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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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福利，比较优势，产业升级，经济转型
显然，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承载着较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一年前，在国际经济危局下，中国面临的是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因此保增长是第一要务。调结构、促发展、惠民生等高难度命题，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国家在完成保增长任务前提下的优先选项。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效果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和资源整合力的国家，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已不再是一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经济任务。美欧等发达国家短期内无法实现的经济指标，对中国来说则没有太大的实现难度。所以，面对中国一年来经济基本面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国际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持续扩大，西方不少人臆测，中国是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胜利者。面对国际社会给中国经济戴高帽，相信包括最高决策层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明白：一场经济与金融危机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的既有格局。中国至多只是全球经济力量变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核心要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需夯实国内经济基础。中国经济不仅有远虑，更有近忧。
事实上，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不断做大，但自1995年便开始谋求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不仅没有取得关键性突破，反而在应对两次国际经济危机和促进就业的大背景下，一拖再拖，如今差不多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也许，我们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为经济转型的迟缓辩护。因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决定最优分工。中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意味着，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是发挥中国竞争优势的最优选择。而从微观企业的角度，资本回报率下降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但中国的人口红利使得资本回报率没有出现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下降过程。因此，尽管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备受诟病，却是中国经济近20年来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是，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商务成本急速提高，人口红利在逐年递减，原先拥有的比较优势几乎消失殆尽。而“全民补贴生产”、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但约束管理层调控经济行为空间的一大要素却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显然，如果不能根本改变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由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制定并落实经济结构调整时间表，大力发展生产业，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摆脱既有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通过产业调整、技术进步与消费驱动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成了破解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关键命题的关键环节。
应该说，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已初步具备了经济转型所需要的相关物质条件，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现在，制约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最主要因素，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紧迫性，以至迟迟迈不开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的脚步。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主创新；转型升级；模式
由于广东是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和闻名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而且外向型经济高度发达，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传统增长模式的矛盾暴露得格外突出。当前，广东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广东要提高地区竞争力，促进转型升级，必须把自主创新作为发展的重点，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制度，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韩国经历了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到现在1．5万美元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转型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广东自主创新能力与韩国的比较
从地域面积来看，2008年韩国为9.9万平方公里，广东为18.0万平方公里，广东为韩国的1.82倍；从人口来看，韩国为4846万人，广东为9544万人，广东为韩国的1.97倍；从GDP来看，韩国为9470亿美元，广东为5099亿美元，韩国为广东的1.86倍；从人均GDP来看，韩国为19542美元，广东为5369美元，韩国为广东的3.64倍。可见，从地域面积和人口来看，广东远大于、多于韩国，但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看，广东与韩国的差距仍然很大。
1961年到1973年这12年间，是韩国工业化重新起步的阶段，韩国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类似广东改革开放前期20年走过的道路。在整个东亚地区，韩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比较成功的案例，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展示了广东未来自主创新可能的发展路径。以下是广东省和韩国主要自主创新指标的对比：
（一）广东发明专利的数量增长快，但是仍然低于韩国
2004年，在专利申请授权中，广东的发明专利申请只占全部专利的15.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5%，更低于韩国的40.1%。2005年广东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比例和拥有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分别达到18.85%和21.50%。2008年，广东省专利授权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发明专利授权量首次跃居全国第一位。专利申请量共103883件，授权62031件。发明专利申请量28099件，发明专利授权7604件。PCT专利申请量3120件，连续7年保持全国第一，占全国PCT申请量的53.35%。然而，广东专利授权数虽然在国内占有较高比重，但国外公司在我国申请的发明专利仍然占主要比例，广东发明专利很少。
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调查显示，2006年韩国拥有的专利数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特别是在半导体和通信领域尤其出色。该调查显示，1997年以来，韩国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普通领域专利数达到88574项，增加54%，学界专利达到4706项，增加94%。在同一时期，韩国在援引论文数量方面在亚洲的排名升至第二位，仅次于日本。
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2006年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基准全球专利申请数目”，韩国向该组织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数为5935件，比2005年增加26.6，排名超过法国和英国上升为世界第四位。2009年专利申请数为8066件。
（二）自主创新人才总量和密度与韩国差距巨大
广东的自主创新人才密度与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R&D活动人员数，韩国是66人，广东为35人。
（三）R＆D人员国际数仍低于韩国
2005年韩国仅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论文数就居世界第14位（共2.3万篇）。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5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广东省发表国际国内论文总数（国际论文指SCI、EI、ISTP三个系统收录的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之和，国内论文指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D）收录的论文）、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专利数据来源于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和R&D经费（R&D经费来源于2003、200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投入分别居全国第四、第三、第二位。
同时，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出10个数与专利数最多的省市，并分析出其论文数、专利数（含国内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与R&D经费的比率。广东、申请专利数产出总量与2003、2004年投入的R&D经费比率为181.6，排在第6位。
（四）R＆D占GDP的比率广东低于韩国
据广东省统计公报，2009年广东只有1.6%，远低于同年韩国的3.1%。广东的R&D经费主要来源于企业，2006年广东企业R&D经费占总经费的80%，政府资金只占9.5%，政府资金投入比例远低于韩国的25.38%。政府投入不足制约了广东创新能力的提升。
此外，韩国政府科研预算逐年增加，从2005年至2006年增加了14.2%，超过了同期总预算5.9%，2006年，韩国的研发总投入和研发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进入世界十强。研发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强基础科技研究及培养创造型人才，加快地方科学技术更新及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年韩国R＆D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1%，排名世界第三，仅次于日本与芬兰，增长速度全球第一。2006年韩国的研发经费超过60%来自企业，20%来自科研院校，20%来自政府投入。
（五）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广东远低于韩国
2003年，广东省发明专利授权数为953件，占三类专利总数的3.3%；平均百万人口专利授权数为25件，仅为韩国的1/38。2006年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公布数据显示，韩国技术竞争力居世界第6位，科学竞争力居世界第12位。
广东当前正处在类似韩国1980年前后的发展阶段，广东当前仍然落后于韩国，但是，在新兴的绿色技术领域，广东与韩国的差距并不太大，关键是广东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太强，如果能够尽快解决自主创新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花大气力研究未来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广东在未来的新兴产业领域是有可能实现弯道赶超的。
二、韩国科技自主创新对广东的启示与借鉴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展实践，三类创新方式在国家发展进步的各阶段是同时共存的，但三类创新方式的组合与重点却与一国的经济实力、物质基础、体制机制、社会文化、民族精神等等因素的状况以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通过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创新方式的重点也逐步演进。韩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显著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强调自主创新，并采取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方式。
（一）确立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借鉴韩国经验，根据广东自主创新的现状，紧紧围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推动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体制与机制改革，并通过政策引导，使大学、科研院所的科技力量集中围绕企业的需求进行研究开发，支持和鼓励更多的科技资源向企业流动。要以“产”字当头，支持和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及高校建立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逐步实现一些科研院所编入对口企业，使科技力量充实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特别是发挥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以实现最佳组合，产生最大效益。同时要鼓励联合研发与创新，完善相关机制，加强不同企业研发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运行效率。
（二）政府和企业都要加大科技开发投入
借鉴韩国经验，要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开发投入。一是降低企业的税收和各项社会负担，以逐步提高企业研发经费占其销售收入的比重。二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的幅度，加快培育科技创新的资金市场，调动和引导社会资金，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尽快实现研发费用稍快于GDP增长。三是建立健全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技术及人才开发费税金减免制度，以及新技术推广投资税金减免制度等，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重点支持对行业科技进步贡献大的研发机构建设。四是整合现有的科技发展资金，改进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一批技术先进、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要对已经认定的国家级和省市级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资助；要安排专项经费，鼓励企业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资助企业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与此同时，要加大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就是要建立功能完备的、高效的金融支持系统，探索并形成各种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机制。例如创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科技担保公司合作，形成风险准备基金等；建立科技产业发展银行或中小企业发展银行；积极推进科技金融工具创新并运用它们（如对重大科技专项资产实行证券化、发放可转换债券、票据贴现等低风险业务）进行融资。
（三）加强企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借鉴韩国经验，一是对特殊人才要给予特殊待遇。企业应把80%或70%的奖金提供给20%或30%的技术骨干。此外，实施股权激励政策。二是建议在企业中实施“人才工程”，积极引导人才向企业流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可以挂职到具有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作。三是规范人才流动秩序。有的国企科技人员被民营企业挖走，把核心技术、商业秘密也带走了，给原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建议广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在鼓励人才流动的同时，更要加以规范。四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重视发展国内的高等教育，为高素质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创造条件。实行开放的用人制度，在用人范围上要突破单位、部门、区域甚至国籍的限制，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市场。同时，还须在合同聘任的基础上，采取长期的、短期的、兼职的、临时的等灵活多样的用人方式，为人才投资收益最大化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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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资源型城市； 转型成本； 成本支付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不论是城市被迫转型还是主动转型，转型问题是一个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无论是政府转型还是企业转型，无论是替代产业选择还是转型路径设计，资源型城市转型都离不开对转型成本的研究。
一、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构成
转型成本，概括来说是指从产业转型开始至替代产业的确立、GDP及就业率基本达到或超过转型前的水平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具体来讲，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成本的构成主要有：
（一）政策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等，这是转型过程中政府必须支付的成本，政府的支持是企业转型的关键。
（二）劳动力转移成本
主要指由于工资刚性和技能差异引起的转型企业在组织和安置职工中必须支付的成本。包括下岗职工失业补贴、再就业培训费用等。
（三）环境治理成本
由于资源产业的发展常常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治理环境，必然会为以后经济发展埋下重大隐患。因此转型的过程也就是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环境保护，恢复生态系统以往功能的过程。
（四）清除企业历史陈欠债务所支付的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需要清理的企业陈欠债务主要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
（五）理顺政企关系所需支付的成本
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资源企业承担了本应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职能，社会职能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转型。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对这些附属部门进行改制和分离，将其纳入社会有关部门统一管理，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支付相关的成本。
（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支付的成本
转型期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成本支付
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几十年里，资源型城市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诸如经济畸形发展代价、生态破坏代价、社会畸形发展代价等。随着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实施，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资源型地区必然要支付转型成本，而且这种转型和发展成本将由过去资源产区单一支付的模式转变为由全社会支付。从世界资源产业进入转型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的转型经验来看，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给予直接资助、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如减免税间接资助、政府与金融机构对转型企业实行特别的信贷政策、积极争取国外资金的援助等。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这些经验虽然不能全部照搬，但还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相关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发挥的作用及应支付的转型成本有：
（一）中央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履行的基本功能是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整体战略、制定扶持政策、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制度创新激励、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1.从国家层面制定转型的整体战略
中央政府应立足资源型城市的实际，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制定诸如产业发展战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城市化发展战略等。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2010年11月，山西省向国家申报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这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综改区”，面积达到156 579平方公里，包含太原、大同、阳泉等11个地级市，显示出中央对山西转型的支持。
2.制定切实可行的财政扶持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政策扶持，反而充当了牺牲者的角色，大量的利润空间被其他行业占据。我国大多数处于成长期的资源型城市并不是抛开资源谈转型，而是依旧希望围绕资源谈转型。因此，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考虑修正不利于资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帮助城市顺利转型。比如税负过重是资源型产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从产业和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国家应调整资源产品税赋，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扩大抵扣范围来降低应缴增值税税率。制定资源产业转型中专用资产补贴税，落实税收返还政策，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同时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大对资源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分级财政中增加地方政府留成比例。
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是以生存、稳定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发展和繁荣。在选择转型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解决职工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转型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国家需要拿出一定的专项资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费和基本生活费等费用。同时建立社会最低保障体系，在解决职工进入社会统筹问题时，国家应给予经济补偿。
4.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
我国资源型城市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市场规律，而是根据国家整体对资源的需要进行布局和发展。市场经济时代，经济转型需要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环境。中央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法规为城市转型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要运用行政手段打破体制障碍，提供制度创新激励，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金的介入。中央政府要通过监督、激励和服务机制，使得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效用最大化，同时使中央政府的功能目标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只有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良好的服务体系，政府才可以既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经济的发展，又从微观上保证区域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省、市地方政府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转型成本
资源产业衰退，资源型城市就会衰落，而地方政府有维护地区繁荣、保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因此地方政府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负责经济转型规划方案的编制，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与经济转型规划的衔接等，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转型成本。
1.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转型政策
我国现有资源型城镇426座；在这些资源型城市中处在成长期的有82座，占19.25%；处在鼎盛期的有290座，占68.07%；处在衰退期的有54座，占12.68%。对于处在衰退期的城市已无需探讨是否转型，而是要及早实施产业转型。国外的转型实践表明，产业转型应在成长和成熟期进行，如果进入衰退期转型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城市会因为拥有资源而陷入可怕的“资源诅咒”。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放弃资源是其在转型过程中承担的最大的转型成本，但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城市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承担的。
2.制定优惠政策与区域倾斜政策
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层面的支持主要是针对转型制定优惠的财政政策、土地政策和引进高科技人才政策，同时与金融部门配合，多方筹集配套资金。如日本针对转型地区，采取产煤地域事业补助金和地方支付税等财政政策对产煤地域进行支持，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实行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由国家补贴。
3.改善地区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
经济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可以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形成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也可以增强国家对该地区支持的信心。经济转型的环境和氛围需要地方政府来营造，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也需要政府牵头。例如山西实行的生态治理保证金制度就值得借鉴和推广。
4.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减负
积极帮助转型企业剥离社会功能，解决企业过度承担的政府和社会职能。企业的陈欠债务包括企业拖欠的各种税款、拖欠银行贷款的本息、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相关债务、企业拖欠职工的各项款项等。在这些成本中，有一部分企业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另一部分则需要国家及政府的扶持和支付。这些问题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很难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转型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资源型企业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转型成本
1.企业要提早做好转型的预期工作，在企业的兴盛阶段就要着手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多元化的产业链条，并在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作为将来转型的专项资金，未雨绸缪，做好企业的资金积累，为转型打好基础。
2.逐步分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集中精力抓好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完成产业的转型打好基础。
3.打破传统的用人机制，分离企业冗员，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要将分离冗员同组织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结合起来，缓解就业压力，确保社会稳定。
4.全社会积极参与转型。资源产业转型无疑是现代社会中的一次重大变革，转型不单单是资源产业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因此全社会都应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分担转型成本。具体来讲，科研单位应积极为转型出谋划策，提供理论指导；金融部门应主动配合，做好资金的筹措工作；教育界培训机构应帮助搞好转型企业职工的培训工作；社区和工会应力所能及帮助企业职工寻找新的就业岗位；职工也要积极参与到转型中，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劳动技能，充实到新的岗位上，或者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带动更多的人员就业，再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三、转型成本支付过程中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虽然目前全国都在提转型，但毕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2001年辽宁阜新获批成为我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十年过去了，但全国现在还没有一套具体的指导城市转型的实施细则，政府在实行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以后出台的经济政策否定当前政策，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二）投资风险
在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或开发新的附加值高的产品，在新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存在技术能否适应和新产品能否开发出来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类企业有可能面临技术不成熟，缺乏高科技企业管理经验，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企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三）社会风险
资源型城市长期以来的特殊性，形成城市职工观念的特殊性，人们比较容易满足于现状，对转型可能抱着抵触的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对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如政策风险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加以避免。政府在制定转型政策时，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一旦实施，要保持政策的严肃性和持续性。对于投资风险，可以设立转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对替代产业以及优先扶持产业的投资损失予以一定的补偿，并且支持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对于职工的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把转型和培训结合起来，积极帮助转型职工再就业，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职工的转型之忧。
【参考文献】
［1］ 孙雅静.资源型城市转型与发展出路［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中国经济转型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统领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此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一论述揭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矛盾。其实，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利益和谐，因为利益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没有利益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出现了一系列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调节利益关系，以实现由利益冲突向利益和谐的转化，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一、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
无论是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揭示出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此，他认为人类历史的研究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此，“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利益主体“现实人”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创造活动不过是实现其利益的途径和手段。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因此，“社会的每次行动，都是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的”。由于受自身条件及所处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中，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反应，它构成了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条件和社会基础。
西方经济学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研究稀缺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最优配置问题，即研究在资源稀缺这一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问题。其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决定了追求自利的“经济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人们因追逐利益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之中，并且这种冲突还会进一步扩展为对利益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争夺，尤其是对有利于自身利益实现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争夺。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经济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其实都反映了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于追求自利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然是相互对立的。休谟在论及顺利合作的障碍时对这种对立的利益关系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说，“如果一切东西都以同样充足的数量供应给人们，或人人对人人相予相爱一如对待自己，则人类将不知公正或不公正为何物。”因此，“公正只能是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的供应相对于人的需要有所欠缺的状况。为防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避免社会陷入“霍布斯丛林”状态，人们认识到需要对彼此相互对立的利益关系进行自觉地、有意识地协调，以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确定的社会关系，由此导致制度的产生。可见，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的行为进行合理约束，以实现利益关系的协调。
二、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经济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处于全面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利益主体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中国经济转型最显著的结果是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经济关系的分化，与国家所有制并存的非国家所有制结构被创造出来，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私营、个体以及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新的格局下，除国家外，其他形式的非公有制企业也成为分配主体；不同所有制条件下的从业者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2.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进行，我国初步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分配主体呈多元化态势。与此相适应，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分配格局，开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明确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居民除工资收入外，还可获得投资收入、经营收入等其他形式的收入，收入来源日益多样化。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主体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使得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同一所有制的不同经济单位之间、同一经济单位的管理者和员工之间以及员工相互之间，在利益状态、利益实现等方面呈现巨大差别，利益关系由同质化走向异质化。
3.利益实现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利益主体和利益形式的单一性和同质化，个人利益主要由国家计划直接掌握与调控，利益的实现是通过计划手段达成的。这种由国家计划掌控的物质利益分配制度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特点，因此社会利益格局具有简单化和一致性的特点，收入差距并不突出。在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实现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计划化走向了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秉持要素贡献原则，即依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贡献进行分配。对于每一个利益主体或利益群体来说，其收入获得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计划分配的结果，而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结果，并且这种市场交易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主体的初始资源禀赋、市场状况和市场能力，这样，利益的实现越来越通过市场关系表现出来，利益实现机制由计划化走向市场化。
三、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冲突
冲突亦称为抵触、矛盾、争议，是在“机会”或“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系统中利益对立的各方争夺自身利益所导致的结果。冲突是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发生在不相容的需要、愿望、想法、利益之间，而且是冲突各方无法同时获得满足的时候。因此，冲突各方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状态。利益冲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因此，利益冲突源于利益矛盾，而利益矛盾又源于利益差异。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人们如饥似渴地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在实现利益上所产生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这样，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程度不同的矛盾便广泛地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在利益矛盾的基础上又引起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
1.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各利益主体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制度激励，社会经济发展片面地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代价，造成环境危机，为短期利益牺牲了长远利益。
2.城乡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是因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中国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所决定的“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的非均衡发展，并形成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期虽有所减小，但近年又呈不断扩大之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是2.5倍，1985年是1.9倍，到2004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镇居民所能获得的各种实物性收入和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性补贴考虑进去，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有学者估计这种差距可能达到4～5倍，甚至6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
3.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与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转变，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个体、私营及外资等不同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由于不同所有制职工在工资待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及其实现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也产生了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4.不同行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拥有了不同的市场力量和获取利益的能力，形成了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二者之间的效益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迅速拉大，形成了高收入的垄断行业与低收入的非垄断行业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1978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470元，最高的电力、煤气、供水的年收入为850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81倍；2004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年收入为7611元，最高的金融业则为26982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3.55倍。导致“能力强不如入对行”的局面。
5，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是区域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是资源利用方面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采取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使东、中、西部差距迅速拉大，导致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以上海、河南、贵州作为东、中、西三地区的样本进行比较，1996年上海人均GDP是河南的5.5倍，贵州的10.6倍，到2004年，这一比率跃升为5.8倍和13.1倍。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是全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不仅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为全国和东部提供着生态公共产品。但在东西部地区之间，由于缺乏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其结果是东部地区独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西部地区则独自承担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恶果，由此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利益冲突。6.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这一矛盾主要是由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引起的。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主要是下岗职工与在岗职工在切身利益上的矛盾冲突以及下岗职工与企业领导在生活保障与安置方面形成的利益冲突。二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资矛盾，资强劳弱是世界上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目前的我国表现得也很明显，一些私营企业存在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偏低、劳动时间偏长以及拖欠职212512资、限制职工人身自由等问题，从而导致职工不满而引起矛盾冲突。据广东省总工会对全省12个城市的调查，民工月工资在800元以下的占总调查人数的48.2％，1200元以下的占78.7％，而同期广东全省在职职工月平均收入为1675元。
7.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根据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制度分割等四项指标及其所决定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成员进行了划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由于所拥有和支配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同，形成了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利益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利益群体。强势利益群体凭借所掌控的各种资源优势，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左右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之名行利己之实。而弱势群体由于“权利贫困”，在经济转型中处于不利地位，既无法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收益，又不得不承担改革的成本。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使我国近几年的经济转型呈现出“改革效益强势化”和“改革成本弱势化”的特征，加剧了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之间的对立。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冲突造成了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
四、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的途径
利益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要正确认识利益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性。同时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协调利益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妥善化解各种利益矛盾，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
1.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实现由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和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要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一是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实现的前提是利益的充分表达，因此应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有表达的渠道和途径。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决策听证制度及政务公开制度，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建立科学的反映社会利益格局的信息指标体系，科学及时地反映社会利益的变动情况和发展趋势，增强公共政策对利益格局变动的反应敏感度和调节的针对性。二是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发挥国家的利益宏观调节作用，通过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措施为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主体参与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促进城乡、区域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三是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经济转型的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在此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向利益受损者提供一定的补偿。利益补偿机制的实质是社会各阶层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这是化解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2.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一些约束条件。”其根本作用在于保障、维护及协调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利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完善利益和谐的制度基础。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有助于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是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和谐的关键环节。首先，要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权力公平和机会均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实质上是权力和机会的分配，而权力公平、机会均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市场分配原则的基础。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利益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和机会分配不均等造成的。因此，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首先必须做到“穷人能与富人、权贵共享权力和规则”，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和获取收入的权利和机会。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稳定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制度之一，其根本目的在于为年老、失业、生病、残疾等面临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的群众是最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