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辞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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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辞职信范文第1篇

俞敏洪这个名字,相信当今大多数年轻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学生、留学人员以及白领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们“崇拜”俞敏洪。俞敏洪的“粉丝”甚至不允许用“中性的语言”来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新东方的学生。在国内,大学生要是没听过俞敏洪的演讲,更被看做是落伍。

在2006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以20亿人民币的身价排名第152位,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虽然他一再强调这样的个人财富榜意义不大,但事实是,俞敏洪所代表的中国民营教育行业第一次出现在了这个排行榜上。

北大情结

俞敏洪不止一次提到北大,这个令他百感交集的伤心地。

现在的北大依然冰清如初,在他的梦痕里无法剥落。树影婆娑的北大校道,爱情、学业、事业在激情地向前奔流,却似乎全与他无关。

“我是全班惟一从农村来的学生,开始不会讲普通话,结果从A班调到较差的C班。进大学以前没有读过真正的书,大三的一场肺结核使我休学一年,结果练就了现在这副瘦削的土魔鬼身材。”俞敏洪一打开话匣便不胜唏嘘。

在多数人眼里,俞敏洪属于沉默寡言被别人冷落的后进生,别人津津乐道的爱情对他来说却完全真空。“北大5年,没有一个女孩子爱我。”他说。因此,孤独、耐心、坚韧……所有磨练人的品性他都一一具备了。他说对爱情的饥渴使他“见到任何一个女孩都想扑上去”。显然是夸张之说,但依然贴切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境。

俞敏洪回忆,他的第一次爱情邂逅是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9点,那时他的身份是北大一名英语教师。这第一份忠贞的爱情在历经波折后一直延续至今天。采访当中,他说他刚刚收到老婆的短信,并一五一十地念出来:“老公,我好想你啊。”说这句话的神情竟然比他之前那句“去年已经有80万学生”还要振奋。

由于在外做培训惹怒了学校,当时北大给了他个处分。他觉得呆下去没有意思,只好选择了离开。那时是在1991年底,他即将迈向而立之年,走出北大成了人生的分水岭。

“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充满了怨恨,现在充满了感激。”俞敏洪说,“如果一直混下去,现在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这些幸运和不幸,都在北大降临于他。他注定是大器晚成的人:高考三年,迟到的爱情,病魇的耽误,拖沓三年半出国未果,还有学校的不公处分。北大成了一切的酸甜苦辣的吞吐地。

“我是惟一他们不会想到我会搞出这个学校的人。”俞敏洪坦然地说,“任何一个人办了新东方都情有可原,但我就不能原谅。因为我在同学眼里是最没出息的人。真是这样,你可以去问他们。所以我用事实告诉那些在国外的大学同学,我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信心,结果他们就回来了。”现在他自诩他像“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在奋斗。”

俞敏洪的高三补习班同学、现在北京新东方校长周成刚调侃地说,“苦苦奋斗了20几年,想不到竟要受他制裁!”

北大这个令他爱恨交加的地方成就了他和他的新东方。俞敏洪表示他仔细思考过自己的一辈子,没有像别的同学盯着名次和荣誉,他的眼光跳过了这个境界。

起步的艰难

俞敏洪来自江苏农村,地地道道地农民的儿子,从零起步。从1978年到1980年,一心想考地属师范专科的他,因为英语成绩拖后腿,一连考了3年,最后却意外考上北大西语系,从此与英语结缘。毕业时,梦想着出国留学的俞敏洪因为没钱和拒签,留校当了英语教师。直到因为私自教学受处分而从北大辞职。

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很快宿舍也被收回了。他和爱人只能租下一间农民房。爱人给房东的孩子做家教,这样房东少收一些房租。解决生活的办法仍然是授课,俞敏洪在社会上的培训学校打工,随后发现观念相差颇大,于是萌发了自立门户的念头……一介书生,就此迈进江湖。

最初的时候,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寒风中喝二锅头贴小广告,这时候的俞敏洪,显出了企业家的狠劲。

企业逐步做大,开始出现了内忧和外患。1995年,新东方开始进入急速扩张期,为了保证事业健康发展,俞敏洪游说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等从海外回国加盟新东方。王强已经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教授,许小平在加拿大也名声日隆。

正是这些具备了卓越能量的海归把国际先进的文化理念以及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帮助新东方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大转折。在原有托福、GRE培训之外,先后开辟了出国咨询、口语培训、大学英语培训等业务,并逐渐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公司的更新蜕变。

今天的新东方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私立教育服务机构,在全国拥有25所学校、111个学习中心和13个书店, 1700名教师分布在24个城市。目前累计已有300万名学生参与新东方培训,而新东方在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培训业务占到了当地外语培训市场的80%以上。

后悔把新东方做得那么大

回首过去的十几年创业,俞敏洪表示首先想到的是后悔把新东方做这么大。他说当初可以在北京做成年收入一两百万的精品机构,把精华人物都集中到那里,有限制地发展。小范围内也能实现理想,无论转型还是放弃,也比较容易。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他无不自嘲地表示。

“当时野心太大了,现在留给我的是难以承受之重。当你发现自己给自己制定一个难以承受之重的目标后,煎熬和痛苦便呼啸而至。”他猛喝了一口茶,继续用尖锐的方式剖析自己,“新东方是一条不归路,让我不得不走下去。”

“做得特别累的时候,我很想关掉新东方,都没有做到,因为我发现要为4000员工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我有时候想,假如新东方没有了,人家会把新东方和我收到全国所有的MBA案例中,那时我还是会出名,但那是负面教材了。”他无奈地笑笑。

又是自嘲。很难想象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还要把自己推到这样的境界。难道这也是一种成功的哲学么?

谈话中俞敏洪几次用了“后悔”这个词,不知道是故作姿态还是肺腑之言。不过他的眼神告诉人,他是认真的,一如他在深圳的演讲中所言,他的财富不在银行账户上而是在他脑袋里。他很想表白,他真的可以不在乎那些东西,而在乎另一些别人无法理喻的东西。

“我真心希望在新东方一点股份都没有,不管卖掉还是送别人都可以,这样我可以安心离开新东方。”他回答得异常平静,“我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写书,驾车游走世界,或者到贫困山区教书。”他若有所思地补充:“很想到西北买一片荒地,变成绿洲。因为我对土地有着无比的亲近。”

难道俞敏洪想解甲归田,在事业的巅峰戛然而止落得美名?

他不置可否。他只是说他在渐渐剥离新东方,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他的理想。他表示已经走访了40多个城市,讲学、旅游、看历史,写了10万字的日记。

新东方要做长久,需要一些人文情怀的滋润。

人生的意外

俞敏洪是不幸的,又是极其幸运的。他曾经两度遭遇同一团伙的绑架,又两度获救了。

1998年8月21日晚,俞敏洪开车回家。此时他因为工作原因一个人住在某小区一幢楼的三层。走在楼梯上,发觉感应灯不亮,此时前后来两个小伙子,把他夹在楼道中间,其中一个给他腿上打了一针,俞敏洪一下子就昏睡了过去。一小时后,俞敏洪发现已在屋中,挣扎起来,勉强打通了电话。

事后发现,家中的200余万学费遭劫。而医生告诉俞敏洪,给他打的麻醉剂原本是给大型动物用的,而且剂量很大,算是捡回一条性命。

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后来告破,令俞敏洪想不到的是,其中一位案犯叫张北,还同他认识。俞敏洪早年间因为办学跟张北接触过,曾经用他的一个园子办了一期班。

张北和曲云童等人除抢劫俞敏洪之外,还抢劫杀人三起,绑架一起,故意杀死一个知情人。被《法制晚报》总结为:北京近年来最为凶残的抢劫杀人绑架系列案。不过这一次曲云童把钱装进包内后,正打算杀了俞敏洪,却被张北拦住了。

海外上市

为什么要上市?俞敏洪给出的解释是,说早先确实有些糊涂,但是逐渐意识到“内循环”问题必须借助外力解决,上市是最好的外力。

2001年8月,俞敏洪收到王强的辞职信,在历数俞敏洪的过错、新东方的弊端之后,正式提出辞职、退股。这并非一个人的想法,随后,徐小平和包一凡相继递上辞呈,要求辞去董事职务。

俞敏洪冷静下来一想,问题出在股份制改革之后,原来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为股东,将经营权统统上缴,收益按照股权的比例分配。合作伙伴担心俞敏洪一股独大,不分红。俞敏洪随后与王强等人做了深刻的沟通,并且采取当年分红的举措打消了小股东们的担心。

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规范内部,以制度说话,避免出现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的救赎,让企业顺利发展。俞敏洪坦言:“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