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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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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孟子》;生态伦理思想;性善论

环境伦理指的是可为人们的环保行为提供精神动力的伦理信念、原则和道德规范,是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古代就已经具有了百家争鸣式的环境伦理观,其中《孟子》一书反映的孟子的环境伦理思想极具有代表性。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人,自幼被慈母“三迁之教”[1],年长“受业于子思之门人”[2]学有所成。曾历游齐、宋、滕、魏等国,仕任齐宣王客卿。孟轲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被人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系统、完整地保留了孟子的思想言论。其中包含有十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能给处于生态困境的当代人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孟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

《孟子》中记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3]牛山的植被一度很茂盛的,但是因为距大都市太近,所以都被砍伐光了。本来它还具有再生的能力,可是牧民却看上了这块土地,把成群的牛羊赶到这里放牧,于是脆弱的植被再次受到破坏,无法再生,成了光秃秃的山包了。这是一例生态破坏的典型事例。虽然孟子是为了证明他的性善论,但是对他来说这是记忆犹新的一幕。同时,我们知道孟轲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频繁的战争使人民的生活陷入水生火热之中,经济遭到重大影响,同时肯定也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只是这一问题被当是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所掩盖。孟子通过反思,通过对自然环境变迁的的思考,提出了著名的“仁民爱物”的思想。因此当时的社会环境成了孟子生态环境伦理思想的形成的外部原因。

孟子的性善论是其生态伦理产生的内因。孟子说,当一个人看到小孩子掉到井里时都会去救他,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想和小孩的父母有交情或是想得到什么名誉,也不是讨厌小孩子的哭声才去救他,是因为这个人有同情心,是发自内心的行动。于是孟子得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四心。孟子还举了一个例子:齐宣王由于不忍心看到以牛祭钟便用羊来代替,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生态伦理产生的心理基础。如果没有一种覆载万物的天地情怀,就不可能有博大深沉的仁心慈念,不会对动植物的处境有感同身受之情,君王以此“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则能做到 “仁民而爱物”[3]。

二、孟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内容

孟子生活在农业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因此要想长久地生存下去,首先必须要对自然有合理的认识。他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肯定了自然万物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人类要认识他们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孟子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是和谐一体的。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 爱之而弗仁; 于民也, 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 仁民而爱物。”[3]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 从大系统的角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一思路看, 人与自然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从最终意义上讲, 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遵循自然规律而生存。据《孟子·梁惠王上》载: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意思是说不违反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那粮食就会吃不完;捕鱼时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中捕鱼,那鱼鳖也会吃不尽的;砍伐树木要有一定的时间季节,不滥伐,木材就会用不完。在五亩大的庄园里,种桑养蚕,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养殖鸡、猪、狗等家禽家畜,不要错过繁殖的时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田地,如不耽误农时不妨碍农务,几口的家庭就能吃饱了。慎重地办好学校教育,反复阐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背负、头顶重物在路上行走了。这里的“时”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世间万物都按照四季的交替发生发展的生态规律;另一方面则是指,人类生存发展也必须遵循万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生产活动,适度地获取生活资料。这样就可以“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民生活满意,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就有利于君王实行王道、拥护君王。因此尊重自然规律对于国家的安定、繁荣是非常重要的。孟子反对破坏自然环境,他在主张“时”的同时,对于自然环境也要“养”,他说“故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 无物不消。”[3]只有懂得“养”,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才有得到恢复的可能性,如若不懂得“养”,那么所有的动植物都有可能消失,甚至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人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更可贵的是,孟子“仁民而爱物”的命题还揭示了要将对于禽兽和百姓的恩惠相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孟子说:“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3]如果说只是将这些恩惠仅仅局限于对禽兽,百姓却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是将会失去人心的。他接着批评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3]如果再出现这种残害百姓的事情,那简直就是惨无人道的本末倒置了! 所以,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孟子用“仁民而爱物”的思想要求人们用仁爱之心去关爱世间万物,树立起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寻求一种生生不息的永续发展。孟子在强调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这就是说,穷极自己的善心就会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所谓人的本性是指仁义礼智四端。当人觉悟到了自己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保存自己的善心,滋养自己的本性,以此来顺应天命。这就是确立正常命运的方法。把心、性、天看成一体,努力发现人的“天”性,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因此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3]即天地万物人的能理解,我们要做的只是充分地把它们发现、发挥出来就行。所以孟子所向往的最高境界是:“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3]同时孟子又主张“以人为本”。他认为人应该不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天易,而要处于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为我所用。因而孟子的这一思想更适合于指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适合于指导当今人类如何科学地生存与发展。

三、孟子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意义

《孟子》一书反映的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贵遗产。对当今处于生态环境困境中的人类改善自身所处环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人类要主动担当起对自然、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责任,积极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孟子》一书对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向.列女传·母仪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8.1.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3篇

前言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是来自荒野的心灵反思。他在荒野中徜徉、体验、思考,升华凝结出了充满生命意识的生态伦理思想。其生态伦理思想是美国生态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系统地阐发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许多富有诗意性和哲学性的智性启悟,具体分析如下:

一、生态悲悯意识的形成

阿尔多李奥帕德主张我们对自然应该怀有感知、触摸、理解、热爱、信任的态度,应该融入道德关怀的因素,的确,世界上少了一种生物,就少了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我们也就少了一种诗意想象和智性思考的源泉。

生态时代的悲悯意识和道德原则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面向自然界的所有物种,阿尔多李奥帕德的生态悲悯意识是建立在人们对自然热爱、尊敬、欣赏的情怀之上的,是一种全新的自然人文主义。

阿尔多李奥帕德认为人对自然应该保持一种生态良心,对待自然,我们不应该只顾及经济利益,同时还要顾及道德的维护与审美的需要。正是在这种生态悲悯意识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大地共同体概念,指出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都应该在这个共同体内享有同等权利。他曾感叹1000 粒橡子当中,只有 1 粒能抵挡住兔子的戕害茁壮成长,其余的在生命处于萌发状态时,便湮没在茫茫草原之中了。阿尔多李奥帕德这种感同身受的生态悲悯意识体现了一种更高的文明与精神境界。

二、生态历史责任的构筑

阿尔多李奥帕德终身都保持着记录自然现象与自然灾害的习惯,为后世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生态史料,他在记录与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构筑起了对自然的生态历史责任感。

《沙郡年记》里有这样一些记载: 1866 年,维斯康辛最后一只土生土长的赤鹿被猎杀;1871 年,一列列火车满载着被猎鸽者杀死的鸽子,奔向东部或南部的城市;1872 年,威斯康州最后一只野生的火鸡被猎杀;1873 年,芝加哥的榛鸡交易数量达到了 60 万只; 1877年,俩兄弟在一天之内便猎获了 210 只蓝翅鸭。面对这些记录,我们不仅惊叹于人类的贪婪和麻木,更强烈地意识到树立生态历史责任感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阿尔多李奥帕德认为任何一种生物都是历史的沉淀与见证,在面对一种生物时,他会不由得产生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感和继承性,当他看到一只只飞鹤在沼泽地上鸣叫觅食时,他想到早在冰河时代,同样的场景就已经开始轮番上演了,他感叹道: 眼下的一只只飞鹤,与其说是站在沼泽地上觅食,不如说是站在它们同类遗骸堆积成的历史书卷中寻找过去的回忆。出于对物种延绵的历史责任感与强烈的生命意识,阿尔多李奥帕德提出人类应该自觉建立起对自然的伦理道德意识,担负起构建生态平衡的历史重任,正是在这种生态责任的感召下,阿尔多李奥帕德实施了一系列可行有效的生态防护措施。

三、生态诗意想象力的孕育

自然是人类的母体,我们不得不承认: 不管是从个人成长还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自然赋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资源,还有诗性的富有哲学意义的生命启悟。正如野花成就了约翰缪尔充满喜悦和温馨的少年时光一样,大自然的诚挚与生机,与人类所向往的自由境界是同体同源的。

面对自然,我们应该拥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态诗意想象力,这是人类能够在自然中获得诗性体验的必备因素。在《沙郡年记》中,阿尔多李奥帕德面对一棵历经沧桑、生命逝去的橡树产生了历史性、生态性的诗意遐想,他感觉橡树那些细碎的木屑蕴含着历史的芳香,凝聚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缩影,穿过那些古老的年轮,他逐渐读懂了这棵橡树一生的意义。在生态诗意想象力的推动下,阿尔多李奥波德意识到这棵橡树从生到死所呈现的全部过程和内容,也恰恰生动地证明了纷繁复杂的历史所具有的有机性。

可以说,生态诗意的想象力是促使人类对自然产生敬畏、崇尚心理和获得诗意感悟的催化剂,人类由此产生了诗意栖息的憧憬与修养性灵、天人合一的愿望。

四、生态换位思维的建构

阿尔多李奥帕德认为人类不应该把自然仅仅当作一种可利用的资源,更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的存在状态。他提出人类要像大山一样思考,要倾听隐含在狼的哀号背后的深层含义。阿尔多李奥帕德运用生态换位思维认识到: 只有大山才有沧海桑田的岁月与见识,能够客观地聆听狼的号叫所隐藏的深意。在他看来,人类应该突破自然工具化的思维局限,赋予自然独立的主体地位和独特的生命意义。

阿尔多李奥帕德的生态换位思维往往将审美想象、求证精神、生态关怀、科学态度并举融合,当他看到雪地里的臭鼬时,不禁感叹道: 我想弄明白它究竟在想什么? 是什么原因让它离开卧榻? 它的雪地之旅是否怀有浪漫的动机这种思维更容易让阿尔多李奥帕德走近自然、融入自然、获得自然的灵性启悟。

生态换位思维的运用打破了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对唯发展论欲望动力说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试着用生态换位思维从一只动物或一棵植物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也是生态思想中互为主体观的意义所在。

五、生态整体主义的启示

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思想的核心,一直以来阿尔多李奥帕德都被视为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首倡者,他的生态伦理观很早就呈现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主旨,也被称作是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阿尔多李奥帕德的生态伦理观反对人们人为地、想当然地破坏生物链,他认为人只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任何特权和优越性。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永恒的斗争是自然界和生共荣的保障。

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整体主义生态伦理思想是注重联系、开放、多元、系统、宏观、和谐的世界观,作为生态思想的核心,它是一种思想,一种智慧,一种认知方法,更是一种态度。《沙郡年记》为我们呈现的物种多达 340 种,阿尔多李奥帕德运用整体主义视角,怀着敬畏虔诚的态度呈现了它们存在的内在价值,反思了野生动物的管理政策、各物种之间的关系、不同物种在自然界的地位。

作为生态伦理之父,阿尔多李奥帕德的生态伦理思想触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内部关系,真正践行和扩充了生态整体主义思想。

六、生态精神品格的养成

阿尔多李奥帕德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生态伦理的思想瑰宝,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博大的生态精神品格,其中蕴藏着来自荒野的包容性与多样性,悲悯、大度、敬畏、和谐是其主旨。

这种生态精神品格一经养成就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再生性,能够形成强大的内驱力。事实证明,阿尔多李奥帕德一生都在这种生态精神的驱动下不断地完善和践行着他的生态伦理思想,并从中体悟到了大自然对塑造一个丰富的、完整的人的意义。

在阿尔多李奥帕德看来,自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对人类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的生态精神品格就是在体悟自然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凝结升华而成的,呈现了更为博大、仁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阿尔多李奥帕德认为人类对自然的措施只有在可以保持生态群落的完整性、稳定性及美好性时才是正确的,单纯地追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措施都是错误的、有违生态和谐的。生态危机的紧迫现状需要生态精神品格,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类精神成长的必要阶段。

七、荒野生态价值的体认

荒野( wildness) ,即荒蛮的野地,具体指没有人或虽有人到过、干预过,但仍然是自然规律起主导作用的非人工的陆地自然环境,如原始森林、湿地、草原和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的基地等。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阿尔多李奥帕德就成立了专门的荒野协会,在继承梭罗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荒野的价值,这也构成了他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阿尔多李奥帕德认为荒野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荒野的价值要远远超过政治与经济的价值,他认为接近荒野就接近了最具原始艺术的殿堂,阿尔多李奥帕德在他的《沙郡年记》中提出: 能否洞察荒野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学术人格是否谦卑的问题也只有学者才明白,为什么原汁原味的荒野才能给出对于人类最佳的定义和诠释。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生态伦理

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命题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不难看出,“生态”一词强调对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关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伦理”与道德相关,指关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及道德的普遍性。布洛克(H.Gene Blocker)认为:“伦理试图发现能够确证人类所有行为和最终说明使行为正当或不正当至最高层次、最一般的原因。”

[1]将“生态”与“伦理”结合起来理解,则是指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延展到生命和自然界。由此产生了两种学说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一般来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是针对人来说的,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生态伦理就是指与生态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非人类中心者则认为,各种非人生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它们应当负有直接义务,生态伦理就是强调自然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2]可见,无论是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学说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则发端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面对着困扰当今人类的一大难题――生态破坏,古老的中国哲学中早已蕴含着富有启发性的智慧成果,或者说其中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的智慧。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人关系不仅是西方哲学面对的问题,也是中国哲学所关注的。

(一)儒家生态伦理命题:参赞化育

“天人合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不是一种疏离以至于对立的关系,而是息息相关、相互依存、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关系。[3]“天人合一”的理论核心在于其主张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管子》最先指出人之来源:“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4]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同”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儒家《中庸》的“天人合一”说突出了人文教化的作用.“天人合一”说并不是消极地提倡人道合乎天道,以此证明自然界的伟大及其目的性。自然界的伟大说到底是由人类来完成的;自然界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界的功臣。所以,人在自然界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作用。其作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参赞化育”。

从生命存在之意义上看,人类不仅要认识自然界,首先要感谢自然界,理解自然界,尊重自然界。这种理解和尊敬本身就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中体悟到的,也需要人类的智慧取得的。这是对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最富有敬意的肯定。正是这种肯定使我们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进行“参赞化育”?儒家《中庸》对此进行了回答。

《中庸》认为:“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因此,人性不同于物性,人性具有特殊性。但是,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生,因为人与物又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说,特殊性高于普遍性,但是《中庸》所表达的则是通过特殊性来达到普遍性。实际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过程。

由此而知,参赞化育作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精炼是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敬畏自然,以自然为友。这种伦理思想打破了人类因恐惧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顺应自然的思维,是根本意义上的,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生态伦理观。

(二)道家生态伦理命题:道法自然

道家思想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学者们认为道家关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强烈热爱自然的倾向。就道家的环境保护观而言,它所包含的珍视生灵、关爱自然的思想都是以人为本位,因此,它注定带有人本主义的色彩。道法自然是道家中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思想之一。张继禹在其《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一书中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各种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类因科技的强大和自我意识的膨胀,忽略了大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背离了老子所说的大道,对自然无止境的掠夺,到头来只是为自己挖下一座座难以跨越的陷阱。现代人只有改变观念,采取新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地避免走向毁灭。”[6]

作为道家思想和教义的“道法自然”原则,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共生关系是其应有之义。“道”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老子之“道”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阐述的,老子认为是道产生天地万物,道是宇宙本原、万物之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其次,老子之道是万物存在的根据。老子曰:“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8]因此,老子之道是万物归宿之道,他将宇宙看作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它的统一性在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能创万物。这个生命体即时道。在道论之基础上,老子又提出了天道和人道。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其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人,作为四域之一,源于道。既然是道所产生,就应当遵守自然法则,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即道法自然。由此观之,人类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主体,为了谋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同时,必须法天则地,与自然共融。

(三)佛家生态伦理命题:众生平等

众生平等确立了佛教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和原则。佛教认为世界是无量无边;众生是无量无边的;生命不但是无量无边而且是永恒的。今天,人类对大自然无止尽的掠夺也引起了地球的反扑,环境污染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其他如种族、政党、宗教等之间的歧见、冲突与日俱增。长期以来,人类往往忘记了其他生命的存在,为满足一时的私欲而滥杀无辜。《金刚经》中说:所有一切生物,积极的戒杀应该是护育化导,防止疾言厉色的伤害。生命既是天地万物自然所共有,所以任何形式的自杀和他杀都是逆天行事,违反自然。广义而言,即使一草一木都是宇宙万物的力量所成,任意伤害,减少寿命,也是杀生的行为。如森林滥发、滥垦坡地,结果均导致山川大地受到伤害并予以还击。

说到“自然”,自然,则和;不自然,则乱。古德云:违顺相争,是为心病。贪欲搅动心湖,人就会烦恼,乃至误入歧途,千古遗恨。生活上的应事接物也是如此,不顾自然,不顺自然就不会天长地久;财富若是巧取豪夺,不顺自然,必有败坏之虞等。自然,则顺。过与不及,终将带来弊患。像久卧不起,久立不坐,久劳不息等等,都会引起生理上的四大不调,人就开始患病。自然也是一样。近几年来,人类因生产消费过多的物质,远远超过大自然可以自我修复的速度和程度,而且严重破坏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导致目前生态系统问题重重。凡此都确证了一旦忽视自然法则,就会恶果自食。

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必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古代生态伦理观念,同时吸收外来先进的生态理念,共筑中国的生态蓝天。

(一) 传承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加强绿色道德建设

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以儒、道、佛三家为代表,向我们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并非相互独立的存在实体。继承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关系的必要举措。必须继承和发展儒家“参赞化育”的生态传统、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态原则以及佛家“众生平等”的生态旨归,努力提升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的文化软实力。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0]参赞化育的思想,道法自然的观念不仅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生态文明、绿色道德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国的生态梦提供抓手。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内化于每一位国人的心中,融入到伟大中国生态梦的实践中。弘扬以自然为友,万物平等的观念,使“绿色道德”成为社会的主题文化,履行对生命与自然的道德义务与责任,使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化,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 西学东鉴,博采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

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增强,激发了人类的控制自然的欲望。在此背景下,西方涌现出许多生态伦理思潮,如卢梭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缪尔的国家公园理论以及史怀泽的生态伦理学等。在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更加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通过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学习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经验和教训,广泛采纳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成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因此,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根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进展情况,不断推动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使生态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三)结合农业现代化,深化理解古代生态伦理思想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农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机器化的农业生产代替了手工播种,大面积的家庭农场取代了小面积的散户种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皆来自于传统的农耕时代。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实现此目标,必须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再不以GDP 增长率论英雄”。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原则,牢记“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现实警示,不断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逐步形成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以及低碳经济的产业模式,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换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促进经济与环境相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展示大国形象,构建国际话语权。确保生态伦理思想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展,实现中国农业的永续发展,实现中国永续的生态蓝。

[参考文献]

[1]H.Gene Blocker.Ethics:An Introduction,Haven Publications,1988,p.10.

[2]林红梅: 《生态伦理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载《当代思潮》,2003年第4期

[4]程树德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12月,第78页

[5]张艳婴,《论语・阳货》,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4页

[6]张继禹等著:《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8]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章,第32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章,第154页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