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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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和西方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思想的利弊，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的影响；提出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挑战，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宇宙中，地球是我们至今所知道的惟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也是地球上惟一有完整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道德系统的高级生物。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但不是万物的主宰，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应当和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自毁家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对自然的恐惧、取媚、亲和，到人与自然的分化、对自然的探索和征服。当人类终于可以高昂着头颅蔑视自然的时候，也受到了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最终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论文百事通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人性的发现、人类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社会奴役的精神力量。而当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主宰，任意破坏和掠夺的时候，猛然醒悟已经走到了绝路。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势态，不得不考虑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就必须确立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

当然，要纠正人们长期形成的错误认识，决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念之前，有必要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清算。

一、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被称为天人关系。东方民族习惯于或者说更擅长于将“天”与“人”置于一个彼此相连的大系统中，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道”、“气”等哲学命题，都体现了东方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三种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天人合一论”；以庄子为代表的“天人交融论”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论”。

“天人合一”观念产生较早，殷商时期人们把有意志的“天帝”看作宇宙的主宰，凡征伐、狩猎等重大人事活动，都要通过占卜来揣摩天意，再作决断。殷商时期的这种宗教思想，经孔孟升华为哲理性的天人观。

孔子维护“天”的至上尊严，主张以“天意”建立人间尊卑秩序，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天人思想，他首先论证了天赋道德论，进而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这种“天”与人性、内心的统一，要求人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以求接近人与天的和谐。汉代董仲舒进一步肯定了“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事与自然规律有类别同形和序列的同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学说，这一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社会人事，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完全淹没在天道王权的体系之中。宋明理学继承了秦汉以来由董仲舒系统化了的“天人合一”论，程朱、陆王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天理”与“心性”相结合，人性成为联结天和人的纽带，从而把“天人合一”改造为心性之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使人们致力于向内修身养性，而不是向外探索自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儒家思想虽希冀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却成为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思想史上，老庄“天人交融”思想更为深刻。老子建立的天人关系是基于无为状态的与天和谐的理想。庄子以“气”作为沟通天人的物质基础，认为天地、物、人都是阴阳之气的对立与合成，故日“通天下一气耳”。这种人和自然交融的观念是对人和自然默契关系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是建立在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的，要求人无条件地顺从自然。

与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对立，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天人相分的一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是分属不同范畴的问题。荀子强调天人相分，认为“天”与“人”各有自己的职责。荀子提出“天人相分”，一方面把天解释为自然界及其变化规律；另一方面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天道自然不能干预人事，人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荀子区别天和人，否定了自然变化和社会治乱的联系，确立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念；同时，把人从天命主宰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天人相分”哲学命题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突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作用，又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儒家通过内省本心达到与天的沟通、天理与心性的合一。尽管儒家所谓的“天”是道德化的或者是抽象的，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但却体现出人对自然的一种亲和与包容。道家从自然哲学立论，主张通过“抱一”、“体道”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种观念上的回归自然虽然有消极顺从之嫌，可本质上表现了人是自然一部分的思想。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历史上互抗互补，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殊途同归，共同积淀成为中国人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今天，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挑战时，重温古人的天人关系思想，在崇敬前人对自然关怀的同时，更深切地感到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信念。

二、主客二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在天人关系上，古希腊虽有天人和谐说，但希腊哲人更擅长于将“天”— 自然作为外在于人类的、独立的认识对象，形成较为发达的自然哲学。例如柏拉图的“理念说”，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对立起来，这种主客两分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思维的起点。同时，古希腊还用神话的形式折射出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了人和自然的局部分化，使人得以从自然本体中挣脱出来，审视自身、观察自身；另一方面，人和自然的分化还处于初级阶段，人类以自然神论的形式保持着对自然的崇敬。

在欧洲中世纪，上帝出现在人和自然之间，人间扭曲了的社会关系幻化为上天的神力。宗教哲学代替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一神教取代了多神教，超自然的上帝取代了自然神。一神论将人从自然中分裂出来，赋予人格化的神以超自然的力量，把对自然的崇拜转变为对神的崇拜，将人和自然统一于神力，忽视了人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可见，西方的传统哲学不论是自然哲学，抑或宗教哲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产生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天人观，只能派生“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的思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已隐含了导致当代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进人近代之后，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觉醒，突破了欧洲中世纪僵化的神学秩序。人文主义高扬“人性”的旗帜，以与“神性”抗衡，对人自身的力量和创造性充满信心，一时间，大写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成为被崇仰的新偶像；科学精神则激起对自然界、宇宙万物的不倦探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托勒密体系，使自然科学摆脱了神学婶女的卑微地位，成为认识自然、进而征服自然的锐利武器。

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论证人的认识能力能够通过经验归纳方法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成为近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座右铭。培根指明的方向，促进了经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崇自然、探索自然，又偏重于实用功利性的观点，在当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笛卡尔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与培根相同的原理。他突出强调理性的力量和地位，认为一切在过去被确立了的“权威”与“信仰”之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要经受理性的“普遍怀疑”的检查，只有人的“理性”是真实的，万能的。因此，笛卡尔豪迈地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还发展了精神与物质截然两分的二元论，认定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各行其是，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这种“笛卡尔主义”引导近代人类走向与自然分离以至对立的道路，正如阿尔 ?戈尔所说：按照笛卡尔的解说，我们与地球无关，有权将地球仅仅视为一堆无生命的资源，可以随意掠取。

康德哲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提出了“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人是“绝对价值”和“客观目的”等著名论点，并把这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律。康德哲学的特点不是一般地表明对人的关怀和强调，而是突出地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思想，即“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思想。黑格尔以“绝对唯心主义”的荒诞形式，把绝对理性不但视为全部自然界的主人，甚至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外化”的结果。这样，“理性”或“精神”就成了自然界的“创世主”。这实质上是把人的理性提高到了至高无上、支配一切的地位。

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加以分割地考察，把自然仅仅作为一种外在物，一种供人类加以运用和改造的对象。他们看不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不理解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使人的主体性更加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终于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弘扬理性，倡导实验科学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欧洲的工业文明得以迅猛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控制了许多自然力，取得了征服自然的许多成果。而“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种观念也走向了极端。当我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挑战时，重温中西传统文化有关天人关系的思想，对当代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表现的是人对富有哲理的智慧和境界的追求。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儒道家入世与出世的“虚实结合”；殊途同归的“天人合一”，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深渊，长期以来深受儒道互补的美学思想影响。讲究人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审美方式和追求重人的心理体验，这都是传统文化所推崇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受大的文化思想的影响，用独特的、自然的形式，把美学思想渗透其中。儒家重心性问题的仁学兼伦理学解，着重人际关系及人伦情感的联系与沟通；道家重心性问题的自然哲学解，着重人心灵与自然的联系与沟通。他们都关注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共同开拓了深远而灿烂的美学精神之苍穹。

一、虚与实的结合

张世英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儒与道是其中的两家两派，但究其实质，却代表中华文化之一体中的“虚”与“实”两个方面：儒家虽亦言境界，但主要讲人伦道德的境界，是实；道家虽亦言人事，言实，但它着重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仍居本根地位，所以主要是讲虚。”可以说，儒道两家是人性之虚实两面在文化方面的反映。

儒家的基本思想精神是仁。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仁，他所提的“仁”，是基于人的生命之上，从生命的角度看待与处理人伦、人际关系，蕴涵着其美学精神。“仁是对人之生命的钟爱，有一个人际之‘亲’的结构蕴涵在其中，这结构的骨骼’是等级性的‘礼’，而其‘血肉’是居于审美意义的亲情，这也便是‘乐’。‘乐’是人之本在的在这个生命世界中的欢愉和喜悦，是生命本身所洋溢的喜剧性情调。”孔子把“乐”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把音乐看作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生活协调起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提倡乐教，主张“游于艺”、“成于乐”，强调在诗、歌、舞的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与愉悦，最终在“乐”中实现个人主观修养的提升与全面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决定了音乐的“陶冶功能”。上古周代，谈“乐”就必然涉及“礼”，如《周礼》、《仪礼》等古籍文献记载，古代雅乐中的乐舞用于吉礼，如人神、鬼神相通等重大典礼场面，诗乐与乡乐用于嘉礼、宾礼和人际交往及亲近的愉悦的仪式场面。礼乐思想的根本在于维护、巩固社会既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游于虚”乃道家思想所要求于审美意识的核心。“游”是一种精神之游，属于心灵活动的范畴，就必然决定它具有虚无性的特征。庄子所首创的道家思想和审美观点之所以酷爱大自然之美，就在于一个“虚”字。庄子崇尚自然美，他的美学思想是“法天贵真”，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民之常性”，音乐要摆脱礼的束缚，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音乐美的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索而不华饰。强调“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心斋”、“坐忘”。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象，从而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审美境界。庄子对自然之乐倍加推崇，他把声音分为三种：“人籁”、“地籁”、“天籁”，是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这种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游于虚”具有自然无为性，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精神状态，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

儒家重视道德修养，直截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实在的政治、伦理的建构，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实现其自我惯常的道路；道家则主张修道、淡泊名利，心游于无穷。道家审美精神之“虚”与儒家之“实”相辅相成，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精髓。

二、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儒家和道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观。儒家的“天”具有道德性，是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而道家的“天”则指的是自然，不具有道德含义，是人与自然意义之“天”的合一。

孟子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倡导者，他认为，“人在于人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即包括封建伦理纲常等所有的道理都可以在人们的心中找到。努力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理解了人的本质特性，也就认识了外在的天理。这样的“穷理”，既是求知的方法，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文化思想精髓，他认为“仁”是人生来就固有的，音乐可以陶冶人性，进而规范人的行为、意识。他还要求“以德行乐”，用音乐来表现喜乐之情，宣扬仁、义之德。苟子在“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艺术审美标准的“中和”观点。中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宇宙万物和谐统一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后来人们认识到，音乐中五声、五律、八音的相济相成，协调统一，就体现了天地之和，给人以美感。苟子提出中和之乐能给人以平静安宁，唤起人们的仁爱之心，有利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和是真善美的统一。孔子对音乐的要求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即中和之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舜乐，体现了舜的仁的精神，既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因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武是周武王之乐，含有发扬征伐大业的意思，充满了武力，虽然“尽美”，却未能“尽善”。这种战争之乐是“仁”所排斥的。只有“乐而不，哀而不伤”合乎中的乐，才是尽善尽美的，而只有尽善尽美的中和之乐才能唤起人们自觉行仁的要求，才能把审美与艺术和政治教化联系起来，达到孔子所追求的治国平天下和个体人格与人生自由的最高境界。

道家其根本在于自然之道，如老子所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通行本25章)道家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应该顺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这种自然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质是指向对“道”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洞察与想往，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结。从中国传统音乐存在的整体状况来看，道家自然人文主义与音乐的关系主要显示在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生命生态相统一的力量和意趣，筝曲《寒鸦戏水》前半部分的慢板节奏写出寒鸦在岸上蹒跚的步态，憨态可掬，趣味盎然；后半部分的快板则写出寒鸦们在水中的活泼敏捷，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中国的传统音乐如中国水墨画上空灵意境所显示的自然图景：千里山川、无垠天空、滚滚江涛、静静田园，是自然生命场、地理场、物理场所构筑的宇宙生命能量的相互力动，是天籁、地籁、人籁的合一。

儒家通过重视人格修养“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天人合一，道家则是通过崇尚自然之天并把人复归到天以达到天人合一，儒道两家可谓殊途同归。

张世英说：“审美意识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心境’或“隋境’。审美意识或意境即非单方面的境，亦非但方面的情或意，而是人与世界，天与人一气流通、交融合一的结果。”这种审美精神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与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郭店楚简自出土以来已经有十八年了，自1998年被整理出版至今也近十三年了。在这期间，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以说是恒河沙数，其中对《太一生水》篇的研究与争论尤为活跃。目前对该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作者时代和学派属性；对太一、神明等重要哲学概念的诠释；水在宇宙生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宇宙生成图式的描绘；该文本与《老子》的关系；该文本性质是宗教神话论还是自然哲学论。[1]虽然学界对以上六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笔者认为，对其研究还有很多新角度等待我们去发掘，如从生态哲学角度去探讨《太一生水》既有利于扩展对其研究的角度和领域，也有利于建立中国生态哲学理论体系，对我们如何改变当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趋势有指导性意义。

一、 崇水尚土：《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总原则

《太一生水》[2]是目前被发现的制作时代最早的关于宇宙生成的文献，它描述了从太一生水、成天成地、成神明成阴阳……的过程。如：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

“太一”化生出“水”，水反过来辅助太一而产生了天，天反过来辅助太一又产生了地。显然，“太一”是天地万物得以产生的本源。我国古代对“太一”进行描述的还有成玄英《庄子·天下》疏：“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称。言大道广荡，无不制围，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疆为之名，谓之太一”；《淮南子·诠言》：“洞天福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这些描述基本都强调了“太一”的无限性、广大性和化生万物的本源性。《太一生水》与它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强调“太一”本源性地位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它化生万物时需要其他条件来辅助。换言之，《太一生水》中的“太一”虽然是天地万物之源，但它化生天地却要依靠一定条件——“水”。因为“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水”虽然是由“太一”化生出来的，但是没有“水”辅助的“太一”是不能化生“天”的，那么也不会有“地”。

《太一生水》进一步讲：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作为本源的“太一”虽然它自身存在是独立无待的，但它的运行并不是无条件的。“水”一方面由“太一”所化生（“太一生水”），一方面又是“太一”的寄舍（“太一藏于水”）。“太一”需要“水”作为寄舍，在水之中发挥它自身的作用，成为自然之母、万物之经。如果“水”遭到破坏，则会影响“太一”化生万物的功能，“天”与“地”的形成将受到阻碍，太一“以己为万物之母”也落为一句空话。

“水”是“太一”直接化生出来的元素，处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第一个环节，同时，“水”又是“太一”的寄舍。所以天地的产生，本源是“太一”，基础是“水”。因此，“水”是《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这也与现代生态学理论——水是生命之源一脉相承。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都重视“水”，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通行本《老子》第八章）、“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庄子·缮性》）、“夫大水者，君子比德焉”（《大戴礼记·劝学》）、“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材”（《管子·水地》）等。这说明《太一生水》重“水”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水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在整个中华水文化的大背景中孕育出来的。

水是太一直接化生之物，接着水辅助太一产生了“天”，天辅助太一又产生了“地”。“天”与“地”在太一间接产生之物中处于首要地位。那么天地到底是什么呢？《太一生水》云：

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

地就是土，天就是气。而气之天又是由水与太一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说明水、气、天具有相通性。天与地在宇宙生成过程中都处于首要地位（“天地名字并立”），也就说明《太一生水》十分重视“水”（“气”）与“土”，也就是水土并重。简言之，“崇水尚土”为《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总原则。

二、《太一生水》的生态哲学整体论

《太一生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自然生成路线。如：

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凔热。凔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

太一生水，然后成天成地，天地成神明，神明成阴阳……直到成岁而止。但这并不是《太一生水》自然生成论的终止，它还从逆向追问了自然生成，如：

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凔热之所生也。凔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

如果说《太一生水》正向阐述“太一”化生自然万物是为了说明太一是自然万物的本源，那么正逆向结合起来描述自然万物的生成过程则是为了突出整个自然造化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各元素的生成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一个元素被前一个元素生成后，它的任务是要生成下一个元素，但生成下一个元素的条件是“反辅”于生成自己的上一个元素。《太一生水》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图式，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遭到破坏都会影响整个自然生态的生成与运行。作为万物本源的“太一”也会受到损害，因为“太一藏于水，行于时”。那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都无法生成。更不用谈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了。

由此可见，《太一生水》强调整个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间的关系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其中一个要素受到破坏，其他要素紧接着会受到影响。就拿目前最受人们关注的水资源来说，人类肆意排放污水，污染了江河及海洋，受污染的江河海洋中的水蒸发变为雨，雨降下来又污染土地，种植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的植物也受到污染，受污染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氧气又有问题……这就说明一旦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个要素被污染，整个生态环境都会受到影响，而人类的生存、生活与生态环境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息息相关，人类破坏自然，其实就是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三、重视生态的“君子”人格

《太一生水》正向描述了太一化生万物的过程，又从逆向溯源了万物的本源为太一。它接着讲到：

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不知者谓。〕

“君子知此之谓〔，不知者谓〕”这是李零先生补缺的。李先生认为“知此之谓”下一字为褒义词，“不知者谓”下一字为贬义词。[3]也就说，“太一”寄舍在“水”里，又流行于四时之中。它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的运作以成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这是天地都不能掩埋，阴阳所不能促成的规律。懂得、遵守这种规律的君子才算是“真”（褒义的）君子，违背这种规律的则不算是“伪”(贬义的)君子。

转贴于

《太一生水》中描述的真正的君子是要重视生态、顺应自然规律的，这与先秦儒家（主要是孔子）所要求君子人格有很大的不同。孔子讲：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

君子谋道，而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4]

……

由以上描述可知，儒家（孔子时）对“君子”的要求主要是在仁者爱人、济世安民等社会道德层面，还未触及到对自然生态保护的层面。而《孟子》讲：

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尽心上》）

《孟子》要求君子“上下与天地同流”是否与《太一生水》的“下，土也，而谓之地。上，气也，而谓之天”有渊源关系，笔者不敢妄断，但至少我们可见出，《孟子》中的君子与《太一生水》中的君子一样具有亲近自然、保护生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

四、《太一生水》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危机的时代，有经济的危机，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等，但最严重的还是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危机。生态环境的破坏肇始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并迅速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方面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发展，一方面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这种破坏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严重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

在这背景下，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这些学科重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倡导人要爱护自然、贴近自然、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太一生水》就体现了我国先民们对自然生态的认识，阐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透露出了人要爱护生态环境中的每一个元素。简言之，《太一生水》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当代意义：

一是生态学性。《太一生水》研究了自然万物的产生过程，构筑了一幅完整的生态系统图，启示我们自然界中的每一物都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员，其中任何一物被污染都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比如，《太一生水》所强调的“水”被污染了，那么，雨、土地、农作物、人都会受到伤害。

二是哲学性。《太一生水》的生态学思想其实是从哲学的角度阐释的。其中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范畴，如太一、阴阳、神明等。从哲学角度阐释生态学我们强字之为生态哲学。生态学研究是具体的，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抽象的，那么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具体与抽象辩证统一的。

人与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对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进行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澄清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宗教与哲学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别，其共同之处表现在哲学与宗教本质上都是人对 自然 、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其差别表现在哲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宗教则诉之于信仰。二者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是 历史 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从宗教脱胎而出，逐渐形成了思辨的特色，但始终没能摆脱宗教的影响，例如毕达哥拉斯不仅是一个数理哲学家，又是一个宗教神秘家，柏拉图晚期思想也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古希腊后期，特别是大希腊化时期，古希腊的哲学思想逐渐和来自东方的犹太教相融和，宗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世纪的西方世界，宗教成了绝对权威，其他一切包括哲学都必须为宗教服务，哲学成了宗教的奴脾。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逐渐打破了教会的黑暗统治，哲学再次摆脱宗教的束缚，走上了独立 发展 的道路。

    至今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从文艺复兴以后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身发展的轨迹，而宗教逐渐被边缘化，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否就能说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不再需要宗教?在单一的 科学 理性统治下，宗教到底有没有价值?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要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要有清晰的界定，必须弄清楚它们各自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发挥的功用。

    罗素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他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他的这段话，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它们既存在共同的地方，即都“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又存在相互区别的方面，那就是哲学诉之于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先谈一下哲学与宗教共通的方面，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他们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我们说宗教与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世界观，就是说它们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态度。

    通常认为哲学一词(phisophie)起源于古希腊，其含义为“爱智慧之学”，这是惯常的讲法。古希腊人第一次提出了“万物始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为什么“万物始基”这个问题“智慧”，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人生在世，终日在茫然不安稳的状态中度过，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万物的杂多是否有统一的“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哲学的开端，是人为求得心灵的安稳找到生存的可靠根基的本性使然。由此可以看出，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确实是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古希腊人对本原问题的思考是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件大事，是理性的觉醒，是“逻各斯”的觉醒。

    前面讲过，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回顾一下哲学史，便不难理解。古希腊人哲学思想的产生最开初便是思考自然现象，最先产生的哲学也被称为自然哲学。他们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奇;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人具有为了摆脱“愚蠢”的天然本性，于是希腊人最先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泰勒斯肯定万物不仅生于水而且复归于水’，川，赫拉克利特说:“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凡此种种，尽管希腊人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答案繁多，没有统一的见地，但毋庸质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确实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进步，哲学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诞生。哲学起源于对自然问题的思考，但哲学关注的领域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问题，希腊人把哲学思考的对象转向了关注人自身，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便是最好的例证。近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哲学思考的对象越来越丰富，人怎样才能幸福地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 政治 、伦理、道德、 法律 、 艺术 、语言等等都成了哲学思考的对象。就这样，哲学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问题，这一点似乎较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生与死，祸与福，善与恶，今生与来世，现世与彼岸这些都是宗教关注的问题。宗教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是不可替代的。

    前面谈到，哲学与宗教在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一种认识、领悟和理解，那宗教呢?稍微了解一点宗教的人应该不会否定这一结论。宗教也会追问自然万物的开端，例如基督教的创世说，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佛教认为，世界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的结果，所谓“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而万物因缘生灭的根本原因是主观的“识”与客观的“名色”。可是“物无自性”，因而万法皆“空”。宗教也会关注人自身的问题，人的生老病死，人的救赎，人的灵魂轮回都是宗教关注人自身特有的视角。人的降生并不就意味着幸福和快乐的降生，而人活在世上时刻可能面临诸如失败、疾病、贫困、死亡等“苦”的考验，人在肉体与心灵、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义的交斗中，常常会感到精神力量的匾乏，宗教就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宗教也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基督教、佛教都追求一种至善的理想，都有一种普世情怀。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祖都是如此，通过他们的教言、训诫，引导人们怎样趋善。由于这种善的象征和趋善的训诫与人类渴望善的心灵是相通的，所以，其成为人类向往、持守善的根据是非常自然的。由以上可知，宗教与哲学在他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上是有重合关系的，正是这种重合关系才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他们共同关注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精神庇护所，使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并永远充满希望。它们维系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的基础。

    哲学与宗教二者之间除了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之外，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正如罗素所说，哲学诉之于人类理性，而宗教诉之于权威。

    哲学从产生起就打上了人类理性的烙印，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哲学是从思考万物本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为什么要思考万物的本源?因为远古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天有不测风云，常常居无定所，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他们要追问那个可靠的根基，寻求精神的安定。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泰勒斯首创了一种寻求万物本源和归宿的哲学。泰勒斯要追问的是在变化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什么?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是什么?这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觉醒，是“logos”的觉醒。通观整个哲学史，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人类积极思辨的结果，是人类理性的使然。

    由于人类理性在 哲学 发展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逻辑推演便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一种哲学思想的建立，首先就是建构一套概念体系，依靠这套概念体系进行推理，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一点颇像 自然 科学 ，只不过自然科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哲学的概念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哲学的重点不是研究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突破这种关系，超越这种关系，达到一种终极所指，但仅靠概念的推演又永远达不到，因此最彻底的哲学还是要走向信仰。

    宗教诉之于权威又怎么理解呢?这里的权威是指“神”的启示、教义教规以及宗教信仰必须遵循的某些法则。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绝对的神(上帝)创造的，而上帝是万能的，不容怀疑的;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如三位一体、原罪说、创世说等，都是“神启”之真理，亦是不容置疑、无需论证的。在佛教中，真如、涅架、法性、佛性等都属于佛教最高范畴，是神圣的领域，是不容怀疑的;佛教要求众生崇拜佛、佛法;佛教认为对佛的智慧、佛教真谛的把握要靠“悟”。换句话说，宗教信仰与概念的逻辑推演毫无关系，它仅仅就是信仰，是一种不加怀疑的虔诚的遵守。正如汉斯·昆所说:“对现实的同一性、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信任，对于人类理性之原则上的合理性的信任的根据只是在于，这一切从本身角度看并非毫无根据、不可坚持、毫无目标，而是建筑在一种根源、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之上;建筑在最现实的现实之上，这种现实我们称之为上帝。

    不难看出，宗教有点少说多做的味道，更加强调一种行动上的践行，在信仰的基础上的不加怀疑的行动。而那些宗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有没有合法性呢?“神”的启示是否为真，如何证明?这确是宗教本身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宗教受非议最多的地方。其实.对宗教法则的怀疑是可以的，对宗教的权威进行质疑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没有亲自体证那些法则的情况下作出的评判，在某些人看来同样是值得怀疑的。

    因而，实践性是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理论上的推演是无法理解宗教问题的。

人与自然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教育学的追求多种多样。就其追求目的的高下远近而言，教育学有世俗人伦日用方面的追寻，如传授一技之长，培养公民等，但教育学还应有比这更高远的目标追求，不局限于形而下和世俗功利，这就是教育学的形而上追求。

一、什么是形而上

在西方，教育学自诞生以来，有关它的界定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19世纪末之前，“教育学”是个宽泛概念。那时，“教育学”在内容和名称上都很简单、明白；在名称上，它源于希腊语pedagogue，意为照看、管理和教育儿童的方法；在内容上，它主要是针对儿童的，以确立儿童教育和管理工作为目的，寻求有效工作的基本准则或方式。所以，此时关于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可笼统地纳入教育学的框架。19世纪末之后，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学科分化步伐的加快和研究方法的增多，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清晰界定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既有英语国家的“教育学”，法语国家的“教育学”，又有德语国家的“教育学”，而且各国内部有关“教育学”的界定更是五花八门。在中国，“教育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转译过来的，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教育学由指称一个科学研究领域逐渐转化为课程或教材的专有名词，继而又为“教育科学”所替代。总之，“教育学”就是要综合地研究一般的理性的教育认识活动。其他如“教育学是研究教育规律的”，“教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综合性、理论性和实用性”；“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学问”；不一而足。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教育学的定义，即从教育内涵的界定来寻找突破口，继而规范“教育学”。就广义而言，凡是以教与学为活动形式，有意识地促进人身心发展的活动，都是教育；就狭义而言，教育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使其身心得到发展的活动。有人认为，教育的内涵有三义：本义，指“善”的影响，使人善良；转义，使个人完善发展；再转义，使个人成为完善发展的社会人。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界定，狭义的教育是“有组织地和持续不断地传授知识的工作”等等。缘此，可以给出教育学的界定：它是一门有意识地传授知识，以使人得到身心发展和完善的学科。这里的重点是“传授知识”和“使人身心得到发展和完善”，因为它们是教育实践中必须尽量加以落实而又很难兑现的期盼——知识无限，人的身心发展与完善也无限。这注定了教育学永远存在着它的“未完成”，虽然这也必定使之永远怀抱着这份期盼，进而导向其形而上的追寻。

何谓形而上?形而上又叫形而上学。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形而上学通常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的世界观，静止地片面地孤立地看待问题，是惟心的，等等。但形而上学还有另外一个不大为人关注的内涵，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哲学。本文所持的就是这个义项。这个义项的来源颇为耐人寻味：原来，西方哲学史家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或自然科学、心理学、哲学等，而其哲学著作《形而上学》(或《物理学之后诸篇》)，是将亚氏不同时期的讲稿汇编而成的文集，内容主要是论述有关哲学的基本理论。但亚氏本人并未使用过形而上学一词。他只是将这些关于宇宙本原的理论称为“第一哲学”。后人在整理编订时将之列在亚氏物理学著作后面，故取名为《物理学之后诸篇》。此书名原来只标志它在亚氏著作中的次序，而无其他特别的含义；后来，经过语义的引申和转换，“物理学之后”一词就成了专指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的学问，“被认为是探讨超越物理的、超自然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的学问”。中文则把它译为“形而上学”(汉语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学缘此而来)，意指那些关于有形物体之上的思辨的学问。它是“一个纠结了很多问题的复杂领域，这些问题的范围相当广泛，以至于它们与哲学上的其他各个领域都有牵连”。如心灵是什么?灵魂与身体有什么关系?自由的本质是什么?万能的上帝存在吗?等等。这些都是被看作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教育学在进行深层次探讨时绕不开的问题。在现代英语中，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玄学，是哲学的分支，涉及存在、真理和知识的本质。可以看出，现代英文的解释和“研究宇宙根本问题的学问”大体一致。这一解释表明，形而上学的文化传承源远流长，涉及到事物存在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精神维度；它意味着人类从来都不满足于现象世界，不安于现状，而要超越具体可感的东西，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想追寻。这也是哲学“爱智慧”的嗜好所在。教育学同样禀有这种嗜好。这种嗜好的具体表现就是：作为一种方法，形而上学的含义主要是指运用抽象、思辨、假定、想象、推理等方式去认识研究对象，与实验、实证、测量、统计等方法相区别。固然，作为实践性非常强势的一门学科，教育学需要大量使用后一类实证研究法。但是，作为“人学”气息浓厚的教育学，教育学同样无法排斥前一类思辨研究法，即形而上的方法。

二、教育学何以需要形而上追求

如前所述，教育学是有关传授知识、培养人的身心发展与完善的学问，人类为此探索了几千年，至今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1　“传授知识”的追寻

这方面可分为两步：先谈什么是知识，再谈其如何传授的问题。什么是知识?按照我们的理解，知识就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知识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在知识的来源和本质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如唯心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先天存在的或人脑主观自生的；旧唯物主义把知识看作是个人的认识或个人经验的成果；辩证唯物主义从实践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知识，把社会实践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和检验知识的标准——知识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发展中，知识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可逆性和加速度增长等特点；当代知识量的增长迅猛异常；知识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知识门类众多，各种知识相互渗透；知识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或物化为某种劳动产品，可以交流和传递，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且能进行更新和再创造。在英语中，知识的义项有：了解，理解；个人的认知，见闻；学问；系统的信息。上述三种解释要比汉语的理解更加概括和抽象，合起来可以归结为：知识是一种认知和理解的学问。在西方的传统理解中，知识是：必须可信；理由充足；必须真实。再综合地把上述英语语境下的理解归纳为一条：知识就是一种可信的认知和理解的学问。让我们再来反观一下中文与英文对知识的理解：前者强调知识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后者突出知识的理解与可信。二者之间的歧异性是明显的。而中文与英文的理解只不过是世界众多民族或国家对知识理解所构成的“认知群”中的两种，但无论是哪一方的理解，都说明知识在理解上的复杂性和无限性。这决定了传授知识的繁难及其传授方法的手段多种多样性，需要永无止境地去探索。而这又成了教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永不停息地追寻。2　“人的身心发展与完善”的追寻

身心问题既是一个物质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前者可以从人的生物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生命和肉身的存在境况可归结为人的物质和本能方面的需要与满足；后者可以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可归结为人的情感和灵魂追求方面的需要与满足。毫无疑问，身心两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和精神性丰富的知、情、意复合的动物，人更倾向于追求其复杂的社会性的一面。这是人的高贵所在。这种“高贵”反过来又催化着人对“意义”世界的不懈追求。作为整体的人类，它不会自行停止这种永远没有尽头的追寻，不会自行矮化自己的梦想。就此而言，人的身心发展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就时间而言，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不会停止自己的精神追寻；越到后来，这种追寻越是细化、繁难、精致、高远。就空间而言，每一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对其精神的追寻又各不一样，有其个性、区域性、民族性的差异。在时空的纵横交错和相互渗透中，个体或群体无疑是有其精神的共性追求，但其差异性也是同时存在的。如此看来，人对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追寻不仅是无止境的，也是五彩纷呈的。这同样是教育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使得人的身心得到发展和完善。

既然“传授知识”的手段繁难而多样且需无止境探索，人的身心发展和完善的模式既多样又没有尽头，那么在教育学的视域里，理当需要宏观地面对和高远地审视，超越具体的时空和场景，超越多样的个体和族群，需要把握一般原理，以应对五彩纷呈的知识世界、五花八门的人性。这自然需要教育学上的一种形而上的追究，如引导人如何学习和思考，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真正有价值的教育是使学生透彻理解一些普遍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事例。”而且，对“人的身心发展与完善”的追寻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前提和理论预设，即我们的教育学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关涉到人的形象设计。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就有可能建构不同的教育学。显然，对人的形象的假定离不开教育学的形而上追求：即通过抽象、思辨、假定、想象、推理等方式来设计教育场域中理想的人——比如，是培养独立人格的理性人还是培养顺从型的工具人，是培养知、情、意和谐统一的精神独立的公民还是培养追逐声色犬马的市侩，等等。这是“人的身心发展与完善”的理论原点所在。

三、教育学形而上追求的意义

作为培养人的学科，教育学兼容理论与实践，不但要普及一般人必需的常识，教化公民，传播科技，而且还要着眼于人潜力的挖掘、能力的发展、思维的开阔、道德素养的提升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等，这就需要有一种宏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来把握、指导。教育学的形而上追寻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它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学科发展需要

自从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产生以来，培养人的活动就与哲学探索交融在一起。哲学探索自然是形形的哲学家和思想者们的“爱智”活动。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一方面，哲学是包容之学，现今一些主要学科的内容那时都囊括在其中，教育学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那时主办或从事教育的人几乎都是哲学家或思想者们“份内”的事，无论是中国先秦的孔子、墨子、孟子、荀子等，还是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都无一例外地是那个久远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近代以来，随着学科的分化，教育学和其他学科逐渐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尽管如此，但由于教育学的特殊性质和学科特点——涉及的知识链和学科群纵横交错，且日新月异，绝不亚于人类幼年时代哲学所面对的零散而纷乱的知识；面对知识海洋的广博与深邃，教育学要想“一揽子”加以掌控，已是不可能，但它还必须“知难而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大有临难赴勇的悲壮；而且，更加艰难的是它还要把上述一系列的“繁难”传授给世间最为复杂的精灵——人，无疑是“难上加难”了，但教育学一直没有临阵脱逃，而是迎难而上，慷慨赴“义”。首先，在每个学科内部，既有一般原理，又有众多的知识点穿插其间，如何选择，如何有效地传授，如何因材施教等等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其次，在学科、学科群与“未知”的世界之间，联系与渗透是少不了的，但知识点和知识面之间的“空场”是巨大的，需要筛选、甄别，需要寻找它们之间的触媒并藉此嫁接、整合，进而再次面临教育内容的选择，由此找到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基点。最后，伴着人类对外宇宙的探索与进发，人类同时也在进行内宇宙即人脑、神经系统、心灵世界等方面的勘探。显然，有关内宇宙方面的知识和学科比外宇宙所关涉的领域更加宽广和深邃，这必定加大了其传授知识的难度，使得提升人的身心素养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面对这样的学科内容，教育学非得有形而上的胸怀与气魄，才能站得高，看得远，超越琐碎、纷纭、凌乱与庞杂，以“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去驾驭变化多端的万象，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2　人的发展需要

作为万物之灵，人的最大特征就是“未完成”。正是这种“待塑”状态千百年来牵引着人类自身不断地拓展其“本质”的处女地。在人伦日用方面，为了满足物质需要和社会政治需求，人须在德、智、体诸方面发展自己，锻炼体格、学会一技之长、养成公民等。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在德、智、体各方面所需要的指标也在不断发展，其教育内容自然也要相应随之发展。面对这种变化万千，倘若在教育上被动追随，其结果必然是“疲于奔命”，费力不讨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尾随”局面，教育学只有在“扫描”具体知识群的基础上抓住一般和根本，站在形而上的高度，传授具有指导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精神发展层面，人有层次高下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目标达到了，他(她)就会产生“厌烦”和“疲劳”，就会产生进发较高层次的冲动。我把这叫做“层次烦恼”。有了“层次烦恼”，就意味着人在精神上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满足，而这种“不满是向上的动力”。藉此，人在精神上必然刨根究底，进入形而上的领域。就此而论，在学术和科学研究中，自我满足、难得糊涂、安贫乐道是不利于人的精神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