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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十二五”期间,在县城再建一处救灾物资储备库,建筑面积为280平方米,用于储存救灾物资。加上现有的528平米,救灾储备库可达到808平方米。每乡镇自建一处100平方米左右的救灾物资储备库。
2、完善县、乡、村三级救灾应急预案,搞好应急救灾预案演练工作。建立县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基金,每年由财政安排不少于30万元的救灾应急资金。
二、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障
1、城镇低保在“十二五”期间随着城镇人口增加覆盖面逐步扩大,做到应保尽保,由现在占城镇总人口的11.5%逐步扩大到15%,保障标准由现在的每人每月225元提高到270元,年保障标准达到3240元,月人均领取补助金由现在的158元提高到200元;农村低保覆盖面由现在总人口的8.6%达到11%,做到应保尽保,保障标准由现在的年870元达到1200元,人均每月领取补助金额由52元提高到75元。
2、五保供养做到应保尽保,“十二五”期间,在张北镇、公会镇、二台镇再建三所中心敬老院,加上现有的四所,共建七所中心敬老院,全县十八所敬老院床位由现在的707张达到1500张,集中供养率达到50%以上;对于分散供养的农村五保老人,在居家供养的基础上,再以村或连村为单位建立五保供养服务站,由政府出资,采取一帮一、一帮多、多帮一等形式解决农村分散供养的五保老人生活问题,在全县形成一所没有围墙的“敬老院”。
3、随着我国社会形式的发展,老龄化趋向日益严重。目前全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45793人,占总人口的13%,预计在“十二五”期间比例将会更高。为了妥善解决社会养老问题,采取政府主导、社会集资、民办公助的形式,规划在县城建立三所老年公寓,其中一所建在民政局西南角,另两所建议建在北辰路和察哈尔大街(建议规划部门进行具体规划,预留空地),可安置360张床位。此外,继续完善“三院合一”(光荣院、儿童社会福利院、县敬老院)的供养机制,“十二五”期间,在民政局光荣院西侧再扩建3600平方米,增加床位80张,主要解决孤老孤残孤儿群体、城镇“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抚养人)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4、在“十二五”期间,加大对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能力,在县城建立一所救助站(具置建议由规划部门安排),设置管理人员6人,全部纳入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和救助所需经费由县级财政部门解决,救助能力达30人。
5、在“十二五”期间,全县所有城乡低保户、五保户参加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保险的资金全部由政府买单,资金来源主要靠民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三、殡葬管理和殡葬服务
1、按照“十二五”期间我县30万人口的规划,搞好县殡管所硬件建设,在现有两个告别厅的基础上再建两个告别厅。
2、在县城西部筹建公墓一处,占地面积达300亩左右。“十二五”期间,主城区内一律不得保留坟头。
3、“十二五”期间,建议取消火化费,火化费基础部分资金由政府出资解决,每年政府预计出资100万元。
四、优抚工作
1、进一步完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提高医疗救助补助标准,切实解决重点优抚对象的看病难问题,从根本上解决由此引发的稳定问题。
2、进一步加强苏蒙烈士陵园的基础建设,打造我县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基地。一是再建一个100平方米的展厅,二是翻新管理工作人员的用房,三是把现有的石头围栏改成铁艺围栏约4000米,四是对烈士塔进行整体修缮,五是在原有单一绿化基础上,栽植部分观赏树种。以上规划需投资500万元,由县政府和争取省厅支持解决。
五、社区建设
适应城镇人口增加的需求,全面发展社区服务体系,加快社区组织和队伍建设,由现有的12个社区扩大到16个社区。每个社区办公服务设施应达到200平方米以上,配备一定数量的办公人员和办公用具。
“十二五”规划在“两会”上以96.6%的高票通过,这一方面说明各界代表对“经济转型”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趋于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各界代表对提高民生、改善贫富差距的殷切期盼和热诚希望。但是,在支持和拥护“十二五”规划的同时,也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它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也就是它的“短板”与“挑战”。
转型:亟需平台 呼唤高效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两大挑战,都关乎“转型”,一个是为转型而欲搭建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迟迟不能到位;另一个是转型的效率问题――各地仍在追求高投入、高增长。
为实现久已提出的“调整”和“转型”战略任务,我国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开始做搭建“基础平台”和“支撑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重视不够,我们三个主要的“基础平台”(教育投入、科技研发投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连续几年甚至几个五年计划都完不成既定目标,迟迟不能到位。以教育投入为例,“九五”就提出要在20世纪末达到教育经费占GDP比重4%的目标,但一连3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完成,一直要拖到第4个五年计划的2012年才能基本实现。前后拖延了17年。
为了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科技拉动”,为了解决需求结构失衡而加大消费的拉力,我们转型的“基础平台”和“支撑点”是对教育的投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广大民众收入水平的提升。而这几个关键性的基础平台,不是7年出不了台,就是连续两三个“五年计划”完不成预定目标。而这几个平台又讲究的是中长期效应,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说,“十二五”规划或者今后10年,既是刻不容缓的“转型期”,又是我国追补相关政策和基础平台的“还债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型”,就要降低增长速度以进行内部调整,故“十二五”规划将增长速度降到7%。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增长10%以下的只有4个省市,增长12%以上的有14个省市,13%以上的有3个省市。看来,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规划重点。
“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总量在40亿吨标准煤左右,而各地若以这样的“高速”,将打破“十二五”规划对资源、能源、资金、环境发展的统筹协调安排。“十二五”规划通过的总量控制,实在是难以支撑这种经济翻番的需求。中央和地方的步调不一致,“转型”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此外,“十二五”期间的投资计划也需要调整,因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部分投资,还是显露出“投资拉动”的传统思路而不是注重“转型”和“质量”、“效益”,故“十二五”的部分投资计划,如传统产业和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都还需要重新调整。
“未富先老”尚未触及,贫困人口还将大增
“计划生育”改革滞后,后期会产生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各国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超前20年。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7.4%,2050年将上升到27.8%。
据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透露:中国将在2024~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65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4%,60岁以上老人超过总人口的20%,步入到“人口负债”期。另据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17年中国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拥有10.01亿劳动力,人口红利“获利期”将结束。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补利期”,若以20年倒推计算(出生20年后开始生育子女),则应该早在2004~2006年,甚至在2000年左右(以最佳生育期24~26岁计)就应开始推行“生育二胎”的政策,以缓解“老龄社会”和弥补“人口红利”的问题。
中国当前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已“未富先老”。
中国从2001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当前中国的人均GDP仅在4000美元左右,预计到2017年左右“人口红利”亦将结束。也就是说,中国在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已丧失了人口红利,进入到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为何称作“未富”呢?因为我国2009年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而据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的人均GDP为8631美元,即我国连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都还不到,中国的人均GNI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排列世界的第125位,怎么有勇气称“富”呢?
我国今后人口老化问题将会愈来愈严重。老龄化加速,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这是“十二五”规划中所缺失的重要部分。
“未富先老”问题尚未触及到根本,贫困人口还将在“十二五”期间大增并突破一亿,扶贫标准也将会上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数据显示,1986年我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按照我国贫困标准线计算,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
但是,1985年到2009年,24年来我国贫困线标准仅增长约5倍,而GDP增长了42倍,贫困线标准太低,且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
2009年,中国新启用1196元贫困线后,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1479万增至4300多万,增加了3倍。但如果中国“与世界接轨”――按联合国标准计算,则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若按世界银行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则应是2.5亿之多。
我国目前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使一些名义上已经“脱贫”的人群,实际上可能仍然很贫困,但却因为收入超过了中国的贫困线标准而失去获得政府救济的权利和机会。尤其是在当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则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的贫困标准,据称有可能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这将使贫困人口总数大增,可能上升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人口。在“十二五”期间以至未来10年,随着“中国贫困线标准”的不断提高和扶贫人数的大增,扶贫开发的任务艰巨,返贫压力巨大,财政压力也要增大。
“18亿亩红线”能否保全?
因为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的概念,因此“18亿亩红线”是否能够真正保全,还值得研究。
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即“增减挂钩”政策。
2006年4月,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被国土部列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
国土部2008年6月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增减挂钩办法),2008年和2009年国土部又分别批准了19省加入增减挂钩试点。
但这项政策被一些地方政府“曲解”利用,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
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虽说国家采用“增减挂钩”政策,目的是为了保全“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出发点和用心都是好的,但我认为,这项国策的制定有缺陷,它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
“级差地租”的理念大意是说: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地租),不是看它单纯的土地数量,而是根据单位面积的土地肥沃程度(质量)和产量高低来决定的。比如我国的耕地,耕地质量分为15个等级,1等最好,15等最差。我国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10~15等别)的总面积达57%以上,即一半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有6.09%。而我国大量的优等、高等地是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及周边。假如,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动用了城周边1亩好地,它再拿出1亩山坡地来“增减挂钩”,若1亩好地是亩产1000斤,而1亩山坡地只能产200斤,要“1亩换1亩”,当然不行,因为要拿5亩山地换1亩好地才能价值相等,或者说,才能保住粮食产量不变。
由于“增减挂钩”政策中缺失了“级差地租”元素,故这种“挂钩政策”就成为了一种单纯“数量”上的挂钩,而不是土地“价值”或“产量”上的挂钩。到头来,虽然“18亿亩红线”在形式上保住了,但“粮食总产”保不住,国家的“粮食安全”也就保不住了。
未来五年将影响中国长远发展
“十二五”规划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例如,在节能减排问题上,虽然单位能耗和排放可以被降低,但耗能和污染总量仍在继续增大。
再比如,“工资倍增”呼声一片,民众翘首期盼,但我却要对“工资倍增”计划进行质疑。在此,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未富先老问题没有根本触及”与“贫困人口将会突破1亿”,这两点和“对工资倍增计划的质疑”形成“交汇点”,因为三个问题和难点都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消费”能否被拉升起来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和难点的同时叠加,使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加困难和艰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困难并下大决心解决,才能辟出新境。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十二五”规划重点提出“结构调整”、“机制改革”、“管理创新”,但未把“体制改革”列为重点。其实,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过程中,可能有很大的阻力会来自于体制方面的障碍。比如,集权式的资源配置制度,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突破;腐败根源在于制度,等等。这些体制性的问题,如不通过改革来解决的话,恐怕发展方式的转换很难实现。
以上是“十二五”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以我的分析和判断,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模式和轨迹走下去的话,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7年前后会遇上一道“坎”,因为有几条经济曲线可能在那时会出现“拐点”。比如,“人口红利”将会趋于零;比如,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而使其投资的转换效率降至70%以下,以至使“经济增速”再不能达到高增长;比如,由于贫富差距加大而使基尼系数接近0.6的“动乱线”,等等。几条曲线如果同时出现拐点,将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冲击。从这里,我们也可体会出“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和总书记提出转型“刻不容缓”的紧迫性。
“十二五”是中国转型的关键五年,我们转型效果的优劣,将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发展。如果我们解决或极大地缓解了贫富差距,就消除了对“动乱线”的担忧;如果我们把消费需求提拉起来,就不必担忧投资转换效率的降低。
第一是规划体系需要完善。规划体系之间要相互支撑,这是落实规划的基础性工作。要以规划为统领,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支撑,形成较为完整的规划体系。要以规划为基础,做好各部门、各地区的规划。要调动各部门力量做工作,抓紧将自治区的规划纳入国家的规划,使二者衔接起来。
第二是考核作用需要发挥。规划实施的主体是各地区、各部门的人,人是决定规划落实的根本因素。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主要在于考核评价导向机制。第一个层面,要加强对各部门、各地区对照规划、履行职责的考核评价。第二个层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使之真正体现落实规划、推动发展的要求。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实行分类管理的考核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是发展政策需要落实。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内蒙古下一步的发展,关键在于与之相匹配的政策环境。最近,国务院支持内蒙古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即将出台,这是促进规划落实最为有利的因素。各部门一定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衔接,使这一政策进一步细化到可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规划本身不能够在政策创新方面更多体现,需要抓紧完善自治区本身促进科学发展的各方面政策,形成与规划配套的政策保障体系。
第四是创新因素需要强调。规划提出,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体现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创新是关键因素,尤其是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发展途径创新,管理体制创新,政策体系创新,科学技术创新。没有这些方面的创新,规划就难以实现,需要各级党委政府把建设创新环境提上重要议程。
瑞士信贷银行两位分析师2011年1月发表一份报告说,中国即将从镀金时代进入一个新的渐进时代。
这令人联想起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从内战结束到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由高投资和工业化扩张驱动的快速增长阶段;也是一个以最小限度的监管、腐败蔓延和不平等加剧为特征的时期。
这就是所谓的镀金时代。强盗资本家,像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和铁路霸主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都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巨大的商业帝国并积累下巨额财富。也是在这一时期,美国一些巨头公司,像通用电气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开始出现。它们最终构成了20世纪美国经济的脊梁。
两名分析师认为,在过去20年,中国的经历有点儿类似。眼下,快速经济增长使中国面临和美国在19世纪末类似的问题,即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腐败蔓延,对食品和产品安全性的担心日益加重,商业垄断者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众日益要求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在美国,民众的日益不满推动了社会和经济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根据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公平交易和新自由政策计划实现的。在这个渐进时代,美国全面改革了税收系统并引入了联邦所得税。政府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一些垄断企业破产。政府还强化了自身的监管责任,建立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和美联储。经济因此更加平衡,社会更加公平,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世纪初的仅50%多一点儿升至30年后的近67%。
两位分析师指出,如今,以恢复经济平衡、增加个人消费、改善住房和医疗条件的北京“十二五”规划也许将把中国引入一个类似的渐进阶段。简而言之,他们预计,经济会正如所有人在过去几年呼吁的那样恢复平衡。
两位分析师预测,在今后五年,中国大公司的销售额和市场资本总额平均将翻一番。不过也要警告投资者,中国的渐进时代如果成为现实,不大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美国本身的渐进时代以接二连三的金融恐慌为特征。在1901年的股市暴跌中,道琼斯指数下跌46%。这场灾难是由铁路公司股票暴跌引发的,一般被视作华尔街的首次崩溃。
随后在1907年,由一家过度扩张的信托公司破产导致的恶劣影响引发银行家恐慌。道琼斯指数令人极度不安地下跌了48.5%。除股市暴跌,美国渐进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早期的兴建摩天大楼热。实际上,有几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建高楼所需的宽松信贷条件往往也会导致股市泡沫膨胀,因此大规模兴建摩天大楼是市场即将逆转的一个可靠指标。
一、“十一五”为发展奠定了跨越的基础,“十二五”应是实现大跨越发展的最好时期。“十一五”时期,一是确定了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二是形成了产业发展的基础,“3+1”产业不仅有量的扩张,同时也有了质的飞跃;三是争取到大网30%留电政策,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独具竞争优势的电力基础;四是可用财力大幅增加,人均财力四年时间增加近一倍。因此,“十二五”时期实现大跨越发展已经具备坚实的基础。
二、在“十二五”规划编制中,要认真做好指标体系测算研究工作,我市“十二五”三次产业结构、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指标设置可不受省确定目标的影响;GDP大体参照省上确定目标,略高于全省目标;“十二五”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目标按“两个30”考虑,即:城市人口30万人,中心城区建成面积30平方公里。
三、“十二五”规划编制关键是项目,重点是项目。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编制上,市、县区要上下联动,要争取省上部门多出主意。要解放思想,拓展思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十二五”重大项目的编制要突出基础设施、突出民生优先、突出产业结构调整。民生优先要落实到社会保障、住房条件改善、教育、卫生、文化及关爱弱势群体等具体项目上。
四、“十二五”农业发展规划要在围绕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上做文章,将重点放在提高农产品加工率,延伸农业加工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上。要从产业发展目标入手,认真做好市、县区产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规划,打造和拓展产业发展平台。随着交通枢纽建设的推进,房地产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最具生命力的朝阳产业,应下功夫做好规划和项目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