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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经济调节;政府干预
虽然从表面上看现在我们采用的经济调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实际上很多地方都体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子。中国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孕育出了非常丰富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封建经济并不是像西方社会那样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而是一个商品经济体系。西方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表现在其最小经济单元为领主庄园,在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中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需或很少与外界发生商品交换。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最小经济单元是个体农户,所谓男耕女织,大量手工业产品及非自产消费品都需要通过商品交换从外界取得,因此中国封建经济体系中历来都具有商品生产和流通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超稳定性,还在于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由于中国政治上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存在,它在经济领域形成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管理方式,即国家以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管理和干预经济。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每当积累到达一个顶点,就以社会组织崩溃,也就是改朝换代的方式予以暂时缓解,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矛盾因素重新开始积累。尽管封建社会进程中众多参与者最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历朝历代的当政者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和努力,因而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经济思想。历史不会以断裂的方式向前演进,作为历史的后来者不应该忽视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现代社会经济与封建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经济思想和历史经验仔细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试图引入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分析历代当政者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梳理出中国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大致脉络。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对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刘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选取当政者的经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他们都是直接分析和解决社会现实经济问题,其对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有切实的经济运行结果或效果可以比较,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经济事物内在的相互关联关系。
一、封建社会宏观经济管理的指导原则
宏观经济管理指导原则是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经济政策和措施时所采取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不高,但经济管理者通过观察实践总结出不少有益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总体上表达了生活富裕、国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国家的“德”具体化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兴。……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土带)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2]管子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理想社会的各种经济特征,发展生产、兴修道路和水利、低税赋、解决社会保障等等,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个理想社会模型中所占据的控制和主导的地位。
1.国家视角
历代当政者经济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其国家视角,即最终目标是要使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阶级或阶层过于贫穷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这与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哲学理念一脉相承,理想社会的标准是“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统治者的任务正如明代文渊阁大学士丘浚所言:“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政者在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时所必须采取的现实态度,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过贫或过富,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直接威胁到统治者政权的稳定性。管子在国蓄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4]
在国富和民富的相对关系认识上,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前后发生了很大的转折。早期的经济思想中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管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出人君对民众财富要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5]。商鞅从实施农战政策,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的角度出发,提出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愚,“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国强”[6],表明当时的管理者只看到这个问题统治者强势的一面,片面地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管理者已认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7]。通过促进生产,增加全社会财富总量,进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如是则在于民也无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这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简单论断有了很大进步。
此外,国家视角还有一重含义在君主对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现。桑弘羊说:“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8]而到封建社会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养人,非专为君也,而君专其利,已违天意矣。”[9]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在提高,自身经济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君主所有权观念在不断淡化和减弱。
2.国家占据经济管理优势地位
在国家调节经济过程中,当政者认识到自身必须在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才有利于调节措施的进行,管子轻重论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10]“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为贵”的经济原理,顺势而为,非常灵活地调节经济。当市场流通中有较多的谷物时,国家控制货币,则货币的相对价格高,当国家收购谷物后,市场流通中的货币较多,则谷物相对价格高,这样在货币与谷物的相对价值运动过程中,因国家占据垄断地位而总能够保持经济调节的优势地位。在这一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大垄断商人的角色。在对外贸易交换中,这一原则相应演变为保持对外贸易优势地位。“天下轻,我重”[12],“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说管子认为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要出口相对价格高的商品,进口相对价格低的商品,借此达到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
3.经济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经济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掌握经济信息的重要性,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必须是在充分占有经济信息的基础上,而这恰恰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下单个市场参与者所无法做到的。经济信息的迅速流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国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优势可以促进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播。管子说:“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同时,“国轨布于未形,据于已成,乘令而进退,无求于民,谓之国轨。”[14]“国轨”是管子制定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一旦规划形成,宏观经济调节便依此展开,绝非随意而为。另外,《管子》中问篇、八观及入国等篇列明了对国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详细问题,其设计非常细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为一国经济管理者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财家刘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国商业价格情报系统。《旧唐书·刘晏传》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15]。可见政府为获得即时信息不惜花费大量开支,在实践中价格信息在政府调控经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议:“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用是而验民食之足否,以为通融转移之法,务必使钱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16]由此,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个商业信息报告体系,使得政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信息,相机制定决策,调节供需,平抑物价。
二、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必要性
国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如何干预,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始终存在分歧,直到现在仍是一个没有达成统一认识的问题。经济实践表明单独实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中,国家干预是主基调,封建社会管理者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这一国策。
在理论层面,管子最早以朴素的方式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之本性是“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17]然而,与西方同样是经济人的微观基础,但引出的结论却很不相同。亚当·斯密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结论是自由竞争、市场调节原则,管子得出的却是国家干预的结论,“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18],故必须有政治权力(在管子看来,这是超阶级的)出而为之指导,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假设,在抽象的经济人概念掩盖之下,中西方经济体系中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其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模式出现明显的差异。
此外,管子还从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出发说明国家宏观调节的必要性,“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籴釜十镪,而道有饥民”,“物适贱,则助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与年景差时粮食价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还有一些不同地区粮食价格差异的记载,如《轻重乙》所载:“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20],表明粮食高产区和低产区粮价相差约二十倍。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生产生活过分信赖自然条件,外界自然环境变化会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经济剧烈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流通服务变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组织调剂,本着安定百姓生活的社会公共性目标(而不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在谷物丰收时收购存贮,到谷物歉收时投放市场,或将谷物从高产地区运往低产地区,以调剂余缺,为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稳定经济和价格的作用,他们会在商品丰裕时故意压低市场价格而后收购,或在市场商品短缺时囤积居奇,使得短缺现象更加严重,从而提高商品价格,以期在抛售时获取更多利润,这样做无疑会使商品价格波动更加剧烈,不利于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议中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或倍本数。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缓急,擅开阖敛散之权。当其商旅并至,而物来于非时则明抑其价,使极贱而后争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车不继而京师物乏,民有所取,则往往闭塞其蓄藏,待其价昂贵而后售,至取数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商业领域,兼并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不稳定的直接诱因,各朝经济管理者普遍持打击态度。汉代桑弘羊在主张国家经营盐铁时,指出专卖政策是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22],“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侈、绝并兼之路也。”[23]王莽认为,对垄断性商品应该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从中牟取暴利,剥削普通劳动人民。他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垄断行业推广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指出:“有财而不理,则阡陌闾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放弃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产生兼并垄断,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会产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国家的重要职能,其变法措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摧抑兼并同时也与巩固封建统治直接相关联,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一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原则在于交易双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经济实力过强,必定会对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提出挑战,从而危及统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贾所经营事业一般规模较大,如盐铁业,必然聚众独处,时间一长难免产生脱离朝廷统治的倾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桑弘羊对此就曾提到:“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26]
在讨论兼并产生的原因时,经济管理者也认识到由经济个体自身素质的高低差异带来的经济后果,桑弘羊说:“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论及此点,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绝对平均的社会理想。
三、封建社会宏观经济调节的措施和目标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经济管理方式的独特性在于政府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过程之中,因为这样做可以将政府调节经济的公共性目标、维护政权稳定性目标和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目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当政者的最佳选择。而一般意义上的重农抑商国策,所要限制的是民营工商业,官营工商业则不在其列。随着朝代更迭,具体调节措施包括名称多有变化,但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改变。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占据国家经济大部分比重,因此调节政策主要围绕农业领域展开。一般常见的政策是,对农产品价格实行常平,对手工业产品实行专卖,在农业信贷方面实行政府专营。
管子提出由国家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贷或租与农民,同时运用价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户兼并压榨农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经济调节政策措施里,国家在市场丰裕、物价较低时购进,在市场短缺、物价高起时卖出,一则平抑物价,二则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三则打击富豪大户,一举三得。
汉代桑弘羊推出的经济政策中平准政策与管子类似,明显有变化而且直接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盐铁酒的专卖。因为盐铁行业具有垄断性质,能够产生丰厚利润,以往富豪也多经营盐铁业。在桑弘羊实行专卖后,政府获得了巨额财政收入[30],同时打击富商大贾,抑制兼并,巩固了封建统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业经济活动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了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盐铁酒专卖、货币统一铸造、工商业征税和五均赊贷,其中五均赊贷是王莽经济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据商品市场价格变动情况评定物价,并以“市平”价格作为标准采取相应调节措施,如购买和抛售商品,来稳定市场价格。赊贷则是由政府组织资金进行贷放。在这里,“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是实现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扩大了财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则是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普通劳动人民利益,同样是一项政策同时实现了三项目标。
王安石在农业方面最有影响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资金贷放于农民,其政策目标在稳定粮价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摧抑兼并,他还要求三等以上人户担负四分利息,而这些富户实际上不需要贷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这一目标上走得更远。
明代丘浚非常重视商品市场价格的稳定,把“平物价”与省力役、薄赋敛并列作为“王者”的重要任务。丘浚所提稳定价格与前朝历代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扩大政府收入两项目标,表明他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应当停留在保持经济体系和商品市场的稳定这一层面上,而对参与市场的经济个体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应当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谋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谓封建社会经济调节政策的集大成者,观察论述面广,对历朝历代的各种经济政策措施悉数进行了整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转变,提出减少政府干预经济,只保留了“平物价”一项,同时在货币制度、财政预算、海外贸易、漕运、常平等方面提出诸多更加科学的政策主张,颇有新意,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88;362-364;303.
[2]管子·五辅篇
[3]大学衍义补卷二五,市籴之令
[4]管子·国蓄篇
[5]管子·揆度篇
[6]商君书·说民篇
[7]大学衍义补卷二O,总论理财之道上
[8]盐铁论·复古
[9]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戒滥纵之失
[10]管子·国蓄篇
[11]管子·山权数篇
[12]管子·轻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数篇
[14]管子·山国轨篇
[15]旧唐书·刘晏传
[16]大学衍义补卷二六,铜楮之币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国蓄篇
[20]管子·轻重乙篇
[21]续通鉴长编卷二三一
[22]盐铁论·禁耕
[23]盐铁论·复古
[24]汉书·食货志
[25]王临川集卷八二
[26]盐铁论·复古
[27]盐铁论·刺权
[28]盐铁论·错币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经济形势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对国民消费支出的贡献作用。反映国民消费支出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最终消费占GDP中的比重、劳务支出指标等。这些指标数据可以有效的作为国民消费支出核算的原始数据,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能够很好的反映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消费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费中的构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类的支出份额。有了这种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导居民进行适当的消费支出,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的详实科学,能够促进我国的税务改革,了解当下消费热点,树立居民理性科学的消费观。核算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居民的储蓄与投资有很大的贡献作用。在国民经济中,投资储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库存增加等指标,可以很好的分析当前的各种货币供给与需求状况,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在国内储蓄中的地位,以及储蓄对投资的贡献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政府投资与居民投资的比例关系,更科学的实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际上,储蓄、投资、税收是联系很密切的三个环节,对储蓄与投资信息的严格审读,有助于税务部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除此之外,储蓄的变化状况还可以反映我国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住房制度和医疗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40%、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增长超过120%。
预期心理对消费需求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工人就业状况糟糕、医疗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居民对未来隐忧加剧而让银行储蓄增加。对此,相关的部门对我国的各个体制进行了适度的改革,让居民放心消费。虽然,我国的社保制度不够完善,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毕竟居民的消费心理需求有了适当的提高。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统计部门与政府部门有很好的参考依据,各个职能部门也据此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促进我国居民储蓄与投资的良性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可以让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国民经济的循环是一个系统而长期的过程,生产只是一个阶段,对于最终成果的消费才是目的。不过,成果的消费并不是生产者一个人“享有”,而是要经过“分配与交换”的多个环节,才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国民经济的核算就是要对消费品在“分配与交换”的各个环节进行统计与核算,这其中也包括对最终产品的使用情况。国民经济的核算可以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与科学,提升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收入分配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层展开,有次序的进行。为了让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学合理,核算的信息应该包含更多的机构部门,应用SNA在核算整个收入分配时,就应该按照“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两个阶段进行。在收入分配增长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宏观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好的得到调整,初次分配可以让收入结构得到很好的转移,调整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结构状况。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与对内经济政策的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在世界上享有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也就间接的影响到了我国对内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联合国根据连续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的会费;世界银行业根据相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待遇。所以,国民经济核算还深层次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也间接影响到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往来。
(二)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分析价值
国民经济核算对投入产出分析的贡献很大。也有相应的投入产出方法,用于国民经济的核算。投入产出方法又称为投入产出分析,以一定的国民经济产业分类为基础,结合比例系数与结构分析,从数量上研究经济系统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最后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原因和影响。投入产出的方法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有一个漫长的历史。1950年,投入产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议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1968年,SNA就吸纳了投入产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产出纳入到了整个核算体系。实际上,我国的投入产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历史了。1974年,我国就编制出了第一张实物性的投入产出表,涵盖了61种产品。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更是编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更是让投入产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投入产出表考虑了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来源”与“使用去向”,是一种棋盘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同时能够很准确的表明“投入的来源”与“产出的去向”。另外,对于各个部门之间很复杂的技术经济关系,投入产出表也能够很好的把握。投入产出表的样式多样,分类齐全,结构清晰明了。如“实物性”与“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就充分考虑了计量单位的特点,便于审核统计工作。另外,也有根据地域划分的投入产出表,如“全国投入产出表”与“地方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据结构表”,可以直观地反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对称性投入产出表”用于预测和制定计划。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三)国民经济核算对宏观经济效益分析的贡献价值
宏观经济效益能够很好的反映各个产业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受到行业的高度关注。在当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经济的增长,一味追求GDP的量与速度,却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因为,在宏观经济的背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会总产出。一定的情况下,GDP的数字越大,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品以及服务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国民经济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识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财富数字的增长来衡量GDP。如果牺牲了环境与浪费掉了大量的资源,虽然换取了经济财富的增长,GDP指数的上升。但是,GDP并不体现资源的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实际上,这种GDP的数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过度的夸大了“财富”,却忽视了对成本的折算。鉴于此,一味的追求财富GDP的增长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办法,要考虑环境与资源的因素,减去相应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绿色GDP这样一个概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一个“绿色GDP”概念的产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也是人们在权衡了环保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以及利弊后的一个结果。
二、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分析及宏观经济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统计数据以及模型,而国民经济核算就可以为这种数理统计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础。作为基本框架,国民经济核算确定了很多宏观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指标设置以及基本分类。这样的功能让经济统计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大大的提高了宏观经济分析的效率,增强了其应用功能。
三、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国民经济计划涉及到很多的宏观经济指标,这些经济指标所反映的现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经济联系。为了更好的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计划与规划的指标数量也必须满足这种经济联系。国民经济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学,也正反应了这种内在的经济关系。因而,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科学的制定与检验国民经济的方法。
四、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法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宏观经济学论文3000字(一):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评析论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西方宏观经济学不仅对世界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化改造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来说,主要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分别为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以及通货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将其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选择性借鉴的曲折过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评价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中国化改造,以供参考。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国化改造;发展;理论建构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言,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通常被分为两个分支學科,分别为研究经济资源最佳配置的微观经济学以及研究经济资源最佳利用的宏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其将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并将国民的收入作为核心决定理论。因为宏观经济学的视角为整体化的经济运行,所以,其具体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就业问题、长期经济稳定与增长相关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来往以及汇率问题和国际收支问题等。同时,因为宏观经济学主要考察与国民的生产总值、总投资和收入、国民收入以及物价水平等在国民经济中的变动法则相关的内容,故也将其称作为总量分析,其主要解决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应该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运行规则、理论构成以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确保其可以在中国化改造中得到正确的借鉴,期望能够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经济学来说,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更好地解决与研究人们自身的无限性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理论学说。在经济学中,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人类无上限的需求和资源的稀缺。对于人们的无上限需求而言,及时不断地更替和变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轻重缓急,稀缺资源也具有被选择的特点。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内容不是资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针对因资源稀缺所引发的对资源选择、利用与合理配置的相关问题[1],换句话说,就是正确选择、配置与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所谓经济学,其主要是从资源稀缺性的视角进行研究,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将经济学分为资源利用与资源配置两个独立的学科,分别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指的就是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观经济学指的则是资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观经济学下的中国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中,在此过程中,其也经历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选择借鉴的曲折历程。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看出:首先,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均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而西方宏观经济学作为“后来者”,其若想得到整个经济学界的接受,则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实行的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与西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发展,但是这种经济体制的成熟运行还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后,西方经济学自身具有双重性质,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进行宣扬,又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客观性总结。总体来说,其本质就是对私有制的维护。另外,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比较大的相同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进行客观总结,也反映出了经济社会中所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也是值得我国借鉴与吸收的地方。因此,对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吸纳的基础上,严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应消化与学习其有用的部分,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适当、合理的将西方宏观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化改造中。
对于政府行为,其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自由竞争,两者紧密关联、相互交织、缺一不可。因为政府行为不可能完美无缺,市场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两者都有弱点,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协调互补。这就需要以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为核心,围绕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扬长避短、有机结合,都得到有效发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立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性质进行分析,无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两者的目的都是通过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方法和措施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能够保持平衡,从而优化经济结构,使国民经济可以得到平衡、持续、健康、快速以及稳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学或者是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其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鉴与引入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就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而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其进行建设与完善是首要任务。所以,应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相关经济制度进行有机融合,确保国家干预力度的一种现代化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应该在一些特殊领域内避免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过多干扰;另一方面,政府应正确的调控市场的自由度,避免市场经济发展失控。为了实现这一局面,必须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手段进行融合,体现其优越性,只有确保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落实,才可以确保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总之,我国在经历了多年的实践与探索后,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个转变:一是由国家对企业进行直接调控和直接的资源配置转向为调控市场,从而直接调控对市场产生影响的主体,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二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方面,从原先的供给调节,转变成为需求调节;三是在调节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从直接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利用经济杠杆对市场需求的规模进行调节;四是从原本借助国家计划进行调控转变成为国家计划、财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协调的新机制。
4结论
总而言之,在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今天,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也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到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中,同时也表明了中西方经济理论互补与交融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将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精华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结合,从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参与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实现合作共赢,从而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可借鉴经验,树立我国经济强国的形象。
宏观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论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关注经济的整体结构、行为和表现。宏观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务的总生产(GDP)、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般经济动向的基本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分析GDP短期波动(经济周期)的原因和影响,并长期预测GDP趋势(经济增长)。宏观经济事件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观经济问题非常重要。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必须有低失业率、低通胀、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等特性。现代宏观经济投资理论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向投资理论。本文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中三个投资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优缺点进行阐述和比较,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探究。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投资理论;理论发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资理论、q理论、不可逆投资理论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新古典投资理论以产出和资本的使用成本为主要变量,揭示了理想资本水平在稳定状态下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Tobin提出的q理论是第二阶段的形成标志,q理论将对未来的预期作为投资依据,并且这一理论将对未来预期收益的评价与金融股市的估价联系了起来,所以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新古典理论,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阶段的形成标志是不可逆投资理论。经济学中的投资主要指的是投资工厂的规划设置与设备安装成本,这些投资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来改变计划或决定时无法收回的投资,这就是投资不可逆性。这三大理论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进行详述。
二、新古典投资理论
新古典学派包括剑桥学派(马歇尔学派)、洛桑学派(巴拉学派、帕雷托学派)和奥地利学派(mengel学派)。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基础,它用于解释各种经济问题,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在面对不同价格时,市场参与者的反应价格和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优化配置。新古典主义学派深化了古典主义学派的投资理论。其贡献是新古典主义学派把边际原理和数学方法引入投资分析,运用数学函数、机械平衡和原理,把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和机会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资、何时投资、投资多少是投资理论最基本的问题,此外,当市场情况恶化时,还要考虑何时停产。所以,产业均衡、总体均衡、均衡的动态性质、总体波动是经济学对个体优化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马歇尔的长期与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传统投资理论中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的问题。要回答是否投资和何时投资问题,就要对价格和长期平均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高于长期平均成本时,企业为了扩大生产,就会开始投资;要回答何时停产退产问题,就要将价格和平均可变成本进行比较,当价格低于平均可变成本时,企业就会暂停生产甚至退出这一产业。但是,现实与理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企业常常用折现值来估计一个项目的现期价值,企业为这项投资所投入的成本远远小于对这一项投资所预期的长期收益;还有的企业在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下仍继续营运。这些现实的问题使传统的投资理论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资理论将解决这些难题。
三、q理论
新古典理论解释的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特殊情况,为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研究投资问题,经济学家创立了q理论。q理论可以描述投资决策的可塑性过程。q理论引入了投资的调整成本函数,在理论模型上实现了逐步调整固定资本水平的思想,弥补了申报前理论中关于投资调整过程的简单假设所造成的理论缺陷。
根据数学模型的q理论的一般推导: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或收入函数为资本kt和劳动Lt,表示为yt=F(kt,Lt),F是连续可微分的凹函数。假设Pt为投资商品的实际价格,wt为实际工资水平,C(It,kt)是固定资产的调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对It可微的严格上升的凸函数,也就是说,投资额的上升会导致边际调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内进行大额投资,随着投资量的增加,投资的调节成本也会剧增,所以分阶段调节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企业投资的最好办法是投资物品的价格加上投资的边际调整成本,等于资本的最低价格。
q理论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资产净投资,即不含折旧,是资本的基本价格qt的严格递增函数。投资量与qt正相关,而且股票和债券市场将提供评估企业资本价值和未来潜在收益的直接依据,否则很难想出其他客观评价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价值的方法,尤其是潜在的未来收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义的qt被称为“平均q”,因为他定义了qt=Vt/(Ptkt),即在t时刻,企业的价值Vt除以固定资产的价值,这是研究实证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显然可以从实际数据(如金融市场数据等)观察和测试中得到。但是,q理论的q是“边际q”,也就是一个边际投资单位在当前时间内能够产生的所有未来边际收益的现值,这个变量连金融市场也难以观察和推算出来。因此,在q理论和其他相关实证研究的测试中,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据需要)替换边际q。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是探究平均q和边际q相等的条件。已有研究给出了更一般性的条件:F(kt,Lt)和C(It,kt)都是齐次线性函数,Pt、wt和D(t,s)都是外生变量,企业值Vt和kt呈线性正相关。因此,dVt/dkt=Vt/kt,或一个单位的边际的价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际q等于平均q。
在经验统计调查中,使用平均q来替换或近似边际q是非常普遍的,但测试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事实上,平均q说明投资的能力非常有限。关于这个状况的理由有很多争论。更普遍的讨论是强调平均q和边际q的区别。也就是说,上文设想的条件实际上有可能得不到满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边际q。更有力的论点是财政会受到健康的财政制约。例如,用内部资金投资要比筹集外部资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上各企业的融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平均q与警戒线q没有什么不同,即使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评价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应的投资。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q理论和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关系。第一,新古典主义中不能调整成本。也就是说,C(I,k)=0。第二,如果生产函数为y=F(k,L)=kαL1-α),0<α<1,那对k的偏导数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义投资理论是在稳定状态下确定理想资本水平的方程式,这也是q理论的一个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论
生产和投资的产业特性决定了投资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产的投资,难以转化为其他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如果不得不进行改变,原有的投资就会失去意义。不可逆投资理论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比传统的投资理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投资理论。
在传统的投资理论中,马歇尔的理论回答了两个问题:是否投资、什么时候投资。但是,由于现实和理论的差别,马歇尔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解决投资问题。马歇尔认为,如果一个产品的价格高于其长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资预期总收益的贴现价值大于投资成本,则应立即进行投资。但实际上,企业不会马上进行投资,而是保持观望和等待。我们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次性成本为k的投资来构建一个生产系统,假设一旦构建,该系统将永远维持下去。Rt表示单位当期投资收益,假定Rt为一个时间单位内从该项投资中得到的收益,计算未来预期收益时用1/(1+ρ)来表示折现率,那么在t时间内未来预期总收益的折现值为Rt/ρ。根据马歇尔的理论,一旦Rt/ρ>k,或者净利润Rt-ρk>0,就要立即开始投资,我们称ρk为马歇尔投资的触发值。因此,当Rt略高于ρk时,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价值,它将大于预期纯利润的直接投资化为时间t,因此,马歇尔的投资原则Rt-k>0不是投资者的最好选择。
为了找出投资的最优原则,我们采用随机优化的方法进行研究讨论。以一次性投资为模型建立一个投资系统,假设投资过程有三个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来收益不确定并且具有风险性、投资必须立即进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用成本k进行一次性投资,何时投资最优。用V0(R)来表示还没有投资的价值,用V1(R)来表示投资后这项投资的价值。从本期价值V0(R)出发,如果决策者继续等待,给定现期收益为R,下一期价值函数的预期折现值为E[V0(R′)|R]/(1+ρ);如果决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价值V1(R)-k=R/ρ-k,决策者只需要将这两个值进行比较即可。我们在前文已猜测,最优解应是一个高于马歇尔投资触发值的另一个触发值,即T>ρk。现期收益R>T时,决策者将开始进行投资。在R=T时,投资与等待的价值是相等的,通过条件限制和函数计算可确定T值。假定R服从一种最简单、无趋势的几何布朗运动,可以求出V0(R)。当RT,决策者将进行投资。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