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笔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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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笔记小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西京杂记》；史学价值；风俗价值
[DOI]10.13939/ki.zgsc.2016.35.246
《西京杂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被各类书目广泛引用。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写到：“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严谨，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ZW（]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2.[ZW）]据统计，《四库全书》的正文、注释涉及到《西京杂记》的地方共有5000多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西京杂记》某些内容的转引。此外，《太平御览》中引用约90余处，《太平广记》引用约30余处。由此可见《西京杂记》对后世影响较大，后世之人对此书的认可程度较高，这充分说明此书具有极其独特的价值。
1 《西京杂记》作者与成书
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西京杂记〉后》云：“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稚川采之，以补班史之缺耳。其称余者，皆歆本语。”明孔天胤《西京杂记序》谓：“本叙谓是刘歆所编录，歆多闻博综，故所述经奇。”[ZW（]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80.[ZW）]此亦认可作者刘歆说。清人卢文《新雕〈西经杂记〉缘起》云：“余则以此汉人所记无疑也。《说苑》《新序》，其书皆在刘歆前，向校而传之，后人因名二书为刘向著。今此书之果出于歆，别无可考，即当以葛洪之言为据。”[ZW（]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83.[ZW）]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条分缕析，考证为葛洪所作。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认为，《杂记》先后经过刘歆、葛洪和萧贲三人的参与，而在葛洪手中成书。[ZW（]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32.[ZW）]另外，日人小南一郎认为：“《西京杂记》与葛洪集团的诸作品一样，应认为是与葛氏道的后裔有关联并是在南北朝时期于江南编纂的。这恐怕是现在最有可能成立的结论。”[ZW（]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M].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181.[ZW）]鲁迅对《杂记》有较高的评价，说：“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ZW（]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5.[ZW）]这是《杂记》在艺术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在汉代小说史上，《杂记》脱去了此前《新序》《说苑》“正纪纲，迪教化”[ZW（]永，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子部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ZW）]以及此后《风俗通义》“辩风正俗”[ZW（]应劭.风俗通义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ZW）]的功利色彩，内容清新，是一个艺术的高峰，标志着轶事小说开始走向成熟。《杂记》对后来轶事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文新先生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西汉为限断代取材，开了后世专题性轶事小说的先河；二是多记琐事，意绪秀异，与正史的区别较为明显；三是叙事多截取片断（人生中看来无关宏旨而实在趣味盎然的某一片断、琐事），与首尾完整的史家传记体有别。[ZW（]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75-176.[ZW）]
2 《西京杂记》补史之功
《史记》和《汉书》作为正史著作，在记载一些史事时叙述较为简洁，或一笔带过，或删繁就简。通过与《史记》《汉书》的比较，发现《西京杂记》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或不见于其中，或较之更为全面详细。笔者认为，《西京杂记》中保存的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以弥补《史记》《汉书》中记载的不足。
关于佞臣董贤，《汉书・佞幸传》中记载了汉哀帝对其十分宠幸，为他在北阙下盖了一幢大宅第，“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33.[ZW）]至于这幢大宅第的规模，《汉书》中并没有具体的描述。《西京杂记》“董贤宠遇过盛”条却对其有较为全面的描述：“哀帝为董贤起大第于北阙下，重五殿，洞六门，柱璧皆画云气华，山灵水怪，或衣以绨锦，或饰以金玉。南门三重，署曰南中门，南上门、南便门。东西各三门，随方面题署，亦如之。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从院落的建筑层次，到大门的具体设置、数量和题名，再到装饰用料，等等，较之《汉书》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和完整。据颜师古《汉书・佞幸传》注，这些建筑“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34.[ZW）]。《西京杂记》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汉哀帝对董贤的宠幸，使董贤这一佞臣形象更为丰满。
公孙弘在历史上是一位比较有名的布衣儒相，《史记》和《汉书》记载的多是其功绩，对于他的矫揉造作、沽名钓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描写得非常简略，只是借用了汲黯对其的评价，“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ZW（]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51.[ZW）]认为公孙弘故作节俭是为了沽名钓誉。《汉书・卜式嚎泶》与《史记》中的记载略同。《西京杂记》“公孙弘粟饭布被”条则通过公孙弘的故人高贺之口，记述了“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内厨五鼎，外膳一肴”的行为，把公孙弘的伪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全面评价公孙弘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资料。同时公孙弘养贤之举在《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亦较为简单，只是提到了“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21.[ZW）]《西京杂记》“三馆待宾”一条中公孙弘则把各类贤士按照其才能大小分为三等，以钦贤馆、翘材馆和接士馆分别对待，记载得非常详细有秩序，从而丰富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公孙弘这一人物形象的描述，弥补了其在记载公孙弘行为上的不足之处。
关于“飞将军”李广，《史记》和《汉书》皆记述了他于所居各郡及右北平、终南山射猎之事，《西京杂记》“金石感偏”条所述冥山射虎一事却无记载。《汉书・景十三王传》叙述广川王宠幸昭信，诛杀王昭平、王地余及从婢三人，后昭信因梦见昭平向广川王告状，唆使广川王掘墓出尸，并将其尸体烧成灰[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28.[ZW）]。《西京杂记》“广川王发古冢”条记载了广川王爱好盗墓，“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同时把墓葬中宝贵的随葬品据为己有。《西京杂记》的记载不仅使广川王的形象更为丰满，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汉时期的盗墓风气。
《西京杂记》“五侯进王”条曰：“梁孝王入朝，与上为家人之宴，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有五男。’即拜为列侯，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史记・梁孝王世家》只记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ZW（]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86.[ZW）]，未言有五子拜侯一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这也是可信的。至于拜五子为侯，是为“五侯进王”作准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西汉时期采取的推恩令，把分封国分封成若干小国，是为了削弱藩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汉书・朱云传》记载了朱云与五鹿充宗辩论《易》理的经过，在他的学生中只提到了严望、严元等，却没有惠庄。《西京杂记》“惠生叹息”条则记述了长安儒生惠庄拜朱云为师，被朱云问倒的事情，“云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丰富了《汉书》对此事的记载。
3 《西京杂记》风俗价值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西汉时期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ZW（]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36.[ZW）]风俗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日常生活的常规化行为，它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和丰富内容，最能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民俗心理和文化精神，可谓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与民情的写照，也正是因为这些风俗从而构成了中国文化不同于其他异质文化的标志性特征。风俗的内容丰富广泛，包括节令、服饰、饮食、居住、婚姻、丧葬、娱乐习俗等许多方面，《西京杂记》就记录了西汉时期的许多风俗习惯。
如《西京杂记》 “八月饮酎”条记载了体现汉代宗庙祭祀的习俗；“止雨如祷雨”、“玉鱼动荡”中的祈雨习俗；“陵寝风帘”中的居住习俗；“飞燕昭仪赠遗之侈”中的服饰习俗；“五日子欲不举”、“霍妻双生”中的生育习俗；“送葬用珠襦玉匣” 中的丧葬习俗；“年少未可冠婚”中的婚姻习俗；“旌旗飞天坠井”。《西京杂记》是最早记录七夕节时妇女乞巧的风俗习惯的。
七夕，是指旧历七月七日这一天，又名乞巧节、鹊桥会、双七节等，是我国女性在农历七月七日所过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最早来源于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据古文献与民俗资料分析，这一爱情传说最迟出现在战国后期，随着牛郎织女神话、传说的传播，一个以七夕为节期，以织女为祈祭对象的节日便产生了。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织女每年一度降莅下界，沐浴于汉川之中，汉初《淮南子万毕术》中云：“乌鹊填河而渡织女”[ZW（]刘安，等.淮南子全译[M].许匡一，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271。[ZW）]。因此，早期型的七夕节的庆典活动和节日风俗，应与织女本身的神性有关，主要是以模拟织女降莅水滨和祈求爱情为两大构成因子。“早期型的七夕节并不以乞巧为主体性活动。”[ZW（]张君.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44.[ZW）]《西京杂记》中记载七夕节风俗在西汉时期主要有“穿七孔针”，“临百子池，作于阗乐”，“相连绶”等活动，体现了乞巧、祈育、祈求婚姻美满等方面内容。在这里“乞巧”活动首次出现在七夕节中，说明七夕节“乞巧”之俗主要产生于汉代，“汉代的七夕节已偏重于向织女乞巧”。[ZW（]张君.神秘的节俗――传统节日礼俗、禁忌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144.[ZW）]
《西京杂记》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重阳节，古人认为“九”为阳数，这一天日月都为九，故有此称，也称“九月九”、“重九”等。重阳节起源甚早，据文献记载，早在战国时代重阳节时民间就有登高、饮酒的风俗。在《西京杂记》中记载，重阳节这一天活动主要有“佩茱萸，食蓬饵，饮酒”。古代风俗九月九佩带茱萸是为了避邪，《太平御览・三二》和《艺文类聚・四》皆引晋周处《风土记》“九月九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ZW（]李P，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153.[ZW）]酒则可以驱邪避祸及延年益寿。由此可以看出《西京杂记》在保存了之前“佩茱萸”、“饮酒”的避邪习俗中，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关于“蓬饵”，是“以蓬蒿（即茼蒿）制作成的饼子”[ZW（]西京杂记校注[M].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42.[ZW）]，考查《汉族风俗史》和《中国风俗通史》中的相关记载，《西京杂记》最早提到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重阳节习俗活动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