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第1篇
一、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
今年上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交运局牵头协调各乡镇对国道G107改建工程开展协建工作，完成了区界至刘南线段1010亩的农用地补偿及清表，并将土地交付施工单位，大大加快了国道G107的施工进度，该线建成后，将成为市东二环，能够优化我区投资环境，为招商引资、农村致富增收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按照“2+2+N”乡村振兴空间布局的要求，交运局对万亩桃园项目、万亩花海项目、渚河源乡村振兴示范区、小堤片区项目内道路进行规划和建设，上半年完成总建设里程18.63公里，完成总投资3532.47万元。项目内道路的建成，为广大市民乡村旅游、沿线村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规范行业管理，打造畅洁绿美的公路环境
上半年，结合“三创四建”活动，深入开展各级公路的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等“四化”建设，加强公路运输执法管理力度，公路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一）公路养护工作主要以“四化”建设为着力点开展。净化上，按照干线公路养护标准化、农村公路养护规范化的要求，以各级公路过村段为重点，开展路面清扫工作，共计清扫路面3万余公里，清运垃圾5000余方。绿化上，抓住有利时机，对各级公路开展绿化补植。种植各类乔灌木1.5万株，完成绿化节点景观4处；其中结合13号之声建设了一处“红色”绿化节点。美化上，按照“三创四建”活动要求，对6条重点公路设置公路标志，标线，设置震荡线、减速带，设置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三创四建”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宣传墙3处，打造文化节点2处。亮化上，坚持以“夜间巡查，白天维修”的工作方式，对辖区内13条道路的路灯进行巡查维修，共维护维修各类路灯故障60余处，保证路灯亮化率。通过“四化”建设，加强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公路环境也更加靓丽。
（二）加强公路运输执法管理工作力度，效果显著。
1、道路运输执法管理上，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保证营运车辆北斗监控不间断、监控记录完整真实，对辖区内6家危货运输企业及普货企业检查82家次，出动人数300余人次。行政服务窗口共计转出营运车辆435辆，转入营运车辆886辆，新增营运车辆1583辆，审验营运车辆8995辆。在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中，查扣违法超限车辆186辆，卸载各类货物7226吨。对43辆超限货车相关的企业、个人进行“一超四罚”，单独警示约谈8家。吊销道路运输证1个。启用了邯大路电子抓拍非现场执法系统，充分发挥了监控系统威慑作用，大幅提高货运车辆检测率、精准打击超限超载违法运输行为，解决了执法力量不足，保障了执法人员安全，增强了治超执法工作的透明度，杜绝公路“三乱”行为发生。
2、在公路产权维护工作上，为了便于对辖区内公路的统一管理，积极向上级争取青兰高速西连接线和邯临快速路共计8.3公里路段的代管权，并行使路产路权的管理职责。上半年，清理公路两侧堆积物、渣土和建筑垃圾约2530方。新成立了两个中队，错峰治理马路市场和过村段占道经营，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
3、铁路沿线综合整治上坚持常态化巡查，上半年转接铁路沿线安全隐患2处。完成“铁路沿线环境安全隐患整治管理系统”的推广应用，做到随查随清，增强了巡查治理的及时性，保障铁路的安全运行。
三、加大大气治理力度，确保交通运输领域天朗气清
制定下发了《交通运输领域大气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实施办法》，成立了领导小组，明确了纳入量化问责的八个大项，26个小项的问题，并指明了责任单位。在具体工作中，执法人员坚持24小时不间断巡查，积极配合交巡警、环保等部门开展道路货运车辆货物脱落、扬撒的治理工作；巡查督导辖区汽车维修企业、门店全面禁止露天喷漆，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养护部门按照“三机一体”要求，固定一台吸尘车、一台水车和一部洗扫车全天候作业，有效防止公路扬尘。全区交通运输领域大气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交运局在第二季度全区大气污染治理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四、做好安全生产保障，时刻紧绷安全弦
（一）加大公路桥梁的巡查频次，确保全区公路桥梁安全畅通。对每条公路、每座桥梁实行养护工每天一巡查，工程师每周一巡查，安全小组每月一检查的制度，通过层层筛查，确保全区公路桥梁不出现问题，创造了安全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二）加大安全监管力度，保障全区运输企业平稳运转。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按期召开安全例会。加强对“两客一危”的安全检查。客运西站安全监管上，加大站内安全管理力度，严格履行“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制度。为各个运输企业逐步恢复运营提供的安全保障。
（三）制定应急预案，组织应急演习，锻炼应对紧急事故的能力。今年5月份，组织实施了区“两客”“一危”“一货”应急演习，共出动相关人员200多名，车辆8部，现场演习了客运车辆起火、危险货物泄露、货车起火等应急处置科目。大大提高了相关从业人员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四）严把高速站口、客运场站防控，构筑疫情防控阻击线。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交通运输系统积极提高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对各高速口及场站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高速站口共计检查车辆3.25万辆，检查人员7.5万人，做到安全平稳无遗漏。疫情趋于平稳后，积极督导、指导辖区内货运、物流企业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要求各企业严格落实上下班测量体温制度，所有企业职工必须佩戴口罩，保障人员身体健康，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五、加强党性教育，为交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一）加强组织学习，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上半年，主要以“”、“周五学习日”、“学习强国”APP等多种形式为基本依托，把学习教育融入日常组织生活，使全体党员干部牢树“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过硬的整治理论素质指导工作实践。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关系;作用
事业单位的文化是在单位长期的经营与实践中所积淀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精神力量以及思想道德观念。加强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能够提高单位员工积极进取的精神，激发出单位员工的使命感与责任，使单位各员工的思想境界得到提高，不断增强事业单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事业单位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
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事业单位更好的发展。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密切相关的。事业单位经营效益的提升主要就在于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坚持“以人为本”为原则，以不断提高单位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为主要内容，强调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致力于单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二、加强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对做好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意义与作用。
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一）加强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为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通过对单位员工的文化宣传、教育，提高了单位每位员工的文化知识，提升了单位员工的高尚的追求，提高员工的精神价值，为事业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保障。
（二）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为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赋予了时代感。
事业单位的文化建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都具有的较强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它的时代性，而不是传统的枯燥无味的理论，所以更有助于提高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对单位员工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文化建设为单位注入了新的理念，一旦这些新的理念与思想成为事业单位全体员工自主的群体意识，在单位内部员工中就会形成自觉的意识和创造思维，就会为事业单位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和动力。
（三）做好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
事业单位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可以使单位的内部制度管理与人力资源的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单位员工的质量，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使单位的员工做到言行统一、员工的奋斗目标和事业单位的发展目标相统一。
三、加强事业单位文化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新形势下，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现了许多的新特点。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必须要重视文化建设，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一）在事业单位内部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功效。
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针对于单位内部职工开展的，工作主要性质都是相同的，做单位内部职工的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职职员的思想、文化教育，使单位员工能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事业单位的发展服务。事业单位要想长期稳定的经营发展，需要依靠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来扶持。在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中，要定期对单位的员工进行思想培训、教育，要充分发挥出思想政治对员工的教育作用，使单位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单位发展为最终的奋斗目标以及正确的科学文化的理想和信念，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出单位所有员工积极参与事业单位文化建设的自愿性。
（二）提升事业单位内部文化的凝聚力。
事业单位的文化是单位所有员工的共识，体现着事业单位的整体意识，所以，加强单位的文化建设必须将单位员工的个人追求与单位的追求紧密的连接起来，将所有员工的个人力量凝聚成事业单位统一意志下的整体力量。首先，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要以提高单位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为核心，不断提升员工的责任意识和为单位服务的意识，将个人的发展与单位发展结合在一起，这也正是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的工作目的。事业单位要在理想、道德、业务技能、单位纪律等各方面不断加强对单位员工的培训、教育，在事业单位内部不断构建团结互助的员工关系环境、充满激情活力的精神环境以及良好的单位文化氛围，加强单位员工对单位的信任，将单位的发展和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其次，要想促进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调动单位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单位员工能够树立主人翁的精神，能够一心一意的地投入到单位的发展建设中。要让单位员工主动参与到单位的文化建设，采用员工乐意接受的方式，不断增强单位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事业单位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对员工开展文化、理论教育活动，解放员工的思想，及时更新员工的观念。还有在单位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团队精神教育活动，增强员工之间的团队意识和凝聚力，引导单位所有员工都能建立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观念，能够自觉的抵制传统、腐朽的思想侵蚀，不断塑造事业单位的文化环境，聚集单位全体的力量，从而不断提高事业单位的综合实力。
（三）发挥出事业单位文化的激励作用。
事业单位加强文化建设是为了提高单位全体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不断激励单位员工在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在事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中逐渐形成以事业单位的价值观、单位精神为核心的管理理念。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对端正员工的工作动机，激发员工的自身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员工具有一定的激励功能。所以事业单位在文化建设中，要重视对单位员工的激励，一般对员工的激励行为包括两种：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事业单位的文化激励就属于精神激励。例如，事业单位可以经常举办一些精神文化的讲座，或者观看一些比较激进的宣传片，邀请一些先进的模范人物讲话等方式，对单位员工进行精神上的激励，以满足单位员工的精神需求，增加员工的精神力量，让他们对单位产生一种归属感，保证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事业单位的文化建设对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单位的生存、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事业单位的领导层必须要加强单位的文化建设，保证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完成，促进事业单位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第3篇
一、财政公关组织的基本特点
财政部门作为公关组织（下同）的公关活动，是指财政公关组织在配合政府管理社会，有同政府公关目标在本质上的一致性。然而财政部门的具体工作性质和特点，公关目标和方式终究有别于政府，也区别于政府其它部门。因此财政公关工作具备明显的个性特点。一是公关主体的权威性。 财政部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代表国家和政府推行有关玫策法规，落实各项措施，以及收集各种信息，协助玫府对重大经济政策措施的出台，做好参谋、咨询、解释、协调等工作。这样就决定了财政部门在公关活动中的特殊行政意味和相应权威色彩。这是其他非政府公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突出特点。二是公关对象的复杂性。社会公众是公共关系中的必要构成要素。与非政府公关组织相区别，财政部门公关的对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同生产经营部门和个体劳动者有税收关系和投资关系的公众群体；二是同党玫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有财政拨款联系的公众群体；三是涉及到经济部门之间、经济部门之间不同层次之间、经济部门与政府相事业单位之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等方面的利益分配与协调关系。不同的公众群体.都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同一国家政策规范有不同理解和反映。因此公众的复杂层次及相互关系决定了公关工作内容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公关方式的多样性。公关三是效益的社会性。财政公关组织以主财、聚财、用财为其主要公关任务，加强税务管理，调整投资结构，平衡财政收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综合效益。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更是我国政府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决定的。
二、财政公关组织特定的角色和职能
财政公关组织在现代社会管理中，通过积极有效的公关活动，对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来看，财政公关组织主体以财政工作为主要内容，有组织、有步骤并且主动向公关客体实施影响的社会组织。一般有三个特征：其一是专业性。财政公关组织是贯彻政府公关思想、实施政府公关目标的专业性社会组织。一般由“秘书处”、办公室”代行公务。其二是协同性。财政公关组织必须同政府公关组织和及有关部门协同配合，才能完成本职工作。其三是服务性。财政公关组织是为政府科学决策服务部门之一，为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的协调与服务，建立良好政府以及本组织形象，同时和相关政府部门协调步骤，互相配合。政府所属公关组织的设立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机构要精简。人员要精干，还要有适当的管理跨度和管理层次。第二，讲求效率。对于公关效率，可以从工作的数量、质量、协调能力和创新程度四个方面来考察，使财政公关成为与其他行政机构互相配合、分工协调的有机整体。
财政公关组织的工作涉及到整个社会各行各业和各个利益群体。各个社会组织、团体、单位及个人之同构成极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各种社会心理、团体意识、价值取向的非一致性，给财政公关工作带来了直接间接、或隐或显的影响。财政组织的公关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农工商经济组织。这类群体都属于生产和经营性的组织或个人，是财政公关主要对象和税收的重要来源。二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这类公众所从事的工作大多从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影响。搞好对这类公众的公共关系，可以有力地推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三是内部员工。财政部门内部的工作人员。具体分为部门领导层、中层和一般工作人员三个层次。财政公关组织应当因势利导，增强内部员工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实现公关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财政公关组织的特定公关原则
不同部门的工作性质和任务决定了该组织的公关性质和任务，也决定了其公关的原则和方式。财政部门的公关原则有五项：一是人民原则，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国公共关系的根本原则。 二是求实原则，坚持真实性原则是确立财政部门良好形象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是维系与社会各界良好关系的前提条件。三是公开原则，财政公关信息公开，利于人民参与国家管理，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有利于提高财政工作效率。四是整体系则，财政公关人员的行为和形象对组织整体形象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五是持续原则，财政公关要取得既定的长远工作目标，必须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社会不同公众客体客观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使目标在实现进程中表现为不平衡性。因此要达到目的，并非一蹴而就。
四、财政公关组织的特定公关方式
财政公关组织的特定公关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总的来说主要有：咨询服务、信息沟通、综合协调三大类。可以有针对性选用以下几种方式来开展。一是开放与接待。财政部门有权对社会进行管理，但是在执行任务时，要保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解决公众的困难，提高办事效率，增强公众信任的重要方法之一。二是民意测验。财政公关组织可以通过组织民意测验方式，来收集意见和建议，反馈实施效果。三是座谈会、对话会信息交流方式。这是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方式。这种方式既能及时地宣传国家的财经政策，解决实际问题，又树立财政公关组织的良好形象。四是设立公关办事机构等对外窗口。这种方式既是沟通民众、推行政令的有效手段，也是接受公众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
财政组织公关的公关方式的选择，总是同特定的公关任务、目标和对象相联系的，因此应当因时因地因公众而异，选择最佳方式完成公关任务。我国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而我国的财政部门应当并且能够通过公关实践与探索，通过自身组织的改革与完善，不断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政府工作的整体目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级政府公关组织。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第4篇
监狱监区是整个监狱的前沿和基础，是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监区处于改造罪犯工作的第一线，直接而又具体地担负着执行刑罚、监管改造罪犯和组织劳动生产的艰巨任务。党的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工作计划要靠监区去贯彻，司法部关于“监管改造环境规范”、“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和“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要靠监区去落实。建设化文明监狱，搞好监区是基本条件。如果说整个监狱工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么监区工作就是大厦的基石。所以说，监区在整个监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整个监狱工作而言，监区工作是薄弱五一节，监区方面也还很不够。在计划体制和主义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在国际人权的激烈斗争以及现代化文明监狱建设过程中，监狱监区面临的新很多，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强对监区的领导和管理。
监区罪犯管理是在监狱领导下，对监区所属罪犯的招待刑罚管理和监区行政管理。监区罪犯管理是监狱监区依法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过程中有关执行刑罚和监区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计划、组织、监管、控制活动。
关键词：监区管理、罪犯控制
一、监区行刑管理
1．监区行刑管理的性质：监区行刑管理是监区依据监狱的性质和要求依法对判处徒刑的罪犯在监区的管辖范围内，具体执行限制自由，惩罚和管制以及对罪犯具体实施改造的管理活动。
监区行刑管理的性质具体表现在：
（1）惩罚的具体性
罪犯是国家刑律的触犯者，国家对其科以刑罚，最终要投入到监区进行改造。作为刑罚监区在其职权范围内对罪犯施以军事管制，限制自由，强制劳动等刑罚措施，使罪犯具体体验了国家刑罚的惩罚性。
（2）防御的现实性
将罪犯投入到监区进行改造，罪犯失去了自由，割断了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监区对其实施严格的管理，避免了罪犯的逃跑和重新犯罪的发生，使罪犯失去了危害社会的条件。监区对罪犯严格的管理惩罚，也强化刑罚的警戒作用，即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成为现实。换言之，监区与监区之间封闭式管理，以及严格的监规纪律和管理标准化，将罪犯的劳动、生活按行刑管理的目的要求，合理地规范组合，使罪犯动有辙、行有轨，防止了狱内重新犯罪和“纵向感染”，从而使防御工作卓有成效。
（3）教育的针对性
监区行刑管理的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教育，监区行刑管理中通过严格地分类教育、个别教育、矫正罪犯恶习，强化了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
2．监区行刑管理结构
监区刑管体系也包含行刑主体、行刑客体、行刑介体三个要素。即监区干警监区服刑罪犯、监区精神和物质环境。监区虽小，但是缺少任何一个要素，监区行刑管理都不能成立，它们结合成监区相对完整的行刑管理结构。
（1）监区行刑管理主体
一般情况而言行刑管理主体是指国家行刑机关，其执行形式是监狱，监区是行刑主体中最基本的组织机构。就监区而言，监区干警是监区行刑的主体。在监区，干警是以自己的主体地位并通过介体行刑客体——罪犯。因此，监区干警是现实行刑的真正主体。从行刑管理操作来看，罪犯从入狱时起，就投入到中队，直到刑满。就绝大多数罪犯而言，都是在监区渡过全中服刑时间的。所以，监区行刑管理的主体具有独特的属性和内涵，既然监区干警是直接执行刑罚的主体，那么监区干警执行刑罚的水平就直接影响或代表着整个监狱行刑的质量。
监区行刑主体的职责，在于准确地执行刑罚，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监区行刑主体包含行刑权。监区行刑权是监狱行刑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属性是动态权力。中队行刑权对罪犯而言是监狱行刑权的具体化，从功能来看中队行刑权主要有监管功能、矫正功能、生产组织功能。为准确执行监管监区行刑管理主体不断调整自己与刑事法规、行刑、行刑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的关系。最终提高矫正的有效性。
从社会角度看群众把监区干警看作是监狱的化身；从罪犯的角度而言，干警是国家刑罚的化身。干警行为是国家对罪犯的态度和意思的表达，干警在整个行刑管理活动中，是国家力量和思想的象征。
（2）监区行刑的客体
监区行刑管理客体是指正在监区服刑的罪犯而非所有罪犯。准确地说：应当是指监区罪犯的犯罪主观构成而非肉体。这是犯罪的根本所在，也是矫正的目的。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监区罪犯，不能系统地否定罪犯的全部。也就是说作为被矫正手段作用的对象，并非系统意义上的罪犯，而仅仅是指罪犯反社会性精神结构样态的主观构成。
（3）监区行刑管理介体
监区行刑管理介体是指连接监区行刑主体与中队行刑客体的精神媒介和环境媒介。监区行刑管理介体是监区执行刑罚的内容、和物质条件，是传递通道。所谓中队改造手段就是监区精神媒介和环境媒介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形式组合的结果。监区精神介体是指以矫正罪犯主观恶性为标准的，用国家主文化内容影响、培植罪犯的意识形态内容，使之同化于国家主文化。在监区对罪犯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履行内容，方法是多方面的。不仅内容上有伦理道德、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等，而且方法上有个别教育、集体教育、分类教育、环境教育、劳动教育等。
3．监区行刑管理制度
监区行刑管理制度内容与监狱行刑管理制度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监区行刑管理制度内容是监狱行刑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些制度主要有：
（1）以变更受刑人的法律身体和人身状态为主要内容的行刑管理制度。包括收押、释放以及有关的刑事诉讼能力。
（2）以变更刑期、刑种等为主要内容的行刑管理制度：减刑、加刑、死缓、变更执行，以及有关的刑事诉讼活动。
（3）以变更刑罚的执行方式和受刑人人身状态为主要内容的行刑管理制度。包括假释及有关的刑事诉讼活动。
监区在执行上述行刑管理制度中主要工作是准确、真实地记录和考核罪犯的改造情况，及时掌握、收集整理、申报罪犯确有悔改立功表现，以及重新犯罪的材料，使罪犯得以相应的奖惩。
此外监区行刑管理制度还包括：罪犯申诉、控告制度。
二、监区分管、分教
分押、分管、分教育是我国罪犯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监区来说，“三分”工作主要涉及的是分管分教工作。
分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在监区所押罪犯实行分类的基础上实施分类管理，根据不同类型罪犯具有的特点予以相应的管束，发挥管理的约束、惩戒、矫治、养成作用；二是分级处罚。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和服刑时间，结合考虑罪犯的犯罪性质和恶习程度，实行不同级别的管理制度，并给予相应的处罚；发挥管理的激励引导作用，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也就是说不同级类的罪犯享有不同的管理内容和待遇，并依罪犯改造程度由低级到高级，逐渐改善其处罚，促使其唆悔，顺利回归社会的制度。
分教，即分类教育。主要依据犯罪性质，同时考虑罪犯的恶习程度和接受教育能力，实施类中分层、分级编班、分类施教，注意发挥监区环境对不同类型罪犯的教育改造功能，强化行为矫治的养成教育，着重于矫治不同类型的罪犯和不同深度的恶习，这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教育。
1．监区分管工作
分管，即分类管理。它是监区“三分”工作中的中心环节，也是关键的一环。监区分管包含两方面内容：（1）分类管理。即所谓的“横向分类”。（2）分级处罚。即“纵向分级”。
（1）监区分类管理
对不同类型的犯人应在系统的认识某一类罪犯的性格、气质、犯罪原因、改造中的心理、行为特点、改造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完善一套系统的具有针对性的分类管理办法和对策，并注意将分级处罚、分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1）对于同一刑期档次中惯犯、累犯、危顽犯和刑期、危顽犯即分类化，从严管理的罪犯的管理。对这类犯人一般在集中后的半年或一年内要加大监管力量严格管理，在监控设备上重点保降。在人力上配备年轻、素质高的干警；在方法上做到以动制静、以静制动、动静结合；在思想上注意人际关系的系统教育和思想疏导；在环境上注意环境色调平和，能抑制兴奋的色彩，物品布局中不允许有可做凶器的器物；制度上针对严管类罪犯制定新的规章制度。
（2）根据中队所押罪犯的类型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要给予不同侧重和限制。比如对性犯罪的罪犯在管理上要严格限制文化生活中性刺激作品，在管理上监区应通过监狱制定相应制度。对暴力型犯罪要运用以静制动的原则，严格限制其可能发生暴力犯罪的各种机遇，严禁私藏棍棒、刀具、易燃、易爆物品，防止他们行凶杀人和闹事。
（二）分级处遇中
监区分级处遇主要是通过解决不同级别把人的待遇问题激励罪犯努力回归社会，难点是制定罪犯升降级的标准和考核。
确定级别条件。从实践上看应从五个条件考虑：（1）刑期。长刑犯确有悔改表现的，对刑期要求可以放宽，因为处员是在狱内，不涉及安全和法律问题（2）计分。即考核计分。（3）恶习深浅（4）中队安全（5）改造表现，最后一条龙为重要。
确定升降级依据，这是犯人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分级处遇能否激励犯人改造积极性的关键，因此，干警必须的多对罪犯计分考核，并亲自保存，核算犯人分数，允许犯人提出疑问和质询以增加考核的透明度和升降依据的客观、公正、严格审批权。
监区对不同级别犯人的处遇标准，应当与监狱的处遇设置相结合，需要说明的是监区处遇设置实际上是监狱处遇设置的延伸和具体化，两者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
2、监区分类教育
我们认为监区的分类教育相对监狱的分类教育来说，监狱分类教育属于“粗加工”；而监区分类教育应属于“深加工，而精加工”阶段，监狱实施分类教育是粗线条的针对某类在押犯的教育，应属于对某类罪犯的共性教育，监区对所押类型和所押类型犯人基础上的分类、分教、是针对性的细化教育，是教育改造的中心工作。因此，对监区分类教育应提出如下要求：
首先，分教的目标明确，即对什么类，什么级，什么层次的犯人的教育要弄清楚，不同的犯人的教育内容应有区别。其次，分类教育要深挖犯罪根源，矫正恶习，以提高对某类罪犯的改造效果，其三，监区分教的形式一定要灵活多样，切忌呆板，枯燥，要让犯人愿意听，干警乐于教，其四，监区分类教育要解决好与特殊学校教育的关系，与中队生产的关系。其五，在教材安排上要按照监狱下发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结合监区实际进行。监区内部不同类、层、级的犯人，要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组织针对监区不同类、不同层、不同级罪犯制定不同的教育内容。
三、监区罪犯控制
1、监区罪犯控制制度
（1）定期和不定期考核监区干警“四知道”基本功制度。
这项制度要求监区干警对分管的犯人要做到“四知道|”，建立“四知道”考核制度，能督促监区干警从了解犯人的基本情况到向深层次的罪犯思想认识。这项制度不仅便于干警在日常工作中或罪犯发生问题后起到活档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预防监区重大问题的发生起着超前防范作用。
（2）监区碰头会和敌对情会制度
碰头会是指监区干警每天抽出较短的时间集中交流、分析犯人的情况和问题，实现对问题提前发现，提前明确，提前防犯的一项制度。
敌情分析会制度一般是在日碰头会的基础上，以星期为时间进行对犯人情况更全面，更深刻的检查分析会，如果说“日碰头会”是防范工作的初级阶段，那么敌情分析会则是防范工作的中级阶段的开始，这项制度实质是解决防范控制的一个“早”字。
（3）联保互监制度
联保互监制度是以互监为锁链，将罪犯按视线，工作联系等条什划分为三——五人为一个小组的具有相互监督责任的集体，使罪犯形成相互 制，互为责任的关系，实现化罪犯个体自我约束为自我约束与群体相互约束相结合，化干警整体监督为重点监督与罪犯小组小块监督，连环防范机制。
（4）干警对罪犯直接管理制度
干警直接管理制度是指犯人出工收工、开会、计分、考核等活动都有干警亲自清点人数，亲自整理队形、亲自记录，亲自进行小结，严格执行早晚点名和夜间查铺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对犯人监舍进行搜查，监区干警要深入犯人劳动、、生活三大现场，做到犯人24小时不脱管。
（5）对重点犯人和“三个环节”的控制制度
重点犯人主要是指犯罪思想根深蒂固恶习较深，不安心接受改造的罪犯，刑期长，思想顾虑深，悲观情绪大的犯人，不认罪不服判，怕苦、怕累、怕劳动的犯人，以上犯人容易出现脱逃，凶杀等恶性案件，外务犯、外宿犯、外医犯发生多是盗窃、等案件。值勤员，卫生监督岗容易出现体罚欺压，敲作犯人等问题，新入狱的犯人容易出现自杀，脱逃等问题，我们之所以称这些犯人为重点犯人是在于实践反复告诫我们这些犯人是监内改造秩序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对他们首先要实施有效的引导和。其次要严格“三个环节”的控制制度，即要害部位的控制，违禁品控制，重要时间的控制。
严格对要害部位的控制和加强对重点犯人的控制，必然要引出对要害部位的管理，严禁无关犯人，尤期是重点犯人接近，这是控制罪犯脱逃，防止重新犯罪或违纪的重要环节，严格违禁品的控制，违禁品一般是指能成为罪犯重新犯罪或能造成重大事故的器物，因此，对这些物品的控制是罪犯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干警力量薄弱的时间，也是罪犯容易发生事故的时间，解决的是严格控制犯人的时间，不给犯人单独做案的机会。
（6）监区犯人副档案管理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监区要建立犯人名册登记，记载犯人调出，调入，释放和每天监区押犯数，对犯人的学习，思想改造，劳动生产表现和考核奖惩材料及时记载。这项制度是积累犯人资料，了解中队情况和监区敌情动态的必要制度。
（7）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制度
这项制度是指从罪犯改造积极分子中，每年评选出由若干人组成的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在干警的直接领导下，积委会协助干警维护监规纪律，搞好犯人学习伙食，卫生等工作，督促犯人积极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8）监区资料档案制度
这是指监区文书档案，各种数据，大 记，每年计划，材料要专人负责积累管理，逐步形成监区档案，这是监区向文明监区迈进的重要制度建设。
此外，还有监区耳目建设制度，监区干警在犯人中培养信息员，以便了解犯人情况，这项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监所便开始尝试监区运用这项制度主要任务是控制监区案件的发生，建立和使用耳目是属于逆用性质的，即用犯人去了解犯人情况，因此在执行这项制度时必须谨慎小心。监区干警应明确监区耳目的使用权限，即使监区发生案件，监区在参与中也只是协质的，因此监区建立耳目的目的和要求与职能部门不尽相同。
2、监区罪犯控制
对罪犯进行控制是监区罪犯管理活动中最基本的职责，它包含二个，一是指对罪犯的人身、监舍、床铺、劳动场地和接见钱物，邮汇的检验查看，二是对罪犯行为的监视和控制，这二者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共同实现监区罪犯管理的控制职能。
（1）捕捉信息
控制离不开信息，监区对罪犯控制的首要工作是信息收集。我们对罪犯的控制是管理的过程，监区罪犯控制是二项复杂的工作，更应重视管理活动中反馈回来的信息，有信息依据，那么对罪犯的控制就能做到有的放失卓有成效。
收集罪犯信息的依据在于罪犯作为有机体，具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反映功能，因此，他们对监区的行刑管理活动，自己家庭的变故等情况都会做出认识上或感情上的反映，并付诸一些行动，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就能看出罪犯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已经干了那些事，这是每一个管教干警都应具备的能力。
收集信息的渠道和方法是很多的，监区干警首先要以管教干警特有的机敏和观察力捕捉来自罪犯的多种信息。实质上控制也是发现信息或信息增殖的过程。其次，从中队实际工作中看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干警与犯人在谈话中得来的，因此要重视和加强个别谈话工作。此外，收集信息的渠道还有座谈会，耳目汇报犯人小报告等。总之信息收集工作要求干警时时留心，处处留意，力争为罪犯的控制作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检查控制
监区的检查工作，实质上是一种防范控制工作，因此我们称监区检查工作为防范检查控制。有了信息工作的依托防范性检查就可以准确而有目的进行例行检查和突击检查，监区是监狱的第一线，对罪的检查控制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稍有松懈和麻痹。必须坚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对罪犯进行检查。不仅要认真检查和控制罪犯的接见、通讯、邮汇，还要加强中队安全设施监舍，床辅，物品存放处，劳动现场等进行检查。一般情况而言，监区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检查，每逢重大节日要提早检查，临时性检查多是在监区收集到某条信息，经后认为需要进行一次检查工作后开始的，检查中即要注意整体，又要注意检查死角。
（3）严格监区罪犯接见，通讯和邮汇的检查控制
A、严格罪犯接见控制
在押罪犯在规定的时间里经管教干警批准，可以在接见室里会见自己的丰系亲属或配偶。
B、罪犯通讯控制
依照有关监狱法规和制度规定，罪犯可以与其亲属通讯，检查罪犯发收信件是控制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来往息什中不仅可以发现，了解罪犯的思想情况，也是动员罪犯亲属等力量进行帮教，提高改造工作有效性的一个途径。
C、对罪犯邮汇控制
邮汇制度对监区来说主要职责是邮汇分发给监区后的处理执行制度。
（4）监区罪犯行为控制
对监区罪犯行为的控制应依据监管法规，结合本监区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制度。
A、不准接帮结伙，打架斗殴。监区里罪犯容易聚集一起，接帮结伙，从类型上看有“老乡”为链的地区型的；有吃喝为链的“哥门义气”型的这些消极团伙的形成容易发生团伙斗殴，对搞干警行为的发生。
B、不准私自接见亲友，不准私自通过任何人捎带书信和物品，为了避免犯人受到不良刺激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必须严格控制罪犯与外界的接触。
C、不准传播犯罪手段或教唆犯罪，这项制度是指不管罪犯出于怎样的考虑，也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凡是将犯罪手段传播犯罪手段，所谓教唆犯罪是指主观上故意纵恿，有明显的提示和启发性，犯罪对象明确客观方面，实施了教唆行为。
总之，监区干警应当认识罪犯行为控制的重要性，更要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罪犯违规行为的隐蔽性，更是罪犯的狡诈性使然。他们在暗处总是不失时机地寻找我们工作中的空档，进行各种隐蔽和伪装。因此，罪犯行为控制应在健全制度的前提下，严格执行制度，积极主动控制，使控制工作卓有成效。
（5）罪犯财物控制
A、对罪犯的贵重物品和非生活必须品应动员亲属。领回无亲属的或罪犯确实不愿将物品交给家属的属于罪犯的贵重物品应由狱政部门保管，一般物品由监区保管。监区对保管的物品应逐件造册，并天具三联单，由罪犯本人、中队、狱政科各一联，罪犯释放时全部归还。
B、监区对罪犯的物品应妥善保管，罪犯的现金一律由监区上在罪犯的帐单上，犯人不准私藏现金，犯人在有正当用途时可以凭帐支付。
总之，罪犯控制是罪犯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监区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在罪犯控制活动中，要善于运用各种控制原理和手段，如：预先控制，运行控制，以实现有效控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出版社1994年6月29号第一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中国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3、《河南省监狱人民警察执行规范》省监狱管理局发行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内容范文第5篇
[摘要]：
本文以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为依据，参照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首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other related subjects construction， the state of the history practice and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V criticism study， this article completely puts forward a new academic concep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levision criticism，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nd further， from som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such as the research dimensionality， the structure paradigm， the research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theories outline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V criticism.
Key words: history of TV criticism；construct；dimensionality；paradigm；method
一个学科的成熟和完善，既需要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方法论的确定，也需要有对本学科历史的深入研究，没有对学科历史的清理，我们便无法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还原和把握研究对象，也就无法去进一步推动这个学科的向前发展。基于此，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便成为制约当下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和整个电视学科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本书中，著者首次将这一问题置于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研究范式之下，对中国电视批评实践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整合建构。
一、电视批评与电视研究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的具体含义与研究范畴。2000年6月，著者在《电视批评论》中认为，电视批评就是指“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1]此后，经过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结合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电视批评学》中，对这一概念修订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2]。在此前后，胡智锋、周安华、时统宇、徐荃乐、王君超、刘建明、李道新、应天常等各位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重于艺术或侧重于传播对电视批评的概念规范问题进行了论述。[3]
从总体实践来看，这些论述都侧重于从批评本身进行界定，而对其在电视研究中的学科定位与自身谱系却均缺乏必要的观照与清晰地梳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问题，著者借鉴刘若愚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方法[4]，主张把电视研究从宏观体系上整体划分为电视史和电视批评两大门类。这里的电视批评，实际上包含了具体的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见图1-1）。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叙述范围，即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对电视批评整体进行历史向度上的梳理、统纳与评点。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的主要指向是历史的，其次则是分析和评点的（参见图1-2）。
二、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原因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建构上，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已成为中国电视研究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完善电视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虽然自2000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有关电视批评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但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学术视野对电视批评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
在这些著作中，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曹祖龙的《影视批评学大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上海大学出版，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晔原的《电视剧批评与欣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 范畴 命题 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宏生等人的《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张文娟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王艳玲的《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研究的最新状况和最高成果。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侧重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内容体系，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向度上，对中国电视批评现象和理论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历史性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刘建明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工作虽已基本告竣，但其重点却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思想状况的研究而不在对具体媒介领域的分析上，其作为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也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具体媒介批评史的意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早已拥有自己批评史的状况相比，中国电视研究领域批评史建构的滞后与缺失已经让电视批评实践和学科建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遭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和身份质疑。丧失了扎实深厚的史学生长平台，电视批评实践的辉煌也就失去发展的镜鉴和检点的基础，而理应由其承担的指导现实、瞻望未来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这种状况下随之宣告失位，这已经成为令实践者和研究者倍感忧心的问题之一。
（二）研治中国媒介通史尤其是广播电视通史的需要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研究从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出版以来，逐渐步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郭镇之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以电视媒介发展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国电视媒体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间的发展历程。之后，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钟艺兵/黄望南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张庆/胡星亮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陈志昂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04）、乔云霞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等以广电通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纷纷问世。这其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也在1997年简编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但是，这些以“简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学著作却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专题史研究不足的尴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广播电视专题史研究的匮乏与薄弱“使得大部头的‘简史’、‘通史’的内容显得先天不足”，通过对“通史”或“简史”的阅读，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记录，而不能对诸如体制的变迁、制度的建设、节目形态的递进和沿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构电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性专题史（包括文化史、批评史、传播史、艺术史和各种具体形态具体领域内的研究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电视批评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长远切实的层面上对电视媒体传播实践活动形成指导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电视批评现存史料的需要
作为一个有始无终的开放现象，电视批评已经完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批评史实和相关资料。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一年，全国就出版和发表有关电视研究的书籍与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261部/4419篇，5年内增幅达到150.96%和50.41%。无论是从“鉴古”的层面上，还是从“知今”的层面上，对这些史实和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经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为。美国媒介批评家Robert L Shayon曾说，媒介批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还要重要，[6]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构，也有着超越电视批评学术研究狭隘一隅的普泛性社会意义。
三、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视野维度
中国电视批评实践一向分为业务性电视批评和理论性电视批评两个大的域畴，业务性电视批评多就业务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诸如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广告等具体节目形态的批评、对节目主持人的批评、对节目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的批评、对电视媒体具体管理和运营环节的批评等；理论性批评则多就电视自身建设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它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本质理论发展的研究；二是对电视外部关系理论的研究，包括电视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三是对电视本体理论的研究。电视本体理论包括电视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电视语言学电视心理学电视美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7]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电视批评业务与理论研究的多重维度，从而也成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必须直面相对的对象和场域（参见图1-3）。
广义的电视批评还包括了电视评论，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等均是其在不同发展向度与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作为电视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电视理念批评承担着对电视研究理论既建构又解构的任务，它既要从鲜活的具体批评实践出发，又需要超越单纯的口头批评实践，将其中的批评意识抽象升华为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念形态。电视现象批评，则以其纷纭变幻、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成为电视批评家为关注的另一项批评内容。所以，对电视现象的批评必须认识到电视现象与电视批评的关系、电视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电视节目也是电视批评的主要对象和立论基础，电视节目的形态是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因此，分析电视节目形态与电视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是电视批评的主要表征。电视创作主体作为电视传播和艺术创造的基源，同样是电视批评所要涉及的重要对象之一，对电视创作者的批评可从技术专业、艺术美学、思想政治、市场商业四个价值取向来进行；从批评实践来看，又可从社会系统、电视系统、创作主体、文本系统四个角度来进行。
从电视批评的空间与范畴来看，电视批评又涵盖了批评的基本理念、批评的审美阐释、批评主体的内在意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文本等内容。电视批评的基本理念有选题视角的针对性，方法理念的科学性、知识的综合性、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等。电视批评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对包括电视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现象、审美表现以及审美理论等在内的内容进行证述阐释。另外，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本人也是构成电视批评研究的一重重要维度，批评家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包括明确的导向意识、开放的美学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敏锐的语言意识、成熟的思维意识、多元的知识结构等，都应该也必须纳入到电视批评史的研究视阈中来。
四、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理论范式
（一）以批评理念变迁为线索的结构体系
理论范式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须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就是指赖以对电视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一同遵守的批评理念与逻辑架构问题。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思维逻辑却会保持相对地齐整和统一。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电视批评理念的变迁和传播形态的沿革具有着贯穿历史古今的线索意义。
以此为基点，观照中国电视批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相对齐整地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最早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极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电视观众，像、吴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接过实践者手中的批评火炬，成为从事电视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他新闻业者和广大电视观众也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二）以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为结构框架的批评模式
现象－系统－模式－概念是建构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所有的现象梳理和历史勾勒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整体观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下，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每一种具体批评理论和对每一个具体批评家的历史评述都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的模式。在这重模式中，批评标准、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三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它们以电视批评实践中的相关概念和话语体系为支撑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批评系统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讲，这重批评模式实际上也是维系主客体之间恒定批评秩序并保持其相应批评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电视批评史中所有的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问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问题、批评家的理论见解和批评对象的实际发展问题、批评整体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问题、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有时会重合）之间的斥合互动问题都有赖于纳入这重模式的沟通和整理之下，这个问题主导着批评史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和叙述效果，也主导着批评史话语表达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维度。
（三）以叙述立场的辩证选择为出发点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尤其是批评史叙述，都无法回避叙述立场的选择问题。叙述立场的选择，反映在具体的建构层面，实际就是指学科建构过程中创构者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问题。历史绝对主义观点、历史相对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了这种叙述立场选择的三分视野。
历史绝对主义以追求历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机械呈现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割裂著述者主观介入既成事实的方式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历史观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悖论，而且对于实践特色极为明显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也明显无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学建构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观因素的渗入，机械的校勘和考订并不能完成批评史所有的历史叙述任务，也更无法达到其助益现实的最高追求。历史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现象和事件，均可以摆脱原有历史情境的制约和规范进行随意阐释和发掘。如果说历史绝对主义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发展的观点的话，那么相对主义则是故意削平了历史发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兼顾了客观性原则和逻辑性原理的统一，在阐释描述历史时不但注意了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考虑到阐释客体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到阐释客体出现以后一切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辩证关系的存在问题，从而相对完整地实现了电视批评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的互通与融合，成为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话语阐释方式和叙述立场。
五、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方法
（一）学理审视与历史体认交融
“批评史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也不是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思考”。[8]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所面对的时间段落虽不算长，但由于电视传媒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批评群体的多样性与活跃性，却资料浩繁，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自然就成为研治电视批评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史学门类，电视批评史必须接受历史发展前存在、学理审视后跟进的治史通则，这就产生了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过去，对其原初情境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又需要立足当下，作现时地观照。解决过去和现在、回望和前瞻难以并行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情感的培养和造就。“历史情感是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强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学情感那样，通过虚构和浓缩，表现得夸张而热烈……历史情感的力量来自它的真实……”[9]这种历史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会为我们在过去与现时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为我们的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建构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台。
（二）宏观论述与微观阐析结合
建构电视批评史和做任何学问与研究一样，既要有宏观层次上的理论、观点、方法、模式等系统的支撑，也要有对具体批评家、具体批评理论和具体批评事件的观照。如果说历史时空和理论维度是一个大的逻辑性建构，那么具体的材料和史实便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砖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当、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完美建设。
叶兢耕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曾说，“研究文学批评就得先从文学批评的本身——批评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寻中间的脉络，也即是史的发展，然后贯穿起来，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学批评史的间架”。[10]这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电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史实资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会自发地给建构者提供研治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术链条和内在逻辑，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论”的构架里来考察，才可能揭示出电视批评发展错综复杂的面貌。例如对于1979年年初中国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的争论、对于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播出后所产生的社会大讨论、对于1990年末播出的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不同批评声音等现象，如果脱离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我们就很难彻底理清它们对于电视传播观念本身、对于电视批评者群体和对于电视制作者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给它们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反之离开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案，历史视野和理论维度也会失去脚踏实地的依著，显得空茫并塌缩。
（三）主次分明与详略轻重并行
由于中国电视批评史所涉及的层面和领域横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诸如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等等，再加上电视媒体领域本身理论研究的细分，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平均用力，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事实上，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总”， 选择与删减是其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当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批评史具体领域内的深入研究，诸如文化研究、经济技术研究、艺术理论研究、本体美学研究、产业与传播研究等则需要更为专门的批评史的出现。
（四）史德与史识兼容共生
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由于所牵涉到的评述对象大都还与建构者处于同一时空之下，而且有可能还是自己的师友或亲好，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坚持批评标准实事求是的难度。要做到既不随意吹捧贬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为自己或师友谋取声誉与利益，没有良好的史德无疑是行不通的。史识同样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建构过程当中建构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史识，就无法做到去芜存精、辩伪存真，也就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真实地有意义地总结，也就更无法为电视批评的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提供镜鉴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德与史识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先决条件。中国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11]，美国著名批评史学家雷内韦勒克的这一观点正好切中了中国电视批评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批评史应该是一个富有提问并具有应答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当下及未来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实践，而不应该只是以一个单纯的被动者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学研究除了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即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现实联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12]电视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性和目的性极为明显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对电视文本的阐释与解析、对电视传播的监督与匡正、对电视功能的引导与疏通，无不同社会现实发生着密切地联系。以电视批评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对电视媒体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多维观照与系统梳理，无疑会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文化调整、媒介解体重构关键时期的中国电视实践，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参考，为其当下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带来指导意义和助推作用。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相关论述参见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天常《电视批评：在探索中前行》（《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静郁《多生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批评》（中国传媒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
[4]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7]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8]杨冬：《批评史的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郭镇之：《历史与情感 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6期。
[10]张国风：《清华学者论文学——《新生报》副刊选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