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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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1.以农村社会学视角看“三化同步”问题
2.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
3.再论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4.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5.半工半耕:一个农村社会学的中层概念——与兼业概念相比较
6.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农村社会学著作
7.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8.我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农村社会学研究述评
9.农村社会学与农村
10.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11.提高农村社会学授课质量的对策研究
12.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13.中国农村社会学十年:课题与观点
14.发展与滞后的并存:中国农村建设60年——一种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15.杨开道先生与他的农村社会学工作
16.农村、乡村概念比较的社会学意义
17.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新篇章——读《中国农村社会学》
18.学生编演教学案例小品的课堂教学模式探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19.农村社会学在中国1989——1992年
20.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
21.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2.关于农村社会学教学体系的探索
23.多媒体课件的实效性研究——以《农村社会学》课程为例
24.刍议乡镇研究与农村社会学范式的扩展与创新
25.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社会学》课程改革探析
26.“农村社会学”教学模式改革方向浅析
27.《农村社会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28.论农村社会学的现实功能
29.乡村调查与郑杭生农村社会学思想研究——基于理论自觉的视角
30.日本农村社会学概述
31.新颖别致,透视"三农"——评刘豪兴主编的《农村社会学》
32.论农村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33.参与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实践及其效果
35.农村社会学与农民
36.农村社会学及其发展
37.农业社会学:一门新的农村社会学
38.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我校举行
39.交互式教学在农村社会学课程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40.印度的农村社会学
41.苏联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情况
42.四川“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3.关于农村社会学的几个问题
44.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
45.“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46.农村社会学与农业发展
47.“农村社会学”理论讨论会综述
48.华中农业大学农村社会学专业
49.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50.国外农经和农村社会学主要检索刊物简述
51.农村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52.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看社会学中国化道路
5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近20年来社会学相关研究的回顾
54.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新篇章——从梁漱溟、到辛秋水
55.再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一个农村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
56.首届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57.农村土地货币化模式分析与效应研究——基于生态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
58.苏联农村社会学的客体、对象和任务
59.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农村社会学教学研讨会”综述
60.农村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在武昌召开
61.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
62.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读陆学艺农村社会学理论有感
63.农村社会学建设是科教兴农的重要基础工作
64.法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
65.生态社会学视阈中的新农村建设
66.重视农村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67.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
68.农村社会学研究初探
69.农村留守儿童发展困境的社会学分析——以文化资本为视角
70.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71.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因素研究——基于江西赣南的实证分析
72.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73.东欧七国农村社会学家在苏联会晤
74.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社会学思考
75.农民收入与农村消费市场的社会学分析
76.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
77.社会学视域下农村贫困大学生学校适应问题研究
78.温州农村“会”的社会学分析
79.社会学视野下农村公路与文化变迁研究
80.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分析
81.乔启明及其农村社会学思想
82.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83.农村男性偏好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84.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困境的社会学思考
85.社会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大学生困境分析
86.转型期农村家庭冲突的社会学解读
87.农村丧偶妇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88.农村职业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社会学分析
89.农村邻里吃请行为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
9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学分析
91.对传统农村家庭教育功能变迁的社会学思考
92.农村教师脱岗的社会学分析
93.家庭社会学视角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9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解读
95.新形势下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学思考
96.农村民间组织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功能的社会学分析
97.湘西南农村婚俗的社会学分析
98.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法社会学分析
99.陕北农村民间信贷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100.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101.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思考
10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素质问题探析——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103.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因素的社会学分析
104.新农村建设中家族问题的社会学透析
105.贪困、贪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型——对我国农村贫困的社会学思考
106.农村教师补充困境的政策与社会学考察
107.农村贫困地区民办学校师资的社会学分析
108.农村居民消费心理的社会学探析
109.困境与抉择:苏北农村体育发展滞后的社会学研究
110.关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思考
111.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的社会学考察
112.社会学视野下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探析
113.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114.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115.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现象的社会学审视
116.对当前农村犯罪控制的社会学思考
117.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
118.农村教师低职业吸引力的社会学分析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从民间美术造型的隐喻象征、色彩的诱目装饰、民族文化的传承入手探讨我国民间美术的现代审美趋势。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中国民间美术的审美方式与造型方法对现代设计无疑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民间美术审美的整体特性,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哲学理念,在高度审美效果的背后,是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内涵。将这种色彩理念和法则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将会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为国人普遍认可,为世界所倾慕。
一、民间美术的呈现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造型的隐喻象征
中国民间美术创作中造型有其独有特点——隐喻象征。中国民间美术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产生和传承发展的,民间习俗,传统风情是其创作的源泉。民间造型不仅表现客观的物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入创造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使其造型特征变得更加明确、生动、有趣、典型。它是民间艺人心灵的表现和感情的释放,如我国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可见到小孩穿的“虎头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质朴,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装饰风格,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心,通过特定的极度夸张的外形特征,张扬事物的真、善、美,舍弃老虎的威猛凶暴,以猫温柔可爱的品格取而代之,没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机、活泼、纯朴、天真,是一派生机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在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倾吐内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头虎脑、无病无灾、健康快乐成长,隐喻象征了母亲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护生的民俗心态。不仅如此,细心的母亲还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翘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这又将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有机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又如流传于黄河流域各地民间剪纸的造型,突出表现为主观的表现性,造型的平面化,打破时空的自然规律。其人物造型往往头大身小,象抓髻娃娃,疗疳娃娃,扫天婆等剪纸图式中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人们用这样的形象象征祛病招魂、消灾免祸、止雨祈晴。
除了造型上的隐喻象征,色彩也具有隐喻象征的审美特性。现代设计在形式上追求“先声夺人”效果的需要,决定了设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设置色彩,而不必拘泥于物象的自然色彩。如红色的月亮、绿色的蝴蝶等,这就使得色彩设计具有相当大的能动空间,也为充分展现、利用色彩的隐喻象征性提供了可能:“根据色彩本身的性格,使之倾向于理想化,达到一种超于形象自身的作用,从而创造一种意境”。例如,通过运用中国历史上的“皇族”色彩——黄色,表达设计产品历史绵长的隐义并传达其华贵气质。理解和把握民间色彩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和观念形态,可使现代设计的色彩意念传达更为清晰、悠远,为观者留有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三、色彩的诱目装饰
民间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美术作为中华民族美术传统的万川之源,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丰富给养,更是凸显民族文化精神、深化设计语言的重要途径与手段。现代设计中民间色彩中所显现的特性倾向具有民族精神诉求和审美程式的意味。
民间美术的材质与工艺特点决定了其色彩的单纯、明快、简洁,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效果。民间画诀“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即点明了民间美术在简洁明快基础上追求强烈刺激效果的用色原则;民间年画画诀中“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亦反映出强烈补色、高纯度色相对比的色彩造型倾向。以纯色、补色、对比色运用为主的方法,形成了民间美术夸张质朴、艳丽厚重、装饰感强的色彩特点。而这正是现代设计所追求的“诱目性”,即醒目、个性、卓尔不群的艺术效果。
四、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民艺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间美术视觉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间美术也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直观视觉语言文化,因此,民间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
民间美术的产生、传播、发展都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间美术的审美也日愈引人关注。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浙江: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就城市设计申历史又保护问题展开较为全面的阐进和探讨，广泛引用、惜鉴西方在此方面的先进理论与实践经验，井提出探索我国历史文化城市中的城市设计与景观环境保护的一些相关思考和观点，以对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裳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紧迫局面有所裨益：
2O世纪8O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步人快速发展期，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带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现代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遇到了大量新的矛盾和问题，体现着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些还相当尖锐和紧迫。这其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对城市进行重构，既留住历史又开创未来。我国当前许多历史文化城市都遇到了景观环境特色危机，许多历史街区独特的空间环境和文化氯围由于房地产业的盲目建设、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过大、速度过快而遭削弱甚至丧失，它们所蕴含的宝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也随之消亡而不可能回复=古典的或中世纪的城市所显示的和谐、有序、整体的景观特征是现代城市缺乏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城市建设应如何同原有的城市景观环境结构相协调，从而建立起新的秩序；城市建设运作的方法和理论依据又是什么……，一系列的问题正困扰着我们。
1“生活的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和社会性策略
京都大学教授西山卯三先生在《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中为“历史文化城市做了定义：“所谓历史文化城市，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并且强调了“环境景观”对城市生活所发挥的独有作用：“文化城镇就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转换的．他们将它视为自己的故土故乡。正是这种环境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得出了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原理原则．即对历史文化城市景现环境的保护，决不能只着眼于市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而是同热爱保护地方文化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相结合，真正的创新必然是同优秀传统相调和：
城市的变化寓于生活之中，其本质带有社会属性，推动历史景观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这一事业的动力是当地居民历史文化环境保护机制的建立完善及行之有效的运转，是以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及其对地方行政的推动为原点，井提供宏观杜会背景。当前在我国随着《北京》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发展和普遍认同，使人本价值观重新得以重视，“有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的观点渗透到社会公众意识中去．社会开始关注自身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一方面，居民对当地历史环境保护的关心和自觉性的高涨真正成为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事业的原动力；另方面，国际上历史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感知的城市”——对历史文化城市景观构成的逻辑分析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建筑理论家Amt Rapoprt从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人类的环境感知的社会模型，在其著作《建筑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式》中提出环境不仅是物质的，人们根据意识作用于对象，亦即对象指示人们如何给社会组织和文化提供一套固定的线索，用以解释环境，从而帮助人们举止适度…并明确了环境的意义的概念．即事物的意义起源产生于社会的相互影响过程，认知人类学认为一个基本的人类需求是赋予世界以意义，办法是把世界分成适当的领域井给以命名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在研究人的思想心理发展上提出心理图式模型组织原则，认为图式是人脑中形成某种意象，图式的不断发展修正是认识发展的过程另外人与环境的感知还包含着平衡和适应的原则
日本学者在对本国历史文化城市的认知研究中就选择了一种日本式的社会学模式和心理学图式——“町的概念，这是由于其作为日本城市发展史上重要的物质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今天日本的城市格局和发展摸式都是在町的基础上不断演化的结果。日本的“町”是从农业社会产生发展而来的，江户时代直到明治以后．一般指港口、驿站、城市等非农业的单一行业聚居地，在格局上与我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里坊、集市相似，但在社会结构和组织上有差别。通过对“町”的详尽考察，对其内在的构成有了清晰的认识。町的主要类型有港町(港口城市)、驿站町(交通性城l苻)、门前町(以寺院神社为中心)、市场町(以集市为中心)、城下町(以大名的居城为中心的多重城廓)、在乡町(乡村中的市街及各番领地城市)等。如此众多的城市类型代表着丰富多样的地区性生活文化，对这些城市环境景观构成要素的逻辑分析，可进一步深化城市环境的感知，只有获得历史文化城市系统完整的感知．才能达到对历史环境恰当的保护与管理目的。
3系统研究的方法论
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细致严谨，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分析的起始是城镇调查，不是表面肤浅地了解，而是深入到景观表象背后的状况。从主屋(建筑单体)、建筑群体布局和领接方式到街道市坊直至共同的集合体、城市及周边地区等逐层次分析，同时也强调景观实测。景观实测这一基础资料整理工作在整个景观环境保护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某一个城市、村落进行详细实测．此图作基础进行分析说明。源于欧洲古老的历史传统，日本的相关工作受其启发．亦由民居研究水平提高到了大规模精细广泛的设计实测层次上，其工作和方法是搜集实测地区的所有建筑的平立面图、屋顶俯视图、总体布置图、局部的断面和连续立面图．从这些图面内容的分析寻找出城市景观和构成的含义，同时要调查城市与建筑的历史、使用方式、习俗、生活模式等，有时还要进行民俗学、社会学的分析：通过考察，查明整个历史文化现象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卫具备了什么价值和问题建立起历史文化城镇景观分析的基本体系。进一步的研究街道景观变化的规律胜、城市景观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景观深度、景观配置、道路形式等特件．最终得出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的形态和分类的结论。
4“意义设计的城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保护的专业性策略
历史文化城市景现设计必须明确其景观整顿目标的思想原则，这是专业性策略的基础。第一，在保护的同时如何使之变化以适应生活模式和内弈变化的需要。第二，并不仅从景观的视点上就可随心所欲地设计还顽表现出城镇的本质特征，而确定景观容许改变的范围和幅度总是关键而困难的。这需要相应的城市管理制度做保障。从景观整顿目标的角度对景观加以归类．主要是从注意观赏对象及其与其视点的关系，为观赏景观的优美性确定相应的观赏点和活动路线。
深圳大学教授吴家骅在《景观形态学》中写道；“任何景观设计的过程一定会包含下面三个基本方面：理性的思维——逻辑：感性的思维——情感；形象的思维——形式：”形式作为媒介将逻辑和情感从概念转变成实际景观，这说明景观设计的最终结果是以形式来体现的：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保护方式同城市类型一样具有多样性，如冻结保护复原保护插^协调保护等。根据实际情况可相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形式表达的具体运用要从生活环境整顿为出发点其中．历史环境中的新设计是历史文化城市保护方针的重要方面，日本逐步采取欧洲的“质朴协调形式”并在奈良、京都等的重要保护地段取得了成功。
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环境设计和控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从整体上分析城市景观．发掘城市和自然背景的结构及人们对城市的意象感知。美国建筑学家KevinL，alch通过对洛杉矶、波士顿和新泽西三个城市市民的一些体验做了深^探讨，建立了新的标准——形象性(Lnlageability)，并阐述了对城市新建和改造的潜在价值，Lvneh创造性地总结出了城市意象的五个要素，即道路、边沿、Ⅸ域、结点和标志．井指出五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了印象品质的差别．同时建立，环境的可识别的印象性结掏，在此基础上考虑人们的活动需求，将存保护价值或复兴意义的地区界定出来，并确定保护对策。另外要将与自然背景有机协调的理想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描述出来如高度分区、视觉走廊、绿地、公共空间等、并制定设计对策：另一个层面足完善城市管理控制机制。日前主要是功能控制、关注土地利用的各项指标如容积率、建筑密度后退红线、绿化率等在此柱制下仍存在多种形态布局的可能。而城市景观中的核心要素表现为审美的特征，是主观感性的概念。如何用量化指标和确切的解释用语予以定义比较困难。当前美国城市景观管理的新进展是用法律语言明确定义出设计要素，如设计延续性，视觉穿透性等，并提出一套管制新开发的图式。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网络背景下的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传播速度以及传播范围上呈现出新的特征。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采取有效社会手段控制社会谣言，意义重大。
一
社会谣言不是针对某个在社会上“无关紧要”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务所产生的谣言，“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公共事务所产生的谣言（陈新汉，1996：53）”。社会谣言与闲话、宣传和公众舆论一样，是一种人们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并且是一种非正式的共享信息和思想的方式。就其本身而言，社会谣言是一种初级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信息的虚假性以及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等。
1．信息内容的社会性指向
从对社会谣言的界定可以看出，社会谣言指向的是社会公共事务，而非“无关紧要”的个人事务。这里“无关紧要”十分重要，它表述的是一种事务的“社会性”，事务如果是“无关紧要”，就不能引起公众的“共鸣”，就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事务是否“无关紧要”则有赖于社会情境（[美]戴维·波普诺，1999：606）。一项针对个人私事务的谣言，当特定的社会情境存在时，其谣言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特定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个人事务变得“有关紧要”，获得社会性，从而完成个人谣言向社会谣言的转化，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情境下，针对所谓中国“非典”首例感染者黄杏初失踪之谜的传闻，看似个人谣言，表达的也是黄杏初个人的事务，其实质上却已经是一个社会谣言了，因为在“非典”这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下，被人们认为是“首例”非典患者的黄杏初已经不是“无关紧要”了。
2．非正式共享信息方式
社会学集群与行为理论从群体共享信息的视角来解析社会谣言，认为社会谣言是一种“非体制产物”，是一种“最无组织性的信息共享方式”（[美]戴维·波普诺，1999：604）。“无组织性”就是指非官方性，就是指非正式。许多研究谣言的社会学家和传播学专家在给谣言定义时也强调了谣言的非正式性。如法国的卡普费雷认为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法]卡普费雷，1991：18）。”墨菲则把谣言定义为“在人与人之间非正式地、通常是口头传播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的非正式性不仅表现在信息共享方式上，而且还可以从社会谣言所传播内容来源的非官方性上得到体现。陈新汉认为“社会谣言就其内容来源来说，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来说是非非大众传播性的，甚至是非法的地下性的（陈新汉，1996：55）。”在这里，我无意对各自有关谣言定义本身作详细评价，但是有一点却是它们所共同的，即他们都指出了谣言的“非正式性”。
3．信息的虚假性
社会学将谣言与“小道消息”一起视为传闻的两种形式。谣言作为传闻的一种形式，与小道消息不同的是，“小道消息”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而谣言则总是假的。社会谣言特有的产生机制，注定它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便具有虚假性。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认为“删减、强调和同化”是社会谣言流传的三个主要环节（陈新汉，1996：53）。
在“删减”环节，事件的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大大删减了。传播者或断章取义，或遗漏信息，使得整个事件变得越来越简略而失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被删减或简略的现象呢？如果我们排除删减者主观故意因素，那么心理学所强调的“遗忘规律”乃是主要原因。在“强调”环节，传播者总是对那些符合自己兴趣、利益和需要的内容比较重视，印象也较为深刻，因此这些信息在再次传播中往往会被传播者重点渲染和故意扩张，客观上起到了强调某些信息的作用。在“同化”环节，此时，“所有的细节都溶入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将各种说法同化和演变为相互高度吻合的一体（陈新汉，1996：53）。”此时，经过“删减、强调和同化”产生的“高度吻合”的统一体，与最初的信息源相比，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也就是说，这个“高度吻合”的统一体所包含信息的虚假性也大为增加。
那么公众在传播社会信息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删减、强调和同化”呢？陈新汉认为“共鸣”是始作蛹者，“关于某个社会现象的信息在流传过程中之所以大部分细节被忽略，是因为它们不能引起共鸣；而某些细节在流传过程中被强调和夸张，是产生于要使别人发生共鸣从而需要加强说服力所至；而同化和产生’完善的形式’，是传者和受传者之间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共鸣，从而在受传者意识中所产生的结果（陈新汉，1996：54）。”“共鸣”，包括利益共鸣和情绪共鸣，当某种与自己利益愿望和自身情绪需要相一致的社会谣言出现时，人们总是抱着极度关切的态度来加以肯定性评判，这个过程本身推动了社会谣言的产生，促进了社会谣言的生长，扩大了社会谣言的传播范围，加快了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
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特有的使人感兴趣的话题和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其主要原因。研究“都市传奇”的美国社会学家詹·哈罗德·布伦凡特（Jan Harold Brunvand）认为，“虽然细致的考察能豪无例外地发现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但这类传闻听起来却“很有道理”（[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社会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其真实性和逻辑性往往提供某种了“有力”的证明，比如说“据某人亲眼所见”、“据某权威人士所言”。我们以发生在江苏南京郊县的社会谣言“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为例，在科技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由于对瘟疫，诸如鼠疫等疾患的恐惧，并最终在想象中成功地虚构了一个“瘟神”的形象，而放鞭炮就是流传于民间驱赶“瘟神”的一种好方法，在今天农村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建房上正樑要放鞭炮驱赶“鬼神”的习俗。当“非典”疫情袭来，当人们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疾病，一个暂时没有特殊药物治疗的疾病的时候，深睡在人们内心文化角落的恐惧又一次被唤醒，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与这种恐惧情绪最终影响了人们对信息的社会评价。
4．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
社会谣言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的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美]戴维·波普诺，1999：605）”，它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某种媒体进行传播。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由于它的信息传播链是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因而信息的信度也由此得到了强化。
2003年5月份，当此谣言在南京郊县盛传的时候，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刚出生的婴儿会讲话，并传授防’非典’秘方一事，你们看到了吗？”回答是：“没有亲眼看见，我们是听朋友讲的”，“某某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等等。”在这里，这种以亲友为主信的息传播链获得了初级社会群体的性质，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强化了信息的信度，当然，在信息时代，亲友间“面对面的交流”既可以是面对面直接互动，也可以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短信方式的间接互动交流。
二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已不仅仅是一种全球性信息技术系统，而是发展成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其物资基础，以发送和接受信息为核心，以反映基于计算机平台的包括人类网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等在内的文化形态。(董娅，2006：333)”
1．新颖的传播渠道
信息时代，“道听途说、耳语相传”已不仅仅是社会谣言传播的唯一渠道，“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成为社会谣言传播的新选择。所谓第四媒体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传送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工具。所谓第五媒体是指基于手机平台的短信发送。在信息时代，利用以上两种新传媒流传社会谣言的案例越来越多。在2003年“非典”时期，各种人群利用互联网平台散布社会谣言的案例十分普遍，令人难以统计，一时间，有关此类报道也是经常可见，如“女大学生网上扰民心：沈阳破获首例非典谣言案”（谢诗建等，《沈阳今报》，2003.5.1）；“两名女研究生网上散布非典谣言被处以行政警告”（《楚天金报》2003.5.1）“转发’非典’谣言短信息，一农民被拘15天”（《中华网》2003.4.27）等等。今天，社会谣言在传播途径上已经突破了“以亲友为主的信息传播链”，开辟了新颍的传播渠道。
2．瞬间的传播速度
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认为“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美]曼纽尔·卡斯特，2001：90）”，信息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温床。与传统社会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相比，社会谣言在信息时代获得了“瞬间的传播速度”，也就是说几乎达到了异地“同步”。如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广东第二次抢购风波，前后仅花一天时间，谣言就已传遍广东全省主要城市，“2月12日上午，肇庆、清远出现购盐人潮，其中清远最为突出；中午12时后抢购风迅速蔓延至江门、湛江、澄海、汕尾等城市，之后扩展到抢购大米、食用油、调味品；傍晚时分，抢购风波及深圳、珠海、东莞等珠三角大城市；傍晚6时后，广州卷入抢购风波（李香平，2003：15）。”社会谣言的这种传播速度是传统社会所难以想象的。
3．“全球”的传播范围
受众的全球性是第四媒体的主要属性，互联网技术在传播领域的革命性作用，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便于信息复制和传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信息的共享方式，“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原有的时空感，跨地域的沟通成为可能，但是这种跨地域带有’时滞’。第四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地域限制，结束了这种’时滞’障碍，实现了’实时同步’，即所谓超时空性（方益波，2001：34）”。第四媒体以其“多终端、超链接、跨媒体、多平台（蒋亚平，2002）”的特点，实现了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全面开放，只要点击鼠标，人们就可以实时获得任何连网电脑上的共享信息资源，当然也包括社会谣言。
三
社会谣言误导公众，使人们在最渴望了解某种信息的时候，却获得了虚假信息，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谣言得不到及时控制极易引发社会恐慌和社会动荡不安。
1．由权威来公开权威信息
从信息角度分析为什么社会谣言得以产生与流传的原因时，社会学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社会谣言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无论这种信息是否真实；其次，公众对该类信息“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我认为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满足对于社会谣言的发生十分重要，如果该谣言不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那么它的传递也将受到阻碍，而正因为社会谣言所依赖的信息是一个大家所关注的，并迫切希望了解的公众性问题，且对这个问题又缺乏权威信息，社会谣言才得以产生，并在流传中得以丰富。其中，“权威信息”尤显重要，由于社会变迁，和过去经常由于信息匮乏而导致社会谣言不同的是，“如今信息时代市民的信息源其实非常多，但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政府迅速及时地利用传统媒体发挥它的权威性（李香平，2003：18）。”
显然，只要我们去除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社会谣言就无法生存了。“大家关心的问题”是无法去除，那么我们就只有去除第二个条件。既然“缺乏足够的来自权威方的正式信息”是社会谣言产生的条件，何不给予公众以足够丰富的权威信息呢？这是控制社会谣言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如2003年“非典”时期，当广东出现第二次抢购食盐和粮食风波的时候，政府（权威部门）及时介入，并以“新闻会”和“主流媒体”（官方权威媒体）介入的方式，“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的权威信息，使社会谣言得到了及时的控制。正可谓“百姓知情，天下太平”。令人高兴的是，在“非典”后时期，我国政府正从机制上逐步探索并建立和完善一套面对公众的信息制度。该项举措开辟了一条公众分享政府权威信息的有效渠道，也必将有助于对社会谣言的控制。
2．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
谣言的生命力在于流传，社会谣言发生的本身也包含着流传，在社会谣言面前的沉默往往被理解为是对谣言内容的默认，因此及时辟谣、阻断社会谣言流传就不失为一个控制的好方法。“在谣言一出现时就进行辟谣，一旦谣言发生了效果，再来辟谣就会增加难度，就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的偏见一样。有时辟谣反而会增强人们的回忆，结果愈描愈黑，起到加强谣言的效果（邓东蕙，1993：408）”。从发生在我国“非典”时期的几则社会谣言的有效控制来看，政府（权威）及时辟谣，将谣言控制在脱离控制之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当江苏南京郊县出现“放鞭炮就可以防治’非典’”的社会谣言时，南京市收视率较高的权威媒体“南京零距离”及时辟谣，阻断流传。其它诸如对“北京封城”、“广东抢购盐米”、“某某城市又出现’非典’病人多少多少例”等等社会谣言，政府也采取及时辟谣的方法，使得这些社会谣言得到了有效控制，并及时消除了这些社会谣言给社会秩序带来的不良影响。
3．注重心理疏导，提高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社会谣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原因，即当时的社会情境及一个社会的信息机制等，也有公众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公众的心理因素、知识水平和信息分析能力等。经验研究表明，社会谣言多发生在“突发事件”后，如自然灾害（地震、“非典”）和重大社会事件（金融危机、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因此，注重对公众的心理疏导，提高其面对突发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避免过度的恐慌就尤显重要。
另外，针对许多个案的研究表明，社会谣言的流传是受一定阶层和区域限制的，也就是说社会谣言总是在它适合的群体和地区内流传。如“都市传奇”的流传范围只是在都市，而非乡村，对于一个从未见过微波炉的农民来说，他绝不会去传递“微波炉里的狗”的谣传的。而相反，有一些社会谣言则多发生在乡村，如“刚出生的婴儿传授放鞭炮可以防‘非典’”，由于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和信息判别能力的限制，此类在城市居民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事，只有在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体中才得以传播。为此，社会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和地区开展不同的宣传和教育，教育人们有效使用信息，提高公众的信息判别能力。
4．重拳出击，依法严厉打击制谣、传谣者
社会谣言是一种“反权力”（陈新汉，1996：55），仔细分析该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解释。首先是主观角度，即制谣和传谣者主观带有不良的动机，他们或为报复社会、或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制造和传播社会谣言，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就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严惩。其次是客观角度，即制谣、传谣者本身虽然不是出于反社会的目的，但是社会谣言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却是“反权力”的，如“非典”时期出现在互联网上的社会谣言，其制谣者的真正目的是“吸引眼球”，提高点击率，但是对那些虽无主观恶意，而在客观上却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制谣、传谣者来说，理应受到惩罚。2003年“非典”时期，仅四至五月不足一月的时间内，“北京、广东、河北等17个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借非典问题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制造传播非典谣言案件107起，依法刑事拘留12人，治安拘留33人，罚款20人，行政警告25人，批评教育24人（《中国新闻网》，2003.5.9）”。
参考文献：
[1]陈新汉，1996，《社会谣言的社会评价思考》，《求索》第2期
[2][美]戴维·波普诺著，1999，《社会学》（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法]卡普费雷，1991，《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4][美]曼纽尔·卡斯特著，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香平，2003，《信息时代：群体突发事件如何应对：对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民众恐慌的思考》，《青年研究》第3期
[6]方益波编著，2001，《网络之音：信息世界疆域的终结者》，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7]蒋亚平，2002，《中国网络媒体现状分析和展望》，《中国记者》第5期
[8]编写组，1987，《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方面的影响。心理障碍问题日渐突出。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分析引发其心理障碍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对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制造的恶性事件可谓家喻户晓，社会各界对此事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撼。但是，悲痛之后，为何不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即将大学毕业，正要开始人生之路的大学生走上这条道路?据有关报道，马家爵自幼家境贫寒，自小成绩优异，是父母眼中的孝子，是家乡第一代大学生。然而，这也造成了他孤僻，敏感，不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这些问题一直伴随他到大学，环境的巨大变化更使心智发展不健全的他难以适应，从而引发心理危机。其实，这种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当代的贫困大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现状描述
在我国，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出现于90年代中期。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贫困生人数将近300万，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由此看来，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是高校贫困生的主体，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引导其综合心理素质的发展，对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改善农村落后状况，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般地讲，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校大学生中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以及逆反等方面，贫困生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但相同之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两者之间抑郁症状差异大，这是贫困生心理间题最为严重的方面。其次，贫困生心理异常人数比例偏高。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一)自卑和消极。自卑是贫困生心理间题较严重的方面，并由此而导致自轻、自贱、自我娜视，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和情感体验，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闭;生活困难对他们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挫折，面对挫折，他们往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从而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消极地对待人生，消极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整个人生带有浓重的灰色调。(二)心身疾病突出;对自身状况的客观认识，使他们懂得只有发奋成才才能彻底改变自身的处境。因此，他们能够为此而努力，但现实间题又时刻在困扰着他们，这些难以解决的间题使他们长时期处于心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无法保证，饮食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生理的要求。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物质生活暇乏，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们的身心受损。贫困生心理间题往往表现为综合性间题，当多种因索发生作用时，情况就更为复杂和严重。(三)人际交往困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贫困生的心理特点。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较为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四)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如卫生、生活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其实，他们作为大学校园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经济贫困引发的各方面的贫困让他们更难使自身和这个社会相融合，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心理问题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从社会学角度浅析造成当今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转型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分层体制。但从80年代中期至今，农民阶层在这个社会大变迁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相地位更低了。无疑，这个阶层和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阶层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相当暇乏，而这种暇乏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子女的成长，以致于他们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权，无法平等地取得就业机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导致学生难以确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学扩招，并且提前进入社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往往发现自己许多方面比不上别人，于是就产生了不平衡、不幸福感。他们的心理活动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加上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过度焦虑发生率逐年上升。据心理学家分析，大学生的心理机制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同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而形成。他们正处在思想、身心定性的年龄阶段，许多变化让他们不知所措，而我们的社会本身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浪中，在内部与外部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发心理困惑的凸现是必然的。这些间题主要是经济来源无法保障。学业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就业压力太大等因家。尤其是就业问题，大学生毕业实行双向选择使得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这里面不仅包含个人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来说大学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地位。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择业遇到的困难实质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处于不利地位。并且随着他们文化层次越高，对自己期望就越高，因此不平衡感越强烈，让他们变得焦虑重重，急功近利，就越容易走极端。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心态，而是采取各种自虐或攻击的做法，这些都能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危机。
第二，社会经济资源的暇乏导致学生“个人资本”暇乏。个人资本包括个人资源和个人能力。个人资源指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个人能力则包括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干、技能和资历等。但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能力的便是“学历资本”，而人际交往、组织、策划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显，他们所处的这个农民阶层无法提供给他们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使得农村贫困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和其他阶层的大学生相比，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升学机会的获取上就开始存在不平等，他们占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学习上，却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而能力素质的缺乏反而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校内的差异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平等则明显出来。从现实情况看，市场经济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明显的体现。因此个人择业更多的取决于他们的综合能力素质。许多用人单位逐渐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成绩的办法，提出要复合型人才，把焦点更多的放在个人的综合素质上面，除了学业成绩还有人际交往、语言表达和管理、组织能力等方面。但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势，除了先天没有培育之外，还有大学期间的缺乏锻炼，难免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
第三，相关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学生无法获得相对平等的教育权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的发展正处在调适期，经济正逐步回升，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百般“挑剔”，对大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培养、素质锻炼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加之社会上不良风气在就业领域的渗透，大学生们愈感四年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说，还面临着另一层面的压力: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完善，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两种利益群体格局即“城市人”和“农村人”依然存在，两者在就业、低价物质供应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补贴等方面都有差别。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差别也受到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使得农村学生要付出比城市学生更大的努力。
同时，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实行了国家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并轨”，大学生必须面对交费上大学这种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实。1993年以来，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生活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部分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实行资助和学杂费减免，从而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基金、困难补助和学杂费减免(简称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然而，我国是个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贫困地区约占全国国土的60%以上，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办高等教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据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至1997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年均增长在20%以上，但同期国内居民人均收入涨幅不足6%02000年，全国高校大学学费平均达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为2210元。这“制造”了现在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人群以及其中30%的特困生。这种改革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他们尤其是贫困生心理上的反应和波动。据有些高校调查表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很成问题，而且往往为老师所忽略，一般都以为帮助解决经济间题就万事大吉了。对于这些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讲，自我理想与社会经济现实的矛盾，由于经济上不堪重负、囊中羞涩而贬低自己、学生间的相互攀比是造成他们情绪不稳定、心理落差严重、心里失衡的主要因素。
第四，相关教育真空导致学生心理素质得不到充分发展。贫困生的人格特质也导致他们抑郁心理的产生。贫困生在人格特质上有如下特点:外表朴实内心自卑;易激怒易冲动;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理想自我与现实冲突严重;不善与人交往;攻击性倾向;缺乏应对挫折方法。尽管社会的急剧变化确实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但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有人说没有失败的学生只有失败的教育是颇有道理。大学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还有人格教育。马加爵的悲剧最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格扭曲”。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格的完善与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人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反思这一问题，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目标存在严重错位。其一，重才轻德。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直至大学的专才教育，都只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思维开启、品质引导、人格塑造、理想激发等重要方面，学生难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完善的人格、独立判断力、以及相对深思熟虑的价值体系，缺乏一定的道德选择能力，思维的依赖性和变动性强。其二、我国在教育体系中没有将心理、人文放在应有地位，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目前来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是看重学生成绩是否优秀，能否，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还比较薄弱。有些高校由于缺乏专职人员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心理辅导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从1982年北师大成立心理测量和咨询服务中心开始，心理健康教育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年，虽然发展迅速，但同国外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从从业人员看，美国平均每1500名学生配一名心理健康教师，每年毕业的心理辅导学硕士、博士达1500人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心理工作者的总数却不超过4万人，况且其中也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在如此悬殊的质与量的差距下，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难以在短期内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