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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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文化差异　学派与范式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际学至今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旅程。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其力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运用跨文化交际概念，并对非言语交际行为做了理论分析，本书因此成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60年代之后，更多学者加入研究行列，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历经50年积淀，跨文化交际学的架构渐渐清晰，其内涵日益丰满，逐步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跨文化交际理论首先针对的是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问题，然后延伸到调整、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等重要议题。起始阶段，跨文化交际理论主要解释某些局部现象，各种视角缺乏必要的统合，显得有些零散。经过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下，现已具备较高的系统性。学科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本文拟以跨文化交际核心议题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为线索，全面检视该学科理论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起点与中心：差异与调整

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局部现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最为根本、尖锐的文化差异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国际交流的范围迅速扩大，频度直线上升，由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问题显得极为突出，它促使学者们潜心思考，对此做出学理的解释，提出相应的对策。

上世纪50年代末，霍尔率先把人类学的文化与社会学的交际概念结合到一起，启动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进程。他着力探究身势语言(kinesies)、距离学(proxemics)以及时间学(chroneml‘cs)等非言语行为，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就理论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理论(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尔依据文化与语境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把世界文化抽象为从高语境型到低语境型的文化连续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语境文化指高度依赖语境来传递信息的文化，它通过外部环境或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与规范等来表达大部分意义，而用语言符号明确传达的仅仅是整个信息的小部分。低语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编入明晰的语言代码之中，直接表达出来，较少依赖语境。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大致对应于东西文化分野，以简洁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两种文化运作机制的本质差异，为后来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取向理论的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

60至70年代期间，围绕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学者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欧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论(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适应周期论(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适应理论和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欧伯格1960年首次运用文化休克概念表达海外旅居者面对陌生文化产生的疏远、惊恐、烦躁和沮丧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症状。他对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经典U-曲线模型加以改良，创建了文化适应周期理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大体经历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机期(crisis stage)、恢复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适应期(full adaptation)四个阶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适应原有文化的现象，把U-曲线拓展为W-曲线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文化适应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是海外旅居人员，揭示了他们在适应异国文化以及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论来自经验的归纳，主要是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性。它们仅以交际者对新文化的满意度来衡量效果，没有考虑适应的逆转与失败等情况，有简单化理解问题的倾向，但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际原理，开拓新的领域做了必要的准备。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文化适应策略。他认为，“休克”概念比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学理论依据；相对而言，“压力”(stress)概念更明确和有解释力。白瑞提出，移民们面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在适应主流社会时会采取四种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们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们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则会选择同化；如果他们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会，他们会选择分离；如果他们对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会都不重视，就会选择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种策略中，移民们最愿意选择的是整合，选择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论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化适应研究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也引起一些批评。纳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适应在不同的时段以及不同的领域有差异，表现出较大的相对性。他们为此重建白瑞的理论，发展出“扩展的相对文化适应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论主要关注移民群体，应该拓宽它的视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体。

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的起点同样是文化差异带来的压力。她认为，文化差异造成各种压力促使交际者做自我调整；经历调整与转化后，他们不断成长，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文化场景，最终成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荣渊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以其简明的概念框架、严谨的逻辑和坚实的实证基础而备受学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间，跨文化交际学者们还对其他议题进行研究。例如，奥利弗对修辞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康顿和约赛夫对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费琛对跨文化交际理论与方法的论述等。学者们从各自的视角来观察，观点庞杂，不成体系。这个时期，他们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调整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对其他问题的分析相对薄弱，理论建设的发展缓慢，学科的繁荣期仍未到来。

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10年“”动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跨文化交际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何道宽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际学介绍给外语学界。随后10年，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逐步展开。就理论探索而言，国内研究者的起点也是文化差异这个核心问题。围绕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和外语教学的影响，中国学者着力分析跨文化语用失误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顾日国《礼貌、语用与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道”与“器”》、许力生《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等。

王得杏认为，跨文化交际既涉及文化的规约，又涉及语言的规约；两种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是导致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顾日国也指出，由于英汉文化差异，两者的礼貌准则有所不同；其中，“贬己尊人”的礼貌原则最富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语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国学者大体上持一种温和的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在承认人类共性的基础上强调各个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高一虹运用中国文化中“道”与“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她在批评以“功效”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论证以“人”为中心，从涵盖“健全人格与能产生交际意向”的“道”与原理，及其“文化知识、交际技巧与功效”的“器”两个层面来解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合理性。㈣许力生认为，就语言层面而言，交际能力包括语法、社会语言、语篇和策略四个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语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两种能力更具跨文化性。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的进展看，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他们大部分来自外语教学领域，往往更侧重语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还探讨其他一些议题，例如高一虹对定型(stereotype)的正负面效应的分析、贾玉新对面子与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作用的讨论、胡超有关文化思维模式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胡文仲有关跨文化交际学性质与研究层面的论述等。这段时期，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中国跨文化交际学科发展很快，但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建设性成果屈指可数，并且集中于语言交际层面。开始阶段理论视野的偏狭并不一定完全是负面的，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找到坚实的立足点，但随着学科的发展，它的局限性就会逐步凸显出来。

二、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拓展与深化：价值、身份、能力与意义

跨文化交际理论在核心议题的拓展与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与系统化。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发展，文化间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产生的矛盾与问题也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差异与调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价值、身份、能力和意义等议题逐步成为新的重心。

(1)关于差异与调整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刘易斯和江纳曼的6阶段跨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盖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论(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刘易斯和江纳曼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发展出跨文化适应6阶段论。该模式显示，跨文化交际者在适应异国文化和重新适应本土文化过程中，一般经历“预备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观期”(speeta-tor stage)、“参与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调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乡期”(reentry stage)6个阶段。它虽未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没有揭示适应的逆转或失败，仍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为止跨文化适应阶段论中最完整的一个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续了前期的观点，没有提出新的文化适应理论。金荣渊则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全面考虑长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因素，建构综合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她认为跨文化调整涉及6个层面：个人交际、社会交际、族际、当地社会环境、交际者个人倾向及跨文化转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经过一系列转变之后，交际者逐步成长，形成健全的交际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认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发展更为包容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是身份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与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荣渊的理论简洁而严密，得到广泛引用，堪称经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确定性消除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随后在1998年和2005年对其理论进行精简与完善。他认为，当陌生人进人新的文化时总要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产生相应的焦虑；人们对不确定性和焦虑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当它们超过最高限度时，人们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交际；但当它们低于最低限度时，交际往往陷于单调与乏味。较为理想的情形是，不确定性介于最高与最低极限之间，可预测性与新奇性形成动态平衡，一道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完成。AUM理论启发了许多学者，开辟了一条围绕心理调节而展开的分析途径。

伯贡1995年提出跨文化预期违背理论。她认为，预期违背在跨文化交际中起到两种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际者感到惊讶或恐慌，阻碍交际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它能够提高交际者行为的主动性，创造相互学习的机遇。评判的要素首先取决于交际能否得到积极回报，其次取决于文化规范对预期违背的容忍度，再次取决于交际发生的语境。预期违背理论是为数不多的直接探讨非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之一。由于非言语行为具有较大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该理论没有清晰地演绎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预期违背理论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它在解释与情感相关的现象时显出较大的局限性。

盖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鉴言语通融理论(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发展跨文化交际通融理论。她们指出，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换也是认同建构的过程。首先，不管是以群体交往或人际交往为定位，正面的历史交往以及交际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构成相互通融的基础；其次，积极的群体形象和文化认同是促进双方通融的另一个显要因素。此外，群体认同的强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体地位都影响跨文化通融的过程。跨文化通融理论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对情感因素的重视，但该理论似乎过于强调历史交往的影响，有轻视交际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倾向。

(2)关于价值取向的理论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以及苏瓦茨的文化价值理论。他们探讨了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权势距离(power distance)、不确 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长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个价值维度。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显示一个文化对自我是相互依赖，还是独立、自治的理解；权势距离表明社会平等的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显示文化群体对暧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反映男女之间是否平等；长期定位与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体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论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其中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价值取向论得到最多的肯定和运用。特里安德斯还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纵向和横向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论(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横向个体主义珍视自我独立和相互平等：纵向个体主义重视个人自治的价值观，但接受现实中一定程度的社会等级。诚然，霍斯泰德的理论也遭到尖锐的批评，最严厉的莫过于实证基础的片面性。他的理论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但其样本仅仅局限于跨国公司的雇员，其代表性自然有问题。此外，也有学者对文化范畴是否可以用线性、相互排斥的概念来表达、并且用数字进行量化提出质疑。

“霍斯泰德仅仅在国家层面上探讨文化价值取向问题，苏瓦茨主要在个人层面上展开研究”。苏瓦茨发现，个人层面存在10个近似普遍性的价值观(near universal values)：权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乐主义(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传统(traditiun)、顺从(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这些价值观在每个特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取向。近年来，苏瓦茨的理论在跨文化交际学界的影响渐隆，为学者们理解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了一般性参照框架。

(3)有关身份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尔与托马斯的文化认同理论(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围绕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冲突问题，开始建构面子协商理论。她指出，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他人的面子与相互关系，强调内外之别与长远的得失，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协或第三方帮助的策略；个体主义文化侧重自我的面子与目标的实现，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平视内外成员，较多采取直接面对差异、不惜使他人丢脸的策略。当冲突的利益重大、回报额高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都表现出理性主义的逐利倾向，愿意与内部及外部成员展开平等竞争。面子协商理论推出后，受到学界好评，广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该理论忽略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内部的差异。其次，它没有深入探讨尊重、信赖、尊严与荣誉感等情感因素对面子协商的影响。

面子协商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交际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认同理论则更侧重身份内涵的分析。科里尔与托马斯1988年提出，文化认同主要中文化群体的核心符号系统表征，产生于社会交往和跨文化对话，在不同的语境中显示出多样的形态；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规范和意义系统，跨文化能力表现在能否得体地运用交际规则、准确地理解话语意义以及有效地确认交际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认同理论属于思辨、解释性理论。它在经验归纳型理论占主流的情况下，为研究者探寻跨文化交际原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蹄。与此同时，它也有待于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库帕奇与今堀分析交际个体如何在发展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来建构身份，进而实现成功的交际。他们认为，身份与面子在社会交往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际者都面临一系列与文化身份管理相关的处理面子的难题；相互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3个相互联系、循环的阶段，即试探(trial)、交织(enmeshment)和再协商(renegotiatlon)；交际者的跨文化能力体现在面子的维护以及相互满意的交际关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围绕身份管理的5对辩证关系来建构理论。她认为，跨越文化边界应该遵循下列5对辩证关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与差异化、身份的可预测性与不可预测性、身份的联系与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与变化；交际者不但要积极维护身份的安全与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变视角，拓展与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论与身份协商理论是跨文化交际学中有关身份商谈的两大主要理论。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观层面，注重交际行为；后者关注身份的宏观层面，侧重交际原则；两者互为补充，在跨文化交际学界影响广泛。

(4)有关能力的理论主要有：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早期的理论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为标准来评判跨文化交际能力，有些过于抽象，并且常常与能力概念产生混淆。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及认知层面的“知识”、情感层面的“动机”与行为层面的“技巧”三个要素。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三分法简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层面，为人们理解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同，现已成为经典的理论模型。

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延续斯彼茨伯格与库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综合性理论。他们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涵盖情感、认知和行为3个层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际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际者的个人情绪或偏好。认知是指跨文化意识(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盖自我意识和文化意识两个方面。自我意识是指交际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领悟；文化意识是指对交际者对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行为――跨文化交际的灵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际者实施交际行为，完成交际目标的技能。陈国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全球心态(gJobal mindset)层面――全球思维，进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际能力，丰富了它的内涵。

(5)有关意义理论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的意义协同处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罗南和皮尔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论，其后皮尔士对它加以拓展与改进。他们认为，交际是人们以开放的心态，探索互动模式、理解意义、建立相互关系的进程。协同的意义在于它把不同的见解和反对的意见转变为推动交际走向深入的潜力；协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过程设计、事件的运筹、交流的技巧、逻辑的力量(logical force)、个人地位和日常语言以及语境重建等。CMM理论吸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主张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界限，鼓励理论家参与社会实践，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颖的视角在跨文化交际界引起较大反响。然而。该理论的强处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它消解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界，但却无法否认它们之间的相对独立。一方面，理论有它超越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际行为在很多场合中是下意识、习惯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华为理论。

上述理论汲取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对跨文化交际行为与观念做理性的分析与解释，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学术争鸣，促进了学科的壮大与繁荣。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国与世界建立起更广泛、密切的联系，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跨文化交际已然成为显要的社会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际学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狭隘视阈，拓展到移情、身份认同以及全球化等问题。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际中移情适度的原则》、胡庚申的《国际交流语用学――从实践到理论》、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戴晓东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路径――双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际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应该遵循适度的原则。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际”、“专业交流”和“谈判交涉”语境三分假说。他认为，语境对话语有制约和释义作用；在国际交流中，对语用失误的处理应该根据语境和交流效果，分别采取“酌情”、“忽略”和“补救”的原则。胡超以马斯洛对人的基本需求的论断为基础，结合中国道家无为与儒家仁爱的思想，提出她对E-时代跨文化交际能力内涵的解读。戴晓东在汲取金荣渊、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跨文化认同模型。他认为，向独特性与普遍性两个向度拓展文化认同，使其实现最大限度的本体开放，不断积累跨文化共识，是建构跨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这个时期，中国跨文化交际学者锐意进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理论研究成果依然较少，与国外同行仍有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整合与分化：学派与范式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学者们也在尝试对它们进行系统整合。长期以来，欧洲范式一直主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继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的构想之后，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探讨了构建亚洲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可能性。学派与范式现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真正意义上系统性理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了跨文化交际学史上第一部理论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际理论：当下的视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与金荣渊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论文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卫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编辑了理论文集，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整合与比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两篇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与《文化间交际理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对现有理论成果做系统性总结。2005年，古迪康斯特对现有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的理论文集。上述几部理论文集以及综述性文章围绕跨文化调整、交际能力、身份和意义等核心议题，对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层面做立体、多方位的研讨。

理论的整合与系统化自然涉及学派与范式问题。学派与范式泛指学界公认的理论流派或体系。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研究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使之形成连贯的研究传统，避免因过于庞杂、凌乱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从广义，也可以从狭义来理解。前者涉及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在跨文化交际学界，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霍斯泰德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白瑞的文化适应模型、金荣渊的跨文化调整理论、古迪康斯特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伯贡的预期违背理论、丁允珠的身份协商理论、库帕奇与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论以及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已成为跨文化交际学领域里影响广泛的经典理论。然而，这些理论相互之间的互动较少，各自基本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并未在学界建立起高度的学术认同，只能在很宽泛的意义上称作学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导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有3种基本范式：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empiricism)、社会解释主义(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辞法(rhetorical approach)。逻辑实证主义运用假设一推演以及解释客观因果关系的探索模式：社会解释主义，或曰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对社会语境中的符号进行主观诠释的研究路径；修辞法采取对现实做预测和辩证解释的分析模式。陈国明基本赞同斯密斯的观点。他认为，主导当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解释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内在结构，揭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社会背景。罗杰斯与哈特认为，跨文化交际学经过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常规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历史特殊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范式期以霍尔《无声的语言》为发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常规研究期；在此期间，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既有的范式进行分析，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具有高度相关性。迄今为止，跨文化交际理论基本建立在欧美人的问题、假设、概念与逻辑之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鉴于欧洲范式对欧美以外文化经验与价值观念的忽视，阿桑迪率先倡导非洲范式。他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理论所关注的非洲人是交际的主体、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类利益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现实情境中进行交际，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与语言来诠释交际原理。例如，欧洲人把交际理解为信息的传递与接收；在非洲人看来，交际是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有效的交际需要经过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个阶段。gir- 1-so是话前话(word before word)，在此阶段交际者依据自身文化常识准备进行交际。benne--SO是比较性分析，在此阶段交际者通过省察对方的观点了解如何与之交际。bolo-so是各种知识的综合，在此阶段交际者进行互动、建立关系。so-dayi是交际的结束，在此阶段交际者对交际过程做整体评判。

受阿桑迪的启发，陈国明、斯塔罗斯塔和三池孝贤等人提出建构亚洲交际理论的构想。陈国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由“仁”、“义”、“礼”、“时”、“位”、“极”、“关系”、“面子”与“权力”构成的概念框架，演绎和睦交往的原理，创立“和谐理论”。陈国明与斯塔罗斯塔2003年讨论亚洲的交际方法。他们认为，亚洲文化极具多样性，很难概括出代表整个亚洲的特性或价值。但各国之间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体论上，亚洲人持有整体宇宙观；在认识论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事物是联系与互动的；在价值论上，他们倾向于把“和谐”看作核心价值；在方法论上，他们常常运用循环、直觉的感知方式；以亚洲为中心的方法，可以检验理论建构的限度所在，找到欧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贤明确倡导亚洲范式。他指出，交际是表达人性与人道的过程；文化的独特性能够更好地体现人性的内涵，人们在建构抽象、普遍的理论时需要从各种独特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亚洲为中心的范式意味着：肯定亚洲人的主体性，围绕亚洲人的旨趣，运用亚洲的价值、历史经验、信息与伦理建构理论。恰如非洲中心论体现非洲人的视角一样，亚洲中心论反映亚洲人视阈中的现实，在反思欧洲范式的缺失与偏见、完善跨文化交际理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许力生全面总结国内跨文化语用、跨文化语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阐述他对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张红玲对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因素进行了综合性讨论。此外，林大津与谢朝群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际》、胡超的《跨文化交际：E-时代的范式与能力建构》以及严明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等都对现今学界影响较大的理论做了评介。李炯英和张向阳等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顾。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理论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本土原创性理论与学派仍未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际学依附于语言与文化教学研究的尴尬境地。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所谓跨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是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对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它要求管理者改变传统的单元文化的管理观念，把管理重心转向对企业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的把握和文化差异的认识上，运用文化的协同作用，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充分发挥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所具有的潜能和优势，使国际企业具有生机和活力。需要强调的是，跨文化管理，决不是文化的同一化，而是在保持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建立既有自己特色又充分吸纳人类先进文化成果的管理模式。

跨文化管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企业外部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即针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并且与企业打交道的供应者、顾客、竞争者、相关利益群体等的管理；另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即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雇员的管理。

二、跨文化管理的特征

跨文化管理比其它企业的管理要困难得多，这是由跨文化管理的以下特征决定的。

1.人员结构多元化

人员结构一般分为母国员工、外派员工、本地员工和第三国员工。这些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语言使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有很大差异。即使全新的跨文化的企业文化形成以后，这种企业文化内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特征各异的各种民族文化模式。比如，欧美管理者的风格一般是开放和直截了当的，然而亚洲员工就会觉得这种风格不舒服。同样的要求和规定，不同文化的成员很可能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执行，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同样是沉默，来自一种民族文化的成员可能以此来表示支持和理解，而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则以此表示漠不关心，还有的文化很可能意味着反对。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想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有效沟通，就必须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以及存在的差异，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否则，就会引起沟通障碍，影响企业的发展。

2.经营环境的复杂性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其它企业相比有很大差别。一般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单纯，企业所属成员不存在文化隔阂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不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不同，比较容易建立企业文化，也容易在管理方式、决策和执行方面取得共识。相反，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就要复杂得多，除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以外，企业成员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中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的执行和统一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建立起了新的企业文化，这种差异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存在。这使得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的优势。

3.文化认同的过程性

跨文化企业中存在着差异较大甚至冲突的文化模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无论是心理还是行为都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认同心理，才能取得共识，建立全新的共同的企业文化。因此，跨文化企业想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成员都要了解对方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沟通以消除障碍，接受企业全新的特有文化。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4.管理难度增加

美国学者雷蒙德?A?诺伊等提出，在全球市场上，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四个最主要的因素是文化、人力资本、政治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这使得人力资源管理决策及政策的指定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是否要招聘本地人员；如何招聘到优秀的人才；如何培训和管理外派人员；如何激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如何协调分属不同国家的两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等。

5.管理风险加大

劳动关系问题是跨国企业经营的重要问题，因为各国的法律、管理体系、劳动关系的背景都不同，因此，当管理人员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不为员工所接受时，就有可能导致管理失败的风险。

另外，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有可能面临组织风险和沟通风险。组织风险是企业在开展国际化业务经营时，由于各子市场和分支机构的分散与独特性，使企业的管理、决策和协调变得复杂而带来的风险；尤其是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和市场差异较大时，决策更为困难。沟通风险是管理人员面对不同文化、语言等沟通障碍，引起沟通误会，从而导致沟通失败所带来的风险。同时，沟通成本也会大大增加。

三、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对于跨国企业来说，需要通过文化融合来规避和化解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寻找超越文化冲

突的公司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准则，并据此创造出公司的独特文化。在人力资源跨文化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如下策略：

1.认识并协调文化差异

跨文化的认识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要认识他文化，必须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及其发展与变化、优势与不足。这是更好地认识、理解他文化，识别他文化之间差异的基础，以便扬己所长，补己之短。第二，寻找文化之间的“切点”。这就要求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本土文化的约束，站在不同的立场反观自身文化，并从中寻求本土文化和他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并且需要管理者作一个“文化差异最小化”的处理工作，管理者可以有意识地在企业内建立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有形或无形的跨文化传播组织或跨文化沟通渠道。

2.谨慎选择外派管理人员

跨文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不但要同具有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员工打交道，而且还要对付各种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这些因素属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管理职能的履行方式有影响。因此，跨国公司经营管理人员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便是文化意识。文化意识是指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对经营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对商务活动影响的了解和认识。具体到人力资源管理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对其属下员工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有深入的了解，能站在对方文化背景的立场上，来处理劳动关系问题。因为许多劳动关系纠纷的产生、劳资矛盾的激化并非是简单的双方在经济利益上博弈的失衡，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双方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文化碰撞。而这种文化上的不协调，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

根据咨询公司的调查，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一项失败的外派任职的直接损失在25－50万美元之间，而摩托罗拉公司估计的数字更高，一名失败的中层职员每年损失为7.5万美元，而3年期任职损失约为60－125万美元。除了在经济上损失之外，还有可能破坏跟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丢失业务机会。

这就要求从事跨国经营的管理人员应大量学习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等制度，特别是要了解其社会文化环境的知识。最为根本的是，要求管理者必须摒弃狭隘主义，不能有民族自大的偏见，更不能用个人的眼光来看世界，而应当尊重他国的风俗习惯和市场差异，尊重异国文化。因此，企业必须采取严格的选择程序，对挑选出的外派员工进行培训，以增强其跨文化工作能力。

3.实行管理本土化

跨国公司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在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可以采用“本土化战略”：即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与东道国政府、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在人才使用上，除了包括尽可能雇佣本地员工，培养他们对公司的忠诚感之外，最重要的是聘用能够胜任的当地经理，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避免文化冲突，有利于公司开展各种业务。比如日本三洋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公司，其中三洋电机中国有限公司，是日本在中国的一家独资公司，就是实行本土化管理，尽量让本地优秀人才参与各种管理活动，目前本地员工已达到4500人。

4.跨文化培训

伦纳德·南德勒早就提出跨文化培训应当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重心所在，它是解决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手段。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的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这类培训的主要目的有：①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的环境，发挥正常作用；②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③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凝聚力；④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⑤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另外，公司对员工提供的培训，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培训。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培训部门进行培训；二是利用外部培训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咨询公司等进行培训。因为跨文化的培训并不涉及到技术或商业秘密，不少企业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如果企业规模较小，或是一次参加培训的人数不多，采用这种方式可以降低培训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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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建辉：企业跨文化管理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3(6)

［6］杨晓玲：21世纪企业管理的创新－－跨文化管理［J］.企业经济.2004(9)

［7］杜娟：组织中的跨文化管理［J］.新疆社会科学.2004(5)

［8］王帅，鲁浩，陈小毅：试论跨文化管理［J］.江苏商论.2004(6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本文首先阐述了语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然后分析了目前口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现状，最后给出了口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提高的措施。

关键字：口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美国语言学家Lado(1957)在他的《跨文化的语言学》(LinguisticsAcrossCulture)一书中明确指出:“一种语言既是一种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该文化其他组成部分的主要表现手段，影响到双方的文化传统”。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涵。一个社会的语言能反映与其相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与承载形式;文化是语言的底蕴。人类通过语言沟通彼此的思想和感情，同时，语言也存储了前人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录着民族的历史，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着民族的文化心态，蕴涵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是文化的载体和结晶。Krashen(1981)指出:“我们可以用我们已经用以定义文化的完全相同的措辞来定义语言。它包括一个人想要理解的一切，以便能够以一种他们可以接受的与他们自己的方式相对应的方式，与其他语言使用者进行像他们彼此间那样进行的充分地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而。”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交流思想、协调行动，而语言则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

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又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一个民族各层次的文化必然会在这个民族所操的语言上留有印记，由此体现了语言的.文化载储功能。而文化作为语言表现的基本内容则制约着语言的形式，不断地将自己的精髓注入到语言之中，丰富和更新着语言的文化内涵。语言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语言是社会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密不可分，世界上几不存在脱离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脱离特定文化背景和内涵的语言。因此，不了解文化就无法真正学好该种语一言。采取只知其语言不恢其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

从形式上看，英语教学直接从事的活动是异语交往和交换，从内容上看，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之间往返穿梭。其目的在于达到文化内容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与现解。语言不是无意义的符合体系而是有特意文化转移和文化意义的文化载体。英语教学正是以语言教学为手段去探索目标语言上所记载和表达的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口语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对外交往日渐频繁，培养一大批具有较强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视野开阔、知识面广，既了解本国文化又能吸收和借鉴国外文化精华的跨文化交际型人才成为当前英语教学的迫切任务。

然而，纵观目前英语口语教学现状，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文化因索在外语教学中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人们对语言的片面理解，在外语教学中，只把语言当成一套孤立的符号系统来传授，词汇和语法几乎成了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许多英语教师在课堂上仍习惯采用“语法——翻译法”的传统教学模式，把大量的课堂时间花在单词释义及语法分析上，而学生也误以为只要记住了单词，掌握了语法就能学好英语。其结果是许多学生学了十多年的英语，在工作、生活中连简单的日常英语都不能应付，既不能听，也不能说，造成所谓的“聋哑英语”。而在“直接法”、“听说法”等教学模式中培一养出来的学生，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程度虽有所提高，但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却常常犯语用错误，造成交际障碍甚至误会而不知所措。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我们在教学中忽略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认为外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造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不注重对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学生缺乏所学语言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对相关的风土人情、社会价值观、生活方式知之甚少，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这门语言,并用它来进行交际。

在我国，由于条件的限制，英语学习者很少有机会直接从英语环境中习得这门语言。学生的注意力只能局限于为数不多的课本上，注重传授语言知识的教学方法部分促成了以获取词汇、语法知识为目的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学生学得非常辛苦，不时抱着单词表甚至辞典死记硬背。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掌握了人量的词汇，谈起语法也能头头是道，考试时也能“得心应手”，发挥“出色”，但一旦需要用英语进行交际(如对话时)，问题就来了，或者用词不准确(原因是他们惯常通过汉语意义来记忆英语单词，但两者却不完个对应)，或者使用语言不得体(如称呼语的误用，词语使用不当等)。学生在大学里要通过英语水平的分级考试，他们一旦毕业参加工作时，用人单位也以他们的英语能力级别证书作为录用的依据，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开始注重毕业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而非一纸证书，这一点应当起我们的注意。

三、口语教学中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3.1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

要想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成功，交际双方必须对对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因此教师上课时应结合教材内容及所教学生的特点，适时、适量地向学生介绍这方面的知识，这些背景知识主要指与语言使用有关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价值观、信仰、信念等等，此外也可通过课外发些讲述英语国家文化习俗，尤其是有关与中国有着显著不同的习俗的兴趣材料以加强学生对背景知识的了解。例如，在顾日国主编的《跨文化交际》一书中，他曾介绍了这么一个看似让人好笑的故事，一个台湾青年和北欧某国的姑娘结了婚，并且随姑娘一起到了北欧工作。婚后不久小伙子的母亲从台湾赶往北欧去看望他们，谁知见面后的第二天，这位母亲就执意要回台湾，因为姑娘在婆母入住的第一天就问她打算要住多久。很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跨文化交际的案例。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媳妇理应对远道而来的婆母恭敬有加，百般孝顺才是。这样对婆母说话，几乎每一个婆母肯定都会理解为这是要催促她快走，而在欧洲，这样的询问方式是很普遍的，因为主人主要是想了解清楚客人的打算后，好作一些具体的日程安排。所以了解到这种文化的差异，我们不仅能够避免尴尬，甚至还能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此外，充分利用外教的优势。从外语学习的角度来看，和讲这些本民族语的人接触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外教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能生动、形象地讲述本国的社会情况、人文地理、文化生活以及风土人情等，使学生能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介绍学生多读一些原版的文学作品，平时要多向学生推介一些原版文学作品提醒他们在阅读时留心和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风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例如，有一名学生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那一天她与一位外教谈起她刚刚看到的一则关于百岁老人参加百米竞赛的新闻，她就说了一句:“Heissuchanoldman.Couldherunanymore?”这位外教当时.就提醒她千万不能在称呼老人时用old这个词，而是应该用elderly或seniorcitizen。这名学生当时感触极为深刻，她说她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件事。

3.2交际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英语教学只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交际能力的培养，往往导致学生在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为加强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重要的一点就是突破传统的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加强口语教学，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地投入交际练习活动，并且尽量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交际环境和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通过参加交际活动从而提高交际能力。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话动，尤其是小组活动，能减轻学生在参加语言交际活动中可能产生的焦虑心理，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练习使用口语。因此，设计合理的课堂活动，要求学生运用目的语完成某一任务，”可以催化学生有意义的语言运用，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语言输入和产出的良好环境。

另外，与课堂的时间相比，课外的时间显然要多得多，所以，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做英语游戏，进行英语讲演，开辟英语角，举办英语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消化理解、吸收课堂上所学内容，增加学英语的兴趣，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尽可能去参加一些跨文化交际活动，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去亲身感受文化差异，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去灵活机动地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3.3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

英语口语教学绝对离开不了多媒体资源，利用VCD、英语录像和电影进行教学，然后组织讨论。在看VCD、录像和电影时，学生们应特别注意日常活动的情景，如商店售货员和顾客对话等等，看完之后可采用角色扮演的课堂活动来学习。生动有趣的角色扮演是进行英语听说的最佳途径，也是进行英语交际的最佳活动。它不仅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使学生感受到学好英语的乐趣，更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提高学生英语交际的能力。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在放英文电影时，千万不能一次把一整部都放完，否则的话，学生只是在看情节，而没有抓住该学的。只给他们放映一个个片断，通过某个片断的放映，来学习词汇、语法及句子表达方式，例如，在放映一部惊险电影的片断时，暂停一下，并让学生去猜测下面的情节，人物的对话，并通过对话中所体现的语法来进行操练。

又如，笔者在口语课堂上经常进行这样的活动，收效甚佳。给学生放映一个小片断，把声音消掉，以无声的形式播放，学生以PairWork的形式，一名学生看片断，另一名背过身去，不看录像，那一名看的同学边看边描述给他的同伴，放二遍之后，请不看的同学来描述，看一哪一组描述得多，描述得好，然后再放第二遍，学生们继续进行描述，继续补充，等到第三遍，背过身去的同学就转过身来看录像，通过自己亲自观看来检验刚才的描述以及同伴的描述。通过这种课堂活动，笔者发现学生的兴趣特别的高，课堂气氛特别热烈，学生们三言两语，七嘴八舌，互相竞争看谁说得好，说得妙。同时放映片断时间不宜过长，一般限制在3分钟左右，这样学生们往往意犹未尽。在三遍都放过之后，让学生们之间

互相检查刚才在描述时所犯的口语失误，看到自己所犯的失误被同学们检查出来，往往会印象更加深刻，减少以后继续犯此类失误的频率。

此外，学生应该多收听收看英文广播及电视，录音材料，一定要以真实材料为内容。运用电影、电视、VCD、DVD以及录像教学片进行教学，学生也可以

直观地了解目标语文化的方方面面。

3.4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提高文化素养

这是针对教师自身而言。长期以来，传统的英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即培养学生具备能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然而在实际交流过程中往往造成“语用失误”(pragmaticfailure)和“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英语教师要从根本上改变英语口语教学只注重语言知识的传授而轻视文化教育的状况，应该明确口语教学不能仅局限于语言系统本身，而应把与所教语言有关的文化背景纳入教学中，使英语口语教学深入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去，使学生能够懂得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有效地进行交际。

目前，国内外很多语言教材都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材料，有些对话是研究文化差异的好素材。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教材，使学生对本民族与异族之间不同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具有识别的敏锐性、理解的科学性和处理的正确性，从而不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英语教师若想使学生在学习口语的过程中，了解英语国家文化，帮助他们提高理解和恰当运用英语的能力，不断拓展文化视野，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发展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自身就不得不首先尽可能通晓英语语言文化，提高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意识。

3.5加强主体文化意识的培养

主体文化是指母语文化，与客体文化一样，也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是提高交际能力的重要因索之一。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很多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并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如孔子、道

家、中国的象棋、围棋、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的风俗习惯等，这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及当代学生值得重视的问题。若常常不能给问话者以满意的答复，就会给跨文

化交际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话题是受双方制约的。所以在跨文

化交际中要加强主体文化意识的培养，即与本国有关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民族及民族信仰、婚俗文化、饮食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古迹、风景胜地等，从而有效地避免交际中出现的尴尬。

此外，在跨文化交际中还要注意摒弃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既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鄙视母语文化;同时也不因沉醉于自己五千年的文化而把其他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文化无优劣之分，要充分尊重不同的文化。应做到既不崇洋，也不排外；坚持各种文化相对性和文化的互渗互补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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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玛巧丽，淡大学英语口语课程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英语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这就促使众多高校不断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要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并有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从实践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并没有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作主要的英语教学目标，导致英语教学始终难以达到预期理想的目的，也无法让学生利用英语进行顺利的交流，无法迎合市场发展的趋势。基于此，本文在此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谈高校英语教学模式，以期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促进高校英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达到推动高校英语教学发展的目的。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

教师要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要做的是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对当前的高校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

（一）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本组成要素。从本质上说，学生必须要掌握相应的语言能力，包括语法知识、句型结构等等才能够组织语言正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够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语言环境

在此基础上，语言环境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要素之一。具体地说，语言环境可以归结为语言发生的情景、各地的风俗文化等等。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导致其语言的思维不同，其所表达的意思也并不一样。在正常的跨文化交际中，因为语言环境不同所导致的问题并不少见。

（三）文化底蕴

另一方面，交流者的文化底蕴也是跨文化交际的组成要素之一。从根本上说，语言是某个地区或某个聚落在文明和文化不断发展与进步中逐步形成的，当地的文化与历史造就了各地语言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交流者需要寻找相应的话题，需要进入相应的语境，需要根据交流的文化背景来说出得体的话。换言之，如果学生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这就容易导致学生无法正确理解他人的语言思维，也无法寻找相应的话题并使用得体的语言进行良好有效的交流。总的来说，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本质就是跨越文化、文明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它要求学生拥有基本的语言能力，能够进入相应的语言环境，并且可以在一定文化底蕴的支撑下寻找相应的话题，利用得体的语言保持有效的交流，这就为高校英语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高校英语教学模式探析

（一）自主探究学习模式

从实践调查的结果显示，大部分高校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忽视学生的主体性，长期将学生置于被动接受知识的地位，导致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较低，无法掌握基本的语言能力。具体地说，在传统教育理念的束缚下，部分教师以帮助学生应付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因此，教师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机械反复的练习，并针对学生的应试能力进行教学。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很难在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提高自身的英语阅读、写作、听说能力，也无法切实掌握相应的语法知识，无法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教师要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首先要做的就是集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要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包括阅读能力、听说能力和写作能力等多个方面，同时教师也要提高语法教学的有效性，使学生能够正确的使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需要教师在高校英语教学中采用自主探究学习模式，也就是要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简单地说，教师不能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也不能以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应该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使学生主动的建构语法体系并提高自身的英语综合能力。以高校英语阅读教学为例，教师首先要在课堂中合理的安排教学时间，要留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深层次的阅读，在传统的高校英语阅读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只是让学生进行简单的阅读，而后根据材料后的问题进行解答，这种教学模式只能让学生在不断反复的练习中提高应试能力，却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在自主探究模式中，教师应该给学生制定相应的阅读教学任务，例如找到每一个段落的中心句，总结文章的主要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将课堂教学时间的25%留给学生阅读，35%留给学生自主探究，20%留给学生讨论与交流，最后的时间对学生自主探究的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价。在此过程中，教师就完全突出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不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学生在自主探究中就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和资源进行探究，其获得的认知更加深刻，这就在无形中提高了高校英语阅读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在高校英语语法教学中，在自主探究教学模式中，教师就能够避免大量的讲解让学生感到枯燥和乏味，能够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中建构系统的语法知识，达到提高语法教学质量，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目的，这就为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二）实践教学模式

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应该让学生进入到相应的语言环境中，要让学生逐步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要熟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思维，避免学生误解他人表达的真实含义。因此，教师应该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开展实践教学模式，要让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真实的交流，要通过真实的跨文化交际逐步领悟不同文化语言思维，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他人的真实含义。一方面，教师可以组织大学生进入社会进行跨文化交际，可以进入外资企业进行社会实践，要求学生利用英语与他人进行真实的语言交流。这就能够将高校英语教学上升到实践教学的层次，让学生在与他人的跨文化交际中对特定的语言环境有所领悟，能够逐步了解不同文化的语言思维，达到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组织学生进行语言实践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与设备，教师就能够组织学生利用MSN、FACEBOOK等国外流行的交友软件与国外学生进行真实的交流，这就为高校英语实践教学提供了新的渠道与平台。在多媒体的有力支撑下，学生就可以摆脱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更简单方便的与国外学生进行真实的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情景教学模式

此外，情景教学模式是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情景教学模式，教师就能够将学生带入特定的语言情景中，让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进行思考、分析和研究，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与语言思维的差异，能够站在新的角度理解与分析，最终能够有效的进行跨文化交际。因此，教师需要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为学生创设相应的语言环境。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法开展英语课堂教学。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与设备给学生播放相应的英语视频或电影片段，并要求学生按照剧情进行角色扮演。在此过程中，学生就能够进入到相应的情节和情景中，能够在特定的情景中开展更有效的英语听说能力训练，帮助学生领悟相应的语言环境和语言思维，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其次，教师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好的英语学习环境。教师首先要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使用英语教学授课，并要求学生在英语课堂中利用英语进行交流；另外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不同的英语学习小组，要求小组中的学生要尽量使用英语进行日常的学习与交流。这就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在课中与课后不断的进行英语练习。在这种背景下，学生处于良好的语言环境中，这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英语、领悟英语，达到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四）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

与此同时，教师要在进一步提高高校英语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也就是要让学生能够拥有一定的文化，能够在交流中寻找合适的话题，并进行得体的对话。这就需要教师在现有的教学基础上进行拓展教学，要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要在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渗透西方文化的教学。例如，在高校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就能够组织学生阅读西方的历史书籍，逐步了解与掌握西方的文明起源，能够逐步理解西方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习俗。这就能够帮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寻找共同的语言，同时避免学生因为文化习俗的差异导致交流的失败。又如，教师可以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法给学生播放英语电影，让学生在观看电影或音像中逐步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达到提高学生文化底蕴的目的。

四、结束语

跨文化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构成;教学

    Spitzberg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由知识、动机、技巧三个因素构成,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足够的跨文化知识、积极的动机和有效的交际技巧,三个因素应同时具备,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单独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知识

    知识指交际者应该了解目的文化中交际对象、语境以及人们对得体行为的要求等信息。这些知识是交际者正确解读交际对象传达的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基础,同时也是交际者选择得体交际行为的依据。缺乏跨文化交际知识,交际者便会无法确定自己的交际行为在目的文化的某一语境中是否得体、有效。

    跨文化知识包括广义文化知识(涉及各国文化的知识)和狭义文化知识(涉及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广义文化知识从宏观上解释跨文化交际现象,对交际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做一般性的指导。例如:了解各国文化中存在不同的文化模式和交往规则可以帮助交际者意识到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提高对跨文化现象的敏感度。了解文化对人际交往模式的影响可以帮助交际者理解跨文化交际语境中交际对象的行为取向。跨文化交际能力还需要掌握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和常识,如:该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以及其主流文化模式和优势等。特定的跨文化交际目标要求交际者掌握特定语境的知识,如:进行跨文化商务沟通要求交际者掌握目的文化中有关商务活动的常识,出国留学要掌握与学习和生活有关的文化常识等。

    二、动机

    动机指交际者在预期和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时的情感联想。与知识一样,不同的情感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人类的情感包括感觉和意图。感觉指人们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体验到的情感状态。尽管人们总是混淆情感和思想,但是情感并不是思想,而是人们对思想和经验的情感和心理反映。跨文化交际中人们会有幸福、哀伤、急切、愤怒、紧张、惊讶、迷惑、轻松和快乐等情感体验。感觉涉及到交际者对其他文化的敏感性,以及对交际对象和某一特定文化的态度。有的人不习惯面对不熟悉的东西,其他文化中陌生的景色、声音、味道使他们退却。提高体验陌生事物的动机有利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意图或目的是指导行为的目标和计划,指导交际者在具体交际活动中的行为取向。人们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持有某种定势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帮助交际者缩小采取应对措施的选择范围,意图会受这种定势的影响。如果在交际行为发生之前,交际者对交际对象或其文化持有负面的看法,那么在交际中,这种负面看法会影响到对交际对象行为的客观判断。如果交际意图或目的是积极的,交际双方彼此的判断和评价准确,表明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较强。

    三、技巧

    技巧是在跨文化交际中表现出来的得体、有效的交际行为。交际者只掌握必需的跨文化交际知识、持有积极的交际动机还不足以完成跨文化交际任务,他必须能够运用一定的行为技巧。这好比一个人想游泳,他看了很多关于如何游泳的书,掌握了游泳技巧的知识,他有强烈的游泳的动机,但是他还是不会游泳,因为他没有掌握游泳的技能。

    很多跨文化交际学者对Spitzberg的理论作以修改,提出相似的模式。例如: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学者提出“意识”是与“知识”、“动机”和“技巧”同样重要的第四因素。Paulo Freire认为,意识主要指对自我以及与自我相关联的人或事务的认识,包括探索、实验和体验,是自我反省的,可以自我展现也可以向他人展现。意识具有不可逆的特点,一旦有“意识”便不能回到原来无意识的状态。意识可以提高认知、情感和行为技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应该有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内容。

    四、非言语表达

    非言语表达也是重要的心智活动之一。交际者要注意对方文化中肢体语言、时间语言、颜色语言、空间语言、辅助语言等非言语符号的细微差别。与言语交际的情况类似,一个具备目的文化非言语交际知识的人不一定能够准确使用该非言语符号系统。因此,在出国之前应该刻意做一些专门的练习,提高运用非言语符号系统的能力。例如:如果准备去日本,你应该在家人和朋友面前练习鞠躬。此外,味道也是很重要的非言语符号,在出国之前应该了解目的文化对味道的喜好和日常的习惯,有的国家,如:美国,喜欢用香水或其他化妆品掩盖人体的自然味道,而很多国家的人们却不习惯使用香水。在教学中不妨使用角色扮演可起到积极作用。

    角色扮演与语境有关,指交际者在目的文化中如何根据自己的角色身份得体地使用言语和非言语符号。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文化记载了社会对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和要求,是个体扮演角色的脚本;换而言之,人们根据自己文化内部的角色期待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个体的言行符合其扮演的角色身份。文化是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不同文化对同一社会角色言行的期待不同,跨文化交际者应了解目的文化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期待,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目的文化的要求。

    在国外,教师与学生尽量保持平等的关系,对学生的约束较少,学生可以自由提问,教师和学生一般使用非正式的、生活化的语言对话,所以一个美国教师在课堂上身着牛仔裤,坐在桌子上讲课可以理解为制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而在韩国,学生期待教师为人师表,仪表言行都应该正式、庄重,美国教师的行为在韩国文化中不符合其扮演的角色身份要求。

    不同文化对职业以及性别的言语和非言语表达方式以及行为模式的期望不同,跨文化交际者要能够调整不同语境中角色身份的行为差异,以对方文化可接受的得体方式进行交际。

    一个人的跨文化交际知识增加了,交际动机随之增加;交际动机增加在行为上表现为积极参与交际活动。积极的参与使交际者增加经验知识,学到更多的跨文化交际知识,推动积极情感能力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上述理论对于学生来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实践和复习所学内容;提高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加强同学间的合作。对于教师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全面、更细致、多角度地了解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情况,给教师提供机会来观察学生在不同语境中完成各类真实交际任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外学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