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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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 文化词语

翻译活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有很多翻译学者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文化、语言和翻译已成为全球现象。彼得？纽马克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尤金？奈达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不仅发展了奈达的翻译理论，也给其他翻译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语义翻译力求最大限度复制“目标语的结构”，交际翻译则努力“使译文对目标语言读者产生和源语言读者一样的影响”。

文化词语具有文化特色，反应地理、环境、社会机制、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因而翻译文化词语异常艰难，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尤为重要。以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文化词语翻译中的应用进行讨论，例子均选自《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

一、运用语义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

运用语义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主要采用音译法和直译法。如果仅用音译法与直译法无法将原文意思表达清楚，译者可适当在译文中加入解释或注释。

音译法即为根据字词读音进行翻译的方法，是翻译文化词语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在翻译地名、人名和山脉、河流名称时，音译法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音译法能够保留源语的读音特点和文化特色，有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中，译者也运用音译法翻译了许多文化词语，例如，“烟台”译为“Yantai”，“东山”译为“Dongshan”，“腊八节”译为“laba Festival”。

但音译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词语，直译法便是另一种翻译文化词语的有效方法。语义翻译注重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直译法也是如此。因此，直译法是语义翻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之一。直译法能够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并能更好地保留原文的语义特色。例如“走狗”译为“running dogs”。

音译法与直译法能够有效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但由于文化差异，有些词语如果仅用音译法或直译法进行翻译未免会令读者难以理解。此时，在音译与直译的基础上加上注释或解释不失为明智之举。适当增加注释或解释能够补充一些必要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例如，将“腊八粥”译为“laba porridge―a kind of rice porridge they make， as a tradition， with nuts and dried fruit”，增益的部分不仅对腊八粥进行了解释，还对其基本原料作了简单说明，能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腊八粥以及中国文化。

二、运用交际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

有些文化词语拥有复杂的文化背景，此时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则略显不足，交际翻译策略则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交际翻译策略主要采用意译、替代和增益的方法进行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需要采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意译法更注重读者的理解，因而是交际翻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之一。

例：坐食之余，积习难除，不免干些灾梨祸枣的闲人之业。（P119）

译文：In my retirement， I keep the old habit of wielding my clumsy pen.（P121）

“灾梨祸枣”原指印书用梨木或枣木刻板，形容烂刻无用不好的书。译者采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虽然少了些文化特色，但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

替代法也是运用交际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常用的方法之一。使用替代法翻译文化词语就是将源语中文化词汇用目的语中相近词汇来替代。例如，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中，译者将“六合”译作“the all embracing”。“六合”指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与“the all embracing”意义相近，而“the all embracing”更容易让外国人理解。因此，替代法能够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原文。

增益法是指在译文中增添必要的解释词语，也是交际翻译常用的翻译方法之一。

例：老王卖瓜，只要卖的是好瓜，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P274）

译文：As we know，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disparaging a melon peddler， named Lao Wang， who keeps praising his own goods. Well， why can’t he praise his melons if they are really sweet and juicy？ （P275）

“老王u瓜，自卖自夸”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谚语，但对外国人来说却很陌生。因此，此处译者采用了增益的方法对谚语进行了解释，这样外国读者读起来才不会一头雾水。

三、结语

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中，强调把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语音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翻译文化词语时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做补充。翻译文化词语时若仅使用交际翻译策略，则译文便会丧失原文的文化特色。这将严重影响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交流。相反地，仅使用语义翻译策略则会令译文复杂难懂，令外国读者很难理解。因此，在翻译文化词语时，要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特色，又能保证译文通顺易懂。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根据文本类型与具体的文化词语采用相应翻译策略。有时，在同一文本甚至句子的翻译中，可能需要应用两种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直译意译信、达、雅

一、萧红与其作品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其受到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她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小说《生死场》，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她更有成就的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小说。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是萧红应美国友人斯诺之约而写的小传。文章叙述了她如何在祖父的关怀和抚育下度过了孤寂的童年。

二、翻译理论与模式的简要说明

早在十九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强调忠实原文；“达”讲的是要使译文能够准确、通顺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即“达旨”；“雅”可以理解为“文雅和优美”，为翻译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关于严复“信、达、雅”的理论，后人的理论和解释大同小异，以茅盾的概括最为精辟：“信即忠于原文，达即译文能使别人看懂，雅即译文要有风采。”严复之后的中国翻译理论，包括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形似与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等都是严复“信、达、雅”的翻版或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提高。

根据“信、达、雅”的标准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种，即“直译”和“意译”。“直译”指翻译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修辞手段等，同时又要求语言通顺易懂。“意译”则要求将原文的大意表达出来，不一定采用原作的表达形式，译文自然流畅即可。但“意译”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原文内容随意删改或添枝加叶。“直译”注重对原作的忠实，“意译”强调译文应符合译语的习惯。

三、两种译文的比较分析

从总体上看，两译文在忠实地传递原文内容，表达原文风格以及英语的表达上均是成功之作，从中可见两译者深厚的文学和翻译功底。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总体判断两译文，张译基本属于“直译”，刘译则更偏重于“意译”。但有时两种方法也交替使用。现就一些具体例子进行比较。

1. 直译和意译均可。首先，在翻译标题“永远的憧憬和追求”时，两位译家选词各异。刘译用了“longing”和“yearning”，根据美国传统词典，“longing”意思是“A strong persistent yearning or desire, especially one that cannot be fulfilled.”表示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渴望或欲望，尤指无法实现的渴望。“yearning”解释为“A persistent, often wistful or melancholy desire; a longing”，是长久的、常常是愁闷的或伤感的愿望，渴望。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的一生，既经受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又饱尝了寻找家园的坎坷、屈辱与悲欢，她在无可奈何而又义无反顾地舍弃失去之后，又满怀希望地探索寻求，向着“温暖”与“爱”的方向，怀着“永久的憧憬与追求”。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的一生。刘译意译的成分比较大。比较而言，张培基先生将其翻译成“My Everlasting Dream and Pursuit”则是明显的直译。二位都准确的将原作的意义传达了出来，都不失为好的翻译。

2. 能直译就尽量直译。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1）父亲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和疏远，甚至于无情。

张译：Father, driven by avarice, often became very unfeeling. He would treat his servants, his own children and even my grandpa alike with meanness and indifference, not to say with ruthlessness.

刘译：Father was almost inhumanly avarice. To his servants, his children and even his own father, he was just as miserly and indifferent, or heartless for that matter.

（2）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

张译：Once, due to a dispute over house rent, he took away by force a tenant’s horse-driven cart and drove it home.

刘译：Once because a tenant failed to pay his rent, father detained his cart and horse.

在上两例中，张译追求直译，保留了原句的语言结构，将原文中每个字的意思都翻译了出来，因而更加忠实于原文，达到了与原文相近的语言效果，且意思清楚，译文的可接受性强。例（1）中，将“甚至于无情”译为“not to say with ruthlessness.”，其中not to say是英语成语，意即and almost或and perhaps even，将程度的渐进表现了出来，语言生动并富有感染力。刘译注重意译。也将原文的意思译了出来，且形式上更加简洁。将“我的祖父”译为“his own father”比张先生直译为“my grandpa”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然而，原文表达了一种因果关系，父亲因为贪婪而失去了人性；而刘译改变了句子结构，将这个因果关系放到了句末，效果不免逊色于张译。例（2）中也是如此，原文“把马车赶了过来”，张译用“took away by force”，表达了父亲强行夺走了房客的马车，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刘译用了“detained”，这个词表示“扣留”，用在这里让读者觉得马车本来就在父亲手里，父亲只是阻止房客赶走他们的马车，刘译词虽然简洁，但意思却不如张译准确。另外“failed to pay his rent”也不如“a dispute over house rent”忠实于原作，原文“为着房屋租金的问题”不一定指房客没有交房租。刘先生在翻译时将“房屋租金的问题”具体化了，不够张译准确。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懂，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要保存原作的丰姿，则应在忠实于原文，而又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前提下，能直译尽量直译。以上这两个例子，笔者认为张译优于刘译。

3. 当直译不能体现原文的风格和神韵时，应用意译，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傅雷曾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就是除了传达意义之外，还要尽力保存原作的风格和神韵。在形式上要符合译文的表达习惯。

例如在原文第三、四段的处理上，原文是在“祖父把马从车上解了下来还了回去”处分段，第四段接着写祖父这样做所导致的与父亲的争吵，直到“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这里说的都是一件事。张译照搬了原文的形式和结构，将父亲和祖父的争吵放到第四段中，似乎是绝对忠实于原文，但却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与英语表达方式相悖。汉语语法的表现形式是以意统行，强调意义的连贯，但不在意形式标记，句法特征为意合；而英语的句法特征是形合。因此，刘先生在这里运用了“段落重组”的方法，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对原文的自然段落进行合并和拆分。刘译把原文第四个自然段的前三句调整到第三自然段，从而使译文上下更加紧凑、连贯，更加符合逻辑。

在原文第六、七段的处理上，也是同样的问题。原文虽然是分两段叙述，但是这两段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张译保留了原文的段落处理方式，分作两段，意思虽然准确，但对原文的风格和神韵却有影响。刘译摆脱原文的束缚，用词也颇具匠心，尤其是在翻译“祖父时时把多纹的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这句话时，刘译用“Grandpa would put his wrinkled hand on my shoulder and then on my head”来译，这里的“saying into my ear”，把祖父对受了委屈的小孙女的关爱、呵护表达了出来，使人联想到慈祥的老人轻声对小女孩说着安慰的话语，既达旨又传神，形神兼似，不失为妙笔。相比之下，虽然张译的前半部分和刘译一样，但是简单的“saying”一词不足以传达出原文的神韵，此处的处理较刘译逊色。

4. 译文中存在的个别“误译”。翻译错误是难免的，就是名家也不例外。对待翻译珍品中的错误，我们应该持科学的态度，文学翻译的价值不一定只看其中有无个别的误译，而看总体的把握。一件文学翻译能传达原作的神味，或者有其独到之处，虽然其中有可能会给挑出来的晦涩之处，也不失为成功的翻译。如例：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张译：Nevertheless, from grandpa I’ve learned that apart form coldness and hatred, there is also warmth and love in life.

Hence my everlasting dream and pursuit of this “warmth” and “love”.

原文是两个独立的段落，每个段落都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张译的第二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只是一个片段，在这里独立成段显得语言晦涩，意义含混，令读者费解。而刘译“However, from Grandpa I have learned that in life there is not only coldness and hatred, but also warmth and love. For that “warmth” and “love” I will keep longing and yearning.”意思明确，结构严谨，行文流畅。原文用“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与标题“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相呼应，译文也用“keep longing and yearning”与文章标题“My Longing and Yearning”前后照应，达到了形神兼似。

四、结语

从以上对两译文的比较评析，可以这样概括：张译和刘译都是以“信”为最高原则的。总的来说，两译文都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内容，语言表达也很流畅。但两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张译基本属于“直译”，而刘译基本属“意译”。二者都不失为成功之作。

通过对两译文的比较评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当中以“信”为首。“信”即忠实于原文，在尽量贴近原语的表达方式的同时，又不破坏译语的语言规范。在这一标准的前提下，应兼取“直译”和“意译”之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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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中：《刘士聪先生汉译英关键技法探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8。

赵秀明：《文学翻译的“韵味”说――论刘士聪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12。

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朱曼华：《中国散文翻译的新收获――喜读张培基教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国翻译》2000.3。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尤金·奈达 功能对等 指导标准 翻译实践

一、引言

在中国，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得最早、最多、影响最大的理论。“功能对等”理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以来，在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奈达对世界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克里斯蒂安·巴柳（Christian Balliu）所说：“奈达的著作，开创了翻译理论的新时代”（郭建中，1999）。本文将通过概述“功能对等”理论的内涵和特征，并结合一些翻译实例，力求在翻译实践中正确运用该理论。

二、奈达的对等理论概述

1964年，奈达在其著作《翻译科学初探》中提出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根据奈达的观点，各种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普遍存在很大的差异，“形式对等”概念的应用范围较为有限。奈达特别强调后者，认为“动态对等”的概念反映了翻译的本质：“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Nida & Taber，1969）在这一定义中，“切近”是指“切近源语的信息”；“自然”是指译语中的表达方式；“对等”则把上述两者结合起来，是对等语（equivalent），而不是同一语（identity）（郭建中，1999）。很明显，该定义强调的是信息对等，而非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

奈达在“动态对等”中突出了“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引起了不少误解。为了强调功能的概念，避免有些人对“动态对等”的误解，奈达后来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用“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代替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内涵基本相同，都强调“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而所谓“功能对等”，就是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实现“最为切近的自然的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Nida，2004）

三、“功能对等”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

“功能对等”理论是以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为依归，以译文和译文读者为中心的理论。在功能对等中，奈达虽仍坚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优先考虑前者，但他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郭建中，1999）。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了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判断一个译文的效果不仅要将译文与原文所对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作对比，更重要的是考察读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文的程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和结构（形式对应）（王华，2010）。基于“功能对等”理论，我们归纳出，在翻译实践中，要按以下四个标准来斟酌译文的质量：传达原作信息；再现原作的风格和精神；语言自然顺畅，符合译入语规范和表达习惯；读者反应近似。

（一）传达原作信息

由上文可知，原文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还包括语言形式，即包括了源语传达出的各种信息：语义信息、文体信息、文学意象和心理效应信息等。根据“功能对等”理论的要求，在再现信息方面，译者传达给译语读者的译语信息应与原作者传达给源语读者的原文信息基本相同。因此，在具体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按照这一标准，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各种信息。

例如，梁实秋的《时间即生命》一文中出现了“易经”“前四史”和“通鉴”等中国味很浓的词语。对源语读者来说耳熟能详，但由于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方面的诸多差异，这些词语对译语读者而言却难懂。因此，译者在英译这段文字时，要尽可能详尽地翻译或解释著作名称所包含的信息。为此译者采取音译的同时，添加了“The Book of Changes”“The Historical Records，The Book of Han，The Book of Later Han and The Annals of the Three Kingdoms”和“the 294-volume chronicle by Sima Guang”三处注释，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主要信息。又如的《差不多先生传》中，“他姓差，名不多”一句，若仅译为“His surname is Cha and his given name，Buduo”，外国读者就会只知其音，不知其意，因此，译者基于传达原文信息的标准，在后面加了“which altogether mean‘About-the-Same’”的补充说明。

（二）再现原作的风格和精神

“精神”指原作的“神气”“语气”“情调”“气氛”，或者归结为“神韵”（王华，2010）。神韵不在于字面，而在于字里行间。“风格”包括原作的文体、语体特点和作者本人的写作特点（刘世聪，2002）。原文特有的遣词造句方式能够传递原文的本土气息，反映出作者的思维方式和风格。因此，翻译不仅是信息的传递，也是风格的移植。倘若译者只注重传达原文信息而忽视原文风格，译文就会显得呆板无味，失去了原有的神韵。在翻译实践中，要想达到精神、风格对等，译者必须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使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在译作中得到重生。例如：

（1）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荣）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郁达夫《故都的秋》）

译文：Turn eastward under locust trees to closely observe streaks of sunlight filtering through their foliage，or quietly watch the trumpet-shaped blue flowers of morning glories climbing half way up a dilapidated wall，and an intense feeling of autumn will of itself well up inside you.（黑体为笔者所加）

这句话是对景物的精描细绘，涉及视觉形象，如“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也写了赏景的心态、动作，如“细数”“静对”，透露出作者的悠闲、惬意。译文避免逐字翻译，注重风格与精神对等，黑体内容的使用很好地再现了“情与物融合、意与景交织”的艺术风格。此外，译文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将“从槐树叶底”和“在破壁腰中”两个状语后置，虽然在形式上与原文存在差异，却将原文的精神风格准确地传达给了读者。

（三）语言自然顺畅，符合译语规范和表达习惯

该标准要求译者在已传达原文信息和精神风格的基础上，尽可能在译文中用词得体，使得行文流畅自然，语言形式符合译入语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奈达（1993）在其著作《语言、翻译和文化》中将“功能对等”定义为：目的语读者应该能像源语读者理解原文那样来理解译文。译者要实现这一点，就应在译语中寻找对等语，必要时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确保译文在语法上、文体上无任何表达生硬的迹象，避免出现翻译腔，有悖译入语规范和表达习惯。且看下面一句例文：

（2）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迭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回环曲折，极其险峻。（《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这句话句式流畅自然，一气呵成，要求译文也应基于译入语规范和文化背景，传达出原文的内涵和精神。结合语境，“境界”不宜译为“realm，area，place”等词，否则会在将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受阻，影响信息的有效接受。四字短语的连续使用，有助于传达文章诗般的美感和雍容警策的笔调。但这些短语在译入语中没有直接的对等语，译者应先通晓短语的涵义，而后对其形式作分译、合译等灵活处理，力求译文符合译语规范和表达习惯。译文如下：

A mighty long river…sometimes comes up against a narrow section flank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steep cliffs，winding through a course with many a perilous twist and turn.（黑体为笔者所加且略有修整）

译文用“section”指代“境界”，接着按照英语表达习惯，适当调整了原文的结构，将两组四字短语合译，同时满足一句译文对照一句原文，行文流畅且自然。黑体部分贴切地译出了原文中的几个词语难点，很好地达到了“令人满意的功能对等”。

再如老舍的《养花》中的一句“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其中“好种易活”和“会奋斗的”分别表达“成活率高”和“耐寒、耐热”的意思。译者翻译时不宜按字面直译，而应将语义植入新的文化土壤，用符合译入语语法规范的对等语代替原文的所指：“I only grow flowers and plants that are hardy and enjoy a high survival rate.”

（四）读者反应近似

“衡量一个翻译作品必须首先考虑译文读者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将译文读者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加以比较”（Nida & Taber，2004）。译者应力求使不懂原文的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在理解和欣赏原文时的反应趋于一致。因此，在具体翻译工作中，译者应参照译文读者的心理，合理、贴切地组合译文的文字。

以下是选自谢逸《下蛋·唱鸡及其它》一文的几句话及其译文：

（3）但也有一种人，嘴尖舌长，能说会道，自我吹嘘，滔滔不绝，像那只爱唱的母鸡一样，占着个鸡窝不下蛋。个别恶劣的还窃取别人的成果去报喜称功，一点不觉得惭愧。

There are among us，however，another kind of people who，armed with a glib tongue，indulge in incessant self-glorification and，like the above-mentioned cackler，hold on to the coop without laying any egg.Some few even go so far as to brazenly claim credit for work that was done by others.（黑体为笔者所加）

原文用比喻的手法批评那些自吹自擂、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人，内容辛辣讽刺，亦庄亦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译者在透彻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中西方读者在思维习惯和阅读模式方面的差异：一方面采用合译法将“嘴尖舌长，能说会道”“自我吹嘘，滔滔不绝”两个短语顺畅地译出，用英语中的抽象名词（使用频率较高）“self-glorification”代替了汉语中的四字成语“自我吹嘘”的形象化表达；另一方面，译者在选词上再三斟酌，用黑体部分将原文的讥讽意味传达得淋漓尽致。译文虽表面上跟原文有些出入，但译文读者在欣赏译文时的反应，和原文读者在欣赏原文时的反应基本一致。

四、结语

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摈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对一直受忽视的译文读者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从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译界一直存在的直译和自由译之间的争论”（倪万辉、杨寅，2004）。鉴于中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译者作为差异的调节者，在尊重原文客观内容的前提下，可以灵活地开展翻译工作：译者传达给译语读者的译语信息，应与原作传达给源语读者的原文信息基本相同；译者须摆脱原文语言结构的束缚，在译作中重现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要尽可能使译文流畅、自然，语言形式符合译语规范和表达习惯；译者还应灵活甄选译文的文字，力求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近乎相同的感受。

毫无疑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该理论既强调忠实原文，又重视译语和源语的契合，从而扩大了可译性的范围，对翻译实践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 A.&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9.

[2]Nida，Eugene A.& 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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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空白 韵味 阐释 影响

文学的韵味是说不出、道不明的抽象感觉，颇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含义。但是如果要欣赏散文，还必须要研究这种散文的韵味，研究用词用句之外的空白。中国书法绘画常常讲究黑白搭配，比如齐白石所作《虾》就有人称赞说，不画水而满幅皆水。

译者就是负责把这种作者无需说明的空白重新展现给译作读者。可是不同的译者，对这种空白的理解就各不相同，因此在此理解上的语言再现也就不同。再加上对另外一种语言不甚精通，这译作恐怕很难达到这种空白的对等。而这种空白对等之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作读者能不能理解又是一个问题。他对本就变形的空白理解又带有自己的色彩。

就《蜗居在巷陌的寻常幸福》而言，我在翻译时就发现空白的韵味自然而言就可以填满，并且还填充地理所当然。可是按照这种理解去翻译时，我发现翻译这空白的尺度很难把握。我很难去决定要不要阐述一个明明很容易就理解的名词。而句子方面来说，中文句子用的简洁，空白之处较多，反而不容易翻译。从篇章的层面来看，中文的散文就是靠这种“韵味”“空白”互相连接，成为一个整体。

一、题目的空白

就题目而言，巷陌是街巷的通称。辛弃疾《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里面“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常住。这个题目省去了主语，是人们蜗居在巷陌，他们所具有的幸福是平常，不是经过大风大浪，也不是要求昂贵的代价去换取，这些幸福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即使是不起眼的经历也是种幸福。但是翻译这个题目要不要加主语，是值得商榷的。原文就是模糊的概念，作者没有说这种幸福是谁的，而是统称一种寻常幸福的状态是在巷陌的日常生活中的。

二、词汇的空白

其他的词汇如“蜗居、至高境界、普世、连空气都闲散、打磨、沉淀、腔调、叫卖声、氤氲”，这些词可以看作是文化负载词，尽管只有“叫卖声”是直接表示中国文化，但是我们中文读者其他词汇的即时反应并不仅限于字面的意思。我们看到这样的词，会自觉地联想，把自己的相关经历、回忆、感受调动起来，填充了文字背后的空白，正是这种填充使得我们与原作惺惺相惜，从中得到慰藉。但是译者在有了这些感受之后，要不要把自己填充的空白说明清楚呢，译者要不要把自己的理解添加进去呢，如果添加进去个人理解，那就使得译作在这一点上具体化了，使得对空白的理解弹性变弱。自然也就少了灵动感。但是如果中国译者不把这些背后附着的文化说明出来，外国读者没有我们这种环境，他们就无法理解原文的韵味，无法体会到中国文化。比如“蜗居”的翻译，我处理成“dwelling”，但是这个词就是“居住”，没有蜷缩在小巷一角的感觉，没有这种渺小、寻常的感觉，只是很理性的一种住处。

三、句子的空白

中问的句子很散，有排比，但是有重复，句内的小句读起来抑扬顿挫，似乎是若重若轻的用笔，不紧不慢，错落有致。这中间的逻辑关系就是空白，需要读者自己联想起来的。读者因为相似的经历，很自然地就把空白填充完整，也因自己的经历相似，更加身临其境。但是英语不能总是用短句，也忌讳总是用简单句排列。这就要求译者把内在的逻辑找出来，化成具体的语言把一粒粒珍珠串起来。以下举例说明。例如句子“有道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真正的幸福并不隐逸，可以在街市而不是丛林中去寻找。”这句话内在的逻辑就是“因为隐于野的是小道，隐于市的才是大道，因此如果是真正的幸福，那就是在街市中找到的，而不是在丛林中找到的。所以真正的幸福不是深藏的，而是日常生活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如果译者把这种理解性的东西翻译出来，译作读者是清楚明白了，但是原文的韵味消失殆尽。但是如果对照原文，好像从英语语言的角度说不太畅通。我的译文是“It is said that small-time hermits hide in the mountains， but the real hermit lives downtown. The real happiness is a revealed one， which can be found in laneways rather than in forests and jungles”我是对照原文来翻译的，没有填充空白，只是适当添加了连接词，符合英语句法规范。前一句话是古文的翻译，这句话本身带有的内在空白对于中国学者很容易理解，比如什么是隐，隐士的态度、风度、哲学观念，甚至我们对隐士有一个固定的相貌印象。但是就外国读者而言，他们就不会补充相应的空白，只有通过去了解文化背景，去理解其内涵。如果一个读者不去了解这种背景，那这种空白的灵活、空白的美就很局限了。

从中英文化差异来看，做客、戏谑、狡黠这类人的情感应该是共同的，但是“衔满食物的嘴还发着含糊的声音，有些聒噪，但没人厌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习惯一家人吵吵闹闹吃饭，但是西方人会不会这样，也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读这些文字会联想到一幅大团圆，热气腾腾吃饭的图画，但是这些中国式的幸福，不知道对于西方人会不会有这种幸福联想。如果没有这种想通，我觉得这种空白是弥补不了的缺憾。而对于译者，要不要加一些说明性的注释呢？从忠实原文来看，如果忠实文字，那就是直接不添加、不删减。

四、篇章的空白

原文段落之间是有空白的，一段话描写一件事，但是下一段忽然跳到另一件事，这中间的思维跳跃就是空白。但是这种空白也是靠我们自己补充的。不管是逻辑补充，还是画面补充，还是语言补充，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连贯性，并非是散乱的块状物。但是译者不自觉地补充这些空白后，译文按照原文语句，那就是没有显性连接手段的，意义相对。但是但看译文，好像中间缺少一根串起段落的线。我想这种空白依靠译者用自觉地用显性手段处理，比如用代词，关联词，添加名词等等。

五、总结

散文的美，不仅是语言美、音韵美、画面美，还有空白之处的韵味美。但是这种空白的灵活性很大，把握补充的度很重要。不管是从词的层面，句的层面，还是篇章的层面，都要顾及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文学翻译的好坏，与空白处理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陈宏薇 李亚丹 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7.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文化；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

作者简介：田秀峰（1980-），女，河北邢台人，河北金融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张红妹（197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金融学院外语教学部，讲师。（河北保定07105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文化因素对外语教学影响的研究”（编号：201103052）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3-0145-02

当今世界EIL（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即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语言）背景下的英语已经不再单独属于哪一个国家或文化。它有多种变体，提倡本族特色，如India English（印度英语）、Singapore English（新加坡英语）等。每一种变体都承载着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点。这要求在英语教学中要立足本族文化，熟悉其他英语国家文化，以便日后减少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现状

与以前纯粹语言输入为主的教学理念相比较，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非常重视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教学工作者们也逐渐意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语语言的教学离不开文化的传授。虽然教师能够将文化因素融入课堂教学，但文化教育的误区仍然存在。“具体到英语教学实践中，就是教英语，同时也要教英美国家的文化，以至于认为这些国家文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在不知不觉中将外语学习看成是和目的语文化同化的过程”。[1]于是许多英语课堂只讲英美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提及甚少。有些教师则在教学过程中摒弃中国文化，贬低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甚至是将中国文化看作是英语学习的障碍，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给英语学习带来的负迁移。[2]

根据世界全球化背景的要求，英语教学应当涉及以英语为第二外语或外语等各个国家的多种文化，其中也包括我们的母语文化，即中国文化。跨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如果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进行中国文化的表述，即便是再熟悉西方文化，在跨文化领域都只能单向接收对方信息，对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却传播无力。张为民、朱红梅对126位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用英语表达有关中国特色文化的测试。结果表明，受测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转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对于列出的中国特色的词汇或者话题，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受测者不能给出恰当的英语表达。[3]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跨文化交际，中国学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二、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不仅需要大纲编写、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更需要国家相关组织机构、教师和学生们等各方面力量的支持。

1.通过教学大纲的制定和课程设置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虽然某些大学专业设有中国文化课或文化选修课，但对绝大部分学生而言，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仍然很少，英语反而是人人必修的科目之一。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上有必要纳入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强调跨文化交际的同时指出掌握中国文化是提升综合文化素质的必要因素之一。在开设“英美文化”、“西方文化”、“英美概况”等必修或选修课的同时也应开设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引导学生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课堂内容应适当融入中国文化因素，扩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其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社会文化主题内容，为跨文化交际打下坚实基础。

2.通过教材编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我国现行的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教材有许多都宣称选材来自英美国家，标榜原汁原味，强调纯粹的英语或美语。然而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描写实有欠缺。课堂上教师会利用其中的文章引入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向学生渗透西方社会的一些思想理念。然而为了融入中国文化，在不改变现有教材主体形式的情况下，教材的编写可适当加入介绍中国民俗、社会文化内容的文章。授课教师也可根据学生或教学的具体情况融入中国文化的讲解，如利用中西文化对比等方法，避免单一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在对比的同时，教师仍要注意把握自己的态度。对待两种文化要站在公平的角度，不能简单地评价孰优孰劣，给学生以理解的偏差。[4]

3.通过考试系统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

在将西方文化纳入各种考试之中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中国文化的考察。虽然中国多年以来提倡素质教育，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实施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努力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应试的影子仍然潜伏在广大学生尤其是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过程之中。小到学校的期末测试，大到全国性的英语四、六级考试都促使学生为了争取获得高分或是过级单纯的学习英语语言而忽略对文化的学习。教师以及学校也为了通过率过分强调语言的强化练习而轻视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虽然近几年许多教师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素养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但课堂上对文化的讲解依然局限于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只字不提。中国以考试为导向的英语学习依然存在，那么利用考试系统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来促进师生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也不失为有效手段之一。

4.通过现代化教学手段导入中国文化

如今许多高校都具备网络课堂、多媒体教室、自主学习平台等一系列现代化设备，通过这些多媒体教学平台给学生塑造一个多元文化的学习氛围也是大学英语课堂导入中国文化的必要途径之一。授课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课堂给学生上传一些体现中国社会文化的文学作品译本的片段，如《红楼梦》等中国经典小说译本，甚至是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等作品都是提高文化素养、促进英语学习的好资源。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室给学生观看体现中国元素的电影片段，如《花木兰》、《功夫熊猫》、《BBC美丽中国》等英文电影或纪录片。虽然这些电影并非中国制作，但由于取材于中国的传说故事或是具有中国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学生从中可以学到有关中国元素的英语表达方式，如称谓、食物、中国功夫等。即使是播放英美国家的电影，教师也可以利用中西文化的对比，对学生进行中国文化的教育。如在观看《I am Sam》这部影片时，教师可以利用其中中西方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对儿童的教育习惯以及监管制度展开讨论，通过分析对比中西文化的异同，深化学生对中国社会习俗文化以及西方教育理念的认识和了解。教师同样可以换个角度引导学生观察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表现中国的，如《BBC美丽中国》里是如何展现中国的美好河山、人文生活以及文化传统的。总而言之，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可以帮助授课教师将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堂。

5.通过提高授课教师文化素养导入中国文化

由于现在的英语教师大多是年轻一代，从本身成长以及受教育的环境来看很多人都缺乏中国文化的熏陶，不具备扎实的文化素养。因此，教师应当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或措施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修养，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另外坚持阅读中文经典作品也是不错的选择。阅读使人进步，只有大量阅读才能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从而给文化教学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学校或者上层管理者要鼓励教师学习中国文化，教授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之中。

6.通过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

课堂之外教师在介绍学生接触英美电影、小说并熟悉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引导他们关注中国文化。教师还可以给学生划分阅读小组，给每个小组布置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阅读任务，并要求每个小组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定期交换学习心得，相互促进，提高中国文化修养。

三、大学英语教学导入中国文化的原则

将中国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1.要培养学生热爱本民族文化并渴望输出本族文化的意识

积淀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利用英语这门国际语言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展风采。西方文化学的再好也不是中国学生的强势话题，只有熟谙中国文化才能让我们在与其他国家交流时建立自信并掌握主动权，让世界了解中国人的治国理念和处事原则，“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5]

2.要有文化平等的教育理念

目前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上都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但如果因此就放弃甚至贬低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并不利于学生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相反，过分强调中国文化而忽视西方文化也不可取。教师在进行文化教学时应当指出各个文化的民族特点，可以对比其异同，却不可强调孰优孰劣。

3.语言与文化的学习不能脱节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不能只学语言忽视文化，然而更不能一味的追求文化素质的培养而忽略英语语言的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国文化时应当给学生介绍相应的英语表达方式以便今后学以致用。

四、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课程要求》提出要“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并表明“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语言学习的平台，更应成为学生认知世界的媒介，“要尽可能地利用语言载体，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西方社会文化等知识”。然而，在了解西方文化以促进国际交流的要求下，中国文化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目前中国已经为自己在国际交流中占有主动地位做出了努力，如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翻译之争表明国家以及社会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视。从“Friendlies”，“Forward”到最终的汉语拼音“Fuwa”的翻译过程渗透着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的强烈渴望。一味的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化而忽视中国文化是无法真正走向世界并赢得其他国家的认可的。只有学习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主动了解中国，才是我们跨文化交际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叶慧君.关于提升英语专业教师母语文化素养的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23-127.

[2]岳小冰.如何在外语学习中利用母语文化正迁移[J].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9,(5):140-141.

[3]张为民,朱红梅.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S1):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