的文化适应之路。
在文化适应之中,并不是只有单方面的输入过程,文化的输出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文化认同往往带有民族性,但绝不是说文化认同等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性与文化认同性知识在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才可能形成一致。”文化认同是文化交流中所追求的文化适应理想状态的阶梯,远远超出民族认同的范畴。“民族认同发具有极化和扩大经济或政治秩序冲突的性质。”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压迫正是源于民族歧视和不认同,中东穆斯林所面临的战火也无不与过分夸大民族认同有关。民族是特定一群人的范畴,而文化则没有边界,是可以跨条约一切障碍的。
从文化认同到文化适应,究竟要走多远?其实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它的理想状态就如同老子的大同社会的高度。曾经就有学者将文化认同划分为五个时期:1.前认同期(即本文所说的解决文化差异的过程);2.文化人形成期;3.认同融合期;4.文化认同趋同时期;5.人类文化认同大同时期。
其中第五个时期就是文化适应理想的时期。说的抽象一点这种状态即是一种超验的“道”。高一虹在《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一书中也提到过“道”与“器”的概念。“道”与“器”在传统中国哲学范畴中是相对的概念。《说文解字》中有:“器,皿也。象皿之口。犬所以守之。”“道,所行道也。”《周易・系辞》中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古代的心学派认为,道本于心。王守仁:“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更无二。”(《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因此高一虹认为“交际者之内在的人格状态,整体素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交际的基本态度,便是‘道’。其他外在的信息,技巧,行为和结果,均为载‘道’的‘器’。”同时他还提出了“道上器下”“道同器异”“道不可言,器可言”的观点,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