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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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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形势论文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陈丽琳著:《企业文化的新视野》,《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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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淑红,曾铮主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6]王军,高国威,刘育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3期。

[7]胡浩:《论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8]刘宗明,石文慧:《企业跨国并购与文化整合》,《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24期。

[9]彭新万:《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及对策》,2003年第6期。

[10]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11]杨帆,郭秀芝,李明贵:《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冲突》,《黑龙江财专学报》,1999年第3期。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业技术的迅速更新,跨国公司的经营也处于动态调整中。而且,跨国并购作为以企业微观产权市场交易为载体的国际资源配置现象,必然与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内在战略管理机制同时相关。近10年来以横向、善意、强强联合为主导的跨国并购表明,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是实施跨国并购的重要战略驱动力。因此,跨国并购的分析重点逐步向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人文和技术整合能力、国际经营经验、组织学习能力、资源禀赋特征等内生变量转移。这些企业能力变量与其国际竞争优势密切相关,并随着企业国际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断内生变化,并与外部宏观和产业因素相互作用,对企业保持国际核心力发挥关键作用。就此角度而言,跨国并购便是在企业能力变量的动态调整过程中,有助于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组织变革。下面将对国际上与企业能力理论相关的跨国并购研究最新进展、主要局限和发展方向进行综述评析。

1.国际化战略与组织形态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包括业务层和企业层两个方面。公司层国际化战略包括三个类型:国际本土化(multi―domestic strateSie8)、全球化(global strateSies)和跨国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Sy)。国际本土化就是将战略和业务决策权分散到各个国家的战略业务单元,由这些单元向本地市场提供本土化的产品。国际本土化注重每个国家内的竞争,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行业结构、政策法律和社会意识都不相同。实施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对每个市场的需求特性做出更准确的反应。全球化战略则认为不同国家市场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应采取由母国总部集中控制的国际化战略,即不同国家的业务单元互相依靠,由总部进行一体化管理。跨国战略是国际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试图实现全球化协调性和本土化的灵活性的统一。战略管理学认为企业层面国际战略的选择依据是目标战略资源的特性。Rug-mall和Verbeke定义了两种企业专属优势(Finn―SpecificAd-vantages,FSA)。一种是地域限制性的(10cation―bound)。顾名思义,这种资源优势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可转移流动,如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另一种是非地域限制性的(non―location―bound)如技术知识、管理能力等。这些优势不受地域限制,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可能难以整合,或本国企业为保持垄断优势不愿扩散给合作者。若企业国际化是为了寻求东道国某种地域限制性资源,则倾向于国际本土化战略,赋予国外子公司较大的独立性,使其能灵活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该地域限制性优势资源。反之,若企业具有并想保持自身某种非地域限制性优势,则会实施全球化战略,以保证本国母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力度。

近期另一些研究将系统论和组织形态学的异质同形(i-somorphism)范畴运用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组织结构中,并以此为分析跨国并购成因的切入点。异质同形是指任何组织无论基本功能和行为目标如何,都必须不断变更自身结构,内化各种外部制度要求,藉此合法生存地位,因而形成不同组织与周围制度环境的同构化趋势,即“异质同形”。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组织的集合。Kostova和Zaheer,Rosenzweig和Singh,Davisetal等都指出,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双重同形化的压力。前者是指要与其母公司的组织行为协调,后者则是指要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两种压力的重要性根源于企业选择的国际化战略。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全球化战略,则主要受母公司的组织模式影响,如果是国际本土化,则与东道国制度的同形化更为重要。反之的相互作用将决定跨国企业的进入方式。更进一步,两种压力则会选择新建投资这种控股程度最高的方式;相反,如果满足外部同形化,则会通过并购发展海外分支。

Harzing将上述系统论和公司层国际化战略的观点融合起来,通过对22个国家122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另如Brouthers和Brouthem通过考察136家进入欧洲的日资企业发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欧洲市场时主要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由于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日资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2.企业组织能力论(Organizatioaal Capability,OC)。组织能力论沿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演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组织能力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内嵌知识型资源的集合体,并通过企业的动态和复杂交错的组织过程转化为企业的特有技能。该理论认为市场失灵不是来自外部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在传递和吸收隐形资源时各个企业内生的组织能力差异。组织能力论将判断企业内部化可行性的视角放在价值创造上,而不局限于节省交易费用,强调与其他企业合作即使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如果能从中拓宽企业的能力边界,依然可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Madhok沿用了组织能力论的“价值创造观”,并结合所有权优势资源特性,提出进入模式选择的新命题。他认为,是否通过并购实现市场内部化的决策及效果,既与并购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性和可吸收性等产业技术因素相关,也决定于收购企业吸收和利用各种隐性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知识的隐含性越高,或者在国外要从事的业务的技术特性、市场环境极大地超出现有经验,则组织各种隐形知识的成本和风险都十分可观,此时通过合资模式获取这些外部资源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还可以避免新建投资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导致的吸收新资源的刚性。

同样基于组织能力论,Hennart、Park和Morosini等人分别考察日本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在合资新建与并购之间的选择,都发现如果投资者研发越密集,对企业的组织能力要求越高,则合资比并购更受青睐,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新企业中整体移植自己设计的管理系统;Brouthers和Brouthels对多地区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通常采取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力等隐性资源的优势并购后很难有效整合或扩散到其他合作者。他们还指出如果投资者对目标企业的部分互补性资源感兴趣,则只有这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易于消化,即能够较容易地被剥离提取出来时才会采取收购行为,否则采取合资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

3.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eece、Pissano、Shuen和Winter把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制度惯例的变革、灵活调整经营模式、及时整合和重组内外部资源、补充资产技能,从而自我更新竞争优势的能力。自我更新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组织不断学习知识和诀窍、适应制度惯例变革。本质上讲,组织学习能力反映了企业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形成的长期生存方式。

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因此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和员工协作等方面的企业文化方面的整合风险。整合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出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距。不少研究者发现社会文化差距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鉴于此,近年一些学者试图将组织学习能力与国际经验积累结合起来,分析与进入模式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早期观点认为,考虑到潜在整合难度,文化差异越大,实施合资或新建企业的可能性就比收购更高,而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的收购会更为频繁。

然而Hamel、Vermeulen和Barkema;Beckman和Haun・sehild将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引入进入方式的决策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他们认为,并购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还有助于获取竞争对手的更多信息;而新建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比并购更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因此不利于企业增强动态能力。这一假说与不少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吻合的。如Morosini等人对52家实施跨国并购的意大利的MNC发现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具有学习性组织特征和动态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企业合作,及时适应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制度规范,拓宽企业的管理经验、丰富经营模式、激发创新思维,挖掘出更高的潜在价值。

Barkemaetal等人、Vermeulen和Barkema延续这一思路,比较考察了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在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存活率,证实当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由于新建投资企业存在组织惰性,灵活适应外部制度惯例的动态能力较差,因而生存持久性明显低于跨国并购的海外分支,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基于拓宽知识边界、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的跨国并购内在动机。

4.国际经营阶段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交易费用论认为,由于收购比新建企业简单,投资成本和风险也较小,故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更偏向于从购并方式开始拓展国际市场,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有助于高控制度的进入方式(独资新建)的成功实施。Brouthers和Brouthers、Barkema和Vermeulen均发现区域多样性,海外投资历史、母国出口所占营业额比重等国际经营经验指标,与实施新建投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

Johanson和Vahlne也发现,跨国公司是否对外并购往往受制于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果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背景越大,两国的“心理距离”也越远,这会严重阻隔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的信息交流,直接增大并购后企业的整合风险。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人文环境相似的国家为并购东道国,或先通过合资和新建子公司积累经验,再以渐进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的地区。

Huber、Cavusgil、Bambergel和Cui等学者将组织学习能力范畴引入交易费用的研究框架,发展出国际经营的动态阶段论。他们认为,管理者要善于洞察国际市场环境、把握时机,通过不断进行组织变革和经营创新,分阶段地推进国际化进程。随着自身经验和资源禀赋的积累,逐渐提高进入方式的控制程度。具体而言,企业在国际化起步阶段,应先全面搜集海外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如果观测到海外投资潜在收益可能性,可从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等非股权模式开辟东道国市场;在对东道国有较深了解并有足够的市场基础上,再拓展并购、合资、战略联盟等形式的合作,最后通过独资兴建企业,将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合理整合到跨国企业内部。

同样根据组织学习论,Kogut和Singh、Hennart和Park等人的研究却未发现国际经验与进入方式存在显著联系。这说明,文化差异的实际影响效果还需综合考虑母国市场降低文化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母国企业的文化风险偏好程度及长期国际化路径选择。

Barkema和Vermeulen还发现产品多元化与新建投资的可能性呈非线性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国际经验积累有助于产品多元化,但是过度分散的产品类型也有害于企业整体的信息管理。因此,产品极度多元化反而说明企业的经营认知能力较低,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投资的方式。

5.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perspective)。资源基础理论以Madhok提出的“价值创造观”为出发点,认为选择何种进入方式取决于本国企业核心资源与东道国目标资源的产业特征和相互关系。是否采取并购在于双方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否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和创造更大价值。

Anand和Delios首先将企业的优势资源按照地域流动性进行分类,把知识技术诀窍、研发能力等无形资产视为上游资本,把产品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与市场竞争相关的资源视为下游资本。前者比较容易在国际上扩散,即不受地域限制被替代,而后者则流动性差即难以随投资的地域变化而转移。因此,他们支持Mitchell的观点,认为如果东道国在技术和R&D方面有相对优势,则跨国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当地企业以提高技术优势,相反,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下游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需要在当地补充时,收购拥有这些下游资源的东道国企业将是明智的选择。Anand和Delios结合OIL的分析范式进一步指出,投资者是否通过跨国并购所要获取的东道国战略资源的性质不同,对自身核心资源的优势水平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目标资源是品牌、营销能力等下游资源,则只有其核心的技术知识等上游资源在行业内具有绝对优势,采取并购比新建企业更加便捷;如果跨国并购的动机在于拓展技术密集型等上游资源的垄断地域,则只要其核心资源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类似地,冯春丽和刘海云的模型分析也指出,对于东道国在技术上处于国际劣势地位的产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或独资,而在较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股权合并。

另一些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从内部化的可行性角度分析了资源特性与选择进入模式的关系。如Kim和Hwang,Delios和Beamish,陈浪南等,以及Brouthers和Brouthers等的研究发现,企业核心资源(主要是无形和知识性资产)的垄断

性和独占性越强,或特有资源的隐含性越高(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或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投资者越倾向于独资新建和控股收购等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因为市场交易会使这些专有的优势资源贬值,而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也较大。另外为了分担巨额研发经费和分散技术创新的风险,则以战略联盟或强强并购为宜。

二、研究缺陷和发展方向

尽管跨国并购决策理论的研究已得出不少具有突破性的实证结果,但还尚未形成如OIL分析范式这样逻辑紧密、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

第一,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一方面受实证检验样本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局限性制约,也和分析因素不全面有关。如对于国际经营经验,同样基于组织学习论,Huber及Cavussil根据经营经验与进入方式控制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推出国际经营阶段论,而Kogut和Sinsh等学者则未发现国际经营经验对进入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又如Brouthers和Brouthers发现投资规模越小,一般更倾向于采取新建方式,而Hennart和Reddy等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目标企业规模越大,对其实施兼并的整合风险越高,此时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更为明智。Cho和Padmanabhan等学者则未发现投资规模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有显著关联。

第二,研究视角缺乏相互协调性。如组织能力论把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作为整合风险的标志,因此与实施并购为负相关关系。而持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观点的研究则认为文化差异可以拓展企业的知识边界、激励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潜在价值,因此文化差异反而采取并购较新建投资为宜。实际上对于同样的外部因素,对进入模式可行性的具体影响不仅取决于样本企业的组织能力和风险偏好,还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导向有关。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样本特征、综合多种影响因素、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还有待探索。

第三,研究对象比较片面。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的并购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的动机和影响机制还仅有刘易斯・威尔斯和唐纳德・莱克劳等十分有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软环境的分析也十分欠缺,如政策与法制的开放度、文化包容性等,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因素。特别是近年来不少新兴市场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起步阶段即向发达国家实施并购,对此蛙跳现象,现有跨国并购理论尚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为样本,这些结论是否适合于中小企业,以及如何加以修正都仍待研究。

第四,研究思路不完整。大多数实证研究采取因素分析法或回归模型法判断选择的决策因素,却忽视了结合事后绩效来全面分析跨国并购决策的实际有效性。实际上国际投资方式的选择是跨国企业发展中的动态连续性战略,是否选择跨国并购与其决策的有效性往往具有内生互动关系。大多以因素分析法或Iogit回归法判断选择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将绩效与战略决策隔绝了。因此应建立更精确的内生选择模型,如把并购与新建投资的事后绩效及存活率纳入模型。

第五,研究方法不充分。目前对于企业内在的营运能力、独特优势、国际经验等无形资源的度量仍不成熟健全,尚无准确度量的理想方法。这也有碍于精确研究企业层面的跨国并购动因。未来针对跨国并购选择动因的研究可以沿着两个方向深入。

其一,禀承折衷理论的三因素研究范式,针对跨国并购的新特征,丰富跨国并购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方面的特有内涵。并结合企业一般并购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跨国并购如何能够实现国内并购无法获得的全球性协同效应。为此,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拓展内生性计量模型,将并购决策、运作和绩效全面结合起来分析;二是充实样本对象,加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小企业并购问题的考察;三是建立多维度有机结合的影响因素体系,不仅包括传统国际直接投资涉及的宏观产业因素,更需关注企业特定因素。如Dunning已开始关注外部资源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意义,将战略联盟整合到OIL范式中,进而中将并购因素纳入OIL模型,这些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其二,结合企业能力理论的前沿进展,从企业资源、战略和内生能力角度重新构造和完善跨国并购的微观决策模型。在新经济时代对于企业本质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替代市场交易的内部化组织,而是从企业价值创造的角度出发,强调企业是创造、吸收、传递和更新隐形(特别是技术和知识)资源的社会性组织。本文所述的国际战略管理论、组织能力论、动态能力和组织学习论、资源基础论等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从不同角度揭示管理要素、知识要素、实体要素三位一体的企业资源和能力体系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价值和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任何经营、管理、资产整合和组织变革等各种企业行为的根本目标都是获取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资源和能力。企业能力论和资源基础论学派已开始构建基于企业国际化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资源的跨国并购理论模型,这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边界的合理确定。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教学;贴近实际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

一、贴近实际,把握教学内容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方面: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基本理论包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形势分析方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国的国情等;基本形势指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行业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热点问题是学生社会普遍关注、学生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这些构成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同时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要体现科学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相对稳定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形势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时期呈现的问题、热点、焦点也不同。

正是因为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只有贴近实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专注社会热点,针对不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思想实际,不断更新教育内容,才能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才能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把握好。

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专题“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更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贴近他们的衣食住行。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倡导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观成为全球共识。在国内,“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十报告则明确指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和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总体布局。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贴近了学生生活的实际,从寝室的居住环境、水电等资源的利用、学校公共环境的建设与呵护整个学校所在城市武汉乃至于中国大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既实现了政策性与知识性、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又做到了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二、贴近实际,突出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与灵活性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它的教学过程和其他课程一样要求严谨而规范,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教学过程的规范和严谨是指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必须和其它课程一样有大纲、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等,要按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灵活性则指具体内容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只有贴近实际,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才能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只有贴近实际,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掌握学生的需求,才能设定准确有效的教学目标、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教学手段,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1.贴近学生实际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主体特征。90后大学生的主体特征非常明显。他们热情、开放与沉默孤独并存,追求新鲜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责任感往往体现在关键时刻。同时大学生在成长阶段上正属于青年早期,呈现出体力高峰、智力高峰、社会需求高峰、创造高峰等高峰特质。他们的情绪波动极大、两极情绪表现突出,转瞬间或豪情万丈或意志消沉。

其次,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期望也较大。我院“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三贴近’”的调查问卷中,“你希望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达到怎样的效果”一题中,33.5%的学生选择了A树立正确的“四观”、B及时获取国内外重大时事信息、C提高政治素养、D提高鉴别分析能力中的全部四项,45.2%的学生选择了其中的三项。这些都说明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程度超乎寻常,对于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

另外,通过对初高中阶段政治课程教学内容的了解和学生的课前交流、以前的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的理论一般有初步了解,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和把握,同时由于生活阅历的局限,对于怎样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

同样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学生认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缺乏理性认识,而一般高职高专院校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没有相关课程专门介绍生态文明,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决定了课堂教学目标中知识目标为掌握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和如何构建生态文明。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单纯是教给学生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通过有效地教学策略和课堂组织帮助学生去观察分析问题所在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同时通过课堂活动发展学生之间更多的人际联系,能力目标的设定应该紧紧围绕这些内容展开。而我们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于学生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其中理想的确立必须确立在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上,基于此,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必须将情感目标设定为培养节能环保意识、绿色消费观念、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信心与责任感。

2.贴近课堂实际选择教学方式

提高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实效,必须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特点,积极探索新方式和新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以课堂为主轴,特色活动为辅助。形势与政策应把课堂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借助课堂教学进行理论系统讲授,如十会议精神必须通过专题理论讲授来完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45分钟,采用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媒体教学来有效完成课堂教学。作为辅助教学,安排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如邀请专家讲座、观看教学资料、实地考察等,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角是学生。备课时,应以设计学生活动为主,教学中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有操作、实验的机会,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

以专题“”为例。专题“”是我院形势与政策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采取了小组学习的方式。首先由老师讲授基本理论,然后根据教学内容,如日本主张的原因及为什么错误、大学生为保卫领土可以做些什么等不同的项目小组并设定任务要求,给予一定的时间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分析讨论并拿出小组结论并展示。最后由教师经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归纳,作系统总结。在小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学习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宽松的课堂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小组学习进程中学生变成了课堂的主体,实现了从被动地学到主动地学的转变,学生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和作答中能真正地发挥主体效应。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自己的讨论分析作答、最后的归纳总结,达到了既有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有对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同时又能增强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责任意识。总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以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为基本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必须贴近实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把握好和体现出在自身内容体系、教育对象和教育方式上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抓住学生、调动学生,真实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实效。

参考文献:

[1]张松德.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与实践[J].云梦学刊,2006(06).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优势理论;对外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理论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量迅速扩大,入世以后,我国经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因此,要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完全了解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理论以及国际对外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理论展望

1.传统优势理论回顾

(1)绝对优势理论

法国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市场利益驱动下,社会一切经济主体需要按照自己的绝对优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利用市场完成交易,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一旦交易活动超出本国范围之内,就出现了国际分工或者国际贸易。这一古典经济理论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

(2)比较优势理论

英国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两个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国家,如果一国在生产某种产品时处于绝对优势,而另一国生产某种产品时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只要这两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别,那么各国所生产的相对优势产品也能从国际分工或者国际贸易中取得收益,国际总体福利水平也能够得到提升。

2.对外贸易方式回顾

最原始的对外贸易方式是用货换货,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所有经济贸易方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国际贸易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外贸易方式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而逐渐形成的。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突出以及国际贸易的逐渐开拓,国际货物买卖状况和营销手段、销售过程也在迅速变化和进步,国际贸易方式也逐渐多样化,由传统的贸易方式发展到广泛的现代贸易方式。传统的贸易方式主要由单纯的单边商品完成进口和出口关系,现代贸易方式是指主要实行广泛的技术、劳务和资本等合作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使国际贸易实践过程中的商货交易、合作经营、合资企业、加工贸易、补偿贸易、技术转让和国际租赁等新型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可能,旨在实现国际贸易中的一切利益需求。

二、新形势下国际对外贸易理论

1.国际对外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970以来,国际贸易出现了垄断竞争以及产业内贸易等新现象。对于这类现象,法国贸易理论学家曾经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现代贸易中,大多数国家相互进口、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种类相同但是品牌相异。在此类贸易交易中,产品的差别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垄断竞争的过程中,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相似性使其互相代替的可能性逐渐扩大,最终导致竞争的产生;而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将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垄断竞争。提高产品的差异性,那么产品的可替代性就会变小,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也就逐渐变低,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生产厂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产品的价格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传统贸易理论是解释不了的。

2.国际对外新贸易理论的缺点

当今社会的主流贸易理论就是新贸易理论,但是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形式。这是国际新贸易理论的唯一缺点。比如说,如果新贸易理论假设全国市场机制基本趋于完善,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些新贸易理论机制缺乏目的性和实用性。

三、优势理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对策

1.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成本的提高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依据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进行的生产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是拥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近代中国如果努力发展资本技术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进口和出口关系,将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才和技术要素的投入控制。而对于那些继续坚持传统的以要素察赋和以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最终为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突破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2.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

就我国经济来说,所谓的广义比较优势是指后起者优势,它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起者优势是指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其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有效经验,再联合本国的具体形势,做出明智的发展策略思想,加快缩短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因此,我们必须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成功经验,努力联合自己的基本情形,利用后起者优势充分发挥我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措施。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国际对外贸易理论逐步走向成熟,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发展也变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水平,努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成本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形势与热点.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潮[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国际国内形势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通过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作用及现状分析,总结了目前形势与政策教学中的五个矛盾,分析了五个矛盾存在的原因,提出了合理、有效的解决方式,增强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各高校都开设了形势与政策教学课,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以及客观、正确认识国内外现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急待解决。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作用

1形势与政策课是培养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活跃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包含形势与政策两大部分:形势是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态势;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的制定要以国内外形势为客观依据。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政策的相应调整。身处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大学生,从客观方面看,没有对形势和政策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没有心怀祖国、胸装天下的视野,就有可能走弯路、错路甚至于死路。同时要想成才立业是非常困难的。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脚踏实地、情系人民,这必然要求大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需要高校将形势与政策课程真正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客观、正确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学生德育工作,即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思想。

3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今社会,面对竞争、压力和各种复杂环境,以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挑战,很多大学生都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不仅提高了对专业知识了理解,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即增强了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注,也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理论,正确、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优缺点,增强自身的责任感、紧迫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能把自身的专业知识等在此过程中并得到锻炼,提出自身的独特见解,增强了能力,提高了政治敏感度,发散思维,也侧面地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与深入的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

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普遍存在根据本年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指导体系,自身探索和总结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这些内容准备从客观上讲缺乏深入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据,特别是以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的总结和分析;从主观上讲,由于自身缺乏对于理论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于热点事件本身存在的历史和背景以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没有广泛的认识。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内容必须融会集体智慧,加深对于文体的分析。

2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环节与相关培训制度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突出一个“新”和“热”,对于这两个突出的特点,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这将意味着必须有新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来提炼出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关键点,然而对于普通高等学校而言,知识渊博的时事专家和理论大家相对缺乏,这必然导致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和自身对于形势与政策理解的片面性,那么相关的培训制度变的尤为重要。

3课程设置与青年学生特点之间的矛盾

大学生对正确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深入分析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他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怀有极高的期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一些学校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没有全面理解,因而没有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给予重视,而使教学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进课程表、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没有考核,甚至作为必须课但不计学分或在教学、考核中轻描淡写。常常作为非课堂教学环节设置,最终往往流于形式,对学生根木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不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兴趣和关心。

4师资水平与研究层次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它也天天都在发展变化,要把难点、热点、深层次问题讲好,教师需要做大量的实际研究比较,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与更新,这就需要教师能潜心钻研、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而从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课被认为是,副课中的副课,往往由“两课”教师或学校行政工作人员“捎带”着兼任,由于地位上不受重视、教师精力上的局限及资料上的缺乏,导致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空洞枯燥,这样的课学生当然不会喜欢。

5时势复杂变化与教育途径单一之间的矛盾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复杂的环境里正确认识形势,使他们无论而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还是社会思潮涌动,都能够知行统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一门大学问,难度非常大。但从应对复杂局势的措施来看,力度明显不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中主要是课堂教学,但教学方式单一,内容不够广,课堂不活跃j在教学的过程中,基本停留在教师讲解这一模式上,没有形成多渠道教学,而且常常是有学时无学分或者有学分缺学时,缺乏考核和质量评估体系。从而使得学生上课没有主动性,几乎全部都怀着一种“老师讲什么就做什么”的思想,老

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够。同时,一部分教师也存在讲课的艺术性和生动性不强的情况,拿着书本和报纸杂志资料照本宣科,也就没有新鲜感和吸引力可言,课堂气氛比较沉闷,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甚至在一些院校仅仅是通过几个讲座、几场时事报告会来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既缺乏针对性,又不能保证教育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效果可想而知。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1理论学习与建立灵活的培训机制相结合原则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及教师普遍存在三个现象:一是教师非专职现象;二是教师非专业现象;三是形势与政策课非正式现象。这就给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带来了几个弊端:一是对于理论分析不够深入,不能有效的结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国内外环境,师生的学习仅限于书本,知识处于“夹生”状态;二是由于非专业的限制,使课堂教学缺乏广泛的知识性,使学生课堂教学不能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三是由于对于课程认识不够深入,致使学生对于整个课堂教学环节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教学双方的效果。应当紧紧围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有重点,有中心,不要海阔天空,没有范围,其中心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鉴于此,组织日常的理论学习和长效的培训机制,锻炼和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是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存在问题的根本。

2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形势与政策课涉及面广,应用理论较多,特别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军事等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知识又是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手段和方法。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性、针对性又非常强,在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中,必须紧紧围绕“新”和“热”结合实践及重要文件精神来讲,针对“形势热点”进行教育,坚持教育的时效性。一些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重要时事热点问题也需要上升到理论上去分析和认识,也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体现在结合上,也就是说讲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讲实践是从理论升华而来,理论知识中融入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贯穿理论知识。实践主反映在形势方面,而理论则主要反映在政策方面。理论和实际随着时事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发展。

3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重传授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对于形势与政策课而言,由于其内容涉及广泛,知识性强,理论分析性强,涉及学科门类多,在教学的过程中,必然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必然使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新信息、新知识、新科技的感染力。知识科技的魅力。而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治课,在知识的传授中还应十分注意思想政治的灌输,在充分讲授知识、讲授形势后,将落脚点归结到党和国家正确的方针针策上。形势为政策服务,政策指导形势发展。知识传授是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寓知识、趣味、娱乐、教育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较好地处理了知识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意知识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讲形势是入门,政治是落脚点,使形势与政策课始终充满青春活力,同时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用事实、用数字说明问题,增强其吸引力,形势与政策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才会真正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P],2004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P],2004

[3]

孙志华,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几点思考[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6

[4]

李宪海,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探讨[J],中国成人教育,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