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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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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种子经营单位素质有待提高
除本部设有规范的种子经营点外,还有很多临时的代销经营点。而网点销售多半是小贩小商。商贩们只是在相关季节才进行代销,对种子没有特定的要求,所以很难对农户购进进行科学指导,更不可能进行优质服务。
1.2农户购种的盲从性与盲目性
从现行的农业经营状况来看:大部分农业都没有专业的知识,仅有的知识是从广告商与种植经验中得到的,在选购种子时盲目,从而也给农业安全造成了很多隐患。认识错误具体表现在:购买新种子,潜意识认为新品种才是好品种,从众心理让看见别人买什么自家就买什么。
1.3种子经营骨干稀缺
从当下的种子经营与管理过程来看:种子市场的管理经费稀缺为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种子管理人员没能时常深入市场进行指导与监管,造成很多不达标的种子上市;由于部分地区没有专业的质量仪器,从而对检验种子质量造成了很多不便,尤其是检验仪器不足,让质量检验人员根本不能及时检查出种子质量好坏,更谈不上杜绝不达标种子流入市场销售。另外,经营单位的人事调整与改革,在压缩编制的同时,让基层人力资源管理严重不足,加上个别管理人员素质不够,缺乏对法规法律的全面了解,所以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做到妥善处理问题,这样很容易造成商贩不法行径,对市场管理带来困扰。
2增强农业种子市场管理的对策
2.1加大队伍建设,增强业务培训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促进农业发展,种子管理人员必须主动承担起种子管理相关工作。受种子管理的政策性、专业性影响,在保障种子管理的稳定性的同时,必须增强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与执法培训工作。这样才能让种子执法锻炼、培训人员成为既懂业务、又精通法律;既能准确执法,又能讲原则的人员。目前,大多数种子经营者都经过了培训,并且拥有种子经营证与上岗证,但是大部分人员的业务水平与法律意识明显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对经营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例如:在种子销售前,对其进行集中培训,具体内容由农技基本技能、守法经营,并且要求种子经营人员必须严格根据法规法律要求进行种子经营。对于不满足《种子法》规定的种子,除了不予销售外,根据管理要求做好记录工作,还应该向农业购种用户提供保单,通过健全种子销售档案,对种子经营内容以及标签负责,这样才能逐步扭转种子经营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最后,经营者还应该给每位购种用户提供一定的跟踪与售后服务。
2.2做好宣传工作,提升使用者素质
近几年,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各种宣传方式进行农业宣传,尤其是“走进三农”等活动,对普及法律与种子意识,提升使用者法律与质量意识发挥了很强的作用,同时它也让广大用户领会应该怎样使用法律意识保护自己,辨别种子真假,怎样做到合法经营,熟悉种子栽培技术与种子特性,科学购买种子,在选购种子时,查看种子经营者的相关证件等。在种子选定好后,通过查看信誉卡、包装袋、发票等依据,逐步提升农民的自我保护理念与维权意识,这样才能让假冒伪劣的种子经营者没有经营市场。
2.3加强委托与品种管理
为了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造成的混乱,在种子经营中,除了要增强事前监控,还应该尽量避免多个企业家共同委托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同一经营者只能接受1到2个种子公司委托,同时两家种业单位的每批种子都必须分开堆放,这样才能做到档案与经营的有效管理。对于没有经过审核的品种,我们应该做到坚决抵制推广与销售工作。
2.4增强设备建设,做好质量监管工作
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不合格的种子对农业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县级单位必须主动承担起本县种子检验监督与栽培工作。受检验经费以及检验仪器的影响,对种子质量检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除了购置仪器设施外,还应该适应当地发展,做好加工、生产、检验、贮藏、检疫等相关工作。通过加大对种子市场的抽查工作,从源头上避免不合格种子进入市场。
3结语
关键词:创新管理 手段 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5-0383-01
本文所指的大型火力发电企业是一个生产设备较先进、机组数量众多,人员年龄结构轻、素质普遍较高的现代化大型发电企业。因为是由不同的股权组成,该企业10台机组由三家不同公司实施一体化的管理。这就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及精益化和一体化管理的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来完成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对企业的管理创新进行有效的管理之前,员工的主动创新意识不强,对创新工作持有畏惧心理,企业的管理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无法实现精益化管理的目标。基于上述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一套卓有成效的创新管理方法应运而生。
一、建立机制,营造深厚的创新氛围
1.建立明确的管理创新的组织机构
建立上有公司主管领导、中有主管人员、下有实施人员的三级责任主体。设立科技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经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由公司领导及经营管理专家组成。经营管理委员会有常设办公室,办公室设立一名负责管理创新工作的兼职管理人员,并且在各个部门都设置了兼职的管理创新联络人。做到人尽其职,保证企业管理创新活动的良好运转。
2.强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企业管理创新中的主体,是整个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注重人才培养环境的创造、人才成长平台搭建和人才选拔、任用方法的创新,以培养胜任岗位能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培养高技能领军人才为目标。对于技能人员推行“实操型、模块化”的培训及内部取证的形式,提高员工的“安全技能、检修技能和操作技能。推行“实操型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中心、试验室等技术研究的场所”,培训与研究相结合,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科技创新的能力。对于管理人员内部通过部门间的交叉培训,使员工对公司的各项业务管理有全面的认识,便于业务接口工作的良好开展,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及综合素质,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外部培训通过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开拓视野、取长补短,为管理创新奠定基础。“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并重”,培育有远见,有谋略的企业员工。经过有效的实施人才培养策略,树立管理创新的带头人,作为企业创新工作的领路人,带动创新人才队伍的形成,才能开展具体的创新活动。
3.实现有力的激励机制
制定物质激励的原则调动员工参与创新的积极性,通过制定《科学技术评奖管理办法》、《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加大对管理创新的激励力度,尤其是加大了对项目负责人奖励力度,项目负责人奖励全部金额的60%。通过形式新颖的精神激励的方式提高员工的自我满足感。对各个项目及成果负责人进行专题访问,在厂内电视台、培训中心“荣誉墙”以及“每日之星”宣传栏等进行宣传报道,这样会大大提升员工的荣誉感和主动创新的意识,成功打造了员工自主创新、企业经济创效的良性循环。营造崇尚知识、乐于创新的氛围,体味着创新带来的自豪感。
二、科学管理,使管理创新工作有序开展
1.建立管理创新交流的平台
与时俱进地建立与现代化企业员工相适应的经验交流平台。设立QQ群或微信群等员工喜闻乐见的现代沟通交流空间,群里除了管理创新工作的各级负责人外,还有各级的经营管理专家以及历届获奖管理创新成果的负责人,这些专家作为群里的“技术支持”,只要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疑问随时可以找专家解答。此外,凡是有新想法、好创意的员工都可以加入群中,在这里,大家共商“厂是”。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管理创新活动的载体,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及生产管理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成功的经验都可以在此进行推广交流。
2.畅通管理创新信息通道
与管理办公室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各大知名期刊以及在企业管理方面知名的专家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掌握管理领域最新的情报以及行业内成功的案例,将这些素材上传至QQ群中,让大家随时随地轻松掌握最新动态。定期组织管理创新的培训活动,邀请国家管理创新方面的知名老师,到现场为大家讲解当前管理创新的形势和方向,员工们现场拿出自己的选题或管理成果与老师进行交流,老师为大家提出了的详尽的指导和中肯的意见,为解决管理难题及提升现有管理水平提供了参考。
3.管理创新课题的攻关
自2008年起,企业实现了三家公司的一体化管理,在三家公司的十台机组生产运营中,在精益化管理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托电员工集思广益、开拓创新,总结出了一套又一套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方法。就这样,公司每年会组织一次到两次的管理课题征集,课题来源于各项经营管理及生产管理活动存在的问题或可以优化的项目,重点在于管理提升、精益化管理、规范管理和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以及节能环保、安全可靠生产等方面,课题经专业人士认证及主管领导审批后确定并进入管理创新课题库,课题优先由经营管理专家选择,其余课题“实施挂牌招标制”,由员工自由选择。
4.总结固化成果
一个课题完成的标志,除了已经解决了问题或是达到管理提升的目的外,还要求将经验总结出来,形成管理论文和管理成果,在厂内推广甚至在系统内推广,以供借鉴。并且要在厂内评比,每年组织一次到两次的评比活动,由专家组成评审团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评比打分,并对论文或成果提出修改意见,由完成人反复修改完善,这才意味着这个项目的全部完成,对于获奖的项目由管理创新主管人员及时的兑现奖励。并将修改后的论文或成果对外推荐发表或参与评奖。
三、持续改进,管理创新成效逐步彰显
1.创新文化初步形成
员工参与管理创新的热情不断增加,2013年管理创新课题征集了20个,2014年到目前征集到管理创新课题43个。员工从理念上认同了企业的创新文化,主动参与到企业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每一个构成元素都逐渐活跃起来,员工的创新思维模式基本建立。
2.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现有集团公司级专家人才96人,集团公司双十大杰出人才2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301人,高级技师和技师206人。集团公司、中央企业及电力行业技术能手51人。
3.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加强
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奖数量大幅度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进展。管理创新成果丰硕,2010年至今,该公司共有34项(次)管理创新成果获奖省级及以上管理创新成果奖,共有16篇论文获得全国电力行业优秀管理论文奖,14篇论文入选全国电力企业优秀论文集。仅2014年一年,就获得电力行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一项,电力行业五年经典案例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京市管理创新成果二等奖三项,获电力行业管理论文三等奖以上得论文有十六篇,对外发表管理论文二十三篇。
4.助力企业盈利能力等指标不断提高
“发现问题有机制,解决问题有人才”,员工的创新行为由被动变为了主动,在总结经验、固化成果的过程中,促进了企业的管理水平稳步提升,管理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近千万。助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及经营管理活动。实现了安全生产周期达到3000多天,未发生人身和重大设备事故,本质安全型企业创建达到管控达标指标,连续七年获得集团公司“创一流”排名第一。发电能力及利润水平屡创新高。
四、结语
论文关键词:公路货运,运营管理模式
随着我国城市间公路设施和城市内部道路设施建设的日益完善,公路货运量在整个货运行业比重将越来越大,以公路货运的机动灵活特性与其它运输方式的竞争更显优势。却在公路货运行业内,许多货运公司在组建自己的车队进入货运市场竞争中,与其他运输企业和货运展开货源的竞争,与货主间进行价格、服务质量、运输质量等成交条件的讨价还价显得无能为力。货运企业可主动地通过创造条件,创新调整,根据各企业经营的业务项目,在不同的岗位上,构建、选择公路货运运营管理模式,实现改变内部管理环境与市场接合,求得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道路。
一、公路货运企业运营管理存在主要问题
(一)投资不足,规模不大,资金紧张的现象普遍存在。据统计, 2009年中国经营公路货物运输企业超过512万家,拥有营运货车642万辆。其中:拥有10辆以上汽车企业不到2%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类似;普通载货汽车占比重95.16%,零担车、集装箱拖挂车、冷藏运输车及厢式汽车等专用汽车占比重偏小,仅为4.84%。大多中小型公路货运企业在开拓运输网络化、多式联运业务中需要规范的合同交易和定期结算,因欠缺足够的周转资金被迫止步。
(二)在企业内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专业岗位人员配备不齐造成整体性管理团队不健全。人才是企业的重要资源。要发展公路货运企业,既需要掌握专业技术的人才,也需要操作型人才,更需要管理型人才组成团队。目前大多公路货运企业这几方面的人才都很匮乏,特别需要这三种类型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匮乏现象已到了影响生存问题。
(三)制度管理不到位造成流程运作不经济,操作风险过大。随着运输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在公路货运业务运作过程中,因企业制度管理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流程控制、人为的错误、制度失灵以及外部事件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可能性过大,造成运输服务质量差,因操作失误,可能带来很大的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构建公路货运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及运行条件
货运企业运营管理存在主要问题是行业特点造成,但货运企业可主动地通过创造条件,构建公路货运运营管理模式,实现改变内部管理环境与市场接合,是每家货运企业求得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必由之道。构建公路货运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运行条件:
(一)推行“单车核算”的保障制度。“单车核算”是指以从事公路运输营运业务的单台车辆的收支和配比综合费用,求取营运利润的核算办法怎么写论文。单台车辆是公路货运责任单位最基本的构成单位。能适应货运市场多变的环境和符合货运企业采用不同的经营方式要求。为企业提供多种管理数据资料,是推行责权利管理的有力保障制度措施。
(二)形成内部交易价格与完成货运量任务的双行控制办法。内部交易价格是企业内部交易结算和责任结转所用价格。内部交易价格可作为部门之间合作,作业活动时空协调,经济责任承担的约束标准,更有力地推进责权利管理;同时,促使各责任单位以多种方式完成货运量任务,有效地降低运营成本,实现价量双行控制管理目标。
(三)执行“谁负责谁承担”的分配方式。调整负担运输产品成本是“业务”,转变为承担责任成本的是“部门或岗位”。为了实现责权利协调统一,调动各环节的责任人的积极性,在整条物流供应链里,做到责任明确,量化细化到不同业务流程和责任单位上与效率,效益,效果挂钩,充分体现“按时空责任分配”。
从管理模式应用角度上说,构建、运行每一种管理模式关键在设定运行必备条件和选用环境下才能顺利地开展执行,才具可行性。
三、在不同业务或岗位环境下,企业选择公路货运运营管理模式
(一)公路货运企业以运营成本中心管理模式
该模式以岗位发生的费用支出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建立成本中心,把发生收入全额上交,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在创新调整资源思维下,由于公路货运企业供给固定成本高,设施和设备专用性强,不同运输产品之间有独特的成本要素不同,加之运输需求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只能适应公路货运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社会生产、流通、消费方式的改变,当公路运输的小批量、多品种、高时效和高附加值货物的比重不断增长时, 企业必然选择零担公路货运业务来满足需要,为客户提供的运输产品,建立一套对小批量、多品种、高时效的运输产品适合的一站式完整的运输单证,流程,解决一次运输过程中要与多方承运者发生转换成本,同时,处理在一定范围内不确定性成本划分标准。除了重视流程管理外,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按完全成本法提供的会计资料越来越不能满足预测、决策、考核和分析的需要。因此,对货运企业的管理层要求会计提供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以便加强对经济活动的事前规划和日常控制,运用变动成本计算法加强对运营成本事前预测、决策,及时地调整运价和运营标准成本,适应对零担业务和各种新开发的运输产品管理变动需要。更灵活,更实际应对竞争对手的变化。
(二)公路货运企业以运营利润中心管理模式
在公路货运行业,许多货运公司都在选择组建自己车队或建造营业网点的发展路向。当它们进入运输市场参与竞争,除了与其他运输企业开展的争取货源的竞争外,事实上面临着与货主间在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成交的竞争,也同时面临与其它的运输方式的竞争、宣传的竞争、服务质量的竞争、运输质量的竞争和价格的竞争。其实价格是竞争核心,在运输服务方式相似的情况下,运价便宜者就有可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运价是货主选择承运者的主要因素;服务质量的竞争和运输质量是竞争基础,在提高运输服务水平,保证运输质量水准时,也就是增加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当价格与质量、服务实现有效地平衡,最终运营利润低于投资收益,影响投资者信心和扩张发展计划的实现。
在考虑价格与质量、服务有效地平衡为出发点,凡建造每个营业网点都作为物流利润中心,让其成为既负责物流收入,又负责物流支出,并负责管理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使用一定数量资产的物流责任单位,亦即对物流成本收入的发生都能加以控制的责任单位,该物流利润中心的领导者具有控制物流价格、物流业务和所有相关费用的权力,每个营业网点与货运企业的各操作部门之间提供货源、物流服务,其收入按内部转移价格结算,物流成本按其实际发生额转移,虽则其收支都是虚构的,但对于物流系统内部的某个部门来说,本来可能是一个成本中心,通过内部结算价格的确定,将其确定为一个内部人为利润中心,这对于责任中心的成本控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提高每个部门的经营管理意识,也了解物流成本的节约对本部门业绩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改善本部门的物流管理水平,降低自身的物流成本。此外,对货物运输质量事故所发生的货物丢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误期、错运以及由于失职、借故刁难、敲诈勒索而造成的不良影响或经济损失归入各物流利润中心承担,通过制定货物运输质量考核的指标和标准对接,杜绝发生重大货运质量事故,严控货运质量事故频率,货损率,货差率;奖励达标的完成运量及时率,实现货物安全优质送达,承托双方都受益,各方经济利益得到维护。
当然,在利用利润中心管理来进行物流成本控制的过程中,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对于几个责任中心共同承担的费用,依据一定的标准,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受益多就多负担,受益少就少负担的原则分配。一定要避免共同费用不合理分配挫伤各部门的积极性。
(2)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度要合理。这是合理评价各物流责任中心的工作业绩,促进各单位努力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保证。合理制度在内部转移价格,是加强物流系统内部资金、成本、利润管理的有效措施,使客观评价各利润中心的工作业绩的重要手段。物流内部结算价格是指运输、装卸、包装、仓储等人为利润中心之间相互提供物流的结算价格。一般可分为成本定价和利润定价两大类。成本底价是依据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来制订内部转移价格。一般可以按标准成本进行定价,因为实际成本定价下供方可能向需方转移不利成本差异,不利于分清责任。而按标准成本定价可以克服这个缺陷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但它不符合利润中心要考核效益、评定利润的要求怎么写论文。所谓利润定价法是指各利润中心之间结转物流业务是除成本之外,还要加之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确定转移价格;另外,也可以参考市场价格来制订内部转移价格。
(3)除了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度和对费用计划标准控制外,公路货运企业还需要衡量在不同产品、不同区域、不同渠道和不同促销规模等方面的实际获利情况,主要环节是进行赢利能力分析。赢利能力分析就是借助于有关财务报表和数据的处理,把所获利润划分到各运输产品、货源地区、促销渠道、顾客群等方面以便比较每个因素对企业最终获利的贡献大小以及其获利能力的高低,一般主要是用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物流服务周转率等指标来衡量。
(三)公路货运企业以“运量—运力平衡”业务管理模式
市场是第一位的,客户也是第一位。“运量—运力平衡”业务管理模式的经营理念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提供灵活多样、盈利最大化的综合物流服务。对于一个多环节、多工种的联合作业系统的整车货物运输业务的组织作业来说,需要参与运输生产的要素包括劳动者运用运输车辆、装卸设备、承载器具、站场设置等,通过各种作业环节,将货物这一运输对象,从始发地运送到目的地的活动过程。而制造企业的产前产后物流多采用整车运输,公路货运企业对于整车运输业务的组织作业管理应充分发挥主动发现、创新、整合市场需求的设计能力,及时了解市场的终端和供应链的始端变化信息,通过整合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如生产企业、运输企业、配送企业、仓储和加工包装企业、货代以及消费者可用需求信息资源,能够为物流链上的企业提供最佳的管理咨询服务,实现物流链上最佳流程。
当今的物流活动是一个社会化的活动,涉及行业面广,涉及地域范围更广,所以它必须形成一个网络才可能更好的发挥其效能。“运量—运力平衡”业务管理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选网络组织结构,打破单纯企业或集团内部的“运量—运力平衡”做法。推选主要有两种网络结构,一种是大物流中心加小配送网点的模式,即:“两头小中间大”;另一种是连锁经营的模式,即:“链条式”。前者适合商家、用户比较集中的小地域,选取一合适地点建立综合物流中心,在各用户集中区建立若干小配送点或营业部,采取统一集货,逐层配送的方式,充分利用零担,整车,空运(或铁路)运输方式特点,优势构建零担联运快速干线。后者是在业务涉及的主要城市建立连锁公司,负责对该城市和周围地区的物流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地区间各连锁店实行合约,性协作,该模式适合城市间或全国性物流,连锁模式还可以兼容前一模式。第三方物流大大扩展了物流服务范围,对上游生产商可提品、管理服务和原材料供应,对下游经销商可全权为其配货送货业务,可同时完成商流、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传递。
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提供量体裁衣般的、灵活的综合,以降低社会运营的总成本,最终让需求者成为最终收益者并得到满足为目标,实现相对“运量—运力平衡”结果,让供物流链上的所有企业实现一种共赢的局面。 四、结束语
由于公路货运企业存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客户个性需求变动大,而企业自身资源贫乏之下,企业管理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为此,笔者认为,通过创造条件构建稳健性企业运营管理模式;根据企业不同的业务,岗位,创新调整企业可利用的资源选取运行运营管理模式,扬长避短,创造合理运营管理环境为公路货运经营服务,适应货运市场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物流运输管理》王风刚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企业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国内外专家对企业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与范围,有着不同的研究成果与表述,而较有共识的是:企业文化应包括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这就清晰地确认企业文化并不是作为精神、意识的虚无形态而独立存在,而是可以渗透在企业的运行过程、经营过程、管理过程以至产生物质成果过程当中。其中制度文化与企业的主体经营理念关系非常密切,在企业文化中占据非常大的分量,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抓住与企业管理紧密结合这个重点。只有实现文化与管理的紧密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走出只做表面文章、空提概念口号、满足表层“效果”的误区,而扎根于企业管理的沃土之中,突显其生命力。
经营一个企业,一是靠人才,一是靠管理,管理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有一套的完善的管理体制、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理念。如果说,企业的体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手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提炼先进的管理理念,培育良好的管理行为,就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必须“结缘”,才能使企业在管理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中实现持续发展。
二、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功能及关系
企业管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法治手段”,企业管理的运行是以企业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章程的有效执行来维持的,具有显性、刚性的形态特点,员工一旦进入企业,就必须认真执行维护企业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没有可执行,可不执行的选择。而企业文化是企业倡导的“道德规范”,企业文化的确立是以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的培养和有效践行来实现的,具有隐性、柔性的形态特点,员工在企业中有认同或不认同,或逐步认同、或认同另一种理念的选择。企业的经营决策者要善于提炼、倡导、培育有本企业特色、对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有激励、导向、促进作用的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管理中,与管理制度深度融合,并让员工感受到这种融合,对形成严谨而和谐的管理氛围、严密而高效的管理效果,推动企业发展、使员工受惠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在严格中感觉宽松,在压力中感觉自如,再鞭策中感觉激励,使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产生剂、粘合剂、催化剂的作用,使员工既有制度化的规范,又有价值观的导向,显性与隐性相融,刚性约束与柔性导向优势互补,实现“刚柔并举”。这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一种目标,企业文化建设也因此发挥了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载体的作用。
公司在两年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紧紧抓住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结合,为企业管理提炼出管理理念,让员工所认知、认同、接受,员工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从“要我执行”变为“我要执行”,从“刻板执行”变为“创新执行”,实现了公司管理的高效、优质运行,公司管理水平也由此提高。
三、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的运行方式
企业管理由整体管理和分项管理组成,分项管理是整体管理的基础,整体管理是分项管理的统领。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分为整体导入和分项导入。
关于整体导入。*年初,在公司的年度行政工作报告中,把“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提出了“诚信、和谐、关注业主、关心员工”的经营管理理念,强调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员工达成理念的共识和价值观的认同,最终融合为全体员工的默契、习惯和氛围,从而使企业内部环境更加和谐,管理更加顺畅,内耗大大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种企业文化理念的培养和形成,为公司同时进行的业务流程再造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念支撑。公司把主体理念导入公司整体管理模式的调整和优化(即业务流程再造)当中,企业文化成了业务流程再造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流程再造以前瞻性的眼光对公司的业务流程进行一定程度的超前设计,这本身就是提出了一种文化,新理念的要求;也就是说,没有新文化、新理念的支持,流程再造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公司的每一流程又反映了企业文化的特征,深受企业文化的影响,理顺了公司的管理流程,就是完善了公司的制度文化。
关于分项导入。更好地诠释“诚信、和谐、关注业主、关心员工”:对市场,诚实守信是我们的第一承诺;对企业,和谐协调是我们追求的环境氛围;在市场,顾客是我们第一关注的焦点;在企业,员工是我们第一关心的对象。把这个主体理念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在这一经营管理理念的引导下,按市场营销、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科技管理、品牌管理以及对业主的回访服务等分解出具体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导向作用。
工作理念作为管理思想境界,具有引领作用和目标性的特点;工作模式作为管理行为习惯,是优化了的流程和手段。前者引导后者,后者实现前者。对每项管理提出工作理念与工作模式,有利于引导员工培育、形成并规范有本业务管理系统特点的精神动力指引与工作行为准则,激发员工提高本业务系统的管理层次,打造管理工作品牌。
在项目管理上,导入了“用精品回报业主,靠诚信链接市场;用管理提高效益,靠团队实现目标”的项目管理理念。引导员工认识项目管理是公司一切工作的核心,是对外展示形象的窗口,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离不开建设优秀的项目文化,以优秀的项目文化激励员工为实现项目和公司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在局提出推进“三大文化”(项目文化、安全文化、廉洁文化)建设后,公司对“三项文化”建设的目标、措施、任务作了系统的分解,使项目部及员工知道“三项文化”是什么、有什么、做什么,切实将局提出的项目文化、安全文化、廉洁文化融入到项目管理、安全管理和廉政建设中。
四、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的具体成果
在业务流程再造中,公司按业务分类和参照国际工程公司部门设置模式调整组织机构,为公司按照现代施工企业的特性和适应市场运作的需要建立管理体系,提供了保证。同时,公司编制出版一系列的业务管理程序,把公司的各项业务纳入程序管理,使公司的经济活动按规则运行,并以此推动资源高效整合,显性、刚性形态的企业管理体制、管理规范初步形成。公司按照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的工作思路,将隐性、柔性的形态的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培育起来,促进了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的形成,营造出和谐、顺畅、高效的管理行为、管理习惯和管理氛围,使业务流程再造“如虎添翼”,使管理流程的执行“事半功倍”。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催生了公司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生成又推进了公司的现代管理。
在确定了各项业务管理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模式后,各业务管理系统提高了自身的工作标准,明确了自身的工作目标,并按局“争港工第一,创建筑一流”和公司“建设水工工程施工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的要求,提出本业务管理系统争创同行一流管理水平。如: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使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实现项目成本过程可控,提高了盈利水平;材料、分包集中采购,确保了预期效益;资金集中管理,极大改善了经济运行质量;规范合同管理,规避了法律风险;资源、信息共享,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优化船机结构,增强了竞争实力;实施经营策略和诚信履约,培育了主业地域市场和扩大主业市场占有分额;实施科技战略,打造了优质品牌等。业务流程的有序运行使公司逐步实现按现代施工企业管理模式运作。通过管理创新,使公司达到低消耗、高效益的目标,加快了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公司对业务流程再造工作进行总结,形成了“高效整合资源优化流程管理”的公司管理工作品牌,获得“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正申报国家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公司在施工企业管理杂志上发表的《资源整合推动持续快速发展》、《以文化力打造企业品牌》等文章,引起国内多家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及论坛广泛关注,被确定为征集、交流论文。公司《强化施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整合管理》、《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经验材料,在局*年度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交流。公司选定采购管理、QS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作为*年创管理工作品牌具体项目。公司召开了第三届青年管理论文、技术论文交流会,相关部门、项目部撰写了《采购业务中流程管理的瓶颈与展望》、《项目QS成本核算报表编制及成本管理工作》、《QS制度及其在“四航二”的应用》、《项目的合同管理》、《创新安全理念全面提升项目部安全管理水平》、《7S架构在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等一批管理论文交流,获得一批管理工作品牌成果。这些成果是各业务部门在管理工作导入文化理念,又以文化理念引领管理水平提升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