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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语言应用;意境
1 导言
汉语言文化是我国众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汉民族文化、古代诗歌文化,以及世界华文文化等等。汉语言文学中语言的独特用法,以及语言营造出来的意境,能够将读者充分的带入到文章当中,这也就使得汉语言文学受到了全世界更多学者的学习和研究,为了我国的语言更具有特色,更富有哲理,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努力研究汉语言文学,更加深入的进行分析,分析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实际的应用方式,以及如何营造出更引人注意的意境。
2 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作用
2.1培养学生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
如果不了解汉语言的应用方法和意境,就无法安心阅读,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学作品中极尽深刻而优美的语言。例如,在欣赏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简单的语言朴素明朗却又隽永清新,作者对世界充满希望,充满感恩,善良虔诚的祈祷,愿每一个人在尘世间都可以获得幸福,而自己却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仅仅依靠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全诗的深刻内涵,必须深入体会诗歌描绘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现一幅美丽的画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诗歌。所以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文学鉴赏能力会逐渐得到提高,欣赏者的审美观也会更加准确和健康。
2.2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笔书写能力
汉语言文学的目标不仅包括对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也包括学生文字书写能力的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文笔能力,才能更加的施展语言功底。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看待汉语言文学在语言应用意境分析方面的作用。毕竟,文字也是语言表达的一种形式,能口述,也能用笔来书写,才是真正懂得语言应用的人,才是真正能够领会语言意境的人。比如,如果将“沏茶”的过程用文章表达出来,并加以立意的提升,联想到人经历风雨,人生才会更加精彩,必然会通过文字语言感染更多的人。
3 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点
3.1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主体的特定性
汉语文学专业培养和造就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有较好语言、文学素养和应用能力的专门人才,学生乐于进行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可见汉语言文学的魅力所在。理所当然,语言的应用及意境的分析自然被得到重视,因为这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的重中之重。
3.2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其所涵盖的内容增强学生的语言知识,从流程的与人交流沟通,进行理性的思维,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的鉴赏品读。具备了这些综合能力,学生对汉语言的应用及语境的拿捏会更加准确到位,从而使自身的语文能力得到较为明显的增强。
4 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能力的策略
4.1增加必要的背诵内容
背诵是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最佳途径,无论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还是外国人学习汉语,增加背诵量必然会提高语言的运用水平。我国具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古到今流传下来很多经典名篇,学生如果可以对这些经典文学进行背诵,不仅可以弘扬中国优秀的文化历史,还能增加汉语言的理解和应用。最终,通过深刻记忆,学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经据典,增加文章的亮点,提高文章的层次,使文章更具有灵性。
4.2掌握语言规律
由于我国的人口较多,地域分布广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地方的方言都独具特色,在众多语言中,普通话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在使用普通话,因为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难分清卷舌,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读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于北方人来说也很不容易。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是为了在实际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分析出语言的规律,正确的运用语言,进而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语言规律。
4.3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断创新
我国的诗文中,一般是通过一些诗句或是一些词语来营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达的感情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营造意境,这往往是因人而异的。而已经往往源于生活,是诗人通过日常的生活进行观察,运用普通的事物来营造诗歌的氛围,通过自己的感悟,来提升诗歌的美感,创造出一定的艺术境界。而营造意境,不仅能够使诗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还会使诗歌中描绘的实物更加真实,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诗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宋代大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描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庐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与真切的刻画,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这样不仅是整首诗独具特色,更加吸引读者,同时还呈现出了很高的哲学道理,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还能够将诗歌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读者在品读诗文的同时,也会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汉语言文学就是这样,能够充分的运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运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来为文章营造意境,又能够在营造意境的同时,实现突破,收获惊喜。
5 结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有着方面严格的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在老师的带动下,发展主观积极性,努力探求更为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从而更加方便快捷的体会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语言意境研究[J].青年文学家,2015,02:144.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课前讨论问题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如果可以在上课之前,提出一些跟新课内容有关的问题来让学生回答,并合理的结合小组竞争的学习方式,则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还可以活跃整个课堂气氛,从而使得语文教学工作顺利进行,但需注意的是,应尽量选用一些较简单易答、灵活的问题,否则,问题太难将很容易让课堂陷入僵局,阻碍教学工作的开展。
摆脱独白式教学,转为互动的教学方式
这种教学方式要求教师担当的是与学生对话的人,而不是枯燥的独白者。根据新课改的相关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是担当知识复制的任务,仅仅将知识以独白式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而是要通过跟学生的互动交流后,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内化知识。
所谓互动的教学方式,是教师与学生合作的一种教学创新,要求教师把自己视为众多学生中的普通一员,做到与学生们平等对话,耐心交流,共同探讨语文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从而缩短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和学生间不可逾越的距离,并最终达到建立一个轻松课堂教学氛围的目的。互动式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有更多思考问题的空间和自主学习的机会,有利于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发掘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而一方面也能够让教师更好的配合学生去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改变原有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提高语文学习质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向现代化的教学方式转变,告别传统的低科技的教学方式
笔者在从事语文教学多年,对现代教学方式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首先,现代化的教学方式能够将实物和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从而为语文教学提供帮助,这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所无可比拟的。其次,现代化的教学方式形象、直观,容易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知识、发散思维、开拓视野、扩展想象力、提高记忆效果,从而增加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强化语文学习能力。再次,现代化教学方式结合了阅读和口语,一种是无声,一种是有声,二者的结合无论是在语文教学知识传输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学生对汉语的理解。
关键词:地理环境;传统观念;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这也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力量。关于文化,历来是众说纷纭。1871年,英国文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说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①
在人类世界中,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忽视的。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也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中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因此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语言也必然存在差异。下面将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统观念及的差异这三方面来论述其对语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任何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它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往往孕育出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国有句俗语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形象地概括了地理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文化实际上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内,不可避免地要体现该地域的自然地理情况,反映到语言上,便会使不同语言产生明显的差异。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山河壮丽。“山河”、“江山”等成为领土与政权的代称。“湖光山色”、“青山秀水”、“崇山峻岭”、“水天一色”等等描绘山水的词语,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山水是多么的厚爱。中华民族祖居亚洲大陆,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因此带有农耕文化的特征,有些语言就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真实写照。如“面朝黄土背朝天”、“土生土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等。
英国地处西半球,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使他们长期从事海上活动,形成了其发达的海洋渔业文明。在英国的经济中,渔业、造船业、航运业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所以在英语中,有大量与水、鱼、船等相关的词语。如: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顶天立地),a sea of troubles(无穷麻烦),a cold fish(冷淡的人),等等。再者,从中世纪开始,英国就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大国,也由此产生出很多与生意(business)有关的习语。如:Business is business(公事公办),to get down to business(言归正传)等。
中国和英国在自然地理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文化、语言的不同。要充分理解语言文化,就必须先了解这些语言中所蕴涵的文化内涵,以消除交际中的语言障碍,达到更好地沟通的目的。
二、历史传统观念对语言的影响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思考而产生的看法就是历史观念。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历史传统观念,对动物的喜爱厌恶、对颜色的崇尚禁忌等必然会有很大差异。
(一)对动物词的影响
中国是东方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其传统的文化思想自然会反映到语言上来。众所周知,龙是“四灵”之首,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与传说中认为龙具有超自然的能量,因此古代君主把自己称为“真龙天子”,百姓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跟龙相关的词语也有很多,如:龙腾虎跃、乘龙快婿、龙凤呈祥、画龙点晴等。龙在英语中的翻译是dragon,但dragon的意义与中国文化中的完全不一致。Dragon指凶暴的人,严厉的人等,是邪恶势力的代表。在英语中,dragon所引起的联想与“龙”在中文中所引起的联想完全不同,例如说一个人像dragon,这并不是一句好话。所以在使用中要格外注意。再如“狗”这个词由于受到民族心理的影响,反映到词语上也是不同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狗改不了吃屎、狗腿子、狼心狗肺”等都含有贬义色彩。而在英国狗被看做是宠物和人类的伙伴,很受人们的喜爱。如a lucky dog(幸运儿),Every dog has it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时)等。
(二)对颜色词的影响
在人类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很丰富。其本身或直接或间接地承载着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对天地日月的原始崇拜正是中国颜色迷信的根源。如:“黄色”,是权贵之色,代表着尊贵。《说文解字》云:“黄,地之色也。”因此,可以认为中国人崇尚黄色是由于尊土情节。
再如红色,在中国红色受到人们的喜爱,它象征富贵、喜庆。过春节贴红对联,节日挂红灯,结婚时贴红“”字;在英语中,red使人联想到的是“鲜血”,并由此引申出“暴力”、“愤怒”之意。如:red battle(血战),red ruin(火灾)等。
白色,在中国与红色相反,它是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禁忌色。它象征死亡、悲凉。如亲人死后家属要穿白色孝服,出殡时要打白幡。它还象征失败、愚蠢,如称智力低下的人为“”。而在英语中,white寓意着美好、纯真无邪,所以它是西方文化中的崇尚色。如:“white man”(善良的人,有教养的人)等,这些都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对语言的影响。
(三)对称谓词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中、英文化的差异对称谓词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文化以人伦文化为基础,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汉民族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社会,那时几乎每家都是一个大家族生活在一起,因此产生出了一系列对家庭成员称呼的词语。如“叔叔、舅舅、姑、姨、哥哥、妹妹”等。汉语称谓词比英语多,在汉语中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要称为“大爷”,比自己父亲小的要称呼为“叔叔”,母亲的哥哥或弟弟要称为“舅舅”,而在英语中则都可以叫做“uncle”;汉语中父亲的姐姐或妹妹要称为“姑”,而母亲的姐姐或妹妹则要叫做“姨”,但在英语中都被称为“aunt”。
三、对语言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中国,佛教虽然是外来文化,但佛教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古代,描写佛教的诗文不计其数。除此之外,与佛法有关的词语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一箭双雕”,出自《五灯会元》,原义是指射箭技术高超,一箭射中两只雕,后用来比喻做一件事达到两个方面目的。再如:“因果报应”,出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认为事物起因必有结果,善恶各有报应。其他的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都源于佛教用语。
在英国,绝大多数的英国人都信奉基督教。宗教文化对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关“神”和“上帝”的词语常常被挂在嘴边。如:“god from the machine(意外的救星)”、“God speed you!?(祝你一路平安!)”、“God bless you!(愿上帝保佑你!)”等。可见,在英国人的心目中,上帝不仅主宰着世界,也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
从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着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我们想要更深刻的了解一门语言就要先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深刻地理解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才能消除交际中的摩擦,更好地为跨文化交际提供帮助。(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俞允海,潘国英.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7.
【关键词】交通运输社会经济WTO
一、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他把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是保证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运输业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成为独立的物质生产领域,是从19世纪初随着铁路,轮船的出现才形成的。随着社会大生产的到来和发展,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作为服务与社会化生产的交通运输业,以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立足于社会。
它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极大地提高整个运输业的能力和工作质量,改善国家各经济区之间的运输联系,安全迅速,经济合理地组织旅客和货物运输,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国防建设对运输的需求。另一方面,交通运输又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为优良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对于充分开发,利用各地区潜在的资源,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能起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青岛的黄岛开发区有良好的投资环境,青岛市政府投入了四十多亿人民币对其进行开发,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客商前来投资办企业。可是来投资的客商却不是很多。后来调查发现,原来是因为交通不方便。当青岛市政府决定修建交通要道后,黄岛便开始出现了经济的繁荣。
任何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间的分工交流,都是以安全,高效的交通运输联系为前提的。即首先是建设道路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只有具备了高效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进行地区(或城市)开发和把国民经济的各个基地联结起来,才能进行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反之,交通运输基本设施的短缺会导致对经济发展的干扰,使经济发展出现徘徊和不必要的消耗,阻碍其发展。
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的时期,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其主要原因是原料的运进,市场的开拓,都需要由与之相匹配的运输业。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铁路大发展时期,铁路作为路上运输的主要方式,它的优点是通达性强,受自然条件限制小,运量大以及价格低廉,从而得到了迅速发展。1926年美国铁路网建设达到阶段性顶峰,总里程达40.8万公里。之后,随着运输技术的进步,运输需求的变化,公路、内河、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美国拥有24.5万公里铁路,650万公里公路,4万公里内河航道,44.8万公里民航航线和36.3万公里输油气管道,形成了综合运输能力强大的交通体系。总的来说,美国的运输系统相对国民经济发民而言是超前的,他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建设中,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并有一定的储备能力,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它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体现。
如果我们对越来越多的新型运输方式进入运输体系的现象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这种现象是竞争和取代效应的结果。新的运输方式以它特有的优点吸引一部分运量。由于可供使用的运输方式增多,选择性增强,以及交通运输工具相互连接的可能性增大,这就使运输供给能够更准确,更灵活地适应越来越高的运输需求,这些规律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二、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与运输业的发展
在经济与交通运输业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和分析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运输体系的发展和变化。如果我们将一个长时期的生产规模和结构与运输规模和结构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在社会发展初期经济规模较小,结构比较稳定,各地区都以农业生产为主,即现在所说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生产规模和结构与运输规模和结构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工业领域)转移。这时,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减少,而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在工业化和市场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材料如媒、矿石、钢铁等大宗货物运量急剧增加,货运量的平均增长率接近或者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品和消费品的轻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所运送货物的平均价值明显增大的同时,它们的平均体积和重量却减小了,依次在这一进程中,货运量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缓,其增长率会逐渐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而客运量则保持接近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由于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对运输提出了迅速、方便、安全等侧重于运输质量的高要求,客运方面提出了高速、安全、舒适、方便的更高要求。由于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开始蓬勃发展,运输规模和结构有了很大变化。
经济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加强了物质、人员和信息的交流,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导致了地区劳动分工。地区劳动分工取决于与地点有关的生产成本,交通体系的运输能力。这样,一个地区劳动分工以及相应的交通体系,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规模和不同作用的区域中心。
从而可知,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变化。但同时,运输业又对社会经济类型的变化起着推动作用和更直接安全的服务作用。
三、WTO与我国运输业的发展
我国加入WTO将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使我国的运输事业也得到发展。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和更多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