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一）大数据增值价值巨大，商业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可估量，终极价值在于助力社会进步与升级。美国奥巴马政府将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是对其价值最生动的再现。大数据虽然价值密度低，但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整合和分析并使用，可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面向大数据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已不断涌现，大数据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引擎，正在“吞噬”和重构传统组织架构，必将引发政府、公共事业、制造业、流通等领域全方位变革。特别是人机“生命共同体”快速进化，大数据将为人类的生活创造前所未有的可量化的维度，成为当代文明建设的助力器，让社会得以革新与升级，最终改变未来。

（二）大数据横空出世，源于个人全球化、记忆数字化、社会网络资本化的全力驱动，是IT业发展演进的历史使然。大数据不是突然产生的，是IT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大数据浪潮主要源于三大驱动力推动。一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及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网络乃至“个人”全球化，为大数据提供了广泛的数据来源。二是数据开放运动和数据民主化，实现了数据的分布式共享和全球性覆盖，云计算等廉价、高效的存储提取方式，让数据成为“共享的社会记忆”，客观上开启了大数据时代大门。三是挖掘复杂社会网络资本价值，加速了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构成了大数据的经济驱动力。全球化、数字化和社会网络资本化齐力推动了大数据大发展。

二、大数据：国家审计改革发展新动力

正在发生和演变的趋势表明，大数据时代无论对于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是一次革命，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重大的转型机遇和飞跃的契机。国家审计无疑也是如此。1.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新实践，必将推进国家审计理论与时创新。当前，人工智能、社交网站、RFID、语义网、云计算等技术或理念风驰电掣一般闯入我们的工作生活，数据开放、软件开源、普适计算、智慧地球等新思想令人眼花缭乱，新的技术和观念层出不穷。在信息技术环境下，丰富多彩的经济社会实践，通过信息交换、权能传递和功效联动等方式，将先进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网络时空观、数据挖掘、系统集成以及多媒体等多种学科理论和技术思想深层次地植根于审计理论，刺激审计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同时，国外一些先进管理理念，如企业再造工程、虚拟组织、穆尔法则(Mooreslaw)、基尔德法则(Gilderslaw)和麦特卡夫法则(Metcalfeslaw)等，与传统审计理论进行分化、碰撞、对接与融合，必将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审计理论不断繁衍与创新，审计理论将呈现多样性、交融性和虚拟性。2.审计客体内涵和外延的扩张，必将呼唤国家审计权力边界顺势突围。近年来，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中，计算机、数据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运用，实物流、资金流表现向无纸化、数字化和信息流的转变，业务处理和财务管理逐步实现自动化和网络化，国家审计的审计内容、审计对象、审计资料、审计证据线索等都呈现出普遍电子化、数字化的特点。从而摆脱了传统帐套、传统财务信息、纸质的业务轨迹，从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的经营管理活动，会计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扩展到电子数据、系统内部控制和信息系统自身；从财务数据延伸到业务数据；从内部数据关联到外部数据，审计客体外延和内涵的扩张，突破了以财政财务收支、纸质载体为主的审计权限范围。必然要求法律赋予审计部门数据采集、技术侦查、行政强制、诉讼等更多权力，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高科技舞弊，确保审计职能的充分发挥。3.新型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必将推动国家审计作业流程优化再造。联机分析、数据挖掘、WEB2.0互联网审计、云技术等大数据技术普遍运用，将所有的审计内容、审计技术、审计方法纳入大数据审计之中。传统的现场审计作业流程必将改造优化为：了解调查，获取信息；采集数据，整理数据；进行数据转换、清理和验证；创建审计中间表；进行数据分析，找出审计重点；构建审计分析模型，分析数据；延伸落实，审计取证。数据分析成为审计作业的核心。信息技术还可以优化审计项目管理，如利用信息技术为审计项目管理内置一个标准的、符合质量要求的审计作业流程，用以规范审计人员的审计作业行为，使不同背景、不同水平的审计人员能够执行相同的审计动作。通过虚拟组织形态和数据集成智能化管理，实行远程控制审计项目，包括审计方案的控制、分工控制和授权控制，为质量控制和风险预防搭建一个良好的、高效的管控平台。4.国家审计供需矛盾更为激烈，必将要求国家审计主体能力自我革命。审计作为综合性经济监督部门，覆盖领域之广，涉及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多，所产生和集聚的数据规模不可谓不大。大数据价值的发现和挖掘，必定给审计创造了更多需求，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对审计供给能力提出了新挑战。而决定审计供给能力的关隘就是国家审计主体能力。大数据时代，IT审计师将主导国家审计舞台。而目前，大部分审计人员主要精通财会知识，计算机知识和技能比较欠缺，知识结构还不能满足大数据技术的要求，数据分析与管理高端人才紧缺。审计人员除了要有专业的审计、会计知识外，必须精通信息技术，掌握网络、数据库、电子商务、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管理和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优化审计人员能力结构，增强审计干部信息化审计基础能力、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能力、监测指标和模型的构建和分析能力、信息系统内部控制测评能力，尤为紧迫。

三、大数据背景下国家审计发展路径

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国家文明，只有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价值、迎接好大数据面临的挑战并积极应对，才会处于不败之地。因此，国家审计应放眼未来，以大数据审计为目标，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抢占审计发展的突破点和制高点，迎接新时代挑战。

（一）加快理论创新，为大数据审计落地提供实践指南。要坚持实践上的“摸着石头过河”与理论上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加强审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在理论上对大数据审计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审计职能与任务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构筑起适应大数据时展的、可用于解释和预测多种审计现象的审计理论。加强与国家信息化咨询委员会、公安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和国家信息中心等相关部门的合作研讨，多角度、更准确地把握客观现实及政策约束；组建由学术界专家、审计研究人员和实务骨干组成的团队，承担把握前沿热点、规划审计思路等工作，为加快大数据审计实践提供操作指南。要制定大数据审计发展的长远规划，坚持把大数据审计作为国家审计发展的核心战略，从数据、制度、人才和技术等方面逐步积累基础资源，有计划、有步骤、长期不懈地坚持推进。要加大宣传，营造数据审计文化氛围，革新思想观念，树立正确数据观，建立基于全数据模式、从整体到局部的审计思维模式，用大数据时代精神武装头脑。

（二）加快制度创新，健全完善大数据审计相关法规建设。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和计算机应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对滞后于经济社会实践活动，有些甚至还是盲区，导致大数据审计的法律地位和权限虚置。要加强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等相关立法，把电子合同、电子凭证、电子证据、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和保管要求，数据认证机构的管理，电子信息与网络安全等相关问题，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固化下来，为大数据审计提供法律依据。要强化审计权威，扩大审计权限，赋予审计审查审计对象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与安全措施，利用网络和审计软件进行审计，接入、采集、存储、提炼审计对象所有数据等的权力。要坚持本土自创与模仿移植相结合，建立健全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审计标准和准则，如制定大数据审计评价准则、技术标准，数据挖掘分析指南，信息系统输入—处理—输出的符合性和实质性测试的准则，云计算以及网络审计准则等，确保大数据审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加快机制创新，积极构造政府主导、审计主推、IT企业参与的大数据审计联动机制。大数据技术在国家审计领域中的推广应用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但根据国家审计行业自身的特点，其无法自发地独自实现，必须积极构造政府主导、审计主推、IT企业参与的多点支撑联动机制，形成聚合效应。对政府而言，要积极把握大数据战略机遇，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提供高质量的网络基础设施，营造适度宽松的大数据发展环境，鼓励企业、审计部门进行大数据相关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创新，从标准、法律和意识形态层面大力引导大数据审计发展。对审计部门而言，要制定战略数据储备计划，加快与被审计单位数据实时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为大数据审计提供数据载体；要逐步建立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审计数据中心，构建审计管理、审计业务、审计方法和评价信息资源库，加快推进国家电子审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建设，实现数据大集中。对IT企业而言，要深刻洞察大数据审计的需求，提供从硬件到软件、从产品到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要专注细分领域创新，提供具有审计行业特色的大数据审计专家级方案。

（四）加快应用创新，不断研究、探索、实践大数据审计技术方法。可以预见，大数据时代，审计人员时时刻刻都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处理各种审计业务和工作。要结合审计工作实际，认真研究并积极实践A/B测试、关联规则挖掘、分类、数据聚类、众包、数据融合和集成、数据挖掘、集成学习等大数据分析技术，BigTable、商业智能、云计算、Cassandra、数据仓库、数据集市、分布式系统等大数据处理技术，以及标签云、Clustergram、历史流、空间信息流等可视化技术。要深度分析挖掘审计部门的大数据价值，从“业务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审计决策和管理智能化。通过云计算的IaaS、PaaS和SaaS三大服务模式，建立国家层面的跨行业、跨领域的审计私有云和审计大数据分析平台。要建立审计专家和信息技术专家合作的审计信息技术研发模式，加强审计大数据分析模型和软件的研究开发。建立审计信息技术评选机制，对优秀的审计技术创新进行表彰奖励。建立审计信息技术库，把现有审计信息技术分类整理录入，实现网上查询、培训和新技术添加功能，加快大数据审计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发挥古代文学育人功能，进行人文精神培养

古代文学教学与人文精神培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师，应当注意把控好古代文学的日常教学活动，通过日常的教学活动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

（一）专业知识与时代内涵结合

顾炎武说“学以致用”，这意味着任何专业课知识都需要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得上是有意义的。而现阶段的人文精神，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以及人民富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将专业知识与时代内涵结合起来，使得从古而来的人文精神能够更具时代性，能够在现有阶段的日常生活中发挥效用。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日常课程教学时，可以将现代新闻以及热点作为课程导入来进行有关课程的教学，并且在日常的知识点串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让学生通过相关文学作品，体悟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艰苦奋斗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并将其与现代生活的实际例子结合起来，让学生体悟到人文精神内涵的魅力。

（二）以学生为本进行人文素养提升

在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很多教师往往将自身当作课堂的主导进行课程教学，教学进度与教学方式往往不以学生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学生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可能无法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这种教学方法是不利于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养以及人文素养提升的。实际上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学习，其目标并不单单是希望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对相关知识进行记忆，而是希望学生能够通过相关课程学习对课程知识点的深刻含义进行挖掘，通过自身的阅读经验期待来感悟到更多的人生哲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并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课程知识的传递，它本身是生动灵活的，需要学生通过不断的思索来赋予相关文学作品新的内涵，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的理解来对自身的精神世界进行洗涤与重塑，使得自身的人文精神得到培养与提升。

二、不断提高古代文学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学生虽然是教学活动的主体，但倘若教学活动缺少了教师的引领，学生也无法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因此想要在古代文学课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人文精神培养，就需要不断完善古代文学教师的教学水平。

（一）提高教师素质，提升教学水平

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因此，教师的教学素养以及教学水平在课堂教学质量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如果一名教师的专业教学素养不达标，那么即使他能够以较为严谨的态度进行教学，也无法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名教师的专业教学素养不单单指的是他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所展现出的知识积累，还包括他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将本专业课程与时展相结合的能力。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一名合格的教师有洞悉时展趋向的能力，并且将专业知识课程与时展相结合，使得学生在进行日常课程学习的同时，其成长发育仍然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只有如此教师才能够培养出具有新时代精神品质的栋梁之材。也正因为如此，提高教师素养，提升教学水平才显得格外重要。为此，相关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定时引导教师进行业务培训。通过培训，教师应当对现阶段的时展趋势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认知，并且通过合适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切合时展的人才培养。

（二）不断深入进行专业研究

倘若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师想要有意识地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那么教师必须本身就具有良好的钻研精神与科研能力。不过，相关教师本身并不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并且无法掌握本学科较为创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无法在日常的课堂中启迪学生，引导学生进行思维训练，通过对作品的认知深化来进行人文素养提升。相比较传统时代的教学对象而言，现阶段的学生生活在信息时代，拥有得天独厚的信息储存以及接收条件。因此与以前的学生相比，现阶段的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会明显有更高的期待。他们不仅仅希望从相关课程中获得知识积累，还希望能够从相关课程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开拓视野、提升人文素养。因此倘若现阶段教师疏于进行专业课程研究，无法以广博的知识积累以及深邃地道的专业性见解来引导学生进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就无法使得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抱有一以贯之的期待，学生很可能会有明显的兴趣消退，这样一来，学生就无法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中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师而言，不断地进行专业课程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尊重学生，努力实现因材施教

在传统的高校课程设置中，打破了义务教学中一直存在的班级制，诸如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之类的教学活动，通常都需要面对较为宽泛的教学对象进行教学。这给教师实现因材施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倘若教师想要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培养，那么就务必要深入到学生的内心世界当中，了解学生现阶段的人文素养水平，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人文精神培养。为此教师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将课堂的引导权交到学生手中，在课程教学推进过程中站在引导者与观察者的站位上，通过对典型作品与典型思潮的引导思考与讨论，挖掘现今环境中学生的集体记忆与集体价值观。对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潮流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观念的集体价值观予以肯定。并借由对典型作品与典型思潮的分析，来引导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提升。当然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学生由于家庭氛围以及成长经历的殊异，在人文素养的呈现上，或许会产生极大的不同。

三、充分利用现代教育资源进行人文精神培养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因此相比较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而言，源源不断的现代教育资源能够为人文精神培养所运用。

首先，使用互联网教育资源进行人文精神培养。在信息时代，很多专业课程教育都能够在互联网平台中搜集到大量的课程教学资源。这些课程教学资源多半以较为生动的视频音频以及图片形式呈现出来，在活跃课堂教学氛围的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本身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教学内容，倘若以完全抽象的语言文字来进行引导，学生或许无法对人文精神培育产生认同感。为此相关教师可以在日常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课程中，将课本知识点与互联网中的网络教育资源结合起来，使得学生在较为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中，不自觉地接受人文精神的培育。这种培育方式能够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也能够引导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同相关人文精神培育内容。

其次，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课程内容并不是只能够通过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来进行传达。教师可以尽量使得教学活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在引导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点记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到本地有名的历史人文景观处进行游览，通过身临其境的感受来提升学生的实践经验以及审美趣味。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人文社科休闲场所，引导学生提升审美品位，感悟城市文化魅力，这也是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一种方式。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制造业，CGE模型

 

一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方式，使得世界经济竞争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和新内容，东盟①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结果，他是东亚地区为实现本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联合起来在本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的形式，这是东亚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东盟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居，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实践，努力发展与东盟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东盟国家快速发展的经济，将进一步拉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在1997年的前30年里，东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2％，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东盟各国采取积极措施，经济步入复苏。2000-2004年东盟经济整体的年均增长率恢复至5.0％，至2006年东盟GDP达到5.8％的增长率，东盟10国GDP总额已达10643.69亿美元，外贸总额14426.57亿美元，占GDP的135.5％。无论从其经济规模还是从其贸易规模来看，东盟已相当于一个经济大国。其次，东盟是一个拥有10个国家经济论文，5.67亿人口的地区组织，可以成为中国理想的销售地，也是中国最具希望的经济合作伙伴；东盟国家大量的华人华侨对中国的投资，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大量的资本，还可以为我国引进大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再次，东盟国家可以成为中国急需的资源供应地。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对于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东盟国家不仅自身拥有丰富的木材、橡胶等战略物资，而且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论文服务。中国海上石油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东盟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所以，中国小康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与东盟国家在能源方面的配合；另外，东盟国家与我国的地缘优势，有利于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推动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正在加紧推进，谈判的主要目标是在2010年以前建立起包括中国13亿人口和东盟5亿人口在内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通过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是我国经济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由于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所以本文的分析集中在制造业方面，着重分析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

二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现实基础

中国和东盟都是发展中或新兴的工业园，国际贸易是中国和东盟的长期对外策略和战略目标。国际贸易对于中国和东盟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助于双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双方进行产业竞争以增进本国贸易额的同时，产业间的互补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各自的国际竞争地位。

（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情况

从贸易总量上看，双边贸易持续稳定增长。1975年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和投资保护协定，相互给与最惠国待遇，到1988年双方贸易额年平均增长18.8％。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和东盟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以平均24.98％的增长速度稳步攀升。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仅88.64亿美元，到1997年达到226.51亿美元，比1994年翻了一番。1997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在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0亿美元，此后几年双边贸易额基本稳定在200～300亿美元之间。200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家的双边贸易大幅度攀升，全年贸易总额达32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7.41％，2002年双方贸易总额突破400亿美元，10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增长了4倍。2005年双方贸易额更是达到了1133.94亿美元，同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四大进出口国，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出口国，第三大进口国，中国和东盟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见表2）。

表1①1999－2005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情况（单位：亿美元）

 

项目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金额

增长(%)

金额

增长(%)

金额

增长(%)

1993

88.64

——

45.28

——

43.36

——

1994

110.63

24.81

53.04

17.14

57.59

32.82

1995

133.31

20.50

62.01

16.91

71.30

23.81

1996

166.92

25.21

74.74

20.53

92.18

29.28

1997

226.51

35.70

91.68

22.67

134.83

46.27

1998

204.15

-9.87

92.03

0.38

112.12

-16.84

1999

219.23

7.39

95.91

4.22

123.32

9.99

2000

323.16

47.41

141.79

47.84

181.37

47.07

2001

319.15

-1.24

145.16

2.38

173.99

-4.07

2002

427.6

33.98

195.48

51.94

232.12

33.41

2003

553.16

29.36

270.44

38.35

282.72

21.80

2004

818.58

47.98

386.47

42.90

432.11

52.84

2005

1133.94

38.52

522.58

35.22

大国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近年来，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加深，国际分工已由原来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逐渐转向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也被广泛采用。全球价值链通常用来描述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它将重点聚焦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增值环节，而这些环节又由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企业所创造。这种全球化的生产模式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当今国际分工现状。 

在全球价值链下，一国产业结构升级方式发生变化。在传统研究中，产业结构升级方式一般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逐渐转变，或者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而许南和李建军（2012）指出，在全球价值链下，由于不同价值链中既包含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也包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因此，全球价值链下产业结构升级应既包括由低梯度产业向高梯度产业转变的价值链升级，也包括由非核心价值元向核心价值元转变的价值元升级。 

在以往研究中，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的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描述阶段。而近年来，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数据的不断完善，为从实证角度准确度量和描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各国国际分工格局提供了便利。Johnson和Noguera（2012）运用GTAP数据库测算了各国总体和双边贸易中增加值贸易的比重并对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进行了分解。Koopman、Wang和Wei（2014）则基于以往文献对增加值出口的分析和测量，提出了一个分解一国出口的总框架，构建了出口总额与增加值之间的数量关系。不同于附加值贸易框架，Timmer等（2013）以价值链为研究单位，对各国各行业在不同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进行了测量，并提出了衡量一国竞争力的新指标。在国内研究中，罗长远和张军（2014）运用全球附加值贸易数据库（TiVA）五年数据对我国出口本地附加值行了测算与分解；袁志刚和饶璨（2014）运用WIOD测算了我国和国外生产服务业对我国各产业的投入变化，全面考察了国内外最终需求变化和技术变化对我国生产服务业的影响。 

相比而言，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出发，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借鉴Timmer等（2013）的研究视角以及许南和李建军（2012）对产业结构升级方式的界定，基于WIOD，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有如下不同：第一，以行业价值链为研究单位，从价值链升级和价值元升级两方面分别分析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下产业结构升级现状；第二，通过对各行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变化的分解，厘清了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对增加值变化的影响。 

二、 理论模型 

假设世界上有N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I个行业，每个行业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并定义一条价值链为一国完成一种最终产品生产所需各国投入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根据最终产品所属行业及最终生产国的不同，可以得到N×I条价值链。设A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系数矩阵；F为最终需求矩阵；Y为产出矩阵。根据投入产出表可得： 

Y=AY+F=（I-A）-1F=LF 

其中，LNI×NI为里昂惕夫逆矩阵。设FD和VA均为NI×NI维对角阵，对角线元素fdn，i和van，i分别代表世界对第n国第i个行业的最终需求和第n国第i个行业的单位产出增加值。则各国分行业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TOT=VA×L×FD 

=va1，1l11，12fd1，1 va1，1l11，12fd1，2 L va1，1l11，N1fdN，1va1，2l12，11fd1，1 va1，2l12，12fd1，2 L va1，2l12，N1fdN，1 M M L MvaN，1lN1，11fd1，1 vaN，1lN1，12fd1，2 L vaN，1lN1，N1fdN，1■ 

其中n，n′∈（1，2，…，N），i，i′∈（1，2，…，I），van，ilni，n′i′fdn′，i′为n′i′所在价值链中，第n国第i个行业的增加值。 

对不同国家相同行业进行加总，可得在i′行业价值链中，n国增加值占该价值链总增加值的比重： 

VAS_TOT_n=■ 

三、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根据WIOD中提供的投入产出表（WIOTs），以全球价值链为研究视角，从价值元和价值链两方面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讨论。WIOTs搜集了1995年～2011年各年的世界投出产出数据，每年的投入产出表都涵盖了41个经济体，其中包括4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每个经济体按照生产行为产品分类（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s by Activity）划分为35个行业，包括14个制造业部门和17个服务业部门。根据最终产品生产国和所在行业对价值链进行细分，则可得到1 435条价值链。 

1. 我国产业经济论文结构的价值元升级。当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阶段时，一国最终产品的国别属性也已经被逐渐弱化，因此，本文从行业角度出发，将不同国家的价值链按行业进行聚集，计算全球行业价值链中，中国增加值份额及变化趋势，也即从价值元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分析。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01年和2006年～2011年间呈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2005年间有所下降。2002年～2005世界需求的显著增长与我国增加值贡献的略微上升造成了这两个行业在此期间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在世界对农林牧渔业的最终消费中，有约1/6的增加值来自中国，这也反映了我国是农业大国的事实。在采矿业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11年间变化波动较大，但平均保持在3.5%左右。总体而言，我国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采矿业总需求中的增加值份额仍然较小。

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份额在1995年～2011年间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分别由1995年的4.18%、4.18%、1.17%上升到2011年的16.73%、21.22%和6.50%。在这三个行业中，我国增加值的增长率均超过世界需求的增长率，我国在这些行业最终消费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综合而言，近年来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各价值链中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元升级。由于行业价值链中的各个生产环节的附加值不同，我国附加值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国在各价值链中逐渐由附加值低的生产环节转移至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即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我国的生产开始向价值链两端扩展，生产范围扩大，即价值链延伸。 

为具体衡量各行业价值链中，由价值元升级所带来的我国增加值变化，本文从增加值绝对量角度出发，对我国增加值变化进行分解。这部分增加值的增长源于两方面因素：第一，当生产结构保持不变时，由世界总需求的增加所带来的我国增加值的增长，即总需求效应；第二，当世界总需求不变时，由于我国生产结构的改变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元升级等，即生产结构效应。因此，可将我国增加值变化作（1）式分解： 

CVAy-CVAbase=VAyFy-VAbaseFbase=VAbase（Fy-Fbase）+（VAy-VAbase）Fy（1） 

其中，y表示年份，base表示基年，CVA表示一个产业价值链中中国的价值增值，VA表示单位最终需求的增加值，F代表最终需求量。式（1）中右边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表示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 

根据1995年～2011年间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增加值的变化，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1995年～2000年间，我国在各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基本保持平稳，年均增长2.36%～7.81%，仅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和服务业两个行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97%和13.39%，虽然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年均增长较快，但增加值的绝对值仍然较小；2000年～2005年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在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开始快速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1.34%、11.57%和12.56%；2005年后，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进一步增长，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1%，其中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52%、18.82%和22.42%。本文分别以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为基年，对三个不同时间段我国增加值进行分解，结果如表2所示。 

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增加值的增长有约90%来自世界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增加，需求效应远大于生产结构效应。在不同行业价值链中，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绝大多数为正，仅在2000年～2005年间农林牧渔业和建筑业价值链中的生产结构效应为负，这表明在保持最终需求不变时，我国在这两个行业价值链中的单位需求增加值减小，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在该价值链中的地位下降，我国从高附加值环节转变为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也可能是我国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从生产结构效应来看，我国增加值变化率在三个阶段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U型变化趋势。其中，在服务业价值链中，分解结果较为稳定，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分别约占90%和10%，而制造业的价值分解结果变动最为明显，生产结构效应由1995年～2000年间的24.01%下降到2000年～2005年间的0.84%，之后又恢复到2005年～2011年间的17.18%。这表明，我国在2000年～2005年间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增长基本依靠世界对制造业最终产品的需求拉动。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更多地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世界分工，由于中国存在大量低端剩余劳动力，世界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提高了单位最终产品中中国的增加值，但是由于低端制造业的附加值较低，因此，虽然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结构效应表现为正，但数值较小。与2000年～2005年相比，我国各行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在2005年～2011年间均有所提升，其中，服务业和建筑业的生产结构效应均超过1995年～2000年。生产结构效应的提升也表明我国近年来价值元升级明显。 

2. 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链升级。将我国总增加值按不同价值链进行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这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我国生产的最终导向。 

我国增加值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38.35%下降到2002年的32.20%，之后又略有上升，但从2007年开始又恢复下降趋势，到2011年仅占总增加值的32.34%，与2002年份额相当。2002年～2006年间的上升可能是由于我国加入WTO后，更多地参与全球制造业生产，而2007年之后的下降则可能表明我国在努力由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服务业大国，我国更加偏向于服务业最终产品的生产。在服务业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份额从1995年的27.73%上升到2003年的37.17%，达到历年最大值。2003年后，该比例略微有所下降，但基本保持平稳，到2011年，我国增加值中有超过1/3来自于服务业价值链，占各价值链中最大份额。相比而言，服务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从1999年开始超过制造业值链中的增加值，我国逐渐由制造业价值链为主导向服务业价值链为主导转变。 

此外，在我国总增加值中，生产采矿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最终产品的增加值始终较小，投入建筑业最终产品中的增加值比例不断上升，而投入农林牧渔业中增加值比例则不断减少，这也表明我国开始由农林牧渔业价值链向建筑业、服务业价值链转变。 

四、 结论 

本文运用1995年～2011年WIOTs对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增加值份额进行了度量，并将我国增加值绝对额按需求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进行了分解。通过计算和分析可知，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产业结构价值元和价值链升级明显。从价值元升级角度而言，我国在各行业价值链中的增加值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可能源于我国价值链环节的提升或我国在价值链范围上的延伸。我国增加值绝对额的增长主要来自世界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效应，生产结构效应相对较小，且在不同时间段变化较为明显。从价值链升级角度而言，我国逐渐由农林牧渔业价值链、制造业价值链向服务业价值链转变。 

虽然现阶段我国仍处在各价值链的低端生产环节，但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在价值链和价值元方向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我国应继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我国高技能劳动者比例，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元升级；同时，在各行业价值链之间，我国应继续推动由农业、制造业等价值链向服务业价值链的转变，加快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价值链升级。 

参考文献： 

[1] 罗长远，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