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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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为了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财政部、商务部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2008 年12月起试点地区扩大为14 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目前下乡补贴产品已扩大为10 类，摩托车、汽车也名列其中。本文通过分析家电下乡中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综合效应，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从而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
一、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正面效应分析
1，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优化我国经济结构。
扩大农村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则能为我国日益形成的强大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国民经济提供持久拉动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使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家电下乡政策由国家财政安排专项基金对购买下乡家电给予销售价格13%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民的消费支出成本，降低家电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民对家电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家电下乡的推行可以使农村的家电拥有量大大提高，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能畅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帮助农民了解国家政策、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民增收。家电下乡的推行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是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
3，适当的财政补贴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消化家电业产能过剩，帮助家电业渡过"难关"。
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提价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家电产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在出口锐减的危局下，转向农村市场销售，成为中国家电业避风险、保增长的选择。推广家电下乡，能够促进家电生产、流通和农民需求的有机对接，有利于消化家电产品过剩产能，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4，有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了家电的相对价格扩大了家电的需求，从而为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开辟了道路，在为企业开辟市场的同时也为推动农村家电服务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电下乡国家对各生产和流通企业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以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适应农村消费环境。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手续程序繁琐费时
目前“家电下乡”大都是“事后补贴”，购买人先付全款，在购买后30日内，持购买产品的发票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补贴类家电产品专用标志、购买人储蓄存折（或粮食直补专用存折）等相关材料，到乡镇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审核办公室申报补贴。这种补贴方式需要层层审核，手续繁杂。手续的繁琐影响了农民对“家电下乡”的热情，许多农民往往因为手续繁杂放弃了购买计划。论文参考网。
2，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适度的财政补贴是必要的,但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补贴过多，削弱了国家财力,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挤占经济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数额的财政补贴，将影响其他支出事项的安排,削弱了国家宏观调节经济的功能,妨碍了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功能、同时影响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
3，“家电下乡”活动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目前实行的政府招标、逐层拨款、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模式,正在沦为又一个权力寻租的温床。政府为“家电下乡”设置专门产品，并对家电厂商采取“准入“制度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设租”行为。既然已经“设租”，倘若没有高强度的配套监管约束措施，那么“寻租”就成了机构和官僚本能的冲动。相对于政府和家电厂商，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农民（消费者）的博弈能力较弱，对政府掌握“准入”的机构和官员的监督约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财政补贴的无差别对待
在我国不仅城乡差距巨大，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西部农村的消费明显滞后于东部农村。从财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来看，政府应按能力原则进行财政补贴，即购买能力相同的农民享受相同的财政补贴，对不同情况的农民要根据其购买能力高低进行反向调节，以达到财政补贴的公平。
三、对“家电下乡”的几点建议
1，简化补贴领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乡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着力解决配送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难题，条件具备的地区可支持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将与财政部门一起研究简化家电下乡补贴手续，方便农民领取补贴，同时研究完善监督办法，防止骗补。
2，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家电下乡”政策的透明度。论文参考网。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减少公权使用范围；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到最低，最要坚决斩断挪用、截留财政补贴款的“黑手”。制定权力制度责任制、权力制衡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举报体系，建立跟踪商品的抽样调查机制，实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加大治理力度，制定严厉的法律、法规，降低寻租者的收入预期，以监督和严惩两把“利刃”，使寻租者望“租”生畏。
3，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差别化
家电下乡应针对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而对于同一地区的农民也要视其个人购买能力而给予差别对待。论文参考网。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
要想真正撬动农村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给了补贴一样买不起。因此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竭力保证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提高财政支农的绩效，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参考文献：
[1] 方筱萍,卢旋. “家电下乡”政策的实证分析[J]. 经营管理者, 2009, (12).
[2] 郭振宗. 对“家电下乡”成效的思考[J]. 管理观察, 2009, (14).
[3] 张少春．创新财政政策推动家电下乡[J].中国财政，2008，（03).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2篇
6月28日，“长沙警事”新浪官方微博证实，全球著名制药公司英国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关高管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接受长沙市公安机关调查。昨日葛兰素史克中国区公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证实相关政府人员曾到访公司。
而在此之前，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曾被曝涉嫌贿赂医生和论文造假。
相关政府人员曾到访公司
7月1日，记者致电长沙市公安局，该局案件受理中心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该案件目前尚处于侦查阶段，葛兰素史克有关人员涉嫌经济犯罪“正在配合接受调查”。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因为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现在还无法公布案情，等有初步调查结果之后我们再向媒体回应。”
葛兰素史克中国区方面继续了前日的口径，公关部负责人方芳向新京报记者证实，6月27日有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到访了葛兰素史克公司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但“并不清楚他们来访的目的”。她表示，目前公司一切工作照常进行。
曾被曝销售人员贿赂医生
在这一事件爆发的两周前，有媒体曝出，葛兰素史克正根据匿名举报调查中国销售人员的行贿行为。报道指出，举报人匿名举报葛兰素史克中国销售人员大范围贿赂医生，并存在“超适应证推广”行为。
所谓“超适应证推广”，是指出于商业目的，有意诱导医院和医生超出药品说明书适应证范围用药。
媒体报道称，上海地区有20名销售人员被卷入行贿之中，均被开除。
此前不久，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涉嫌论文造假事件曾引起风波，前研发中心总裁臧敬五被公司开除，并有核心团队成员离职。
“‘超适应证推广’很普遍”
去年7月份，葛兰素史克公司因违规营销处方药物等被美国司法部罚款30亿美元。葛兰素史克武汉办事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每年公司都会有大规模的审计，自去年被罚款后管理非常严格。“但一线员工的一些操作，公司没法查。”
他同时承认，销售人员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与医院医生之间的‘礼尚往来’肯定是有的。”
“其他一些药企们都很猖狂。以销售为绝对导向的公司，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对于涉嫌在中国进行“超适应证推广”一事，该人士表示，在医药行业内，“超适应证推广”早已是普遍现象。“但总的来说，外资药企在这方面比国内企业已经好很多了。”
家电骗补审计仅冰山一角 格力默许经销商骗补
2013年07月02日 02：16 21世纪经济报道
自审计署公布骗补名单后，大部分涉事企业都不约而同地将责任推至经销商身上。以2157.76万元位居骗补首位的格力电器认为，造成“违规获得中央财政补贴”的主要原因是终端经销商填报数据不规范、不严谨所致。
但有经销商告诉记者，若没有厂商的默许，经销商骗补的空间并不会大。
同时，有家电业内专家认为，由于受限于时间和地域等多种因素，此次审计署公布的数据仅是冰山一角。而国内某知名白电生产企业高管更向本报坦承，骗补已经是业内公开的秘密，相较起节能惠民工程，企业在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中的骗补行为更为猖獗，六年下来，财政损失很可能高达上百亿元。
多方联动骗补
从2007年开始，针对家电行业，国家先后启动了“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和“节能产品惠民”三大工程，并辅之以数量可观的财政补贴。
据本报了解，目前节能补贴的发放流程一般为，消费者购买了相关节能补贴产品，然后由生产企业先行垫付。之后，国家再根据各个企业上报的销售数量将补贴返还给企业，而在正常情况下，企业一般会根据各个经销商上报的数字进行汇总。
一位广东的家电经销商告诉本报，目前经销商骗取节能补贴的方法无非就两种，“要不就是复制条形码并贴在不享受节能补贴的产品上去卖，要不就虚构用户信息。”相较之下，前者更容易被发现，因此大部分造假的经销商一般会使用后一种方法。
事实上，此前已有媒体披露，为了骗取家电下乡补贴，厂商在给经销商发货时往往会多开单据，这些多出来的单据只要配上消费者身份证复印件和发票，就可以到当地财政部门领财政补贴。
据了解，在家电骗补最为空前绝后的时期，企业和经销商主要通过虚标价格、冒充中标产品、多报销量等手法进行骗补。就连一些有质量抽检与贴标许可的协会组织也参与其中，厂商每生产一台产品，协会就按数收取一台的费用，而地方政府也往往出于税收等原因相互包庇。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全民医疗保障，医疗改革，城乡一体化
一、珠海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
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在将城市和农村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制度设计安排，通过提供保险、救助等形式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一项医疗保障制度。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我国现行医疗保障制度也呈现出二元化、碎片化的特征，在城市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村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加上不完善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全民享有医保”这个基本目标，但二元医疗保障体制的弊端已成为制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构建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实现全体居民公平、有效的享受医疗保障已成为了当务之急。
珠海由于改革开放，已由一座海滨小县城发展为如今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珠海在改革发展过中没有像深圳一样大量引进外来人口医疗改革，再加上珠海政府对珠海的城市形象定位，珠海一直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及较少的人口总量。珠海没有体制包袱、人口少、经济发展相对均衡，被选为医疗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珠海于1998年启动医疗保险改革，经历十几年的发展，珠海医改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观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初步建立了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8年，珠海作为医疗改革试点城市为响应国家号召，实施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确定了医疗保险缴费由国家、单位及职工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及基本医疗费由个人、社保医疗统筹基金共同分担的新型医疗保险方式。2000年，珠海作为贯彻医改试点城市，率先把外来工大病统筹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制定了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办法。同时还把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及下岗特困工也纳入了医疗范畴。
（二）第二阶段：建立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2003年，珠海正式启动了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截止到2007年全市新农合参保率为93%，形成了严密的农村医疗保障网，让广大的农民享受到医疗保障的福利核心期刊。该制度在2008年随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出台而被正式废除。
（三）第三阶段：建立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2006年，珠海率先出台了未成年医疗保险办法，打破户籍限制，外来人口的子女与本市未成年享有同等医疗待遇。
2007年12月推出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和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城乡居民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以家庭为单位缴费和政府补贴的方式建立医保统筹基金，对住院医疗以及部分门诊病种（目前为32种）进行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医疗改革，其中参保人缴费250元，财政补贴150元。参保人住院核准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为10万元。[1]根据持续缴费时间确定的参保人医保待遇限额。
2007年12月5日珠海市政府又《关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健康城市工程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后相继颁布了《珠海市推行“小病治疗免费”实施试点方案》、《珠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珠海市实施城乡医疗救助试行办法》等三个配套文件。标志着珠海进入了“大病统筹救助，中病医疗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新时期。
二、珠海市城乡一体化全民医疗保障的现状
（一） 珠海市医疗保障概述
珠海市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总计145万，其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已达120万人，其中基本职工医疗保险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均达95%以上。全民医保目标在珠海得到了实现。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推行“大病统筹救助、中病进入保险、小病治疗免费”的全民医保的三角架构模式，涵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基本医疗救助制度。目前珠海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与未成年设立了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未成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此外还推出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覆盖更多的困难群体。形成了“四基本一救助”模式。
1、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四基本”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缴费及待遇标准如下列表所示：
表1：珠海市各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
险种
缴费方式
缴费比例
备注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6%，个人2%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个人账户50元
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
按月（每人）
按缴费基数：
单位2%，个人不缴费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安排100元，个人不缴费
城乡居民医疗
按年（以家庭为单位）
一般居民：参保人每人每年250元，政府补贴150元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财政补贴25元+个人缴费25元
“特殊人群”：参保人每人每年25元，政府补贴375元
参加门诊统筹：
个人不缴费，由财政补贴
未成年人医疗保险
按年（每人）
未成年人（包括在校大学生）：每人每年60元
参加门诊统筹：
统筹基金50元＋财政补贴25元+个人缴费25元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农；农村社会保障
农业财政政策是国家财政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手段促进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政策的总和。通过运用农业财政政策，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财政支农政策的存在不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以适应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而现行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体系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迫在眉睫。
一、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现状分析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调整、创新，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适应，以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型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该体系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财政农业绝对两周增加，相对量趋于下降。表现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下降、徘徊和增长缓慢的趋势。二是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1．财政支持对象不合理；2．农业内部支持结构不合理。三是财政农业投入体制不完善。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渠道较多，不同渠道的投资在使用方面、实施范围、建设内容、项目安排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重复和交叉，造成重复投入等问题，这种投入体制使整体目标不明确，有限的资金无法形成合力。四是财政支农力度小一些。这必然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到农业的均衡发展。
二、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
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必须立足稳定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这两个主要目标，不仅要保持必要的支出增长幅度，体现公共财政资源分配向农村倾斜；而且要合理确定支出重点，优化支出结构，有效配嚣公共财政资源。
(一)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展望
1．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
加强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立公共财政与WTO框架相适应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切实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
2．建立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
积极推进支农资金的，积极创新财政支持和民办公主的机制，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管理。
3．着力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扩大“省直管县”、“乡财县管”财政体制和方式改革试点范围，完善县乡财政收入体系，加强县乡财政管理。
4．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是：强化城乡税收协调，公平城乡税负，规范和统一城乡税收管理体制，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税制结构，最终实现农业、农村、农民与工商业、城市居民适用税制的完全统一。在税收政策上体现对“三农”的扶持，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创造良好的水质环境，为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投入。
(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具体措施
1．稳定农业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
各级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必须建立在用法律、法规进行制约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依法投资，真正落实。同时，各级对农业的投资总额、投资方向、资金匹配额都应制定具体标准和办法，以分清责任，强化对农业的投入。要积极利用政策作用，引导集体、农民和其他有关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2．改革农业补贴政策。
要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政策法规，使财政对农业补贴成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制度。要改变目前国家对农业补贴绝对额逐年减少、相对数明显下降的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额度。
3．利用好财政贴息政策。
财政贴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财政补贴方式，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种形式，它既能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又能发挥银行信贷资金的优势，它是在市场基础上维持有效率的农业需要。目前，我国的财政贴息只要用于政策性银行的贷款贴息。但因为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全部政策性贷款的需要，故还有必要对一部分商业银行的农业贷款进行贴息。财政通过贴息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更多地投资到农业上，以解决当前农业投资整体资金不够的问题。但应注意的是，按照wI’o规则，财政贴息是属于应予减让的政策，这一数额不宜过大。
4．整合农业税收政策。
要进一步推进农业税费改革，建立新的农业税制，然后做好新农业税制试点的配套改革。
5．加强财政扶贫开发的力度。
首先以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为目标，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然后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扶贫移民开发力度，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运销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壮大，支持贫困人口教育和医疗卫生。
财政补贴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 融资约束 财政补贴 寻租
一、引言
近年来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并让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管的政府背景这一较隐蔽且难以量化的因素如何对企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而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具有普遍性。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关联对公司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却往往忽视其负面效应。尤其是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最大动机可能是寻租：首先，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建立政治关联，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进而通过寻租活动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其次，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可能通过寻租来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收入。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关联获得的融资、财政补贴无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反而会扭曲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扰乱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不利于企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关联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但学者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待继续深化，为此，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近期国内外学者的文献，理清政治关联与寻租的内在联系。本文系统地回顾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问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对政治关联与融资、政治关联与补贴收入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在结合我国制度背景的基础上，提出预防寻租相关建议及未来研究方向，希冀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研究有所帮助。
二、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相关理论界定
（ 一 ）政治关联相关界定 要探讨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的内在联系，首先要对政治关联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对于政治关联的概念，国内外研究并为给出统一界定，学者们基于自身的研究给出了各自的概念。Faccio（2006）认为，公司的大股东或者高管（包括CEO、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成员）现在或曾经在政府或者议会工作，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那么该公司就属于政治关联公司。吴文峰、吴冲锋、刘晓薇（2008）认为，政治关联是指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包括公司高管曾经或者当时在政府部门（或国会）任职，通过选举捐款获得的关系等，但不包括因政府持股而形成的关系。赵峰、马光明（2011）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即：如果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董事、高管是现任或曾就职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军队，或者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那么这家公司就属于政治关联公司。王利平、高伟、张学勇（2010）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与政府部门或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较为特殊的政企关系，表现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董事长、CEO、董事）及大股东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经历，通过公益事业及人际关系网络建立起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等，但是因政府参股而形成的关系不属于此范畴。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贿赂，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笔者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或者高层管理曾经或者现在就职于政府部门，或者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或组织之间有密切关系，那么这家公司就属于政治关联公司。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贿赂与政治腐败，在法律层面上是合法的。正如Faccio（2006）所认为的，政治关联在法律层面上是完全合法的，它是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的高管影响政府部门以获取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优势。吴文锋、吴冲锋、刘晓薇（2008）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公司经营，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并且进一步指出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这主要是由于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受地方政府管辖，而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有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行为和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取融资便利性等好处。政治关联的正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利用与政府的关系获取额外的资源，从而获得额外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企业的价值。郑路航（2010）以2006年、200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政治关联程度与企业以托宾Q值度量的业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正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尤为明显。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和提升企业业绩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以上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实际经济效益的流入，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有显著作用。但是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视的。梁莱歆、冯延超（2010）以2006年至2009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政治关联企业的雇员规模、薪酬成本均显著高于非关联企业，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雇员的规模及其薪酬成本也越高。因为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受到了政府为实现扩大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干预，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比非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雇佣了更多的劳动力，并支付了更高的薪酬成本。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不仅体现在增加了企业不必要的成本费用，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联很可能导致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发生。魏杰和谭伟（2004）分析了企业在影响政府过程中存在的两种轨道，即“阳光轨道”和“黑色轨道”。所谓“阳光轨道”，是指企业通过一些合法的、不损害其他企业经济利益的手段来影响政府，在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帕雷托改进的轨道。这正是政治关联产生的正面效应，对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轨道的存在是有益的，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而相对于合法的“阳光轨道”，“黑色轨道”则是指企业通过一些不合法的、损害其他企业和社会利益的手段来迫使政府为其提供特殊服务，进而换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轨道。这种轨道的存在对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影响，扰乱正常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也正是政治关联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寻租是一种浪费社会资源的活动，虽然在短期给寻租者带来了一定经济利益，但从长期来看，不仅给政府、寻租企业以及其他企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二 ）寻租相关理论界定 寻租作为理论概念是在1974年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探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来的。克鲁格曼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特权构成对他人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在寻租概念提出以后，诸如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加里・贝克尔（Garys Becker）等经济学家将寻租理论研究进一步丰富发展。著名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认为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而这往往与政府干预的特权有关。魏杰和谭伟（2004）认为，寻租是指企业通过向其政府主管部门交租，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特殊保护，进而获得大量的超额利润，而对于政府来说，部分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通过拥有的行政审批权、行政许可权、行政划拨权等行政权力，进行“设租”和“收租”，可以实现他们的薪水、权力、地位和提升机会的最大化。陶国庆（2011）认为，寻租行为是交易成本极高的非生产性寻利行为，它是典型的“负和博弈”，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寻租者为疏通关系而花费的资源、政府官员“创租”和“抽租”以及为了保护自身而付出的代价，同时还包括政府部门为了对付各类寻租行为而进行反寻租所耗费的资源。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观点，笔者认为，寻租是指寻租主体凭借政府行政权力以及政府特权，为获得超额收益进行的利益转移而造成浪费社会资源的活动。寻租本质上就是一种浪费资源的非合法活动，虽然在短期内给寻租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流入，但从长期看来，寻租给寻租主体、以及其他社会主体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并且严重破坏了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
三、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问题研究述评
（ 一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融资中寻租机制的内在联系 融资问题一直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融资难、融资成本高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瓶颈。基于此，民营企业更有动机通过建立政治关联，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利用寻租机制从而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更大便利。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2005）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在财产权受到侵蚀和面临政策歧视的情况下获得贷款难度较大，但私营企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说明私营企业有一套自我保护措施（即政治关联）来缓解这种困难，从而降低其贷款难度。胡旭阳（2006）以浙江省2004年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通过研究民企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发现在中国金融业进入受到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从而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罗党论、甑丽明（2008）通过构建的理论模型论证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中的作用，并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其外部融资时所受的融资约束更少。以上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从地方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从而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价值。由于政治关联能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从而解决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民营企业更热衷于建立政治关联，与政府搞好关系，而往往就会导致寻租行为的发生。李莉、薛冬辉（2011）从寻租视角出发，通过博弈模型推演分析，发现政治关联因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官员的设租风险和民营企业的寻租成本而使寻租行为更容易发生，从而构建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产生影响的寻租机制。这种寻租给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本质上就是一种浪费资源的非合法活动，虽然在短期内给寻租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流入，但从长期看来，寻租活动给寻租者、以及其他社会主体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仅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社会不公平，同时巨大的寻租成本还潜在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Khwaja and Mian（2005）实证研究了巴基斯坦上市公司在银行的长期贷款数据，研究表明有政府背景的企业高管所在的公司借债率高于45%，而违约率高于50%。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寻租”行为给整个经济体带来的成本估计占每年GDP的0.3%到1.9%。可见，寻租的成本是巨大的，潜在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二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财政补贴中寻租机制的内在联系 补贴收入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一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财政补贴也提升了企业的业绩。但不恰当的财政补贴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扰乱企业经营秩序，妨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晓、李静（2001）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在提升公司业绩中的作用，发现地方政府出于资源竞争的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了大面积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造成社会不公平竞争，极大扭曲了企业财务信息。唐清泉、罗党论（2007）以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府补贴的动机与效果。研究发现，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很直接的手段，政府补贴在实现社会目标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从补贴效果来看，政府补贴没有增强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但却有助于上市公司社会效益的发挥。研究表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非关联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税收优惠。陈冬华（2003）研究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长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席位；地方政府影响越大，上市公司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补贴收入。同样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的可能性更大。吴文锋、吴冲锋、芮萌（2009）以1999年至2004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这表明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能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税收优惠。因此，民营企业更倾向与政府建立关联，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助，但是这种基于政治关联的补助收入并未给企业带来长期经济效益。潘越、戴亦一、李财喜（2009）以2002年至2007年沪深两市的ST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处于财务困境时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指出，政治关联较弱的民营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企业长期业绩的提高作用显著，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较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作用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治关联导致了政府补助资金的低效运作。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不仅导致政府补贴金的低效运作，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导致政府腐败、钱权交易的寻租活动发生，对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危害性极大。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但这类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及社会绩效负相关。民营企业并没有因为获得的政府额外补贴而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反而更容易导致政府腐败、和钱权交易等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寻租，从掌握了财政补贴支配权的政府官员手中得到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真的具有潜力、发展前景或社会贡献而应当获得的。由此可见，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利用寻租机制进而得到更多的融资便利、税收优惠以及政府补贴收入。但这种基于政治关联的政府补贴并未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或社会效益，反而破坏了社会公平竞争机制，扰乱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严重的是，寻租活动往往容易造成政府腐败贪污、钱权交易泛滥等严重社会恶果，造成不良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稳定，进而严重妨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建议与展望
（ 一 ）建议 上述表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活动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但寻租是一种浪费资源的活动，巨大的寻租成本潜在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合理预防寻租活动是保证国民经济良好稳步发展的重要条件。陶国庆（2011）认为，彻底防治政府寻租行为要从以下方面加以落实，即扼杀寻租动机、消除寻租机会和加大寻租成本。笔者认为，预防寻租应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各种复杂经济现象也随之出现，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完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可以避免被寻租者利用的漏洞存在，使潜在的寻租者无法变成现实的寻租者；从地区差异和行业竞争层面来看，我国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行业管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特殊背景下，预防寻租活动要有针对性。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讲，我国企业性质具有多样性，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多种企业并存，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预防寻租活动更为困难。总之，预防寻租问题需要一套科学有效的制度措施：首先，严格公务员选拔制度，加强政府官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杜绝寻租活动要从源头控制，从我国国情出发，严格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选拔高素质人才担当政府官员。因为严于律已、公正执法的政府官员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好地为服务型政府办事，在人为划拨资源情况下，秉着客观中立的态度更为合理地分配社会公共资源，从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业务素质高的政府官员能够做出更为科学的决策或治理措施，从而有效避免因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不健全而给寻租者留下寻租空间。同时，加强政府官员的综合素质培养，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这样才能使政府官员自觉主动地抵御寻租行为，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从主观意识上抵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其次，严格制约政府权力，加强完善监管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寻租机会。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避免被寻租者利用的漏洞存在，从根本上杜绝寻租的发生，使潜在的寻租者无法变成现实的寻租者。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严格制约政府权力，尤其防止权力集中化。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将政府权力进行分散化，促使权力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同时加强权力机构内部、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约束，从而完善内部监管机制。其次，扩大社会监督范围，完善社会审计制度，提高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形成良好的外部监督体系，促使内外监管有效结合，从根本上消除寻租机会，彻底杜绝寻租活动的发生。最后，加大潜在的寻租成本，迫使寻租者主动放弃寻租行为。对于潜在的寻租者来讲，只要寻租的预期收益大于寻租的预期成本，潜在的寻租者就会变成现实的寻租者。加大寻租成本就是使寻租行为的成本大于经济租金，迫使寻租者被迫放弃寻租行为。笔者认为，采取相关措施可以加大寻租成本，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务员的薪金水平可以有效防止其寻租。利益问题是寻租的主要驱动因素，提高公务员的薪酬水平能够让其主观意识到寻租的机会成本很高，寻租行为不值得，进而不愿意主动寻租。除此之外，要进一步加强处罚力度，如果政府官员认为处罚力度足够大以致寻租成本大于预期的寻租收益，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寻租者自然会放弃寻租行为。此外，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各地政府官员的监管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对非市场化资源配置地区政府官员的监管，特别注意监管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为预防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上利用寻租机制，各级政府应加大力度对符合产业政策民营企业的金融扶持，以降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困难，促进其稳步、可持续发展。为预防民营企业在财政补助上进行寻租活动，中央政府要特别注意监管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减少寻租行为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影响，从而保证社会优化配置资源，维护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保证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的运行，促进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二 ）展望 近年来，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政治关联与寻租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继续深化。国内外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活动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民营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利用寻租机制进而得到了更多的融资便利，大大降低了融资约束；并且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及政府补贴收入。但是这种基于政治关联的政府补贴并未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或社会效益，反而破坏了社会公平竞争机制，扰乱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政治关联的负面效应很可能导致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发生，而寻租活动往往会导致政府腐败贪污、钱权交易泛滥等严重社会恶果，造成不良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的长治久安，进而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国内外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是却都没有合理量化寻租成本的方法，大多数学者也通过构建一系列模型来试图研究寻租机制，但也没有提出彻底防治寻租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未来研究可以主要关注在寻租成本的合理量化研究上，以及针对寻租活动的治理措施方面。其次，目前关于政治关联的多数量化研究仅仅局限于企业高管自身的政治背景，但却忽略了高管的亲戚、好友等社会关系的政治背景，在中国这一复杂的关系网社会中，必然也是政治关联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使用哑变量，或构造影响力指数等方法来量化政治关联，但未对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区分，诸如省级、市级、县级、乡级等，这往往会遗漏重要的相关信息。因此，针对国内外对政治关联与寻租的内在联系问题现有研究的不足，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合理量化政治关联与寻租成本，以及通过实证来检验企业政治关联与寻租的内在联系，是未来政治关联领域的研究重点。
*本文系四川省软科学项目“四川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治理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1ZR001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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