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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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古代建筑园林

2000多年前，伴随着云南地区水稻技术成功传入日本，云南地区特有的干阑式建筑也随之传入日本，称为高床式建筑，成为日本建筑造型原始形态之一。日本的神社建筑造型就是源于干阑式建筑。就佛教建筑而言，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佛教也因此成为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文化纽带。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四周以回廊相连，并且左右对称。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慢慢消失，现在的法隆寺已经是依山就势的非对称格局了。

这种不对称布局不仅在寺院建筑的规划中使用，也被日本皇家建筑采用。桂离宫中的古书院、中书院、御幸殿、月波楼等多栋建筑主要集中在西侧。整个建筑群的布局与自然地势浑然一体，人工的痕迹融于自然的地形当中。这已经和源于中国的建筑习惯大异其趣了。中国的宫殿，等级制度森严，在中国的宫殿建筑中出现不对称布局是不可想象的。而源于中国的日本建筑在这一点上却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性和实用性。有的学者认为，桂离宫的布局更像中国的皇家园林，如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但是在中国这些皇家园林中，它们的主体建筑依然是严格的轴线对称，只是在园林部分布置的比较自由，建筑的色彩也是华丽富贵，彰显出皇家的气派与威严。日本多山多丘陵，这种依山就势的不对称布局适应了日本的自然地形，也和日本人的精神信仰直接相关。

除了不对称布局之外，日本建筑还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伊势神宫，是日本神道教最重要的神社，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建筑之一，它的建筑材料非常纯粹，以木材和茅草等自然材料为主。木结构，草葺屋顶，屋檐无起翘，室内无天花，自然古朴，毫无人工修饰和人工技巧，排除一切违背功能、违背纯粹性原则的装饰。桂离宫内的体量并不高大的竹编御幸门，园内的草葺或树皮葺屋顶，以及素色的格子门窗，抛弃了人工的装饰、设色和多余之物。还有源于中国的牌坊式建筑——鸟居，和中国牌坊的繁琐和华丽也形成了强烈的相比，已经简化到只剩两根立柱，柱上架横木，省去了一切装饰。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日本建筑追求的纯粹、朴素、简单、调和的自然性格。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日本的禅文化与建筑

日本的建筑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而日本对禅宗的欢迎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仰慕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使然，还有来自日本内部的自身因素。

日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日本的自然条件，日本远离大陆，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海洋性气候明显，经常有突发的台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使再美的事物也会因自然灾害的降临而瞬间消逝。这自然助长了日本人的无常感跟宿命感。他们知道再美的事物也只是一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人爱樱花，但樱花的的花期只有七天，短暂易落，它的美是一种让人心醉更是心碎的凄凉的美。伤感的日本人，总是把它与人生苦短、世事无常联系起来。同时，大量的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生命的压抑、自身的渺小。台风、火山、地震这些自然灾害也因其不可征服而让日本人更加崇拜自然。这种无常感和孤寂感渗入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使人产生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渴望，正是在这里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与禅宗美学相逢了。

日本本土的神道教有着浓厚的自然本位的思想。禅宗也追求自然，让自然成为悟道的媒介，这也是禅宗容易被日本人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禅宗和神道教的融合嫁接使“日本的审美更趋向于禅的空寂与枯淡”（见叶渭渠《日本文明》）。“空寂”日语语义为幽闭，孤寂，贫困。这种禅宗影响下产生的空寂的审美倾向，对日本文化艺术各个领域影响深远，在诗歌领域表现为“余情”？在绘画领域表现为“留白”，在园林艺术领域表现为“空相”，在茶道表现为彻底的“无”。

枯山水

日本的园林艺术也深受禅宗影响。入宋、入元的日本禅僧以禅宗崇尚自然，喜爱山水的灵性，对园林浓缩天地的艺术形式有着特殊的情感。回国后，在禅寺庭院模仿杭州、苏州名园，陶冶性情，体会“物我一如”的禅境。梦窗疏石著《梦中的问答》中说“把庭院和修道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室町时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有文化的阶层—朝廷贵族、禅宗僧侣，他们热爱造庭，认为山水庭院有助于参禅。在质朴、空灵、通透的庭院里吟咏禅诗，观赏园景。禅僧们大都擅长园林设计，其中最具特色的要数“枯山水”造景艺术。

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枯山水中使用的石头，气势浑厚；象征水面的白砂常被耙成一道道曲线，好似万重波澜，块石根部，耙成环形，好似惊涛拍岸。如果点缀花木，也是偏爱使用矮株，尽量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这种以凝思自然景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典型地表现了禅宗的美学观念，所造之境多供人们静观，为人们的冥想提供一个视觉场景，人们只能通过视线进入它的世界。从这一点上来说，与中国古典园林可游、可居相比，它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是在三维空间中追求的二维效果。枯山水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人们留出无限遐想的空间，它貌似简单而意境深远，耐人寻味，能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这正是禅宗思想在造园领域的凝聚。

茶庭

日本的茶室建筑可以说是日本建筑空间精神性的代表。茶室面积通常都比较小？室内设壁龛？其中挂上一幅画、或摆上一枝花以供人眺望。通过这种处理来达到以有限表现无限空间的扩展感。日本茶道以拂去俗尘而体认并表现清净寂静的佛心为第一要义？特别强调禅茶一如。茶叶虽然在汉末已传入日本，但直到宋代，随着佛教禅宗和禅僧饮茶习尚的传入，饮茶才在日本广泛流行。日本茶道即来源于中国宋代禅宗倡导的和、敬、清、寂的教义，其目的是利用茗茶来修养个人性情和参禅悟道。桃山时代，艺术家干和休将禅宗精神融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茶道开始从幽闭的寺院走入日本社会，日本的园林也因此多了一种类型——茶庭。

茶庭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园内石景很少。石水钵，供客人净手、漱口之用，石灯则是夜间的照明用具，同时也作为园内惟一的小品。园内植物主要为草地和苔藓。除了梅花以外，不种植任何观赏花卉，为的是避免斑斓的色彩干扰人们的宁静情绪。

茶庭格调洗练、简约，并突出其“闹中取静”的山林隐逸气势，以便于沉思冥想，故造园设计比较偏重于写意及平淡恬逸的境界。园中有水井一口，供烹茶洗漱之用。一般在茶庭在内、外露地之间，用碎石和白砂铺成一条干枯的小溪，溪上架桥，增加园林气氛。这种由喧嚣入静寂的庭院设计，就像中国宋代兴起的“城市山林”，使人人在朝野不妨心存江湖。在茶庭中，一切都安排得朴素无华，富有自然情趣，更加突出禅者、茶人心造其境的禅宗主旨。以禅宗心身感悟的方法，把人们引入一种淡泊清幽的脱尘境界，使人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对精神空间的追求。超级秘书网

茶室外部造型好像草庵，尺度不大，材料结构都很简朴、原始。茶室内部利用凹间、窗户和天花布置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小空间。大量使用自然材料，不加修饰，追求空寂、枯寒的气氛。这种自然、优雅的中性色，配合阳光从外面射入，使得内外空间表现出简朴、实用、洁净、安详的气氛，从而启发茶人的清静情趣，排除私欲，探寻本源，达到觉悟的目的。

铃木大拙说“日本人最擅长的，是用直觉把握最深的真理，并借表象将此极为现实地表现出来。”从日本枯山水园和茶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壶中天地”的园林审美倾向传入日本后，被日本人改造成一种以高度典型化、再现自然美为特征的写意庭园。无论是枯山水园还是茶庭，虽然本身并不大，但常常让人感到其空间的无限延伸，或者是一种从小空间向大空间甚至是向无限空间扩展的精神诱导。它们那种抽象、纯净的形式，给予人们无限遐想的天地。它反映的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思想，不如说是美学的境界。佛教禅宗在日本兴盛，使日本人认为大自然是超脱凡世的，日本庭园也在自然美中融入了浓厚的禅的意趣。

禅宗思想对日本庭园的影响是深远广泛、潜移默化的。这种禅的样式已成为经久相传的程式，禅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虽然来源于中土，但是经过和日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特制的融合与变异，已经成为日本本土土生土长的主导文化，甚至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1].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2].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3].彭修银。《空寂：日本民族审美的最高境界》[J].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1）。

古代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为区域古建筑营造技术及其流源的系统研究，它的学术意义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1作为学科基础的营造技术研究

营造技术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基础和古建筑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学者，即致力于古建筑的营造研究，通过对古建筑的调查、勘测、比较和文献、法式研究，建立起古建筑营造学的基本知识、理论体系及演变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建筑营造技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方中原地域和官式为代表的建筑体系，结合官方历史文献如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等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建筑史学起步阶段的必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为推动古建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对民间和地方建筑表现出的文化丰富性、地域特征的关注和研究被逐步提上日程。显然，只有在地方性古建筑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开展地方性建筑文化、哲理、艺术等上层理论的研究工作，也会补充完善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地方性的建筑营造技术随着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兴起，而在全国各地更广泛和深入的展开。以中国南方为主题的地方性建筑研究在21世纪前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成为建筑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并不都以“营造”为题，但对地方性营造技术、工艺等的关注，实际上呈现了建筑历史和历史建筑研究的不同侧面。

2作为典型地域的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研究

岭南地处东亚大陆最南端，属亚热带气候，背靠五岭，面朝大海，空间相对独立。中原汉人南下之前为古越人之地，历来远离中国古代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中心，历代商贸发达，文化交流活跃。历史上土著越人、不同时期南下的汉人、海外贸易商人等众多族群，共同形成了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商贸文明等多元共存、特色鲜明的岭南地域文化。“岭南地区”作为文化地理学的概念，指以五岭以南包括广东、广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区，广义的岭南还包括海南岛。其中前三者在文化地理上超出了岭南空间地域，延伸至华南地区闽赣桂三省。岭南主要的文化地理分区是广府地区、客家地区、潮汕地区和雷琼半岛地区，其建筑在近10年中得到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岭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和历史文化边缘区位，在此背景下，岭南古建筑成为岭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一直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分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建筑领域也自然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岭南建筑文化区。岭南建筑文化区内，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仅广东省境内就包括广州、佛山、潮州、中山4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古建筑在本地区有大量保存，它们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基本对象。进一步联系已有研究成果，可以有计划推进完善“岭南”——“华南”——“亚热带”的区域的历史建筑研究。因此，虽然“营造技术”研究本身是岭南历史建筑的一个局部，但通过它来展开并逐步完善和确立“岭南”建筑谱系，比较“江南”，建构“华南”，开拓“亚热带”成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环节。具体展开来说，其一，可以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乃至东亚建筑的历史与发展进行深化、完善和补充，在空间上阐释南方地区或亚热带地区以木构为主的建筑技术的体现形式与内涵；在时间上可追溯中原建筑沉淀于此的古制，以及各历史阶段的建筑文化的交融，作为历史信息和演化的相互佐证，籍此可以深化中国建筑史中的区域研究与体系研究。其二，在中国古代建筑之多元、广阔、多样的背景下，在时间空间上构建岭南建筑的特点，有益于本地域现代建筑的发展借鉴。其三，对岭南建筑传统保存的系统性，完整性的研究，包括有形的建筑、无形的技艺及其它营造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对于保护岭南文化，保护岭南建筑文化遗产，以及传承岭南文化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3研究创新方法取向

（1）以大木营造技术为中心整合相关营造技术体系：“营造技术”的概念并非指“大木作”、“小木作”等单一、二种技术，而是贯穿营造活动全过程的相关技术与理论，从选址、规划、设计到材料的加工应用，结构形式选择、节点处理手法等等。以往的营造技术研究大多是比较单一的如大木作、砖作、瓦作等的分项独立研究，缺乏对建筑营造技术的整体及系统考量，对此，本项目以将以大木作营造技术为主导，整合样式谱系、各作营造技术配合结点、材料工艺、文献研究和工匠法则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建构地域性营造技术的建筑基础理论。

（2）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的营造技术源流与交融：文化区内的研究会忽略了文化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和地域的共性，岭南地区历史上形成了以四大民系为基础的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有相对稳定和成熟的建筑体系和营造技术，但文化圈相邻地区则在文化上和建筑营造方面则相互借鉴。研究以“民系”文化圈为基础，一方面将民系中民间和官式建筑营造技术结合起来，同时关注研究各民系文化圈之间的营造技术的交流融合，重视营造技术的源流发展，以归纳总结地域性建筑的样式和技术特征。

（3）重视与开拓地方建筑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由于地方建筑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缺乏系统的文献资料，有经验的老工匠日益减少，后继乏人，地方建筑术语模糊不清等诸种原因，都对地方建筑的系统规范研究带来莫大困难。所以对其进行基础理论和规范研究将是很突出的问题，比如对地方建筑法式特征元素研究与规范方法的研究；对地方建筑断代依据与方法研究，以及对地方建筑术语规范化的研究等等。这将会对地方建筑的研究取得规范和方法上的意义，使本研究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

（4）加强研究的科学性：注重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科学性研究，一方面重视设计法则、法式特征研究，包括建筑设计与尺度之法则规律；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包括结构力学特点、材料力学性能等定性定量的分析，并试图将两者关联起来思考问题。

4本研究应用价值

在应用层面上，岭南地区由于毗邻港澳，经济特区范围大、设定早，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首先，大量历史建筑面临拆迁和改造，开展保护工作的紧迫性相当突出，本项目的研究有助于准确有效的开展调查评估和修缮工作；其次，新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在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方面严重缺失，该项研究对认识地域建筑特色，承传地域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再次，东南亚的一些地区（例如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岭南地区传统建筑文化影响，使得本项目具有应用于国际研究的潜力。

二、本课题研究相关的研究现状

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及发展动向，大致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1）关于岭南建筑技术、类型、区域的研究；（2）关于南方地域性建筑及工艺技术的研究；（3）关于设计手法与理论的研究；（4）关于地域建筑技术源流的研究。

1基于地方性营造传统的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2000年以来东南大学学术队伍的系列研究课题上。东南大学张十庆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建筑谱系与区划研究》（项目批准号：59978006；2002年完成）。主要成果有：张十庆《古代营建技术中的“样”、“造”、“作”》（《建筑史论文集》15辑）等系列论文1）。东南大学建筑学系朱光亚教授负责的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编号2000028609）“南方发达地区传统建筑工艺抢救性研究”课题，以及2007年开始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南地区若干濒危和失传的传统建筑工艺研究》（项目批准号：50678034），成果包括了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营造技艺研究》等系列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表1）。上述研究有以下3个特点：（1）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成为用“地方性”知识反思现有中国古代建筑基础知识体系的学科前沿领域；（2）重视地方性营造技术传统的研究，对南方建筑形式谱系、技术源流、工艺作法等技术性层面的强调，这成为对20世纪90年代偏重建筑文化理论探讨的反动，也是学科发展回归基础知识建构的有益表现。这对进一步建构地方性建筑的基础理论，深化研究成果并和现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知识体系（官式建筑的营造法式等）进行对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中国南方”在相关研究中主要限于传统的“江南”地区，这是南方古建筑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可以注意到，作为“江南”与“岭南”过渡的福建地区也得到了关注，这意味着研究课题发展向“岭南”提出了要求。

2岭南地区古建筑研究

这一方向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上。主要包括：

（1）以龙庆忠教授为主导的岭南古建筑研究龙庆忠教授是岭南古建筑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自1948年任教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建筑系教授以来，在教育思想上主张学生应该打好建筑历史的基础，以史为鉴，造福于民。所以长期以来致力于岭南地域的古建筑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带领学生对广州、佛山、潮州、揭阳等地的重要古建筑进行测绘，收集岭南地区的古建筑资料，进而开展岭南古建筑的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龙庆忠文集》2）中，文集中收录的“古番禺发展史”、“广州中山四路秦汉遗址研究”、“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南海神庙”、“瑰伟奇特、天南奇观的容县古经略台——真武阁”、“广州怀圣寺”等论文可谓岭南古建筑研究的扛鼎之作。龙老前后培养出如陆元鼎、邓其生、吴庆洲、陶郅、肖大威、程建军、张春阳、郑力鹏等学者，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吴庆洲《两广建筑避水灾之调查研究》等系列论文（表2）。龙庆忠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培养建筑史学后人，不仅开创了岭南古建筑的科学研究先河，更为岭南古建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以陆元鼎教授为主导的传统民居系统研究该系列研究持续时间长、影响大、成果多，在当代中国建筑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元鼎教授指导的传统民居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潘安《客家聚居建筑研究》等系列论文（表3），初步形成了以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以类型为基础的民居研究理论，为南方民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方法基础。他出版了《广东民居》、《中国民居建筑》等重要专著，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客家民居形态、村落体系及居住模式研究》。20多年来持续主持了15届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和7届海峡两岸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有多部论文集出版。近年来，在相关的民居学术研讨会中加强了民居营造技术课题的关注。

（3）吴庆洲教授对岭南古建筑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肇庆梅庵》、《粤西古建筑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等论文，对岭南重要古建筑的法式有着较深入的探讨，是研究华南宋元时代古建筑的重要文献。此外，在城市史的研究方面，吴庆洲教授指导博士生完成了系列相关硕士、博士论文。

（4）笔者致力于岭南古建筑的法式与营造技术研究，发表了相关的系列研究论文，所著《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3），对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营造法式的研究传统，对广东官式建筑或殿堂式建筑的形制、大木作技术和地域特征作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岭南大式殿堂建筑构架样式谱系。其指导研究生完成了如李哲杨《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等系列论文（见表4）。

近年来，一批年轻学者如肖旻、李哲杨等，在岭南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法式尺度等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综上，关于岭南地区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虽然在营造技术和法式、工艺等方面较为薄弱，但对于逐步全面开展本研究课题已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统计2000~2012年东南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古建筑研究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总计144篇，其中建筑类型约占1/2，其次是建筑法式的研究约占1/3，而建筑工匠的研究最为薄弱仅占1.5%。两个高校相比较而言，东南大学在建筑法式的研究方面更为出色，而华南理工大学在建筑类型研究方面则更为关注。通过比较，在岭南地区亟待加强建筑工匠和建筑法式的研究。

三、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

对于本项目而言，需要进一步发展为涵盖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建筑（祠堂、书院民居）的营造技术的整体研究，包括建筑设计法则、各匠作技术（以大木作技术为主，包括砖作、瓦作、土作、雕作等装饰装修技艺），并以此为线索和基础，探讨岭南各文化地理区划或民系之间及与周边关联地区的营造技术源流传播和交融关系，初步建立岭南建筑地域特征的连续谱系。

1研究内容

（1）谱系划定：岭南地区古建筑谱系的调查、划定及其演变的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岭南地区古建筑的大木构架类型谱系，研究不同构架类型的特征，相互之间的异同及其联系。以及几大方言文化族群（“民系”）的分布与岭南古建筑谱系与分谱系。

（2）营造体系研究：岭南地区古建筑主要类型的营造体系（设计、工艺、材料、样式与尺度等）。主要特征类型包括官式殿堂（学宫、寺院）、民间公共建筑（祠堂、书院）、民间住宅等。以整体、系统的观念对地域建筑营造过程中各层次、各层面、各种的技术加以研究。

（3）断代研究：岭南古建筑形制的分区、分期及断代特征与依据，并尝试进行历史解释。按各子系分别归纳，细化到尺度、比例、形态、材料、工艺、观念等各层面；尝试建立树状表格示意框架（图1、2）。

（4）地域性技术研究：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亚热带）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地域性研究，包括应对高温潮湿、台风、虫害的隔热、防潮、防风、防虫等防御性营造技术和上述内容相关相协调的建筑物理性（隔热、通风、防盗）营造技术及其关联研究；如何应对高温、多雨（暴雨阴雨）、潮湿、强日照、生物侵蚀、台风、地震等相关材料的利用、技术的研发，包括建筑的通风、隔热、防虫、防风、抗震、防腐等，探讨本地域有益有效的低成本适应性技术，有效保护的技术等。

（5）技术源流研究：岭南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技术源流研究，通过与相邻地域古建筑营造技术的比较研究；与北方官式建筑基本形制的比较研究，探索本地区建筑的原型和营造技术的源流关系。各区域的社会历史发展，汉越文化，不同时期南传的北方“正统”文化的相互作用，不同体系建筑文化基因的沉淀。更深入的认识岭南地区内部各系统建筑的现象与演变历史，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下，在亚太地区的高度认识岭南区域内种种建筑现象，历史与内涵，从而深化对中国建筑史的认识。

2研究目标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旨在建立广府地区古建筑的类型体系、术语体系、符号体系；初步提出形制鉴定的指标；解释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的演变问题，探索岭南古代建筑艺术与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

四、本课题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1古越人（本地土著）原生建筑营造技术的调查研究

对这一点来说，主要是加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甚至东南亚亚热带地区的建筑研究，特别是对曾经广泛流行于该地区的干栏式、穿斗式建筑的研究，以及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方面的研究来寻找线索、演变轨迹和建筑规律。

古代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古代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继承；否定；扬弃；发展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166-01

一、古典主义建筑的荣光

所谓的古典主义建筑是指十七世纪以来推崇古典建筑思潮，在古希腊建筑和古罗马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巴洛克建筑和古典复兴建筑，其共同特点是都采用古典柱式。古典主义建筑具有特定的组成定律，严格遵循法式、属群和均衡，强调美就是和谐，阿尔伯蒂曾说:“我认为美就是各部分的和谐,不论是什么主题,这些部分都应该按这样的比例和关系协调起来,以致既不能再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或更动什么,除非有意破坏它。”

二、现代主义建筑――建筑的新理想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主流建筑思想下，强调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对古典主义或折衷建筑，现代主义建筑强调无装饰，卢斯甚至提出“装饰是罪恶”。它主张彻底摈弃无用的装饰成分，强调功能至上、经济实用、合乎逻辑、概念清晰,追求简单、明快、光亮、平直的视觉效果。而建筑的外观就像机器一样直接反映其功能,具有了某种工艺美的艺术特点，沙利文在《建筑中的装饰》中指出“形式必须追随功能”。由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符合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审美意识，一时成为了建筑主流。

三、多元化倾向的后现代主义建筑

后现代主义出现于西方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但现代主义建筑的工业化导致的冷漠和僵化开始让人厌倦，所以后现代主义建筑是在对现代主义建筑的反思中走向了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主要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反思与超越。美国建筑师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可以算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理论宣言，它从根本上都定了传统建筑的形式美原则。

四、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建筑与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关系

从古典主义建筑到现代主义建筑，再到后现代主义建筑，虽然这是西方建筑史上三个迥异的建筑主张下而形成的各具风格特色的建筑类型，但是不难看出，其实这三者所体现的正是西方建筑的审美变化而促成的发展。

或者说，现代主义建筑正是在古典主义建筑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时，建筑师对建筑本身开始的一种反思，而后现代主义又是在现代主义发展得炉火纯青时提出的质疑。如果说古典主义建筑是一个极端，那现代主义建筑就是另一个极端，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两个极端之上通过扬弃而达到的一个中庸状态，这种中庸追求的布置折衷主义，而是追求更加符合人们居住要求和审美心理的平衡，追求建筑与装饰的和谐。这三个类型的建筑正是秉承着“否定”、“扬弃”、“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之路而发展至今。

古典主义建筑更多的是为宗教和皇室贵族服务，建筑的美观性要大于功能性，尽管这所导致的繁琐装饰一直被现代主义建筑师们所诟病，但是古典主义建筑的柱式、拱券以及一些著名的神庙样式，至今仍深深影响世界各地的宏伟建筑，成为大家争相效仿的模板，尤其是地标性建筑。很多后现代主义建筑中也能看到古典主义建筑的影子，无论是“破山花”还是浮雕似的柱式，无不是从古典主义建筑样式中脱胎而来。现代主义建筑表面看上去与古典主义建筑势不两立，反对装饰，反对套用历史上的建筑样式，大量采用抽象几何图形作为建筑语言，强调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先锋性特征明确。但是，它和古典主义建筑一样，在对几何形式美的不懈追求上不曾改变过，所以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否定”，还有“扬弃”。后现代主义建筑虽然讨厌现代主义建筑的符号化和工业化，抵制其过于刻板的几何外形，但仍不是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而是重拾古典主义建筑的装饰风格的同时加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既古典又现代，既注重功能又不失人情味，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

五、结语

无论是从古典主义建筑到现代主义建筑，还是从现代主义建筑到后现代主义建筑，这都是西方建筑史的一个发展前进过程。从对称性原则到非对称性原则就可视为是现代建筑语言的一个进步，使建筑设计更加科学和理性。而从摒弃一切表面外加装饰到重新使用山花、柱式和线脚等向传统的回归，正是后现代主义建筑除功能以外重视人们其他心理需求的表现。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走着一条“否定”与“扬弃”并存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古代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关于古建筑“真”“假”的认知

古建筑既是社会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符号的集合，又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智慧的结晶。如果历一史遗留建筑自建造之初就一直保留至今，并且从没有遭受过毁坏与修复，那么人们自然不会怀疑建筑的真假，建筑的真实性也被社会认同。古建筑“真”或“假”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又始终处于流变之中。随着人们接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文化稳定性的程度已大大降低。从远古时代至今，变化的速度一直以一种恒定增加的速度发展着”J。作为见证历史的古建筑，其蕴含的文化符号与意义也不断发生改变。变化及其过程只是中性的，至于变化的好坏则是关联到文化解读，尤其是社会制度、文化习俗、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导致了人们的价值标准发生改变，“价值标准的改变决定并导致物的价值的相应变化”L5J。由于真假判断的价值标准是变化的，古建筑“真”与“假”的内涵也是变化着的，因此在价值理念上也就无从简单地判定古建筑的“真”或“假”。随着历史时空、社会条件的多样性和变换性，古建筑价值判断的“真”或“假”的定性就会联动转换。古代的“假”古建筑则可能成为今天的“真”古建筑，今天的“假”古建筑则可能成为未来的“真”古建筑，反之亦然。历史演变导致了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文化内涵被改变，建筑原初的建筑风格和历史意义在嬗变中被赋予新的符号意义。这样，对于社会动态变化之中的古建筑，也无从以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视角来考量其质变和量变，况且也无从确定古建筑量变和质变的基数：面积?高度?风格?时间?材质?如果修复了古建筑面积的50％以上，那么，这座古建筑是真还是假?49％以下呢?如果说存在了100年的建筑是真古，那么，存在99年的建筑是真还是假?……无论所谓的“真”古建筑、复古建筑还是仿古建筑，都无法以量变和质变来定性的。何况，也无从建立和考证古建筑真假判断的指标体系。古建筑是文化符号，根本性质在于其文化性，而文化是无法量化的。即使衡量，衡量的标准也是文化的，即衡量标准已被文化规则所预设。古建筑“真”或“假”是人赋予的，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因此，古建筑的真假就不是问题，问题是为何产生了古建筑的“真假”的激烈争论。古建筑拥有者作为利益主体关于古建筑“真”或“假”的认知，所对应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价值建构的关系，即主体需要与客体满足之间的关系，关系的紧密或疏远取决于古建筑之于市场价值主体的利益和价值。而这种利益和价值是人们作为认知主体所做的关于自我追求和生活诉求的评判，古建筑拥有者的价值评判与相关利益主体的论断，要么高度一致，要么泾渭分明，也许模棱两可。因为判断主体的认知“既有其观念和理性的维度(意识主体)，也有其文化和历史的维度(历史载体)，还有虚构和创造的维度(社会传承)”_6]。这样，主体的复合性和认知的多样性，判断主体的利益和目的的不同，就造成了古建筑的差异性和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也就不存在单质的、恒定的古建筑的“真”。若想使价值判断主体做到价值中立，“客观”评价自己所拥有的古建筑也有些勉强，人的价值观念总会附加于关联事物、事件和过程。对于古建筑状态与性质的认知，是价值判断主体相互妥协、实现均衡关系的结果，是人们根据各自的利益需求、价值观念所做出的有目的文化解构或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价值判断主体总会以自身利益为判断基点，去度量古建筑的功能、性质和价值。

二、被文化体系规制的古建筑功能

古建筑是否具备利益工具的要素取决于其功能转换，其建造之初被预设的文化意义与象征功能部分地决定了其存续与否，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解读。古建筑的存续多是因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被重新编码，从而获得重现甚至创造历史文化意义的机会；古建筑的衰微多是因其在历史演变中丧失文化符码，从而被主流文化或者局部集体文化所抛离。因为“真正构成生产要素的，是物品的一套用途而非物品本身。物品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取代，物品的使用方式却是极其复杂的文化积淀物”j。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更好地体现了古建筑的文化功能，或为了特定居住，或为了歌功颂德，或为了，等等。而古建筑在经过历史洗炼之后，能否继续保持其原有功能的同时，实现功能增加或转换也直接影响着认知主体的价值判断。嵩山少林寺是北魏时期建立的，原是一座寺庙而已，僧人的宗教活动场所。今天它成为“真”古建筑享誉世界。知名度、美誉度如此之高，创造的经济效益如此之好，以至于少林寺的宗教功能转变成了经济功能。于是，少林寺由“神圣”而“世俗”，由“寺庙”而“市庙”。根本上，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少林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宗教文化功能转变成了文化资本，进而转变成了经济资本。少林寺调整了其内在功能，适应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保持了其旺盛的生命力。“作为文化载体的建筑的兴废往往是文化的变迁的过程。某些传统的式微或最终消失是因为其整合社会功能难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而一些传统得以驻留的原因则往往在于他们失去了某些原有内涵的同时，新的形式、新的内容以及相应的文化功能在其中又得以发现与发明……”传统文化事项的内在因素即自身的社会功能决定着古建筑符号的消失或驻留，在社会整合功能既定的范围内，古建筑文化功能的施展空间、扩展能力影响着其价值认定。古建筑是由历史动态创造的，其功能也是不断演化的，其符号意义与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如果古建筑原初意义缺乏与时俱进的要素，原初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地发挥，那么，古建筑在凝结历史元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原有的光彩，也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无论是外在性主流经济体系的胁迫，还是内在变换的调适，古建筑的性质判定必然寓于文化时空体系之中。文化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文化的规制与意义会随之变化，使用或消费的物品价值自然随之变化，作为文化产品的古建筑“真”或“假”的价值判断也变幻莫测。同时，隅于历史背景、知识体系和观念束缚，人的思维结构也是限定的。即，文化规制了人的经济行为和价值取向。于是，社会文化网络关系的互动与置换导致了古建筑“真”或“假”的相互转换性。在古建筑维护、修复、复古、仿古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准则具有差异性，也就导致对古建筑历史价值图解出现多样性。恰如文化枝蔓扩展方向的迥异，精神信仰与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对问题的认识不同。对古建筑进行“真”“假”性质的唯一性、恒定性的认知，实质上是用某一文化的标准来衡量“非我族类”的文化及文化产品，本身就是文化中心主义、文化进化论逻辑的体现。以单一性(或主流，或中心)文化标准的视角认识古建筑，必将导致狭隘的判断，陷入非此即彼、非真即假的二元对立价值模式。只有对古建筑进行多元论的认知和理解，才能够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古建筑，才意味着古建筑的文化价值、历史意义的丰富性，才意味着价值实现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在一个多样化的文化中，主流观点的胁迫性就很弱，当社会上只有一种主导态度存在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趋向了一致，对古建筑真假的理解就会出现单质性认识。值得警醒的是，同一性的认知可能导致功能价值的实现路径单一化，多元化的阐释则必将促使古建筑功能获得价值实现的更多新空间和新领域。

三、“古”及古建筑拥有者的利益诉求

如果把古建筑放置于更宽广的领域和时空中进行整体性审视，其自身的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决定了它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的位置。古建筑最重要的特性是“古”。在充斥着“现代”气息的社会中，“古”是稀缺资源；在商品经济体系里，“古”类产品供不应求，古建筑的市场价值逐步凸显。古建筑不只是文化符号的载体，还是重要的文化产品。古建筑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时间的久远性与不可复制性，它在历史进程中拥有较高的社会信度和影响力。古建筑的“真确性”存在意味着正统性、标准、话语权力以及支配资源的合法化。古建筑的“真”就意味着真善美、是、正确等正面信息，“假”意味着假丑恶、否、错误等负面影响。争论真假古建筑只是手段和方式，不是最终目的。而争论“古”的重要目的就在于造成古建筑的时空区隔，与众不同，突出特点，以争取话语权力和经济权益，形成有利于古建筑拥有者的利益格局。古建筑市场上大量涌现的复古建筑、仿古建筑供过于求，显然威胁到“真”古建筑所有人的利益。古建筑的产权所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经济收益，毫无疑问地会对自有的古建筑予以肯定，宣称其古建筑货“真”价实，并认为自己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和捍卫者。实际上，古建筑拥有者的经济诉求以及其他利益关联者的动机差异，就使主位和客位的认识不同，对于古建筑真或假的性质判断就难以厘清。标榜古建筑“真”的人，目的是为了在市场经济中争取古建筑商品的正当性，为了拥有古建筑存在标准的话语权、支配权、制定权，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以求获得市场认可与接纳，并从中获得利益补偿。在商品经济体系中，商品的稀缺性甚至唯一性直接影响着所有者物质利益的安全性和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标榜“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他者，并能够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或参与者，以既定的传统文化符号建构符合其特定利益的自我一他者关系。

四、古建筑作为文化产品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被建构

自我一他者的社会关系以及利益关系决定了价值主体的思维深度和认知程度，各种复杂的关系规制着古建筑“真”或“假”的认知和性质。人对问题认识或理解无法脱离现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确切地审视和把握宏观条件将更加全面地认知古建筑。虽然经济嵌合于社会文化之中，但商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取代并衡量社会关系，支配了整个社会，社会关系被物质化了。商品及拜金思想导致人们“把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各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J。如此以来，掌握重要物质、商品者就控制了话语权甚至“最终解释权”，支配了权力，制定了标准，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与之不符者就被冠之于“假冒伪劣”的称号，以排除他人的权益，挤压他者经济利益空间。古建筑作为文化产品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使用价值，在于经济文化体系的规则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而且在于古建筑与其他物品的关系或差别所表达的时空区隔，以彰显其独特、稀缺和珍贵，物品之间的差别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差别。同样的，真古建筑、复古建筑和仿古建筑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于其折射了经济利益关系和社会分层消费关系。市场法则、社会规制、风土人情等主导因素之间的互动网络，限定并决定了古建筑这一微小元素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属性，进而限定了古建筑“真”或“假”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期限。无论是“真”古建筑还是复古建筑、仿古建筑，都已经被作为商品被纳入了现代经济体系之中，都被利益主体及其社会关系决定了其价值量的大小。因为一种商品是处在相对价值形态上还是处在绝对价值形态上，完全要看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的位置而定。事实上，由于古建筑的移动便利性不强的特点，更多的时候处于相对价值形态的位置，被其他等价形态所衡量，其自身商品价值被表现的特性致使其失去了表达其他商品的决定权。具有文化产品意味的古建筑被经济利益关系和各种权力关系所制约，并在这种复杂的关系网络中被定位、被定价、被定性，被社会主流话语权所阐释。古建筑的“真”或“假”判断指标之一或许就是其是否具有文化价值与意义，以及该文化价值是否符合价值判断主体的审美标准，是否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符合主流判断和标准的建筑则是被认为“真”，否则，就被批判为“假”，而边缘群体所拥有的古建筑价值并不能被表达，这是话语权的失衡，是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博弈的失衡。文化属性的真假分析“总是陷于差异和权力的全球运动之中”_j。在古建筑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本、文化产品进入市场时，主流阶层又为边缘阶层筑起市场壁垒，甚至裁定某些边缘性古建筑为“假”。“之所以还存在所谓伪文化产品一说，那也只是表明在一种霸权建立之后，这些东西没有站在霸权文化所规定的位置上”_l”。社会主流支配者经常以传承“古”而自居，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地表明自己拥有合法权力，具有继承“传统”的正当性，为此而采取的一种更加起作用的方法是干脆重建，或者发明出另一些有利于自身的传统进行对抗。古建筑的真假之争，实际上也是古建筑拥有者在经济浪潮中争夺利益的一种方式，尤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其他发展条件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挖掘自身的文化传统获得自身的话语权利和权力，甚至可以积累发展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传统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为现实的民族发展提供动力”Ll。强调古建筑的传统性和原真性，实质上是确保“真”古建筑拥有者的既得利益，限制“假”古建筑在市场竞争中的资本收益，进而确立合乎逻辑的经济道德和道德经济，确立有效的社会规范和“正常”的经济体系。古建筑在这样的社会经济体系中，通过其自身的文化性和历史性“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现行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过介入到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中去传达自己的话语，参与到新的话语建构中去，在规则的修改、制定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使自身的文化在新的空间中获得更大的价值实现的可能”。如果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平遥古城没能参与到市场经济格局中发展文化旅游，那么，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提升程度就不一定像今天这么快。在现代话语支配体系中，认识市场经济关系、主流边缘关系的本质，才能深刻理解古建筑作为利益关系的工具性存在，才能深刻理解“新建筑复古，古建筑复活”现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