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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械式的生活与麻木的精神状态加缪在其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的表现主要就是通过对人庸常生活的机械重复式描写以及无意义的叙述,并表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麻木状态。比如,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与《鼠疫》以及散文《人身牛头怪》中就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人们的一成不变的僵化生活状态。在《局外人》中,默尔索在枯燥乏味的办公室里过着沉闷的日子,即使他的母亲去世都无法改变他惯常的生活状态。此外,他还描述了人们百无聊赖的精神生活。比如,《局外人》中的老头与狗相互憎恶,但又相互形影不离,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折磨。还有些老年人迷恋自己精心修筑的坟墓,这是一种怪异的行为举止,甚至成为了一些老年人维系生活、支撑精神的支柱。实际上,这是加缪通过对老年人无聊生活的描述来传达自己对于人类生命趋向终结的自我认识,抒发了自己对于世界荒诞、人生有限以及生活虚无的深刻反思。在文学作品中,加缪对于年轻人生活状态的描述则是为了传达出人类对于荒诞世界的应对态度与反应,即认为人类通过种种自我方式来回避荒诞的存在境遇,从而慢慢地习惯了机械僵化的生活模式,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之中。
2.神秘难解而又无法逃避的异己力量加缪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荒诞哲学的应用与渗透,还表现在对一些神秘莫测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力量的描述。这种力量有时又是无法逃避和回避的。比如,在他的戏剧作品《误会》中,他就叙述了一个死亡的悲剧故事,其中蕴含了某些具有一定支配性力量的神秘但又荒诞的力量。若望回家后却被亲人杀害,玛尔塔与母亲为了开始新生活不料毒死了亲人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却似乎又让人感觉无法抗拒和逃避。这是加缪对于荒诞哲学的巧妙运用,让作品中出现了种种本意与现实、希望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甚至让事件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个作品的题目就很好地阐述了荒谬的巨大力量,它会操控人的命运发生非此即彼的结果,并且是不可逆转的。
3.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加缪上面的两种荒诞的解释与表现手法,实际上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人与世界之间的疏离感。比如,《局外人》中的默尔索过着的一种局外人的生活,他的生活状况是封闭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生活处境都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与客观世界之间是断裂疏离的,从而也充分揭示了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的疏远隔离的生活状态。在默尔索看来,整个生活就像是一个大机器,人们都过着一种如同齿轮般运转的生活,表面上一切井然有序,实际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因此,他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能够发现生活中各种荒诞的景象,并有着局外人独有的观察方式与处理方式。比如说,他在面对母亲死亡的时候,并没有在葬礼上表现出常人的悲伤与哀痛,因为他认为每一个都难逃一死,母亲的去世只是真理的表现而已。他认为整个世界是陌生且难以解释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任何远大理想都是徒劳的,任何荣誉都是无价值的,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中。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说明了人与世界之间的巨大疏离感。
二、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哲学
1.发现荒诞法国作家加谬在文学创作中渗透进荒诞哲学的理念,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生活中的荒诞的一面很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引领人们更为清晰地看清楚客观世界,对于现实世界中的荒诞现象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事实上,人们要想发现生活中的荒诞并不是很难的,有时几乎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状态,在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之下,猛然之间做出的反应,即忽然发现了生活中的荒诞。当然,这种反应也许是对生活的厌倦,抑或是失望,也有可能是警醒。发现荒诞必须依靠人的意识,否则,麻木不仁的人是无法发现荒诞的。那么,在他的随笔集《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描述到人们的生活是遵循着既定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有一天人的意识忽然被激发出来,就会提出为什么这样生活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机械式麻木生活模式的规制下,开始萌发了意识运动,其结果是无意识地重新套上先前的生活枷锁,也有可能是彻底的觉醒,对枯燥生活发出通牒,表达出种种厌倦和不耐烦甚至于反抗。
2.表现荒诞加缪的荒诞主题,首先就集中体现在他的同名篇章《西西弗神话》中。该篇文章中的西西弗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由于过于聪明而遭遇了宙斯的惩罚,被要求把巨石从一边滚到另一边去。但实际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当他好不容易把巨石推过山顶的时候,他已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巨石依然回到了山脚下。加缪对于西西弗的境遇描述,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人类困境的暗示。在他看来,我们枯燥无味的生活状态不就是一块压在我们身上的巨大石头吗。我们为了所谓的生存而不断重复着毫无意义的简单劳作,每天每年都在重复着重复的事情。整个生活方式显然毫无生机可言。我们就如同西西弗推石头上山,最终石头又回到山脚下,我们的生活又回到惯常的状态之中。当我们认为西西弗的命运很悲哀的时候,我们的命运实际上还不如他,因为他毕竟有事情可以做,但是,我们却在麻木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方式,根本无时间和无精力去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而生活,我们能够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等。因此,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的音符,亦即荒诞。在加缪看来,荒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人与世界、人与生活之间的分离和冲突。正如同人们生活在人生的一个大舞台上,演员与舞台布景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协调差异性。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来解决这种荒诞的问题。当然,人们在解决荒诞的过程中会有多种表现,比如,理性、和谐、公平、永恒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消亡,这种解决方法发挥出来的能量却又是有限的,这显示出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除的。我们希望世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现实情况却反而背道而驰。荒诞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如果没有了上帝,人类如何生存。上帝可以引领人们去解决罪孽的问题。但是,一旦上帝不复存在了,那么,人类如何去面对自己失去上帝之后的罪孽呢?这是人类失去信仰之后的恐慌,也是生活露出本来面目的反映,从而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人们在清醒后的激情是令人感到心碎的和痛苦的,因为人们只能作为社会中的局外人生活,无法来解决荒诞的社会现象。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病:文学创作
伍尔夫是英国19世纪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经典作家,其特立独行的创作活动享誉世界文坛。她创造性地运用意识流的手法。有意识地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寻求和营建与女性作家的性别身份相吻合的文学话语方式。其女性主义思想对于后来的女权运动具有奠基性的指导意义。但是与伍尔夫的创作活动相伴随的是间歇性的精神抑郁与兴奋,从作家一生的情况看。弗吉尼亚伍尔夫每完成一部小说的时候.她都会精神崩溃;而在小说创作投入时,往往会极度地兴奋。吉尔伯特·桑德拉和苏珊·古芭在女性经典之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指出:“疯女人”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女性作家笔下女性人物及女性作家自身形象的典型意象,反映女性作家在表达真实自我与传统男性写作规范之间痛苦的精神抗争。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伍尔夫曾描述自己的生活是“那种走在深渊旁的羊肠小道的感觉”。
一、伍尔夫的精神病概况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59岁的时候,在写下给丈夫伦纳德与姐姐文妮莎的信后,来到乌斯河畔,在衣兜里装满石头,慢慢走入河心沉入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传记学者们大多认为她的死与她的精神病史有关.伍尔夫确实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它是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和行为与其存在的客观世界发生了严重不协调和冲突时所出现的一种精神异常现象。对伍尔夫而言,疯狂的警告性症状是头疼、失眠、视听幻象,血管刺痛,头晕目眩。伍尔夫曾多次表现出自杀倾向.1904年,父亲去世。她不断陷入幻觉,试图从窗户跳出去:1913年,婚后生活的不适使她一度陷入精神紊乱,悄悄吃下100片左右的巴比妥,经过紧张抢救才脱离危险;28年后,她以自杀这种极为疯狂的形式摆脱病魔的困扰,来完善生命、实现自我。
伍尔夫的精神病首先是源于家族的遗传。斯蒂芬家族存在着精神病不稳定的血缘气质。其父莱斯利-斯蒂芬发作过他称为“狂暴突发症”的病。他的朋友们都害怕流露对他的批评意见.伍尔夫也继承了这种对舆论意见的极度敏感。其次。伍尔夫的疯狂是一种对往昔岁月的逃避。这与她身边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有关:13岁时深深依恋的母亲朱莉亚因流感而引发风湿病去世:15岁时接替母亲照顾她们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离开了他们:22岁时父亲斯蒂芬患胃癌去世:24岁时哥哥索比也离开了他们。除此之外,伍尔夫幼年曾经遭受过同母异父哥哥的犯。痛失亲人的伤心、无助以及对父亲的负罪感严重地影响着她的健康。最后,男性社会各种制度规范对女性的压抑与女性追求精神心灵的自由、表达女性真实内心世界的努力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是伍尔夫精神疯狂的原因。伴随着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活动的是她的精神疾病:“创作的成功使她享受到满足,创作的过程中的心路折磨则使她感受到深刻的忧虑,每当焦躁和忧虑猛烈地袭来,就会成为精神病复发的诱因。”
二、女性作家身份焦虑加剧病情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其诗学着作《影响的焦虑》(AnxietyofIn.lfunece,1973)中将文学的影响比作父子关系,弱势诗人只能模仿其父辈诗人。而强势诗人却能奋起抗争,挑战父辈诗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对抗。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将“文学父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弗洛伊德范例转变成女性主义的影响理论,用来形容在父权制文化与文学中的19世纪妇女作家的焦虑。”实际上l8、l9世纪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学中“子”的角色,吉尔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学俄狄浦斯范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造力与文学史图景,她的焦虑是更深层的。——一种对作家身份的焦虑。”
作为女性作家,伍尔夫对其作品创新、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焦虑使其处于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溃。伍尔夫在其El记中大量记载了这种担心与忧虑。“就写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过分看重外界的赞誉。可以肯定,这个短篇(《邱园记事》)是得不到什么赞赏的。而我还会对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没人来说好听的,很难动笔。”(1919年5月12日记) “《夜与日》仍缠绕在心头,浪费了许多时间。乔治·艾略特从不读书评,因为别人的飞短流长会令她无法写作。现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毁还是誉我并不特别计较。只是这些东西扰乱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终于设想出一部新小说的新表现手法。……即结构松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时,更接近主题.却又能保持形式和节奏的不变。”(1920年1月26日)“我将不再为取悦别人而写作,而作出改变,现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将来也是。”(1937年8月6日)培伍尔夫的成长受到已经内化于心的贞洁观念的影响,她常处于缄默状态。“作为一个女性,她常常会感到很难替复杂的思想状态找到适当的语言表述。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和小孩都储藏着私人化的词语内涵。因为她们使用公共话语的空间受到了她们低微地位的限制。”千百年来女性的缄默状态与作家所必需的心灵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形成一种的尖锐的矛盾,这使得女性作家在创作活动充满了困惑与焦虑。伍尔夫常处于思想表达的压抑状态,“我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语言”。当她写作时感觉到:女性写作“缺乏一种传统规范,而一代人的工具对下一代毫无用处,又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伍尔夫发现,要大声地表达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现存的语言无法表现的女性特有的感情建构一种表述方式,几乎需要疯狂地冒险。基于传统的“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大男子批评家像对待妇女那样评判她们的作品:“妇女作品所受的待遇好象它们本身就是妇女,对它们的评论往往始于其胸围、臀围进行的学术测量”。同仰对于伍尔夫来说,写作是一种革命行为,她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笔时充满恐惧和决心。因为语言和文化被压迫者攥在手里,要和他们争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但伍尔夫还是义无返顾的拿起笔,努力地抗拒和颠覆着父权文化。
三、创作的文学治疗作用
心理学理论认为,精神抑郁状态是心理能量长期淤积的结果,这本身是一种致病的过程,淤积的心理能量必须释放,释放了才觉得舒畅和健康。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创造活动便是心理能量释放的重要途径和出路。对于伍尔夫而言,早年母亲的去世诱发了精神病,之后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的犯都使她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特别是婚姻生活的不适及没有孩子常常让她在姐姐跟前感到自卑,还有将自己所思所得诉之于笔端的冲动欲望等等。而伍尔夫创作活动使她表达自己声音的欲望得到满足。创作上的成功也冲淡了婚姻生活的阴郁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写作缓解了伍尔夫的精神抑郁症,有自我精神治疗的作用。
伍尔夫生病时。她经常会产生幻象并受到奇怪的声音的折磨,她会听到死者声音,这种幻象与往昔的生活和已逝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使她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和毁灭性的隔绝状态中。她的思想空白,退化到完全被动的植物状态。这与她早年失去亲人的的经历以及成长中的孤独有关。为此,父亲死后,伍尔夫兄妹们逃离了令人窒息、充满伤心记忆的肯辛顿区搬到布卢姆斯伯里区,企图从父亲的专横、呆板、阴暗的生活阴影中摆脱出来,伍尔夫一直都在做着努力。然而,早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幻象的形式使她精神恍惚,难以摆脱。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来记载斯蒂芬一家曾经的快乐生活.也塑造心目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期望卸出心头的重负,后来的《到灯塔去》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就是她塑造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一个有个性却没有留下生动言论和着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从13岁母亲去世到44岁完成《到灯塔去》草稿的多年里,母亲的灵魂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当这部小说完成时,她就不再看见母亲了,也不再听到母亲的声音了。通过给记忆赋予形体,她现在能够自己支配父母遗传禀赋,排除他们的错误从而将自己造就为艺术家。
四、患病丰富了她的文学视角,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写到: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着作里。患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漫游,它带给作家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学描写的的空间。对伍尔夫而言,其身体的或精神的特殊体验都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过程,写作既是为缓解疯狂的紧张状态而作的挣扎。同时也是对心灵挣扎的自动记录。“每一部作品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 “真我”和“假我”之间的抗争让作家陷入自我分裂之中。因此,“疯子”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象,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
在《达洛卫夫人》中通过赛普蒂默斯的形象传递了作者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伍尔夫对赛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大篇幅地描写了他的妄想性的幻听幻视等错觉以及意念跳跃、情绪亢奋、语无伦次,有时听见麻雀用希腊语歌唱,有时又以先知的身份向世人宣布真理等等情景,显示了作家对于精神病人反常意识形态的深入把握;而且都可以在伍尔夫的病史中找到依据.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与她患病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通过赛普蒂默斯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论文关键词:灵感;生活的积累;外物的触发
灵感是人类思维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的思维现象,它客观而又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之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神秘的气息。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人提出了灵感概念,并试图对其本质和规律予以说明,认为:灵感由“神”和“气息”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意即神的灵气。“灵感”一词在英语里写作inspiration,意思是灵气(spirat)的吸人,它的原始意义也是一种降神术。翻阅我国古代众多的关于本体感受的古代文论,可以找到“灵感”这个词,却没有“inspiration”所包含的特定含义。这说明中西关于灵感的理论,虽然有不同的发展轨迹,都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形态,但大致是相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文论中关于“灵感”的言论的比较和分析,浅探“灵感”的产生与获得。
一、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
在古希腊时期,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那他准是接受了“神”的启示。“灵感’,在文艺上的原始意义,指创作时一种神性的着魔,即获得神的启示,写出优秀诗篇”。…(纵观整个西方古典文论视野中的“灵感说”,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即: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前,主要表现出“神启论”的特征,以柏拉图的“迷狂说”为代表,强调“神灵附体”,神秘不可知;近代“灵感说”则主要表现出“天才论”的倾向,理论建构上以康德、歌德、黑格尔为主,强调人的本质力量,注重后天实践的勤奋、经验的积累。作为人类思想的结晶,他们对西方现代一些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想,如尼采的“酒神精神”、叔本华的“天才”说等学说的提出有巨大启示.但两者都未能对“灵感”的产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着诸多不足。前者以柏拉图为例,他的“灵感说”包括三个方面,即:灵感的源泉主要是“神灵凭附”;“灵感”的表现是“迷狂”;“灵感”的获得过程是在“灵魂回忆”真善美的理式世界。这一“灵感说”的“神”不可见不可知,所赐予的对象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可遇不可求,不仅充满了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而且无益于创作,否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努力。
黑格尔作为现代“灵感理论”的代表,力图从“外在的机缘”与创造者内在的“自觉要求”相结合的高度去揭示灵感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内在的机制。这是黑格尔较以往的学者高明的地方。但是,黑格尔关于灵感问题的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摆脱他的荒谬的“绝对观念”体系的纠缠,因而他在灵感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最后还是淹没在他的“绝对观念”的无用的体系之中。
二、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灵感论”
与西方以柏拉图为首的一批灵感理论研究者相反,中国古代的灵感理论研究者更注重研究具体的艺术构思过程。特点之一,就是重主体的能动性和情志的抒发。由此产生的概念形式,自然不是那种“神巫交感”的“灵感”,而是“应感”、“兴会”、“性灵”等文艺心理学术语。可见,从“人物沟通、心灵感应”这个基本论点出发,我国的灵感理论得到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将灵感说与艺术构思联系在一起的是陆机。之后的文论家如皎然、严羽、李贽等也有诸多关于“灵感”的言论,但陆机的观点比较全面而具有代表性。在《文赋》中他详细地描述了灵感现象,即“应感兴会”,指出“灵感”即是刨作时文思最为畅达,感情最为充沛,思维最为活跃,形象最为鲜明的心理状态,说明了激发作家产生灵感的是心与物的相互作用,是物之触动和心之感发的结果。不管从灵感产生的来源(情与境会)、心境(虚静自然),还是从灵感的积蓄过程(勤于思考和读书)来说,中国的“灵感论”都与西方的“神赐天启”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的文论家将灵感理论与艺术创作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展开得也更充分。但不足之处在于既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甚至只是只言片语的感悟式抒写,也没有对灵感产生的心理作出细致深入的探讨。
三、“灵感”的状态与特征
关于灵感到来时的心理体验,从柏拉图关于灵感的“迷狂说”和我国古代诗论著作中的一些描述中,如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严羽“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大概知道:
灵感就象梦境一样,作者沉醉其中,却又难以名状,它突如其来又转瞬即逝,它是创作的最佳状态。在这短暂的体验中,作者沉浸在一片纯净而完善的幸福与自在之中,摆脱了一切焦虑、紧张等束缚,与世界融为一体。这种尽善尽美的境界解决了一直作者困扰的问题而有了豁然顿悟的感觉,因而获得了一种喜悦以至狂喜,伴随着不可遏止的激情。由此观之,灵感状态具有孕育的长期性、出现的突然性、形式的模糊性、消失的瞬时性和结果的创造性等基本特征。
四、“灵感”的生成与获得
在了解了“灵感”来临时的状态后,我们尝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的生成与获得。弗洛伊德、荣格的关于无意识理论为之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灵感”这种不受自觉意识控制的力量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无意识被认为是人的智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灵感出现之前,人们对某一问题已有长时间的思考,虽思而不得其解但已触到问题的实质,这些在大脑皮层留下了痕迹,当有意识的思考中止时,无意识的认知活动却仍然继续进行。当人们处于高度放松的时候,在某一刺激的引发之下,长期沉积在无意识中的信息与意识之间沟通,灵感便跳人人们的大脑。由此看来,灵感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由显意识到无意识、再由无意识到显意识的过程。
(一)由显意识到无意识——生活的积累
灵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累。柏拉图把灵感现象概括为“灵魂在迷狂状态中对于天国或上界事物的回忆和观照”,这里的“天国或上界的回忆”,正是现代意义上作家个人的记忆、潜意识的显现。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我们将之统称为“体验”,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体验”的范畴大于“生活积累”,它是融生活经历和生命情绪为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是“作家体验的表述”。
从“有意注意”来说,作家可能会为了心中的某一个题材而深入现实生活寻找写作材料,如作家周立波扎根于创作的现实环境体验生活;也可能会为了某一个典型形象而对生活原型进行独特的选择并对其独特的言行举止进行深入的观察,如高晓声笔下的新时期的农民陈焕生,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交替时期的农民典型,就在于作者将当时生活中农民身上的“半新半旧”的思想赋予了这个特殊的角色;而最通常的“有意注意”莫过于阅读积累。
与“有意注意”的目的性和局限性相比,“无意注意”则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和历史积淀性,“无目的观察比有意观察还有效”在通常情况下,“无意注意”可能会被我们很快遗忘,但有特殊感情参与的无意注意会不受意识控制地积淀到无意识之中。它不仅有利于形象的记忆,而且因了感情的独特会使得这一记忆在唤起时独具特色。如,同是对贵族生活的描写,托尔斯泰的笔下充满了矛盾与辩证,曹雪芹则是看透名利的虚空与嘲讽。
“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的界限很多时候是十分模糊的,比如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孤独体验等,几乎可以说是混合的注意。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更是两者的结合,“有意注意”立竿见影的效果得益于“无意注意”的启发和补充,“无意注意”只有得到“有意注意”的整理、淘汰才能成为形象元素。如韩少功的《暗示》和《马桥词典》所呈现的“知青写作”,即:在苦难的生活中看不到对苦难的抱怨,对人性美的揭示胜过对人性丑的鞭笞,苦涩的记忆里不乏对那~段生活的美好怀想。“知青”体验刻骨铭心,但这种体验在当时绝不是美好的,只是时过境迁,用现今的眼光去回忆,滤去了苦难的外衣,裹上了现今的反思,是作家将“有意注意”融合于曾经的“无意注意”,从而促成了新的体验的生成。
生活的积累当然不只是简单地等于以上所说的“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它甚至可以是作家所经历所感受的人世万象,比如,随着年龄日益完善的人格,作家平日的练笔,在练笔时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和在练笔中造就的文从字顺的功力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二)由无意识到显意识——外物的触发
灵感的来源是艺术家大脑中生活和知识积累的突然泛起,是外物诱发所致。这里所说的“外物的触发”包括来自外界的偶然机遇与来自内部的积淀意识。这两类现象,不仅激发信息的来源不同,而且发生机制也不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具体讨论:
由外部机遇引发灵感是最常见、最有成效的,这类灵感的激发大致可以分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形:一、思想点化,如在阅读或交谈中偶然得到某种闪光的思想提示;二、原型启示,如白杨树之于茅盾的<白杨礼赞》;三、形象体现,如生活中的阿Q之于鲁迅的《阿Q正传》;四、情境激发,这里的触发媒介不是某种具体的信息,而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情境。
以上四种类型,归结起原因来,便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外物之间有一种“同化”优势,即:作家的美感经验并不仅仅是静止地被动地接受外来信息,而是主动地活跃地与其发生契合,将自己的情态赋予对象,因而即使面对同一事物,作家较他人而言,藉着敏感和积淀,更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选择的倾向性,从而形成外在物象和内在心象的融合。
来自内部积淀意识的灵感,由于其发生机制深植于人类的潜意识活动中,其表现形态也更为复杂。我们暂时将其分为两类来探讨。一种是由无意遐想产生的思想火花,如作家在散步或郊游等休闲时因沉思或回忆而闪现的灵感,它多是因为心情的放松而使得积淀在无意识中的体验自由涌现,这一类情形还可以是在幻梦中出现,传说作家郭沫若经常从睡梦中跳起,抓来纸和笔记录下梦中偶得的诗句,且都是神来之笔。总之,这种自由的无意想象都是作家在内心宁静时充分调动和依从无意识的结果。与这种轻松心态下产生的灵感相反,我们称之为“潜能的激发”的灵感则是“人脑中平时未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潜在的智能在危机状态中的突然激发,如广为人知的曹植作出七步诗的故事等。这种纯粹在无意识中出现的灵感最奇特,也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迷雾笼罩最浓的一类,但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它仍来源于生活的积累,它沉淀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在放松或情急之下,意识对这些信息进行自由或快速的梳理和筛选,从而使其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马疏创作主张的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抒写“性情”。马疏在《论诗绝句》中写道:“闲淡诗情谁得似?只应编集合陶韦。”《次韵答王杏村题〈花萼集〉六首》其一云:“淘米常教井水清,葵心知为太阳倾。集题花萼凭君赠,方信诗能道性情。”在这首诗歌里,马疏表达了他和马文园之间深厚的兄弟之情。“集题花萼”指的是《花萼集》,它是马疏和兄马文园的唱和作品集,其中的诗作抒写了他们兄弟之间真切的手足之情。同时,这首诗也体现了马疏对诗歌的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诗歌要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性情”。在《思源斋诗序》中,马疏说:“惟太白与工部齐驱”,“其所以继三百篇,而垂诸不朽者,亦惟笃于忠爱,得性情之正而已。”这与他所强调的“风骨”、“风雅”有紧密的联系。他认为,李白、杜甫之所以是千古之诗宗,是因为他们所写的作品有“忠爱”,得“性情”。这就告诉人们,那些不朽的篇章,应当是抒写性情之作。但是,就作品题材来说,一定是反映民生疾苦和表现“忠”,即对封建统治者的忠心的。这从另一方面,表明马疏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始终摆脱不了忠君观念。他还说,“诗者,志之所之也,人莫不有其志。志发于言,是为诗。其有至,有不至,则不一。要莫不根于性情之流露。不然,虽不作可也。犹之人伦之间有至,有不至,要莫不贯于性情之真”,“而义愤所激,天伦之挚,委婉以写其难言之隐者,亦庶乎不失性情之至焉。”(《思源斋诗序》)马疏认为,不流露自己“性情”的文章,可以不作。要作,一定要贯注“性情之真”,“根于性情”。在这篇文章中,马疏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他以“性情”为主的创作原则。难怪张澍说:“(马疏)力田灌园,甘守淡泊。研究经史以补见闻,久之有得,发为诗文,输写性情,亦非徒以恬静鸣高也。”[8]作为老师,张澍早都看出了马疏文学创作的这一特点。苏及燕说:“文、南园二位亲家雪夜唱和之作,因即作跋。廊庙山林,异地埙箎。唱和同声,才知至性相感,不以世分忘情。世情相煎何急,君家兄弟独贤。”[12]苏检斋云:“借物抒怀,纵横如意,觉一种孝友慈爱之情溢于毫端。”[13]又说:“愈入愈深,愈唱愈高,却只是一片至情至性,不能自已。”[14]可见,马疏十分重视性情的抒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性情,就没有马疏“至情至性”的作品。这一文学主张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马疏性情文学的情感表述在内涵上有别于清代其他性情主张。黄宗羲特别强调“情”在创作中的作用,他说:“彼才力功夫者,皆性情所出。”[15]他的主张接近晚明公安派而又有自己的特色和内容,他更注意被压迫者对不合理的反抗之情,更重视超越个人范围而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悲天悯人的怀抱。王夫之在《诗绎》中说:“关景者情,但与情相为珀芥也。”[16]他辩证地分析了诗歌创作的“情”、“景”关系,亦兼顾诗歌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效果。顾炎武说“诗本性情”,但他更强调“为时”“为事”而作[17]。钱谦益重“性情”的同时,也重学问,具有向宋诗回复的意味。叶燮云:“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18]他强调意在笔先,主张表现真“性情”。袁枚、赵翼、郑燮都是乾隆诗坛上,与沈德潜、翁方纲等正统诗学、复古倾向别树旗帜而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袁枚“性灵”源于钟嵘与南宋杨万里,更是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的继承与发展。《随园诗话》卷五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19]他之谓“性”即性情,情感。“灵”,有灵机,灵趣等。他之谓“情”,包括家庭、亲戚、朋友怀旧感今之情,其中他尤重男女之情。《答蕺园论诗书》说:“情所最先,莫如男女。”[20]赵翼云:“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21]郑燮的观点,与性灵派接近。论诗虽同尚性灵,却能反映民生疾苦。他们都力主性灵,注重抒写个性情感,强调独创,反对传统教条。而马疏的“性情”,侧重于人伦之间的真情。当然,他之谓性情,还包括对农民的关爱之情,以及对封建君主的“忠”,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就此来看,他与黄宗羲、王夫之及袁枚、赵翼、郑燮的主张不同,其儒教思想及封建教条色彩更为浓厚;而他所抒发的人伦之性情,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不是很大。既缺乏黄、王等人的悲天悯人的怀抱和社会意义,也没有袁、赵、郑诸人的机趣、灵趣等内容。所以,更具个别性、狭隘性。
其二,马疏的性情文学主张,也体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中。他的《送陈生鸿烈北上序》、《太学生杨汝锡八十寿序》、《上介侯夫子书》、《与叶芗林同年书》等散文和《次韵腊月九日夜行口占四首》、《冬夜月》、《中秋月》等诗歌,无一不体现着性情特色。它们强烈的抒情性,使马疏诗文“卓然名家,盖自乾隆以来百余年间罕见此作矣。”[22]苏检斋说,马疏诗“一片至性至情”、“一往情深”、“笔情淡远,至性缠绵”。[23]陈秩五云:“诗文俱在,情见乎辞。”[24]张澍云:“词意恳挚,情文斐亹。”[8]
文学创作当求创新
新课程标准强调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语文教学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作文教学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一.深入生活,增加阅读——创新思维源泉
学生怕写作文是因为积累太少,缺少生活经验,缺少知识跨度,缺少实践操作。怎样去积累?关键要深入生活,增加阅读。“艺术来自生活”,要丰富学生的生活,让他们充分感受生活,从生活中提取素材,情绪饱满地投入创作。同时要增加阅读,获得间接生活经验和信息,增强认识事物的能力,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达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效果。利用学校图书馆、建立班级图书角,阅读,鼓励个人藏书交换阅读,掌握速读、精读等方法并做好读书笔记,组织学生参加读书节、演讲比赛、“新世纪”杯作文大赛等自然能写出好文章。
二.反弹琵琶,独辟蹊径——逆向出新出奇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一反过去文人悲秋的传统,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郑板桥为好友李君祝寿写贺诗,适逢大雨滂沱,板桥提笔便写“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大家不由得面面相觑,板桥不以为意,接着写道:“滂沱雨祝李公寿,李公寿比雨更多。”郑公停笔,掌声四起。板桥能赢得一片掌声,是因为他能独辟蹊径,出奇制胜。
我们在日常习作中就要学会反弹琵琶,独辟蹊径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采用与日常思维完全相反的思路,从对立的、完全相反的角度去思考和探索问题,在作文教学中能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方法,写出来的文章就有独创性,达到立意深刻的目的。
例如在写《雪》时,一般同学都在文中赞扬白雪的纯洁,都会引用“瑞雪兆丰年”等熟语,这是一种习惯思维。引导同学反弹琵琶,有的同学就想到08年大雪让很多人有家不能回,认为“大雪影响了交通”,也有同学就认为“白雪掩盖了世上的丑恶”,还有同学想到“大雪和环境、污染的关系”等等。这些观点较之“白雪纯洁”的观点新鲜,结果写成文章立意新颖,颇受好评。
同样“近墨者黑”是一般人的观念,但也有人提出“近墨者未必黑”;“开卷有益”也是众所公认的观点,但也有同学从逆向提出“开卷未必有益”。
当然,那些根本性的政策、制度,原则性的观点、方法是坚决不能在逆向思维中运用的。
三.不同角度,拓宽思路——创新深化发展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个事物,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结果会有所不同。同一个题目,从不同的角度构思立意,往往就能写出不同的新意来。
在《由新龟兔赛跑想到的》一文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求职者、用人单位的不同角度进行立意,也可以从四个不同的阶段来拓宽思路:第一次龟兔赛跑,兔子因为骄傲睡觉,乌龟抓住机会、坚持不懈最终获得胜利,但机会只有一次;第二次龟兔赛跑,兔子吸取教训直达终点,说明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但要挖掘;第三次龟兔赛跑,乌龟把终点设置在河对岸,兔子只能望河兴叹,所以创新是制胜法宝,但不是人人都会;第四次龟兔赛跑,兔子抱着乌龟跑陆地,乌龟背着兔子渡大河,合作能达到双赢,但相互信任是基础。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次比赛都可以单独行文,都能达到拍案叫绝的效果。
如《妈妈》一文中,很多同学习惯写:夜已经很深了,妈妈还在昏暗的灯下为我打毛衣;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妈妈撑着雨伞出现在教室门口;又一次发烧到39度,妈妈吃力地背着我奔向医院……这些写出来让人看了很腻味,其实天下的妈妈都很平凡,每天做着琐碎的事情,没有必要弄得这么悲惨而又伟大。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妈妈为了保护我,和爸爸又吵了一次;妈妈为了让我到市区读书,又去找那个多年不走动的转折亲了;妈妈为了看望在异乡读书的我,一个人坐车赶来赶去……通过这些来表现妈妈的爱,角度新颖,一定会给人全新的感觉。
当然,创新的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在作文教学时点燃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就能诱发学生的创新灵感,学生就能写出富有创意的作品。
参考文献:
1.《作文要有独创性》 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 P271-272
2.《创新作文的三个主要环节》 吉林大学学报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