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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安慰看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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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安慰看的短文范文第1篇

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蔡康永先生坐在了《人物》记者面前。他是从一个颁奖典礼的现场马不停蹄赶过来的。刚走进这个房间时,衣着抢眼的他弯腰轻咳,显得有些疲惫。不过,与我眼神交接的那一刻,他马上挺直身体,切换到招牌式的微笑,一副温和优雅的样子。

屋内的灯光多少有些昏暗,他戴着一顶深灰色格子礼帽,灯光打在帽檐上形成的阴影有时会恰巧遮住他的眼睛。

今年,他已经50岁了。和年轻时候比起来,他的样子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眼角的鱼尾纹化了浓妆也难以遮盖。他说很清楚自己在衰老,要与衰老这件事好好地相处。

“具体怎么做?”

语速一直不紧不慢的他突然顿了一下,一张严肃的脸庞从帽檐的阴影下露了出来:“我的时间很紧迫,接下来,该做些自己逃不掉的事情了。”

蔡康永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视存在感的人。他说过:“小鸟在森林里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到,小鸟就死了,那么小鸟唱歌这件事存在吗?先不考虑这个问题的哲学答案,单说如果我是这只小鸟,那我一定要飞到别处唱给别人听。”

从这个角度去看,便不难理解他一连串看似矛盾的行为:出身世家,留学美国,学的却是“不那么正经”的电影专业。学成归台,本想拯救台湾电影,却又跨进了在他眼中“浅薄无聊”的电视圈。

这是他乐于接受的,即使他明知道电视节目常常就是肤浅甚至是庸俗的代名词—身为一个标准的读书人,他主持的节目里却满是市井到一塌糊涂的娱乐八卦,收视者大多是家庭主妇和追星族。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拍电影要花费巨大的力气,节奏太慢,反响也来得太慢,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电视就不一样了,轻松,影响也大得多。节目每天都在播出,随时都有人在看在评价。《康熙来了》只花一天就可以录完一周的节目,剩下的6天,他都可以无所事事地体验自己想要的存在感。

这种存在感是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方式实现的。主持《康熙来了》已经8年,加上之前的两档访谈节目《两代电力公司》和《真情指数》,他已经无法数清楚自己跟多少人做过访问。面对难以计数的访问对象,即使他们时常会让他感到“意外、惊喜、诧异”,他也习惯地与对方保持距离,“我不会入戏太深”。

这与他儿时的经历有关。蔡康永是不折不扣的世家子弟,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是台湾有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上海的大轮船主,也是1949年沉没的著名豪华客轮“太平轮”的主人。父亲快60岁时才有了他,年龄的差距让他们之间没有那种父子之间通常意义上的亲密感,母亲整日忙着打麻将,放任他自生自灭,倒也让他感觉到难得的自由。“对我来讲这是件很舒服的事,我觉得家人之间不要彼此关心到每件事情都歇斯底里。”

但现在,那种曾经用力探求的存在感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慢慢从心底浮上来的,是关于时间的紧迫感。

这些年来,他清楚地看到,很多明星只有短短一段时间被人们关注,光芒一旦消失,常常无法习惯剩下来黯淡无光的漫长人生,“很多人误以为演艺圈中人的人生浓度好高,好像短短的时间里做了很多事,可那只是因为他们做事情被别人看见的比例远超过其他行业的人而已”。

“那你自己呢?”

“对于我自己来讲,”他深吸一口气,“是时候把时间空出来做些真正想做的事情了。”

他真正想做的事,是写作,写更长的长篇小说,写好看的故事,“因为人们永远都在呼唤”。

其实,他早就说过,电视满足了他自小“想被人看见、想被人听见”的存在感,但是内心里他对这些很不以为然,真正想用些心力的还是写作。

只不过,过去的他还是不够用心。五六年前,《康熙来了》红透内地的时候,有记者问他在写作上有什么计划,他轻巧地把问题打发掉,“我这样懒散的人哪里有什么计划?我每天要睡到下午两点,醒来之后首先想的是到哪里去美美地吃一顿。我不知道我能写出什么来”。

两年前,他出版了《蔡康永的说话之道》,40篇短文,大幅插画,教人如何说话能更让人喜欢,从头到脚就是一本畅销书的样子。对于这本薄薄100多页的小册子,他承认这就是一本“实用工具书”,“工具书容易畅销,但显然无法呈现生命放出的光芒”。

接受采访之前,他刚刚出版了一本长篇小说,《蔡康永爱情短信:未知的恋人》。按照他在我面前的说法,他觉得这本书依然没有达到理想的写作状态。“我写书的时间不够完整,把初稿写好之后,一直修一直修,害得我的编辑们非常痛苦,这次的小说几乎十易其稿,大家忙得人仰马翻。所以艺人大多写散文、微博,很难写长的小说。”

不过,接下来,他似乎是打算动真格的了。他甚至说,为了写好下一部长篇小说,他正在努力把生活切换到一种新的模式。“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目光,存在感的危机已经解除了,我不再需要一直跳上跳下地跟大家挥手说我在这里。”

“可是你的微博不还是随时都在向人们宣告着你的存在吗?你说过,你喜欢在内地写微博,因为你很在乎‘说话有人听’这件事。”

“那是不一样的,”他轻轻摇摇头,“你看我以前的书,写的基本上都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我长大的过程、我求学的过程、我和别人交往的过程、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通篇都是我、我、我。可是从《说话之道》开始,我不想显示‘我’的存在了,都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在写。”

“为了摆脱这种‘我’的存在感,”他说,“我这次的小说特意没有用第一人称,而是一定要用第三人称来写。”

尽管他非常善于轻描淡写地将你抛来的问题一一化解掉,但这个时候的他似乎确实是认真的。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向我介绍他未来计划中的那部“真正想写的小说”:他对小说主题的设计、对写作时间的安排、对故事框架的构想,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比起电视节目,比起娱乐圈那些事,他对这个话题显然有兴致得多。

“都准备好了吗?有没有觉得可能会力不从心?”我问他。

“我觉得我不够勇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么理解?”

“我细读金庸和J.K.罗琳,常常会感觉到,可以这样写吗?这样不是有漏洞的吗?可是没有人会在意这样的漏洞。当你的故事足够强悍的时候,没有人会做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这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创作的勇气,不用在乎那些看似有漏洞的部分。”

我紧接着问他:“不够勇敢,是仅限于写作范围内吗?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吗?”

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一贯的缓慢口吻:“对,从《康熙来了》就可以看出来,我就是个一旦有了一块安全的领地就会一直待在上头的人。如果我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就应该把《康熙来了》给停了,可是我做不到。”

至于原因,他说第一是因为小S目前只有这一档栏目,如果停了,小S就会暂时从大众眼前消失,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事;第二则是因为,“那样的话我就真的无路可逃了,我就只能一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写长篇小说了,这让我觉得很可怕”。

没错,他就是这样一个随时都会给自己留有余地的人。对他而言,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是很重要的,进可攻,退可守,感觉情况不对,随时可以撤退。

他承认自己总是趋吉避凶。怀揣着拯救台湾电影的雄心从美国回来,偏巧赶上台湾电影业不景气,他轻巧地抬脚撤离,“不想把自己逼向绝路”。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要我使出降龙十八掌才能应付,那我会躲”。

对于大多数事情,他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可进可退的姿态。他是台湾娱乐圈出了名的爱玩跨界的人物,搞设计、做展览、玩收藏,但却从来不追求什么意义或是结果,“我所探索的领域,无非是去丰满我的人生,我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让我的人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饱和程度”。

接下来,他还有拍电影的计划。谈起这个,他那股机灵闪躲的姿态又出来了。他说他一定要拍一部“预算很低、很草率、很粗野”的电影,因为预算很大的话,票房的压力也会很大,而他不想做一件“让别人压着我的头让我去做的事情”。“如果预算很小很小,票房不是很好,我也能吃得消。如果卖得很好,那我要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又给我一个好的礼物,哈哈。”

不过,写作这件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终究是不一样的。“对于做电视和拍电影,我有很多的理由可以闪避,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归咎于其他条件的限制,比如预算不够,或是别人不让我做。可是写作不一样,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没有回避的空间。这是一件我自己逃不掉的事情。”

“不过,”他话锋一转,“到底最后做得好不好,我就不是很在意了。”

面对这样一件“自己逃不掉的事情”,他还是给自己留下了余地。

《人物》问蔡康永

《人物》:你说过自己小时候是一个叛逆心理很重的人,这种叛逆性在你现在的生活中还有痕迹吗?

蔡康永:我目前所做的事情都是基于这个性格,就是不“尿”别人,做自己的。我很庆幸我没有太早进入演艺圈,我真正被人注意到的时候已经30岁了,我已经有足够成型的人格被别人物议而不影响到自己。如果我15岁就进演艺圈的话,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依靠别人的目光而活,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说话之道》卖得好,叫好声响亮,换作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写《说话之道2》、《说话之道3》,可是我会劝自己不要这样子,我想要多知道、多做一些其他的事。

《人物》:叛逆是一种强势的个性,可是你有时候又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这似乎有些矛盾?

蔡康永:进我摄影棚里的人虽然都觉得我很好说话很好相处,可是我从来没有一分钟怀疑过,我对他们是无法控制的。不管做什么事,我觉得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土,可能大可能小,但我一定有办法在那个领土里面设定我自己的规矩。其实那个时候李敖和陈文茜上《康熙来了》,在我看起来他们就是走进了我的领土里面。如果我看起来有应付不了的样子,那就是我希望让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人物》:你说自己写微博是因为很在乎“说话有人听”这件事。这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存在感吗?

蔡康永:《康熙来了》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的存在感已经获得满足了,所以对于写作这件事我已经能够以很平衡的心情去看待了。如果我的微博被人拿去套上别的作者的名字,没人能看出是我写的,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网络世界就是这样子,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人物》:可是有人觉得这些微博不够深入,甚至像是心灵鸡汤。

蔡康永:我并没有觉得肤浅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情,我不觉得大部分的人是深刻的人,很多人其实都是很随性的,对自己也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一些随性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好呢?心灵鸡汤这个称呼倒也无所谓,我唯一把持的原则就是,我不太会为了安慰人就写一些我不相信的事情,比方说“吃亏就是占便宜”或者“付出就会有收获”,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人物》:你好像总是摆出一副冷眼旁观、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

蔡康永:这是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看我很少呼吁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很愿意跟别人保持距离。在娱乐圈好多人以为你要张开怀抱拥抱群众,才会受到别人欢迎,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放群众一马,你也不太“尿”他们,他们也不太“尿”你,而你仍然能够供应他们要的东西,这不是很好吗?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泡在人群里。

《人物》: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是一个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

蔡康永:没错,我经常都觉得这关我屁事。举个例子,很多人都盯着我说,你看很多书,你应该有责任常常给别人推荐书才对。我其实真的想说,你如果需要别人给你推荐书你才能看书的话,你就不用妄想你会爱看书了。试想一个对美食有热情的人,你会认为你要给他介绍一家餐厅的时候他才会出去吃东西吗?他早就充满热情每天穿越大街小巷去找吃的,多吃几次烂的,他自然就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了。阅读也是一样,你为什么一进书店就非得挑到一本最棒最值得读的书,却不能忍受读三本烂书培养一下自己的判断力呢?

《人物》:你的人生是自己主动规划的成分居多,还是顺流而下的成分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