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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职业性别歧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做了深入研究。职业性别歧视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社会问题,社会学理论以独特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政策当仁不让地担负起其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职责。
劳动力市场同样受“供需关系”的掌控,但现行中国显然是劳动力的买方市场,雇主的价值、偏好将导致不同的市场结果。学者赵耀对雇主雇佣行为调查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坚持不选择女性,认为女性不能兼顾家庭和事业,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调查者“同意”或“很同意”这种观点。还有部分对雇主对女性未来发展的适应性、工作内容和岗位变动的应变性表示担忧。
我国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性别歧视现象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业率较低、下岗失业比重大和职业报酬差距大。虽然每年的调查结果有所变动,总体状况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职业性别歧视,社会学以独特的视角弥补了经济学纯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释力。
一、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1.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
2.个人偏见理论。该理论是由贝尔克(Becker)创立,是在“身心不悦”的基础上建立的,用贝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某个人具有歧视的偏好”,那么他就乐于以某一群体替代另一群体并为此支付某种费用。他认为,这种偏见来自雇主、雇员、顾客三个方面。(1)雇主歧视。假设一些雇主对一部分人具有主观的偏爱或对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恶情绪,而与其技能无关。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对女性雇员抱有偏见,即使女性与男性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他们也只愿雇佣男性,除非女性雇员和男性雇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到足以抵消对女性的偏见的程度,才会雇佣女性。(2)雇员歧视。这与工作职位的竞争、工作中的磨擦、人们对民族、种族、性别、年龄、健康等的认识的不同有关。例如,大多数白人对有色人种持有偏见,有些男性雇员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领导,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残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能够胜任。(3)顾客歧视。顾客有时对被服务的对象也会有偏见。如外科医生、机械工程师、司机顾客喜欢男性提供的服务;护士、导游、空中小姐,顾客喜欢女性提供的服务。
3.互动理论。斯坦福大学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释两性职业和报酬不平等的问题时提出这一理论,她认为,人们生活在互动的交往中,在求职、应聘、面试时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基于性别的显著差异,互动过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优于女性,更胜任工作的观念影响下,造成具有与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对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时,男性利用占据权威位置的机会,故意忽视或消除对他们不利的因素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难改变这种状况。评价职业报酬时,人们通常较少选择异性参照群体,更多的采用与同等任职资历的、同样性别的人相比较的方法。这种通行参照群体的选择,导致社会网络的同性化和职业性别隔离。
4.激进女权主义的自行就业观点。激进女权主义从强调私生活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女性在社会劳动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们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们提供的战略便是使女性与男性分离,鼓励女性去创建自己的产业,如商店、银行、企业、饭店、医院、书店等,以做到自行就业,免受社会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 转贴于
二、消除职业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建设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发达国家为促进女性就业实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值得借鉴,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失业保险政策、职业介绍和指导政策、公共就业工程等政策。美国(“一揽子职业中心”)、法国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就业指导。很多发达国家积极介入女性就业,财政拨款补贴公立职业介绍所,为妇女就业和企业用人提供免费服务;大力兴办公共工程,为妇女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女性自主创业,制订了明确的支持政策,这方面美国和欧盟都走在前列,取得显著成效。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我国社会需要制订《反就业歧视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来保证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实现同工同酬;当前,不少中小私营企业违反劳动合同法,不缴纳包括生育保险在内的五项保险的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劳动者,法律要制定细则予以纠正。第二,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家庭两大社会责任,女工生育保险应尽快转变为社会统筹,实现企业的成本向社会转移,由社会来承担妇女生育哺乳费用以及生育保险金。第三,应该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长期失业和下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级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积极帮助她们寻找就业机会,开展再就业服务,把保障和服务结合起来。第四,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对象应包括各种类型的女性从业人员,使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能够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条保障线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业女性的贫困状态能够得到缓解直至消除。
参考文献
[1]赵耀.中国劳动力市场雇佣歧视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77.
[2]苏艳明,曾春媛.我国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现状及原因分析[J].当代经济,2006,(3上).
关键词:农村;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网络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术界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开创了对妇女贫困的系统化研究。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所形成的《行动纲领》指出:当今世界上 10 亿多人生活在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型期国家,妇女贫穷人数日增现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短期后果。此外,造成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等机会有限以及其他不稳定的因素。[1]
一、农村女性贫困现状
所谓贫困就是由于制度、资源、环境、生理等因素所引起的个人或家庭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不能满足,以及由此而滋生出的人文方面的贫困,中国农村妇女贫困也基于这两个方面。
物质贫困。从收入方面来看,收入的增长取决于所从事的非农职业。资料显示,中国农村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所占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村女性的工资水平远低于男性工人。此外社会保障方面也存在严重的性别差异。在中国农村仅有1/3的孕妇接受了四次专业人员的照顾和检查,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中女婴死亡人数占绝大多数[2]。
人文贫困方面:首先是文化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文盲发生率高,辍学率高,文化权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农村妇女的发展能力。其次是知识贫困,农村80%的是留守妇女,地域、生产条件、科技等限制,使她们缺少获取知识、交流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和男性相比她们更容易陷入贫困。政治权利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妇女参政机会少,缺少话语权。
二、社会支持概念的界定
有关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理论的界定主要有四种取向:一是功能取向;二是结构取向;三是主观评价取向;四是互动取向。
在国内,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可表述为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 [3]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4]
三、农村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网络分析
1、以救济为主要方式的制度支持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为贫困家庭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总体而言,目前社会保障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极为贫困的农村女性并未以其个人名义获得救助的机会。
调查资料显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的过程中,有些真正困难的家庭没有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救助。被访女性说:"规定是定了,但是村里乡里还不是一样,谁有面子谁有门路就能办低保。有时候有救济下来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听领到的人才说。我们也交过低保申请,可是至今没批下来。该给的不给,不该给的却给了。
2、以亲缘为中心的社会支持
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强调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男系血缘决定亲疏的特点。但当前家庭的亲缘网络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姻亲关系进入了差序格局,家庭网络也向双系并重过渡。甚至有倚重女系亲属的迹象。
访谈资料显示:在现实生活中,从男女性亲属双方提供的支持类型看,没有大的不同,既包括工具性支持也包括情感性支持。实际上,贫困家庭在寻求亲缘支持时,更多依赖的是资源的可得性,而不是亲缘关系的远近。
中国人最信任的对象是家人,其次是熟人,最后才是生人;(2)中国人最愿意交往、依靠的人是家人和亲属。[5]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亲属强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家庭支持最主要的社会资本,而当公共领域的正式制度支持出现匮乏和不平等时,私人领域的非正式支持在贫困的应对中就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
5 位农村贫困女性访谈的结果显示,她们或多或少得到过不同网络资源的社会支持,包括主动求助、被动接受。值得重视的一点是,贫困对亲缘支持的损伤很大。家庭越贫困,获得亲缘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其亲属的资源较匮乏。被访女性说:"谁也帮不上我。丈夫这边公婆都年迈,兄弟关系很一般,不愿意帮忙啊。我娘家这边儿兄弟姐妹虽多,可是过的都一般,有的身体还有病,也只能是各顾各了。我们家是谁都考不上啊,谁都帮不上我们。"
另一方面是贫困女性自身缺乏社交资源。这也是农村现实状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农村的社交活动和资源本来就少,大部分女性背着贫穷的担子无心参加少有的社交。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是导致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的根源,女性的时间被规范在家庭内部。繁重的家务劳动几乎挤占了贫困女性的所有时间,使她们没有时间和亲戚朋友聚会、交流。
被访女性说:"在村里有什么集体活动啊,无非就是大伙坐在一起聊聊天,偶尔打打牌,可我哪有那闲心啊,家里外边活一堆,你不做没人替,就连娘家也只能是过年时回去看看。去也不能空着手啊,娘家人又多。唉,还不是因为穷受的罪吗?"
总之,对于农村贫困女性来说,由于经济拮据,她们没有机会和时间发展人际关系,导致资本欠缺,进而导致在社会支持方面,她们可利用的资源匮乏。
四、建议
重视贫困对女性的影响,认识到解决女性贫困问题对中国减贫的重要性,从贫困女性自身需求出发,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有以下几点建议。
1、增强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建议,切实考虑贫困女性的实际需求
作为制度支持一种的妇联是能够传达女性愿望的最直接的机制,注重专职妇联干部的配备和培养,解决贫困女性问题的同时,向农村贫困女性传授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自身脱贫能力。强调和重视不同贫困妇女的经验、认识和观点,倾听贫困妇女声音。
2、加强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支持
随着社会分化和整合的程度不断提高,各种组织和团体的作用也日益增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也越来越明显,农村贫困女性处于一种弱关系,因此,更需要这类组织,带动、提高基层组织的办事效率,给予基层组织在知识和技能上的指导,发挥基层组织在解决贫困女性的作用。
3、进一步构建亲戚邻里的支持
亲属和邻居是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网的主要提供者。亲属主要为贫困女性提供情感支持和金钱支持,邻居主要为她们提供物品支持、生产支持。所以仍要以亲密关系为中心为贫困女性建立支持网络。
参考文献:
[1]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丛书编委会.95 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论文选[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56.
[2]世界银行.中国国别社会性别报告[R].2002:26-34.
[3]李敏.资源视角:贫困女性社会支持的实证研究[J].长白学刊,2010,(3).
[4]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 [J].天津社会科学,1998,(1).
一研究背景
从教育现状看,女大学生数量在不断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据《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报告,1995~2004 年, 全国普通高校的女生比例由35.4% 升至45.7%,提高了10.3 个百分点,女硕士、女博士生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比1995 年分别提高了13.6%和15.9%[1]。进入2014 年,全国各地高校女生增多甚至超过半数的形态已非常明朗。如广东省统计局的《2013 年广东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继续提高,高校女生比例连续4 年超过男生[2]。对此,学术研究又相应呈现怎样的态势呢?
二研究现状及局限
笔者在知网CNKI 数据库上,以“高校”“女生”为主题,不限年份对核心期刊进行搜索,一共有146 篇论文。其中,2000年以前(包括2000 年)34 篇,2000 年后直至2014 年11 月共112 篇。
若对这些论文按照研究内容进行划分,具体为:教学(以体育为主)88 篇;卫生知识21 篇;生育与婚恋7 篇;外形6 篇;就业5 篇;健康4 篇;心理4 篇;性别4 篇;其他7 篇(其中阅读2 篇、女大学生增多1 篇、宿舍管理1 篇、专业取向1 篇、人格1 篇、教育管理1 篇、女生贫困群体研究1 篇)。
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高校女生的研究,教学方面(主要是体育教学)的研究居多,占总额的60.27%;其次为对高校女生所需具备的卫生知识的探讨,占已有研究论文的14.38%。
其余占比较小。
从具体内容看,体育教学方面的论文虽多,但均是具体技术层面、操作的探讨,未能提出具有规律性、宏观性的认识或观点,在此不一一阐述。对高校女生卫生知识的研究,也多为高校女生健康教育细节的探讨,系统性的阐述不多,仅张艳提出高校医疗保健机构应有目的地为未婚高校女生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建立妊娠患者的心理评估及心理教育体系[3]。
国内高校女生生育和婚恋观念的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
前者视角较创新,如刘兵等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发现高校女生生育观念总体趋于理性,其“二孩生育观”倾向明显,生育孩子的性别偏好差异不明显,理想生育年龄多数倾向在25~29 岁之间,生育动机中满足自我情感需要等因素比重增大,也发现学校在生育知识教育方面力度不够等问题[4]。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积极影响的一面。后者则在观点、认识上一针见血且较贴合实际、全面。如苗翠环提出针对高校中道德责任逐渐弱化、功利性越来越强的趋势,应对高校女生采取相应的德育措施,对其进行性道德教育,社会性别教育,爱情观、价值观教育[5]。邓云则认为目前在校大学女生普遍存在着为恋爱而恋爱的非理性心态,要从人文视角来关注,也有赖于整个社会意识的人文化和现代化[6]。
高校女生群体的就业问题在性别观的背景下因与文化传统及“弱势”这个字眼联系而显得日益敏感。吴琼通过分析高校女生就业困境,进一步对女生就业困境进行归因,最后从培养健康就业心理等七个方面提出解决高校女生就业困境的对策[7]。童路明则从女性主义和性别视角来观照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认为可以从社会文化、法制体系建设及推进女性创业等方面入手改进[8]。李海波关注到了以部分高校女生、贫困生、农村学生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就业上体现出“优势效应”,认为通过加大宣传这一现象,是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各类毕业生更好地实现就业的理性选择[9]。
在对高校女生性别的相关探讨上,李敏智的成果比较系统化和集中。他不仅分析了开展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意义,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开展过程中公共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等有争议之处作出回应和分析[10];同时立足社会性别和参与式发展等理论,以性别平等为核心,剖析了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的相关内容和有效策略,以期促进性别平等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帮助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达到强化女性主体地位的目的[11]。李菲,李保强则认为,应当通过开设社会性别教育系列课程,鼓励女大学生对性别行为进行自我纠偏,调适不平衡性别氛围对自身的不良影响等解决女大学生“中性化”问题[12]。
其余研究,如女生对形体的关注、生理和心理健康、宿舍管理、专业取向、女生管理等,均有一个共性:在视野和认识上均能由点及面,而非就“点”而论“点”。但它们或缺乏可代表之作,或作品总数太少,成果单一而分散。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学者对国内高校女生群体的探讨呈现相对集中、局部分散的态势,已有的成果与当前这一群体不断扩大的形势不相吻合、无法匹配,无论从研究成果数量看,抑或探讨层次、程度、创新上,都仍有太大的空间可挖。众所周知,认识的缺失、不到位将直接作用于行为及选择的失当及理性的缺乏,这对高校女生群体自身如何更好完善自我以及高校如何培养好这一群体以实现持久良性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反观之,这也正是学术的意义所在。但目前围绕高校女生群体的这种学术困境的形成,要归咎于何处、问责于何方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未能客观看待高校女生群体数量剧增的这一事实、对女性群体乃至高校女生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等。但究其根本,乃是源于研究者性别观的偏差。对高校女生这个群体的研究者,多为高校教师。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学术困境又主要缘于一部分教师仍旧在性别认识上复制着传统观念,如贤惠、勤俭、温柔仍是其判断女性的重要标准;女生“读书无用”,应更多侧重家庭等。这种复制可通过时下一些现象进行反观。如一说到网购消费,人们直觉便认为女生花费应会多于男生,因女生在妆扮仪表上更为侧重,但数据调查显示,高校男生的网购消费却要大于女生。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性别观念的延续和惯性会直接造成研究者对女生群体重要性的认识偏颇,从而不能客观地、与时俱进地看待女大学生这一群体及其相关现象,进而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研究的局限。
要知道,教源性的性别平等是女生教育工作的关键。教育既可能是减少或消除社会不平等的途径,也可能反而会成为增加或放大社会不平等的因素,或者是可能是在减少与消除某些社会不平等的同时,又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13]。教源性的平等与否就首先决定了女大学生教育是否健康并持续地良性发展。我们一些国内大学就存在有教源性不平等的现象。如一些高校团委通过对女生活动的审批和经费控制以及对女生部成员每学期末的评价等消极影响女生部的性别观[14]。
要想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女生群体研究相比日益增加的数量上的“侏儒”局面,就要从根本上纠正研究者的性别观,真正顺应社会性别观与高校教育的日益容纳、融合,以新的开放姿态对待这一群体,从更高更广的视野投入到高校女生群体的研究中来。
三研究趋向及超越
据妇女绿皮书《2008~2012 年: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高校女生研究者必须顺应这一形势及走向,认识到以下几点,才能实现高校女生群体研究上的超越。
首先,研究者的性别观要更具开放性与兼容性。从历史发展态势来看,社会性别观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呈现出的是一种相互渗透以至慢慢容纳、融合的关系。承载高等教育的大学便是性别新思想、新学说传播、反思、拓展的重要据点。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高校原有的阻隔功能逐渐减弱,学校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断交叉重叠,高校受社会性别观的影响将日益明显。而社会性别观念经由高校吸收、融合后,通过学校形象、改革举措以及个体言行等,将会转换吐纳出更新、更成熟的理念并为社会所接受,从而对社会性别观产生反发酵影响。随着价值观逐渐多元,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性别观与传统性别观的对垒日益分明,传统观念的延续和惯性、新观念的冲击,无疑会史无前例地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但这种复杂性和综合性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研究者们还是可以在开放兼容的基础上选取一个中立点。
其次,要对教源性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教源性的性别平等,是开展高校女生群体研究的基础。教师在对待性别问题上是否平等而公正、对人类性别观的发展历程和趋势是否有深刻了解及预测、在对女大学生持续教育的重要性是否认可等,就决定了其研究立场是否公正、是否能如实接触到客观的女大学生现状、视角和观点是否正确。只有做到客观认识、平等对待,才能认识到性别教育中的“同”与“不同”,重视女大学生个性化的利益诉求与角色期待并赋予其话语权,进而形成相关问题上一些正确的规律性认识。
参考文献
[1]《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发表[N].人民日报,2005-08-25(10).
[2]马汉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广东高校女生比例连续4年超男生[N].羊城晚报,2014-11-28.
[3]张艳.某市3196 名未婚高校女生生殖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学校卫生,2007(2):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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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海波.加强宣传“弱势群体”的就业“优势”效应———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新视角[J].中国报业,2012(12):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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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敏智.寻求平等:高校女生社会性别教育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48-51.
[12]李菲,李保强.高校女大学生“中性化”问题探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105-107.
【关键词】性观念;两性差异;性别角色;社会建构
当提到关于“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这个问题时,大家很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即“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变得更加地多元和开放了。”事实确实如此,当代大学生对婚前和婚外的容忍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唐璐嘉的研究提出“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认为若是由于感情疏离,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出轨则情有可原。”这是对当代大学生性观念、性态度的最好注释,同时也符合我们从大众传媒获得的信息和日常生活中的观感。但是该项研究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没有性经历的大学生多对出轨持否定态度,其中女生居多。”“对同居持否定态度的多为女生。”“大学生对男生发生出轨更加宽容和认可。”这些态度不约而同地反映出在大学生群体当中,男性的性观念更加开放,女性则更加谨慎、保守,同时大学生群体对男性的更加包容。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结论,也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来。
自古以来,观念就是传统两性道德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而婚外的发生率也是衡量婚姻忠诚度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我们能感受到社会对男女两个不同的性别群体适用了不同的标准,这个双重标准正在我们的社会中大行其道。生活中遍布着这样的例子:很多男士会要求自己娶进门的妻子是处女,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女士要求结婚的伴侣是的情况。如果女性不是处女,在婚姻中的负罪感、内疚感会比在结婚时已经是非身份的男士要高出许多。这种男士的“泛处女主义情结”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表现。在婚姻生活当中,如果女性发生出轨,一般来说,丈夫都倾向于对此持零容忍态度,要求离婚;如果男性发生出轨,妻子多会因为各种原因考虑和利益权衡而选择原谅丈夫,甚至有时会对该非道德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挽救婚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
男性和女性被社会适用不同的标准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们对性开放观念的不同态度似乎也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但是这种跟性别相关而显示出来的差异并非是天然形成的,它并不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结构差异造成的。因为从封建社会时期人们保守、传统的性观念到现在开放、多元的性态度的剧烈变化显然不是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间人类进化引起的细微的生理结构变异就能解释的,只有与性观念改变近乎同步的急剧的社会变迁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性别并不是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造成的,性的本质不是天赋的、自然的、固有的,他是一种会随着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的变迁而改变的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
性不是独立于外部条件的观念,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人的性状态是有意识自由选择的结果。无论是性身份认同还是都是社会和历史力量的产物。”它显示了人类社会自身的丰富性、包容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也表明人类的性观念受到社会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是被文化所锻造、形塑的,性观念同任何思想、理论一样,都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性观念的差异只能从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和形成的过程。
毋庸置疑,我们的社会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由男性占据着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我们把这种男性把持着各个重要领域的权力的社会称为男权社会。在男性中心统治的社会中,男性被赋予绝对的权威。大众媒体当中地位崇高、收入颇丰的工作职位比如律师、外科医生、政府官员等都由男性占据。而与女性有关的气质和旨趣都遭到了普遍的忽视和贬低。女性的温柔被视为怯懦的表现,关注细节被认为是小心眼。甚至如果男性群体中的部分成员呈现出一些女性的典型特征,也会遭遇到整个社会群体的贬抑和嘲讽。比如刻薄地称呼声音轻柔的男性为“娘娘腔”。而如果一个女性具有不拘小节,沉稳冷静等典型的男性特征,她虽然会被称呼为“纯爷们儿”,但是受到的非难要远远少于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男性。中性气质的女性“李宇春”受到了大量粉丝的追捧,而阴柔气质的伪娘“刘著”则遭到了不计其数的谩骂和攻击,这种鲜明的对比就是最好的证明。
男性被视为天生的统治者,理所当然就应该拥有天赋的特权。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都会发现男性确实拥有特权,在与女性竞争中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比如在就业时女性遭遇的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的社会排斥政策,使男性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共领域崭露头角,而女性被规劝回归家庭,留在私人领域发挥作用。在涉及性领域时,男性自然也不会拱手让出属于自己的优势地位。由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导致男性认为他们应该是主动攻击的一方,女性只能选择被动承受,女性的身体是没有话语权的。男性作为统治者,女性作为服从者,构成了等级分明、秩序良好的权威结构。男性通过体力更好、进攻性更强等生理优势迫使女性接受本群体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对女性的隐形的暴力。
不仅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会制定各种政策、制度来巩固本群体的优势地位,维护本群体的既得利益,男性主导的人类群体不断制造的各种显示男权意味的文化要素,以这些文化要素为代表的客观文化形成与男权社会性质呼应的合力加深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合理化。社会文化以性别为依据进行划分,男性居于第一性、女性居于第二性的地位等级秩序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了社会的有序运转。由于利益一致,男性群体和整个社会文化合谋,不断地赋予现有制度、规范以合法性。社会文化建构了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标准和评价,为两性制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同时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不断模仿、学习与自身生物性别相对应的一套规范,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在性观念和上,女性不断被教导和灌输,本群体应该是保守的,含蓄的、传统的,只有男性才应该而且被允许主动、开放的姿态。这种性别文化差异的主观认同已经成功内化在文化的深层结构当中,是潜在的、无形的,却发挥着实在的约束和规范力量。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积淀作为其强大的后盾,使性别角色观念被不断发酵、强化。性别差异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的和本质化的,是因为忽略了性别制度的背景,无法完整清晰地揭示出隐藏在背后的性别权力差异结构。
女人的社会属性是由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也就不可避免是强制性的,但是也有女性自动的选择与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作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文化现象,拥有着不可估量的强大生命力,直至内化为女性群体对自身自觉的性别角色期待。在性领域中,女性自发地将自己包装成弱者的形象,对男性的越轨行为给与更大限度的包容,而对本群体则秉持更高的道德标准。一次出轨当中,包括女性在内的社会群体会以一种轻佻的道德姿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遥远地责难其他女性。甚至有些时候,女性群体首当其冲站出来进行道德问责,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自己是遵守主流规范的,将自己与越轨的女性群体区别开来。女性自觉地自我审视与相互检查,它导致了女性的分裂,削弱了他们原本作为集合体的力量。女性自身对不公平的“第二性”的边缘地位的默认表示他们主动或者被动的认同,这只能进一步加深女性的从属地位,为男性的优势地位的存在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解释。
男女两性的性观念都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变化始终存在着差异。这是性别角色定位的不一致所引起的,它是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积淀、社会实践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改变当前不合理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仅需要建立性别平等的制度设计来加以改进性别权力关系,女性对本群体正确的自我评价以及对女性身份的重新定义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 韩凤仪.当代女大学生婚恋观调查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2] 诸俊.当代大学生婚恋观的调查研究[D].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
[3] 苏红.大学生婚恋观结构、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
一次去一个幼儿园大班观摩游戏,主题是游戏材料与游戏的开展,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关于“头巾”的细节。
在一个“餐馆”的区角游戏中,笔者注意到了老师为服务员准备的是可戴在头上的挺鲜艳的花头巾,为厨师准备的是白帽子。当三个幼儿(一女两男)走进这个区角后,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三个人都拿起厨师帽戴在了头上。三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想起了什么。一个男孩说:“没服务员呢!”女孩没说话,两个男孩一起叫女孩:“你去当服务员!我们戴那个花头巾又不好看!”女孩嘟嘟嘴,也只好去了。
看到这个场景,笔者比较深刻的体会到了游戏材料对幼儿游戏开展的影响,更吃惊于5~6岁的幼儿对性别差异、社会性别角色的初步理解。这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深思。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幼儿社会经验的限制(到外面餐馆吃饭看到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是女性),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我们传统性别教育的影响。
当人一出生,就有了生理性别(sex)上的差异,与此同时,人们又赋予了他们社会性别(gender)上的不同期望。世界被鲜明的分为男性和女性。人们毫不动摇的坚信这一信念,并为维护这一区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从家庭、幼儿园到整个社会大环境,幼儿无时无刻不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熏陶。孩子从出生以后,他或她就被期望拥有特定的行为模式:男孩是吵吵闹闹,不守规矩,喜欢捣乱的小淘气,他们穿素色衣服,打扮应该像个男子汉;女孩温柔可爱,顺从听话,她们可穿五彩缤纷的衣服,打扮应该像小公主。他们的社会角色及其身份早已为他们自身永恒的特征——“性别”所决定好了。男孩子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善于思考问题,时常动脑筋,勇于创新,擅长推理,有领导能力,适合搞科研,当科学家,当管理者;而女孩情感丰富,多愁善感,逻辑思维能力差,不爱动脑筋,但做事细心谨慎,因此适合服务性行业,适合留在家里,应当做家务。
一直以来,我们都抱着“性别适合”、“定型的性别角色”这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将其渗入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在这种教育下,儿童在幼儿时期就形成了他们初步的性别意识,这对他们以后性别角色的定位以及对社会角色的理解等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现在常常听到“妇女回家去,给男人让出位置”这话,女大学生找工作难等现象,这些问题其实早在女孩的童年就存在了。因为当孩子一出生,社会对男孩女孩提出不同期待时,这种不公平就开始了。并随着旧的传统的性别教育的渗入而加强。当男孩女孩长大时,社会的要求已经内化为自我要求,再呼吁女性可以有能力和男性工作一样好,已经晚了。我们在上述游戏中看到的情景,就已经被烙上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印子。
但是,男女之间某些天生的差异与优秀的男性和优秀的女性之间的差别及对其社会品质的不同期待有必然的联系吗?没有人能肯定这个事实。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走出了家门,从事于各行各业,甚至有许多的女性开始从事人们传统性别观念中只有男性才能做好的事。用传统的性别观念将男女分成的两个孤立的性别团体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中开始频繁交集,而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像两条平行线,永远分开,没有交点。而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激发学生学习动力,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和大胆想象,让各种爱好和兴趣处于活跃状态。但是,我们传统的性别期待限制了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限制了个人广泛丰富的经验的获得。比如上面提到的区角游戏,男孩认为服务员应当是女孩当的,他们就不能获得当服务员角色的经验体验,而女孩也就很少有机会体验当厨师的滋味了。这不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
让人担忧的是,当前幼儿园从课本教材、童话故事、幼儿读物、游戏材料等等方面无不渗透着刻板化、固定化的传统性别文化。同时,我们的保教人员也在通过幼儿园的各种活动隐性地向幼儿传递着她们守旧的传统性别观念。这对现代社会下的幼儿的培养和发展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幼儿园怎样进行合理的适宜的性别教育呢?
一、转变传统的性别观念,给幼儿提供宽容的发展空间
在审视传统的性别观念时,我们并不否定男女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在生理上。然而,将男女性别角色固定化和定型化却是不合理的。不应该抱定成见认为他或她应当怎么样,而应转变观念,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充分挖掘他们各自的特长,给男女幼儿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让他们充分、自由、全面的发展,让他们都能最大限度的获得丰富多彩的经验体验。
男性和女性都不再被划定在各自狭窄的发展空间中。我们的幼儿园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保教人员更应该从幼儿心理差异出发鼓励男孩子细心,动静结合;鼓励女孩子勇敢坚强,多做探索。鼓励孩子们都能尽量多的做不同的尝试,获得多种社会角色体验,增进对人、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这样,男性和女性均能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中,让个体的思想之花自由绽放。
二、慎选幼儿教材和幼儿读物
教材从来都被社会看作为权威的正面的文化资源,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当然,“不仅是教材,还有其他性别文化来源,如父母教导,学校教育,大众媒体,同龄群体等都影响着儿童对性别的认知”。①但在幼儿园,相对幼儿来说,教师使用的教材和幼儿翻阅的读物,应该是幼儿在幼儿园性别认知的最主要来源。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史静寰教授主持的“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和成人扫盲教材的性别分析”课题的第二阶段研究成果表明,在幼儿园现行的教材中,表现出来的男性和女性的优缺点,已经被渗入了传统的性别观念。如男性优点多表现为聪明能干,诚实勇敢,有责任心,独立性强等;女性多表现为勤劳,温顺,心地善良,听话等;男性缺点多表现为不遵守纪律,调皮,霸道,贪玩,马虎,吵闹,玩危险游戏等,女性缺点多表现为贪心,凶狠,爱哭,软弱,需要保护等,性别沟壑开始出现。“在幼儿读物中,他或她阅读的是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男孩和女孩主人公都需要面对一些考验,克服一些困难。但对女孩常常是家务劳动的考验,对男孩则是要闯世界,要拯救别人。童话中与孩子相伴的永远是母亲(如《小蝌蚪找妈妈》、《小红帽》、《小兔子乖乖》等),需要被勇敢执着的男性拯救的永远是柔弱的女孩(如《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等)。”②在对男孩、女孩的特征、能力、责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角色期待。因此,我们在选教材,幼儿读物时,就更应该小心谨慎,通过教师的“师释文化”的教育过程来挑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孩和女孩的精神束缚,建立平衡的多元的男女性别形象。尽量使教材和幼儿读物反映出来的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职业要多样化,而非某一性别职业单一化和固定化,比如母亲也有当警察的,当科学家的;反映出来的角色的精神品质丰富化,比如父亲也常做家务,细心的照顾幼儿,母亲也经常看报,关心国家大事,遇事镇定等等。
三、精心设计幼儿游戏,注意游戏材料的投放
幼儿游戏的设计在教师的不经意中,其实已经隐含了我们幼儿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对幼儿的性别认识起着强化的作用。比如每一个幼儿园都在玩的“娃娃家”里,幼儿开始模仿传统的性别角色。一般都是女孩当“妈妈”,男孩当“爸爸”。“妈妈”是要在家里煮饭带孩子整理屋子的,如果“妈妈”不做家务,跑出去玩,就会被认为失职。而“爸爸”是要出去工作的,回家就是吃饭,休息。这无形中就将“女性的职责是在家里”等观念沁入幼儿的心里了。而笔者在思考,我们的教师在设计此游戏时是否能保持一定的性别敏感意识,根据现实情况稍稍做一些改动呢?比如,“爸爸”“妈妈”都可以出去上班,孩子可请“保姆”带,也可请“爷爷”“奶奶”帮忙照看。“爸爸”有空时也要帮忙带孩子,做家务,“妈妈”也可以出去办事。再或者,当幼儿玩娃娃家比较熟后,教师可否根据观察,建议男女幼儿互换角色,女孩尝试一下“爸爸”角色,男孩尝试一下“妈妈”角色呢?这样也许更有利于幼儿获得丰富的角色体验,扩大狭隘的性别认识。超级秘书网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游戏中游戏材料的投放。就如文章开始提及的关于“餐馆”的区角游戏,若“服务员”的标志不是这么性别化,不是做成戴在头上的鲜艳的花头巾,而是做成比较中性的挂在胸前的标志牌或其他什么的,发生在这个游戏中的情景会减少。至少,它不会给幼儿游戏带来性别意识上的潜意识的影响和强化。所以我们在设计和投放幼儿游戏材料时要注意到是否会加强幼儿的性别意识分化和性别角色刻板化。
四、加强家园联合,共同促进幼儿性别认知的健康发展
勿庸置疑,家庭中的性别教育对幼儿性别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一方面来说,也许更甚于幼儿园的性别教育。要对幼儿进行良好的性别教育,我们就必须使家园联合,实施共同一致的幼儿性别教育。在转变幼儿园工作者的传统的性别观念的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与家长的沟通交流工作,尽量使家长也能转变旧的性别观念,明白幼儿在早期受到良好健康宽松的性别教育的重要意义。在家庭里父母以自身为榜样,从观念到实际行动上都能给幼儿性别认知的建立和发展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及尝试不同性别角色的机会,使幼儿性别认知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优势发展。如果家庭性别教育和幼儿园的性别教育不一致就很难使幼儿建立起良好健康的性别认知,甚至会给幼儿性别认知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困惑和阻碍。当然,要真正作好家园一致的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实际困难。首先,要使家长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绝非一日之功,特别是相对与年龄较大的爷爷奶奶就更是如此。其次,从观念转变到表现在实际行动中还要有一定的过渡期;还有就是现代的大量传媒如电视,家庭亲子读物等等无一不在向着家长渗透和强化着社会的传统性别观念。
事实上,在不经意中,我们的男孩女孩就开始了他们的社会化。当幼儿说自己的爸爸在家里做家务窝囊,没有当老板,挣不着钱,不伟大时,传统性别观念已渗入了刚刚开始人生的五、六岁的孩子的脑子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担忧。幼儿需要新的性别教育,为此做出研究和探索已是刻不容缓。对于传统的性别文化,必须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挑战。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文化、教育与性别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