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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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鄂温克族民间舞蹈音乐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生活生产中的情景，将对生活的热爱通过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由于鄂温克族是以狩猎为生，所以在民间舞蹈音乐中充满了狩猎文化的特征。从音乐形态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将民间舞蹈分为呼号型和歌唱型两种类型。呼号型民间舞蹈与鄂温克族的狩猎生活紧密相连，在舞蹈的表现形式中，可以感受到浓烈的狩猎氛围，所用的舞蹈元素中大多比较质朴。在舞蹈创作中，呼号声、拍手声、跺地声以及人们的欢笑声都是重要的舞蹈元素，其节奏比较鲜明，力度的强弱以及速度的快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具有独特的舞蹈韵律。呼号型舞蹈对人的感官会造成非常震撼的冲击力，其舞蹈元素中大多是鄂温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真实形态，具有非常原始的特色，这也是其表现狩猎文化特征最直接的形式。歌唱型的民间舞蹈由于加入了歌词，所以在音乐旋律方面表现的更加明显，在现代的鄂温克族民间舞蹈中还加入了器乐的伴奏，艺术特色有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受到原始狩猎文化的影响，所以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也具有浓厚的狩猎文化氛围。不论是带着原始呼号声的爱达哈喜楞（公野猪搏斗）舞、巴勒那?晕瑁ㄌ?虎）、聂那肯舞（犬斗舞），反映近现代用猎枪打猎的狩猎舞，节日庆典的奴克该勒舞，还是围着篝火边唱边跳的伊堪舞，都带有鲜明的狩猎文化特征。
二、舞蹈音乐的文化基因
鄂温克族的人口较少，其语言文化比较特殊，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是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所以其传统文化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口头传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作为鄂温克族的民间舞蹈音乐承担了艰巨的使命，在舞蹈中所承载的狩猎文化在实用功能以及教育功能方面要大于娱乐功能，所以说民间舞蹈音乐是鄂温克族传承狩猎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舞蹈的表现形式，其中蕴含了鄂温克族人民对古老文化的全部寄托，所以民间舞蹈音乐中都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从目前的流布范围来看，鄂温克族游猎舞蹈不仅流传于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这样“最后的狩猎部落”之中，而且还广泛地流传于已长期告别狩猎生活，习惯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农区、牧区。从舞蹈动作等方面来看，阿罕拜舞、奴克该勒舞等节日庆典舞已经融入了很多近现代的生活内容，但是其音乐内涵与舞蹈内容仍然传递着古老狩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与多位鄂温克族朋友的交往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狩猎文化对于鄂温克人的影响之深，感受到鄂温克人对大自然那种无以言尽的热爱和深厚情感。无论是鄂温克族的哪一个分支，也不论他们现在从事驯鹿饲养业、牧业、农业还是远在他乡，抑或融入城市，狩猎歌舞和狩猎文化都承载着他们最原始的民族记忆，是他们的民族文化之根，是鄂温克族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文化符号”。
三、族群文化基因的流变
游猎舞是鄂温克族民间舞蹈的代表，在舞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历史比较久远，从呼号型的游猎舞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方面，都是对原始狩猎生活的真实写照，能够明确的展现出狩猎生活中的各种情景，所以其是原始狩猎文化的一种传承方式。在经过后期的艺术加工后，形成了歌唱型的舞蹈，在舞蹈元素中加入了音乐，在艺术形式上更加的生动活泼，能够赋予原始狩猎生活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思想，在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来说，其初始、古老的艺术形态通常都是歌舞一体的乐舞形式，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会出现歌与舞的分化。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游猎舞应该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其渊源最为久远，这一点从其表现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狩猎生活即可得到印证。尼玛罕（以及礼仪舞、节日庆典舞等）的产生应该晚于游猎舞，其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宏大的叙事风格，使其在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教化方面的功能已远远超过原始游猎舞，具有中古音乐文化承前启后的阶段性特点。也就是说，在鄂温克族音乐历史上，反映狩猎生活的游猎舞、带有说唱和叙事特点的尼玛罕和具有山歌、小调性质的扎恩达拉嘎，这三种艺术形式虽然长期并存，但却是先后产生并“各领数百年”。
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二人转；起源；审美
二人转在中国音乐词典上的释意为：“曲艺的一种，属走唱类，流行于东北各地，有两百多年历史。”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女孩，对二人转的记忆就是二人转的小戏班。十几年前，在并不发达的家乡，似乎不论什么都跟不上大时展的脚步，但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东北的传统文化变更得慢一些。虽然如今的家乡里也没有小戏班演出了，但庆幸的是，笔者的记忆里有原汁原味的二人转。带着对记忆中二人转的怀念和黑土地的热爱，笔者决定写这篇综述。并通过中国知网、读秀这两个网站进行综述的文章和著作的搜索整理。
1 二人转音乐研究文献统计
1.1 期刊论文
对2014年以及之前的文章进行整理统计，共查找到学术论文63篇，2006年之前共17篇；2006年以后共有46篇。涉及的期刊有《戏剧文学》《北方音乐》《中国音乐》《戏剧之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音乐期刊。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曲牌、唱腔研究、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等方面。
1.2 硕士论文
通过“中国知网”（）对2014年以前的硕士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0篇相关论文。分类如下：
（1）二人转音乐审美研究，共2篇：任佳颖《二人转艺术的审美特征》；李鑫宇《当代二人转审美特征与流变》。
（2）二人转唱法研究，共3篇：邢珊珊《浅论东北二人转的“咬字吐字”技巧及其特色》；苗艳《东北汉族民间小调演唱风格探析》；钱芳《二人转与二人台演唱方法比较研究》。
（3）现状研究，共2篇：李露《地方剧场二人转现状研究―长春市和平大戏院个案剖析》；于玲《二人转的调查与研究――以内蒙古赤峰地区为例》。
（4）其他研究，共3篇：于宛冬《东北二人转研究》；王静《浅论二人转人物性格》；张静雅《论东北地方戏―以二人转为例》。
1.3 图书著作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著作，共检索到相关著作21部，主要有专著、曲集、集成词典、教程4类。
（1）专著类，共13部：那炳晨《东北二人转》；那炳晨，杨修生著《东北二人转》；冯娴著《东北二人转》；李玉珍著《二人转概论》；马力著《二人转舞蹈・中国传统民间舞蹈选》；冯光珏著《双年文录》；冯光珏与李明正，周来达共同编著《曲艺音乐》；耿瑛著《正说东北二人转》；曹保明，张洪江共同编著《泥土灵气・东北二人转》；刘振德主编《二人转艺术》；张成德主编《中国古今名书大观》；耿家林，张希玲著《二人转艺术文化研究》；颜培金，颜硕编著《青少年应该知道的东北二人转》。
（2）曲集类，共2部：金士贵编写的《金士贵经典二人转作品集》和裘柳钦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曲选》。
（3）集成词典类，共5部：《中国曲艺志・黑龙江卷》；《中国曲艺志・吉林卷》；《中国曲艺志・辽宁卷》；《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田连云，崔凯主编《辽宁当代曲艺词典》；盛广志主编《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词典》。
（4）教程类，共1部：吉林艺术学院音乐系民族民间教研室编写的《二人转音乐――民族民间音乐教材之三》。
2 二人转音乐研究
研究以期刊论文为主，同时也兼顾了部分硕士、博士论文和图书专著。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审美两个方面展开。
2.1 二人转音乐的起源探究
关于二人转音乐的起源，学界中的主要观点是源自萨满神歌，除此之外，还有起源于莲花落和东北秧歌两种说法。陈明大认为，“东北‘二人转’是萨满音乐的继续与发展”。他在《萨满音乐――东北民族民间音乐之源》中提到“二人转音返暮枚喟迩惶宓拇丛炀褪抢丛从谌满祭祀”。文中有三个例子：第一，“二人转”中的《红柳子》《秧歌柳子》来源于萨满的祭柳。第二，“二人转”中的四平调，来源于萨满神曲《烧太平香神歌》（跳家神），“十八调”中的其他曲调来源于萨满神曲《背灯调》《请神调》《接神调》《念杆子调》（萨满佛调）等等。第三，“七十二嗨嗨”源自于萨满神曲及萨满音乐中的《镶神词武嗨嗨》。韩立民，王冬岩对陈明大的说法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二人转吸收了莲花落的众多曲牌，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改造之后，形成了地方化的新面貌。在《二人转唱腔与莲花落的渊源关系》中针对莲花落曲牌成为二人转唱腔之后的实际运用情况，分为了3种情况：第一，直接运用，即旋律、节奏、节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二人转之中的应用。例如，“最早形成的莲花落曲牌《喇叭牌子》，进入二人转之后，整体旋律框架未变，只是过门间奏采用了加花变奏。”第二，变化运用，即“增，减衬腔的应用”。例如，“二人转的主要唱腔曲牌《胡胡腔》，是以莲花落的商调式散花调为基础发展而成的。它与母曲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上下句的衬腔，将原来的‘哩留莲花一朵梅花’改为秧歌中常用的虚字衬腔‘哎咳哎咳呀……’。”第三，“结构与起唱的借鉴运用，包括两分句结构运用，闪板起唱以及抒情与叙事曲牌的组合。”分别举例，如“《武嗨嗨・排字句》《红柳子・排字句》等，其上下句中的上句或下句旋律，均为两个分句，两小节句式。此种句式承袭了莲花落曲牌的结构形式”。韩立民与王冬岩虽通过大量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但杨朴认为，不能因为二人转中的曲目与山西等地的莲花落相近就证明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在《二人转的亲子鉴定――二人转起源于东北大秧歌而并非山西莲花落》中，他坚持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东北秧歌。他写道：“一种艺术被一种艺术吸收融合，是常见的文艺创作现象。莲花落虽然有很多曲牌被二人转吸收了，但却吸收了东北秧歌和东北民歌的曲调，不是以莲花落原本的形式直接进入。”而且通过二人转的曲目对比发现，从整体上看，二人转的曲目与东北大秧歌和东北民歌相符，与山西等地莲花落不符。
2.2 二人转音乐的审美
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发现，学界对于二人转音乐的审美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和音乐美学特征两个方面。张金彪在《二人转的音乐魅力――浅谈东北二人转音乐的审美价值》中，对二人转音乐的美学价值从三个方面展开探究。张金彪认为，二人转不单单具有东北风格，还融进了许多其他省市的风格。例如，二人转曲牌音乐中常用的《对花》《清水河》均为河北民歌。通过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二人转音乐从一开始就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关于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苍越在《二人转音乐美学特征三题》中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审美的短距性；第二，审美活动的集体性，合一性和自发性；第三，审美对象的朴素性、生活性和生动性。
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 《五更调》的渊源及其流传《齐鲁乐苑》1983.2
3 对《中国民歌集成》分类体系的建议《人民音乐》1983.7
4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1～2
5 “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国音乐》1986.2
6 试论巴托克对音乐民族学的贡献《音乐学丛刊》1986文化艺术出版社
7 汉族山歌研究《硕士论文集・音乐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8 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中国音乐学》1987.3
9 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人民音乐》1989
10 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民族音乐》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0
11 曲牌论《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2 雅俗新辩《中国音乐年鉴》1991卷
13 中国新音乐的伟大先行者――萧友梅史学论文读后《中国音乐学》1992.4
14 《下四川》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2
15 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当代中国・音乐卷》1993
16 甘肃、青海“花儿会”历史成因《音乐研究学报》台湾师范大学1993.3
17 “剑阁闻铃”腔词关系初探《乐府新声》1993.3
18 甘于寂寞 无声奉献――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建所四十年献辞《中国音乐学》1994.1
19 和而不同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音乐研究》1995.3
20 试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背景依据《中国音乐学》1997.2
21 四十年来小型民族器乐作品的创作《当代中国・音乐卷》1997.1
22 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1997
23 中国民族乐队创作四十年《人民音乐》1997
24 论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3
25 山东民歌论《中国民歌集成・山东卷：“山东民歌概述”》中国ISBN中心2000
26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一个里程碑――对杨荫浏先生“实践一采集”学术思想的新解《中国音乐》2000.1
27 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音乐研究》2000.1
28 现代琴学论纲《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0.3
29 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研讨会文集》2001人民音乐出版社
30 落潮也有好景观1990～2000的民族音乐创作简论《人民音乐》2001.8
31 陕西榆林丧仪活动琐忆《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2 许常惠――两岸音乐学术交流之桥的搭建者《音乐研究》2002.1
33 一寸千思――纪念黄翔鹏先生逝世五周年《人民音乐》2002.10
34 两句体旋律类型简论《音乐研究》2003.3
35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2003.1
36 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的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座谈会文集》2003香港
37 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纲《音乐与表演》2004.1
38 花儿研究第一书――张亚雄和他的《花儿集》《音乐研究》2004.3
39 中国的鼓[日本]《自然与文化》第75期2004.3
40 自强不息再创未来――中国音乐学院建院四十周年献辞《人民音乐》2004.11
41 传统能给我们什么?――新世纪音乐教育改革再议《中国音乐》2004.4
42 一生谦谦百年安和――曹安和先生一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人民音乐》2005.3
43 南王四日――台东南王卑南族猎祭纪略(营地部分)《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44 站在民众的立场理解民众――《陕北民歌大全・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专著、文集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晶合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叹咏百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
《中国艺术音乐篇――全国干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
《中国民歌经典鉴赏指南》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国乐今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主编
《中国音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研究会1 990
《中国音乐年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91～1992
《典藏国乐大系》台湾风潮唱片公司1995～1999(民歌、说唱、戏曲、器乐、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杨荫浏百年诞辰专辑等，共六集)
《中国音乐》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民间鼓吹乐研究――首届中国鼓吹乐研讨会论文集》 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首届全国旋律学会论文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锣鼓》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音乐文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国乐典藏》 中华书局2004
《中国艺术百科辞典・音乐卷》商务印书馆2004
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音乐类非遗保护；传承；保存
一、保存、保护和传承
民间音乐保护的基本模式就是收集、整理、研究、传承，它们常常由不同层面，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完成。在保护和传承方面，涉及到歌种、乐种、剧种、曲种，以及各级传承人，具有不同的难度。在保护的同时，传承也十分重要，从总体看，传承可以分为较专业的传承和普及型的传承。按照目前中国式的传承方式，一种就是相对传统化、较原始式的表演，另外一种就是新创作式的表演，即旧瓶装新酒，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很普遍，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的一种标志性形式。近几年，在许多地区，利用中小学校进行一些普及型的传承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和运用，即让学生表演传统的音乐，但常常已有大量的改变，因而也只是一种局部的、片段式、形式化的传承。“非遗”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在今天已十分艰难，历史上的家族式、师徒式的传承方式已逐渐消失。人们常常将保护与传承一起陈述，事实上这二者之间在具体操作时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对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必须区别对待。
如果说保护就是将“非遗”材料收集、整理、出版的话，那么传承的问题则要困难许多，目前在许多地区都面临这样境遇。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思考：为什么一定要传承？今天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已天壤之别，客观上有许多“非遗”项目很难传承；即使一些今天看来似乎还能传承的项目其实很快就会中断，这也符合这些文化遗产的自身生存规律。而目前大量的伪传承、假传承，事实上是走向了传承的反面。
二、保护和研究层面
目前主要的“非遗”活体的保护力量主要是文化机构和基层文化干部，而且后者是保护的主体力量，是具体的工作者。但客观地说，其中的一部分是流于形式，只是应付前者下达的任务。造成这样局面的原因较多，首先在许多地区，“非遗”的内容和项目并未得到理解和尊重，缺少具备基础知识专业的人员，基层文化干部的编制性质、经济待遇、专业知识均有多种问题，另外行政结构的多层次使保护经费的大量流失，导致经济杠杆缺失，这些因素直接影响“非遗”的第一级保护，使得基层的具体保护不能真正落实，举步维艰。
当“非遗”成为某种项目或课题时，相应的研究也会开展，研究者有文化干部，也有高校教师，特别是后者，他们是目前“非遗”研究的主体力量。但由于“非遗”研究其实是一份专业性十分突出的工作，因此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目前的理论研究者较多，但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与最基层的文化干部之间缺少联系，与“非遗”缺乏应有的情感沟通和联系，即使是采风也是走马观花式，只是将“非遗”作为科研的项目，而不能真正体验“非遗”生存的历史感、空间感，因此难以真正接近“非遗”，也就不能真正认识它们；另外研究者自身缺少必要的学科训练，只是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音乐材料的基本分析、传承人的口述采访等等的综合，结论所面对的非遗项目。这样的研究方式目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非遗”的保护方式之一是活体保护，也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目前传承人根据“非遗”项目的性质、成就，以及专业水平而划分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客观的说，目前现存的传承人基本上还曾经得到过真正“非遗”传统的传授，也就是得到过真传的，以后将很难再有这样的传承人。针对目前各种观点和情况，对各级传承人进行音像资料的收集和保存是最合理的选择，这与发展和传承的任何观点也不冲突。但这样的音像资料收集应该由一个相对专业和规范的机构部门来完成，审核的程序很重要，所以设立完善的制度十分必要。
三、研究性保护
在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形式中，研究是目前较为普遍的方式。针对民间音乐的多元组成，研究者们一般关注音乐遗产中的基本理论、民歌歌种（准歌种）、器乐乐种（准乐种）、戏曲剧种、说唱曲艺曲种、宗教祭祀类的仪式音乐，另外还有相当的研究则关注与这些民间音乐相关的民俗、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研究方法方面，一种是以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手法为主，即重视“非遗”的音乐形态的研究认识，一种则是以民族音乐学的方式进行，即重视“非遗”中的音乐对象与文化、历史、民俗、仪式等元素的关系。二种研究方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目前音乐类“非遗”研究范围在涉及面较宽的局面下带有某些不平衡：一是民族范围不均衡，即汉族地区居多，少数民族的研究少，原因是少数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困难、方言复杂、研究者科研经费少、时间缺少、研究周期长、少数民族地区科研力量缺少等；二是地域不均衡，平原地区多，山区少；三是体裁不均衡，声乐形式多，器乐体裁少；特别是关注民歌类的多，戏曲说唱类的少；四是具体音乐形态关注少，关心民俗的多；五是关注目前生存状态的多，对其历史功能认识的少；等等。目前的研究成果包括：专门著作、各级课题论文、研究生及本科生毕业论文、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等形式。
目前学术界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音乐类“非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级文化部门定期举办的“非遗”新项目评选、新传承人评选，由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艺术研究学会、高校等学会部门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与许多研讨会一样，这样的会议常常是将一段时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小范围的交流，但事实上很难交流，发言者一般是自说自话，与会者也很少了解其他的“非遗”项目，所以一般只能起到信息互通。所以现在常常设定会议的主题，从而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认识得以交流、上升，以获得一定的结论。
目前的“非遗”研究中间，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对音乐的研究少，特别是对具体音乐形态的研究更少，这个现象的发生有多重原因：一是基本的音乐训练不合格，不能记谱，不能分析既有的音乐材料；二是过分强调文化、历史、民俗，事实上离开音乐本体去谈及文化本身就存在较多的疑点；三是不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面临的实际困难，而一味简单地强调保护、传承；这样的结果往往并不能为“非遗”贡献任何作用。以上所陈述的现象其实也是研究者所存在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现状，对研究者的培养机制有待形成和完善。
民间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