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现代社会的兴起是以现代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相继形成并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运行为前提的,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秩序。我在此前的专栏文章中曾讨论过国家（一般也被称之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认为有必要讨论一下市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市场主体权利的承认,强调政府须提供并维护公正的市场规则。凡此种种都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此类论说因为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为人们所熟知。在对市场经济加以完整性勾勒的诸多向度中,有一个向度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有健全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
在学理层面上,市民社会分析的是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二元关系,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说不能被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的提出与现实的制度建构,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范围的限定,以及对社会不受国家权力渗透的规定,来抵御可能为国家所主导的无所不及的政治专制,使社会和人民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由。因此,“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形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在今天强调市民社会建设,不过是对这一古老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与这种理想观念相对立的或许历史也更为悠久的,是对国家或政府力量的绝对化强调。如英国16世纪的政治学家霍布斯就认为,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论说受到了英国17世纪的政治学家洛克的批评,洛克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应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理论,确立了有限政府和人民原则。而在洛克之后的18世纪,斯密建构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为洛克的社会理论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即通过国家保证市民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契约自由,使得洛克的社会理论可以获得实现。据此,无论是在学理脉络还是在现实制度建构上,市民社会都是先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
有必要对市民社会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德国当代大哲哈贝马斯提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私人企业之间自由竞争、自由提供经济产品的经济活动;公共领域是由各自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团体,诸如各种俱乐部、沙龙、新闻传媒,乃至政治党派。在市民社会的这两种构成要件中,前者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而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若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运行规则,会出现所谓“市场失灵”;其次,在提供如国防、道路等公共产品上,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一般的看法是,化解市场失灵需要依赖于政府行为,但事实上,正如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深刻地分析过的,政府也会出现所谓“政府失灵”,且在很多情况下由政府来矫正市场失灵并不是最优选择,政府主导的行为往往成本太高。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中间地带,由社会自主解决此类问题是必然选择。如温州等地区的企业自主组织的民间商会,在约束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等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真正的高效率运行,根本离不开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兴起,一方面是维系经济高效运行之必要,另一方面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社会各界对抗恶法的社会行为,最终使得收容条例被废除,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正是体现于它的一系列的核心价值之下的现实社会活动。
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农民 公有制 经济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地位是指主体所拥有的、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或经济力量博弈中所占的权力比重。在我国，农民对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仅有使用权，农民拿什么作为资本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的经济地位怎么能与工人阶级等同，如何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一、农民的经济地位
农民的收入增长相对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上世纪中，农民储蓄占城乡居民总储蓄的一半以上，1996年下降为20% ，1997 年下降为18% ，1998 年下降为13.6%，1999 年下降为10.4%。尽管农民的储蓄绝对额在增加，但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逐渐向其他人群转移，也是造成农民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农民的经济生活现状
农民居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基本相同，个体之间的消费也大体相同。首先，农村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所需，现在农民最大的负担是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问题。再者，农村宅基地管理越来越严格，城市住房价格也是一直攀升；新生代农民的住房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农民的经济实力相对当今市场购买力在下降。
农业的收入整体水平还远远低于其他两个产业收入，农民和市民同属于一个市场体系下，这就使得农民开始离开农村，去城市谋求更高的经济地位。按现在的粮食价格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外出打工明显要比在家种地得到的财富要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民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正在从农业流向其他产业，也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结果。
（二）农民的经济地位
的确定，改变了中国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个体户、商品经济的出现，也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优势就是生产粮食，靠“民以食为天”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支撑自己的经济地位。在封建主义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把握着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使得农产品也大部分归地主所有，地主占据着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现行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束缚了土地这一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束缚了农民，使得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却包括了土地的产品。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由交换中，农民的生产资料没有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而他们的消费资料却要靠市场经济竞争来配置，在工业比农业发达的当今时代，无疑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分配社会平均利润时，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应当获得的利润，这必然使得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于工人。
二、农民经济地位产生的原因
（一）“剪刀差”直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建国以来，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抽走了大量社会财富，为工业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改革开放30年了，这种“剪刀差”状况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有比重愈渐减少，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二）国家对城乡建设投入差别明显
30年来，国家一线、二线城市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城市住房、绿地、公园、道路等建设已是今非昔比。而在农村,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公路的建设还停留在城市20年前的水平线上。
农村的建设主要也是以农民自己出资为主，很难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的建设投资待遇。现在的城镇化建设中，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商品房的售价远低于城市，而又很少有外来人口购买，农民得不到国家的投资，也就只得自己承担这部分建设成本。灌溉、电力、公路、危房改造、诸如此类的基础设置建设，耗费了农民相当一部分经济收入。这种负担也导致农民可支配财富的减少，可以说，农民的部分财富被社会变相地、不公平地抽走了。
（三）农业在市场环境下处于劣势
农业的竞争力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业的落后，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这就更加拉大了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地位差距。缺少竞争力，正是农产品脆弱性的表现。是在这种落后性和脆弱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我国农民脆弱的市场心理，在市场风险面前徘徊止步，甚至退步市场，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改变这种劣势的市场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
若干年来，我国对科技的支持主要就是工业方向，而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与工业比相去甚远。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社会平均生产率，也是农民经济地位偏低的重要原因。
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的途径
（一）保护提高农产品价格
首先，保护农产品价格。保护粮食收购价格，保护蔬菜收购价格，既能稳定农业生产，也能平衡农产品按类生产，同时也是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缩小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差，不断创造农业与工业竞争的合理平台。农业经济的增收，一定要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保证农产品、工业品公平交换，保证市场不同产品间的良性竞争。
前段时间，菜农亏本卖菜，但是没有见到市场上的菜价有波动，说明我们并没有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某个角度上看，就是便宜了其他群体。这也说明，农产品参与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利润并没有转到农民那里，而是转到了第三产业劳动者那里了。
其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再也不能任由“剪刀差”发展下去，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历史的遗留问题必须不断调整、解决。把社会财富公平地分配到农民手里，改善农民长期处于劣势的经济地位。
（二）扩大农业投资比重
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当下，农业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工业、服务业经济效益，农业的竞争权利已经被排挤出市场。让农业重新回到市场，必须有政府的扶持，提升农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农业所需的水利、电力、交通等各个领域扩大国家投资比重，统计规划，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国家也要让利于农民，大幅降低用于农业的机械设备价格，降低农业化肥、水电价格等。
（三）加速土地集约步伐
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怎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是农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农民就会被迫转成工人或变得更加贫困，动摇国家的农业基础，甚至影响其他行业的经济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地进一步发展，如果不解决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不提高农业的经济地位，难免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进而带来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经济危机”。
土地这个特殊的生产资料，最大的效益生产就是土地集约度越高越好。土地集约程度和农业投入成本是成反比的，土地的集约也解放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土地的集约必须建立在工业发达、农业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工业的发展将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吸收从农业转移的劳动力，科技种地将为人类的粮食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国家也出台了《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土地的流转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流转不等于买卖，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在国家手中，保证土地用途不随流转而做出太大变化，进而充分发挥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流转，也给土地集约提供了一个出路，合理的土地流转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单从地方来看，土地的流转集约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提高生产率，也有助于合理安排土地作为工业场地的用途，在区域内形成产业间的互通有无，促进发展。
参考文献：
[1]孟芳.对当前农民经济利益的几点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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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木.还利于民 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J].党政干部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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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英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政策主张为中国理论界和一些政策制定部门人员所推崇，轻易地就被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与此相应的是，在当前种类繁多的经济读物中，多是翻译过来的英美经济学家的著作和以各种方式对之进行阐释的国内经济学者的作品，关于其他经济模式，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经济学译著和创作则少得可怜。对那些同样比较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像德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很多人知之甚少。
《社会市场经济辞典》由德国100多位顶尖经济学专家精心撰写而成，是一本系统介绍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辞典，是关于“德国模式”的百科全书，“旨在阐释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纲领及其政治实施状况”。它并不深奥，也没有复杂的逻辑推理，文字简洁而有力，内容系统而全面，对于我们了解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形态颇有帮助。
作为“德国模式”称谓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成型于二战后，但这种经济社会体制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市场经济不过是为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经济社会体制找到了一个更贴切的名称。“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看到，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时的德国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
那时，英国的廉价工业品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德国的市场，李斯特从当时德国的历史课题出发，从当时德国与英国相比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出发，建立了国家主义经济学。随后的历史学派继承了李斯特的历史使命，并针对当时国内刚出现的“社会问题”、“劳资问题”主张采取“阶级调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
19世纪70年代以后，新历史学派 (讲坛社会主义)形成，这时德国产业资本逐渐壮大，开始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也日益尖锐，劳资问题日益严重，讲坛社会主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他们持一种折中主义的立场，是“第三条道路”最早的思想渊源。当时的俾斯麦政府为了与社会和工会争夺工人阶级，推行所谓的“君主社会主义”，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二战后，德国战败，德国理论界围绕未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一派主张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另一派主张选择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最终，艾哈德选择经济自由主义者米勒，阿尔马克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并以货币改革为先导，开始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作为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米勒・阿尔马克在设计社会市场经济方案时，考虑到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公众中的影响，吸取了他们的一些主张，使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中间道路特征，从而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所以，德国很快就度过了改革的震荡期，步人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迥然不同于英美模式的德国模式的运作，让我们感受到德国模式在二战后的逐步成型，德意志这个崇尚理性和思辨的民族在经济领域的独特创造。
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著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无论是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成功的。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的经济效率。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是因为，我国的激励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励制度也没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平均主义分配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与大量民间游资的存在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人们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但我们却始终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或技术创新与技术使用者之间渠道不畅的难题；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驾驭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先行资本”之一，也是我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成长机制。
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励结构，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认为，除了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并实现按劳分配的这一传统课题外，目前重点要研究的是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认识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和非效率区间，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一制度在某些领域的非效率性问题；二是如何有效实现按要素分配，重点是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机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与个人行动的协调，使个人行动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运行。
二、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分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按劳分配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强调市场因素，但忽视了非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原则。按劳分配论，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论，强调非市场因素，但忽视了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原则。”甚至有人还认为按劳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损”，似乎按劳分配只讲公平而不体现效率。本文分析认为，按劳分配既体现了公平原则，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与经典按劳分配理论相比较，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面对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我们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在现实经济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将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无限夸大。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理论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所作的带有预见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说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性。但是，经典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包括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劳动是人们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采取直接的实现方式，而且不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只要付出劳动，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途径分配；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状况及由此对按劳分配实现程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典按劳分配模型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按劳分配的实现范围、实现过程、实现形式及其效率区间等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公有制经济也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甚至从公有制企业内部来看，按劳分配必将与按生产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按劳分配起主导作用。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典按劳分配模型在实现形式上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即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的实现方式，包括把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通过市场这一曲折的途径转化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心环节由社会或国家转向企业，实行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变换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分配的媒体采取货币这一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转化形式。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性质也呈现二重性，所以，劳动不仅作为按劳分配的尺度参与对“V”的分配，而且，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参与“M”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二重性也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使劳动参与“M”的分配。这既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问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国有经济工资改革的方向，即不仅企业的成果要经过市场评价，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劳动计量和实现过程还要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更为主要的是，工资的形成、工资水平和工资管理也要逐步与市场接轨。
（3）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典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现实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对于个人来说，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费品分配的范围，为动员居民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要有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劳动效率体现为同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或同量产出所需投入较小，或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资源由于合理配置而获得较大产出。一方面，生产活动是多种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联合生产，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而按劳分配是一种劳动者主导型的分配方式，它虽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单靠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动员劳动者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生产过程投入资源。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问题，有赖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事实上是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劳动者所得与劳动投入成比例。这能够促使劳动者注重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在追求劳动成果量的扩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4）与经典按劳分配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者是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进入企业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通劳动力市场和高素质劳动力市场这一双元结构，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从总体情况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面临市场的挑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进行调适。
为解决目前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一突出问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劳动力价格状况，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的现实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选择多种途径。例如，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劳动股份”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或将企业部分资产以股份方式分配与劳动者出资入股相结合，使劳动者成为企业资产所有者之一；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的分成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除了承认其劳动报酬、经营风险收入外，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劳动的机会，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就业与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制定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等手段解决普通劳动者“劳”的问题。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5）经典按劳分配理论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是从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因素，但经典分配理论只是把这一因素当作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对按劳分配实现的影响。劳动者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也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并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视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科学界定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边界，并在按劳分配制度效率界区外探寻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过按要素分配制度解决按劳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问题。
三、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激励体系
社会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中国在经济领域内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诚信缺失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直在蔓延，影响了社会的良好风气和良好秩序。某些人通过虚假、欺诈以及虚夸的方式获得财富，在经济活动中，这些人缺乏诚信但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种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他人的心理，进而使诚信缺失现象在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对他人的怀疑代表了诚信缺失的开始，而且这种现象在经济生活当中不断蔓延，人们开始习惯社会上那些诚信缺失的经济活动，在进行了长时间的诚信缺失的经济活动后，人们适应了那些活动，并把自己的眼光放于那些人的某种程度的成功方面，对于某些不正常的行为不以为然，最终导致经济活动中出现诚信缺失现象，破坏了社会风气。我们进行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个人的利益，也尊重个人的利益，这无形中增长了人们的财富欲，不会再受到制度方面以及道义方面的约束，人们开始满怀热忱地开展致富事业，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再重视传统的社会价值，而是更加重视个体价值的获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会导致社会的道德水平整体下降，从而也会造成经济诚信的缺失。
2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计划经济，再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并不长，虽然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所特有的因素还是会影响到新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不再是传统社会，而是向现代社会迈进，社会在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方面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还需要不断地进行完善。而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会影响到人们原来的诚信道德理念，落后的道德规范、原则遭到了破坏，但是可以适应社会的、新的诚信道德理念却还没有构建完成，正是这种道德真空时期的存在，才让整个社会缺少诚信。想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就是订立市场经济契约，其支撑了现代市场经济。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可以看成是契约经济。虽然法律可以对契约进行约束，但是法律却不可能准确地预见事物的发展，并且提前进行制约，只能从外在的角度保障契约，而真正可以保障契约的是经济活动当中的诚信。
3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起步晚、发展缓慢、发展时间短，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到社会改造时期的计划经济，在这一路的改革前进中，对计划经济的影响因素依然存在于当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因此，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需要逐步完善。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使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不完善性逐渐凸显。对此产生的不良结果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往的诚信原则被破坏，然而现在的道德规范却还没有真正形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易造成社会道德危机。若想建立完善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必须以建立市场诚信条约为前提，它是完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缺陷的保证，同样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灵魂。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现了由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因此，当代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需要一定的束缚，而建立市场诚信条约正好符合这一需求，为其完善提供一种保障。诚信是道德规范的基础，是政治经济体制完善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必然建立在对投资者和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私权保障的基础上，没有诚信法制保障的经济社会自由就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4加强诚信道德建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4.1建立政策法规，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统一的、开放的，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即最重要的是诚信道德建设。目前，有人为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在利用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缺陷性制造市场失信，这种现象的屡次发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诚信道德规范和建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完善市场监督机制，弥补这一缺陷，为建设我国的市场政治经济体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人们在市场交易行为中注重自己的言行，信守承诺。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建立企业和消费者两者之间的信用体系，为建立健全的国家信用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特征，即交易普遍性，然而这一重要特征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必须加强诚信道德建设，诚信是一种价值，为建设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保障。
4.2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经济诚信环境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独特的内在机制和法则，它不仅需要法则来规制和保障，而且这种经济关系还必须建立在诚实信用的基础之上。日益扩展的市场经济关系逐步构建了彼此相连、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这种信用关系链条也维系着复杂的交换关系和有序的市场秩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优化经济诚信环境，等价交换和市场秩序就无从谈起。只有市场主体能够自觉维护其信用制度，才能保证信用关系的稳定性，减少信用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益。没有红绿灯，城市的交通就会陷入混乱；没有诚信，市场经济秩序更是无法想象。必须要知道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一种法制经济，用法律来规范调节和维护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同时，要加强对市场主体诚信行为的监督，形成各种有效的市场机制，引导市场主体建立自己的诚信意识和诚信品牌，形成正确的诚信观念。因此，我们必须善于使用诚信道德的武器，同种种破坏信用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