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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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论文范文第1篇

2005年,我国对汇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不再单一盯住美元,改为实施一篮子货币进行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制度,这是向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明显加大,并呈现明显升值趋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本文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并分析原因,通过实证方法加以验证,最后给出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动分析

我们运用贸易特化系数(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中的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即各类进出口商品占全部贸易额的比例。贸易特化系数是一国某种/类贸易产品的净出口额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XM)/(X+M),-11。

一般说来,当TSC指标值越接近一1时,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低,当TSC指标值越接近1时,则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高,当TSC指标值接近零时,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比较均衡。如果一个地区的高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上升趋势,而低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认为该地区贸易结构呈优化趋势。

研究表明,我国贸易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全部进出口商品的TSC从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计增加了0.08,特别是工业制品贸易特化系数大幅上升, TSC从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计增加了0.21,显示出工业制品竞争优势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对整体贸易结构贡献较大。同时,工业品自身的贸易结构也显着改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稳中有升,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13,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着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不断增强,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4,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不断加大。

二、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分析

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它的变动反映出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变化。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是指,以一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与该国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将各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所得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表明汇率升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则表示汇率贬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有利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有效汇率指数,并通过几何平均加权法计算年度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呈上升态势,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走势基本相似,特别是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明显,升值幅度不断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倾向日益显着,汇率波动和走势更多地体现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检验对1996-2008年间贸易特化系数和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REER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并经过计算),TSC1、TSC2和 TSC3分别代表初级产品贸易特化系数、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贸易特化系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特化系数。结果表明,REER、TSC1、TSC2和TSC3是二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进一步检验。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2篇

通过对放弃金本位制以来所实行的历次主要货币升值的考察，我们发现货币升值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货膨胀，而且货币升值只是用于反对特定类型的通货膨胀压力，非凡是反对主要由于外国资本源源而来所引起的进口型通货膨胀的斗争手段。货币升值通过对物价上涨的抑制成为反通货膨胀的手段。货币升值对物价上涨的抑制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进口物价的下降，会带动国内物价的下降。尤其是进口原料的价格下降，因此利用这类原料制成的产品，其生产成本也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外币流入产生的过剩流动资产会流向海外。第三方面，可以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进而提高效率，这对抑制物价上涨也有好处。为了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就有必要将资源向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部门转移，由于平价升值后，进口商品变得便宜，就会引起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的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货币升值使进口受到鼓励，出口减少，结果，本国市场上供给越来越多，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激烈，从而减轻了对物价的压力。

能够导致货币升值的情况有两类：行情性不平衡和结构性不平衡。前者是由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进口型通货膨胀和投机性资本流动造成的；后者是由于竞争力持续不断地相对提高造成的。假如生产率的提高不被物价上涨所抵消，强大的生产率就会通过实现盈余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竞争力不断提高，给贸易伙伴造成了问题。高生产率国家的货币定值偏低，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定值偏高，盈余不断积累，而且在贸易伙伴拒绝定期实行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出口国不得不实行货币升值。德国货币就是在该情况下升值的。

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货币升值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我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观我国的人民币目前所处的状况，即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否成熟。

二、二战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们将二战后日元的升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对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发生过程。二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多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年至1960年的23.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正是从那时起，日本的贸易出现顺差，长期资本收支中资本输出也明显增加，日本成了资本输出国，日元也开始走向硬货币。

也是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与此同时，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已形成了比较雄厚的、外向型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36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即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由于日元供不应求，因此从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挡日本产品的强大出口趋势，尤其是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日本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终通过国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市场上产生了马克汇价过低的说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到了要求马克升值。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价上涨率比其他国家低，因而国际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长期顺差。1961年，马克升值5％，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人们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忽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机又引起了对德国马克的投机活动。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非凡提款权升值3％。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非凡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台湾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实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影响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非凡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策略和国际商业问题教授琳达—利姆在《中国是在吃掉别人的午餐，还是在给它加量？》一文中认为，中国的GDP占世界总值的4％还不到，即便不存在大批劳动力未充分就业的问题和国内储蓄居高不下的现象，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远不足以对其他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以贸易为例，根据WTO的计算，中国2001年的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值不足4.3％，加上香港的出口，这一比例增至4.6％。这低于东盟10国的5.3％，而东盟的总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40％，GDP相当于中国的一半。日本仍是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6.6％；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接近25％。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中国产品的份额较高，约占总进口商品的9.3％，在这方面，中国仍不及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中国是日本一个重要的进口国，占日本进口额的16.6％，美国产品则占日本进口额的18.3％，欧盟占12.8％。2001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商品的数量增长了2.5％，可是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的进口分别下降了13.2％、18％、15.7％和13.6％。但是美国从其他亚洲国家减少的250亿美元进口远远高于从中国增加的25亿美元进口，这表明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再加上因投资减少和技术行业持续的不景气而削减了进口的高科技零部件和设备的数量，美国商品的进口数量总体下降了6.2％。中国的出口产品没有受到这种下降的影响，因为它们品种繁多，而且更以消费者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中国不仅没有阻碍其亚洲邻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而且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本地区传统贸易伙伴的3-4倍。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3篇

要增加交易主体的种类。主要从改变商业银行的管理入手，应该允许商业银行的分支银行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交易，同时，也可以允许一些外资银行以及如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进入外汇市场，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内引入竞争，改变传统的外汇市场的垄断现象，只有这样形成的汇率水平才会更加合理。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督的作用。同时，要对外汇交易的二级市场进行改革，对购买外汇的条件要逐渐放宽，要使二级市场尽快的活跃起来，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的反映人民币的真实水平。

二、完善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发展避险工具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上可以进行即期交易的币种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欧元，我国的远期外汇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的人数较少，没有很好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外汇风险，而且中央银行也很难进行干预，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应该增加外汇的交易品种，完善外汇的期货和远期市场。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国内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工具还比较缺乏，尤其是远期交易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外汇交易较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汇率制度，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汇远期交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这对于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政策要想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就应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制与其相适应，利率体制要与汇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汇率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环节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由于货币的供应问题所产生的压力。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汇率受到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而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作用则不断加强，所以说，汇率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渐进变化，正逐步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同时，它也要求资本项目也应该更加开放，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只有在一个较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资本项目的开放才有了保证，而成熟的金融市场就包括外汇市场。汇率制度与外汇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资本项目促进外汇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包括了对汇兑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对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汇制度的改革与资本项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五、全面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未来预期；暂时性贬值；升值

人民币汇改经历了四阶段：1979年至1984年：从单一汇率变为复汇率再到单一汇率，1985年至1993年，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向复汇率回归的方式，1994年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到了2005年了，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如图所示，但人民币汇率并非会永无节制的降低。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遇到了两大严峻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失衡下外汇储备过多的挑战。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等亚洲国家高储蓄，低消费，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美国靠举债度日，中国巨额外汇投资美国国债，贸易战、汇率战给我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二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总体实力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三农，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农民工，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很难得到解决，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人民币短期将会小幅升值的必然性

1.1进口企业需要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升值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发生相同幅度的下降，降低我国进口的成本和在进口环节的费用。根据需求弹性理论，需求弹性越高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引起进口量的调整就越大。由于各个行业价格弹性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进口行业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人民币升值将使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降低，进而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状况，这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很多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铁矿石，铜等都要依靠进口，中国需求的大增曾导致国际相关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大大增加了我国的建设成本。人民币的适度升值，有利于增强我们对原材料物资的购买力，减轻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对经济的影响。同时，从事进口贸易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1.2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贬值有利于提高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升值对出口不利。但根据弹性轮的观点，只有当进口和出口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汇率变动才会对进出口贸易形成明确的效应。考虑到我国独特的贸易结构及进出口商品供给价格弹性不高，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目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出口中占55%。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外商的机械设备进口占所有进口的60%，如果再计算上一般贸易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只赚取固定的加工费，和汇率的变动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当人民币升值之后，出口价格上升，对这部分企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也将随着人民币升值而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材料等进口品，两项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有待观察。其次，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高，尽管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由于中国极低的工资，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和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依然占有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因此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靠汇率低估的政策，而应该是靠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主要的出口产品。特别是纺织品，服装，鞋类和玩具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这与世界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不一致，而且这类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弹性小，竞争激烈，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只能收到加工费，失去了销售利润，同时，它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也造成较大的冲击，影响一般贸易的出口效益。

1.3刺激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需要人民币小幅升值

根据200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回顾，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而在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周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差距悬殊。我国长期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的较高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而现今世界经济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不景气，我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风险也加大，因此，必须扩大内需，以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时产生的剧烈冲击。房价，医疗费用，教育投资与水电气价格的持续上涨，以及养老问题，加大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抑制即期消费。从而造成我国经济增长连创新高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双创新低的矛盾。由于人民币升值，老百姓能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

另外，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有利于减轻国外舆论对我国汇率，经济贸易政策的非难和指责，减少同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及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

2不排除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

虽然很多现象显示人民币有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表明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非零。

首先，目前导致中国巨大贸易顺差继而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口产业的成本很低。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对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但是根据人口资源统计，到2050年，上世纪50，60年代（也就是人炸期）的人大多会去世，而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保持较低水平，中国将会陷入劳动力缺乏的处境。现在，很多社会成本没有计算到成本中去。

其次，中国企业有庞大的债务规模。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其他公共部门债务等带来中国未来的债务负担沉重，为人民币贬值种下隐患。

3结论

总体而言，人民币有很大的升值压力，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问题，不排除有暂时的阶段性的贬值。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良好，应该抓住时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同时扩大内需，真正做到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并驾齐驱，为中国的经济带来更健康的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1］夏建英．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J］．外汇管理，2006，（09）.

人民币论文范文第5篇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