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调查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职称；教龄；年级；方差分析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学者对幸福的关注逐渐深入到工作、家庭与社会生活中，职业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成分，职业幸福感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心理学工作者的重视。

我国古代哲学家孟子曾讲过“君子有三乐”，其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是一“乐”。反观现实，我们的教师特别是一些中小学教师，长期处于身心俱疲的状态。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缺失对教师自身及教育环境有很大的危害。研究表明，教师们开始感受他们的职业带来的回报越来越少时，教师会产生消极的心情和态度。反映在教师的生理上表现为性急易怒，在情绪上表现为缺乏热情，有一种衰竭、无助感；对于教学，也很少投入精力，导致教学质量的降低，学生的纪律问题增多，从而导致教师对教育环境产生污染。正如美国学者德肯沃（1987）指出“无论教师的消极态度对教师个体及学校组织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教师的学生才是最终的牺牲者”。

在我国的教师队伍中，小学教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的职业幸福感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小学生的基本道德的建立与综合素质的养成。而国内对于小学教师群体的关注并不多，对于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因此，本研究将小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将着眼点放在国内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上，希望通过对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测量，了解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发现小学教师群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现状。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11所小学发放问卷650份，回收问卷612份，其中有效问卷586份，有效率为90.15%。

2、研究工具

采用《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分别是成就显示、工作认可、情感支持与工作吸引力，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施测程序

团体施测，测试前由主试宣读统一的指导语和注意事项。测时间为20分钟，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

4、数据的统计分析

使用SPSS15.0进行数据处理。

三、研究结果

1、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所有教师在职业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认可、成就显示四个维度的均分分别为3.19、3.90、4.06、3.95，总量表的均分为3.77。由于本量表采用5点计分，中数为3，所以，结果显示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中等偏上。

2、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的数据分析

为了便于进行分析，将频次少的组进行合并。如职称，把小高之外的组进行合并，分为小高与非小高两组；教龄，将非11-20年的进行合并，分为教龄11―20年组与非11―20年组。

以职业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职称、教龄和所教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小学教师在人口学变量上的数据分析。以职业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以职称、教龄、年级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见，取P

鉴于教龄的主效应临界显著，我们对教龄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进行了时候多重比较，结果见表3。

从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11―20年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低于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差异显著（P

鉴于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4。

从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年级差异只表现在小高职称教的方面，而对于非小高职称的年级差异不显著。对于小高职称教师来说，教授中年级和高年级课程的教师比教授低年级课程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只表现在中年级的方面，而对于低、高年级差异不显著。对于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要比小高职称的教师体验到更多的职业幸福感。

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见图1。

鉴于职称、年级与教龄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6。可见在低年级上，职称与教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0.903，P>.05。在中年级上，职称与教龄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F=1.778，P>.05。在高年级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F=3.751，P =.055

从结果看出，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教龄为非11―20的方面，而对于教龄11―20的职称差异不显著。职业幸福感的教龄差异表现在非小高职称的方面，对于小高职称差异不显著。

教授高年级教师的职称与职称的交互作用见图2。

四、讨论分析

1、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从研究结果看来，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处在中等偏上的状态，也就是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之间。其中，总量表的均分为3.77，工作吸引力、情感支持、工作认可、成就显示四个维度的均分分别为3.19、3.90、4.06、3.95，都高于理论中值3，所以可理解为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中等偏上。国外有关研究表明，大多数个体体验到的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也即表现为正性水平（Diener，1984；Huebner， 2000a）。此外，该结果与姜艳（2006）对于苏州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对于职业幸福感的四个维度来说，工作认可维度的分数最高，其次是成就显示，再次是情感支持，而工作吸引力维度的分数相对最低，并与其他三个维度相差较大，但也仍处在中等以上。该量表的工作吸引力维度主要涉及教师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以及从业动机。有研究表明，在职业幸福感测量中，男女教师在工作动机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教师的工作动机显著高于女性教师（张忠山， 2000；胡小丽， 2006），而性别因素在职业幸福感以及其他维度上（如领导关系、工作成效等）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的被试中女教师为457人占总人数的78.1%，男教师为128人，占总人数的21.9%。由此可解释工作吸引力维度上，由于女教师占了更高的比例，因此工作吸引力维度上的得分与其他维度相比较低。

2、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教龄、职称以及所教年级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数据统计的结果可知，教龄在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总分上的主效应临界显著，在工作吸引力维度以及工作认可维度上主效应显著；所教年级在工作吸引力维度上主效应显著；职称在工作认可维度上主效应显著；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量表总分与工作吸引力维度上显著；职称、教龄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在量表总分上显著。其它因素则不显著。

对教龄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后发现，在职业幸福感总分、工作吸引力维度和工作认可维度上，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11-20年教龄的教师。非11-20年的教师由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轻教师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师构成。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非11-20教师群体，也就是工作10年及以下的年轻教师和工作20年以上的中老年教师群体在职业幸福感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工作10年以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这是因为年轻教师刚刚从其他的角色转换到教师的角色上来，新鲜感和挑战性都比较强，较容易得到满足。工作10-20年的教师多为中青年教师，早已对熟悉的工作环境失去了新鲜感，重复的工作任务也很难再带给他们挑战，对工作的不满开始不断增加，因而他们的职业幸福感较低。而工作20年以上的教师多数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较高的职称和较好的人际关系、熟练的教学技巧，与教龄10-20年的教师相比更容易体验到幸福感，但与教龄10年以下的教师相比，成就动机有所下降，体会不到工作带来的挑战和新鲜感，因此职业幸福感指数较低。

在职业幸福量表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从简单效应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年级差异表现在小高职称教的方面，对于小高职称教师来说，教授低年级和高年级课程的教师比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具备小高职称的教师已经具备一定的资质和阅历，相对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低年级的课程对他们更没有挑战性和吸引力，因此体验到更低的幸福感。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中年级的方面，对于教授中年级课程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要比小高职称的教师体验到更多的职业幸福感。这是因为中年级的课程对于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还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和新鲜感，而对于已取得小高职称的教师来说缺乏同等吸引力，因此体验到的幸福感较低。

职称、教龄与年级的交互作用显著，做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在高年级上，职称与年级的交互作用临界显著。职业幸福感的职称差异表现在教龄为非11―20的群体，对于教授高年级课程且教龄为非11-20的教师来说，非小高职称的教师比小高职称的教师有更高的职业幸福感。这是由于高年级的课程对于非小高职称的年轻教师来说有更高的挑战性和吸引力，也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满足感。

五、结论

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整体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其中，非班主任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显著高于班主任教师；11―20年教龄的教师职业幸福感显著低于非11―20年教龄的教师。

由研究结果可知，教龄为11―20年的教师在职业幸福感、职业认同、时间管理水平上均低于其他教龄教师，应引起教育部门和学校管理机构的重视；此外，可以通过对职业认同感以及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促进小学教师的职业幸福感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姜艳.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研究[D]. 硕士论文， 苏州大学，2006

2.刘颖丽， 任俊. 高中教师职业幸福感与资源的交叉滞后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6），173-140

3.束从敏.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思考[D]. 硕士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2004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1. 适当的收入

2. 和谐的性生活

3. 相互忠诚

4. 健康可爱的孩子

5. 婆媳和平相处

调查显示，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但他们的婚姻稳定性却不高。这群更加尊重自我的一代，引领了中国人婚姻“高质量、低稳定”的新动向。

调查结果1：幸福感强稳定性低

报告显示，在各个年龄段中，80后的婚姻幸福感最强，达81.2%，超过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水平。80后超过70后，而70后又超过60后。

80后的婚姻幸福感高，婚姻的稳定性却不高。北京市崇文区法院民二庭提供的一连串数字说明，80后正成为离婚的“主力军”。在该庭2009年受理的360件离婚案件中，80后的离婚案件占四分之一，其离婚率年均增长近50%，其中有近九成夫妻因性格不合离婚，五成夫妻结婚时间不到3年。

分析80后的离婚案例发现，冲动结婚、理性离婚成了他们的鲜明特点。

专家观点：80后难忍“家庭琐事”

著名婚恋专家木禾认为，80后群体中许多人以自我为中心，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淡薄，缺少忍让性、宽容度，这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稳定性下降。

同时，这一代人对婚姻感情质量的要求更高，对平淡生活的不满使得他们不愿意凑合，一些由生活琐事引发的“婚姻死亡”现象就越来越多。

调查结果2：66%的80后满意性生活

幸福婚姻需要具备哪些要素？调查显示，适当的收入、健康可爱的孩子、和谐的性生活、相互忠诚、婆媳和平相处这5个要素最受重视。

而80后将“和谐的性生活”提到了“最看重的幸福婚姻五要素”榜单第二的位置，排在“健康可爱的孩子”之前。和其他年龄段的受访者相比，在80后已婚人群中，对婚内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总计达到66.1%，比例最高。而34%的人“”感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压力大。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来务工人员 幸福感 薪酬收入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幸福是什么？这个貌似没人解释的清楚。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来至中国内部边远的山村，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却在默默地为城市服务，他们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奠基人，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促进者，但是他们往往“被遗忘”、“被沉默”。在这样差异的环境中，他们内心也在自我定义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感。

一、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

（一）幸福感的定义

很难给幸福下个定义，因为个体的不同导致个人感受的不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财富，住房，社会福利，下一代的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目标，健康，婚姻家庭，人格等。针对于我国现状，引用《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报告报告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情绪倦怠感”、“社会距离”、“社会支持”四项指数进行了分析。对农民工幸福感进行解析，当前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个人生存层次的需求满足，对未来发展所带来的幸福感最低。

不一样的幸福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报告中群体的一些诉求与失望。对于幸福感仅仅依赖于社会安全和个人的身体健康，还有薪酬指数等“生存”层次，而其他“人际关系”“发展”层次的幸福感不高。从中可以看出。相当大的一部分务工人员的幸福感结构单一，对发展和自身社会地位改变的失望。但是“下一代的发展”却是这个群体的只要目标之一，也是他们去诉求的自身改变的希望，但往往是除去“生产”层次幸福感之外，相对有幸福感比率，当在下一代，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一步一步在城市扎根，这是一件非常幸福乃至骄傲的事情，但是往往这个所占比率不过。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眼里，财富（收入）92.8%，健康问题100%，文化程度94.5%，下一代的发展88.6%，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其在这个社会中的生存感的价值之一。而政治方面的参与43.5%，社会公平49%的因素往往得不到重视。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影响幸福感提升过程中其最关心的因素有：身体健康问题，收入问题和整体生活水平问题，住房问题，下一代的发展问题。

（二）调查分析

由上表可以知道，变异系数随着年份不断的上升，这也就证实着，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正在逐年变大，且平均工资的增大不明显（为4.57-4.67之间），在两者的落差之下，很容易造成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失衡，影响其幸福感。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需要层级，往往影响着这个特殊的群体。生理层析与安全层次是这个群体渴望满足的层次，至于社会层次，尊重层次与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由此可见，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直接对应，在很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特别高，社会经济竞争并不剧烈的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会比较高。

（四）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下一代的“重生”

由于自己身处于城市，依赖着城市，却缺乏城市归属感，所以通常他们把这份情感的转移到对下一代的希望，通过对下一代的教育，希望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以后有着良好的发展，基本上是每一个有孩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奋斗的动力。当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得到城市里同学与老师的认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幸福，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孩子的受教育情况，发展状况受到阻碍，这也是外来务工人员中最揪心的一件事。

新生代务工人员的尴尬，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属于“被照顾”的阶层，远离了学校，受教育程度有限，家长又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给他们留下过多的条件，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收入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迷茫”感是影响他们幸福的一大因素，忙碌的生活，微薄的收入，攀比下的压力，空虚的思想，迷茫的未来，那里才是扎根处，到底自己追寻的城市梦是什么样子？幸福？至于需要有点稳定，开心，还有尊重。

二、关注外来工人员的“回避化”趋势

回避式的选择：

这是一种矛盾的问题，主要的形成是因为新生代务工人员，与当前社会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经常出现的劳工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快速的工作流动也体现了在这个矛盾中得不到调和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用回避主动辞职来改变现有的情况。但是这种回避的方式往往给企业而后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企业找不到人员，而因为回避，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失去了工作，需要再找工作，浪费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改变乃至解决农民工回避的问题，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因为务工人员，对工作的不满意，得不到自己幸福感的满足，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回避，选择下一个工作，但是也造成了短工化等现象，我们该做的是：一是体制上，构建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赋予他们充分的公民权，改革用工体制，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权利，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发展的空间。同时，通过劳资自主博弈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生存条件劳动条件，同时强化福利功能，逐渐剥离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二是企业：重视人力资源的价值，不单单把外来务工人员当作一种劳动力，而是一种财富，应该给以照顾，福利和保障，改善工作环境。三是主体外来务工人员：接受更多的教育，提高自身能力，并学习法律法规，用法律保护自己。

三、结语

外来务工人员是我国最大的人力资源群体，也是政治上沉默的一个群体，经济上的奠基人，社会财富的缔造者，在这个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是不可缺乏的一部分，他们的生存状况，幸福指数，影响着转型期的我国，值得这个社会去重视，去关注他么们。至少社会应该去尊重他们，从一个称谓开始，请不要再叫他们“农民工”一个带有歧视的词语。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2011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R].北京：国家统计局，2012.

[2]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2012年度报告[R].北京：工众网，2012.

[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外来务工人员“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R].北京：工众网，2013.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其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

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刘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研究员，最近，他写给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被放到了这个部门的政府网站上。他说：“要实现小康，首先要解决就业这个头等大事。只有充分就业，才有收入来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医疗的费用，才谈得到实现小康。同时要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瘦肉精、吊白块、农药残留……在人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一些企业受利益驱使，钻了国家标准缺失的空子，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你是有闲一族吗？

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由央视经济频道发起，整合国家统计局的专业调查优势和邮政的渠道优势，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参与分析工作。调查聚焦了公众最关注的经济生活话题，通过数据描绘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提炼国民幸福观。

“调查通过明信片寄回的形式，配合的人比较多，回收率达到80%以上，这在大规模调查里是比较罕见的，回收率高，调查结果更有代表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大源认为，不同于社会调查的发放问卷，本次调查是按统计规律来做的抽样调查，也叫概率调查，结果非常接近全国的实际情况。

除了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居民幸福感调查，今年的亮点是新增加了国人休闲时间和休闲活动的调查，调查试图寻找国人收入增加后，在时间分配上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同幸福感的关系。

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在全国十省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时间利用调查，调查样本涉及1.8万户家庭的4.5万人，选取一工作日和一休息日跟踪受访者，并按时间顺序每隔15分钟记录其活动，调查很细致，数据量很大。

据胡大源教授介绍，今年央视关于闲暇的调查结果同2008年很接近，调查发现，闲暇的利用方式能影响受访者的幸福感。

“不排除有些人会很热爱他的工作，工作时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但绝大部分人的幸福感并非在工作时产生。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工作时间延长，幸福感是不增加的。”

幸福真正产生是在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就是产生幸福感的时间——闲暇时间。

闲暇之于幸福

闲暇时间，是指除生存必需时间、社会义务时间、家庭义务时间之外的所有个人可支配时间。闲暇时间可被分为三种类型：必要型闲暇时间、受教育时间和享受型闲暇时间（包括休闲时间、旅游时间、文化娱乐时间）。

社会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休闲时间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闲时间少，过于忙碌，会降低幸福感。此次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感觉“很不幸福”的受访者中，有接近20%的人没有休闲时间；而在感觉“比较幸福”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约为5%。有休闲时间不一定觉得很幸福，但缺乏休闲时间，幸福感一定会大打折扣。

调查同时反映了现阶段我国人均休闲时间较少的现状。其中，8%的受访者没有休闲时间，超过65%每天休闲时间在3个小时之内，休闲时间在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只占调查人数的26%，其中大于5小时的更是不到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闲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翔介绍，从国际水平来看，虽然每年“有闲”的标准会有浮动，但整体趋势是欧洲人每天有5小时休闲时间，美国稍低于欧洲，每天约有3.5-4.5小时。比较看来，国内的工作时间比欧洲要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人的休闲时间同国际水平还有距离。

在地域上，闲暇地区的分布和经济发展程度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调查，休闲时间比较少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从辽东半岛到长三角，包括天津和北京，这些区域收入水平比较高；而休闲时间比较多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西南地区。将这两种分布比较时可以看到，收入和闲暇，似乎处于两者不可兼得的状态。

但进一步研究调查报告，可以发现年休闲时间的多少同收入也有一定关系。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群中，12%没有休闲时间，在这个收入水平的受访者中，拥有1-2小时休闲时间比较普遍；而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中，只有不到6%的人没有休闲时间，2-3个小时是占最大比例的休闲时间段，闲暇在3小时以上的超过30%。

调查中，70%的受访者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人还没有达到“闲钱兼得”的境界，对他们来说，休闲是种比较昂贵的商品，需要靠收入来购买。这多少说明一个道理：在收入没有达到“门槛”之前，人们很难实现“有钱有闲”的状态。

如果说，闲暇是幸福感的基础，那么收入水平则可影响这种幸福感的层次。但根据这次调查，国民休闲活动比较单一，大部分人都热衷于上网和看电视，而且多数会选择娱乐类节目，选择出门看电影、戏剧，参加培训的人并不多。这种休闲方式多少有些被动，不利于激发创新意识。

但这也是很多人无奈之下的选择，笔者一个在外企工作的同学就曾感叹，高收入者能选择的休闲活动很多，我们却不得不用些“经济”的方式，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休闲，而是没有资本休闲。

“这种情况下，需要配合社保和收入提升。”据魏翔在美国的研究，习惯于被动休闲还有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人网聊的时候美国人喜欢阅读。还有，我们崇尚静态休闲，很多人对体育锻炼潜意识里就不积极。”

魏翔还谈到了一些在美国的见闻，比如中国人锻炼时间很少，收入高的人也是如此，而且从整体上看，锻炼的比例在下降，这和美国的数据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人收入越高，健身的人越多，他们崇尚积极生活的态度，追求匀称、健康的身体。

“因此，休闲教育是重要议题，需要在中国推行。同时，国家有责任将更多税收用于公共休闲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如果分配失衡，富人不光在收入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生活享受方面也是这样。”

另外，收入确实会影响休闲质量，但本质上关系并不大。生活观、性格、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化进程等因素，才是影响休闲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个人层面，要转变观念，学会用生活引领经济，了解生活的目的。”

总之，要摆脱这种无奈，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保提升势在必行，这是对闲暇的基本保障；同时，人们在学会工作的同时，更要学会休闲、学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