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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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第1篇

二、各支部每月向中心学校党总支专题报告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分别在每月30日前落实。

三、遇到有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各支部随时向中心学校党总支报告。

四、各支部班子成员应当把意识形态工作履职尽责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述学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制度一、建立分析研判机构。成立各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学校校长、支部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副校长、教导主任、支部委员担任，成员由学校各科室主要负责人及教师代表担任。

二、分析研判时间。常规性研判每半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6月中旬和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及时研判。

三、各支部全年专题研判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

四、分析研判内容。重点分析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存在的重大舆情和重大问题、今后的应对策略等，研判结果以报告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五、定期通报结果。各支部每年在各校通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情况。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阅评制度一、阅评领导。人员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主要负责同志组成。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二、阅评内容。重点阅评各校德育工作方面、教师队伍考核与管理方面、师德师风方面、学校办学行为方面、学校网站和校园广播等方面。

三、阅评时间。每季度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下旬、6月下旬、9月下旬、12月下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组织阅评。

四、对学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错误思潮和言论，应通过学校管理信息形式，理直气壮地及时进行批驳，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

五、各支部阅评情况以信息形式报中心学校党办。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系沟通制度一、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与各校“结对子”，明确联系方式，建立联系。

二、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同各校的交流活动。

三、开展联系活动要发扬民主作风，及时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四、中心学校领导班子日常联系沟通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建立联系档案，作好记录。

五、联系沟通制度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检查考核制度一、各支部负责组织检查考核各校意识形态工作。

二、检查考核每年至少一次，纳入各校年度目标综合考评，与各校述职述廉相结合，统筹安排部署。

三、检查考核内容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四、检查考核结束后要形成书面报告并向被检查考核对象反馈。

五、检查考核情况要在全校进行通报。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一、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工作、研判形势、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实现信息共享。

二、成立联席会议协调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担任，成员由各支部书记、校（园）长、各科室负责同志组成，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教师。

三、职责分工

1.中心学校党办负责综合协调工作。

2.各学校各科室应当在中心学校党总支的统一领导下，履行好指导、组织、协调、督导和抓好落实的职责。

3.中心学校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各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

四、联席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原则上安排在每年的3月中旬、6月中旬、9月中旬、12月中旬进行，特殊情况随时召开，形成联系顺畅、反应灵敏、配合有力的工作秩序。

五、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学校意识形态工作专项督查制度一、专项督查工作由中心学校党办负责。

二、专项督查工作每年组织一次，原则上在12月份进行，也可根据需要开展督查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第2篇

按照《***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我局就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领导，着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

局党组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安排部署，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一名党组成员专门分管此项工作，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工作分工明确、各相关科室积极配合，共同提高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二、创新方式，全力营造意识形态工作好氛围

局党组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教育与国土资源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与解决个别性、群体性的思想认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做好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个别谈心、耐心疏导、平等交流、民主讨论等方法，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入情入理、潜移默化。一是从严学习教育，营造了同频共振的良好氛围。先后6次召开党组会研究“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并建立了每月一次的“***讲堂”和两个月一次的专题研讨学习制度，班子成员带头备课作专题辅导，带头撰写学习体会交流发言，得到了干部职工的充分肯定。2016年共举办“**”*期，开展警示教育8次，上廉政党课6次，为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有力有序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从严安排部署，增强了上下联动的责任意识。市局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年中由市局党组主要负责人带队，深入全市各县区国土资源局扎实开展党风廉洁建设半年督查暨集体约谈，共约谈县区局班子7个，开展单独谈话120人，发放并回收民主测评表120张，征求意见建议梳理为24条，反馈各县区领导班子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整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市局党组制定了《各分局各县局和市局科室主要负责人述责述廉制度》，对述责述廉对象、时间、内容、程序、结果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11月14—26日，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年度全面考核，做到了年初有部署，年中有督查，年底有考核。三是从严管理队伍，构建了促进工作的转化机制。严格管理干部队伍，细化完善了16项内部管理制度和科室岗位职责，有效规范了行政权力运行，构建了以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业务工作的相互转化工作机制。强化干部培训，年内共组织系统干部职工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培训班200多人次。积极开展系统内干部职工轮训计划，计划三年内对全体干部完成一轮轮训，2016年举办全市业务知识培训班两期，培训110人。建立完善了廉政防控预警机制，干部提拔任用前，认真落实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等程序。四是从严执行规定，培养了节俭办事的良好习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双十条”规定、市委“八项”规定和省厅“九项”规定，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严肃工作纪律，精简会议文件，厉行勤俭节约，切实做到正文风、改会风，转作风、树新风。严格落实干部职工廉洁自律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用制度管人管事、约束权力、有效预防腐败的内控机制逐步形成。

三、强化基础，树立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良好形象

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按照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要求，在全系统开展了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的主题实践活动，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将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基础，强化学习教育，树立高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同时，市局党组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学习，在局网站宣扬党的领导下国土资源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了新时期国土资源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四、抓住抓重，努力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新理念

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第3篇

一、支部主要工作

一如既往，高标准、严要求规范组织工作。一是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做好“”工作，并开好每年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以及民主评议党员，不断提高支部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素养，更好的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做好发展党员工作，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发展培育入党积极分子，2021年计划发展1名党员。三是做好收缴党费工作，定期向党员公布党费收缴情况；四是紧紧围绕安全生产经营工作，大力开展“创建文明岗位”、党员突击队活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的重点是从支部整体工作大局出发、紧密围绕单位中心任务，把握引导好单位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方向、鼓舞全体干部职工在新的一年里以积极团结的士气完成单位交办的各项任务。支部宣传在新的一年里主要应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应紧跟单位工作部署，紧紧抓住宣传形势，将上级最新的精神指示和要求向全体干部职工及时准确地宣传到位；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部门的成绩和亮点，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把部门的突出工作及时宣传出去，形成正能量。在进行不同的宣传主题时应时刻把握单位中心任务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宣传路线不跑偏、不模糊。

具体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全年工作。一是把握好月度例行宣传工作重点。把握规律性、严格规范性、注重创新性，做到提前准备、材料丰富、形式新颖，起到典型性和示范性的效果。二是主动学习，通过官媒官网及时学习掌握当季的宣传风向和工作重点。达到宣传口径统一，工作重点突出明确的目的。三是积极借鉴兄弟单位宣传工作的亮点，通过对优秀的文章结构和写作方法的学习，提高写作水平；通过对新颖的形式方法的学习，开拓宣传工作的思维与眼界，使支部宣传工作更具有创新性。

（三）党风廉政建设

要把廉洁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要强化规矩意识，强化事前预防，加强廉洁制度宣传贯彻，要让规矩和制度入脑入心，增强守规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支部党员要带头执行党规党纪，率先垂范，自觉担负起维护和执行党规党纪的责任，要时时事事从党性原则出发，思想上同心同向，行动上高度自觉，单位决定的必须坚决执行，确保政令畅通，单位禁止的必须坚决不做。自觉把规矩意识体现到学习、工作、生活中，对不符合纪律、规矩的事，敢于说不、勇于碰硬，坚决维护纪律和规矩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确保本支部不发生任何党风廉政问题和任何违纪违法问题发生。

二、意识形态工作

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同时它在引领思潮、凝聚人心、推动发展方面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因此支部在新的一年中将结合商务部门工作实际把此项工作抓实抓好 ，具体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坚持定期分析研判、通报单位内部意识形态工作开展情况，真正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将意识形态工作任务进行层层细化分解，由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意识形态工作“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范围的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定责任、提目标，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形成了纵向到人、横向到边“无缝化”的工作格局。。

二要强化思想引导。深入推进学习型党支部建设，坚持个人学习和集体学习、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三个结合”，依托“”“党员活动日”、部机关“月例会”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精神的丰富内涵等，不断强化全体党员干部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切实用讲话精神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指导工作实践，引导党员干部忆初心、守初心、践初心。

三要加强监督考核。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加强督促考核，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与局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相结合，与“”和组织生活会等相结合。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健全完善局机关意识形态监督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等，推动意识形态监督考核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三、持续做好思想工作

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第4篇

为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加大安全管理力度，构建学校安全长效机制，有效保护全体师生的生命安全和学校的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系部与班主任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具体职责如下：

1.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学校安全工作委员会关于系部安全工作的任务与要求，高度重视班级安全工作，认真做好班级安全管理，加强家校协同，保障学生安全。

2. 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班主任为班级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确保各类意识形态可管可控，加强对重点学生的管理，做到精准可控。

3. 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加强对师生的防火、防盗、防诈骗、法治等各类安全教育宣传，深入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新生军训、“国家安全教育日”、“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提高学生自我防范能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倡导文明、安全出行，杜绝校园内违规行驶、超速行驶、违规停放等现象。

4．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做好本班级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关注学生心理状况，做好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严格遵照学校及上级安全部门要求，妥善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有效防范学生极端事件出现，保障本班级学生生命安全，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5.负责本班级所属资产、教学、宿舍、活动、网络、实训、实习等安全管理工作，定期开展班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

6.遵守值班制度，保持电话畅通，切实履行班主任值班职责。

7.完成学校和系部安排的其他安全工作任务，确保本班级不发生安全事故。

系部盖章： 班级名称：

意识形态工作安排范文第5篇

关键词：强制性制度变迁／委托—关系／一致同意原则／制度选择

一、道路的选择：意识与经验

医疗保障从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起就存在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它逐渐从疾病、医药保险扩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质和服务；实践上，经济危机和战争创伤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公共财政承担了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费用。1942年的贝弗里奇计划覆盖了英国全民生活各个方面，并为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效仿，包括战后的日本。

与此同时，在两极世界的另一端，以“苏联”为首的经合组织也配合计划经济建立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国家负责劳动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却缺乏活力，难以监控。苏联的社保体制直接影响了中国，从1932年苏区的《劳动法》已经得到体现，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覆盖了疾病、伤残、死亡、生育和养老各方面，覆盖了各国有、私营、公司合营企业94%的职工。(孙光德，董克用，2000)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理想国”的美好时光，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都面临了制度危机。西方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当时欧共体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0%，北欧达50%以上；当时经合组织国家外债占GDP比重则从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达80%，欧洲九国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

然而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从道德和伦理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是否公平，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但是，诺斯指出，在个人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西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当时主导各国政治的社会的支持，“全民福利”不仅成为政治目标，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事实，1965年-1975年间，英、法和联邦德国不仅医疗保险开支达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长幅度达15%左右。经济危机、失业、人口老龄化，都使社会保障支出飞速增长。然而，深谙意识形态作用的执政党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对保障水平进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员和雇主负担部分保障金，延长领取疾病补助的等候期(丹麦，荷兰)。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进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双份的社会保障、加收疾病补助金的所得税，似乎更换了政党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气。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选择建立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以解放无产者为目标，按劳分配，故1917年11月诞生的“国家保险”覆盖全、内容齐、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孙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劳动贡献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并未考虑经济承受力，而是作为对革命支持者承诺的兑现，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

可见80年代前，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经过一、二十年的运作，又强化了原制度的意识形态。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来之际，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财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适应新全球化经济环境的制度解释。制度供给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国家，如两党制的英国和政策设计合理的瑞典顺利实现了过渡。而制度供给不足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以全面崩溃的代价，为改革提供空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经济政策，在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改革彻底失败。

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完善医疗体系的必要条件，对贫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广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问题；而“意识形态刚性”又阻碍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为改进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失败，在越过了最初的经济实力障碍之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刚性问题。改革初期中国农村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顺利变迁，使“市场”一词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还情有可原；那么当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当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权减弱到不足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当权者的权威也将受到威胁。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现代化、决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规则的误用

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分，有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但由习惯取代规则的操作成本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突破式”规则变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规则的边际上总有习惯在起协调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执行成本越高，边际越大。“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化”。(汪丁丁，1999)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开放后面临国际压力下采取的主动式改革，包括医疗改革。但从一些官方资料看，在正规制度无法满足民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时，首先起到补充作用的是民间自发的供给。由于医疗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农村大多数基本医疗服务是由“赤脚医生”提供的。1980年9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把个体开业行医并纳人政府管理体系，报告说，“随着城乡经济放宽政策，兴旺发展，各地广开门路安排闲散人员就业，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个体开业行医人员”，“同时，各地反映和群众来访中要求个体开业的也日渐增多”。事实上，农业经济制度增加了农民收入，相应的也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政府却“减少了对合作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赤脚医生”数量减少，间接享受医疗保障的农民下降了50%。(HsiaoWC，1984)许多“赤脚医生”要么继续接受教育，要么开设了私人营业，农民不得不承担几乎所有基本医疗保障费用。据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统计，各种开业人员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3100人。当时，政府出台措施“允许和保护”实际上已成为重要非政府医疗供给来源的“个体开业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80)，源自竞争性非正式制度的压力，也是对制度“边际演变”的认可和利用。但这一内生制度演变在80年代的整个制度改革浪潮中没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构建过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场经济原则，包括竞争、优胜劣汰和货币交换法则，放任法制意识和环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场提供本应届于非市场的公共产品。

强制性制度变迁既由政府主导，其变迁模式和方向有赖于统治者对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与预计边际费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林毅夫，1989)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使选民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降低统治系统的费用。另一方面，统治者偏好函数会随国民财富增加而变化，从国民财富最大化，转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国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借助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1979年出台的、被看作最早的医疗改革政策：《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强制性变迁路径。此后20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在城镇中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启动了机构民营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规则层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医疗保障中政府、个人、企业三方的责任。经历了10年探索，1988年《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标志着“医改”正式明确了市场化方向，规定了：

第一，关于激励的规则：

1)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只限于合同内。

2)下放医疗机构合同职责外的业务收入分配权。

3)鼓励医疗机构差异定价。

4)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医疗服务企业减免税

第二，关于惩罚的规则

由卫生管理部门(为讨论问题方便，视为中央人)实施监督。但作为急于取得改革成效的一方，也是提供制度激励的一方，很难成为称职的监督者。更明确地说，在实行类似于“财政包干”的医疗服务放开后，中央人通过向医疗服务机构(下游人)索取固定剩余额，向其出让剩余索取权后，便没有意愿监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