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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颂而作出诗歌。”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达芬奇甚至把画家的心看作对自然的反映。以上告诉我的西方古代把艺术看作是对自然的“摹仿”是对自然的一种再现,而这种“摹仿”或再现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的一种熟悉过程,我们也可以简单认为艺术本质是对自然活动的一种再现,是一种认知的艺术。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则偏向于对主体事物的情感表现,认为“艺术是人本身生命的形式,表现就是展示人生的愉快和否。”现代闻名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本质是人们对自然的直觉——即自然的表现。英国现代闻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科林伍德认为艺术是摘要:“为我们自己创造一种想象的经验或活动,从而表现了自己的情感”。甚至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种“力比多转移”的产物。显而易见,艺术的表现论是现代艺术对其本质最为普遍的注释。
而中国的艺术本质论在经共同熟悉的起点后,经历了和西方艺术本质论相反的过程,中国的艺术本质论是经历了由古代的表现论到现代艺术熟悉论。在中国古代,对艺术提出了“言志”说、“缘情”说、“唯情”说、“童心”说,即艺术对现实世界的情感表现。中国古代艺术大师们借于方寸纸张,喻景抒怀,把对现实世界的熟悉寄于山水之间和笔墨之间,是个人思想情感的释放,是情感的再现,从而升华和实现人的个性本质。到现代艺术,中国艺术本质论则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或“再现”,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艺术再现,是“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即是梁启超所说的“先把那些事物的整个实在完全摄取,一攫攫住他的生命”。这种再现式“摹仿”是有生命的摹仿。在西方伽达默尔认为,艺术不能等同于现实的复制,“艺术品的世界事实上是一种完全被改造的世界”。认为艺术是高于现实世界的,但又不能完全摆脱现实世界。因此,他认为任何对现实世界的模拟都是一种表现。而中国,王国维提出的“境思”说,强调艺术是“意和境”。叶燮对诗的创造的主客体说,以及被中国当代艺术本质论所认同的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生产论,都说明了中西方在艺术本质论上的相同见解,并逐步相互交融。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从中西方艺术本质论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艺术是人类的一种非凡活动,是人们生产劳动的实践,是对现实世界的熟悉再现和情感表现完美结合,这种熟悉不能等同于马克思艺术哲学的艺术熟悉论和艺术意识形态论,既不是意识形态论统一的艺术生产论,也不是艺术生产论统一意识形态论,而是两者的相互统一。在当代的现实世界里,只有中西方艺术本质高度统一才能更完整地表达艺术本质,才能更好地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
——以《堪破》为例
摘 要:《堪破》的创作思路源自于本土传统文化佛教中的一则禅机小故事,佛家故事众多,且内有玄机,往往能破迷开悟,启化人生,对现代文明有着深远的意义。
表现方式上,这部作品继承了传统动画写意的风格。并且延续了中国学派传统美学的风格,如大量留白的背景,简约和空白的背景可以更加衬托人物的运动,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美感。再有散点透视,打破真实,根据艺术需要组合画面元素,这也是传统艺术绘画中的一个特点。
声效部分运用传统古风乐器笙和木鱼的声音。木鱼又是佛教生活和音乐中代表性的道具和乐器。作品中用木鱼的缓急来描绘和尚不同时期的心情,用笙渲染很突然地紧张气氛。
创作手法上摒弃了传统的纸笔手绘,采用电脑分层手绘,电脑集中合成,再添加音乐和效果。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既有手绘动画的灵活性,又提高了画面的效果和制作的效率。
作品意在表现一种传统中国元素视觉效果,展现本土艺术风格神韵,宣扬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文明。提倡继承和升华源自民族文化沃土的动画形式,传承祖国深厚的文化,让中国动画成为一种品牌屹立于天下。
关键词: 传统,计算机技术,中国元素
Abstract
《kanpo》 the creative ideas from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Buddhism in a Zen story, many Buddhist stories, and there are subtleties, and often can break fans enlightenment, Kai of lif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Show the way, this works freehand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animation style.And continued the style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such as a large number of blank background, the background simple and blank characters can be more set off the movement, embodie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Further points of perspective, to break the true combination of picture elements required under the Arts, which is the traditional art of painting a feature.
some use of tradi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s sound archaic sound sheng and wooden fish. Wooden fish is representative of Buddhist life and music, prop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The priority of works used to describe wooden fish monk's mood in different periods, rendering very suddenly with Sheng tension.
Creation of means to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pen and paper hand-painted, layered hand-painted by computer, computer centralized synthesis, and then add music and effects.And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flexibility of both hand-drawn animation, but als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creen productions.
Works intended to show a traditional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visual display local art style and spirit to promote China's profound spiritual nation.Promot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sublimation from the fertile soil of the animation, the motherland rich cultural heritage, so that a brand name for Chinese animation stand in the world.
Key word:
Traditional,computer technology,Chinese elements
目 录
摘 要
Abstract
一、本土艺术文化对本土动画的蕴养…………………………….5
1.1思想的影响…………………………………………………5
1.2题材的影响…………………………………………………5
1.3形式的影响…………………………………………………5
二、传统动画的特征……………………………………………………6
三、中国传统动画的成败………………………………………………7
四、以现代技术承继传统动画…………………………………………7
4.1传统与现代的磨合……………………………………………7
4.2风格与技术的并用……………………………………………7
五、结束语…………………………………………………………………9
致谢 ………………………………………………………………10
参考文献
言
在计算机动画风靡一时的当今社会,在传统动画比较萎缩的今天,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得不承认高新技术给动画创作带来的深刻变革和影响。电脑动画有利有弊,但是计算机对传统动画也潜在很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计算机代替手工劳动和利用计算机技术完成无法实现的画面效果和真实模拟镜头上面。具有中国本土艺术特征的动画必然产生于自身 丰厚的文化土壤,本土文化已经确立了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关系,所以传统动画形象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中也必然有生存的土壤。纵观中国传统动画史的成败,要想让国产动画独树一帜,就要确立动画创作技术与本土艺术文化的结合的创作理念,技术上与时俱进,又不失传统动画艺术风格的生动性。因而现代动画不但要解决动画创作的技术和方法问题,还应该加强对民族本土文化的亲和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动画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将两者的结合,才能使中国动画具有民族性,创新性。才能促进和繁华我国的动画事业。
一 本土艺术文化对本土传统动画的蕴养
我国是一个有个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域各自具有的独特文化和地域性的元素是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对这些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再创造使我国传统动画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充分体现了艺术文化对动画的影响。
1.1思想的影响
思想上,我国的优秀作品体现出我国独特的审美思想,我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文以载道”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文以载道”也深刻影响了我国传统动画的创作,在动画的创作中一直遵循“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教化的思想在我国动画中非常明显,比如《骄傲的将军》告诉人们不要骄傲,要谦虚、进取。《猪八戒吃西瓜》告诉人们不能好吃懒做。而《三个和尚》没有一句台词,通过简单的动作,幽默的故事,润物细无声地表达了出团结的重要性。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学艺术都是追求“中和之美”,中和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也影响了我国动画的创作。喜剧性的动画,像《过猴山》、《三个和尚》中的对于喜的表现都是含蓄的,夸张而有节制,而我国在喜剧的表现中体现出我国含蓄、乐而不的追求。《过猴山》中老者和猴子的斗智、《三个和尚》中三个和尚和老鼠的对立,都是含蓄幽默、轻松诙谐、温和宽厚。中和追求对于我国动画的影响还体现在大团圆结局,这也是我国戏曲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创作上的追求,而且是传统文化的体现。
作品《堪破》的立意在“禅”。禅是佛教文化的中心思想。而佛教文化在本土文化中历史悠久,对我国的文化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禅的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通过一件小事或一句话让有你醍醐灌顶效果。堪破并非放下,而是领悟自身及其周围事物的价值。惧由心生,恶有心起。千万别为了些莫须有的事物迷失了自己。要相信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有了一颗淡然的心,坦然的面对身边的人事。一身正气,定能自在。
1.2题材的影响
题材上,中国有丰硕的文学成果,给传统动画提供了源源不尽的题材借鉴,如《大闹天宫》的故事就是源自古典小说《西游记》。《哪吒闹海》的故事源自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演义》。
1.3形式的影响
形式上,本土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给传统动画充分的汲取空间。最为突出的就是水墨画的形式,如《山水情》《鹿玲》,从《大闹天宫》和《哪吒闹海》中可以看到民间艺术和壁画对传统动画角色造型的影响。再如《骄傲的将军》中对京剧中画脸的体现。等等数之不尽。
二 传统动画的特征
中国动画的艺术特征来自于传统艺术,而传统艺术深受中国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动画最具特色的艺术特征就是“写意”。
一是情节的写意,传统动画在情节设计上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创作时美术思维更胜于电影思维,表达方式倾向于象征化。
二是动作的写意,动作设计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更注重其功能性而非合理性。设计者很重视动作和谐的节奏和韵律,表现飘逸优美的姿态,用意向化的线条,将生活中的动作转化为写意的表演。
三是想象的写意。早期的角色形象和背景的设计灵感多来自绘画壁画、民间艺术,其装饰性大于功能性。角色形象不能突出性格。
四是主题的写意,中国动画一向被赋予“寓教于乐”的使命,通过幻想的故事或象征的形式,表现深刻的主题。主题经常是含蓄隐晦的,以简单的故事反应深刻的哲理,不同于西方动画片推崇简单的善恶两元对立。
《堪破》在表现方式上,这部作品继承了传统动画写意的风格。并且延续了中国学派传统美学的风格,如大量留白的背景,简约和空白的背景可以更加衬托人物的运动,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美感。再有散点透视,打破真实,根据艺术需要组合画面元素,这也是传统艺术绘画中的一个特点。
声效部分运用传统古风乐器笙和木鱼的声音。木鱼又是佛教生活和音乐中代表性的道具和乐器。作品中用木鱼的缓急来描绘和尚不同时期的心情,用笙渲染很突然地紧张气氛。
三 中国传统动画的成败
中国动画一路走来 ,一度曾走在世界的尖端,在一代动画家的探索下,开创了“中国学派”,也开创了中国动画的新局面,创作的水墨动画更是国宝级珍品,至今世界其他国家也难以效仿。中国动画虽然曾一度辉煌。但同时也体现出它的弊端。内容上教化色彩过浓,难以受到多层次观众欢迎的。技术上落后,多依赖于手工,制作时间长,造成作品量少,市场不够,造成很多滞后。
四 以现代技术承继传统动画
4.1传统与现代的磨合
首先思想上,传统动画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族有着观念上的冲突。传统动画说教色彩太重,时至今日按照传统教育模式营造动画,也依旧带着一副道德说教的色彩。而现代人在一种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观念上已经无法接受陈腐俗套的东西,现代人崇尚自由,追求新奇刺激。所以传统观念的动画引不起现代人的欲望。
其次题材上,过于陈旧,缺乏创新。传统动画题材畏手畏脚,放不开,过于狭隘这也与现代人不相容的。
再次技术上,传统的制作方式耗费时间长,工作量大。导致作品少,精品更少。如今互联网的时代,媒体传播充斥大多数人生活。少数的动画作品不能满足众多人的需求。
4.2风格与技术的并用
知道了传统和现代动画的冲突,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两者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传统动画在形式和风格上的成功之处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中国动画就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至于思想内容上与现代人的冲突,动画业者能够改变观念,与时俱进,自然是可以克服和 改变的。但是传统动画技术上的缺陷显得日益沉重。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传统动画的风格和形式,提高制作技术,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让其深入其中,有效地利用。
这次作品《堪破》就是一次传统动画风格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如借鉴三个和尚,背景留白,强化人物动作,采用传统写意风格。但是其中又加入了新的元素和形式,如画面处理成蜡笔画的效果,色彩更鲜亮,提高了画面的可观性。技术上,前期是电脑单张绘图,然后flash合成,再用后期剪辑加入音效和特效。保留了传统动画的灵活性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 结束语
中国的动画发展应该走中国特色的文化道路,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整合开发中国特色的动画作品,挖掘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堪破》是我的一次尝试,也借此想激励热爱动画的年轻人,重视中国动画的民族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致谢
首先感谢老师们大学期间的教育和培养,不仅让我对动画有了一定的了解,也具备了一定专业知识和创作能力。也感谢同学们的互相帮助和扶持。让我对动画有了一腔的热情和动力,也希望以后能坚持下去。能够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回馈学校及老师的教育和栽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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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文 孙立军(中).动画概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9
[关键词]美术理论 概念 发展建设
一、美术理论的概念
美术理论是一门研究和考察美术活动与现象,探求其规律的人文学科,是美术的知识系统。一个成熟的学科,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固定的学术规范。中国的美术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只有教学和研究实体,没有教材和规范,研究领域涣散,未进入学科建设轨道。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提倡美术本体研究,每一学科都存在不同学派不同学说,但并不会影响学科的整体规范,不会淡化学科特征;每一学科都会出现新兴的交叉学科,都会模糊、淡化和重复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不会改变本学科艺术质量。因中国美术理论缺乏一个系统建构,所以美术理论只是一个“知识点”,缺乏系统性和系统网络接纳这些知识。
美术理论属于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情感、人格尊严和自我实现的内在需要,以及人的精神性、个体性和审美价值观,是关于美术现象的整体价值评述。美术理论涉及到人与对象物,人或对象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观察、统计与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科学和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
中国的美术理论是品评赏鉴,或在某种价值预制前提下进行的理论评判。理论先于观察,有时交替进行,先发现后评价,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把现象定性定位,构成知识点,后发生转移。以价值观为基点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应有一个时间维度。无法辨别当一个系统理论出现时,是否标志着一个时期的开始抑或完结,一种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一个时期的实践状况,可以跨越几个时期,而一个时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只能根据理论表述自身的性质决定体系的存在,文化系统好确认,它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轴和区域空间的标定。
美术是人类造型的活动和现象,属于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研究这些活动和现象的美术理论,必须成为一个自在的体系,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的关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美术理论”定义是:关于美术实践的科学总结。分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指史、论、评;狭义指基础理论。美术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的美术现象自身、美术与社会外部的关系、美术理论自身;其任务是:原理研究、技法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中外美术理论的发展源流,比较两者间的形态和功用,因为美术实践的多元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在不断地发展,所以,美术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学科来讲,广义的“美术学”是我国现行的三级学科“美术学”,狭义的“美术学”是我国“美术学”下属“美术理论”学科。
美术的概念与范畴是对美术样式的艺术功能、社会作用和审美规律的一种抽象表达。有关样式的分类、流变和艺术特征的理论,必然形成相应的范畴体系,样式的历史沿革导致理论范畴的推移变化。古代中国有三次变化:汉代的“君形”论到六朝的“畅神”论;六朝的“形神”论到宋代的“形意”论;宋代的“意象”论到明清的“逸兴”论。六朝、宋代是两个转折点,而形神论的核心概念是“畅神”,形意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象”,主流样式的审美特征转换与概念范畴的推移变化基本一致。
现代,在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和狭隘民族意识驱动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概念范畴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在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和开放的意识下,西方现代艺术中流行的概念范畴也泛滥成灾,失去了对象性。或许我们不能单纯责怪现代中国美术理论的失范与混乱,因为创作本身就是探索实验阶段。旧范式被批判,旧理论被质疑,旧概念被颠覆,传统的语境丧失了,在“解构”和“多元”的现代世界中,没有一个共通的美术样式和相应的概念系统。因此,中国古代的理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现代转换”,西方现论话语是否需要实现“本土化”,这个问题可以简化对古论话语的重新诠释,就是“现代转换”;在自我意识界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话语,在汉字符码上实现意义的重新组接,成为有效的理论工具,就是“本土化”。
二、美术理论的发展建设
西方最流行的文化研究是建立跨学科的知识探索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的封闭性和狭隘的话语方式,促使研究者从“技术知识分子”的角色中走出来,提倡总体性、传统的思想家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使理论研究者能够批判性地介入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文化研究的知识接近中国传统儒家的“文人”品性,即家国政治的学术情结和广泛的人文关怀。中国和西方,学术方面的多种现象都有着相悖逆的发展倾向,如人文化倾向与科学化倾向,本质论倾向和非本质论倾向,整体的辩证与局部的分析,系统的与非系统的。在造型艺术方面,写实的与抽象的,具象的与意象的,视觉的与观念的等,几乎都是逆向发展。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否也存在着逆向现象?建立专门的知识领域,厘清研究对象和范型,是现代中国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中国的艺术学科不够规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术理论界著述最多的在交叉学科,不在基本理论。在论文撰著方面,边缘性研究已成为现时存在的普遍状态。
还须重构当代艺术“人文追思”之进路,重构现代性之权利、责任、国家、道德形而上学之要素及其张力性关联层面上的当代艺术反思之进路。
狐狸,抑或刺猬?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艺术批评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起兴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当代艺术批评本身而言,三十年来的变化也足以建构一部中国当代艺术思想史。然而,寻绎这期间的变化,我们也不难发现,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本身一样,事实上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去艺术化、去人文化的过程。盖今日之所谓当代艺术批评,毋宁说是去人文化的当代艺术批评。诚如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的,近代以来,哲学就被政治化了。我想,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然,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证了,当代艺术批评的主流是后殖民批判、后现代解构、社会学分析、政治学辨理等诸如此类的、在作者看来是属于“亚人类价值观”的批评话语,有的甚至沦为更浅层次的新闻式写作。在这一去人文化的过程当中,人文价值维度上的反思与批判自然地被沦为另类,甚至是另类中的另类。
继2007年出版《历史与逻辑―作为逻辑历史学的宗教哲学》、《人文学的文化逻辑―形上、宗教、艺术、美学之比较》之后,近日,查常平先生又推出新著《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上、下两卷,洋洋60余万字,囊括了他十余年来(如从附录算起,应该是二十余年)所撰写的当代艺术批评和研究。按他的说法,前者是他学术志业的诉求,后者则应该是他事业的实践理路。因此,如果真要对查常平的当代艺术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话,我想有必要四卷本整体来读,这样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近二十年的思考过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出更为恰切的判断。准确地说,前者为后者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学术背景和价值支撑。
然而,这个时代的反讽就在于,当批评家不缺乏学理支撑的时候,其批评实践却越来越不学理。反观今日之当代艺术批评界,有几人还在或能持守一种学理意义上的批评?!不过,在为数不多的学理型批评家中,也似乎存在着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狐狸与刺猬之分。伯林说:“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属于前者,但丁属于后者;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属于前者,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属于后者。按照这一划分,笔者认为,如果说李公明、彭德属于前者的话,那么沈语冰、查常平则属于后者。就像沈语冰常常围绕在罗杰・弗莱(Roger Fry)、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周围一样,查常平也始终离不开耶稣、《圣经》,正是这种坚持、甚至偏执,建构了他们的批评实践及其价值诉求。尽管,这一刺猬的天性使其在付诸于当代艺术批评的实践、特别是在对于图像、文本的解释和穿透中,与他者拉开了距离,但也正是这一天性,有时反而成为其批评及其有效性的局限所在。
从主体启蒙到人文迷思:回到虚无主义
尽管,查常平先生将文本的时间界定为1997―2007年这一时段,但从其附录中的《艺术的本质论纲》(1987)和《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1990)两文可以看出,其实,他关于人文的“追思”应该最早回到80年代。从1987年到2007年,其诉求和反思的脉路实际上是很清晰的。正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尽管我在1987年就写作了本书中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艺术的本质论纲’,尽管我的硕士论文以‘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为题。直到2000年初提出‘感性文化批评范式’,即‘基于作品而不限于作品、通过作品而不背离作品、为了作品而不媚于艺术家’的人文批评观,我从学理上才发现了艺术批评的内在理据。”
基于这一脉路,我试图打破他文本中固有的框架和结构展开分析。在我看来,尽管从上卷“俗世的和世俗的”到下卷“生态与场景”,这一框架的建构不乏现实的针对性,看上去也更像是一个批判与建设并行的过程,但是这样一个结构及其主题却仅局限在1997年-2007年。当我们将其追溯到其早期的研究时,发现这一框架无法涵括他80年代的思考。而在我看来,无论是80年代的“艺术的本质论纲”,还是90年代的“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论”与后期的神学与形而上学的人文诉求有着内在的连续性。因此,笔者宁肯将其置于一个现代性反思的线性维度上展开讨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三个不同时期的主张被有效地串联起来。这不仅对于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即使对于作者自身的思想理路,也无疑是一次清理和反省的尝试,尽管这个尝试或许仅只是一种误读,尽管这种尝试或许仅只是笔者自己的尝试。但也正是因此,笔者斗胆建议阅读本书时,不妨从下卷的“附录”读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作者所谓的“内在理据”归根还是建立在现代性反思这一前提或背景下的。从“艺术的本质论纲”到“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直至神学和形而上学的人文诉求,事实上是一个从现代性启蒙到虚无的后现代,直至以重构现代的过程。“艺术的本质论纲”主要受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及尼采的影响,“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主要是针对庄子本体论的反思和对其虚无观的清理,到“神学背景下的现代重构”这一阶段,显然是受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其中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庄子、尼采及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的痕迹。事实上,作者在对于庄子的解释中,已经或明或暗地预示了回到现代的可能。(这一点,笔者在下面会作进一步解释。)毋庸置疑的是,至此这里呈现的已然是一个以神学为主导的形上诉求的背景下,“耶稣vs尼采”及“信仰(形上)vs权利(个体)vs责任(公共)”的新困境。在我看来,与其说作者诉诸于人文的追思,不如说是陷入了对现实的一种人文迷思。
在《艺术的本质论纲》中,作者提出艺术创作如何建构主体人格或个体意志。在他看来,“人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因此人要创造自己的生存根据”。而艺术正是这一创造的途径之一。“主体是客体的主体,客体是主体的客体”,作者的这一论设显然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现代性启蒙的背景之下。在这样一个价值相对主义的背景下,其试图通过个体意志的凸现将人从肉身现实拯救出来。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个拯救并没有超越价值相对主义,也就是说,他依然囿于主客二分的框架之内。在我看来,之所以他无法超越价值相对主义,原因就在于其强调的主体人格或个体意志本身是以价值相对主义为目的,或者说,主体性的解放并非是对二元论的超越,而是以二元论为目的。因此,尽管个体意志的凸显看上去更像是尼采式的反启蒙、反相对主义批判,但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其非但没有反启蒙,反而以康德意义上的启蒙为旨归。这意味着,从一开始,作者便处于这样一个内在的悖论和张力中。事实上,借此回看整个80年代文艺思潮,又何尝不是在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启蒙的启蒙”中展开的呢?
然而,在《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中,作者明确是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庄子,即其此岸的、肉身的虚无世界赋予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背景,而这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实现。所谓“庄子之前先验艺术论”,事实上就是先验地将庄子艺术化,而非世俗化。作者指出,庄学的前先验艺术论表现在:(1)形而下的理想世界;所谓的理想世界,是指其价值取向形而上的领域。(2)以此岸为归宿的理想世界。作者认为,“只有在精神的彼岸王国中,理想世界才能全面地展开自己,向人类交出它的本来面目”。尽管如此,事实上作者并没有指向彼岸世界,并没有超越此岸世界,所谓的超越还是建立在肉身的自足性上。根本意义上,并没有实现对于庄学本体论的超越,诚如他所说的:“庄学把人理解为物质性、自然性的肉体生命的存在”,“在庄学思想中,惟有人的生理感官的畅达、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是第一性的,没有什么比‘养生’、‘达生’更有价值。人生就在于使自然的肉体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逝,人存在的理想只是使人的肉体不要不自然地受到损害”。“庄学不是在社会、人间世界设定它的理想人生,而是付诸天地日月、自然的原初世界”。
基于此,作者提出以“通向道之路”实现对现存世界及道之虚无本体的超越。他认为,“如果庄学研究仅仅限于道本身而不注意它同世界的关联,这对阐释庄学毫无所益。”于是,在超越“道之虚无本体”的实践中,他选择了“无边的书写”这一方式。殊不知,所谓的“无边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叙述范式,而且,无边的书写最终即便指向“彼岸”,也是一个“无的世界”。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即“在彼岸设定无、在此岸认定万友的本性自足,在这个前提下生起一个本能共在的大同世界,一个周梦蝶、蝶梦周的物化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也并没有超越“道之虚无本体”。当然,在作者看来,庄学本身就是将“虚无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人生的理想”,也仅只限于“此岸的伊甸园”,其最终还是超越不了世俗。
对此,作者并非没有反省,在文章结尾“关于庄学的前先验艺术观的转换”中,指出上述庄学之前先验艺术观是一种“不成熟的感性文化观,必须在转换中进一步追求完善”。为此他提出须从原生命情感转向人类学的生命情感,从原始的象征性语言转向人类学不朽的象征。而这也潜在地成为其后来转向神学、形而上学的预示。
绕着了么大一个弯子,至此才回到了本书的主体部分,即1997-2007年期间,作者关于当代艺术的人文追诉。当然,这一思考和实践本身主要取决于他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背景。笔者不想对此作过多的分析阐释,因为作者在书中不仅通过个案研究,且通过“理论预设”、“展览扫描”、“文本辩难”等,已经做了详尽的分析。所以,笔者就其中所隐含的“耶稣vs尼采”及“信仰(形上)vs权利(个体)vs责任(公共)”的张力关系及其困境做一铺陈和解释。
从“艺术的本质论纲”到神学和形而上学诉求,主体及其意志的肯定贯穿着这样一个叙述过程。特别是在神学和形而上学背景下这一意志的凸显,无形中建构了“耶稣vs尼采”这一张力关系。一方面,他试图将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在这一释放中他又试图通过形而上诉求,使这一主体性本身超越凡常的肉身经验。正如他在解释余志强、刘建华、何力平三位艺术家的作品时,将其界定为:“灵的异化:人与自身”。他不仅将人从物质的异化中彻底解放出来,且通过形上的精神关照,使其回到人之为人的本原所在,即作为一个精神性的主体存在。在这里,他反而化解了与主体意志之间可能的张力,使其成为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一种危险,即主体意志被信仰化,直至最终演变为惟意志主义者,直至又回到世俗的肉身层面及虚无主义困境。他说:“艺术家的书写,最终都会呈现为以文化生命体为在场方式的史性文本。……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在选择和他同心的文本,反之,一切独立性的史性文本,也天然地取舍着他们的接受者。”这是他所谓的“感性文化批评”的恰契表征。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批评范式的危机亦在于其可能回到庄子之“无边的书写”。
书中不少篇章皆诉诸于“权利(个体)vs责任(公共)”这一张力关系。当然,张力之所以为张力,恰恰在于其最终推进了权责对应的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尽管我们常常为其之间的冲突所困惑,但困惑本身并不乏积极意义。按照作者的界定,“公共艺术这种艺术形态,在图式语言上必须是个人性的,在观念语言上需要指向一种公共性的精神主题”。这意味着,二者的冲突最终落脚在图式语言和观念语言之间。这充分体现在他对于邓乐、朱成作品的解释中。比如在解读邓乐《工业时代》时,他尤其强调了“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中的历史记忆”,他试图将人从机体中摆脱出来,而使生命的本源性得以有效的释放,他也试图将人类的内在质素从“光点图式”的社会记忆中一一揭示出来,并以此追问:“难道工业文明本身,最终都无法摆脱使人类互相疏离的命运吗?那些从前生产、操纵这些机器的人而今隐身何处?那些过去由意识形态煽动的亢奋的生命激情为什么无法持久?它们今天转向了哪里?”在有关工业文明及其社会记忆的追问中,更不乏他在对当下物质主义的诘难:“单向度的肉身需要,促动着大众传媒生产出更多的关于肉体生命如何生存延续的信息;相反,以肉身为价值取向的传媒文化又激发起当代人单向度的肉身需要。”
事实上,这里面的冲突与张力归根体现在关于现代社会的认知中,一方面作者诉诸于个体意志的解放,诉诸于个体权利的建构,另一方面却又为现代社会,亦即个体性社会所带来的疏离感及单向度危机所焦虑;一方面警醒于集体或共同体对于个体性可能的瓦解,另一方面却又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而予以批判;一方面为消费社会带来的物质主义困惑,另一方面却又为个体私权的诉求而焦虑;……在这一张力场中,其宗教、信仰及精神层面上的追问不仅被化解在个体意志的诉求中,同时也试图诉诸于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制约。如果二者之间有一种倾斜的可能的话,(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实则更为警惕的是对于主体精神的压抑或束缚,而非或极少个体意志的弥散可能导致的虚无主义。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诉求事实上早已失落于这一巨大的张力场中。
可见,不论是形上与个体之间,还是形上与公共之间或个体与公共之间,虽然三者之间始终是一种张力关系,但事实上,这一张力关系并不确定,也并不清晰。这种含混性使得作者所谓的“人文追思”更像是一种迷思,而且归根关乎人文的形上或信仰被消解在个体性对于公共性的逐步消解中。表面看上去,形上的人文诉求是将当代艺术置于艺术的自主性场域中,但也同时将其可能独立于公共场域中。由是,人文诉求的两面性被化约为单一的个体意志的解放功能,从而弱化、甚至失却了对于其本身应然的反省。
虚无背后:去道德化与去国家化
至此,我不由地觉得,即便是后来作者在人文的追诉中赋予了神学和形而上学背景,也未能超越庄子“无边的书写”,其所持守的依然是庄子的虚无观。正如前面所言,这样一种自觉又非自觉的坚持隐含的实是作者对于当代艺术之为艺术的自主性场域的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这样一种虚无主义似乎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当代艺术本然的去艺术化和非艺术化决定了其自主性场域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所能界定的,毋宁说,这样一个自主性场域本身就是一个去艺术化的场域。这便使我们不得不质疑:作者的人文追诉及其虚无主义立场的正当性基础何在?
从80年代《艺术的本质论纲》到90年代初的《庄子学派的前先验艺术观》,直至后期神学与形而上学的人文追诉,在这样一个理路中,虚无主义几乎贯穿始终,而背后隐含着的是:去道德化和去国家化。
80年代尽管深受黑格尔、康德的影响,但最终还是屈服于尼采的惟意志论;90年代关于庄子学派本体论的反思与批判,尽管也在追求超越,但是其所谓的此岸的超越最终又回到世俗的肉身,因此这一超越归根意在个体的解放,而非真的精神超越;神学与形而上学的人文诉求也试图超越世俗意义上的个体性,但现代性危机导致的个体与公共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其非但没有实现个体性的精神超越,反而推进了现代性危机及其虚无主义。因此,作者诉诸于康德的主客二元主义,而忽略了其道德形而上学;作者试图究明庄子之“前先验艺术观”,而忽略了庄子之“后验伦理学”;作者竭力诉诸于宗教对于个体性的超越,但忽视了对已经去道德化的现代个体的道德重塑。换言之,正是去道德化,使形而上的人文诉求与个体意志或主体精神更为暧昧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失却了其中应然的张力。于是,信仰在此针对的不是对个体意志的有限抑制,而是将其从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甚或说,将个体意志本身作为一种宗教和信仰来视之,从而又回到了虚无主义。
回过头看,什么才是今日之人之为人之根本?到底是意志,还是道德呢?显然,作者放弃了道德,回避了伦理,而倾心于个人的意志,诉诸于主体的解放。于是,作者用以主导的不仅没有对意志本身形成制约,反而促进了意志的释放。在此,这一已然不是韦伯意义上的宗教伦理。或者说,这是一个去伦理化的宗教,一个去道德化的宗教,一个反韦伯的韦伯宗教伦理。事实上,即便是建立在对于当代艺术自主性场域坚守的基础之上,这也是极其危险的。
在作者看来,所有有关国家、民族、民族国家、本土化、国家化等都归结为“亚人类价值观”,而当代艺术应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为终极目的。因此,他始终诉诸于一种普适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的建构。特别是对于当代水墨关于本土性、民族性的界定,他始终保持着质疑和批判态度。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认同“本土化/国家化”这样一种划分。他说:“如果我们将本土化的东西理解为积淀在其上的文化传统,那么,立足于本土的艺术家在国家化的活动中不是只有走向分裂么?因为,要坚守自己的本土性,就得放弃人类性的文化高度。”这一“文化高度”恰恰是他追诉的终极目标。当然,在这一“文化高度”之下,有关国家、民族、民族国家这些亚人类价值观自然是必须超越、甚至放弃的对象。
事实上,作者关于艺术的虚无主义主张、人类共同体的想象与去国家化是内在一致的。只有在去国家化的前提下,个体意志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普适意义上的人类价值共同体才可能得以建构。毫无疑问,这一去国家化主张还是建立在作者关于当代艺术之自主性场域的辩护前提下的。问题是,个体意志的解放又如何能够回避现实的国家意识?所谓的人类价值共同体的建构又如何可能?巴别塔坍塌之后,文明之间能否实现真正的通约?在我看来,这样一个价值共同体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的想象。毋宁说,它是一种现实避世主义的表征。
这样一种绝对的普遍主义观念潜在地消解了与之相对的特殊主义或个体主义。而艺术之为艺术又恰恰是建立在特殊主义前提下的。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所谓的特殊体现在艺术的语言图式,而对于其观念图式而言,则须回到普遍的人类价值层面上。可我们又如何能够回避基于自我认同前提下的特殊价值观?又如何能够回避当下这样一个“诸神冲突”、价值僭政的现代世界,而实现普遍的人类价值认同?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艺术仅只停留在对一种大人类灵魂的关怀和想象的话,其现实针对性及其有效性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何况,这样一种“普遍/特殊”的设定本来就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即“艺术―社会、政治”。设若我们将艺术本身从现实社会政治中抽离出来时,这样一种普遍主义或许具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抽空了现实背景的当代艺术又有什么意义呢?
“诸神共舞”,抑或“诸神之争”?
悉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已暗地将“追思”置换为“追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作者并没有对于人文或人文性、人文主义本身及其在现实语境中的意义作出反思。如果按照作者的界定,所谓的“人文追思”应涵括着对于人文本身的现实反思和检省。问题也恰恰在此。
诚如施特劳斯所说的,海德格尔试图回到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诗学路径,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但结果这一诗学立场非但不具有批判效力,反而推进了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就此,甘阳认为:“如果说海德格尔用诗歌的语言暗示了一个似乎‘诸神共舞’的美妙的‘前苏格拉底诗意世界’,那么不如说韦伯的‘诸神冲突’(或‘诸神之争’)的世界才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世界。” 我想,查常平先生真正试图建构的人类价值共同体正是这样一个海德格尔“诸神共舞”的美妙世界,而非韦伯“诸神冲突”的灰暗世界。我也没有料到,读完文本的第一感觉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尼采”,尽管作者始终没有离开《圣经》,没有离开耶稣。这也似乎告诉我们,宗教拯救不了当代艺术,尼采也拯救不了这个现实世界。
因此,我们有必要追问:我们今天到底身处于一个怎样的现实世界?什么才是我们时代的真问题?
在我看来,与其说韦伯的“诸神之争”指向“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世界,毋宁说直接表征了现实现代性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并非意在回到这一同样是“诸神之争”的世界,韦伯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指出应该回到哪里,或应该走向哪里,而仅只是深刻地洞识到现代世界的暴力、冲突灾难及其虚无主义困境。海格格尔同样不乏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洞见,但是他与马克思颇为相似,他们都没有韦伯那么悲观,而是坚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殊不知,这样一种乐观并没有有效针对现代性危机,反而推进了这一危机本身。这意味着,“诸神共舞”的世界固然诗意,固然美妙,但并不现实,甚至更加危险。反之,“诸神冲突”的世界固然灰暗,但很现实。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认知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超越“诸神之争”及其虚无主义的可能。
在这样一个“诸神之争”的世界,如何超越虚无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的根本问题。然而,作者的人文迷思非但没有超越虚无主义,反而极大限度地拥抱了这一虚无主义。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建立在当代艺术之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思考与实践,我们姑且认为这是对一种人类普适意义上的共同价值观的关照和反省,但是当我们更加深刻而清醒地对现实世界有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什么样的观念和艺术呢?“诸神共舞”的美妙世界能否超越“诸神之争”的现代世界呢?何况,即使能够超越,这样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是否真能实现呢?如果不能实现,是否意味着根本就没有超越这一残酷现实的可能呢?
当然不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追思”这一进路本身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作者的“人文追思”并没有完全形成对于当代艺术批评之社会科学化趋势及现代性危机的批判效力和切实制衡,反而陷入了虚无主义的真空当中。或许,这一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作者最终所建构的“艺术批评的内在理据”。
[关键词] 表现主义;形式差异;艺术抽象;模仿
一、引言
抽象思辩属于纯理论形态的思维,又称科学思维或科学方法。它从艺术或哲学原理出发,运用概念进行抽象化,对艺术作整体性观照,是一种逻辑推理过程和抽象概括方式。把这一科学思维方法移植于文学翻译活动中,理解它担负着认识原文艺术和传达原文艺术的双重功用,把原文的形式,通过译者的理解、艺术再现,产生一个独特的审美艺术世界,对原文形式进行抽象表现,使原文内容形式得到艺术抽象的提升。
二、文学翻译的形式模仿
20世纪的哲学转向,意味着哲学从以“我思”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了以语言为中心的存在论。提出了对传统认识论主客关系解构的必要性,存在论讨论了“存在物与存在的差异”这一前所未有的问题。存在论认为,语言是让存在到场显现的唯一途径。存在论对认识论传统的形而上学解构。提出的“存在论差异”原则,为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在西方艺术理论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较为全面阐述艺术本质理论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认为艺术就是现实的模仿,艺术形式是艺术的整体存在,它是艺术确定自身的标志,是决定艺术成为艺术的先决条件。
文学创造的对象是生活,是我们周围的世界;而翻译创造的对象是原文文本,其创造自由度是非常有限的。翻译创造的自由度发挥不能超越原文文本的意义规定性,文学创造可以说是模仿世界,翻译创造只能是模仿原文文本,意义只囿于原文意义描述。
原文与译文的内容都是以其某种形式而存在,形式即差异,差异即本质。各种艺术不同的差别主要不在于模仿,而在于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双语的形式差异性是绝对的,形式共性方式相对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艺术的整体形式决定了艺术的本质属性。为此,库恩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诗的两个起因之一是最低程度的模仿,即艺术的灵魂——内容;起因之二是最高程度的模仿,即从一个整体的本质引出的感受—形式。
由于世界上语言表达思维各异,形成了翻译中寻求目的语与原语形式与内容转换的矛盾。以英语和汉语为例,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前者意义是靠语调及逻辑关系连词来区别。后者意义是靠四声和语内逻辑关系来区别。这就很大程度上阻碍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形式对译。
下面以唐句为例来说形式转换问题。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
原文中“晴”是一语双关,利用同音异义的手法。但译文中没能把“晴”和“情”同音译出,只是利用fair 和foul的近音(near sound)来译出。译文难以完整两现原文。除失去原文的形式意义外,还有诗歌中的格律与音韵问题。在韵角的分布上,英汉两种语言相当不一致。用汉语的音顿(sound group)来替代英语中的音步(foot)。译文失去了原文的形式意义。译文以一种有异于原文的艺术形式出现,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的。艺术创作的否定性拒绝了同一逻辑性,而转向模仿逻辑。
三、表现性形式——抽象
在文学翻译的研究中,艺术抽象是翻译效果的核心问题之一,翻译主体对原文文本的反映,不是概念的判断,而是对形象的理解。构建翻译艺术世界,是一种对原文艺术对象抽象理解的艺术,从原文到译文,是一个从“对象化”到“形式化”,从“形式化”到“抽象化”的过程,是一种艺术抽象提升的创造过程。文学翻译应解译为,是对原文艺术符号进行艺术抽象的产物。
艺术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表现性形式,它与人类情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逻辑形式,这就使艺术符号具有了其他人类文化符号所不具备的表现功能。把握情感的逻辑形式是抽象的,艺术抽象绝对离不开具体事物和形式。艺术抽象对具体感性材料的抽象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重新构形的过程,使抽象对象的表现性形式突现出来。
文学翻译的研究如何借鉴艺术符号研究理论,是翻译活动值的思考的问题。翻译主体从一个具体的材料去抽象,用表现性形式把内容抽象出来。翻译抽象的内容是原文思想,译文的内容应是原文内容抽象的产物。双语在同一形象上的感知与联系存在差异,在翻译中很容易形成形象意义的损失或歪曲,译者只有通过抽象描述手法对原文意义进行解释,才能从新的译文形式中给译文带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but if such has the power,I am he. ”英语形象意义是“排除如存在这种能力的人,世上只有我”,译者面对双语形式、文化、形象等方面的差异,只有对原文意义进行抽象处理,才有可能展现原文的意蕴。
四、结语
译文中原文形式的消解,也并不是对其内容的机械对等复制。文字作为艺术符号其能指与所指是相互对应的,并以一定逻辑关系而存在。译文用语言符号通过原文形式对内容进行逻辑结构的抽象。最终达到了对原文形式的抽象。译文的逻辑形式与译者的“表现性”是同一性的。表达的就是译者主体对原文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想象及情感。译文的语言符号所创造的就是抽象出了原文内容情感的逻辑形式。
参考文献:
[1]李明生,《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本质论》社会科学研究,1998.2,129-134
[2]李敏 ,《文学翻译的存在与困惑》 重庆工学院学报,2005.09
基金项目:此论文为2009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课题编号YY0909。(一定注明)。
作者简介:于无声(1978—),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校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