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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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体系论文范文第1篇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16]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17]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18]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20]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21]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22]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3]（2）破产法；（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24]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2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27]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28]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29]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转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著：《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参见前引[16]，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

[5]参见乔新生：《法律分类，费力不讨好？》，千龙新闻网

社会·警法速递·法制争鸣，2002-1-6。

[6]参见前引[2]，刘瑞复书，《经济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页。

[7]参见《法律部门的划分》，网址：/lawpart.htm。

[8]参见洪恩在线：《法律硕士复习指南·综合课·法学基础理论辅导》，

[9]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0—432页。

[10]参见前引[4]，沈宗灵书，《法理学》，第432—433页。

[11]范健主编：《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2]参见赵中孚主编：《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13]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3页。

[14]转引自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5页。

[15]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6—17页。

[16]参见范健等主编：《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参见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11页。

[18]前引[11]，范健书，《商法》，第9页。

[19]参见前引[7]，《法律部门的划分》。

[20]参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21]参见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17—19页。

[22]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23]参见曹平：《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图书馆（网址：law－）·法律论文资料库。

[24]参见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25]前引[12]，赵中孚书，《商法总论》，第6页。

[26]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27]参见前引[23]，曹平文，《我国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经济法体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发展问题；提高方法

引言：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社会经济领域应用的范围在扩大，都促进众多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其在发展过程中对基础性的理论、方法等开展合理化运用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研究、应用的水平。对于国家有关经济主管部门来讲，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理论知识、模式等进行有效性应用可以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趋势，为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指导我国众多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数据信息参考。因此，我们针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发展面临的问题、提高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相关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学科由以往的经济学、统计学融合而组成，通过对宏观经济理论的运用，进行众多经济运行资料、信息、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形成基本的统计分析结果，加深对经济发展趋势、产业经济结构认知的水平。在具体的应用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通过专题性的统计分析工作和制度化的统计分析工作形成对宏观经济运行发展趋势的深刻判断，渐渐形成完整性的报告内容[1]。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面临的问题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第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的方法存在滞后性的问题，无法有效性、客观性的反映出宏观经济运行中深刻的问题。同时，有关方面的统计分析人员缺乏创新性思维，没有顺应经济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第二，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特征。比如：对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特点存在认知上的缺陷，使得大数据特征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无法有效构架，无法科学、客观、准确的分析、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特点、未来发展的趋势等等。第三，缺乏必要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力，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比如：众多企业出口积极性受到削弱、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等等[2]。

三、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法

（一）全面贯彻新型的理念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需要以发展性、多样性、灵活性、全面性理念为支撑，提高其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具体来讲吗，第一，需要有效性、灵活性的贯彻我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针，充分结合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性的方法规避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促进我国经济更加平稳、科学、健康的发展和进步。第二，需要应用多样化的理念，充分的协调好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各种资源、各个领域，使得它们在多样化发展的理念下更加协调，促进我国宏观经济整体性进步。第三，需要应用好宏观经济分析理论，有效性的解决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把握好其未来运行规律，进一步的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运行质量和效率[3]。

（二）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经济的发展运行是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于我国政府来讲，需要应用有效性的手段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使得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有可靠的动力。具体来讲，第一，明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发展目标，依照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的模式、方法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第二，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进行科学规划，有效性的巩固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结果，使得我国经济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平稳、安全、科学、健康发展。第三，进行投融资体制的创新。投融资体制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社会中各个企业资本的质量和安全性。因此，我国需要加快革新投融资体制，建立起必要的风险投资基金。第四，我国政府需要促进出口退税进程的加快，为众多出口企业的信贷提供有效保障。第五，进行国家发展资金的统筹，对重点的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性扶持，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和支持。

（三）构建大数据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式

大数据理论和技术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模型，提高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质量和水平。具体来讲，我国需要以政府信息数据发展应用为重要切入点，全面促进政府信息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使得政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中长期的科学规划，提高经济分析的水平和效率，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4]。

（四）保障社会供求基本平衡

保障社会供求基本平衡有利于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重要指标数据支持。因此，对于我国的政府来讲，需要从众多的方面着手，保持我国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具体来讲，第一，需要应用多种方式提高我国的就业率，提高我国社会保障机制的应用能力。第二，适当性的增加政府支出，提高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比例的提高、拉动内需，提高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为更好的开展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提供重要依据。第三，促进货币的流通，加大对基础性经济领域的投资。第四，降低城乡之间差距，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开展合理化的资源分配，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5]。

结论：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本文以我国政府为主要的视角，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问题为研究的重点，提出来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政府在各个方面的举措应用完善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平台的构建，对于经济运行中社会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对于众多资源进行统筹，有效性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提高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促进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李伟.探索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1：8.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3]丁宇昕.宏^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探索[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31-32.

经济法体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经济全球化

“依法治国”是我国现代化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方针，主席曾提出：“只有在法律背景下，我国现代化各项事业才能取得理想的全新的成果。”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背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小背景下，不断调整完善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对早期的经济政策作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但由于国内外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还是显现出了诸多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这些问题更加突出，成为了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1．法律残缺。经济利润是经济机构追寻的主要目标，很多领导者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经济利益上，而很少能够顾及到管理体制的制定问题。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必将造成资金非法运作，出现资金浪费、不明流失等等，这些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阻碍。

2．利益失衡。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法律管理失效的重要表现。而在企业进行利益划分的过程中，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现象，个人主义、极端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导致的利益划分严重失衡，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不利。

3．资金失调。建筑、贸易等是当前经济事业的重点项目，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项事业的资金调控并没有完全结合，综合经营模式还没有达到理想状况。若市场经济出现异常变动，则会导致经济一时无法正常协调运行。

4．观念落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很多企业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但仍然存在相当部分企业不能跟着现代市场走，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经济观念，对于企业风险、经济价值、成本预算等实用的理念尚未形成深刻的认识。

二、经济法促进经济效益增收

经济发展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收入中的重要来源，其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有着很大的影响。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制定科学的法律体系，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法”对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

1．经济效益增收。经济法律是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其发展状况受到了国家、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经济法律涉及到了各种经济行业的规章准则，管辖范围十分广泛。经济法律体系为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

2．优化体制改革。经济是一个国家长久生存的物质保证，而法律则是整个经济行业改革的重要准则。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只有在经济法律的指引下才能对内部经济实施改革调整，确保了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有助于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3．提高国际地位。除了国内积极重视经济法律体系完善外，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将经济法律建设作为日常事务的重要内容。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带动经济发律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完善法律体系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为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创造了有利条件。

4．维护经济秩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深入开展，为我国构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蓝图提供了帮助。但在现代化工程中，必须要国家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调整法律政策，这样就能为现代社会经济提供律法保证，让市场经济能在法律准则下健康发展。

三、完善经济法律体系的策略

经济立法工作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分，国家及政府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立法工作的重要性，积极利用现有的管理资源，充分发挥出经济立法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完善市场法律体系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

1．加强日常监督。在进行经济立法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制定相应的监督计划，促使经济立法走向“规范化、合理化、实际化”道路，以保证法律发挥作用积极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立法机关在制定新的法律政策时，应该做好企业调查情况，在弄清实际情况下编制法律条例。

2．运用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革新使其运用功能得到了显著的扩大，其运用领域也逐渐深入到了我国的立法工作中。在经济立法过程中合理运用信息技术能够积极法律编制的工作效率，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立法工作失误，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性。

3．转变管理策略。管理只是一种方式，而制定管理法律策略才是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立法机关应该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运营情况来及时更新经济立法策略，对于内部资金的收支实行严格的控制，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多有利条件。

4．制定法律目标。经济立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我国完善调整法律体系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科学的法律目标，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法律的价值，提高法律的管理效果，真正构建出完整的经济法律体系，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朝着理想的模式发展。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我们在制定市场经济发展策略时必须要把完善法律体系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进行。相信，只有在法律的保证下，我国经济才会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翁佳霞．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国经济法律问题．经济问题．2009．20（10）．

[2]黄子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法律改革思考．扬州大学学报（法律版）．2008．30（12）．

经济法体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经济法体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路径依赖；代工；模仿；制度

［中图分类号］TN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092-03

1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配套齐全的产业群，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台式计算机产量占世界产量50%以上。微机、彩色电视机、激光视盘机、彩色显像管、组合音响、电子元件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名列全国首位。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带动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为广东的重要支柱产业，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产值1643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32.7%，工业总产值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始占据国外重要的通信和消费类电子市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仍然存在着以下两大突出问题：

第一，结构方面：产业层次低，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加工模式占主导地位。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加工组装生产模式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过大，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严重威胁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出口减少、代工厂商倒闭的现象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另一方面，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以代工生产为主，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销售渠道，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因而总量巨大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低下，从出口代工模式(OEM)向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自主品牌制造模式(OBM)升级成为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迫切需求。

第二，技术方面：研发不足，技术发展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发展大多停留在模仿与“山寨”的低级阶段。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和产品创新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作为支撑和保障。数量众多的广东省电子信息企业多为代工企业，创新意识薄弱，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即使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华为公司，2009年研发投入也仅为20亿美元，与微软、IBM等企业的年研发投入经费60亿美元左右相比，研发投入差距仍十分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利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成因进行解析，并以此提出制度层面的改进措施。

2 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2.1 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思想

路径依赖思想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引入到制度经济学研究当中。对路径依赖理论贡献最大的是Paul A. David 和W. Brain Arthur。David(1985)在《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一文中关于QWERTY键盘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使得路径依赖的概念被正式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当中，他揭示了偶然的小事件对技术变迁的影响：最初由于打字机设计问题，不得不降低输入速度而使用QWERTY键盘，后来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仍继续使用这种键盘，而不是使用打字速度更快的键盘。Arthur(1989)从技术的相关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阐释了路径依赖的机理。Arthur的路径依赖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增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现代技术经济的发展显示了报酬递增的特性，一旦某种随机事件选择了某一路径，这种选择就可能被“锁定(lock-in)”，而不会选择其他更为合理或者先进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路径依赖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制度变迁研究当中。North(1990)认为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他认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主要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学习效应，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变迁受到制度重新建立时的建设成本制约。

2.2 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

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选择代工生产这样的模式，是广东乃至中国的资源禀赋的自然选择，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亟须从代工生产(OEM)向自主品牌制造(OBM)转型升级。由于技术能力不足以及国际销售渠道被跨国公司控制，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向自主品牌制造模式升级十分困难，价值链难以得到延伸，因而长期“锁定”于代工生产模式。于明超等(2006)指出，如果中国本土企业满足于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无法获取或掌握核心技术，在技术上易形成路径依赖。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导致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偏好于代工或贴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条件下，从事构建自主品牌且销售于国内市场的高技术能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仍然不足，首先是以代工模式为基础而增加的签约或订单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其次是模式转换成本太大，这些都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形成了长期的路径依赖。

2.3 技术模仿与“山寨”的路径依赖

从模仿到创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改进、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从掌握成熟技术生产能力，到产品设计能力，再到最终形成基础研发能力，这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阶梯。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亟须由依赖技术模仿的模式升级为依靠自主创新的新道路。当前，“山寨”现象很好地体现了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模仿中所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山寨”一词出自广东话，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其流行始于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其实，“山寨”现象早已有之，但是近几年来以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山寨”产业链迅速膨胀。这些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以低价格取胜主流产品。“山寨”现象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的真实写照。当然，“山寨”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底子薄，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和国外主流大品牌硬碰硬，那么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无法生存。可以说，“山寨”模式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最经济路径。但要实现技术赶超最终还是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以及品牌化的发展路线。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起步于模仿，但是注重研发，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超越。然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一旦选择了“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就会产生了创新的惰性。因此，技术模仿与“山寨”模式转型为自主创新需要依靠和建立良好的创新激励制度。

3 宏观制度层面的原因分析

3.1 信用体系不完善

民营经济在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我国民营经济生存发展中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账难和贷款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由于银行等信用机构的资源主要投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贷款难一直是困扰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另外，在内需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拖欠和“三角债”问题普遍存在，在外部融资难的情况下，这会严重干扰企业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而在代工模式下，以代工模式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另外在国际贸易中有信用证等贸易方式的保证，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市场。这样，虽然利润比内需市场低，但由于订单稳定并且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收回账款，总体来看，企业的选择出口的利润要大于在内需市场的利润，因此，其选择出口的动机就更为强烈。

3.2 市场竞争环境欠佳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民营企业，但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受到的条条框框束缚仍然太多，其活力没有爆发出来。民营企业所受的待遇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市场准入问题，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民营企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市场充分竞争、依赖劳动密集型要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次是融资待遇问题，由于担保体系不完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融资困难；另外人才问题也比较突出，民营企业需要人才，但没有转人事档案权，人才不能落户，社会保障问题难解决，因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缺乏问题。再次，以GDP为核心标准的官员绩效评价标准和地方政府GDP竞赛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低端制造业的角色。由于企业以出口代工对地方GDP增长拉动最快，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扶持出口代工企业，人为扭曲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制造业的角色。最后，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国内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真正形成与优化。

3.3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低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能高效运行，导致“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和“山寨”现象盛行。模仿者无须高昂的前期研发投入就获取了新产品的技术与工艺，与研发者进行低价恶性市场竞争，导致研发者无法实现创新投入的充分补偿和收回，严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4 制度层面的改进

要改变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代工模式和技术模仿的路径依赖，就必须克服“锁定(lock-in)”效应，主动偏离现有路径，从中“解锁(lock-out)”，实现“路径创造”。而这依赖于对现有制度环境进行改进。

第一，完善信用体系。首先要完善征信系统，建立全国性质的征信网络，大力发展信用中介和评级机构。其次是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加强执法，使得违约成本增加，从而达到鼓励和尊重合规守信行为的目的。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不断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光荣，侵犯知识产权可耻”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联动，建立全国性质的知识产权数据库。再次是要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

第三，优化市场环境。一方面，给予民营经济以更为平等有利的市场地位，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鼓励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政府购买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真正建立起高效运行的国内大市场。

诚然，上述制度环境的改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制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本文所分析的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有利，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加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吴涛.广东电子信息产值居全国之首三大隐忧待破解［EB/OB］.新华08网，2010-09-08

［2］于明超，刘志彪，江静.外来资本主导代工生产模式下当地企业升级困境――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内地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108-116

［3］张杰，刘志彪，张少军.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J］.世界经济，2008(10)：3-11

［4］David，Paul 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4)

［5］ Arthur，W. Brian.，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The Economic Journal，1989，9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