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观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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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美学观念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遒；文气；意；兴会标举

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美学概念――“遒”，这一概念作为文艺品评常用的独立术语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魏晋六朝时期，“遒”在这样一个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进入崇文、重情、求美、尚气的文学自觉时期被频繁运用，其美学内涵的形成与转变，与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由“言志”向“主情”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以“气”论文与“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文气”概念，强调作家的个性才能，促成并标志着我国诗学史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遒”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进入文学领域，最早也是从曹家以“气”论文开端引序的，其美学内涵正是指向文气的“聚而不散”，及其运行流转张弛有度、不逸不蔓的风貌。

魏文首次将建安文学作品中那种表现为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的“气”作为文艺审美的一个概念，并以此用来品评文学作品。在评价刘桢的文学创作时，曹氏说 “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并在《与吴质书》中首次将“遒”作为“文气”批评的一个美学标准：“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显然，作为作品中所表现的精神气质，“壮”与“逸”相对，“密”与“遒”相对，似乎“壮”始能“逸”，“密”始能“遒”，“遒密”是比“壮逸”更高的的一个美学层次。因而，“遒”作为一个文气批评的美学标准，其首先有情感气势蕴蓄上的“气聚而不散”（“密”、“固”）的内涵。同时，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提出“引气”之说，从“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将“遒”作为一种美学风貌的评判标准，显然，这里，“遒”的美学内涵显然不仅是情感气势的蕴蓄而达到的“气聚而不散”，而是与“逸”相对，更趋向于指“气”的运行流转的“流畅”而言。那么这种文气运行流转所达到的流畅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曹氏以“骋骥于千里”来比喻文学创作，肯定了为文当有良马骏足快马驰骋的精神意度，即“有逸气”，强调文章行文要使感情表达畅快无阻。而“遒”在先秦文学作品“忽忽岁月遒”等篇中本有“急行”之意，“岁月”的“逝往若流”与“气”的循环、流动的特点都是一种有规律的“急行”的状态，曹氏将“遒”作为“气”的运行流转的法度方面的一种美学风貌，其内涵之一正是这种有规律的“急行”所形成的不放逸、不流乱的收放自如的流畅的节奏和趋势。

南齐刘勰《文心雕龙》继承和发展了魏文的“文气”说，在理论上作了更为全面的综合阐述，他的文气论集中在《养气》、《神思》、《体性》、《风骨》诸篇，着眼于阐述作家的天赋才能和精神气质在完成写作过程（构思、行文）的作用及体现于作品的风格特征，《风骨》篇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里，“风”大致相当于曹丕的文气，是“意气”在作品中的外化，指作家个性、才能体现在文章中的精神气质；“骨”则侧重于指通过作品结构、修辞等形式上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气”，故所谓“风骨”实际上是侧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东西。其在《文心雕龙・风骨》篇评论道：“相如赋仙，号为凌云，蔚为词宗，乃其风力遒也。”将“骏爽”之“意气”与“遒”之“风力”紧密相连，明确地指出“遒”所包蕴的美学内涵的具体指向――“凤力”，其美学内涵不仅指向作家的情感个性在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气质蕴蓄的“聚而不散”以及流转的“流而不乱”等，更包括作品文辞结构所形成的外在形式特征，并扩展到作家在构思行文中形成这种精神气质的“意气”方面的“骏爽”。

二、“自然真情”与“遒”之美学内涵的转变

“遒”在六朝的文论中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而六朝文学论文不主文气，偏重“自然”与“真情”的发现，也促使了“遒”的美学指向由文学作品之“气”转化为文学创作过程之“意”。

东晋以后，随着模山范水的创作风尚的兴起，将山水视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并重视这种“自然”山水与个性“真情”的结合，文艺理论展开了对“自然”与“深情”的讨论，也影响到“遒”的美学内涵的转变与发展。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谈到：“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认为玄言诗不符合“遒丽”的典范，同时认为谢灵运的“兴会标举”、颜延年之“体裁明密”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足以垂范后世。钟嵘《诗品》也认为永嘉以及江表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建安风力尽矣”，同时认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都是“五言之冠冕”。我们发现二者皆认可颜延年、谢灵运在五言诗上的成就，并认为他们是建安风力的继承者。侃《文选评点》卷五评述道：“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憾矣。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由此观之，“遒”的美学标准是“意健”、“兴会标举”。

试观《世说新语・赏誉》：“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闲，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我们发现“兴会”是一种偶有所感而产生的意趣，而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标举兴会，发引性灵”，则明确指出这种“意趣”正是引发我们“性灵”的创作灵感、情趣。将“遒”作为“兴会标举”的美学标准，无疑是强调这种文学创作的“意趣”，即作品中体现的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状态。

颜、谢诗歌都重文采、尚巧似，那么，“颜终逊于谢”具体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二者诗歌对比则颜重规矩，谢重个性；颜多错彩镂金的应制之诗，谢多畅情山水的个性之作；颜诗较少寄托个人情感，谢诗则以山水之胜抒发个人性灵。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遒”之美学内涵和指向在这一时期，更为偏向于指作品中情景交融、理融情畅的状态，更重视作家的个性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畅达。

钟嵘《诗品》在评价谢眺的文学创作时，也谈到“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认为谢眺“意锐而才弱”形成了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的文学作品特色，也明确将“遒”与“意”相关联。而在评价晋吏部郎袁宏时谈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观《世说新语》可知袁宏文辞典雅、才思敏捷，可见，袁宏敏捷的“才思”促使他的文章“鲜明紧健”接近于“遒”。

在书法艺术领域，时人评价王右军《兰亭集序》“遒媚劲健，绝代更无”，（何延之《兰亭记》与《太平广记》都收录此语），而自王羲之始，中国书法艺术、书法观念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折，那种外向性、模拟性、象形性、写实性的审美倾向开始退场，而一种偏于内向、重视“意巧”、强调畅神、讲究表意的审美趣尚开始形成，书法真正成为一种旨在“任情恣性”的审美方式，一种以“流美”、“意巧”为主的独立艺术样态。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遒媚劲健”，正是这种“流美”、“意巧”的典范。

综上，“遒”的美学内涵的形成、转变与发展贯穿着我国文学史上“言志”到“缘情”到转变的整个文学自觉时期，其最深层的美学指向文学创作过程中与文学作品中“情”的控制的恰当、抒发的流畅。然而，唐以来由于中国文学由晋以来的“恣情任性”重新回到对现实功业理想的吟唱，文学理论也趋于重视风骨气调，提倡魏晋昂扬向上的精神及情感力度，“遒”的美学内涵由论“气”、讲“意”的美学指向偏离为重“力”的倾向，频繁与“劲”、“健”等有“强劲”之意的词联合使用，最终使其本有的美学内涵被遮蔽、误读。

参考文献：

[1]周汝昌.永字八法 书法艺术讲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1 0-240.

[2]涨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M].北京市：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65.

[3]仪平策.中古审美文化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229-239.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美学观念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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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陈军的论著《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简称《建构》）是作者近十年文艺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辑集，它展示了作者从“入门”到“成熟”的学术历程，也突显了作者面对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所进行的独立、细致、深入的理论思考。

（一）

不同学科的交叉相接之处，最易是学术创新点之所在。著名学者杨义在接受访谈时说，“做学问应该是开放的，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放进另一个知识系统……放进来之后我就要对话，智慧是在交叉中升华的。学科的进展往往是一种学科视野中增加另一种学科视野，产生了对话关系，生成了新的学思空间”1，“以一种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一些新领域和各领域的交叉处投入尽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体验，是会获得应有的长进的”2。陈军以其刻苦努力验证了杨义先生话语的正确性，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实写作、成绩喜人。《建构》中的《生态美学与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生态美学”进行交叉研究，《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戏剧”进行交叉研究；作者通过学科的交叉与碰撞，溅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会学的概念，还是心理学的范畴，这本身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但是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入思起点，陈军立足于文艺学美学，以现代性之眼来观照文艺学美学，最终落脚点仍在于文艺学美学。关于生态美学，作者针对纷繁的现代性概念，在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二维之间沉思，“展开对生态美学与现代性关系的初步观照，以期获得生态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理论研究，则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下，探索其中蕴含的现代性因子，力图激活古典文艺理论的当下活力。这样的交叉研究，确实拓展了学思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类似的交叉研究还体现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饮食化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作者敏锐地察觉到饮食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挖掘了古代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渊源，探索了以饮食喻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又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异同；作者又以戏曲为个案与专题，就其与饮食的关系展开研究，二者交叉之处有无尽的美学风蕴与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视野开阔、学思敏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两个或几个领域相当熟稔，这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奋扎实的探研。作者能够在饮食与文艺的交叉处展开富有意趣的理论探索，那和一段“长达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4有关，这是时间的打磨与理论的积淀。学界倡导“两条腿走路”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正是提醒学人在两个或多个知识领域中同时投入精力，都尽量达到熟稔的程度，这些知识领域的积淀，对以后个人科研的理论创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军在曲论和文论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二）

对于文艺学美学研究而言，原典细读具有突出价值与重要意义。但是近十余年来，相当数量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生逐渐丧失了阅读原典的兴趣与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类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给人们的偷懒造成客观的条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阅读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学子们就业取向较为多元，致使部分初学者的学术兴趣、学术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减。然而，原典细读问题却正是未来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考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军《建构》一书中的相关论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读书期间的课程论文，经过多番打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对于青年学子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切成绩，正是在原典文献中探微索赜的结果。不畏学界陈说，一切从原典细读中得出观点与结论，是作者的为学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览，并且详细做了几大本读书笔记，于是诞生了一批优秀论文，《论“本色”与“当行”》、《论亚里士多德之悲剧观》、《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等，题目似旧，其文实新，作者在中西比较、古今对接的理论视野中，加入个人的思考与体悟，新意丛出，文采斐然，难就难在面对人人可见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读，在研读时，能否有美学的慧眼、文论的烛照。

陈军的特长还表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赏鉴能力。正如作者经常临摹古代书法大家而具有较深的书法造诣一般，他很喜欢阅读古今文学作品，并具有批评和赏鉴的灵根。《建构》中多篇论文所体现的建构与解构精神，就与对文学艺术原作的灵性解读有重要关联，《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读即是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方法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但我们治学仍应从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是深识甘苦的话”5。在学术之路上，不可避免会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而心领神会的理论原典细读，以及富有个性和体温的文艺文本的灵性解读正是突破焦虑、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陈军的成功就是经由原典而发出自己声音的良好例证，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三）

材料详实、思辨细密是陈军《建构》一书的又一特征。凡学者为文，或文献资料极为详实，而失之于理论思辨的欠缺，或理论建构较为严谨，却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两者的巧妙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张伯伟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献是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从文献出发，最终从中抽绎出自己的理论来”。6这对于当今的青年学人而言，无疑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建构》一书中的第四编为教材研究，题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管窥》。正如作者所说“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与反思，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7，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众多，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繁多，一般人会觉得很难出新，而陈军以理论问题为抓手，围绕问题几乎穷尽所有研究资料，然后就材料进行细密的分析与解读。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理论教材，作者名为“管窥”，实是以问题之眼窥视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作者选取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文学分类术语问题”、“体裁与文学作品形式构成因素的关系”、“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者搜集资料甚为详尽，单以上述第三个问题为例，作者就“三分法”称谓上的不同，分成十三类进行列表分析，每一类又把文学理论教材罗列出来，并列表展示其具体表述，所涉及的文学理论教材多达200余种，分类精准、统计细密，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此详实的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并没有淹没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这一问题为例，作者在对分类名称进行整理统计之后，接着分析了各文学理论教材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它们关于“文学分类标准”的观念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进行理论反思：坦陈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与混乱，从共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所占的比重、从历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表现，最后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根基与缘由。这一系列推演充满了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轻灵，使读者从详实的资料中脱身出来，获得了明晰的结论。

综上所述，陈军《建构》一书纵横于文艺美学、文学基础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审美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等领域之间，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甘于寂寞与勤奋扎实，又有前沿学术探索的理论锋芒和思想闪光。同时应该指出，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某些学术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充实，这也是其他很多论著所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苛求作者。《建构》一书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彰显了新时代学人的理论特色与年轻锐气，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青年学子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贸然之为评点，唯愿文艺学美学学科未来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与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安文军.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3〕〔4〕〔7〕陈军.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65，239.

美学观念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美学；研究对象；本体论；审美活动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84－006

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国内美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似乎颇为混乱。如李泽厚认为：“美学是以美感经验为中心，研究美和艺术的学科。”［1］404从逻辑上看，这句话好像很周全，但含义其实很模糊。“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说从主观的视角来研究美和艺术吗？若如此，那么美和艺术的客观属性就只是属于美学研究的边缘对象吗？还是说这句话表明了美和艺术没有客观属性呢？这样的结论和李泽厚主张美的客观性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后来李泽厚提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的”，这是为了弥合前说的不周延，还是为了另立新说？这实在是需要细致考量的。事实上，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与美的本体观念息息相关，两者就像是恒星世界中的“双子”结构，互相缠绕着对方在旋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不同的美的本体观念决定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

一、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现况

国内较早的美学教材如杨辛、甘霖所著《美学原理》将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美学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美的科学。”［2］8这是在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观点，影响深远。王朝闻《美学概论》的观点与杨、甘就是一致的，［3］7只是在表述上更为丰富而已。目前国内较流行的美学教材如朱立元主编的《美学》认为：“美学应当从根本上超越主客二分模式，不再单纯把审美主体或审美客体当作研究对象，而把集中体现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审美主客体融为一体的审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4］21并且认为，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形影相随、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4］22。叶朗新近出版的《美学原理》一书也大体持这样的看法，他把历史上关于美学研究对象的说法归纳为6种：“（1）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2）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3）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和艺术；（4）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关系；（5）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经验；（6）美学研究的对象是审美活动。”［5］12在上述6种看法中，叶朗认为“前面五种看法都有些缺陷”，“国内美学界多数人都赞同把美学研究的对象设定为审美活动。我们也赞同这一设定”［5］22。

美学观念论文范文第5篇

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艺术学理论研究

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