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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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宋代 游记文学 特点 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前人以文载游的传统。游记散文和旅游诗词因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汉魏六朝是游记文学的开创期，唐代是游记文学的成熟期，那么宋代就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游记作家辈出不穷，其中不仅有苏舜钦、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秦观、陆游、范成大等诗文名家，而且有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大政治家。他们留下了不少流光溢彩千古传诵的游记作品。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1]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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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4]（南宋）朱熹著，黄坤译注.朱熹诗文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0：169-170.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著。其代表性著作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体例、框架、结构、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它是经过刘勰的缜密构思所完成的，总结了自先秦到齐梁时代文学美学史发展及其现状的丰富经验，回答了文学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论文。其代表作是西晋陆机的《文赋》。《文赋》的最大理论贡献是完成了文学审美的的根本性转化，特别是其中论述“诗缘情而绮靡”，把诗与情相连结，规范了诗的审美性质是“缘情”、言情，这就从根本上对“诗言志”的传统论述作了颠覆。由此，奠定了《文赋》在中国文学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序跋。为某一书、文(或自己，或他人)所写的序文、跋文，从而表达做序跋者的美学思想，例如南朝萧齐诗美学家钟嵘的《〈诗品〉序》。该序文建构了以情气为本源、以感荡心灵为方式、以悲怨为内涵的诗美学本体论，从而刷新了中国诗美学理论史。

他还建构了以“滋味”的审美感觉为中心的审美创作和鉴赏论，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美学的高峰水平，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南朝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认为文学“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提出的是审美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有美的文辞，文学应具有形式美感特征。

谈话。儒家美学的奠基作《论语》，是由孔子几乎全部用谈话方式表达的。例如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美学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性特征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审美理想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到南宋，朱熹所谈更广，辑有集大成式的《朱子语类》，其中涉及文道论、审美化育论、审美人格论、审美平淡论等。

通信。信函是中国文学审美论的重要载体。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提出文学审美中“发愤”说。魏代曹丕《与吴质书》，可看成是《典论·论文》的姊妹篇。曹植《与杨德祖书》成为表述其文学美学思想的现存唯一资料。西晋陆机的弟弟陆云《与兄平原(陆机)书》提出“清省”论，“清”乃洁，“省”乃约，以此作为审美标准;“尽定昔日文”，考量过去的文章。

刘宋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提出当时文学美学界最需要解决的“文”“笔”论。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唐代论述文学美学最重要的书信。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为唐宋古文运动铺垫了文学美学的理论基础。其他，宋代的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苏轼《答谢民师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书信都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以诗论诗。所谓以诗论诗，就是用诗歌形式，主要是绝句论说诗歌美学。唐代诗人杜甫开论诗绝句之先河，写有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涉及一系列诗歌领域，回答当时诗坛的重大问题，诸如诗美学的借鉴和吸受：“转益多师是汝诗。”诗美学史的气度和胸怀：“不薄今人爱古人。”诗歌语言美感：“清词丽句必为邻。”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评价态度：“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下，产生了南宋戴复古《论诗十绝》、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等。

诗话。这是中后期中国文学美学的主要存在形式。

诗话始于宋代，清代沈涛在《〈匏庐诗话〉自序》中指出：“诗话之作起于有宋。”宋诗话又始于欧阳修，成为诗话的开山祖，以《六一诗话》最著名。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因此命名《六一诗话》。他曾说：“(六一)居士退居汝阳，而集以资闲谈也。”是一种集录，实际上是对诗歌见解的语录体纪录。诗话自欧阳修开创以来，以其新颖的形式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宋代司马光有《温公续诗话》。明代诗话是一个发展高峰，清代又是一个高峰。近年来相继出版了《宋诗话全编》700多万字，辑录诗话562家;《辽金元诗话全编》300多万字，辑录诗话420家;《明诗话》800多万字，辑录诗话720家。如此惊人的字数、卷帙，就足以显示中国诗话的盛况了。诗话涉及中国诗歌包括诗美学的所有问题。

词话。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有《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收辑宋代至近代词话专书85种，340万字，可谓集其大成。

词话的论说形式跟诗话有相同之处，是诗话的派生。北宋时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是第一部词话，借鉴唐代孟棨《本事诗》的批评方式，做实证性的掌故、逸事的揭示工作，属于溯源式研究。初期的词话在审美学上比较粗糙，后来审美因素逐渐加重，例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张源的《词源》、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词话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人间词话》的话语形式虽是传统的，但内涵却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融入了西方传进的文学美学理论，富于时代特点和论述深度。

评点。评点来自东汉以来的人物品赏，《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品赏后来又称之为批点、评点。就小说而言，首创者是宋代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后来者有明代叶昼托名李贽的《〈忠义水浒传〉回评》，更有清代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等。其方式是在扣合小说文本的基础上，用简洁的话语表达评点者对评点对象的体察、认知和评价。“点”是体认方式，“评”则表明体认态度。评点涉及小说的意义、人物、情节、结构等诸多方面，有总批、夹批、眉批。

性格，作为一个明确的中国小说美学的概念，最早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中提出的。他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个样。”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就历史小说创作、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富于小说美学意义的见解。他在小说评点上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不限于单个性评点，而是联系式评点(比照、连接)，具有整体性。

戏曲评点。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其戏曲评点的成就突出。金圣叹以最鲜明的判断立场，指出“《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他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主张，斩断《西厢记》的第五本，反对大团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美学存在的主要形式—— 论著、论文、序跋、谈话、以诗论诗、评点等，其论述范围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文学美学的发展历程、理论纷争、文本解读、审美主张、文学现象、范畴形态等领域和问题，记录了文学美学的当时状况和演变历史，是了解和研究文学美学状况及其发展的宝贵资源。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变染乎性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诚然，靖康之乱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动震惊了诗人，使陈与义的诗歌风格发生了变化，诗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导方向发生了变化，进而使其诗歌前后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

陈与义是两宋之交著名的诗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诗歌以靖康剧变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多简淡平远之作，后期多呈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对于陈与义前后期诗歌风格转变的原因，论者多归于靖康之乱。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变化导致其诗风的变化则论之很少，笔者试论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促使宋代士人独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中大量汲取了精神营养，从而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 ②这种人格结构是“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超越于一体，……即使在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潦倒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③也即在宋代士人的人格理想中，既有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的主体精神，又有追求心灵自由，向往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这二维人格结构不是对立的，而是同时存在，只不过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一个方面占主导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罢了。

陈与义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种人格理想，而此种二维人格理想在陈与义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以靖康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侧重点、主导方向不同。靖康之乱前期，陈与义生活相对较为优越，曾“少年争名翰墨场”（《感怀》④），有过对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壮志各南溟”（《杂书示陈国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壮志，有过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畅，因此诗歌中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但是宋代士人进中能退，仕中能隐，此时诗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维度——追求心灵自由、和平愉悦的个体性精神的人格理想占了上峰。他耽于诗中，以诗为乐：“诗中有味甜如蜜，佳处一哦三鼓腹”（《三虀》），“书生得句胜得官”（《送王周士赴发运私属官》）。其诗歌题材多题画、写景、咏物、酬唱赠答之作，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情山水之乐。其诗歌主要呈现出清新明丽、简淡平远的风貌。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宋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人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江西人，都被归入“唐宋家之列”，又因共同的旨趣和相似的散文主张倡导和参加了宋代的古新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长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散文有何异同之处值得我们探讨。

关键词：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散文异同

自明中叶的茅坤将唐之韩愈、柳宗元，宋之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的文编成《唐宋家文钞》传世后，“唐宋家”之说便盛行海内并沿用至今。他们的散文不仅比较全面的继承了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光大，而且开启了后世散文发展之流变，几乎各种流派都从他们那里得到启示。因此本文拟将他们的散文进行粗略的比较。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永丰人（今江西永丰人），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今江西南丰）人，北宋诗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的散文有独树一帜的“本色”，允为文家之巨擘。曾巩在孩童时节就慕欧阳修之名，虽然比欧阳修小十二岁，仍拜欧阳修为师，亲切尊称其为欧阳少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中曾说：“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嫡嗣。”可以说在众多的门生中，曾巩是最得欧阳修悉心指导，最受器重和影响最深的一个。由于两人有明显的师承关系，散文都具有委婉含蓄的特点，创作主张也大致相同，于是被并称为“欧曾”。至于王安石与曾巩，更是一对挚友，亦有姻亲关系，交情甚好，诗文往来频繁。《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云：“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荐之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李璧注王安石《寄曾子固》一诗亦云：“・・・・・・可见其相爱也。至晚年方相违尔。”由于这种在文学上的志同道合交往，使得他们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简约自然。

欧阳修等人生活在时弊丛生的北宋中叶，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政治上都力主改革弊政，文学上提倡有为而作，因而他们缩写的散文都内容丰富充实，体现出与现实生活、社会政治密切联系的倾向。同时他们所做的散文既有与韩愈、柳宗元一脉相承之处，又呈现出新的共同特色。

欧、曾、王继承韩柳的文道观，主张文以明道，文道结合。欧阳修云：“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曾巩提出文要阐明“圣人之道”。王安石主张“文贯乎道”。他们都主张文要阐明道，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具有重要作用，形式的谐美与否直接影响到内容的表达。尽管他们对文辞的重视程度不同，但都认为文辞是不可或缺的，要求作文要文道结合，内容和形式要和谐统一。他们又都非常强调文章和现实社会的紧密联系。欧阳修提出散文需密切为政治服务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还提出“是穷而后工”之说，意思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并干预现实。王安石强调散文应成为推动政治革新的工具“务有补于世”。对于古文写作方面，反对西昆派的靡丽文风提倡为文平易自然。欧阳修主张为文平易晓畅，反对古奥艰涩“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同意其“勿用造语”，“取其自然”的观点。王安石反对雕琢夸饰之风，尖锐地批判“辞弗顾于事，以擘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清新”的做法。欧、曾、王散文的另一特色是长于议论。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时势颓危，国运堪忧，激起了人们议论时政的热情，宋代统治者又优待文士，科举以策论取士，影响到了整个文学领域。他们写出了大量出色的政论文和史论，显示出高超的议论技巧。欧公议论文章既逻辑严密，雄辩滔滔又锋芒微敛，从容委婉“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作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议论散文见识卓绝，观点深刻，常写得瘦硬峻刻，悍厉绝伦。

欧曾王之间的“大同”是通过彼此间的“小异”表现出来的。正如袁宏道所说：“大抵物则贵，则我面不能同君面。”关于此，宋李涂在其《文章精义》中有过这样的概括：“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清人吴振乾的《唐宋家文选序》中也说：“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古人的这些评说是否确切是可以讨论的，但他们肯定是其面貌不同则是科学的。

欧阳修虽然标榜尊韩师柳，但他毕竟不是生活在中唐的韩退之，他不为其思想所拘，另辟蹊径，将韩愈的道与儒家经世思想予以贯通，发展了尚实致用的思想。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于世。”其散文不论议论抒情还是叙事状物，往往吞吐抑扬，低回往复，从容大度，平易晓畅。《读李翱文》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由远及近，最后把行文推向“呜呼，在位而不肯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言辞尖锐犀利但行文并不锋芒毕露，而是抒情意味更浓，感慨气息甚重，把作者的忧愤表达得婉而多讽，柔中见刚。

曾巩散文，《宋史》称“本原六经”，有较重的卫道色彩，形式严整有余，生动不足。他始终身体力行于自己提出的作为散文家的四条准则：“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越道统，重在雍容平和，简朴委婉中表达意蕴。由于缺乏欧公丰富的政治生活经历和远见卓识，他的许多文章缺乏深刻的内容和新鲜的思想。虽风格相近但同中有异：欧公于“柔婉”中显出宕逸流丽，曾巩于“柔婉”中偏于冲和平顺。如《墨池记》、《寄欧阳舍人书》、《赠黎安二生序》等文，都写得不枝不蔓，章法严密，而又畅谈有致，婉转曲折。

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其散文有着与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他的胸襟抱负自然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拟的，其思想往往高视一时，跨越古今，因此干脆把文当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工具，说“文者，礼教治政云尔”、“治教政令，圣人所谓文也”。散文内容是奇思横出，议论超群，往往也惊世骇俗。《四库备要书目提要》称其“文章拗折峭深，世以大家目之”。刘熙载《艺概》中说他：“取法孟、韩（愈）”，又说“半山文硬瘦通神”。梁启超《王安石评传》称“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这些可以看出其文受到先秦诸子散文、西汉政论文和韩柳古文的影响，思想敏锐，见识超卓，富有政治色彩和创新精神，风格刚劲峭拔，雄健奇崛。如《读孟尝君传》翻陈出新，突破传统，一扫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旧说，强调“士”必须能经邦济世，治国利民。王安石长于议论，擅长说理，有时对形象性和生动性有所忽视，这是其不足之处。他的散文有一种突破羁绊一往直前的气势美，表现出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之感，给人一种昂扬飞上的动态感和咄咄逼人的灼热感，这也是欧阳修和曾巩散文中所不能相比的。（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郭预衡.唐宋家散文总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3]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