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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文摘要】:针对现在建筑现状,文章对广东地域建筑进行了介绍。首先从定义入手,对其地域建筑类型进行介绍,再详细介绍了建筑的平面结构类型和功能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和复兴地域建筑的观点。
引言
建筑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域且处在一定的时代。建筑创作也就必然离不开地域的环境启示,摆脱不了时代的需求和域外先进文化的渗入。古今中外,一件好的建筑作品,常常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地域与时代的某些特征:迈耶的德国法兰克福博物馆以轴线和单元旋转表述了"新与旧"的关联;厦门高崎机场候机楼微微曲起的构架隐喻着闽南屋顶的特征;上海金茂大厦对中国"塔"的联想。或许正是表现了各自独特的地域特征而为世人赞赏。
广东,背靠五山,面向大海,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中原汉人的南迁以及近代西方文化的介入,又使得广东地区的文化趋于开放和兼容,形成了多元化的特征。反映在建筑上,形成了与本地区自然和社会文化相适应的独特的建筑类型,即广东地域建筑。
1.定义和类型
1.1 地域建筑的定义
在给出地域建筑的定义之前,先理解以下建筑的概念:建筑是指人类创造出来的、为人类自身提供物质和精神庇护的文化景观。因而可看出建筑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点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地域性是建筑的本质属性之一。
然而,所有建筑都是地域建筑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建筑是建造在一定地域,但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地域建筑不再只是建造在原本地理空间上里,也就是说某一地理空间上的所有建筑也不一定是地域建筑。因次,地域建筑是指人类创造的,与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特定文化景观。
1.2 地域建筑的类型
民居是历史上最早出现、最基本、最大量的建筑类型,也是地域建筑的主体,故可从民居的角度来考察地域建筑的类型。在古书上记载,住宅由门、塾、堂、厢等组成。中国地域辽阔,从北向南,为适应不同的气候、地形、材料、环境等条件,民居有明显的差异。
在广东地区自古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其建筑表现出更加复杂而丰富的类型,创造了具有特色是城市风貌地区。其中主要有南方院落民居、南方天井民居、广东客家集团民居和南方自由式民居四种。
2.建筑平面结构类型
广东地域建筑虽然从整体上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但由于其内部广府、客家及福佬文化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社会经济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形成具有明显分异的建筑类型。其主要有以下两中类型:
2.1 无院落建筑
竹筒屋是无院落建筑的代表,也是民居建筑中平面结构最简单的一种。由于屋内厨房、天井、厅、房按一定顺序排列,形似竹筒而得名。
其建筑平面为单开间,面宽较窄,一般为3~4米;进深较大,一般为10~20米,有的甚至达30米以上。也有规模较大的将两个单开间并联,"明"字屋就是双开间竹筒并列组合后的变化形式,厅、房、厨房与天井灵活组合,两开间大小可不一,进深也可变化,不一定整齐划一,形如"明"字。其中双开间的代表建筑是锁头屋。
2.2 有院落建筑
三间两廊式建筑即是三合院式建筑,其普遍寻在于我国南北地区,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差异。其中南方有院落建筑是由三开间主体建筑、前带两廊和天井组成三合院。
这种建筑类型在广东中部和西部村镇建筑中广泛采用。从平面上看,前为天井,后为厅堂,厅堂两侧为房,天井两旁设廊,分别为厨房和杂物房。这种三间两廊式是广东地区采用最多的一种建筑平面组合形式。在此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发展形式:一是纵向发展,发展成四合院形式;二是横向发展,发展成多开间形式;三是垂直发展,发展成楼房。
3.建筑功能类型
广东地域建筑除了官府类、宗教类等公共建筑外,大量的是私有民居建筑。在这些众多的民居建筑中,为适应广东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即是用于商业目的和进行防御的功能形态,它们使广东民居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
3.1 骑楼--店屋式开放住宅
店屋式住宅是指商业功能与居住功能融为一体的建筑类型,其在古代就有存在,如宋代的"檐廊式"店铺。到近代海外文化的涌进,形成中外合壁的骑楼建筑。
骑楼是在楼房前跨人行道而建,在街道边相贯通,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人们在长廊下进行商贸活动,可不受风雨日晒影响。这既适应了广东多雨湿热的气候条件,又使人与商业空间的接触更为直接方便,并使城市商业与交通空间相融合,使街道尺度更为宜人,创造了广东城镇独特的商业街区风貌。居住与商业的结合,导致了私密空间的局部开放,创造了较为亲和的人文环境,使购物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3.2 碉楼和土楼--防御式封闭住宅
在广东地区存在的防御封闭住宅最为典型的是碉楼,是侨乡地区的传统民居。碉楼形式自古就有,但将防御和居住两种功能结合的碉楼主要出现于近代。
其产生的的原因是,海外侨居者为家乡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大量的资金,一是使侨乡人民日益富裕,二是民国初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洪水泛滥,碉楼应运而生。
碉楼的平面多为方形,基本格局由传统三间两廊形式发展而来,底层为储藏室和厨房二楼住人,顶层由年轻人居住兼做守卫。
其次,是土楼,其存在于客家聚落地区。从形式上看,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由于其形式上的围合性和独立性,便产生了很强的排外性和防御性。
4.结语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在更新, 无可否认的是, 现代建筑创作越来越受新材料、新技术的影响, 建筑师们对于现代技术的驾驭能力,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建筑创作的能力。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地域建筑面临着新的困境。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建筑的角度上看,也是一方水土成就一方建筑。建筑不仅是一种提供给人居住的空间,尤其是在地域建筑中体现的是一方建筑文化传统。通过它传承的是一种地域文化,其是与前后(历史发展)、左右(与社会发展同步)、上下(适应自然条件)相关因素的综合把握与适宜的应对。因而,我们要挖掘地域建筑的价值,并着实实现地域建筑的传承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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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华侨华人 博物馆 纸质文物 收集整理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0)01-190-02
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侨历史类型的博物馆则是收藏有关华侨华人的实物、文献、档案等文物的一类文化机构,华侨博物院就是典型的华侨历史型博物馆。这类博物馆馆藏大部分属于纸质文物,它的主要材质是由纸张或织物(丝、棉、麻等)所构成。为了更好地做好文物的收集、保护与利用工作,推动华侨历史类型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必要结合华侨纸质文物的特点与纸质的特性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
1 华侨纸质文物的特点
中国移民侨居海外历史悠久,自南宋以降,华侨华人就大规模地跨出国门,远渡重洋赴东南亚一带侨居,至今已形成广布于世界五大洲的4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和4000多万归侨侨眷这一巨大社会群体,随之产生和积累下来的广博深厚、形式各异的纸质文物资源。
华侨纸质文物的主要特点有:
(1)具备一定价值。作为文物,华侨纸质文物具有文物的一般特点,即文物是历史长河中同类物品有价值的幸存者。只有文物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历史以质感,并成为历史形象的载体,这一点,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因此,它是不能再生产的物品。华侨纸质文物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华人生动真实的展示,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公证作用。
(2)历史时期较近,有一定的独特物品。华侨纸质文物作为华侨华人这一特殊群体所使用,必然具备一些独特之处。这主要在于华侨纸质文物的历史时期较近,现存大部分华侨纸质文物绝大多数是近代特别是晚清民国期间的文物,距今不过100来年光景。而且,由于华侨华人身处不同地域,在特定时期出现一些明显有别于其它类型文物的特定物品,如侨批、华侨证等。
2 华侨纸质文物的收集与整理
作为华侨历史型博物馆,应具备一定的馆藏质量与规模,这不仅体现在馆藏的品种、数量等量化指标上,还应体现在藏品的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社会作用等方面。如何有效地扩大华侨纸质文物的收藏途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量。
2.1 加强宣传力度,扩大征集的范围
除各类型博物馆收藏、官方机构的相关文书档案以外,大量的华侨纸质文物散落在民间,随着华侨的全球范围迁徙,华侨文物也随之遍布全世界。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征集宣传,让更多更好的华侨文物与世人见面。具体方法有;首先应扩大宣传途径,不仅要利用传统的媒体,更应注重网络媒体,扩大宣传影响的地域范围:其次应有针对性地向特定区域的华侨华人进行有效的宣传,因为不同华侨来源地的华侨华人在世界的分布有一定的相对集中区域:再次还应在宣传中公开透明征集的具体方法、用处,并给予捐赠人一定的物质与荣誉奖励,保障捐赠人利益,以便社会监督,从而带动更多地捐赠;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广泛的人脉网络作用,利用各种关系搭建文物收藏机构与广大华侨华人的联系,多渠道向海外乡亲推介本馆华侨文物的收藏情况,以便征集工作进一步开展。
2.2 广泛募集文物征集资金,保障征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虽然大部分的华侨文物多为华侨自愿捐赠,但不排除相当一部有价值的文物还是通过购买等途径获得,即使是捐赠物品在捐赠过程中也存在运输、维护等费用。由于征集资金的有限,需要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这就要求必须向社会大众充分论证华侨文物收集保护的重要性,以便发动更多的人对博物馆这一公益事业进行捐赠,从而保障征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2.3 注重侨乡民间文物的征集工作
由于华侨文物大量散落于侨乡各地,且由于时间转换等因素,一些珍贵的文物流落于民间收藏家与文物市场中。博物馆长期依靠无偿捐赠、被动捐赠等征集模式应有所转变,须充分重视这一部分文物的征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应主动对重点侨乡进行仔细的文物调研,灵活采取包括有偿购买、复制、代展、捐赠等多种手段征集更多的珍贵文物。
2.4 合理有度地使用复制技术,拓宽馆藏纸质文物的收藏规模
博物馆文物复制是以文物藏品为依据进行的复原制作,作为博物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衡量博物馆藏品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由于纸质文物较其它类型的文物更容易复制且一些较为珍稀贵重的纸质文物无法获取,我们可考虑利用这一技术,以此弥补经费与馆藏不足的局限性。
2.5 加强馆藏藏品分类、整理工作
由于馆藏经过多年的征集,特别是部分藏品显多余重复,这就需要及时清理展架,或库存或交换。同时,由于藏品门类、形态各异,需要妥善地加以分类收藏,以便存取。华侨纸质文物可按华侨华人学科特定的主题概念、年代顺序加以分类整理存架。此外,由于一些纸质文物的形态特别、一些文物意义特殊,还需要设定特别的存储空间加以单独收藏,并对本单位长期形成的收藏上架顺序予以规则化,编定本单位的华侨纸质文物分类条例,以便长期保存利用。
3 华侨纸质文物的保护
华侨纸质文物种类繁多,主要有图书、字画、契约、纸币、票据、信函(侨批)等。收藏此类纸质文物有五忌,一是忌污染,二是忌生霉,三是忌虫蛀,蠹鱼、烟草甲等害虫,四是忌光照,五是忌潮湿。纸质文物的保护难度很大,收藏不当,会损坏藏品的品相。古人收藏纸质书籍要用函套,字画用精制的画匣。制作函套、画匣的材料要精选,以防止木材中的油性物污染纸张。古代的木函套、木画匣不但选材讲究(常用樟木),而且是多层剌料复合,外层是樟木,中间为楠木,最里层用上等丝绸,画还要用布套包裹。比如长达355厘米的华侨出国口供状,有26张折页,纸质历经百年已发黄变脆,可将此类珍贵文物时应装入上等剌料的函套、画匣中,盖面可用透明材料方便展示。在拿取纸质文物时,须带手套,观赏讲解时与纸质文物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以免讲话时唾液飞溅到文物上。秋高气爽的季节,可以将纸质文物取出掸尘、晾放,让吸收的水分挥发。现代家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气体,甲醛不但对人体有毒,而且还会损害纸质文物,因此现代橱柜不适宜存放珍贵纸质文物。南方梅雨季节空气中湿度大,气温高,是虫霉高发时节,此时要使用专用干燥剂和防虫防霉剂,防潮及抑制虫霉的生长。
华侨纸质文物的保护还在于对一些残缺破旧的纸质文物进行修复。由于国内高等院校还没有开设专门的纸张保护修复专业,科班出身的专门人才几乎没有。一般的博物馆纸质文物修复人员主要靠长期的经验积累,造成博物馆的文物修
复工作因为人员的变动而难以维系,以致一些文物加速老化消失。这就需要博物馆要注意培养专门的文物修复人员,掌握诸如纸张杀虫、脱酸、脆弱纸张丝网加固等科学修复理论与经验,并将其固化为书面成果,以便保持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工作长期稳定地展开。
为了进一步加强博物馆的文物保管工作,真正达到延长文物寿命、使之保持固有面貌的目的,而又不影响陈列、科研、藏品保管等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尽可能用复制品代替使用。对于稀少、珍贵的华侨纸质文物藏品应集中存放、重点守护,陈列、研究时可用复制品代替,以确保文物安全。在一些没有安全保障的巡展中,尽量用复制品代替稀少而又珍贵的馆藏原物,也是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措施,以防文物被盗。
4 华侨纸质文物的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一要求也是华侨纸质文物工作的宗旨与努力方向。
4.1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地展示华侨纸质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
选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布展的原因,一方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突破华侨纸质文物的表现力、观赏性等局限性的要求。在博物馆的侨史展中,可根据纸质文物中的内容配以仿真的情景,让凝固了历史瞬间的文物重“活”起来,让人们在参观的时候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从而更深切地感受到华侨华人艰难而辉煌的生存、创业史以及华侨华人独特、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让展览更具人性化。
4.2 加大纸质文物数字化建设,方便网络宣传展览
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突破了人类视野的时空局限。博物馆应顺应时代潮流,抓紧时代脉搏,大力加强博物馆文物的数字化建设。而纸质文物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物更容易数字化,这就要求我们更应着力于华侨纸质文物的数字化建设,这既是一种方便人们通过网络浏览文物的需求,也为长久保存华侨纸质文物另辟新途。博物馆可在网站上将数字化的纸质文物中引注大量的介绍性文稿、图片、学术论文等内容,以便加深纸质文物附着的文化内涵。数字技术同时也为博物馆的陈列宣传教育工作带来便利,拉近了观众与博物馆的距离,可使观众更深入地学习与了解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更为广泛地进行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更好地发挥文物价值。
4.3 结合华侨回国寻根问祖活动,开展华侨华人历史教育
近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兴起一股回国寻根问祖的风潮,它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动海内外和文化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对外文化交流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为此,作为华侨历史博物馆,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邀请回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华侨华人进馆参展,通过不同主题的华侨纸质文物展示,向当代的华侨华人生动形象地说明历史上华侨华人的产生与发展、解放前华侨的悲惨遭遇、华侨和侨居国人民的友谊、华侨对祖国的贡献、华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等情况,从而增进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认同感。
4.4 加深纸质文物的研究力度,丰富华侨华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厦门大学上弦场 天时 地利 人和 空间分析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limits of the functional stadium,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cenery on degree, more difficult to build a unique spac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will wind field in xiamen university as the object, the paper analyzes how designer is through "climate, geographical and human" clever apply, made it into extremely xiamen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Key words: xiamen university, a climate favou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bend the spac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TU-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作为公认的中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之一,厦门大学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天时”,以依山傍海的地形特征为“地利”,充分发挥“人和”的主观能动性,在依循“天时”与“地利”的基础上,运用各园林要素,挖掘出以闽南文化与侨乡文化相融合的校园特色,打造出厦大的文化符号,营造出专属于这所滨海花园学府的独特景观。而作为陈嘉庚先生直接参与督建、花费心血最多的项目,建南楼群所围合的运动场――上弦场,更是凭借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与巧妙设计,成为了厦大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1利用“天时”选定空间
成功的空间景观设计来源于对自然环境等场地现状的充分观察和巧妙利用。本文所提到的“天时”,就是指场地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场所特性等基本现状。设计时应根据场地的现状特点,因地制宜地选定空间位置,并利用有效的设计手法避免或减弱不利条件的影响,充分发挥“天时”的优越性,营造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空间。
1.1总体环境氛围的统一
上弦场曾是厦门大学的主体育场,位于厦门大学西南部,依次毗邻环岛路与白城沙滩,以及最南端那片海天相接的大海。总面积约36000 m2。从演武路至厦大白城这一路段的环岛路,呈S形的流线型,即可观海又可赏桥,体现出桥岸结合、互为风景的特点。同时,作为历年厦门国际马拉松比赛的主要赛段,如今的环岛路已成为集观赏海景与健身休闲于一体的“体育之路”[[]]。而沿海岸线绵延几百米的的白城海滩,也以其浪缓滩阔、沙质洁白细腻等特点,成为人们涉水游泳的天然海滨浴场(见图1)。
环岛路与白城海滩二者共同构成了一条集旅游、观光和健身休闲于一体的海滨绿色长廊。而厦大的上弦场就位于这条极具厦门特色的海滨长廊的北部,其运动场自身的特性与健身休闲为主的绿色长廊相呼应,从环境氛围上做到与总体背景相契合。
1.2地理气候条件的利用
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给厦门带来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也给上弦场这一面朝大海的运动场带来了特有的海洋气息。
但运动场离海岸线的平面距离约为140m,在这种距离下,海洋对于该场地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场地利用、相差近6m的高差以及五幢建筑楼群的共同围合,使上弦场成为内凹式的下沉空间,并通过运动场至环岛路的植物缓冲带,减弱海风对运动场的不利影响。
同时,由于视线的阻挡,在上弦场的看台上并不能直接观赏到美丽的海景,但这并不影响观景者感受海的声音与气息,无论是夹杂着清爽与潮湿气息的海风,还是海浪的阵阵拍岸声,都无不让人感受到身处海边的惬意。
2利用“地利”围合空间
此处的“地利”主要是指利用独特的地形条件与建筑群体的围合,营造出具有鲜明场所感的向心式内敛空间,并随着坡度的陡缓产生强烈的秩序感与乐曲般的节奏感与韵律感[[]]。
建南楼群的地面标高要比运动场的标高高出6m左右。设计巧妙地利用这6m的地形高差,将山坡削砌、设计成25级台阶,其中每8~9级设一宽1m左右的平台,台阶底部便是平坦宽阔的运动场。这25级台阶的巧妙设置既解决了高差上的过渡,又为上弦场提供了一个可容纳2万观众的看台[[]]。
同时,台阶所构成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向心性,而随着台阶数量的增多,高差的增大,其向心性就越强,空间的围合感逐渐越强[[]],此处巧妙结合了台阶与上弦场,从而共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下沉式空间――一个即可观望又有安全感的户外活动场所,也因此成为深受厦大师生欢迎的健身休闲空间。
3利用“人和”渲染空间
不同地域环境的大学校园,具有不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特色,所展现的空间形态也必然包含了当地的历史文脉和人文精神。因此,再好的天时地利,也需要充分发挥“人和”的主观能动性,挖掘校园的文化特色,并运用各种造景要素渲染空间,营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景观。
3.1建筑
建筑的位置、造型、材质都对空间围合与氛围营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位于高台之上的建南楼群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它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陈嘉庚先生亲自参与设计、督造,是厦大颇具风格的标志性建筑群。建筑布局上秉承嘉庚式建筑“一主四从”的传统布局,五幢建筑弧型排开,顺着山势、面向大海,呈半月形布局环抱美丽的上弦场。这种集合型的建筑群体模式,通过平面布局、建筑外型、建筑材质等方面达到与场地环境的相协调,聚巧形而展势,展现建筑的鲜明风格与强烈的整体感(见图2)。
而建南楼群的中心――建南大礼堂,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将中国古建筑传统的歇山式屋顶与独具闽南民居特色的曲燕尾脊相融合,盖在罗马的爱奥尼柱式上,使得中国古建筑、南洋建筑以及欧式建筑三者相结合[[]]。大礼堂两侧的四幢建筑,则以西欧别墅式风格为主,利用当地盛产的多色花岗岩作为彩色出砖入石,在建筑墙角处将这鲜艳如血的烟灸砖镶嵌至浅色的花岗岩中,色彩鲜明而和谐,同时在视觉上又与统一的红瓦屋顶以及上弦场的塑胶跑道相对应,进一步强调了建筑与运动场的整体与统一。对于厦大来说,这些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建筑楼群,不仅是标志性的建筑景观,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象征。
3.2场所名称
除了建筑对于环境氛围的所起到的烘托与渲染作用以外,基于校园的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所命名的场所名称,也能从侧面上展现一个校园特有的人文精神。
以上弦场为例,看台中间所刻的“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这一诗句就点名了名字的由来,当年为运动场题名的时候,这里面朝大海,一弯新月正上弦,于是“上弦场”因此得名。
3.3植物等其它元素
此外,植物、铺装、围栏等造景要素也对整体的空间氛围起到了协调与烘托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列植的假槟榔与蒲葵环绕建南楼群周边,强化了建筑与上弦场的空间边界。同时,选择棕榈科这一具有典型热带气质的树种,与对面湛蓝的大海相映成趣,突显厦大滨海的亚热带风光。
结语
厦大的上弦场因其背靠建南群楼、面朝大海的地理优势,优美的弧线式阶梯设计,以及通过地形、建筑所围合出的场所感,创造出了一个即可观望又有安全感同时兼具美景度的开放性活动场所。在氛围的营造上,通过中西合璧的嘉庚风格建筑群落,塑造出了鲜明的闽南地域特征,彰显了厦大博采众长的海滨气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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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希,高阳.厦门嘉庚风貌建筑研究[J].华中建筑,2007,5(4):1-9
【作者简介】
【关键词】广府 客家 潮汕 宗族结构 民居
广东省属岭南文化圈,含括广府、潮汕和客家三大汉族民系文化。明清时期,广东的宗族文化异常繁荣,在宗族制度体系下,自下而上形成以“家庭”—“房支”—“宗族”为基本结构要素构成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社会。在三大汉族民系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居建筑文化景观。在村落这一聚落层面,传统乡村的民居建筑及聚落空间形态,深刻反映三大民系宗族社会结构的构成特征。民居建筑及其构成的聚落形态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传统民居建筑及聚落形态的结构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特征。①可以说,建筑空间系统的属性表现了宗族结构系统的属性。本文将对这种对应关系的形式及意义加以探讨。
广府民系地区
广府民居建筑单元以三间两廊为主,形成梳式布局的聚落格局。②三间两廊是广府民系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形式,为“三合天井式”,占地规模多为100余平方米,符合小型家庭使用的需要。正房三开间,明间为开敞堂屋,与正对的狭长天井连为一体,是公共生活区域。左右次间为卧室。正房两侧伸出的厢房简化为进深浅面积小的边廊,其功能为厨房或杂物房。三间两廊作为形成村落的民居建筑单元,以复制、并置的形式,纵横排列,形成梳式布局。梳式布局是广府村落的典型格局,广泛分布于地形较为平坦的珠三角地区。村落内祠宅分立,祠堂并列于前排,引领后排整齐分布的民居。
广府民居建筑单元突显宗族结构的“家庭”要素。明清广府家庭的主要结构并非累世而居的大家庭,而是主干型与核心型为主的小家庭。“三间两廊”民居建筑单元对应宗族结构中的小型家庭单元,有明确空间边界。在梳式布局体系下,各建筑单元之间无直接的链接依附关系,呈平行并列的空间关系,无明显等级差异,突显了“家庭”要素的独立性。广府民居及聚落呈现高度的均衡性和相似性,建筑形象整体统一。有限的土地资源经由宗族统一规划,得以均等共享,确保各个家庭都能享有条件基本相同的居住空间单元。
广府聚落表征的宗族结构以“宗族—家庭”二级结构关系为主导。广府聚落内,“房支”的范畴未有明显的建筑空间界限与之对应。“房支”的空间界限模糊地表现为:梳式布局下,由首排房祠引导,纵向道路划分,形成民居单元纵向组合的“房支”组团。但实际的居住使用,因各家庭发展景况不同,往往很难严格对应血缘关系形成明确的组团界限。家庭作为最小的生产单位,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家庭规模越小,便越利于减缓商业财富共有所造成的家庭矛盾;而以村落为整体的宗族关系,又确保了各个家庭具有经济活动和承担一定风险的能力。民居建筑现象是广府地区商业经济较早起步,繁荣发展的结果,反,以家庭为单位的商品农业经济模式,突出“家庭”要素在经济生产及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表征“宗族—家庭”二级结构主导的宗族结构关系。
潮汕民系地区
潮汕民居建筑单元以“下山虎”、“四点金”及其组合形式为主,形成“密集式”和“梳式布局”结合的聚落格局。③潮汕传统民居形制与中原地区传统民居类似,为三合式、四合式的独立院落或多院落组合形式。常见形式包括小型的“下山虎”、“四点金”,及其组合衍生而来的“三璧连”、“驷马拖车”、“百鸟朝凰”等中、大型民居。大型民居组群在潮汕地区村落较为普遍,其建筑分布密集,封闭,内部开敞,适应同族人集结聚居,形成单独的、规整的密集式格局;小型民居则按照梳式布局形式分布于周边,最终形成密集式与梳式布局相结合的村落格局。
潮汕民居建筑单元突显宗族结构的房支、家庭要素。聚落内建筑单元的规模大小不等,分别突出了房支、家庭要素,对应不同规模的家庭居住。中、大型建筑组群形成密集式的建筑单元,以祠宅合一的形式,代表聚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强势“房支”;而小型民居则与广府地区类似,是小家庭的居住单元。
潮汕民系聚落表征的宗族结构以“宗族—房支—家庭”的三级结构关系为主导。潮汕民系聚落内,宗族、房支祠堂作为村落的族群中心和空间重心,引领大小民居建筑,以密集式与梳式布局相结合的村落格局,表征“宗族—房支—家庭”三级结构主导的宗族结构关系。潮汕村落祠堂分布十分密集,有祠宅合一和祠宅分立两种形式。潮汕民系的聚落格局,既体现家庭空间独立性又促成房支势力的成长。村落内的各房支家族、各个家庭,只要其经济力量允许,就会拓展居住空间,修建祠堂,以显示自身实力。因此基于院落组合的扩展机制,形成了大小宅院参差分布的聚落空间形态。
客家民系
客家民居建筑单元以堂横式围屋为主要形式,形成围团式布局的聚落格局。④堂横式围屋是粤东客家地区常见的民居建筑类型之一,由居中的纵列多进堂屋和两侧的横屋组合而成,依堂屋和横屋的数量规模,有双堂双横、双堂四横、三堂双横、三堂四横等组合。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客家聚居建筑纵横双向的空间拓展模式。梅州地区常见的围垅屋也是堂横式围屋的衍化类型,在堂屋和横屋的后部增加了半圆形的排屋进行围合。围团式布局一般依宗族血缘关系形成,围屋既保持独立的空间形象,又形成组团式分布。
客家民居建筑单元突显宗族结构的“房支”要素。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围屋作为独立的空间单元和建筑形象,对应各个房支派系,其建筑边界强调“房支”单元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客家围屋为祠宅合一形式。每座围屋以各自的祠堂为核心,成为一个房派聚居的大型居住建筑单元。客家地区多为山地丘陵,因而建筑的选址营建受自然地理条件影响显著,而围屋建筑之间的空间关系则退居其次,各座围屋相对独立,自成一体而比邻共存于一个聚落。禾坪、水塘、风水林及围屋建筑共同组成完整独立的空间形象,其空间界限清晰,凸显了“房支”成员居住生活的独立性、整体性。
就内部空间家庭层面的使用情况来看,客家民系民居的独特之处在于围屋内部家庭单元空间界限的模糊化。围屋内部的生活模式是在房支统筹下家庭单元的均衡共居。围屋在凸显祖先、长辈地位的同时,弱化各个家庭的差异,个体家庭的概念消融于大家族也即房支体系内。各家庭的居住空间面积划分均等,较之于祠堂空间的高大形象,因陋就简,空间逼仄。而且每个家庭在围屋内部的居住用房并非集中于一处,而是分散于多个位置。由此降低了家庭空间的独立性,促进了各家庭之间关系的融合。这种居住形式表征了以“房支”为单位共同生活的集体意识,充分适应了山区的集体农耕生产方式,是客家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积极回应。
客家聚落表征的宗族结构以“宗族—房支”二级结构关系为主导。客家聚落开基始祖所建房屋是一个宗族、聚落起源的标志,一般会保留后代中的一至两房在围屋内居住繁衍,并随人口增长而动态扩展建筑规模。其他房支后人则另辟宅基,在祖屋附近新建围屋,形成围屋的组团,由于发展境况差异,各围屋形制规模不等,且相互间并无密切的空间联系。但若从宗族关系来看,由于每座新建的围屋均设置专属于它的房祠,所代表的宗族关系非常明确,所以聚落空间发展的历史脉络清晰可循,形成了一套按房支辈份逐级向上祭祀的客家祭祖模式。⑤以祖屋为核心的宗族统筹下房支单元的组团共居模式,表征了客家民系宗族结构以“宗族—房支”二级结构关系为主导。
总之,梳式布局下整齐有序的广府村落,民居建筑单元的形式统一而个性不足,但院落空间的独立性存在尊重并体现了家庭生活的独立地位。潮汕村落呈现较为多样的空间形态,同一个聚居村落内,各家庭、房系依自身条件兴建或扩建形制规模不等的民居空间。小型者如下山虎、四点金,大型者如驷马拖车、百鸟朝凰,其形式虽与客家围屋有类似之处,但建筑组群的空间扩展模式和空间使用模式差异显著:潮汕系注重以院落为单元进行组合、扩展,比客家系的家庭个体的独立性更强。
对应于不同的民居建筑单元,广府、潮汕、客家民系分别凸显了家庭、房支及家庭、房支要素在宗族结构中的重要性。由建筑单元组合扩展而成的聚落空间,广府地区主要为梳式布局,潮汕地区为密集式与梳式布局结合的方式,客家地区为围团式布局,分别表征了“宗族—家庭”、“宗族—房支—家庭”、“宗族—房支”结构关系为主导宗族结构。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礼制思想影响下,广东民居建筑遵从宗法制度,实现了生活空间伦理秩序的构建。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建筑学系;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广东侨乡民居文化比较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CZH046)
【注释】
①张楠:《作为社会结构表征的中国传统聚落形态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6页。
②③④陆琦:《广东民居》,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73~76页,第102页,第152~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