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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哥坡会形成的生态域场是其发展的基础,并对芒哥坡会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价值有着重要影响。由此笔者提出芒哥坡会“民族性与原生性”为整体特征的文化内涵,包括芒哥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傩文化。“芒哥坡会民族性和原生性的信仰习俗又反映出芒哥坡会重要的文化功能与价值。
(一)芒哥崇拜发生之山神与信仰分析
分析芒哥崇拜具体涵义是我们研究芒哥坡会要着重探讨的问题。由前文对芒哥坡会定义的界定,不难得出芒哥在当地人民心中的特殊意义,那么这种崇拜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芒哥崇拜与苗民对元宝山的崇拜有一定关系,是其形成的发生地和根源,具有产生的原发性。通过流传的民间故事不难看出,芒哥是在极端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迫于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对山体朦胧而神秘的认识,由此形成了对这种力量的崇拜。在他们看来,以山体崇拜为基础形成的芒哥能祛除病魔、驱赶野兽,使生活安定,这就给苗民带来了心灵上的强烈慰藉,并认为芒哥能庇佑族群和繁衍生息,且关系宗族的兴衰。这种自然崇拜形成了芒哥崇拜的基础,可以说苗民对元宝山的崇拜是一种可继承的、延续的信仰,并在苗民中形成了统一的意识。
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从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芒哥崇拜之产生:首先,从当地复杂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可以科学的佐证苗民对芒哥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广西融水苗民聚居地区都是山地丘陵地势,人迹罕至加上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苗族先民们需要一种能带给他们希望的寄托,以期得以生存和繁衍。为了战胜自然和社会带来的危险芒哥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芒哥活动中芒哥腰间会有用稻草编织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物,并在祭祀活动中对女性进行追赶。这个现象的产生可用满足生理需求来解释,是当地苗民希望人丁兴旺、繁衍生息的生殖崇拜的表现。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人们缺少预防能力和足够的抵抗能力,疾病、盗抢给他们带来损失,他们必须祈求殖神的庇护,需要壮大民族群体。从当时社会生产力看,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识——最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
生理需求作为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最基础、最根本的要求,没有生理上的需求其他的需求就无从谈起。从现在看来,苗族先民一次偶尔的扮芒哥吓走了盗贼和猛兽,给苗民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慰藉和安稳,并认为在芒哥背后仍然存在一股强大的力量保佑族群,帮助他们消除病害、繁衍生息。这种由心理需求发展到对安全的需求的过程得到了完整体现。其次,在生理和心理得到极大满足下出现了归属与情感的需要。人的生存发展必须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人们认可自己属于某一群族。主要体现苗民渴望在群体中得到认可,并有自我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利,形成一个能标志本族群象征的符号。芒哥这一“符号”的具体形式和形象确实经过了漫长的演变。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苗民是在对自然崇拜中形成了芒哥的形象,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苗民需求下,人的力量逐渐增强,使得原先“神”的形象逐渐人化,并在人化的基础上又附着苗民对神灵的崇拜因素,对此芒哥在满足苗民归属与爱的需要层次上,当中国人在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之中实现了对生命以及生生之道的强调时,神鬼崇拜就很自然的让位于祖先崇拜了,祖先崇拜是中国家庭和宗族的精神基础,通过祭祀仪式,祖先就成为家庭延续和宗族团结的象征。形成的“神——人”的形象转变过程,包含了苗民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信仰习俗。当然,无论芒哥是神还是人的化身,都使人民把自己的信仰寄托在它身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归属。
最后,通过形成的归属感与相互爱的心理认同,产生了相互尊重的需要。这种尊重强调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指一个人为了在某一领域中发挥自身潜力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是个人抱负、理性得以实现的一种需要。以芒哥扮演者为例,被选定为芒哥的人必须是具有想成为芒哥的信念者,当然也并非谁都能扮芒哥,芒哥的扮演者还要经过挑选,“这个有着神灵意味的人便成为具有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是一种双向的互选形式。扮演者把能扮演芒哥视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成为他本人的生存价值所在,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神圣形式。因为他被赋予了族群共同心理信仰,是来保佑族群、清除疾病等。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独特视角分析,我们得出了芒哥崇拜所体现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芒哥坡会文化内涵是以芒哥崇拜为中心,以当地苗民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生之具有原生性和民族性的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
(二)芒哥坡会中体现的傩文化分析
芒哥坡会中体现了原始的傩文化。其一,芒哥具有原始傩文化的“驱疫赶鬼”的广泛意思。傩文化是我国古老的文化现象,在我国很多古籍中都有出现。《论语•乡党》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注:“孔曰:傩,驱逐疫鬼,恐惊先祖,故朝服而立于庙之阼接。”②《吕氏春秋•季冬记》曰:“前岁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逐,亦曰傩。”《说文》解释为“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借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③由此可见,所谓傩是驱逐疫鬼。芒哥之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处于人们“驱邪赶鬼”之意,从芒哥坡会中的一首祭词中就有体现:今天日吉祥,今晚夜吉利日吉利中崽出生,吉利夜鹅崽出生。今天我寨八姓人,有八方朋友。去那古老的培松山,到那原始的培松森林,把芒哥请到我们的芦笙坪,进我们的芦笙堂。芒哥来驱邪赶鬼,芒哥到消恶除晦,芒哥来老者长寿,芒哥到少儿健康,芒哥来五谷才熟,芒哥到六畜才旺。我的嘴巴有油,我的口水成药,我吐口水给狗,狗会打猎,我吐口水上石头,石头会长青苔,我吐口水上木栋,木栋会长香菌。我讲成就成,我讲是就是。④从祭词来看,芒哥是来“驱邪赶鬼”的,是来“消恶除晦”的,当地人民认为芒哥能祛除各种邪恶与污秽之物,使“老者长寿”“少儿健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因此,芒哥坡会期间当地人民乐于接触芒哥,认为芒哥能给他们带来兴旺。由此说明芒哥带有“傩”的原始意义即驱疫赶鬼。
其二,从傩文化的发展阶段看,芒哥坡会具有傩文化发展过程中“傩乐时期”的阶段特征。柯琳的《傩文化刍论》中把傩文化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即“傩乐时期(包括原始傩仪阶段和傩礼阶段)”和“傩戏时期(包括前期傩戏和现状傩戏)”。他认为“傩仪阶段”的活动是“一种原始巫术驱鬼术,即模似驱赶行为的再现,其过程只是表达一种强烈的情绪意识。相信通过驱赶可战胜疫病鬼邪,以保来日平安,纳吉兴旺”这一原始的功利目的,构成了原始傩仪的核心。芒哥坡会的确体现了这种原始的功利目的,这点在上文已有分析,可以说芒哥坡会已经具有傩文化原始而古朴的内涵。经过原始傩仪的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原始傩仪被纳入“礼”的范围。首先,在这个阶段傩出现了宫廷傩和乡人傩(即民间傩)的分化,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礼仪规范。其次这一阶段的特点还表现在“傩礼从原始的逐疫驱鬼内容加进诸神崇拜,祭祀祖先,自然崇拜等。”从芒哥的形成来看,芒哥在发生之后得到了苗民的认可和信奉,发展到后来有组织的节日庆典,它在表现以及呈现方式上形成了具有约束和提倡的“礼仪”之风。芒哥坡会也是从普通的驱邪赶鬼,发展到后来对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再则,傩乐已从最初驱鬼的意识逐渐成为歌舞为表现形式的祭祀歌舞艺术。这从单纯的扮芒哥到形成现在相对有体系的“芒哥舞”得到体现。
其三,芒哥坡会确实具有部分傩文化内涵,但并没有得到完整发展。一方面傩文化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仪——礼——戏”的发展过程。傩文化发展到“傩戏时期”已不是最初的大傩活动,也不仅只是古风习俗,而是从歌舞祭祀中蜕变出来的戏剧性表演。其中音乐是这个阶段傩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扮芒哥的整个形式,是先由芒哥从山上呼喊而下,围着芦笙柱转并伴着芦笙舞做摇摆动作,不时会触摸观看的群众。扮芒哥过程中没有固定音乐,没有如“傩坛”的固定祭祀场所,也没有固定的剧情。芒哥坡会没有向戏的形式发展,原因有二,一方面,从时间上看,傩戏时期大致发生于宋代。对比融水苗族的迁移历史,也约是在宋代陆续被驱赶从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区迁入。在受到驱赶和压迫下文化的传承可能出现断流,在离开了本土土壤的滋养,已形成的原始傩文化意识没有得到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扮芒哥是在对元宝山崇拜下产生的,具有原发性,这就说明融水芒哥坡会可能只是继承了原始的傩乐文化,在新的环境下产生的新的活动,由于文化“断层”而没有形成“戏”的形式。相对于“毛谷斯”等典型传统的傩事活动,芒哥坡会没有固定的音乐,人物谱系单一,只有“芒哥”,芒哥舞没有系统性等。
可以说,芒哥坡会体现的傩文化是具有原生性的,可以归结于傩文化的范畴,但是不具有傩文化的完整形式。
(三)芒哥坡会的文化价值及功能
根据前文所述的芒哥坡会所蕴含的信仰习俗,从芒哥坡会对人到对社会层面上的影响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芒哥坡会文化价值及功能:(一)芒哥坡会是苗民情感沟通的纽带。通过芒哥坡会这一文化空间,青年人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爱情,老者可以叙旧谈天,各个群体都能在芒哥坡会中找到感情的寄托。(二)教育功能。芒哥坡会体现的生态观念和信仰就是对参与者的教育内容,通过芒哥坡会的具体活动和人们的行动,总少不了人们的道德面貌,参与芒哥坡会的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感受到其中的积极力量,从而使道德要求和善恶观念在人们品性中潜移默化。其次,芒哥坡会使本民族人民能熟悉自己的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三)娱乐功能。融水苗族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的交通和文化的闭塞,决定了较少有先进的精神文化能进入,芒哥坡会也就担当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功能,在祭祀芒哥的同时,也是在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娱乐的场所和形式。通过芒哥活动,也能起到娱乐的目的。
(四)芒哥坡会是增强民族认同与凝聚
力的桥梁。苗民们情感的沟通是芒哥坡会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功能形成的前提。风雨飘摇的融水苗民在自然与社会的威胁下形成了芒哥崇拜,芒哥是他们自我保护的勇敢见证,是他们反抗精神的折射,对芒哥能庇佑他们驱邪除疫深信不疑,并成为在种族间的一种普遍信仰。祈福平安、五谷丰登的原始愿望是融水苗族人民信仰习俗形成的主要原因与表征内容,由此形成了一股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结语
【关键词】苗语;翻译
苗语在面临消失的境况,而世界对原生态文化的理解在逐步加深,因此,研究苗族的语言与文化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苗语如何翻译成英语的研究,更需提上日程。课题从目的论视角下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的英译进行研究,对黔东方言翻译作一定的理论指导,拓宽黔东方言翻译研究的道路,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对外宣传添砖加瓦,为苗语的学术研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目的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目的论的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自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诞生伊始,该理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梦娜贝克在其《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收入了以及相关概念的词条,分别由克里斯提安娜·沙夫讷和伊恩·梅森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马克沙特尔沃斯和莫伊拉考伊的《翻译研究词典》也收录了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主要内容以及相关概念。杰里米·曼迪编著的《翻译研究向导》一书的第五章以功能翻译理论为题,提纲挈领地评述了功能学派的主要内容,并对该理论附有专门的讨论、个案研究和思考题。埃德温·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中将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归入翻译科学派进行了蜻蜓点水式的讨论。劳伦斯·韦努蒂在其编著的论文集《翻译研究读本》中收录了赖斯和费米尔的代表性文章并做了简要评述。巴兹尔·哈蒂姆在《翻译教学与研究》中介绍了目的学派的一些重要概念及主要内容。安斯尼·皮姆对诺德的专著《翻译中的语篇分析》进行了评论。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有关该理论的介绍性文章和书籍,如安德鲁·切斯特曼在《翻译理论读本》中收录了弗米尔和诺德的代表性文章。安娜·特罗斯伯格以及凯·道勒拉普和安妮·劳德加德分别在论文集《文本类型和翻译》和《口笔译教学》中选用了诺德的文章《翻译的功能类型》和《译者培训中的文本分析》。 此外,玛丽·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综合法》,西奥·奥斯曼在《系统的翻译》,彼得·弗赛特在《翻译与语言:语言学理论阐释》中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都有零星的评述。
(二)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自1987 年该派理论介绍到中国以来,中国翻译界对该理论的热情一直未减,中国学者在各类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出版近10余部专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1年和2004年引进了英文版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经典著作:诺德的《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和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并附有中文前言。有关翻译目的论的文章不计其数,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翻译定义、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策略、文学翻译、非文学翻译(包括旅游翻译、商标翻译、广告翻译、电影片名翻译、中医药文献翻译、大学网站翻译、新闻翻译、法律翻译)等课题。近年来许多文章把翻译目的论与其他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出现了许多把翻译目的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较而研究的著作,如周锰珍的《“目的论”与“信达雅”——中西方两种译论的比较》,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对这两种翻译理论的异同比较分析来讨论它们各自的特点。有关翻译目的论在翻译教学中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如陶友兰的《翻译目的论观照下的英汉汉英翻译教材建设》,杨萍的《论功能目的论与中国汉英翻译教学》(作者运用翻译目的论对国内翻译教学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卞建华在其书《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中对功能主义目的论作了系统而详细的介绍。张美芳在《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中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用一个章节作了简单的介绍。张南峰、陈小慰、薛思亮、仲伟合、朱志瑜、贾文波、段自力、周红民、刘宓庆等等都对功能主义目的论有一定的引进和研究。
二、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中部方言苗语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的英译研究作得更少或者没有,论文作者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二)国内对中部方言苗语特色词汇英译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苗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和局限。学者对语音的研究较多,对词汇、语法、修辞的研究较少;对某一方言土语微观的描写性研究较多,站在各方言土语之上对苗语进行总体的宏观研究较少;苗语与其他语言的关系、苗族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苗族文字的统一问题等,还很少有人研究。尤其在苗语与英语的对比和苗语和英语互译的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只有凯里学院王家和的几篇学术论文对其略有探讨,如其发表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上的“论苗族文化俗语的等值英译与相对等值英译”和“英语和苗语中修辞与联想之比较”;董川黔的“浅谈苗语和英语的正迁移现象”和“英语和苗语对照教学法”、杨为、刘汝荣的“苗语对湘鄂渝黔边区苗族大学生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探析”、吴春兰、王贵生的“英语教学中颜色词文化内涵的苗、英对比研究”、滕树立的“从苗语和英语的某些对比看跨文化的学习”等等。
三、结语
概括来说,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国内外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比如术语翻译不统一、研究肤浅零散、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理论来源缺乏追根探讨、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缺乏理性的分析和质疑等等。对于苗语英译,更是只见实践没有理论支撑。对于一些词汇,不同的对外宣传资料有不同的翻译,没有翻译理论的支撑,难免有不妥不当和值得商榷之处。需要更多的学者对苗语英译做出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音乐的开题报告1
一、课题名称: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策略研究。
二、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
当前依据新课标的要求,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时代的呼唤,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中,作为学校教育基本组织形式的课堂教学,如果培养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是我们音乐教师当前的首要任务。我们要资助引导学生从理论法学习、创造、发展音乐,挖掘音乐的真理与魅力。培养学生对音乐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对外部事物叫深层的感悟能力,使其养成终身学习的能力。此项研究,不光是提升教师和学生素养的需要也是新型社会下学校发展的需要。
三、课题研究目标。
通过研究本课题,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通过研究这一课题,加强音乐理论教学,在教学中要求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达成教学目标。提升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通过各种形式提倡健康音乐的学习与欣赏,提升音乐教师的素质,发挥音乐教师的主要作用。
四、课题研究内容。
1.研究有效的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课堂教学方法,在音乐教学中注重多元文化的教育。
2.研究整理挖掘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优秀音乐资源,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加强学生审美素质教育,提升音乐素养研究策略的有效性。
3.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提升音乐素养研究的现实意义。
五、课题的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的方法:问卷调查统计法、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
六、课题研究的步骤和计划。
第一阶段:
1.明确实验目的,搜集相关资料。
2.制定研究方案,组织研讨。
3.通过认真学习,观看《音乐课程标准》等书籍。
提供研究参考、借鉴。
具体时间为:20**年9月——20**年10月。
第二阶段:
1.抽查,了解围绕课题在所教班级实践操作。
2.分工明确及时展开研究工作。
3.同课头研讨、展示,兑现分析。
4.结合第二课题开展兴趣小组活动进行展演。
具体时间为:20**年10月——20**年12月。
第三阶段:
1.围绕教材开展一系列与课题相关的音乐教学活动。
2.课题归纳总结。
3.收集,整理资料对课题研究进行全面总结,撰写课题报告。
4.按期学习交流,互相听课,组织艺术实践活动。
5.总结陈诉。
具体时间为:20**年1月——20**年6月。
七、课题预期的成果与体现形式。
传统教学形式与现行的教学模式的碰撞,学生及社会思想的改变,课题的研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课题经过一年的研究,学校领导的重视及各项配合再加上全体课题组人员,相信一定客服各种困难,取得良好的成绩。我们也将此研究报告及课件,调查结果,课案,表格等形式把结果予以展示。
音乐的开题报告2
(一)来源和论文类型
1.选题来源:自行命题
(二)课题的背景及目的意义
1.选题的背景
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已正式启动并使用,这标志着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已全面开展,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使得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音乐教育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但能够使人的思维更加活跃、陶冶人的情操、开阔人们的视野、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对开发提升人们的智力、增加想象力、培养创造性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但是,从近二十多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基础音乐教育的状况来看,由于受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与推进素质教育的时代不能在同一步伐上。音乐课至今没有得到重视。少数民族中小学的音乐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都严重缺乏,且管理与对音乐的研究也较落后。这些地区的教学质量普遍很低,教学模式很单一,大部分都是以传统的教唱模式为。由于地区条件的局限性,相关专业毕业生的自主择业性观念又较强,使得较偏僻的地区中小学音乐师资力量严重欠缺,那么这些发展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也就很难接收到专业的音乐知识,感受不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因此也就难以发挥出音乐本身所要实现的美育功能。
2.选题的意义和目的
本文中的湘西自治州全称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与湖北省、贵州省、重庆市接壤。湘西自治州内居住着土家族、苗族、汉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三十个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居多。由于湘西地理位置偏僻,地处武陵山区,境内山峦叠起,丘陵起伏,多民族杂居,湘西自治州是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已被列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计划之中。由于该地的地域封闭性和交际范围的限制,经济落后,教育基础很单薄、教育改革起步较晚,因此也使得那里的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大多城市中小学的音乐教育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音乐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湘西自治州这个较为落后的地区有着一定的复杂性、分散性、地方性和落后性等特点。本课题通过对湘西自治州中小学进行了初步的的考察与探索后,对当地中小学的音乐教育的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对促进该地区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效果的提升与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人生长在湘西,深知当地地区音乐教育的落后,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推进该地区的音乐教育教学能略尽微薄之力。
(三) 研究现状综述
湘西地区的音乐文化积淀很深厚,音乐舞蹈更是该民族地区中群众们不可缺少的文化生活内容,因此,大部分研究者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对湘西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之中,也取得很大的成效。但反观对湘西地区中小学的音乐教育的研究则起步晚,成果极少,且都是以论文与期刊的形式出现,至于专门研究该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成书目前还没有,可见对其研究的薄弱与缺乏。现对湘西自治州的音乐教育研究分述如下:
1.已有硕士论文研究现状
陈育梅的硕士论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小学环境教育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从教育环境产生的国内国外背景的简单介绍,然后从问卷的调查统计对湘西自治州中小学的教育环境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估,后对当地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发展的对策。该篇论文是对整个湘西州中小学教育环境的状况一个详细的调查概述,对后面中小学音乐的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可行性的参考价值。
侯杰的硕士论文《湘西多民族杂居地区中小学音乐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该篇论文是结合湘西多民族杂居地区的实际情况,展开对该地区中小学音乐课程资源的研究,对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实施音乐课程提供了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扩展了其研究的视野。同时结合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观念,从跨文化这一角度来审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不但为少数民族音乐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得到实际的运用,为理论提供了的支撑点。改进传统教育的以音乐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具有促进作用。
王跃辉的硕士论文《湘西自治州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调查与对策思考》,该论文从湘西自治州农村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为着力点,以过发放回收问卷,统计调查结果与分析这一客观调查来研究当地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情况。而后对湘西州农村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从对湘西各级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几点建议;对如何提升湘西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综合素质的思考和关于建设湘西自治州乡土音乐教材的思考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对策。
2.各类期刊已有研究成果
王蓉芳,唐寅玲发表的期刊《论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的文化功能:以湘西自治州为例》,本篇文章从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文化的积淀、文化的传递、文化的选择以及文化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和研究。
周慧《论湘西多民族地区中小学音乐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依据湘西民族地区中小学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的原则和方式,结合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音乐教学实践活动,展开对音乐课程资源实践教学利用的研究,以乡土音乐资源整合为理论前提来提出乡土音乐资源整合的具体做法,以适应新形式下的湘西中小学课堂音乐教学的需求。
杨蓉《湘西地方音乐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在文中分析了湘西地区音乐课程资源的种类,并简要说明了课程内容资源的调查与筛选的方式方法。对该地区的音乐课程的建设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陈瑾《湘西农村音乐教育改革的思考》从对湘西农村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分析入手,提出教育机构在思考当地文化发展的通史,更应重视民族地区有特色的文化传播和继承,并着力于本民族地区的音乐教学研究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以湘西传统音乐为突破口,改革农村音乐教育,并提出了新思路:让有特色、简单易学的民间乐器进课堂;结合科学的发生发声,学唱湘西民歌以及利用湘西民间舞蹈资源,开设室外音乐课堂。
田爱萍《湘西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对湘西农村音乐教育观念陈旧、师资力量不足、设备落后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陈文静《关于湘西农村音乐校本课程资源开发的一点思考》。作者主要阐述了如何将湘西丰富的地方音乐课程资源引入课堂,其研究成果对开发与利用湘西音乐课程资源,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龙勤彪的《湘西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前景探析——以两河中心小学为例》。从客观上进行探索与分析,从主观上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
肖翠《湘西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与研究》。该文章通过对湘西所管辖两区两县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整体状况深入的调查研究,整理出了农村音乐教育的问题与不足,细致梳理的问题的形成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与途径来促进湘西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
刘廷新的《自治州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调查与分析》。文章对湘西农村部分中小学的音乐师资力量、教学设备、学校及家长对该门课程重视与认识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查,指出应从提升认识、更新观念,巩固师资,引进专业人才等方面入手来解决当地的音乐教育问题。
从以上已有成果以及本人所搜集的资料显示,在对湘西自治州音乐教育的研究方面,其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且大多数论文资料都是针对一些常见的教学现象进行论证,并谈一些较为主观上的体会及感想,没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及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其创新性成果也并不多,可实施性也不强。
(四) 研究内容
本课题将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研究。
第一章 选题的背景及目的意义
第二章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概况
第三章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第四章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策略
本课题是通过发放问卷,对湘西自治州地区的中小学进行农村与城市的分层发放,并对这些学校的音乐教师与学生进行随机抽样来进行该地中小学目前的音乐教育情况的了解。通过对部分县市的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音乐教师、学生以及走访部分学生家长进行调查。从对学校的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以及教师的专业素质->本质和教学方式方法等情况来研究。努力分析出教师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的情况和影响的因素,剖析学生学习的心理状况和影响因素。对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客观分析,为湘西自治州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五)难点和创新之处
1.研究难点
湘西自治州辖吉首市和花垣、保靖、永顺、龙山、泸溪、凤凰、古丈这七个县。其各个县市的中小学都较分散,且都距离较远。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原因,整个湘西的教育都较发达城市单薄。据本人所了解,湘西州里面发展较快较好,教育也相对比其他县发达一点的城市中小学,对音乐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这个只关注学习分数的教育大浪潮里,大部分学校比较重视学生的主科教学,因为这影响着他们的升学率。而在落后偏僻一点的农村中小学里由于教学设备以及师资的缺乏,音乐教学活动则难以顺利开展。这给湘西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研究增加了很多难题。
2.创新之处
首次系统的全面地从各个方面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情况进行调查与分析。采用发放回收问卷得到最新的数据来统计,掌握一手资料,并客观的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
(六)拟采取研究思路与方法
1.研究思路
第一步,搜集整理湘西自治州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文献资料。
第二步,实地调查当地中小学音乐教学情况。
第三步,分析所得调查情况,研究其中的问题,并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论文在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状实际调查,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1)文献研究法:主要通过图书馆书刊查阅以及网络电子书刊、资源等方法搜集文献资料,努力占有第一手资料,力求系统、全面地搜集与研究论题相关的教育资料来进行客观、全面和细致的梳理。
(2)访谈法:选择性的对本课题有关的领导、教师、学生、部分家长及各相关人员进行各种方式的访谈,包括面谈或者电话等。并对所得到的回答进行客观的分析来获取所需的资料。
(3)问卷调查法与抽样法:采用发放问卷,对湘西自治州地区的中小学进行农村与城市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校来分层发放,并对这些学校的音乐教师与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来获取所需资料。
(七)研究计划进度
20XX.5—20XX.8 选题并收集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9.16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
20XX.10—20XX.3 撰写毕业论文,完成初稿
20XX.3—20XX.5 修改毕业论文,定稿
20XX.6 毕业论文答辩
(八)参考文献
1.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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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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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刊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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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原生态的苗族民歌《飞歌》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瑰宝,在作曲家的成功的专业音乐创作中,它也同样闪耀出炫目的光彩。原生态《飞歌》本身蕴藏着巨大的内涵,旋律具有动力特性,很适合展开,刺激了作曲家成功创作的产生。在保护传统音乐遗产的同时,积极地进行专业的音乐创作,既使音乐作品的数量甚至种类得到了丰富,又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苗岭的早晨》和《山林》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原生态的苗族民歌《飞歌》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艺术瑰宝,而在作曲家的成功的专业音乐创作(亦即非原生态的音乐作品)中,它也同样闪耀出炫目的光彩。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音乐研究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分别来谈这一问题。
一、苗族的、宗教和自然
苗族是一个很古老的,大多居住于山区或丘陵地带,节日颇多,其间举行跳芦笙、赛马、斗牛、对歌等群众性娱乐活动。过去苗族信奉原始多神教、崇拜鬼神和祖先,有多种宗教仪式活动。19世纪后期始,一些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历史的、宗教的以及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给苗族音乐披上了一层清新、古朴、深沉、神秘而又原始的面纱。
二、原生态苗族《飞歌》的形态特征
苗族勤劳勇敢、能歌善舞,是一个充满智慧、忠厚朴实的民族。苗族民歌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在传统节日、亲友聚会、婚丧嫁娶、立房建屋、男女社交等场合,都会用歌唱来表达祝贺或进行,或讲述历史、叙述故事、哀悼亲人等。
《飞歌》是具有极大艺术魅力的一个歌种,属于苗歌的山歌类。它流行于黔东南、滇东北一带的许多地区,而以黔东南台江、雷山、凯里等县的最有代表性。湘西称“韶唔”即高腔之意;滇东北、湘西南靖县与城步一带叫山歌;云南及黔东南局部和黔西北一带叫“喊歌”、“吼歌”、“顺路歌”等。黔东南苗族有许多居住在半山腰。为了反映生活、抒发感情,使得开阔环境中较远距离的听者能明晰可辨,因而产生了这种曲调明快、奔放豪迈、声震山谷、缭绕远方的歌种。而《飞歌》的“飞”字在苗语中的原意就是“喊”的意思。各地旋律不尽相同,但都是同一旋律的不同变体。所唱题材内容十分广泛,如生产劳动歌、季节时令歌、迎送客人歌和情歌等。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情赞颂,又有对亲朋好友的诚挚祝福;青年男女们则用来相互邀约,作为谈情说爱的前奏。过苗年、划龙舟等喜庆场合一般要唱《飞歌》。在湘西及云南等地,情歌占多数。
《飞歌》的演唱形式多为单声部的独唱或二至四人的齐唱,但在凯棠一带流传的《飞歌》则具有一定的多声因素。《飞歌》只在山岗林野与田间地头演唱,音调高昂、气势雄伟。其特征是节奏宽广自由、旋律悠扬起伏,长音可以尽气息延长,句间可以任意延长休止,句内喜用滑音级进,句尾收腔惯用甩音,终止时常附带一声高昂的呐喊。每当劳作间歇,常由两人放声高歌,女用真声、男用假声演唱。在黔东南还分男声《飞歌》与女声《飞歌》两种。各地区《飞歌》虽有不同,但其体裁特征却是相同的。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高腔《飞歌》《客来到家了》为例。它在整个苗族民歌中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风格古老而自由,音域为十一度,五声调式(有滑音、变化音级及调式交替——游移),调式骨干音单纯、清晰,旋律中有个性强烈的下行六度大跳和自由徐缓的上、下滑音。节奏也较自由,节拍为3/4、4/4、2/4的交替。结构为一段体带变奏的分节歌形式。
三、两部非原生态音乐作品中的《飞歌》
《飞歌》曲调简朴,但往往给人以强大的震撼力。正是由于《飞歌》具有这样大的艺术魅力,不仅苗族人民喜欢它,各族人民也都被它美妙的韵律所倾倒,甚至它在世界民歌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于是,不但中国的歌唱家唱它,演奏家也进行演奏,而且作曲家们也都痴迷于它,流连忘返,进而获得灵感创作了一大批以它为素材的各类音乐作品,其中有一些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陈钢于1975年改编的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首音乐作品。它的每一段都离不开《飞歌》这一“种子”因素。乐曲一开始就以速度自由的、嘹亮的《飞歌》旋律作引子,一下子把人带入山峦起伏的苗家山寨。
乐曲的展开是以《飞歌》旋律进行剪裁、倒影变形等手法来进行发展的。在尾声中,悠扬的《飞歌》声重又响起。
这首乐曲的非常统一,其中比较强调主音与下属音即徵音与宫音之间的关系。这是由《飞歌》本身的旋律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就造成旋律的风格既活泼又淳朴,既抒情又具有一定的动力性,很适合做各种展开。
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作于1979年。作品是由三个乐章组成的大型套曲。第一乐章(“山林的春天”,奏鸣曲式)。序奏主题由《飞歌》略加变化,加花发展而来,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也概括了全曲的精神气质。
第二乐章(“山林的夜话”,复三部曲式)和第三乐章(“山林的节日”,回旋奏鸣曲式)也以不同的具体手段体现了《飞歌》进一步的发展。
从这部作品来看,《飞歌》主题始终占据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位置,有时并且起着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乐曲要表现的“山林”形象更加明确、清晰。《飞歌》常常是片断的使用,但也许却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貌似“简单”的《飞歌》本身隐藏的巨大内涵与作曲家杰出的创造能力的结合形成的。
四、原生态与非原生态《飞歌》之间的关系
不论是原生态的《飞歌》还是以前面所举两部为代表的非原生态的运用《飞歌》素材写成的成功作品,都是人类音乐的精品,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最根本的共同点是都有着强烈的性。实际上,“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这已从根本上否定了“欧洲音乐中心论”。音乐作品的产生是为了丰富,而不是取代。“如果把全世界各民族的音乐都搞成一个模式,变成一种风格,那将不是人类音乐文化进步的表现,而是人类音乐文化衰退的象征。”
摘 要 本论文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并在2012年丘北县苗族花山节期间发放群众调查问卷400份,以了解苗族传统节日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丘北县人们参与苗族花山节的过程中政府资金投入和关注度还不是很高,大部分都是乡镇居民或中心村村民自发组织;人们参与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观念意识不强;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运动方法和组织方式存在不足。
关键词 苗族 传统节日 体育活动
一、丘北县苗族传统节日概述
苗族传统节日文化就是苗族人民在过传统节日所进行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习惯、活动空间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的总结[1]。苗族是世界性民族,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风貌、风俗习惯、传统与道德、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构成了苗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2]。丘北县是一个地处文山州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北部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贫困地区,根据第八次人口普查苗族人口为6.682万,占中国苗族总人口的0.75%。苗族传统节日起源于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这些由历史苗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逐渐演变发展形成的节日由来是有其规律可循的,其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即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起源于农事活动;起源于社群娱乐活动;起源于择偶求育等性选择方面的活动[3]。苗族传统节日它反映了苗族的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并始终贯穿了该民族的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葬、节庆、礼仪等之中。传统节日是丘北县苗族展现民族风采和民族魅力最为集中的时期,它已成为丘北县欢庆丰收、民族友好往来、开展文体活动和物质交流的富有民族特点的节日。同时它也成为了丘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一)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内容
通过调查得知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项目有赛马、斗牛、摔跤、射弩、武术、跳芦笙、踢毽子等。类型多样的传统体育活动满足了人们强烈的娱乐愿望,从而使更多的人群参与到活动中来。跳芦笙是苗族特有的项目,与其他民族共有的项目有赛马、射弩、斗牛、摔跤、武术、踢毽子。赛马和斗牛是苗族喜爱的项目同时也是壮族、彝族喜爱的项目,摔跤、射弩受到苗族、彝族的青睐,武术、踢毽子是苗族、汉族喜爱的项目。部分体育项目除了在苗族的花山节开展,同时在壮族、彝族和汉族其他节日上也得到广泛的发展[4]。苗族是一个开放性民族,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移形成了独立自主、融合吸纳的民族性格。苗族人民十分注重礼仪,讲究真情实意,忌浮华与虚伪。苗族、彝族、汉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和民族间的相互欣赏、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体育活动的多民族发展提供了社会心理土壤。
(二)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参与形式
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开展有个人参与和团体参与两种形式,个人参与就是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比赛或表演的项目,它具有独立性。通过调查了解到丘北县苗族花山节可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比赛或表演的项目有射弩、武术、踢毽子。而其它的活动内容都必须是以团体为单位参加比赛的,如苗族男女歌曲对唱择偶、跳芦笙、摔跤、赛马、斗牛。丘北县苗族花山节是以团体参与为主体、个人参与为辅助的形式开展,出现这种参与形式是因为个人项目相对于团体项目来说看点相对较少,吸引的观众相对也较少一些,而团体项目它相对于个人项目来说它能带来大量的观看者以此带来更多经济效益来使花山节开展的更加精彩。
(三)丘北县苗族花山节的活动组织
苗族花山节有民间自发组织和政府组织两种组织方式,丘北县是以民间自发组织的方式为主,发起人主要是乡镇村民或中心村村官,它们通过正常途径向政府或相关负责人上报得到政府的许可后以小型团体的形式举办。且参与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参赛者一部分是现场通过宣传临时报名组织的,如摔跤、踢毽子、对歌、射弩,有一部分是花山节举办者的相关负责人通过正式的邀请并且它们是原本就是有组织、有规定地训练的个人或团体来参加比赛的,同时设置正规的比赛赛程和奖励的方式与方法。丘北县苗族花山节的活动组织主要来源政府和私企的出资赞助。
(四)丘北县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群众参与度
通过对2012年花山节体育活动群众参与度调查统计得出: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群众参与度存在性别特征,苗族花山节群众参与度最高的项目是跳芦笙,其次是射弩,摔跤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参与度排在第三。主要原因是跳芦笙、摔跤、射弩是苗族人民祖祖辈辈历代传承下来的,它反映了苗族人民的现实生活,表达了苗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这些项目可就地取材制作、组织简单多样。男性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是摔跤占被调查的80.4%,主要是因为摔跤这个项目力量大、对抗性强,更能突出男性的特质和身体特征。女性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是跳芦笙占被调查的96.4%,这个项目要求灵巧性、协调性、节奏感,女性的灵巧性、协调度、节奏感相对于男性来说要好,同时这个项目更能突出女性的特质和身体特征,因此跳芦笙这个项目受到女性的喜爱。
通过对2012年参与花山节体育活动人群的年龄调查得知: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群众参与存在年龄特征。参与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人群主要是中青年人,总的来说参与花山节的人群最多的年龄段是31-45岁之间占被调查者的37.2%,其次是19-30岁占被调查者的22.2%。18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年龄段参加的人数相对较少。18岁以下的人群参加的人数男性较多一些,31-45岁之间参加活动的女性比男性多,19-30岁参加活动的男性比女性多,60岁以上参加活动是男性比女性多。主要是因为男女之间的特质、心理特征和身体特征不同,因此在选择项目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8岁以下的青年人由于受到现代化“时尚”的影响,参与花山节活动的人数相对最少,31-45岁之间的中年人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人群,也是参与项目最广泛的人群,主要是因为31-45岁之间的人群是家中的主要支柱,平常为了家庭而奔波劳累同时承担赡养父母、教育子女的重担,基本没有闲暇时间放松,花山节在正月初一至初六举行,正为农闲时期的中年人提供了放松的机会和方式。
三、结论
苗族花山节是丘北县苗族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活动于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初六举行,丘北县人们参与苗族花山节的过程中政府资金投入和关注度还不是很高,大部分都是乡镇居民或中心村村民自发组织,政府干预程度低。花山节体育活动主要有跳芦笙、踢毽子、摔跤、射弩、武术、赛马、斗牛,人们在项目选择上具有选择性和倾向性,整体参与度较低,对苗族花山节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价值尚处于无意识状态,参与苗族花山节体育活动的观念意识不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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