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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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诗歌范文第1篇
自称为“一朵野花”的陈梦家，既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和诗学理论家，也是推动我国古文字学、古史研究进程的重要学者，陈梦家在古代宗教、神话、礼俗、古文字学、古史及简牍研究方面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学界所推崇。
陈梦家文学天赋极高，16岁开始写诗，不到20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梦家诗集》，是后期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日本学者稻耕一郎就“坚持认为作为古代学者的陈梦家是一位‘诗人陈梦家’”。
作为诗人的陈梦家，虽只在诗坛活跃了短短数载，但他在新诗创作上的成就和对我国诗歌发展的贡献却不容忽视。他的《梦家诗集》被誉为“一册最完美的诗。是最近诗的沉默中一道共彩，一册不可忽略的新书”；认为其“一方在确定了新诗的生命，更启示了新诗转变的方向，树立诗的新风格”。陈梦家在1931年选编的《新月诗集》，是新月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歌辑录，其撰写的序，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新月派追求“形式与内容相和谐”的美学主张。
一
陈梦家宣称“我是一个牧师的好儿子”。陈梦家出生于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家庭，父亲陈金镛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曾任神道院提调，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陈梦家的童年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度过，这给他的世界观与艺术个性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陈梦家的夫人，著名的英美文学家赵萝龚女士，同样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乃父赵紫宸，是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在中西方基督教界均享有极高声誉。
陈梦家自小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也曾在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念过书。在1931年2月写成的叙述幼年之事的自传《青的一段》中，陈梦家说：“当我是婴孩的时候一位老牧师为我施洗。……在情绪上我不少受了宗教的熏染，我爱自由平等与博爱，诚实与正直，这些好德性的养成，多少是宗教的影响。以至我如何喜爱文学，这个所受于幼时的力量极大，我怎样能省略不说呢？”陈梦家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因此，在他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与基督教文化底蕴。
他的同窗好友方玮德也曾说过：“梦家的先人以及他的外家都是有名的景教牧师，这是对于他极其有影响的。在他的诗里，处处可以透出这方面潜伏的气息，因这气息便觉得他的诗有说不出的完美，有无上内涵的聪慧”。正是因为虔诚地信靠上帝，使诗人得以超越现实的苦难而进入灵感艺术的天国，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安顿。
1931年7月，陈梦家创作了此生唯一一部小说《不开花的春天》：年轻的诗人受到漂亮女郎茵子的诱惑而坠入爱河，但自幼虔信上帝的诗人不堪忍受爱人纵情声色、轻佻放荡的个性，陷入了深深的忏悔自责之中。几番挣扎后，悔愧不已的诗人最终凭着对宗教的热诚下定决心摆脱这种耽于享乐的生活，写信同茵子诀别。在这部以青年男女来往书信形式写成的近似于自叙传的小说中，陈梦家借男主人公之口提及：
我开始告诉你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老牧师，从小我知道悔改可以拯救自己，我要我们另换一条路走。我觉得我们都一同往生理的诱惑中堕落下去，这种将不是我们理想的世界。
我用半天的辰光，数说自己的罪孽，一切我都认错，我们过去全不自觉的走错了路，幸好我们仍得有着更多的日子去忏悔。
男女关系的烦恼是年轻人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就陈梦家而言，由于认识到自己是“虔诚的老牧师”的孩子，对此更加深了一层“罪”的意识。这种宗教式的“忏悔”情绪，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亦多有表现。而从这痛苦空虚中得到救赎的方法，则在于他自幼亲近的《圣经》。陈梦家从1931年秋天开始翻译《圣经・旧约全书》中的《雅歌》部分，对年轻且深陷烦恼的诗人来说，《圣经》中竟有如此大胆地讴歌男女之爱的诗篇，应使他激荡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出版时的“译序”中，陈梦家又说：“在我的血里，我还承袭着父亲所遗传下来的宗教情绪；一位朋友指示我说，我的诗有与别人不同的，只在这一点。近来常为不清净而使心如野马，我惟一的治疗，就是多看圣经，圣经在我寂寞中或失意中总是最有益的朋友。这一部精深渊博的圣经，不但启示我们灵魂的超迈，或是感情的热烈与真实，它还留给我们许多篇最可欣赏的文学作品。”
这段自叙，不仅明确地说出了陈梦家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也表明其诗歌创作与众不同的根源在于――“承袭了父亲所遗传下来的宗教情绪”。在1932年创作的《叮当歌》诗末注解中，诗人自己也说：“青岛的午夜有时传来德国教堂的钟声，使我回想十五年前在江南一个神道院中，父亲抱着我倚了栏杆唱叮当歌。”由时间推算，15年前的陈梦家应该只有六岁，却已经记得如此虔敬的宗教体验，并能在多年后将其转化为优美的诗歌，可见基督教文化对其启蒙之早与深。
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早慧且敏感的诗人，陈梦家选择了在艺术和宗教中找寻出路与慰藉。诗歌创作，既是帮助他从内心苦恼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出口，也成为连接其精神世界的一个入口。
二
陈梦家从1929年开始写诗，在七八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约一百零一首诗歌。数量虽不多，却是中国新诗的一个值得珍视的宝藏。纵观陈梦家的全部诗作，仅在诗歌中提及“上帝”、“耶稣”、“教堂”等基督教意象的就有30多处，其它各种宗教隐喻，更是多不胜数。他的诗歌主题，除了当时常见的抒情、咏怀、纪实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充满了基督教文化色彩，具有无可掩饰的宗教情感，包括表达其对上帝真诚的信仰与赞美、对世界人生的追问以及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等等。
在自叙诗《我是谁》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宗教观：
上帝！哦，他启示我天堂/那儿有真实的美，是透明/在我自己心里的灵光，/最是纯洁，她却不是眼睛/看得着的神圣；这奇丽/可用不着装饰，她要信心/建造她的宫殿。
无条件地信仰上帝，相信上帝的绝对公平，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在陈梦家的意识深处，始终相信有一个美丽而神圣的天堂，有一个伟大而神秘的上帝，这一形象在他的诗歌中总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诗人坚信，所有昼夜交替、生老病死，皆是是出自上帝的旨意。
他这样劝慰人生的伤感者：
古先耶稣告诉人：你们要忍耐，/存着希望的心，只静静的等待；……//在人间受些苦难，都不必伤悲，/天上为你们造了美焕的楼台。（《古先耶稣告诉人》）
当初上帝创造天地，有光有暗，/太阳照见山顶，也照见小草。/――世界不全是坏的。（《致一伤感者》）
他甚至以同样的宗教乐观态度来对待死亡：
我贪图的是永静的国度，在那里人再也没有嫉妒；/我坦然将末一口气倾吐，/静悄悄睡进荒野的泥土。（《葬歌》）
那儿是金子的栋梁，嵌着珍宝，/地下铺碧玉，星辰做窗口；/上帝锁住了死亡的仓库，上帝/不放开黑夜的幕帐，生命树/开着不老的鲜花，不散的奇香。（《昧爽》）
也许有天/上帝教我静，/我飞上云边/变一颗星。（《铁马的歌》）
十分明显，这里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基督式哲学：乐观中暗藏悲观，悲观中又显出一种超脱生死的旷达，追求的是无限而永恒的精神世界。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生命来于上帝，死后又归于上帝。人生充满各种苦难和考验，死亡是对罪孽和痛苦的解脱，天国则是幸福之所在。就像诗人自己说的：“天堂是我的希望，黄金的柱石，宝石雕砌的美屋，永远的光，愉快没有终结。我幻想这个天堂世界鼓励我向上守正，一种不容抹杀的大力。”在这里，归于天国、拥抱性灵，就是陈梦家对死亡和现世苦难的超越。
此外，陈梦家的诗歌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表现神秘色彩以及忏悔意绪的作品。
《梦家诗集》中有不少表现这种神秘感的诗。如：
昨晚看一颗流星/沉下，我祈祷天――/轻风荡过我的心，/亮――又化成烟。（《只是轻烟》）
静坐在一角青天的底边，/悄悄数着你云际的步声。（《我望着你来》）
不祈祷风，/不祈祷山灵，/风吹时我动，/风停我停。（《铁马的歌》）
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强烈的神秘色彩，很有宗教的空灵之感。宁谧的意境与悠然的心情，物象与心相已融成一片，幻为朦胧的静幽的美。“神秘”作为一种意识状态，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精神感受，对于诗人的创作有着经久的魅力。宗教体验是神秘的，作为一种灵的感觉，神秘也成为连接宗教与诗的桥梁。
表达“忏悔”之情最强烈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他的抒情长诗《悔与回》。也许是由于爱情的受挫，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悔恨和忏悔之情：
但终究我是人我是上帝造下来/受着试探无穷的诱惑把自己/一颗宝贵的纯正的心不小心的/让色的火烧坏。
我把灵魂/撕碎了交付在罪恶的秤上取回/这一把不能忏悔的污浊/就使你有长河一道的泪流也不能/洗干净这一身的丑恶……
全诗充满爱情的煎熬、忏悔的情绪以及对灵魂的叩问，也因而成就了一个名篇。类似的情感流露，在陈梦家的诗歌中并不少见。
正如梁工所说，“基督教对陈梦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人生观中，也体现在他诗中的‘爱’、‘忏悔’与‘神秘’等情感意识中”。尽管题材不同、内容有别，但陈梦家确实把自己所受的基督教文化熏陶辐射到了他的许多诗歌中。这些作品，大都包含着宗教神秘体验，是宗教情感与艺术情感相互融合的产物，也包含了普遍、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思考。
三
陈梦家不但善于捕捉平凡生活中的灵性与诗意，更善于运用各种巧妙的艺术手法将它们表现出来，把自己对现实、对自然、对宗教的感受诗化。作为新月派诗人登场的陈梦家，其诗歌创作中的艺术魅力，首先体现在新月派所推崇的诗歌“三美”――形式美、音乐美和建筑美上。
如《铁马集》中的《雨中过二十里铺》、《焦山》等诗：
雨，洗净了红菱，洗净/那一双藕白的雪胫。（《雨中过二十里铺》）
我爱一圈圈旋涡/吐出晚霞的红笑，/白帆悄悄地飘过，/小灰鸟宛转地叫。（《焦山》）
这些取材于山水风物的作品，句式错落有致，音韵和谐统一，并且充满了色彩的巧妙拼合，带给读者强烈的美的感受。借景抒情的同时，将诗歌的形式艺术与诗人自身情感融化为一体。
陈梦家不仅深受闻一多、徐志摩等早期新月诗人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影响，由于自身的留学经历和宗教背景，他还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诗歌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瑰丽的想象以及新奇独特的比喻、意象、象征等手法来渲染深远的艺术意境。
如小诗《十月之夜》中提到的：
十月的夜晚，天像一只眼睛，/孤雁，是她的眉毛；/从天上掉下一颗眼泪，是流星/沉在大海里――一息翻花的泡。//那一瞬间的消失，我觉得/一闪，还给了深蓝；/生命给我的赞美受着惊骇，/像有着声息摸索我的窗槛。
整首诗想象丰富、比喻奇特，有很强的画面感，描写了对一瞬生命现象的独特感受：流星的出现只是一瞬间，既有诗人对生命、时空的思考，也依然可见梦家诗歌中蕴藏极深的宗教情怀和意识。
陈梦家笔下的诗淡如轻烟，具有一种恬淡飘逸的意境。其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他对意象别具匠心的选择与营造。陈梦家常常在诗歌中用“流星”、“小花”、“磷火”、“飞翔”等意象来织成庄严静穆、圣洁空灵的艺术氛围，这些意象一方面是他精神世界和宗教情感的承载体，一方面本身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在代表作《一朵野花》中，诗人借“一朵野花”在天地间自开自落的过程，表达哲学思考，同时也流露出对上帝的无限信仰与感恩。这里的“野花”是诗人自我意识的象征，也是一种人生观的自喻。它是自在的、欢喜的，因为“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同时又是渺小的、柔弱的，“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
以自然界的意象尤其是“小花”意象来对应人与永恒上帝关系，是西方宗教文学中常用的象征手法。比如19世纪初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菜克的《天真之歌》：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又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诗人丁尼生也有类似的歌咏：
小花呀――要是我能够弄懂/你的一切，从头到根，/我就懂得了上帝和人。（《墙缝里的花》）
万物有灵，诗人在面对大自然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冥冥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主宰自然。于是他们在歌颂大自然时，也对上帝顶礼膜拜，通过赞美自然而显示上帝的伟大。
在组成陈梦家诗歌的文本词汇中，“鸽子”、“翅膀”、“飞翔”等意象更是处处可见。如：
从教堂的圆顶，/一群金色的鸽子，/穿过午夜的云；//一群金鸽落在心里――/我的心是一片海沙――/轻轻的她们又飞起。（《叮当歌》）
从来不问他的歌/留在哪片云上？/只管唱过，只管飞扬，/黑的天，轻的翅膀。（《雁子》）
我们全有一副雪白的翅膀，/在无境的花园里飞过山岗，/飞过天上的云霞，和我们/一起飞的，是比鸽子更灵的天使。（《昧爽》）
这些意象，都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圣经》故事中，上帝用洪水灭世后，是诺亚从方舟中放出的白鸽口衔橄榄枝飞回，带来了和平与新生的讯息。《马太福音》里也有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在如此多的诗篇中有意抑或无意地使用这些与“飞天”相关的意象，除了营造特殊的宗教氛围外，也传达出陈梦家对宗教和生命的种种感悟。这里的鸽子，不仅仅是希望的象征，也是温柔圣洁的代表，是诗人对自由幸福的渴望以及宗教理想的寄托。
此外，还有诸如《圣诞歌》中的“天堂”；《十字架》中的“十字”；《鸿蒙》、《陆离》中熊熊燃烧的“火焰”；《有赠》中的“狮子”与“羔羊”；《潘彼得的梦》中的“教堂”“钟声”等等许多明显承袭自《圣经》文本的基督教传统意象，频频出现于梦家诗歌的字里行间。这些意象皆是直接取材于基督教经典、故事或者与基督教活动密切关联的事物，有着极为明显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往往一出现便营造出十分浓厚的宗教氛围，表现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观念。
正是这种意象的追求，使陈梦家的诗歌内涵更为丰富，艺术上充满张力。对于他来说，《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从《圣经》中汲取营养，把诗歌和宗教艺术地融为一体，有效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品质。从这些深受《圣经》影响的诗歌中，我们不难领略到：要比较到位地理解陈梦家的诗歌艺术，考察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乃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学问。
结 语
基督教诗歌范文第2篇
舒婷的诗作无疑是时代的产物。她亲历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别之处，民族的灾难已经深入她的内心世界，让她感受到了精神世界的空寂、愚弱、卑劣。她把自己的感受内敛起来，用心去体悟身边的人与事，鼓足勇气的精神追求只剩下了苦楚、无奈、失望。然而，舒婷并未就此而沉寂下去，她反思、思索，面对眼前的一切，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她要用毕生的精力去追寻自己的理想与信仰。这种精神特质与基督教要义有着极为相似之处。舒婷选择了诗歌，用诗歌来表达渴望祖国能日渐强盛，希望人与人能真诚交流。宗教与理想是基督教典籍《圣经》的核心内涵。从《创世纪》中的伊甸园，到《启示录》尾篇的新天地，贯穿始终的是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在《新约•福音书》中，详尽地为我们阐释了这种美妙的憧憬。同时，对基督的身世以及升华的基督教精神都有所诠释，为我们对要义的理解做出了精准的描绘。在教义中，基督是苦难世界的救世主，更是精神理想的体现者。他承载着艰巨的使命来到人世间，亲受人身之苦、亲历人生困境，并最终亲身担当苦难。他在十字架上受难，为人类赎罪并拯救人的心灵、唤醒人的精神。这种纯净的理想主义精神，在舒婷的诗歌中有着具体体现。她把自己的诗歌理想喻为自己的“上帝”，她愿意每天都虔诚地背起心灵的“十字架”，抒写自己的诗篇。无论时代如何的沉重，舒婷毅然决然地坚持着她的信仰，高唱理想主义自然会有沉郁痛苦的音符，民族的苦难也在深沉的悲哀中展示。然而，坚定的态度融解了这份苦难，默默地坚毅地承担起这份苦难：“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痛苦和忧伤弥漫在舒婷的诗意中。这种诗意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时代苦痛，而是诗人自身的信仰，即：我的理想与追求。身边的人对舒婷不理解，埋怨不断。而孱弱的她却显现出无比的执着。这种极为不协调的种种，形成了鲜明的“落差”，舒婷必然接受痛苦的煎熬。正因痛苦，理想才变得更有意义与价值。为此，舒婷的理想主义精神已融入血液，自然宿命般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呈现在诗篇中，让读者沉浸其中深思其意。
二、责任
舒婷用诗篇记录下了一代人的心灵轨迹：惶恐与无奈、迷惑与思索、激愤与热情。真实的记录是要唤醒依旧睡不醒的人们，唤起已觉醒但无反思的人们。要让大家铭记那段历史，铭记这份教训。作为这个苦难时代的忠实的记录者，这何尝不是诗人责任感的体现呢？诗人将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以及那些熟悉的背影、遥不可及的背影，那些种种密布的“记忆天空”，都忠实地记录下来，愿为他们整代人去作证！诗人用自己的诗篇做到了（如：《献给我的同代人》《一代人的呼声》《流水线》等）。舒婷用柔弱的身躯承担起了时代赋予她的特殊使命。她用情、用爱、用真，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一切一切。当然，有责任感就会有担当，有担当就会有痛苦折磨。耶稣对自己的门徒有要求，必须背着十字架跟随自己，不仅仅是外在的追随，更是精神上的绝对追随，否则就不是我的门徒！那么在《圣经》中反复提到的十字架到底指什么呢？一种信仰、一种担当，可以为理想为信仰承受一切的苦难。耶稣与他的门徒们的意识深处，有着深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舒婷有诗语，她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孕育未来”，然而未来的种种都会在昨天慢慢滋长，她愿意把一切放在肩上。这种无畏的情怀、激情的诗意，正如基督教的圣徒们的情怀一样，对理想执着，对信仰坚定，随时都可以用整个生命去捍卫自己的理想与信仰。从这点看来，舒婷本质上是带有宗教色彩的。
三、博爱
《圣经•马太福音》的核心教义就是告诉我们，“爱”是基督教永远的精神。当耶稣被问及，所有的诫命中什么才是总纲？他毅然地回答道，衷心去爱主，尽心去爱人，爱人如爱己。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上帝看到人类的精神混沌，不忍心让人类堕落下去，于是让耶稣来到世间，用耶稣的肉身与精神去感知并最终救赎人类。这种爱就是一种无法比拟、至高无上的爱。只有遵照“爱人如己”的教诲，才是真正对上帝的敬、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教义中的爱已经不是我们普通人所理解的互敬互爱，而是一种超越，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舒婷诗歌中的“爱”有着广阔深刻的蕴含。她以女性天然的温柔纯洁去真挚地感知世界，用无私的爱去宣扬她所理解的“人性”“自由”和“爱”。“爱”是舒婷诗歌的灵魂，是她情感意识中供养的神明。舒婷在她的散文中，不止一次地倾述，现在的人们急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彼此的信任与温暖。舒婷想尽自己所能，摘掉所有虚伪的面具，真情实意地用诗歌这种表达方式，表现诗人对“人”的真切理解与关怀。她关怀同代人，“……我们的心事/总是没有读者……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也许》）；她感恩家人，“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母亲》）；她关心朋友，“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的/深藏着你的思想……我愿意是炭/想这样安慰你……（《赠》）；她关注情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舒婷的人生宗教，在“爱人”与“自爱”中展现。其中，默默无语的爱、倾心相知的爱、灵魂救赎的爱……总让我们体会到有种基督教文化的味道。正是这种味道，让我们的精神倍感清爽神往。
舒婷的诗歌里，对亲人的不舍、对朋友的挚爱、对国家的深情等，都蕴含着她浓浓的情感追求。这种追求来源于她的信仰她的使命，因此她的诗歌里处处升腾着强有力的生命感与使命感。她这种诗性表达，恰恰与基督教义中的精神稳稳合拍，达到精神共鸣与延伸。在相遇相融中，升华出自己的精神信仰。因此，在舒婷的诗歌中，也有一些与基督教精神相异的思想存在。基督教教徒的教义有着很多的诫命。“宽恕”，便是其中之一。《圣经•马太福音》里就记载着这样一个特别的“宽恕”。彼得在自己的生活中，总会有许多的困惑。有一日，他询问耶稣，倘若最亲的弟兄把我得罪了，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笑笑回答他，七次？七次不够的，怎么也该到七十个七次。这种“宽恕”意识，在舒婷诗意里有表达吗？“绝不宽恕”！在舒婷的意识里，因为那段沉重的历史史实，让自己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为了追寻理想、捍卫信仰，诗人绝对不轻易宽恕。舒婷的不宽恕并不是因生活的不公平而借此报复社会，而是很理性很冷静的，“为了孩子们的父亲”“我要求真理”，捍卫理想，对民众负责。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有罪过的，不完整有缺憾的。基督教教义要人们学会宽恕，人与人之间不必苛求，彼此都不是完美的。与此相比，舒婷笔下“我要求真理”，不宽恕则更充分体现出她的责任感，不单是整个民族的更是整个时代的。对于那些愚弄人民、摧残理想、破坏信仰的人，绝对不可以宽恕。舒婷诗句中，也时常会有我“无力”、我“脆弱”、我“哀伤”等语汇。从表面看来，似乎与人人面对上帝祈祷时的苍白无力、软弱无助的状态很相像。上帝万能，人类无助。万能者才会对无助者救赎，无助者才会在心底有所慰藉。人类认为自己软弱无助，其实是否定自我，认为自身已经无能为力，只有全身心投入上帝的怀抱，才会有希望有光明。舒婷诗句中有无助，但诗意的精神世界是饱满的、充满力量的。当人们从噩梦中醒来时，感到虚无幻灭，但能静下心来去思索去反视，对个体价值与命运有深入的思考。理想追寻、责任担当，这就是舒婷要在诗意中最终阐释自己的人生境界。
基督教诗歌范文第3篇
无论厂家老板出于什么目的来考虑基地市场的设定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基地市场与普通市场相比，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差异一般体现是：对销量业绩产出的更高要求、现金牛产品的主销区、影响全局的样板标杆市场，甚至是产能消化的核心。当然了，有更高产出意味着对应的市场投入也要更高，对于基地市场，厂家在人才调遣、物资供应、广告宣传、促销活动、特殊政策奖励等等方面自然也不能小气。钱花了不少，可实际效果呢?真的就如厂家老板所愿吗?
基地市场所出现的种种负面状况，笔者就不在一一赘述了，这里，笔者只是建议厂家老板换个角度来看待基地市场的定位问题。
作为厂家，在考虑市场问题时，必然是要看全局。基地市场也只是局部，再重要的局部也是局部。局部是为全局服务的，最终要带动全局，当前的基地市场设计模式能起到为服务全局、带动全局的作用吗?难!因为有三个问题是很多厂家并没有考虑清楚的：
1、基地市场的高投入，所导致与常规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如何解决?
2、如何才能让基地市场真正成为其他市场的发展目标?基地市场的业绩成效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复制?
3、如何才能让基地市场来服务其他市场，服务全局?
笔者建议厂家老板们换个角度看待基地市场的定位问题，把基地市场的主要职能定位在市场问题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对其他市场的教育定位，而非集中在对业绩和市场收益的目标定位上。之所以提出此建议，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1、平衡
最大的消耗是企业的内耗。内耗不仅仅是体现在企业自身的内部管理上，各区域市场之间的矛盾也属于这个范畴，常规定位的基地市场，难免会获得厂家更为侧重的市场投入，难免引起其他区域经销商的不满，乃至厂家自己业务人员的不满，认为厂家老板是厚此薄彼，甚至还会把业务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归结为厂家或总部没有像基地市场那样的投入。
若是以方案研发和教育定位，那么基地市场只是承担了更多的市场问题，没有什么超常规的费用投入，也就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基地市场与其他市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投入平衡或是厚此薄彼之类的问题了。相比，即便是基地市场业绩产出不错，那也是通过基地市场自身的技术方案的研发与先行实施而带来的，与厂家的重点投入与照顾无关。
2、技术研究作为主导
做市场出业绩，说到最后，还得是靠技术和信息在作为核心。如果单纯靠厂家总部的广告支持与投入，那就是拿钱在买业绩了。从根本来看，几乎所有厂家业务人员所宣称的市场难题，绝大多数都属于技术问题。当然了，从厂家业务人员和经销商老板嘴里喊出来可往往都是费用和支持问题了，不钻研市场，光顾伸手要支持，拿不到支持就说市场难做，就没信心，然后更难出业绩，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作为厂家老板，最终是要培养一群靠技术做市场的业务团队，还是养一群靠费用来做市场的业务团队呢?同样的道理，面对经销商也是这个思路。若想从根本上强化业务团队的业务能力，那就最好把基地市场定位成技术研发基地，专司进行各类市场难题的收集和解决方案研发工作。相关解决方案首先在基地市场试行，确有效果，再进行全国推广。以技术研究发先导，相关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实际市场，提升业绩，增强大家信心，高涨的信心又会促进对技术研发工作的促进，这样一来，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作为人员培养基地
生意要靠人做，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业务人员的个人能力往往决定了业绩收益。并且，绝大多数厂家的业务团队都是参差不齐的，同样一道业务指令，能给理解出几十种不同的结果出来。并且，业务团队的流动性大，新招来的业务人员几乎都是半成品，往往是短暂培训之后就下放到市场一线，甚至可以说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当然了，厂家总部每年也在外面请几个老师进来给上上课，可就那么几次的培训课程，对业务人员的业务技术又多少实际效果，往往培训到最后，业务人员的反馈就两句话，第一句：我那个市场很特殊；第二句，主要是因为公司不给投入……
基督教诗歌范文第4篇
一、指导思想：
通过读书锻炼思维能力和对教育问题的批评性思考能力，努力转变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进行教育创新；通过阅读经典，丰富人生，让生命在阅读中更加精彩！
二、读书活动目标：
1、培养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努力提高自己学习理论的热情。
2、努力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增长教学智慧,推进课程改革进程，全面提高自身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3、通过读书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念，开阔视野，积累教学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4、读书使人进步，读书使人聪明，在读书过程中养成阅读的习惯、思考的习惯。
三、开展读书活动的主要措施：
1、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读书活动。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读书实践，能尽快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科研能力和运用理论处理教学实际问题能力，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完善的读书人格，成为有知识、更有文化底蕴的优秀教师。
2、每天坚持和学生在一起读书，并组织学生及时谈论读书体会。
3、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阅读，了解、把握教育教学的信息和动态。
4、坚持读书与反思相结合，带着问题读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潜心写好读书心得。坚持读书与课程改革相结合，充分理解新课程，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新课程理念，实施新课程。
五、书目选择：
1、集体阅读：《巴金小说》、《复活》、《草房子》。
基督教诗歌范文第5篇
关键词:灵性文学;基督信仰;圣经;文学创作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 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当然只打算来凑凑热闹，随意发言估计还是不行，诚如会议主办者所言，此次会议是此方面研究领域学者的一次聚会，将汇集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的朋友，将对于“灵性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既然如此，就当慎重。言下之意，就是把赞成的这点原因，借着发言讲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
一、文学与基督信仰
基督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出版基督宗教与文学的专著，甚至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最近的出版界接二连三地抛出有关的专著，如：上海师大扬剑龙教授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2] 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3] 西南师大王本朝教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4] 济南大学刘丽霞教授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5] 等，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
一般来说，基督宗教有社会功能、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三个层面上的特征。基督教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及其在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到了现当代社会可能不能完全应付社会所要求的整合，但其神学思想和文化艺术却仍然有其活力，且越来越彰显其在思想和文化影响上的重要性。诚如杨慧林先生所论：“在有关‘价值’的各种人文学思考中，神学的视角越来越显示出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世俗的领域里追索价值，我们最终只能发现一切‘价值’都充满了相对性。通过后现代主义批评对于‘宏观叙述’的结构，基督教神学实际上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空间显示了人文学与神学的深层同构。”[6]
这世界需要文学，因为文学可用想象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式来认识世界，也为我们和世界提供了一个有力又有效的对话渠道。而基督信仰更需要文学，因为基督信仰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 “话语” 的传递上的，而文学的本质便是把语言、文字推到极致，像用杠杆推动一个沉重的观念，举重若轻。文学中的故事更有其魅力，可直指人心渴望，同时又能呈现世界本相。想一想，圣经各卷作者不约而同地采用文学手法来书写，岂是巧合？这其中必有上帝的心意。所以在信仰中，文学应和神学、护教学相辅相成。我们需要大声疾呼，也需要轻声细语，我们需要促销，也需要渗透。没有文学的信仰，就像断翅的鸽子，飞不高也飞不远，更遑论深入人心。[7]
那么如何认识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呢？假如只说基督教文学是用文字作见证，那就是一种误解。当然，能写出好的见证也可以是文学，但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却不仅是用文字写成见证而已。而一部上乘的极具灵性的文学创作，很可能整部作品中不见一个基督教的惯用术语或专有名词，却仍然可以成功地传达基督信仰的精神。而相反地如果作者对基督信仰没有较深的了解，整篇作品中尽管采用了许多基督教的名词与圣经章节，仍然不能算是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就拿两个日本现代作家来说吧，比如三浦绫子，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她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却对基督信仰有深刻的认识。她从创作小说《冰点》[8] 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后来的作品越来越多，在日本基督教文学界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技巧上她坚持以间接的方式传达基督信仰的信息。她对以文学传福音有她自己独到的看法。她说如果今天施洗约翰忽然出现在东京的街头，大声疾呼：“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人们一定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为东京没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施洗约翰能为耶稣预备道路，而她认为她只能为施洗约翰预备道路。这就是三浦绫子对文学创作与基督信仰的关系的看法。而她实际上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许多日本青年正是在读了三浦绫子的小说后而悔改归向了基督。就连翻译她小说的翻译家朱佩兰女士的受洗归主，也是因长期研读三浦绫子的作品而受到影响的。至于日本另一位作家远藤周作，他作品中所蕴藏的基督教信息和神学思想，可能更为深湛。他的代表作《沉默》[9] 是一部相当有深度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不仅在日本有极大的反响，早已拍成电影，即使放到世界基督教文学中来看，也有其卓越的地位（早已译成十几国文字）。远藤周作对圣经和基督宗教神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才能写出《沉默》那样的巨作。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家们，可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不单是在写作题材或创作技巧上，而且还要对基督宗教，特别是圣经，有精深的了解与认知，换言之，即对基督信仰的内涵要痛下功夫。[10]
所以说把定点放在作品与基督信仰的关系上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文学就显得尤其重要。
圣经说“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上帝独生子的荣光。” [11] 西方的与基督信仰关系密切的作家和诗人，频频提到，文学在信仰中，深具“道成肉身” 的力量。怎么说呢？文字书写本来就是以有限描述无限，以具体呈现抽象，以象征来指向神圣。当作者用具体的意象、人物和故事来包裹、呈现属灵真理时，就是一种“道成肉身” 的方式。就像上帝藉着拿撒勒耶稣的肉身，来彰显望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一样。[12] 而基督教文学家施玮更进一步地扩展了这一认知。她说：“道不仅具有太初原有并永恒存在的客观性，也具有让人可以亲身看、听、触摸，而产生的主观体验性；道不仅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具有同在性；万有藉道而造、从他而出、在他里面，他又道成肉身，住在万有中间，与被造之人同住；道具有真理的光照性和审判性，同时又具有救赎的丰满完全性与恩典性；道具有自我存在的荣光，同时又具有自我表明的启示性。”[13] 她鉴此而进一步认为中国基督教文学是基督信仰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的一种“道成肉身” ；是藉着表述人亲身对这道的主观体验而见证这“道” （基督信仰）；是以上帝赐于人的创造性来表述这道与人同住，见证道在人里面，人在道里面；是在真道的光中重新解读自己、他人、社会、世界，并传递出这种以道（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描述出一种新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在这道启示性的光照下，认识人的犯罪与上帝的救恩，形成一种对罪的弃绝和痛悔，同时藉着对上帝救恩的信心与盼望而创造出充满喜乐和心灵安息的文学。[14]
可喜的是这种“道成肉身” 的文学创作（即与基督信仰有关的文学）正在中华大地悄悄崛起。当代中国以北村、施玮、莫非、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正在我们身边一一涌现。他们大多数都有基督信仰。他们在圣经的光照下，以上帝的启示性真理作视角，以文学创作的各种形式为表达，解读和阐释自己、他人、和社会。他们有的擅长吟诗，有的喜欢写小说，撰散文，题材不一，形式多样。比如施玮，她擅以诗的形式抒写灵性之光和肉身之道，着意把深刻的灵性凝铸为优美的意境，在人间情爱中映射那属天的真爱。[15] 她同时又撰写小说，如在《放逐伊甸》里刻画了像李亚、赵溟、戴航等为代表的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他们透过死亡窥见了生命的意义；穿过罪恶认清了自我的本相；冲破怨恨懂得了爱情的真谛。张鹤先生曾评价说：“《放逐伊甸》的确为当代中国信仰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讲述的可能性。”[16] 再看早已名扬四海的小说家兼诗人北村，他早年曾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后以“神性写作”又成为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像小说《施洗的河》、《老木的琴》、《玛卓的爱情》等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读了他的诗，我们一定也会像施玮那样产生共同的认知：“他的诗歌却让我在一片晨曦中，看见一只突然腾空飞起的鸽子。温润、雪白，是他灵魂的歌吟。歌唱着天国和爱情。透过这些简朴、内敛、温暖而充满哲思的诗句，我被带入他心灵的深处，被一份爱的炽热灼痛。”[17] 还有像莫非、区曼玲、鹤子、陈卫珍等的短篇小说；像鲁西西、刘光耀、齐宏伟、姜庆乙、匙河、王怡等的诗篇，像宁子、小莹、范学德等的散文，无不浸透着生命、爱情、和智慧。他们有的讲述朴素，却发射出活泼生命的力量；有的表达犀利，却蕴涵着真爱的温存；有的言说浪漫，却散发出智慧的馨香。
二、灵性文学的名称
就在不久前美籍华人基督教文学家施玮借主编一套“灵性文学丛书”率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灵性文学”。这样径直用“灵性文学”代替“基督教文学”，显得尤
其大胆而率真，因为丛书表现了这批中国当代作家对基督信仰与基督教文化的高度认识和洞见，也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种挑战和超越。说真的起先我也有些疑惑，心想何不径直使用“基督教文学”，而要转弯抹角地使用“灵性文学”呢？后来我经过思考还是明白了使用后者更是明智之举，也有其自身的道理。虽然就这套丛书的编撰、内容及其对象来看，它显然属于基督教文学作品，再从目前中国灵性文学的现状来看，用基督教文学可能更容易被学术界认可。但我还是以为用“灵性文学” 更有其内涵和深远的意义。首先教会传统在对文学的认知上有着种种铁板钉钉的框框调调。有些人总是戴着传统和礼仪的眼镜来看待文学。你即使用了“基督教”，也还是免不了他们在基督教与文学关系上的吹毛求疵。再从国情和读者的角度着想，毕竟中国是无神论国家，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对“基督教文学”要比“灵性文学”更加敏感。许多国人一看是“基督教”，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躲而避之，有的见就反感，而碰都不碰就嗤之以鼻的也大有人在。于是我想，用“灵性” 来避重就轻，绕开锋芒，碰到尚有“性灵” 之识的国人，他们只要不是像上面提及的那些碰都不碰就嗤之以鼻的人，或在好奇之中，或处误解之下，可能也会开卷有益。当然对于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士或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来说，用“基督教文学”和“灵性文学” 则大同小异，没什么两样。
从理论上看，“基督教文学”更侧重于学术研究的范围；而“灵性文学” 则可以从更宽广的层面上朝向全体大众，也更能彰显文学自身所特有的审美性和启迪性价值。“灵性文学”可以在形式上更为丰富多样。它不仅可以向无神论者传递基督福音的信息，也可以扩展基督徒的精神生活，甚至提升他们的属灵生命；其表达形式既可以小说、戏剧和诗歌等虚构性为主，也可以散文体非虚构性为主；它既可以是浅显的、直吐其心的，贴近现实生活的，也可以是深邃的，隐藏含蓄的、展现精神世界的；既可以， 解读中国的基督教精神。
三、人与灵性
既然“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已经举世公认，我们就当好好理解以人为核心的实际含义，或更进一步以人为线索，来把握灵性在文学中的意义。人学的文学，就是反映人里里外外、方方面面的心灵与肉体的活动。人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人学的文学也始终描绘着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文学既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和外在行动，也表现人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的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人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因为“文学是人最深刻的表现”（立松和平语）。
打开圣经，恐怕通篇找不到“基督教” 这词，但却处处可见“人” 和“灵性” 二字。让我们先从上帝对人的基本定位来做一番考查。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于是“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8] 接下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19] 从此，一个完整的人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上帝的这一创造就使人的本质包括了一个有形的体（也称身体或肉体）和一个无形的灵（也称灵魂或灵性），简称 “人”。[20] 后来圣经又在另一处对这个伟大的创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是上帝耶和华。”[21] 所以我们说人的身体虽来自尘土，人的灵性却出自上帝。
后来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吩咐（就是灵性与上帝隔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受到上帝的咒诅和责罚，结果就是在世生活要劳累受苦，将来身体要回归尘土。亚当的身体回归尘土就是肉体经历死，这死却不单指肉体的消亡，而更是从深层含义上指灵性离开了上帝。今天的人因为都是从亚当的身体经代代遗传而来，所以都要回归尘土，就是说都要经历死亡；可灵性与上帝隔绝却不是从亚当的肉身而来，而是亚当把罪（违背上帝的吩咐或称冒犯上帝的权柄）引到了世界后，我们自己在这有罪的世界里犯了罪，就如使徒保罗所提示的那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指亚当）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犯罪使自己的灵性与上帝隔绝的人就是因自己犯罪而成了罪人，而不是生来就是罪人。这种将人认定为生来就是罪人的遗传观（或称原罪观）乃是西方传统基督教神学违背圣经真理的结果。犯了罪的人若不及时悔改，就会越来越远离对上帝的敬畏。在上帝的眼里，人虽有肉体，若无灵性，也就没有了生命，成了“行尸走肉”。因为人看人是从下往上，人看人是先注重身体，再看上灵性，甚至只注重外貌。人以为人的身体不存在了，人的灵性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没有意义了。可上帝不这样看，上帝看人是从上往下，上帝看人是先看人的灵性（或称内心）。人的灵性不存在了，或说人的灵性与上帝隔绝了，也就成了圣经里所称的死人，耶稣在世时曾向他的门徒们提醒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实际上是说人有了灵性，人的生命才真正存在，反之，灵性离开了肉体，即与上帝隔绝了，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22]
虽然世人都倾向于犯罪，但仍有像罗得那样为罪恶和不法的事义心天天伤痛的人，上帝看他们是忧伤的义人，“就不愿长久发怒，恐怕他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23] 于是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籍着永远的灵到世上来，搭救敬虔的人（指像亚伯拉罕、罗得那样的义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敬虔的人，在上帝的眼里，就是那些肉体还未回归尘土，灵性却因犯罪（偶尔或经常）而与上帝隔绝但却痛悔的人。因为圣经早有应许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24]
四、灵性、理性和文学创作 。 据圣经记载，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后，便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后来夏娃听了蛇的劝诱摘下上帝吩咐“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的行为和在上帝面前所受的咒诅和责罚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冒犯了上帝权柄，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是错误的，也就是犯罪的。[25] 人对自己要做的行为所做出的判断和选择，都是依着自己的从上帝那里所得的灵性。人在对自己要做的行为做出判断和选择时，就像亚当和夏娃面对上帝的吩咐“可以” 或“不可以”时一样，顺从上帝的吩咐，就是顺从灵性，就是灵性与上帝同在，反之，就是灵性与上帝隔开（绝）。圣经记载古时听命而顺服的大有人在，如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等。[26] 后来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向摩西颁布律法，用以代替直接的“可以”和“不可以”的吩咐来做判断和选择的标准，是叫以色列人来顺从执行，为外邦人作表率；[27] 而对外邦人来说，圣经上则称“是非之心” 或称“良心” 和“思念” ；对“是之心” 就称“律法的功用”，有时也称“无亏的良心”。[28] 再后来直到如今，乃上帝用耶稣和耶稣的使徒借着他的灵（即圣灵）颁布了基督的律法，即新约，为全人类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作判断和选择的标准。
再依圣经，当人所依据的灵性或是非之心或思念出现不信任或不顺从的时候，就是在心里或思念里产生骄傲的时候 [29]，有时也称跟上帝争辩或跟上帝理论时的心态。[30] 对这类人，圣经又称他们为文士、或辩士，甚至称智慧人，他们就像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理论家和哲学家。这类人对自己要做的行为或作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标准，圣经称之为“本性” 或说“没有灵性”。[31] 这也就是我们今人根据哲学和心理学所称作的理性或理智、或自由意志。
由于灵性是顺从上帝的吩咐或标准（即灵性与上帝同在），而理性却出自人自身所认定的错误判断（即灵性与上帝隔绝），所以说人的灵性高于人的理性。人的理性必因错误判断而导致人的选择失误。或者说，灵性是神圣者的智慧。这神圣者，就是赐灵性给人的上帝。灵性总是无我的，超我的，就连我们的现实人生，也是运用神圣的力量和灵性去领受这位神圣者所赐给的恩惠、智慧和慈爱。人若以为自己有智慧，其实那智慧乃是神圣者的智慧，因人依附自我判断所产生的智慧其实只是理性，到头来终必归于无有。难怪圣经曾这样警醒人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32]
灵性文学家依着灵性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自然浸透着这神圣者的智慧，为实现某种特殊的创作目的，即上帝的旨意，其构思必然独特而不落俗套。而把理性看作神圣者的创作，只能表现为“以自己的智慧（实际上只是理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创作过程。
在文学创作中，人的理性从来都是习惯与于因果思维的方式，而灵性文学创作中只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而且这手段归根结底是目的运用灵性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于实现神圣者（上帝）之核心的旨意的敏感，是中国新一代灵性文学家最重要的素质。事实上，灵性文学家总是同时洞察到神圣者的目的和智慧。换句话说就是，神圣者的目的笼罩了他们的创作，神圣者的智慧则渗透了他们的作品。
五、结束语
本文对在中国出现的灵性文学这一特殊的现象谈了几点我个人的看法。基调是肯定而赞成的。同时也尽自己对圣经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程度，从人与灵性、灵性与理性以及灵性文学的创作特点等方面作了些探讨。我的宗旨就是为中国灵性文学在通往“圣城”的创作之路上“铺一根树枝或一件衣服。”[33] 这样认为或许会引起文学界和理论界一些作家和学者的误识和不快。但要知道，一个新的事业在起初的阶段就像是一棵幼苗嫩枝，最需要的是浇灌，而不是修剪。[34] 更何况这个新的事业是与耶和华的伊甸园和耶稣的客西马尼园紧密相连呢。[35]
虽然中国灵性文学创作正处在拓荒阶段，但它不就像一棵香柏树的嫩枝吗？上帝曾这么提醒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尽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36] 后来耶稣也曾用一个比喻说出了类似的提醒：“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37]
因此我们的学者和作家就不要主观地轻看当代中国的灵性文学这芥菜种或嫩枝。而灵性文学家们更不要以为你们所从事的好像只是那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但就是这两个小钱却在耶稣的眼里看为宝贵。[38] 我们知道，天下任何事情没有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39] 中国灵性文学创作的确是正处在
栽种和浇灌的时期，但它必会在上帝所特定的时间里长大。圣经曾应许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上帝叫它生长。”[40]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灵性文学创作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开疆拓土的事业，是上帝必会祝福的事业。但灵性文学家们所走的路又可能是一条漫长而孤寂的十字架道路。而作为一件庄严的使命的灵性文学，其产生的影响力当是无与伦比的，它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把握中国灵性文学走向和发展就显得尤其重要。学者们甚至可以思考灵性文学可能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别希望，就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走向世界的俄罗斯文学正是从灵性文学起步的，它从来不以简单地表现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为目的，而是结合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和苦难为己任，朝着上天发出心灵的呐喊。所以中国灵性文学家们也当这样对中国人的命运倾注关怀；对人的犯罪和社会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让每一个中国读者能从灵性文学作品中看见上帝的形象和属性，就如爱、公义、真理、宽容、赦免、怜悯、接纳……等，而最最重要的是让读者领悟基督的救赎精神。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灵性文学创作和研究可能会肩负拯救中华人文精神之重任。
鉴于圣经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级文人巨擘，因此中国的灵性文学作家和批评者也要努力了解圣经，要对圣经的文学性、艺术性、哲思性加强研究和探讨。可能的话，深入思考基督的救赎之路的重要意义，了解基督的大使命，依据信主之法，领受悔改赦罪的道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的理。[41]
让我们团结一致，在圣经的光照下，顺从上帝的定期，成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个独特而崭新的事业。
(原载杨剑龙主编《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论文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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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年版。
[2]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 参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7] 参莫非文：“重拾彩虹尽头的金钥匙——基督教文学探索”。
[8]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 尚未见汉译本，原版于1966年出版。
[10] 参殷颖文：“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困境”。
[11] 约1：1-2，14。
[12] 参莫非文：“重拾彩虹尽头的金钥匙——基督教文学探索”。
[13] 参施玮文：“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
[14] 参施玮文：“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
[15] 参施玮主编：《琴与炉》（诗歌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页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