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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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社会发展；作用

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3）10-145-1

完善群众文化艺术服务体系、扩大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势在必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深刻认识群众文化艺术建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她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社会进步是文化兴盛的条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一、群众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特征

群众文化艺术是人们自娱自乐、表达感情的重要手段，植根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它贯穿于广大群众的劳动生产、生活过程之中。群众文化艺术是指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娱乐和陶冶情操方式为主要内容，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社会历史现象或是指以广大群众以自身为活动主体，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反映当地社会生活，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文化或意识形态。

二、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群众文化艺术促进社会发展是由群众文化艺术的三大基本功能即宣传教化作用、普及知识作用、精神调剂作用决定的，并通过三大基本功能的发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群众文化艺术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先进、科学、健康的群众文化艺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繁荣群众文化艺术是当今新形势下的一项特殊的任务。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以下作用：

（一）群众文化艺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社会进步是文化兴盛的条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二）群众文化艺术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群众文化艺术的社会教育效能具有广泛、业余、灵活、方便、普及、实用形式多样的特点，可以为广大群众开辟广阔的学习空间，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群众文化艺术具有寓教于乐的功效，让参与者在轻松活泼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获得知识，增长才智，因而更富有吸引力。群众文化艺术通过参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素养，促进社会更加和谐。

（三）群众文化艺术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群众文化艺术具有传播和整合效能。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树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整合。通过积极创作弘扬和谐精神的优秀群众文化艺术产品，通过广泛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表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宣传社会发展的主张，使社会发展的精神深入人心。

三、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主导方向

要使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能大有作为，必须明确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主导方向，找准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重点、难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一）大力开展与普及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当前的群众基本文化需要，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个性凸显以替代成为活动主题，过去以馆、站组织开展活动为主，转变为群众依靠自身设施开展活动为主。针对此种状况，群众文化单位要改变原有工作模式，实现角色转变。

（二）高度重视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落实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公共责任，各级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保障广大群众的文化基本权益以及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重要性、紧迫性。特别要明确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是公益性事业，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群众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三）切实加强群众文化艺术场所建设。一是要真正体现齐抓共管。争取上级和政府在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并在各级政策制定中增加一些硬性指标和要求，让文化软实力真正硬起来。二是要真正体现齐抓共建。首先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总体规划及新农村建设规划，努力实现文化设施现代化，文化工作制度化，服务对象社会化，活动形式多样化的新格局。其次要加大人员队伍建设的投入，进一步落实编制、人员、经费，特别是要加大基层宣传经费。第三是要创新培养人才模式，通过核定编制，公开选拔等办法，既解决管理人才问题，同时又解决专业艺术人才问题。三是要建立齐抓共享。主要是解决文化成果不能共享的问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把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实处，让千家万户都能享受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是各级各部门要把送政策、送科技、送卫生、帮扶活动与送文化有机结合。

总之，社会发展需要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群众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必定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俞剑华.中国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10、12、355.

[2]沃林格.抽象与移情[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5，21.

[3]侏儒楚.美育与艺术欣赏[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张天冉，重庆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他即将面临论文答辩，题目是：《重庆摩崖造像的地域文化研究》。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论文方向，张天冉用了两个字来解释：缘分。

去年，张天冉有幸读完《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书，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提到的一组数据：“全国1/3的大佛造像都在重庆境内……”，从小就在大足长大的张天冉非常震惊。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重庆的大佛不多，除了家乡鼎鼎有名的大足石刻大佛湾，还有就是钓鱼城卧佛、涞滩坐佛和潼南大佛。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张天冉跟着书中的记载，走遍了重庆的各个角落，寻找着那一座座未知的大佛……在张天冉的书架上，有一张重庆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每一座大佛的座标。

在中国佛教密宗体系中，有一个“五方五佛”的概念，后来经过演绎，从地理分布上重新诠释出了中国的“五方五佛”，也就是分布在神州大地上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五尊大佛。

而在张天冉的“重庆大佛地图”上，如果以渝中区为中心，伫立在重庆各地的大佛恰好也形成了“五方”之势。

重庆为什么多大佛？

重庆“五方”都有哪些大佛？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会娓娓道来。在这之前，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则是——重庆怎么会有这么多大佛？

追溯巴蜀地区的佛教文化，需要将时间拨回到东汉时期。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大月氏使者传入中国，东汉时开始传播。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就在四川麻浩东汉崖墓的石门额上发现了一尊孤立的佛像，证明远在东汉时期，佛教在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同时，也沿着西南国际贸易通道，传至巴蜀地区。此后，佛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迅速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大唐帝国时期，巴蜀石窟和摩崖造像兴盛发达，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以大足、潼南为主的川中石窟区。

唐末天下大乱，加上武宗和后周灭佛，北方一代的寺院受到严重破坏，造像活动日渐衰微，但是，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巴蜀地区却以地方割据势力为屏障，遭受的打击较小。于是，重庆的佛教造像不仅没有受到时代的冲击，反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景象，并且一直延续了下去——这也是重庆大佛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中国历史上，唐宋之后，大佛造像便走向衰落，惟独在重庆，被认为宋代之后就消失的大佛，却经历了元、明、清、民国几个时期，甚至近现代，依然还有大佛实物问世。

当然，真正促成大佛林立的深层次原因，和重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佛教最初凿窟经像，与佛教徒修禅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定是他们的一种修行方式，僧人习禅要进行禅思，需要有安静的环境，造像是为了观像而禅定，最终达到心神与佛相交互融的境界，因此佛教石窟与造像的开凿，一般选择在远离城市喧嚣、依山傍水、环境幽静的地方。经书上说，“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在阿练若处。”山水之佳境，使人“望峰息心，窥谷忘返”，人在山水中，心存佛国地。

重庆刚好具有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多山，层峦叠嶂；这里多水，浩浩荡荡。秀美的山川不但赋予了这座城市绝美的景致，也为众多大佛的诞生孕育了最适宜的环境。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在重庆众多的高山之间，都建造有寺院庙宇，这也正是重庆自古以来佛事之盛的最佳写照。

不只是朝拜，更是一场旅行

大佛林立，吸引了众多祈福求佛的香客，民间流传的“烧头香”更是成为每年春节的第一主题。不过，这样的习俗受到太多追捧，反而让一座座大佛有了“些许变味”。张天冉很直白地告诉笔者：“拜谒重庆的每一座大佛，应该是一场旅行，而不应该只是一次朝圣，或者烧香磕头许愿那么简单。”

事实上，时至今日，笼罩在大佛身上的神秘感渐渐褪去，它们更像是一个个从远古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其魅力远不是供人朝拜那么简单。

张天冉说：只有亲近了一座座大佛，真正去研究过它们，才会发现伫立在重庆地图上的这些佛像，每一座都充满了传奇。

翻开《古代巴蜀文化探秘》一书，可以阅读到这样的描述——

“全国十米以上的大佛家族中，重庆大佛至少占有三大优势：多、大、齐。

多，重庆的大佛数量多，占据全国1/3；

大，重庆的大佛个头大。全国大佛中的前五位中，重庆的大佛就占了三位；

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980年3月，四川省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一座战国时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因位于城西北5公里的马家铺，故又称马家大墓。大墓平面呈“甲”字形，木椁朝向正西。墓道长8.82米，墓坑长10.45米，宽9.2米，面积约150平方米，坑壁基本垂直，规模甚为宏大。木椁全用名贵的楠木构筑，长8.30米，宽6.67米。椁室中央为棺室，周围有头箱、足箱、边箱等共8个，分为九格。棺室内置楠木独木棺一具；棺底有“腰坑”，四壁与底用木枋构筑，上用木枋作盖。木椁及“腰坑”四周和底部，填以白膏泥封固。虽然此墓早遭盗掘，椁室内仅存一些小件器物，但棺底“腰坑”幸未被盗墓贼发现，腰坑中器物保存得仍然比较完好，计出土青铜器共20多类118件；铜礼器中有5件一组的列鼎，5件一组的壶有两种形式，编钟也是5件一组；许多兵器5件成组，可能因蜀地有“尚五”习俗之故。还有缶一对、盖豆一对。从椁室内残存的盖弓帽和管形车器来看，原来还随葬了一批车马器。研究者认为，器物中的釜、甑、鍪、盘是晚期古蜀墓葬中常见的组合，大批戈、剑、矛、钺和斧、斤、削、凿等也是巴蜀墓中的典型器物，其中鍪、釜、甑的出现早于中原，是巴蜀人的独有。陶器中有陶豆及圜底罐、圜底釜等，几乎是晚期巴蜀墓必出之物。仅存一件漆耳杯，上有巴蜀文字，也是巴蜀的特有文物。出土器物以类别而言，用具有敦、鉴、盘、匜、勺、鍪、釜、甑等；食器有鼎、敦、壶、豆、釜、甑等；兵器有戈、矛、钺、短剑等；工具有削、凿、锯、雕刀等。不少器物都光洁如新，有些铜器如短剑、锯、雕刀等物，上面所附加的木板和绑扎的绳索也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铜鼎，盖内有“邵之食鼎”4字铭文，字体是春秋战国时楚地流行风格。王家祐与笔者曾经撰文论证此器为蜀制，“邵”为蜀王之名，并非楚国贵族昭氏，因铭文不会勒氏，只会勒名。成都博物馆判定墓葬年代属战国中期偏早，正是开明王朝经新都再迁成都的时期；而从规模、形制、文物数量、器物规格来分析，这座墓葬决非一般贵族墓，而是一座典型的蜀王陵。

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两件铜印，其中一件方形铜印宽3.5厘米，高1.4厘米，背微拱，中有鋬钮，有四饕餮图案组成的纹饰。这种印章过去少见，应该就是墓主蜀王的玺印（图一）。

从1999年起至2008年，四川考古人士配合三峡抢救性考古工作，对省内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罗家坝文化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清理。1999年第一次清理墓葬6座；2003年再次发掘，清理墓葬33座；2007年又清理墓葬26座。其中时代约为战国早期的33号大墓，最为引人注目。其墓坑宽7.3米，长9米以上；虽曾遭遇盗掘，但墓坑东部仍出土铜器130余件，其中礼器有鼎、缶、簠、甗、敦、罍、壶、豆（带盖）、鉴、匜等，其基本组合与中原文化相似，而罕见于蜀域；兵器以戈为多（21件），另有钺、剑、矛、刀、箭镞等；用具有釜、鍪、尖底盒、勺、镂空器座等；工具有凿、削、斤、手锯、雕刀等；饰物亦有10余件；但没有发现乐器。许多出土器物与新都马家大墓非常相近。30多件陶器中有7件为彩绘。陶器中有尖底盏、花边口圜底罐、钵、网坠等。根据此墓规格和出土器物情况，其并非一般贵族墓葬，应该是开明王朝时期的巴地王侯陵墓。

宣汉罗家坝遗址前后出土巴蜀铜印6件。在第二次发掘中，12号墓出土的蝴蝶形印章，蝶翅和蝶身都刻画精美，是国内唯一的特殊印章形式，但印文锈蚀不能辨认。10号墓墓主为女性，出土圆形青铜印章，印文为汉字“王”与火焰形和蝌蚪形符号所组成，当是巴賨贵族。21号墓墓主应是武士，出土一件较薄的青铜印章，印文不可辨认。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在王侯一级的33号墓坑中，墓主骨架腰部发现一件青铜圆印，直径约8厘米，印文经处理后相当清晰，因做工精细，被誉为最完整的巴王印章（图二）。

新都蜀王玺印解读

新都马家大墓出土的方形玺印，上面刻有巴蜀特有的图像文字（图一）。印文可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由三个文字所组成。中心是张开的铠甲图像，顶上有头盔，甲衣由25块铠甲片联缀而成，是为一字。铠甲图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牙璋图像，右侧图像略有蚀坏，这是相同的两个字。过去多将这种牙璋图像解释成“铎”。虽然图像的外表有突起的乳丁，与铎相似，但中间应有铃舌，执柄才能摇响；而且其放置方式，应该是大口朝下，方能稳定。但该图形象是大口朝上，与铎不合。印文下半部分也由三个文字组成，主体是两个光头人呈携手状，成为一字；而携手之处的“三星玉版”，又是一字。下面的空处，刻有一带盖的罍，也是一个文字。

印文中的铠甲图像，显然意在强调武力保卫，故可读“武”。这个字应是开明王朝标志性徽记，象形气息甚浓。对比一下大墓中出土的5件成组器物上，多刻有一种徽记文字，类似古汉字“”形；整体上看，好像宫廷洞门前面的栅栏，又像是具有左右两根立柱的牌坊，与后面宫门互相套叠。笔者发现，这个徽记应该是印文铠甲图像的符号化，实为一字。其下角有一小方块，中有斜线。笔者曾撰文论证过，这一合文应即“开明”二字。在唐宋有不少集录古文奇字的书籍，如唐崔希裕《纂古》一书，曾收录“古文”一字，字形就是“”，宋人转录时定为“明”字；笔者疑此字本是“开明”合文里的“开”字，唐人熟知，在宋人转录时漏掉“开”的部分，却把“明”字的隶定结果保留下来了。宋代郭忠恕《汗简》曾经征引古文七十一家，其中古文“日”字，是方块形中间一根折线，或许就是那个“明”字的省文。

印文中牙璋图像，清代吴大澂《古玉图考》中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之说，定为一种调动军队的信物，后来转化为祭祀礼器。《三代吉金文存》编号“6·20享父乙簋”与“2·40作父癸鼎”铭文里均有类似的图像文字。今人郑魁英《话说牙璋》（《收藏》2005第11期）认为，考古界称这种器物为“刀形端刃器”，推测由原始社会晚期的耒耜演变而来，体形狭长，柄部为长方形，刃部一般宽于柄部，有齿牙，或有栏，一般有穿孔；刃部有内凹圆弧形、内凹“V”字形和戈形带叉形等。正确持法应是柄部朝下，刃部朝上，是祭祀农耕的礼器。三星堆1号坑出土30余件，2号坑出土20余件；大陆境外出土者，有香港大屿山东湾1件，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1件，越南4件。香港南丫岛大湾牙璋的形制比偃师二里头到郑州二里岗的牙璋都要晚，与广汉三星堆的玉（石）牙璋（图三）比较接近。最近，在越南富寿省的冯原文化遗址发掘出与三星堆一样的牙璋。不过，也有学者根据良渚文化兽骨加工的合符，发现上面有刃有齿，认为就是牙璋的原型，故不排除牙璋是一种信物的推测。马家陵墓玺印上的牙璋图像，与铠甲挨在一起，因此无法回避军事上合符取信之义，可将这两个牙璋文皆读为“信”，表示开明王朝玺印的功能，是取信于民。

印文下半二人交握图像，笔者以为是望、丛二帝政权和平交接的象征。《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皆言荆人鳖灵至蜀时，正值古蜀国洪涝灾害十分严重的阶段。鳖灵将水患制平，使蜀民安居乐业，获得了民众的爱戴。末代望帝随即将王位禅让给鳖灵，后者遂建开明王朝，自称丛帝。现今郫县还有望丛祠，内有二帝陵园，证明这种特殊的改朝换代形式，是以和谐稳定为主。由于政权是和平过渡，应当对这种和谐的大局广为宣传，所以开明时期的印章文字上，经常出现两个汉字“王”并列现象——这在中原各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维里，是决不允许的。印章文字中还有两个蝌蚪图像并列的字，应是两个“王”字并列的简化版，笔者已考证其为“仁”字，即推己及人之义。马家王印上的二人交握，就是这个“仁”字的图像化，也是对望丛二帝政权和平移交的肯定。

印文中心“三星玉版”图像，按照古代星野学说，蜀地所对应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井宿（西方称为双子座），八星聚集如井，又名东井。其中比较明显的三颗星，大致呈宝盖形，可能就是对三星玉版的描绘。这一“三星”图像文字，显然有古代帝王常说的“奉天承运”之意，似可读为“御”，表示玺印是君王所用。20世纪80年代成都沙河附近征集到一件方形铜印（图四），印文相当特殊：全文10字，分为左右两半，两边文字基本相同，但位置相互颠倒；似乎是按左上到右下的对角线方向，彼此对称。印文由三星玉版、“心手文”、光人头和居于中心的人体（或尸体） 5种组成。马家大印上的“三星玉版”，是望、丛二帝友好联合的结果，此印左上方即有此文，首先把政治大义揭出。左下接着就是兵器上常见的手臂形文和蝌蚪形文，具有后来所说的“尽忠报国”的意思。三星玉版的右边是一横置的光头，似指前代望帝；光头下面的人体轮廓线，相对的是类似篆文“大”字的人体形，居于印文的中心部分，或指传说中浮江而上的鳖灵，即开明丛帝。这一玺印，可作马家王印文义的补充。

马家大印下面罍的图像，是蜀人祭祀时常用的礼器，可读为“礼”。这种罍形文，在其他地区印章里也能见到。如1981年蒲江县东北公社一大队六队战国墓出土一件方形铜印，上有5个礼器图像的文字，从右至左为圆璧、方璧、圭、铎、罍，都是礼器，推想是印主佩戴在身上的辟邪物。1992年什邡市城西丝绸厂战国船棺墓所出方形铜印，印文为巴蜀文字，印背上却刻有“十方王”4个汉字。其印文下半部分，左为罍的图像 ，右为牙璋图像，中间被一S形弧线隔开，与马家王印的表现如出一辙。

总之，马家王印包含的信息极其丰富，可以定为开明蜀王的玺印。印文中有开明徽记与政权象征，并有开明王朝大力提倡的主题语言“武、信、仁、礼”，其中囊括了政治信念、社会伦理、生活行为、人生哲理诸多方面的内涵。

宣汉巴王玺印解读

宣汉罗家坝33号大墓出土的圆形铜印，现在尚无专门的研究报告公布，故仅能就个人认识谈一些看法。此印为阳刻印文，上有13个巴蜀图像文字（图二）。中心部分自上而下直行5个字，顶上是一个“三星”图像，与马家王印三星玉版异曲同工，应是代表蜀地星野对应的井宿，有“奉天承运”之义。其下为一月牙形图像，但中间有尖。笔者根据其他蜀印上与此相同的文字，常有与“王”字组合的现象，得知此文有子孙昌盛之意。其下又有银锭形图像文字，是表示社会稳定的意思。再下面是四个圆点包围着的门形图像，四点包围相当于中原邦国名称被方框包围一样，应是对国家徽记的尊重。这一门形图像文字，在马家大墓出土的成组器物上，皆有同样的徽记，应是开明王朝标志。只不过宣汉大印上笔划更加整齐，上下皆有横划，横划中间实际上是铠甲图像，与马家王印略有不同的只是铠甲的两袖呈下垂状而已。如果将此字看做平顶房屋，则两侧的立柱呈悬空状，这在建筑上是不可行的。此文下面是一个十芒太阳图像，显然代表光明，故可读“明”，那么这一铠甲形文字就可以读“开”了。这一直行印文5字，可读为御、孙、定、开明。

中心一行的两边，最明显的是左右各有一长兵器戈戟插在墩座上的图像，表示武力保卫，故均可读“武”。今人或将这一图像视为树木，这一推测须视铠甲图像为房屋方合；若房屋被否定，则与铠甲相配者就应是戈戟了。在这一戈戟图像的上下，各有一个相同的文字，左边戈戟上下各有一个“十”字。这个字是蜀域中小的邦国名称，今什邡市城关镇就出土有“十方王印”，邦国旧称为“方”，那里的小邦国即名为“十方”。现在宣汉此印证明“十方”的范围比较宽广，一直到川东北皆有此称。印文右边戈戟上下皆有一蝌蚪形文，此文成都沙河方印上已有（参见图四）。笔者曾按《山海经》中半鱼半蛇的“鱼妇”形象，推测此文与古蜀王鱼凫有关，则此文应属族徽，或指鱼族，故知此印印主既是十方王族，又是鱼族后裔。由于久已臣服开明王朝，故“开明”徽记大而居中，印主徽记则小而不显眼，以示谦卑。中心行的两边，共有6个文字，两个表“武”，4个表族。

在印文的左侧，还有一个“丁”字形符号，似为一种短兵器，暂读为“干”；右侧有两个蝌蚪形连体符号，在巴县冬笋坝50号墓出土的长方形印章中，即有此字存在。由于又出土两件同样规格的汉字印章，与此字对应者为“仁”，故大印印文亦当为“仁”。这左右两侧的小字“干”和“仁”，标志着一武一文，应该是印主所持有的行为理念。

推测自称十方王族的印主，应为开明蜀王直系，在巴地坐镇，此印即其玺印。拿它与新都蜀王玺印对比，在地域性政治表现上明显存在一定变化：新都印文上有礼器璋罍及两人牵手图像，呈现一种和谐景象；而此印文字的主体内容虽与之相同，但所强调的是干戈和稳定，可见巴地宣汉与开明王朝中心的新都，相互关系趋向严峻。

简单的结语

在巴蜀政治核心地带发现的这两座王陵，首先补充了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蜀王本纪》所谓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是一种澄清。开明王朝是既有文字，也有礼乐的时代。马家蜀王印显然是早期产物，虽在开明五至九世墓中出土，但不排除玺印刻于开明初世，成为王室的传家宝。上面的文字以图像式为主，以后才逐渐过渡到符号化。从墓中成组器物上的刻符可见，那时图像文字正在向符号文字迈进。马家大墓出土系列礼器，还有编钟，已是王朝礼乐盛行的证明。这种礼乐文明的发展，必然有过去的基础。这就是说，开明以前的杜宇王朝其实已有礼乐制度，并非从开明王朝才开始兴起。

其次，印章的功能与社会变革有关。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货物交换和贸易往来，在经济行为方面需要一种作为凭证的信物，那就是玺印。《周礼·地官·司市》称“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掌节》又言“货贿用玺节”。按《周礼》规定，货物流通，必须持有玺节作为出关入市的证明；官府征收赋税时，也要利用玺印作为凭证。同时，王侯官吏行使职权时也须有玺印，代表权威。由此，研究者将印章功能归纳成三方面：一是诚信作用，二是标志作用，三是祝警作用。古玺印有纽有孔，可以穿绶系在腰间，随身佩带，显示身份，则是标志作用。有些印文带有吉祥幸福的内容，佩戴可起祈祥压邪的作用，相当于护身符。有些印文属于一种励志箴言，随时看到它，可起警示作用。巴蜀王侯玺印的具体功能，亦不过如此。新都、宣汉两件玺印，一方面属于巴蜀王侯随身佩戴之物，表示开明王族身份；一方面显示执政理念，既有武力后盾，又有礼信伦理，作为治世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还重视仁道，提倡和谐，作为哲理上的指导方针。战国时期中原百家争鸣，道儒墨法各家学说四面开花，可能会影响到巴蜀地域。印文中显示的一些思想，如禅让就是儒家鼓吹的王道理想，仁道和谐社会也是儒家不断的追求。

再次，玺印说明开明王朝统辖区内，仍有一些小的邦国存在，如“十方”就是一例。什邡市船棺墓出土的“十方王”玺印，初步证明“什邡”这一古老地名，实际上源于上古的“十方”邦国；而宣汉王印又表明，其属地也在十方国境，这一邦国，实已由沱江石亭江流域，延伸至嘉陵江巴河流域。古老的鱼凫族，国破以后，分散到巴蜀各地，宣汉亦有一支。通过玺印文字的研究，可以弥补若干缺失的史料。

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青铜器 分期研究 青铜器铭文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备受学术界和艺术家的珍视。由于青铜器多有铭文，与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密切相关，过去的研究者常有侧重，对器形、纹饰、功能、工艺等方面注意较少。近年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渐多，才使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的青铜器研究成为主流。

和所有考古遗物的研究一样，分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该强调把考古学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其次再以古文字学等研究去论证和深化。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专题，就是这样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

经过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努力，中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这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而言。事实上，中国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所以分期还必须同分域相结合，逐步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发展系列。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青铜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试就当前的进展情况，提出十个可能有前沿性的课题，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青铜器的产生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青铜器的出现和文明起源有关，西方也有著作讲到中国青铜器手工业的规模和性质使之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②。因此，探索中国青铜器产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迄今在中国境内好多地点已有早期铜器发现，最早的如陕西临潼姜寨的半圆形铜片，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些早期铜器，品质包括红铜、黄铜、青铜等，种类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这指示我们，中国青铜器应有其自己的独立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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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先秦史》(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不过，目前已有的材料还不能构成青铜器产生过程的完整线索。在中国的这一过程肯定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寻找更多的依据才能确切描述。我们也不能排除其间存在境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二)青铜器铭文的初始形态

一般认为青铜器铭文最先出现于商代前期，这是在将商代分为前后两期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像近时一些学者主张的分为早中晚三期①，则铭文当始见在商代中期。

已有论著对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辑录②，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铭文的真伪尚有争议③。例如山东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铭文8字：“戍宁(予)无寿(俦)，作祖戊彝”，有学者主张较早，已有论文指出形制与郑州白家庄的觚有异④，我认为应列于商代晚期后段。

商代中期的一些铭文，有些近似陶器刻划符号或者花纹，显然和后来的铭文有所区别。例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传出郑州杨庄的鬲，铭文或释为“亘”、“耳”等，都未必准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饕餮纹锥足鼎，双耳下口沿上各有阳文一字，勉强可释为“冃”⑤。这类铭文的性质，特别值得探讨。

(三)商末青铜器

以殷墟出土品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近几年由于发掘材料增多，有关认识不断深入和丰富。特别是新发现的几座随葬青铜器很多的墓葬，进一步开拓了大家的眼界。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殷墟郭家庄160号墓，依所出陶器“时代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而墓内的青铜卣与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卣非常相似，从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⑥。

殷墟三、四期青铜器的特征比较明显⑦，当前已经有条件加以综合归纳，然后结合非发掘品一起整理研究。因为这段时期青铜器铭文增多并且加长，还可以利用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若干铭文有历日和周祭，或者能与甲骨文相联系，都十分重要。过去已有学者从这样的角度，取得了很好的成果⑧。最近陆续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青铜器铭文，例如国家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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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

杨晓能：《古代中国的映象：纹饰、象形文字与图象铭文》(Xiaoneng Yang，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ecor， 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纳尔逊艺术博物馆，2000年，第88—91页。

③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

④ 王宇信：《山东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其启示》，《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同②杨晓能书，图179、183。

⑥ 李学勤：《郭家庄与斗鸡台》，《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300页。

⑧ 王世民、张亚初：《殷代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馆新入藏的作册般铜鼋等等①，对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殊有裨益。

(四)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

《诗·商颂》的《殷武》篇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商王武丁时势力已经达到荆楚地区，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可相印证。多年来，湖北湖南出土了数量相当多，制作也非常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但大多见于山水之际，缺乏与当时遗址的联系。

1996—1997年在湖南望城高砂脊②，2003—2004年在湖南宁乡黄材炭河里③，先后发现了有青铜器随葬的墓，墓的年代被定为西周。这些青铜器，有的形制、纹饰均和中原商代晚期的类同，有的甚至有商代晚期多见的铭文，如高砂脊的“酉”鼎④，但另有一些具有可能较晚的地方性因素，如鼎的盘口形折沿和细长下端宽展的足等。无论如何，这些器物要晚于环洞庭湖一带过去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大多数。

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还有待系统整理，分析其演变脉络及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与长江上游、下游文化的关系。最近已有学者的工作⑤，为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五)周初的“月相”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月相”，多年间是学术界反复研讨争论的问题。近期有几种新材料出现，可能为克服这一疑难带来新的希望。

大家都知道，文献所见的“月相”词语，要比青铜器铭文多而复杂。在《尚书》、《逸周书》和《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尚书》等可信材料中，“月相”共有“哉生魄”、“既望”、“朏”、“旁死霸(魄)”、“既死霸(魄)”、“既旁生霸(魄)”六个，只有“既望”、“既死霸”常见于铭文。“旁死霸”在铭文里只在晋侯苏钟出现一次，作“方死霸”⑥。

2003年末，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甲骨文，其一片上发现了一个新的“月相”：“哉死霸”⑦。最近，在新出现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上，又有另一前所未见的词语发现。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西周的初年历法的“月相”与后来的“月相”或许分属于两个阶段，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简化和修改了。重新思索这一问题，会为认识当时历法的变迁有所帮助。

(六)西周厉王以下青铜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晚期共和。厉王在位年《周本纪》云三十七年，有人据《世家》致疑，但总不少于二十年上下。因此，厉王至幽王的西周晚期应有九十年以上，占西周整个年数三分之一。按照青铜器发展的一般情况，在这一段时间中应该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厉王和宣王晚年与幽王的器物理应容易区别。东迁后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这一段时间青铜器又应当有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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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学勤：《作册般铜鼋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县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4期。

③ 向桃初、刘颂华：《宁乡黄材西周墓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期。

④ 同②图一三，1、图一四，3。

⑤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⑥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8页。

⑦ 孙庆伟：《“周公庙遗址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

近年发掘的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大量青铜器，为探讨上述时期器物的演变提供了条件。例如看晋侯墓地相当厉王晚年到共和的靖侯及夫人墓 M91、92，厘侯及夫人墓M1、M2，青铜器风格同相当宣王的献侯及夫人墓M8、M31，穆侯及夫人墓M64、M62、M63，殇叔及夫人墓M93、M102，确有较多的差异。看来进一步整理中原地区(广义的)这个阶段的青铜器是可能的，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七)长江下游青铜器的序列

关于长江下游青铜器研究的经过，曾有学者作过概述①。这一类器物的发现和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可追溯到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土墩墓和1959年安徽屯溪奕棋的土墩墓。如果再上推一些，还有江苏仪征破山口出土的器物。

有关器物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例如屯溪奕棋青铜器，或主张相当西周早中期，或以为应迟至春秋。还有如江浙发现的乐器大铙，其年代的估计学者间也甚悬殊。近些年考古材料渐多，已为解决这方面的分歧准备了条件，比如关于土墩墓的分期就有很好的讨论②。

吴国和越国青铜器的发现也已大为增多，其中不乏带有铭文的。有越王名号的兵器，包括剑、戈、矛等，非常值得注意，当前需要做的，是进行类型学的整理。考虑到楚威王败越之后，越国破散，“诸族子争位，或为王，或为君”③，越国末年的世系可能相当复杂，有些铭文王号不一定能与文献对应。

(八)秦国青铜器的发展历程

西周复亡之后在其旧地上兴起的秦国，文化有着与关东显然不同的特点，这在青铜器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前些年，曾有论作对秦国青铜器作过综合分析④，现在由于出现了很多新材料，有机会加以扩展和补充。

甘肃礼县到天水一带的西汉水流域是秦人的发祥地。20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两处秦墓葬群遭到盗掘，随后进行了发掘清理⑤。所出青铜器，结合过去著录的陕西宝鸡太公庙等出土品，使人们看到了从两周之际到春秋中期秦器的演进。凤翔南指挥M1秦景公墓在春秋晚期前段，虽然旧已盗空，还有少数器物残片可见。再往下的秦器就很丰富了。当前我们对春秋战国秦器所能掌握的知识，比其他列国更要多些，或许只有楚国可相比肩。

战国时期，秦屡战屡胜，终至兼并六国，俘取甚多，所以在秦墓及窖藏中出现的部分器物实际是战利品，不属于秦器的系列。这与若干周初墓葬情形相同，我们研究时应当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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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② 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史记·越世家》。参看《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253页。

④ 陈平：《燕秦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90、210—243页。

⑤ 祝中熹主编：《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九)巴蜀文字的解读

巴蜀文化的研讨，这些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成都白马寺出土品为导线，巴蜀青铜器进入了学者的视野，但主要是战国时代的。后来，四川彭县竹瓦街、新繁水观音，加上1986年广汉三星堆的惊人发现，揭示了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当地青铜器的面貌。不过，这些与战国的巴蜀青铜器问的连锁，仍然是有待探索的问题。

战国时代的巴蜀青铜器(有些属于秦灭巴蜀以后，甚至晚及汉初)不少具有特殊的文字，即巴蜀文字。这种文字多见于兵器、乐器，也在玺印和其他物品上出现，材料越来越多，从其使用位置和特点来看，其为文字也可说是无疑的。古书或说巴蜀不知文字，可能是讲不知汉字，不是没有自己的文字。

巴蜀文字的材料积累已多，有可能像玛雅文字那样，试用电脑技术来分析解读。大家了解，世界上完全没有得到解读的古文字不多，巴蜀文字的解读将会成为一件大事。

(十)汉初青铜器的特色

中国青铜器的著录和研究，一般是以汉代为下限(铜镜除外)，但学者们的大部分精力是用在先秦的器物上，对于秦汉青铜器着意较少。最近有些工作，有心改变这种趋向，如《中国青铜器全集》专设了《秦汉》卷。在铭文方面，也有专门的书籍问世①。

长时期以来，西汉早期青铜器容易与战国晚期的器物互相混淆，这可能是因为汉初战国时流行的艺术作风复兴的缘故，然而时代究竟不同，汉初的形制、纹饰等仍有其自己的特色，细心辨别，不难认识。例如1963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发现的犀尊，遍体饰错金银云气纹，本已定为西汉，又更正为“战国晚期(秦)”。实际其云气纹分瓣细碎，以铜镜纹饰对比，是不会早到战国的②。

近年发现了较多的西汉早期墓葬，有些是诸侯王级别的，包含了大量青铜器，多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仔细研究这些器物的特色，将有助于解决其与战国器相混的问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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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慰祖、徐谷甫：《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文字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巴蜀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