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筹划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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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收筹划财务目标纳税债务

一、公司一般财务目标内涵规定性

（一）财务目标体现着本金的本质特征

财务目标是经济组织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制约与自身的价值判断中不断推动本金运动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影响和制约着各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总体目标。

资金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货币。增值性是本金的本质特性它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本金投入的目的是为了增值。二是本金的增值具有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不仅创造了新的使用价值，而且形成了价值。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本金增值的来源。财务管理是本金外在表现形式——财务活动与内其在利益约束——财务关系的有机构成，其行为充分体现出本金运动的本质特征即对增值或利益水平的追求。这就是公司财务目标的本质取向及核心。

（二）公司财务目标内涵

公司经营理财，其目的直接指向获利水平和偿债能力的提高。尽管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以及在不同的时期财务目标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公司在形式上拟定怎样的具体财务目标，最终都必须符合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终极目标。在实际公司运作中，经营管理阶层与投资所有者对目标实现的期望上常常产生一定的分歧：投资者在理财策略上和经营策略中往往会从公司长久良性发展的角度出发，而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的短期的利益往往会满足于“安全处理业务”，其结果也就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投资所有者可能无法获得应有的财富最大化期望。但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二者又是相统一的：其一，投资所有者的理财目标，其长久的利益必须首先通过公司经营者对财务目标的追求才能得以体现；其二，经营者的保守、消极态度和行为一旦被投资所有者认为“不当”，也会危及到经营管理者的利益。因而，从长远来看，经营管理阶层拟订的财务目标必须统一于投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的客观要求。

二、纳税制约下的公司财务目标

（一）纳税债务与公司一般性债务偿还对现金支付需要的差异

公司的负债主要来源于：（1）营业性债务，如各种长短期借款、应付债券、结算信用债务、其他长期应付款；（2）应付投资所有者股息、红利；（3）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等等。前两者定义为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后者称之为纳税债务。

纳税债务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的偿还对现金流量的要求呈现差异。一般性债务偿还相对于纳税债务偿还对现金流量的约束具有较大的弹性，即体现出一定的“软”约束状态。纳税债务的清偿则体现着现金流量的“刚性”约束，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弹性可能。税法的严肃性与规范性决定了公司只有及时足额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能使其市场法人资格在法律上得以认可，进而才可能享有法定的市场自与正当经营收益的法律保护权。法定税款的缴纳，不同于公司的一般性债务，其运作的规则是必须动用现实的现金才能予以完成。

（二）现金匮乏对公司切身利益目标的负效应分析

税款的计量依托于法定税率与公司账面记载的应税收益（为便于分析，假定会计计税收益与税法计税收益具有同一的内涵）金额，而不考虑这种账面意义的收益所实际取得的现金流入量的状况。因而公司纳税的行为规范就是：只要体现出账面（或会计）观念的应税收益，公司就必须依法及时足额地动用现实的现金予以解缴。

既然存在着会计收益预期的应计现金流入量与实际现金流入量的非对等性同依据会计收益而非实际变现收益计算的应交税款现金支付的刚性约束间的矛盾的客观性，因此，单纯地依据公司最大获利能力所确立的所谓“最佳”财务目标在纳税现金支出刚性约束下对公司切身利益产生以下负效应。

其一，绝对的现金支付能力匮乏。即手持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即时税款，而公司在税法规定期满前又无法予以融通。

其二，现金的相对不足。即公司手持现金相对于纳税现金支付需要量短缺，但通过融通能够弥补，只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相对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形的纳税现金流量的短缺，都直接反映为对公司根本利益的侵蚀，即纳税的机会损失完全定义为公司的成本。一旦这种成本损失的增长额度超过账面边际税后利润时，便意味着此时的账面利润相对过度，或者说抑减一定数额的账面获利能力对公司可能更为有利。

（三）纳税约束下的公司适度财务目标的内涵规定性1．适度财务目标以公司获利能力与现金偿付能力的制衡协调为基础

账面收益最大化并非直接等同于公司投资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后者必须充分依托于现金的偿付能力，特别是纳税现金流量的有效限度，遵循边际损益分析原理，通过获利能力与现金支付能力间的利弊权衡与制约协调，最终达成在投资所有者利益最大维护下二者的和谐统一。2．适度的财务目标应当有利于公司与国家长期利益的良性稳健增长

较高的公司账面收益的确有利于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但由于政府这种即时收益的增加是基于公司需要承受较大的机会风险损失前提，一旦公司因税负相对现金支付压力过重而无以缓解时，便将对公司资金运行的内在秩序发生严重的扰乱，以致效益再殖活力基础推进滞缓。这样最终损害的就不仅仅只是公司利益更主要的将是国家利益。相反，若政府能真正通过法制规范将市场价值判断取向权力赋予作为市场法人主体的公司，使之能够充分依托有效的现金支付能力预期，而非单纯地以账面收益最大化组织经营理财决策，这样尽管可能对政府即时税收收入的增加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一微小的代价将换取公司长期稳定的资金基础的有效奠立，因而从长远意义看，政府的税收收入必将随着公司效益增殖活力与功能的提高和强化而得到更大的增长。

参考文献：

[1]唐腾翔.税收筹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税务筹划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所得税 税务风险 国有企业 企业性质 相关因素

随着我国企业管理的日趋成熟和风险管理理论的日益完善，税务风险管理成为了各大企业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2009年5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标志着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促使企业深化对税务风险的认识和加强对税务风险的管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的相关因素做出的初步探讨，分别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所得税税务风险相关因素做出了实证研究，为企业进行相关的税务风险管理提供了方向和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税务风险的界定 对于税务风险的定义，学术界还没有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税务风险，总结起来普遍有以下两个特点：有意图的应缴税费的减少；使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及付出法律代价的可能性。2004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发表了关于税务风险管理（TRM）的专题论文，在COSO内部框架的理论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的定义及其管理要素做出了阐述，并指出了税务风险来源的7个方面：事务风险（如收购，合并）；操作风险（如新的商业投资，新的经营模式，新的业务结构）；合规风险（如记录和控制的不力，数据完整性的问题，法规的变化）；财务会计风险（如制度和政策的变化）；联合风险（如任意风险的结合）；管理风险（如人事的变动，新的或者缺少经验的资源）；信誉风险（如税收机关的调查，媒体评论，法律诉讼）。该文将事物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财务会计风险划分为特定风险领域，将联合风险、管理风险、信誉风险划分为普遍风险领域。这篇文章是有关税务风险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与大部分研究相同，都注重强调企业内部对税务风险的控制管理。而HaroldeneF.Wunder（2009年）使用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CFO对自身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现状，研究表示，即使政府已经出台大量税务风险管理条例，但许多美国企业的CFO对企业内税务风险情况及管理并未作出深入了解和有效管理。

（二）税务风险成因和管理控制研究 现在关于税务风险的研究，我国大部分学者都是延承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理论研究或者问卷研究的方式，探讨税务风险的成因、税务风险的管理控制等问题。韩灵丽（2008年）从企业的各种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种经济行为可能导致的潜在纳税行为风险，并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作出了具体研究，从不同的经济行为出发，研究了各税务风险的防范及管理方法。尹淑平、杨默如（2009年）较为全面的对税务风险的定义、成因及管理做出研究，认为税务风险具有内因和外因，外部税收立法和执法的不得力，内部企业管理人风险意识薄弱、专业水平浅薄、内部控制欠缺等因素也都会加大企业的税务风险。文章针对税务风险产生的因素构建了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认为有效的内部税务控制能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保障企业的利益。郑可人（2009）探讨了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计量中的企业操纵问题，认为大部分企业会操纵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操纵的动机还未能下定论。陈美华（2009）用问卷研究方式对可能导致会税差异形成的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认为，企业会税差异的形成大多出于利益动机，选择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目的是为企业带来利益，而不是出于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或可靠性的动机。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其定量的困难，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很少涉及，国内研究者也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陈锦华、曹晓丽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度量，用实证方法证明了2007年起用新会计准则给企业带来了外部税务环境风险，外部环境的改变通过企业的涉税处理使企业内部税务管理风险增加。曹晓丽、罗剑群等（2009年）构建了零售企业增值税税务风险评估模型，使用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证明零售业企业的增值税税务风险与其销售毛利率显著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执行新会计准则后中国A股市场2006年至2008年所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根据企业实际控制人的类型，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国家单位经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三种）和非国有企业（包含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自然人控股企业和其他性质企业）。在样本选取上，为了尽量使各数据间相关关系合乎逻辑，可以进行数据回归分析，本文遵循以下选择标准：剔除数据缺损的上市企业；剔除所有当年被ST或PT企业；剔除所有当年法定所得税率为零及所得税率数据缺少的企业；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剔除了关键数据1%的极端值样本。最后，共选取858个A股企业样本，2558个年度样本，其中，国有企业有571个企业样本，共1713个年度样本，非国有企业有287个企业样本，共861个年度样本。所有样本及数据均来自聚源数据库，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OLS进行回归分析。

（二）税务风险的度量研究所得税时，一般常用的方法有2种：一是实际税率指标，二是所得税现金流指标。实际税率指标的计算方法有四种，即ETR1=（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2=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Porcano，1986），ETR3=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tickney and McGee，1982），ETR4=（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递延所得税费用/法定税率）（Shevlin，1987）。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营业现金流入的税负（CFTR，Cash flow tax rate）=支付的各项税负/营业收到的现金。由于实际税率受到企业自身财务政策的影响较大，而现金流指标更能体现企业的实际税负，反映企业各期间承受的实际税务压力，则现金流指标的差异度和波动度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结果，也更能体现企业的税务筹划带来的税务风险，因此本文选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作为研究对象。陈锦华等（2008）使用纳税现金流的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一个度量标准，曹晓丽等（2009）也将增值税税负差异率作为税务风险度量，本文借鉴这种将税率异常波动作为税务风险的研究方式，在综合了行业因素，年度因素后，本文使用所得税现金流指标的变化值作为所得税税务风险的代表，也就是CFTR与行业平均偏离的程度越大，其税务风险越高。在考虑了行业和年度税率变化的影响后，本文确定被解释变量为Taxrisk=CFTR=（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本行业本年平均CFTR。

（三）模型建立 根据Wunder等人的研究，税务风险既有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管理者风险偏好等内因，又有税务法规变化、税务优惠政策等外因，来源多种多样。本文选择几个比较重要也可量化的因素，建立简单回归方程为：

Taxriski=α+β1LEV+β2EBIT+β3INTANG+β4SIZE+β5PB+β6BTD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含义如下：NATIONAL表示企业性质，设国有企业=1，非国有企业=0；LEV为企业当年的资产负债率；EBITDA为企业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用于控制企业经营状尤其是经营现金流况的影响；INTANG为企业期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针对研究企业资产状况对税务风险的影响；SIZE为期初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用于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PB为市净率，针对研究市场反应对税务风险的影响；BTD（Book-tax difference会计-税收差异），计算公式为BTD=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当期适用所得税率，针对BTD与税务风险的关系。因为国有企业自身比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取税收相关的政策支持，而同时，国有企业对税收筹划的动机弱于非国有企业，本文认为，税收的政策支持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会大于税收筹划对企业税率的减小作用，因此预计NATIONGAL应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国有企业有较低的CFTR。由于负债与无形资产摊销的抵税效应可以较容易的控制当期负税，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无形资产总额增大时，企业的CFTR将会降低，因此LEV和INTANG回归系数预计为负。EBITDA的减少，意味企业可用现金流减少，促使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降低当期应交所得税，而在现金流较充裕时转回递延所得税，因此EBITDA回归系数预计为正。当企业规模增长，更有能力争取税收优惠并进行有效全面的税收筹划，因此SIZE回归系数预计为负。当企业的市净率增高时，意味着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得到更多认同，将有更多资金流入企业，与EBITDA的现金流机制相同，因此PB的回归系数也预计为正。当期会计-税收差异（Book-tax Difference）增加，原因可能有：当期的所得税费用降低，或者当期适用所得税率提高。本文认为原因一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较大，因此BTD的回归系数预计为负。本文为了研究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税务风险上的不同表现，另用以下回归方程做对比研究，各解释变量含义不变。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2006年至2008年各行业的CFTR表现，其中，采掘业、电力能源、房地产、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业、食品饮料业的CFTR较高，电子、建筑业、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信息技术业的CFTR较低，本文认为这与不同行业的国家税收优惠的政策扶持有关。如电子、信息技术业大部分为高新科技企业，农林牧渔为国家扶持行业容易得到所得税优惠，采掘业、电力能源属于能源行业，国家征收税率较高。从（表1）中也容易发现，在大部分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平均CFTR高于国有企业。

（表2）报告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代表值――CFTR的统计数据，可见，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低（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负，小于行业平均水平），相对比，非国有企业的CFTR普遍比行业平均水平略高（非国有企业CFTR平均值为正，大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非国有企业的CFTR波动性大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为0.7233，大于国有企业CFTR的标准差0.5804），显示了非国有企业的所得税现金流比行业当年平均水平有更大的差异波动，因此从统计学的观点出发，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作者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在风险管理上比非国有企业更加稳健，其税务筹划行为相对保守，且国有企业大部分更容易得到政府的税务优惠，因此国有企业的CFTR较低，而且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波动性较小。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难取得政府税务优惠，因此企业有更多的动机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也较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更大，因此会更积极的使用税务筹划以降低税负，由此带来更多的税务风险。

（二）回归分析（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出了对于所有企业而言，企业性质与税务风险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进一步证明了在描述性统计中的结论：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同时，资产负债率LEV与无形资产也与税务风险有较强的相关性，且系数为负，与本文的预计一期，证明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使用了负债和无形资产这两种常用方式来调控企业当期的纳税现金流。但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LEV外，其余因素与税务风险均不显著相关。对于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BITDA、市净率与CFTR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计一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使用负债进行税务筹划的表现相对一致，两者的LEV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明显差别（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6，非国有企业LEV回归系数为-0.007）。但非国有企业较国有企业似乎更多使用了当期无形资产的摊销数额进行税务筹划，非国有企业的INTANG回归系数和显著性都较国有企业更大（国有企业INTANG回归系数为-0.008，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为-0.023）。相对于国有企业在EBITDA和PB回归的不显著，非国有企业在这两者尤其是当期EBITDA回归中表现了明显的显著性，说明了非国有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现金流管理，会从当期现金流的情况出发，对税负进行筹划。当期现金流紧缩时，筹划税务以减少现金税负流出，降低当期CFTR，减轻现金流压力；当期现金流宽裕时，筹划税务转回前期递延所得税，增加当期现金税负流出，故CFTR升高。从SIZE的回归系数也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的非国有企业，更多地进行了税务筹划，这些企业更有实力付出筹划成本进行税务筹划，符合本文对一般企业规模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假设。而国有企业的规模与现金税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却不显著。同时，非国有企业的BTD回归系数与本文假设一致，证明非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减少当期税费，而非当期适用税率的变化。而国有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则与自身减少的当期税费相关性不显著。对该回归结果本出了以下解释：我国的非国有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积极性与企业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如企业规模、资产状态等，较大规模的企业更加注重也更有能力进行税务筹划，企业规模与企业现金税负负相关；我国企业均显示了所得税税务调控现象，当企业现金流较大时倾向多缴税，而当现金流短缺时，则避免税金过多流出，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表现的更加明显；我国的国有企业其所得税税率影响因素更多的依靠企业性质带来的政策优惠等，企业内外在的其他因素对所得税税负的影响较小，其税务筹划的动机较小，由此产生的税务风险也较少。

四、结论

本文在所得税的基础上研究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税务风险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了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税务风险，大部分企业使用负债和无形资产调整当期所得税，因此负债与无形资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企业的税务风险增大。国有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外，其他的考虑因素回归结果均不显著。相较之，非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无形资产总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EBITDA、市净率等各个考虑因素在回归中均有程度不同的显著相关性。说明了国有企业的税率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国家政策政府扶助等，而企业自身进行税务筹划较少，企业的税务风险较小，各税务风险影响因素的作用也较小。而非国有企业受到的政府影响较少，而自身风险管理比国有企业表现得更加激进，税务筹划动机较强，实际的现金税率受到自身因素影响较多。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进行了更多的税务筹划，其实际的现金税率波动较多，因而其税务风险也较大。因此我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应注意加大企业的风险管理，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加强企业财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在正当争取税率优惠政策扶持的同时，合法合理进行税务筹划，降低企业的税务风险。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创新使用实证方法，在所得税基础上对税务风险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由于可借鉴的前人研究成果较少，相关理论还不够成熟，故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各参数的选择和设定还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可能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影响，但希望借此作为起点，展开更深入合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董盈厚：《税收的价值效应、价格效应及现金流量效应――基于资本结构与实证会计的理论综述及扩展性研究》，《财会通讯（综合）》2009年第6期。

［2］尹淑平、杨默如：《企业税务风险成因及管理系统构建》，《财会通讯（综合）》2009年第10期。

［3］Shuping Chen, Xia Chen, Qiang Cheng and Terry Shevlin.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4］Haroldene F.Wunder.Tax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Auditing and Taxation,2009.

税务筹划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贯穿于纳税于纳税人从战略管理到日常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它要求筹划人能够充分了解纳税人的各项涉税经济行为，从而对筹划方案应用以后产生的涉税收益可以作出正确的评估，以及对筹划中提供的纳税模式的运行效率及其被税务机关认可的程度有准确的把握，这要求筹划人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节税原理、市场供求平衡原理及有关法律法规、税收优惠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空间，本文通过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实际案例进行了剖析，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的理论、法律依据及运用一定的筹划方法，通过筹划前后的对比，阐述了筹划在企业理财中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现状

 

我国现行所得税政策的优惠方式单一，基本上局限于税额的定期减免和优惠税率，要真正享受这些优惠，其前提是企业必须有利润，利润越多，优惠越多，这就体现在对有利润企业的事后扶持，对亏损和微利企业则起不到任何鼓励作用。例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收政策的规定》指出“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新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这条优惠政策所起的实际效果是由高新技术企业前几年的盈利情况所决定的。而通过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特点可以知道，其投入产出在时间上具有不一致性，研究与开发项目的投入是及时发生的，而成果转化的产出却是滞后的，即使转化成功，其收益也是随着生产经营逐渐在将来释放，与前期的高额投人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因此，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在成立至营业的两年内没有所得直至亏损，不能享受这条优惠政策，而高新技术产品一但商品化后，由于其高额利润，企业的税负水平较高，可见，如何在现行税制下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合理安排经营策略，是高新技术企业思考的问题。其次，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科技产品成本结构中直接材料所占比例不断下降，间接费用的比例不断增加，大量的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的支出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此外购入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计价、摊销等会计处理方式的选择，也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有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企业自身筹划目的不明确 

企业所得税是国家对企业所创造的经营成果的部分无偿占有，它的征收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由于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具有不易转嫁的特点，所以企业认为只要有利润就要缴纳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在享受国家“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后，很少有企业进行其他的所得税筹划，来合法避免企业现金流出。合法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不是偷税、逃税，而是更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为国家形成长期税源。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普遍面临的瓶颈，企业刚刚起步，信誉商誉尚未建立，同时高新技术产品一般具有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的特性，而在企业融资过程中，投资方往往更注重高风险性。由此可见，若企业自身进行所得税筹划目的明确，在企业内部建立专业所得税筹划队伍，将为企业避免资金外流，更有利于企业快速、长远发展。

2　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 

税收法规的复杂性，国家税收政策的动态性，要求企业有专门的机构、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工作。高新技术企业以其特殊性更注重研发机构以及新产品的销售，产品的高回报、高附加值和其固定资产在其资产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常常忽视企业内、外部涉税条件建设。内部条件建设是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来进行筹划工作，还是由企业设立专门的机构、聘请合格的人员来进行筹划工作。从人员素质上讲，从事筹划工作的专业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法、财务会计法规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应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能够在充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专业知识和自身的判断能力，为企业出具筹划方案或提出筹划建议。从机构设置上讲，当企业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经营范围比较广泛，经济业务比较复杂，需要进行的税收筹划工作又相当繁多时，就要求企业设立有关的部门机构进行税收筹划工作。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对税收筹划潜力的影响表现为：优惠政策范围越广、差别越大、方式越多、内容越丰富，则纳税人筹划的活动空间越大。首先，在外部条件建设中，当纳税人处于不同的主体地位、不同经济性质或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税法规定有相应不同的偏重和待遇时，不同企业可以利用税收内容的差异来进行所得税筹划，特别是当关联企业的税负轻重不同时，关联企业就可以以税负作为利润转移的导向，达到筹划的目的。其次，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核算方法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所得税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为企业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创造了机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最后，涉税零风险是指纳税人账目清楚，纳税申报正确，缴纳税款及时、足额，不会受到任何关于税收方面的处罚，即在税收方面没有任何风险，或风险极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种状态。在涉税零风险状态下，纳税人虽然不能直接减轻税收负担，但却能避免某些利益损失的发生，亦即间接地获取了一定经济利益，从长远而言，赢得政府信誉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问题分析 

 

1　高新技术企业对所得税筹划主观认识不足 

法律对权利的规定是实施权利的前提，美国著名的法官汉德曾指出：人们通过安排自己的活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任何人都无须超过法律的规定来承担税负。税收不是靠自愿捐献，而是靠强制课征，不能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我国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主要有以下权利：延期申报权、延期纳税权、依法申请减税、免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委托税务权、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权、索取收据或清单权、保密权、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权等。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是对经济利益追求的一种本能，只要没有超越纳税人权利的范围，就属于其正当的经济权利。因此，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纳税人对社会赋予其权利的具体运用，纳税人在法律容许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条件下，有从事经济活动、获取收益的权利；有选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税收筹划所取得的收益应属合法收益，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开展所得税筹划的基本前提。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不仅考虑到合法性，还应兼顾到整体性，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当前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筹划缺乏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只重当期的好处，未能兼顾未来的利益，也就无法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高新技术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筹划时还要认识到面临的风险。 

2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理财活动中忽视所得税的纳税筹划 

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指企业对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安排，其主要内容是对投资决策、筹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在这一系列决策中无一不受到税收的影响。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应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一切选择和安排都围绕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来进行。因此，筹划方案都必须考虑是否满足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遵循成本效率原则和资金的时间价值，任何偏离财务管理目标的涉税筹划方案都是没有意义的。首先，从每一个所得税筹划的方案来看，都必须经历有关涉税事项筹划目标的确定、税收法律法规情报的收集、筹划方案的设计、对收益成本的审核等多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都离不开财务决策手段的运用。通过财务决策，才可以充分进行筹划的可行性分析、收益预测和成本认定。其次，涉税筹划方案的实施必须得到有效的财务控制。筹划方案由于涉及的经营时间较长，在运用筹划策略的过程中，必须对设计的筹划方案进行追踪考核和预测，适时对筹划方案作出调整。总之，资金、成本和利润是企业财务管理的三大要素，而企业涉税筹划正是为了实现这三者的最佳利益，所得税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第一大税，合理筹划所得税是企业财务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财务管理水平。 

 

3　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技术处理手段欠缺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是企业财务管理中重要的一环，也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工作。企业所得税涉及企业的现金流出、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尤其要求从事企业所得税筹划的会计人员具备专业的技术水平，目前我国的会计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强制性的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本位币等；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企业根据有关制度的要求在制度范围内可以进行具体会计政策的选择，如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方法等。在企业进行资金筹集、投资和分配的规划活动中，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利润分配决策等财务决策的筹划同样涉及所得税筹划。这些会计处理手段、财务活动中对涉税的以及对相关税法的掌握均要求会计从业人员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具备实际的技术操作经验，在税法及有关规章制度的范围内进行合法操作，在这些框架和各项规则中“自由流动”，同时还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在上述的技术处理方面手段还比较欠缺。 

 

三、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合法对策原则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是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为实现企业所得税筹划的应有目标，具体操作时应把握以下几项原则： 

1　合法性原则 

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所得税筹划时，必须严格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偷税、逃税等行为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却违背了合法性原则。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及纳税人征税、纳税的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的代表应当依法征税，纳税人也应依法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因此，企业只有在遵守税法及相关法规的前提下，才能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

2　整体性原则 

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应从全局出发，把所有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来考虑。当企业所得税的筹划同其他税种的筹划产生矛盾，或者与别的经营活动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当在企业的整体目标下进行协调，获得一致。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也应当树立长远的战略筹划意识，既要看到当期的好处，也要照顾未来的利益，要兼顾整合当前和长远利益，使之实现最优的配比。当当前筹划和长远筹划利益发生冲突时，企业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衡量，使得企业的所有活动服从实现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而不能一叶障目，片面追求暂时的所得税负担的最小化。 

3　风险性原则 

在无风险时，企业的收益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存在风险时，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这时就不能简单地比较收益的大小，还应当考虑风险因素以及经过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小。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需要企业在自身经济行为发生之前作出适当的安排。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状况等因素不断变化使得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成功率并非百分之百，同时，筹划的收益也只是一个估算值，而非绝对的数字。因此，企业在实施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筹划的风险后，再作出决策。例如，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可能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改变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企业预期的盈利可能由于经济的波动，市场的疲软而变为亏损，或者由于经济的繁荣，而使利润剧增；此外，也可能会发生通货膨胀，而税法并未根据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指数化调整，等等。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要建立在充分研究科学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走向、外围环境行业走势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论证，对于筹划的风险进行理性科学的评估和考虑。 

4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 

由于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总是由特定的经济主体，在特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企业所得税税收法律法规，在对于未来的特定预期下进行的，因此企业进行所得税税收筹划时，不能总是停留在现有的模式上，更不能僵硬地套用别人的方法，而应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而实现预期的目标。比如，我国的企业所得税采用比例税率，通过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的选择，企业可以获得资金时间价值上的好处，但是当企业处于盈利、亏损或税收优惠期等不同状态时，应选择的折旧期限和折旧方法是不同的。 

5　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通常反映了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实施宏观调控的意愿，是实现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作用的主要途径。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税收立法上仍保留了大量的减免税优惠政策，这就为企业开展所得税税收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新兴行业，税收立法上对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倾斜，对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筹划有利的优惠政策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加速折旧、盈亏互抵、无形资产的确定、计量和摊销以及优惠退税等。 

6　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是企业缴纳所得税的依据，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间接地也可以适用较低的税率，以达到双重减税效果。如企业可以使各项收入最小化，在税法允许范围和限额内，使各项可以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最大化等。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可以直接减少应纳税额，但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并不是总能符合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总体目标。 

7　延缓纳税期限 

资金具有时间价值，不同时点上的资金其价值是不相同的，而税收始终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一种现金净流出，延缓纳税期限，可以使企业享受无息贷款的利益。企业可以对收入、成本、损失、费用等项目进行调整或分摊，合理归属应税所得的所属年度，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折旧的计提方法的选择等。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即主要指收入实现的方式和费用确认的方法，尽量使应税收入或所得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推迟实现，即延迟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可以获得延迟纳税的利益。在同等的风险条件下，企业的纳税额越小，纳税时间越晚，企业获得的利益相对越大。

8　顺应税务管理的要求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有纳税人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信息、获取批准等方面的规定。如果企业按规定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并依法获得了批准，就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税收返还或者退税、税前扣除等优惠，否则就必须正常纳税。企业在这方面必须留意，在核算上早作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四、结束语 

 

所得税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形式，无论其通过何种税种来筹集税收收入，结果都是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成果，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率。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经营目的则是追求收入、利润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的最小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收入，都需要经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环节，才能最终形成企业的收益，其从筹建、开始生产经营直至解散的各个阶段，都处于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之下。因此，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必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所得税筹划，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要重视所得税筹划，进行所得税纳税筹划要有法律依据及必要分析，要贯穿其投资、筹资、经营、利润分配等各项活动中。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税收制度将会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同时，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外具有成熟纳税筹划经验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不断涌入，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纳税筹划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李铁军，企业集团税收筹划分析[j]，财政与税务，2003(11)。 

[2]黄黎明，税收筹划理论的最新发展[j]，财政与税务,2004(5)。 

[3]李大明，论税收筹划的税收理论依据[j]，财政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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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骆丽君，马世超，对选择税收优惠政策的案例比较[j]，上海会计,2001(11)。 

[6]刘常学，应婷，投资决策中的税务筹划[j]，上海会计,2002(10)。 

[7]吴旭东，论转让定价与税收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3(4)。 

税务筹划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避税；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5-0085-06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1]；第二类研究年度企业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的变动，如Rego[2]、Dyreng等[3]、Schwarz[4]； 第三类研究会计（账面）—应税利润差额的成因及后果，如Hanlon [5]。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1]的研究中概要描述了包括贸易转移定价法、利润转移、避税港经营等几种主要的避税方法。Grubert和 Mutti[2]、Rousslang[3]、Hines和Rice[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税前利润在避税港留存较多，这符合利润转移行为动机。Baker[5]基于对11个国家获得的贸易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550份（匿名面谈）调查资料进行汇总并分析发现，从发展中国家每年流出的利润高达5千亿—8千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相关的交易利润流失额达2千亿美元。Baker还指出同一跨国公司在两个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可能存在跨境利润转移，其中，60%通过独立分支机构之间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内部转移定价和虚假交易等合法交易实现，其余通过非法交易实现。Schwarz[6]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12]的研究认为税收筹划会降低企业ETR，某些税收筹划战略甚至可以把企业的ETR从35%—40%的水平降低至10%，这些节税提高了企业的股份回报率，从而使企业在分析师的评估中处于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ETR低的企业税后现金流更多，在分析师的预测、投资建议和证券行市中都会有所体现。Swenson[13]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两者不可比，申报表只能提供跨国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情况，市场调查数据也很必要，此外，鉴于企业逃税、避税的普遍性，税收申报表也不能反应全部事实。因为

税务机关已发现的逃税企业变量值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随时间推移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可能发生改变。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税务检查发生在企业经济活动结束后的2—3年，而本文仅采用了2011年检查发现的逃税企业虚拟变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该变量对企业避税影响的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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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ousslang，D.J.International Income Shifting by U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pplied Economics，1997， 29（7）： 92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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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筹划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有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

1引言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对民生有着巨大且直接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指的是国有企业正确使用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协调与税收相关的业务来节税。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面临巨大的纳税筹划风险。在当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新形势下，加强国有企业纳税筹划风险管理对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国有企业纳税筹划的风险类型和成因

2.1政策法律风险

总体来看，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错综复杂。不仅有全国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等等，而且赋予了地方税务部门制定相应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而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通常具有跨地区经营的性质，税收法律法规比较复杂的情况，为这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政策与法律方面的风险。如果某国有企业还属于跨国企业，那么还会涉及国外的与税收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问题更加难以处理。另外，由于我国实行分开管理的税收模式，与税务有关的部门包括税务、海关等，在实际的税收执行过程中，几个部门可能会重叠，责任划分不明确。同时，有的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不够高，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充分，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自由裁量权理解不一致等问题，也使得国有企业在纳税筹划中面临着较高的执法风险。

2.2经营操作风险

虽然纳税筹划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也很容易诱使国有企业负责纳税筹划的人员在利益的驱使下进行一些不合规范的经营操作，由此产生风险。首先，国有企业在纳税筹划中面临经营风险。为符合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国有企业有时必须人为地改变其日常生产经营的范围和地点。这些行动必将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产生长期影响，一旦原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再有效，国有企业通过纳税筹划获得的政策激励措施可能会无法补偿由于生产经营变化而造成的损失及相应的机会成本。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有企业实施纳税筹划时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则风险很高，进而影响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其次，国有企业在纳税筹划中面临操作上的风险。负责纳税筹划的人员不熟悉税收法律和法规，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被税务机关归类为逃税行为。有的人员并非不熟悉法律法规，而是突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人为故意逃税。这些问题必然使得国有企业在纳税筹划中面临更高的由具体操作带来的风险。

3国有企业纳税筹划中风险管理的措施

在了解国有企业在纳税筹划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就要进行针对性的解决。具体来看，可以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

3.1树立纳税筹划风险管理意识，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首先，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必须完成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明确了解国有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模式下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充分认识到纳税筹划对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提高国有企业管理水平的角度去看待纳税筹划，树立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观念，建立起现代化的纳税筹划管理观念；其次，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和完善纳税筹划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税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建立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部门以及相应的工作准则，把合法合规作为此类部门工作的指导精神；最后，要依照国家所颁布的各种指导性文件，制定内部控制管理基本标准，并根据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来完善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严格执行相应工作的内部控制制度。国有企业的现有组织结构也要符合纳税筹划的要求，要及时发现和消除纳税筹划中的监管漏洞，有效建立起相应风险的预警机制，为纳税筹划工作提供系统保证。

3.2提高纳税筹划人员综合素质，完善各项工作设施

纳税筹划工作是通过具体的工作人员去完成的，所以国有企业应提高纳税筹划人员的整体素质。首先，国有企业可以提高纳税筹划人员的工资水平，并积极招募能够为企业服务的优秀外部人才，在待遇上提供保障，使得这些人员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做好相应工作上，不会因为待遇等方面的情况而出现不应有的懈怠情况，进而造成风险。其次，国有企业应加强对现有纳税筹划人员的教育培训。财务部门作为涉及此类工作的主要部门，所有人员都应定期接受培训，学习有关纳税筹划的理论知识，必要时可以邀请其他企业或外部的专家传授实践经验，及时更新纳税筹划人员的知识体系。同时，国有企业还要加强对纳税筹划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激励他们诚实坦诚地行事，摒弃滥用职权的不良行为。要让其认识到，纳税筹划是为了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而进行的，但绝不能为了取得个人良好的工作业绩而毫无底线，反而为企业和自身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最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有企业应为负责纳税筹划的部门和人员及时更新工作所需的软件和硬件设施，通过培训等途径加强工作人员对这些硬件及软件系统的了解，提高他们在纳税筹划方面的质量和效率。应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使负责纳税筹划的人员有能力去自主成长，自行开展对相关软件应用技术的研究。

3.3密切关注相关法律法规变化，加强内部交流与监督

首先，国有企业内部负责纳税筹划的部门及具体人员都要密切注意与纳税筹划相关的法律法规变化，充分了解纳税筹划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风险，时刻保持对这些风险的高度关注，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质含义和内在要求要一直有深刻的了解。这样才能增加国有企业纳税筹划的充分性和防止出现纳税筹划在合法合规方面的某些不当行为，避免对国有企业的社会声誉和经济利益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其次，国有企业需要完善内部和外部关于纳税筹划的信息交流平台，在母公司与子公司或者各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并从各个部门收集税收信息，为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以便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纳税统筹。再次，国有企业必须与政府的税收部门保持良好的联系，及时向政府税收部门提供反馈和税务信息，并从税务部门获取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充足且及时的信息交流共享来降低国有企业纳税筹划的风险。最后，国有企业应加强对纳税筹划的日常监督，加强对生产经营内外部环境的深入分析，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纳税筹划风险。

3.4积极推动会计信息化系统优化升级，提升效率水平

会计信息化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对国有企业的纳税筹划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此，对于国有企业来讲，为规避其纳税筹划风险因素，需对会计信息化系统的优化与升级提供良性助力，对其系统中的漏洞及时做好修复工作，并委派专业的技术人员对会计信息化系统进行维护，以确保该系统的正常有序运行。会计信息化系统的良好运行，不仅可以为国有企业纳税筹划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可以为管理者的科学、正确决策提供必要的支持，从而为国有企业纳税筹划水平与效率的有效提升起到推动作用。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