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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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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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主义;唯物史观;人道尺度;历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在的理论来源，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哲学当中，思想家对市民社会、对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最终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一方面，他们根据理性预设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并将其作为人道尺度衡量现实，从而得出现实“不合理”的批判性结论;另一方面，当他们想使异化现实“恢复”到理性状态时，又不得不诉诸哲学家的道德呼吁和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总之，从 “破”到“立”，旧哲学的方法论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哲学革命之后，被世代进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应然与实然的鸿沟，找到了理想现实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实现世界的大同，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无产阶级依据历史规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实质称为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所谓人道尺度，是应然、规范、价值性范畴，主张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最初产生时直接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现实;所谓历史尺度，是实然、事实、真理性范畴，即科学地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性，从而在历史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塑造理想生活。可见，历史尺度作为对抽象人道尺度的扬弃，内在地包含了人文关怀，是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唯物史观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前代思想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概念系统，梳理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史，我们才能看到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生成过程。
二、历史观的历史演进——唯物史观的动态生成
的历史观经历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其唯物史观又经历了提出、运用、发展诸阶段。
在《莱茵报》和《德法年鉴》时期(1842—1844年)，由于现实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内部的矛盾，马克思开始了其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过程。在 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从市民社会划分出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并且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把市民社会、国家等社会形式视为“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观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在次年写就的《巴黎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异化劳动思想。异化理论的隐性前提，是预设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之本性，当现实与该预设不符甚至相悖时，则为异化状态。异化的扬弃就是人向本来面目的复归。可见，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脱离近代的人本学模式。所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马克思所持的历史观本质上仍旧是唯心史观。但是，从1843年开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到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论著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观探索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唯物史观已经形成。在从旧世界观向新世界观的跃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转折，并不是法国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所称的神秘的“断裂”，而是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情境下，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实践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在布鲁塞尔继续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总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因此，对于初创时期的唯物史观，我们有必要分两个层次进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观的提出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它使得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成为方法论上的现实;第二，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论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学假说的形态出现的，必须要在实践中予以求证。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著《资本论》正是这一的思想实验室。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为止，历时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证明和运用，更是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体展开、实现的。《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是思想体系的百科全书。《资本论》的哲学意义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观作为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实现了这一目的，从而使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得到较为充分而严格的验证。因此，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于这一论述，我们同样要作辩证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中得到了确证;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的成果，然而，从本质上是西欧社会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理论出发，能否推演出普适性的历史规律?相信科学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这一沉思，而作为其思考成果的则是《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晚年的学术变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马克思毕生的心血之作《资本论》，其后两卷却被马克思搁置不发，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从这两卷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资本论》并未杀青，他就已经转移了思考重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二，虽然马克思毕生都在关注原始社会问题，但在晚年他却投入了异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第三，马克思把视阈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探讨落后国家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上三点，值得每一位力图从生成、变化的发展立场来理解哲学的研究者的重视与反思。如果说，在唯物史观的初创阶段，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假说，在唯物史观的求证和运用阶段，证明了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话，那么，在唯物史观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重点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时期，唯物史观已经在自觉反思其方法论和具体原理的双重向度。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笔记》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坚持着人道尺度与历史尺度相统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体结论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欧社会发展线索作为普遍历史规律的隐蔽归纳。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1844科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但这种逻辑起点存在问题:马克思以类存在物证明人是有意识的，以人是有意识的证明人是类存在物，这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困境。
论文关键词：逻辑起点人＝人现实活动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这种不证自明的逻辑起点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应该如何去评价?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为什么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呢?且看马克思如下论述:“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对象的奴隶……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显然，在这里，对象对人统治的原因是:人不是作为人，不是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只是作为工人出现的。为什么这样讲?马克思接下去又说:(1)“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丧失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人只不过是工人，对作为工人的人，他的人的这种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对自己来说便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因为他还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首先，现实中的人(工人)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而是当人自由自觉时，人是动物的，当人运用人的机能时，他是资本的。
总之，人不是人，人是人为真，人不是人为假。正因为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不是将人作为人，而是以人为非人的假命题为出发点。所以，国民经济学对问题的讨论才有辩护色彩，将问题置于一种虚构的状态:在那里，人只能是工人，只能是资本，甚至只能是动物。因此，我们终于看出，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人的逻辑起点为:人二人尹工人或资本家。如果以此为起点，可以看出马克思讨论人的问题的思想来源了。在现实中，人是工人，人是资本，人是动物，而不是人。那么对人二人进行思考，则人二人何以可能呢?马克思认为，这就要扬弃异化，使人达到自由自觉。这是典型的“是即是，不是即不是，是者是其所是，不是不可能是是”的说法。而这种“是”论，从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始到黑格尔，都以自明的前提为出发点。所以，马克思只是沿循老路而已。
但马克思的这个逻辑起点有问题吗?说人二人而非人尹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怎样认识或理解这个抽象的“人”，这个一般的“人”，是否只是观念中的存在?一般的“人”与现实中的个别人是结合的还是分离的?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当然认为一般的“人”与现实中的个别人是分离的。因为，在他看来，现实中的个人或是工人或是资本家或是地产所有者，是以人的异化的现象出现的，必须加以扬弃，加以否定，最终回到抽象的一般的“人”。可见，马克思是从“分离”来思考人的间题的。而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此就已经做出批判了。
那么，这个一般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到底是什么?这个“自由自觉”到底该怎样认识?
我们且分析马克思关于人二人尹动物的这段论述。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的生命或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为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闭
我们对此分析如下:
动物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所以，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则不同。首先，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成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意识意识到了人与自己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思考这种自己的活动，思考这种区别和联系。这当然是一种自我意识。其次，这种以自身为对象，将自己同其生命活动区别开来的意识，使人意识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认识到人、有自我意识的人是同一个类进而认识到人自己是类存在物。反过来命题成立。人自己是类存在物，以能够将自己当成不同于其它存在的类，这恰恰说明:人是有意识的，即自己的生活对人来说是意识到的对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那就是说，人的活动是自由的，那是因为人将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意识到自己本身，且把自己当成一类。即人具有自我意识即类意识。我们接下来要问:
(1)“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它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2)和动物相反，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为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对问题(2)的回答是:人之所以有自我意识，即“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人为什么是类存在物?回答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他自己的活动区别开来，即人以自己的活动为对象，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进而人自身是类，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类，因而是类存在物。
综前所述，马克思以类存在物证明人是有意识的;以人是有意识的证明人是类存在物。这显然是一个循环论证。
为了摆脱这种循环论证，马克思在进行该论证之前又加了一个前提，即人与动物本身是有区别的，而且恰恰是相反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而人不是。那么加的这个前提是:人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这就涉及到第一个问题:人和动物，二者的活动为什么是不同的?说动物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动，根据是什么?动物的活动是本能的，而人的活动不是，为什么?我们如何给出证明?所以，马克思在谈人的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时暗含了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恰恰又是他要论证的，即人是不同于动物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要论证的结论已包含在前提中了。而这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
这个不证自明的前提有两点:人是有意识的且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对人来说，是人外在的东西，且与人相反，成为人的对象。为什么?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但我们又要为这两点提供根据。问题是:人是有自我意识的，为什么?说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为什么?
可见，关于人的活动是否具有自我意识的问题，马克思是肯定的，但没给出根据。用“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说明关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的一系列问题，总是一种循环论证。
为什么会出现“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个命题?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仍在用黑格尔的方法解决问题，从抽象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去思考问题。抽象地说人是自由的，人是有自我意识的，这和绝对观念没有实质的区别。进一步讲，马克思不能把人的现实中的活动、人的进行生活的第一事实即物质生产作为前提。
我们不禁要问: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是从经济学人手考察人的吗?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分析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问题之后，才去分析“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问题。马克思在此节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的相互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
在这里，相互分离可以理解为相互敌对、相互对立，即私有财产与人的对立、劳动与人的对立、资本与人的对立、土地与人的对立，而且分工、交换、交换价值更是与人对立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质，并被承认其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无疑，马克思在讨论关于人的问题时是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的对立、人与物的对立、人与人的敌对关系人手的，即人手点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经济关系。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社会哲学在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事实上,能够扩大和深化马克思理论的影响。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发展,产生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论文和著作。然而,在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者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觉和认知。马克思的理论是最先进的人类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于社会哲学都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的性质是革命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哲学将哲学从"天国"拉回到了"尘世间"，他并没有给我们设定一个未来，也没有预测一个科学社会的到来，而是强调物质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所有以前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他们的历史仅仅是观念中的历史。在此，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指明了历史所真正应当研究的是社会的现实生活。
社会哲学同哲学是具有相同的理论旨趣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哲学界定为：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社会哲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的理论。
社会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现代生产，以完成工业革命和市场制度的确立，社会哲学的蓬勃发展。从社会哲学，社会哲学产生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是否是一个阶段，是根据它目前的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哲学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的解释，反思和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哲学研究更应立足于现实。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哲学，不能根据传统和未来的社会，也不能立足社会，一般的社会，而只能根据现代社会，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包括中国，泛化，反射，解释，改造，建设和批评。就现代社会来看，它既具有一切社会都具有的普遍规定性，又具有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特殊规定性。而现代社会的特殊性，既表现为现代社会的表层特征，又表现为贯穿现代社会各要素、各领域的社会内在整体特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说社会哲学是研究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揭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哲学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总体反思，就要体现现代社会的特点。现代社会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而来的，又是被未来社会所代替的。因此，它表现为一个生成、发展及消亡的过程。总之，社会哲学要揭示和发现社会生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模式。
二、社会哲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哲学的建立，不仅需要确定合适的对象，而且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科学的结果需要科学的方法。当代社会哲学领域的各种观点、思想和学说的区别，归根结底来源于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我国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上的兴起，人们的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方式。社会哲学这一概念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国内学术界。但是，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成熟，社会哲学也只是表明人们从历史哲学对社会哲学的希望。但在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一定规模之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人们社会哲学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与道德生活的关系，价格，社会转型，市民社会的建构，是社会的哲学思考，已经有意识地运用的社会哲学。
马克思在对人类的社会进程进行研究之时，采用了多种方法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结构主义、历史主义和批判的方法等等，在注重对静态的结构进行分析的同时，又注重对动态规律的研究。对于社会内在结构的静态描述我们应该注重结构主义的方法，而在对于社会规律以及社会演进过程的研究则应当注重历史主义的方法。因此，要建立真正的社会哲学，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机的统一起来，由于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理论综合性，要求我们必须以理论为核心理论，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三、以的视角研究社会哲学的意义
自理论产生以来，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的视域下，社会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同时，也只有在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哲学的研究，才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以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哲学，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的迫切需求,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哲学的精华是时代精神的,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变化。然而,我国的社会哲学的研究开发进展慢,有些研究深度和力量得到加强。根据我国实际,只有坚持以马克思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地位,为了满足社区真正的需要在当前的中国。
其次，社会哲学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建设具有时代意义。社会科学是根据每个国家具体的国情建立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由于是源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因此，其理论不足以解释和指导当前中国的情况。因此，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科学，必须使社会科学"本土化"，这就需要社会哲学的帮助。
第三，社会哲学有利于推动对社会的总体把握。虽然社会哲学的兴起，是由于当前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但是，反过来，对社会哲学的研究，又可以促进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社会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一种哲学层面的研究，必定会超越特定的实践兴趣，进而上升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本质把握的层面。这样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总体把握，正是社会哲学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经济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析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这种解读建立在霍耐特哲学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并试图重建马克思社会劳动和斗争概念中解放性规范内涵。对于这种解读我们既要看到霍耐特所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以及西方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们的现实国情加以甄别，不能盲目跟风，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借鉴霍耐特的解读。
当前我国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理解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积极参考西方者对的探讨成果、从中获取新的灵感和启发是非常有益的。霍耐特（Axel Honneth）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目前已经凭着他的承认理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究其理论路径，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对他的承认理论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将围绕这两个概念，关注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关注这种解读的时代背景以及它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并指出我们对于这种解读应当保留的态度。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 Joas）合著的《社会行动和人的自然》①中关注马克思是如何批判费尔巴哈人类学唯物主义的，他既看到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历史化的积极意义，又发现马克思在这种历史化过程中遗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类学的解放性力量。在随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动：关于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1982）一文中，他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指出实践规范的维度在后人解读中的遗失；在《统治和道德斗争——修正了的的哲学遗产》（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纪下半期的革命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现的内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们共同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动理论的出路、满足解放理论和社会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认理论的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生产美学（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义的斗争模式，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忽视了一种道德动机。在《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的传统和现实》（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马克思对社会病理学的贡献。下面，笔者将主要围绕“社会劳动”、“斗争”这两个概念介绍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解读。
首先，霍耐特把马克思理论定位于一种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概念是“社会劳动”。从经济角度看，马克思重建英国古典劳动价值理论，后者把当时的地理扩张和经济增长归功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这种劳动最初是农业劳动、后来是商业劳动、再后来是工业劳动，统治阶级被排除在人类生产行为之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这种劳动价值理论的继续和发展；从解放角度看，马克思的劳动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意义，劳动是主体意识的客观化的过程，即主体认知能力和智力自我发展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类学的类的发展的概念是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第三个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国表现主义的道德底蕴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不是被揭示为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被揭示为人类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为马克思描述人类劳动过程的客观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认为，社会劳动概念有三个重要的维度，第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用“社会劳动”概念来表征人类存在形式的再生产形式——即对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这样技术结构和对工作的社会管理成为人类历史理论的关键因素；第二，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看作人类获取实在知识的实践背景，对自然的共同占有构成了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第三，从实践－规范的角度看，马克思试图赋予社会劳动一种意识学习的功能，其中工作主体意识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会的结构所允许的可能性的范围。③在后人阐释和重建的过程中，大多注重前两个维度、而忽视了第三个维度的解放性功能。为了重建这个解放性的维度，霍耐特解析了马克思本人对这个概念的处理。
就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认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时期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社会解放意义具有不同的论证模式。在前期，马克思主要从有机的手艺人工作活动和机械式的工业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来论证的；而在后期马克思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将会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支有纪律、有组织、在技术上能干的集体主体的角度来论证的。霍耐特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前者使得马克思“陷入了社会劳动历史形式的二元结构，而没有概念能够解释沟通二者的发展中介。”④由于马克思放弃了早期激进的、把工作过程理解为一种释放道德－实践动机的形成性过程的意图，所以他再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作一种沟通背景，放弃了手艺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种对象化的过程的假设，这样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劳动是一个自我保存、自我导向、体现着自身知识的过程。第二种论证模式霍耐特认为是一种工具主义模式的论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将会担负起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作用，然而工业生产劳动的实际并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所以晚年马克思仅仅强调工业劳动在技术教育方面的功能，这样第二种论证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论中的关于社会劳动优先性的主张。“在这个论证层次上，马克思只能建议无产阶级在智力上学习如何修正它已经发展起来的批判－规范性意识以及如何转化这种意识为革命性活动；解放意识的形成性过程和社会劳动的行动结构以何种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样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说，这两种论证模式显示出马克思始终没有找到将社会劳动的内在性关系和社会解放过程连接起来的论证模式。
“斗争”是和“社会劳动”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由于马克思前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连接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论证模式，所以斗争概念在马克思理论前后也出现了不同的论证模式。
霍耐特认为马克思前期斗争模式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实现模式；而后期则是功利主义模式。前者主要体现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观辩证法”的讨论当中。“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颇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解释为主体间的承认过程。”⑥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自身能力的对象化经验与一个可能的消费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 Vorwegnahme）纠缠在一起，给予个体以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为中介的自我价值感。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分离，所以它必然会摧毁这种体现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体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所以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为“为承认而斗争”。所以，青年马克思把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斗争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而非获取物质资料和权力工具的策略斗争。然而，霍耐特认为，由于这种斗争把劳动当作手工劳动或者工艺劳动来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产美学特征，马克思不能把他诊断到的异化劳动放到复杂的主体间性承认关系当中，来揭示异化劳动在社会斗争中的全部道德含义。
当马克思从早期著作的历史哲学的人类学前提中挣脱出来，把社会劳动当作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绝对基础的时候，他的社会斗争的道德理论视角就转移到功利主义模式中，因为马克思虽然重申把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过程，但是马克思还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观念，即把未异化的劳动看作是对人类全体成员需要的充满爱的肯定。⑦一旦马克思运用了功利主义模式，即用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来代替因相互承认关系受到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阶级斗争就可能被还原为无产阶级为追求“客观的”利益而从事的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可以无视现代法律普遍主义的成就。不过，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还是看到马克思在经济著作中的功利主义途径和政治历史研究中的表现主义之间的冲突，对于后者马克思用“伦理分裂”来描述彼此对立的利益集体行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连接起来，社会阶级的冲突始终没有被系统地理解为具有道德动机的冲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和斗争概念进行这样分析，是与他早期形成的人类学思想基础、实践－规范性的理解路径分不开的。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澎湃兴起，其中生态主义、反文化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思潮都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来对现当代西方文明进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学人类学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张的哲学人类学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研究的人种学，而是要研究人类变化的不变前提，剖析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结论的生物学基础，构建前语言或者外乎语言的、生物学的哲学人类学。正是因为这种人类学的前提和个体自我实现的要求，霍耐特认定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时期蕴含着在社会诊断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这个自我实现的人类学要求，霍耐特才能连接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也就是说，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会系统过程、更不是哈贝马斯式的参与者的直觉交往成就提供了社会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动主体的社会经验以及在这种行动中的自我实现的要求遭遇障碍的事实提供了社会冲突和进步解放的动力。
实践－规范性的理解标志着上个世纪西方理论家开辟的解读马克思的一种新路径，它主要批评的“还原论”、“文明效果论”，摒弃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以社会哲学的规范概念丰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个人或群体积极融入社会的再生产和转型，同时社会的再生产是以个体或者群体围绕着社会规范而进行斗争的方式而进行，并且人类历史在一个敞开的行动背景中展开。霍耐特与其他主张“实践－规范”的理论家不同的是，他将这种实践－规范解释路径和他的哲学人类学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结合起来，不仅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实现的要求和规范性的解放内涵，也对马克思之后丧失解放性规范内涵的社会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这里尤须指出的是霍耐特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摈弃主体－客体模式而将工具行动的技术理性和沟通行动的道德－实践理性区分开来，以化解马克思那里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之间的范畴联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坚持马克思一直坚持的自主劳动和工业组织劳动之间的区分，同时放弃了劳动的规范性内涵，而仅仅把它保留为一个中立性的概念和社会生产力的范畴置于社会行动的底层。霍耐特不满这种对社会劳动的规范性内涵的剥夺，他强调：“在社会劳动领域中的道德导向过程将会从通过统治建立起来的社会形式中要求属于工具行动的、有意义的工作内涵。这种有效的规范性要求来自于一种表达出来的、道德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是来自于对相互理解的沟通模式的压迫，而是对工人劳动自主性的剥夺。”⑧随着工业社会学调查深入到劳动过程的日常细节，社会劳动中更多的规范犯和冲突被揭示了出来，这一点可以为霍耐特作证。哈贝马斯的沟通性进化过程固然可以避免将解放过程归责于某一个阶级，但是他理论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简单地认为异化的工作关系已经被历史地克服，因而无法把握既有的工作关系中的道德紧张。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还曾出现了三种对进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别是博弈论(game theory)的、文化理论（culture-theoretic）的和权力理论(power-theoretic)的，它们试图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救赎式的批判。前两种流派都认为缺乏一个集体性的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主张要么借助于博弈论在的功能主义框架之外补充以个体主体的策略行动，要么对文化传统和解释性模式的逻辑进行再评价；第三个流派认为缺乏一个充分区分的社会权力理解，而这种缺乏是由从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清除社会权力导致的。⑨而对霍耐特来说，这三种救赎式的批判都牺牲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更不能填平马克思行动理论方面的社会分析和解放理论之间的鸿沟，因为它们的行动概念牺牲了马克思劳动概念本来所具有的诊断潜能和规范潜能。
总之，霍耐特将这种实践－规范性建立在人类劳动中体现出来的自我实现的自主要求之上，构成了它揭示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中的解放性规范内涵、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连接起来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径。
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霍耐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读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结合两个小问题来展开。一是考察这种解读对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认理论的影响和贡献；二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读基础和路径。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基础上、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下主张人类的自我实现依赖于家庭之爱、社会之尊重和交往共同体之重视三个维度的承认关系的保证。现实生活中的斗争都是围绕这些承认关系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冲突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通往人类的进步和解放。
首先，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是霍耐特要将他承认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的一个批判步骤。霍耐特紧紧抓住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捍卫其中规范性的内涵，然后又紧紧抓住马克思如何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联系起来的问题线索，为他提出规范性的承认理论做准备。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马克思理论的诠释者都没有将这种规范性内涵坚持到底，所以当霍耐特不满于哈贝马斯将工具劳动概念中性化以及将道德规范性诉诸于参与主体的直觉的时候，当霍耐特捍卫蕴含在社会劳动中的规范性内涵的时候，他找到了将社会劳动和社会解放的新的联系点——即为了劳动的自主性、为了社会劳动领域中的承认而斗争。虽然后来霍耐特承认理论并没有明确地把劳动领域的承认关系作为独立的一个维度，但是它的规范基础是在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中获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马克思的斗争概念，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病理分析和历史观点，但是他不满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义模式的斗争思想，因为这种斗争只是争夺物质生产资料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忽视了社会劳动和社会交往中的规范性内涵。只有对这种英格兰式的功利主义模式进行批判，才能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建立在规范性的基础上。这是霍耐特和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处。这个观点立足于一个基本假设：如果不将斗争建立在为规范和承认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纯粹的物质斗争对于人类解放是不够的，人类斗争的动力不是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料，而是要满足自我实现的要求，这个要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范畴。另外，霍耐特明显地质疑马克思将社会解放推往某个阶级的肩上的论断，他那里只有异化劳动和承认要求未被满足的“群体”，因而“为承认而斗争”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很明显，霍耐特的斗争理论更加具有现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因为那里无产阶级也占有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从事阶级斗争夺权的动力。而马克思主张的斗争则更加符合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因为那时的无产阶级真正地一无所有，经济危机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对马克思斗争概念的批判浓缩了霍耐特对当时代社会阶级状况的思考和诊断。
其三，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下的延伸和发展，它们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因为霍耐特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类学基础中找到了规范性和人类学思想的共通之处；他们都主张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持续的社会斗争和解放；都重视具体的生活事件和经验感受，反对超验哲学和超验理论对现实生活和感性的脱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