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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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科技的发展，光纤种类越来越多，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信息传输地波导，是利用高纯度的石英精工制做而成的细小光纤，一般使用的光纤分三种基本的类型，主要有：突变型地多模光纤、渐变型地多模光纤以及单模地光纤这三种。突变型地多模光纤地纤芯直径一般多为50—80um。光线是以折线的形状沿着纤芯的中心轴地方向传输，其特点就是得到的信号畸会变大。渐变型地多模光纤纤芯直径一般为20~50微米，光信号是以正弦形状传播，它的特点就是信号畸会变小。单模地光纤的纤芯直径一般只有8-10微米，光信号是直线形状传播的，它的光信号畸变是很小的。而为了调整信号工作波长或着改善其色散的特性，还可以设计特种的单模光纤，其中常用的方法有三种：三角形芯光纤、双层光纤和椭圆芯形光纤。双层光纤的分布像W形，因此又被称为W型光纤。这种光纤它有两个包层，其中内包层的直径为20微米，适当的选取光纤纤芯，外包层以及内包层折射率分别为a1、a2、a3，调整a值，可以得到在1.3~1.6微米间光色散变化是非常小的色散光纤。三角芯形光纤其折射率的分布成三角形，是一改进的色散为光纤的，三角芯形光纤在1.55微米有微量的色散。椭圆芯形光纤其折射率的分布成椭圆形，椭圆芯形光纤具备强双折射的特性。椭圆芯形光纤双折射特性能力能使光保持原有的偏振状态。这些特征都不尽相同的光纤光芯，他们的用途也都不尽相同。
2光纤通信中的测试方法的原理及其存在的局限性
如今的光纤通信高薪技术是从光通信中拓展出来的，它已经变成了现代通信几个主要的支柱之一。这个光纤通信是通过光波当做信息传递载体，是以光纤纤体作传输媒介的新型通信方式。通信传输容量大，并且传输距离远，损耗非常小。不但中继距离长，而且抗电磁干扰性能好，还有保密性能好等诸多优点。光纤通信的应用领域范围很广泛，主要包含通信网还有因特网中的计算机运用的局域网以及广域网等。如今在光纤通信被广泛应用的大环境下，对光纤材质等各方面的研究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从国外的某些公司提出来的使用光纤进行远程测试的方案中发现，想把光纤的监测成本降低的同时，还要能反映出光缆接近九成以上的，那么就要将一根光缆中两到三条的单独光纤作为监测检验的光纤才行。依靠这个理论发展而来的检测系统有以下两个类别，如下。第一代检测系统：这套系统的构成中含有一台OTDR设备、一个可控制多个链接条路的公用OTDR开关，还有一台控制全部设备的终端电脑。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一般的电话网络调制解调器的控制器来管理使用OTDR，这种方法是通过自动性质的周期性测量来分析故障的，从而进行检测故障或者是特性特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实时性，不能及时检查到故障的发生，而对于系统来说，要不停地进行OTDR设备的启动和开关的操作，这样一直下去会严重地缩减机器的使用寿命。第二代检测系统：这个第二代系统的硬件组成成分和第一代是基本相同的，它们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软件的组成部分和在线的相关光纤测试工作。在这个系统进行测试时，使用的是将必要的中心遥控检测与必要的周期性质的循环检测相结合的办法。而在其他的时间，OTDR的检测设备和光开关是不会有启动等相关操作的，若在某一根光缆检验报告中没有检测纤的相关报告，那么它就会使操控光开关把这条监测纤的检测光路开启，若是出现故障，则会由WDM技术将链路的损耗增加。光缆检验测试网这一光传输的初期开发而生的应用系统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光缆监验测试网检测的准确度以及光的中继长度还与OTDR的动态大小范围相关；检测系统能够测验到光缆的故障之处，但对光纤的特性和优劣性无法进行检测。因为光缆的故障原因并非都是由光缆的阻断造成的，其中的外力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还有的就是光缆的续借更是一个再重要不过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系统的检测并不能完全的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光纤的研究过程历经阶跃多模光纤、梯度多模光纤以及单模光纤这三个阶段，而其带宽的范围也从几十MHZ发展到几百GHZ。对于检测系统的研发与建设，为了系统传输的容量和距离的提升，将无人中继站的数量减少，检测系统扩充了大量的SDH系统，其波长为1550nm、中继距离为80KM。在ITU-T给出的设计草案中，并没有给出使用远程光纤进行检测的建议，因为没有标准系统软件的支持也没有用户接口和进行硬件测量的通道；但是在CCITT给出的设计草案中，他们提出了电信管理网络这一新概念，其中包含了人性化的管理、维护、计算、配置和安全这五个功能系统领域。
3光纤通信中的新测试技术
3.1建立于OTDR基础的光纤测试技术
基于OTDR系统的光纤测验技术的原理是将测试光纤里面向后的散射对光的消耗来进行测试的技术手段，是国际上最早被研发出来的测验手段，同样也是最快发展到商务行业领域的。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根据光纤通信在现阶段发展中的新要求，这种测验技术在性能和功能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1）单模光纤的波长是从1310微米以及1550微米开始，逐渐地向其他的波长延伸，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波长，例如说，全波光纤其低水峰的广播性质而配置的1400微米波长，为L波段和U波段光纤专属配置了1625微米的波长。（2）可以同时对多根光纤进行测验，其硬件搭配为OTDR原有的配件以及光开关。（3）并且配备了比较强大的数据存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检测系统就可实现全自动乃至一键式的测验了，其过程时间也将由原来的30s以上骤减至ns级。（4）该检测系统对目标的功能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开发，重点方向落在了开发偏振OTDR系统即POT-DR系统之上，其基本原理是在光纤的检测端口上装配好需要的原件后，利用可调波长的光源，就可分析出光纤长度上PMD具体的分布情况了。
3.2对多模光纤中差分模延迟光纤的检测技术
近几年来，10GB/s的以太网中，多模光纤和垂直腔面的发射激光器在注入到光纤的检测中后的检测结果不是很理想，原因是它并不能准确地测试出VCSEL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的带宽以及性能，而这之前若使用LED则不会出现这些问题，VCSEL在工作时，辐射比较小，因此在其实际的应用中和检测的条件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发生，DMD系统的检测能加以完善，更改其检测的条件是：使用单模尾纤，MFD是5m，并且光脉冲的宽度为0.5ns，光测验的响应带宽将会大于5GHz，光纤各端面扫描的定位精度将会小于0.5m。检测的原理是：将单模尾纤中的输出光纤在被测试的多模光纤端面上进行径向的逐点分析扫描，扫描过后进行注入操作，然后在输出端可进行逐个测量，但要注意的是，在逐点注入的时候会对应到不同的模式中，所以测量时的延时误差也要对应到相应的正确模式。
3.3网络检测技术
由于光纤传输的信息具有带宽的优势，所有光纤系统作主干网的通信网近几年发展迅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并积极升级了以局域网为中心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在局域网中又以以太网占据大多数。因此用于以太网、令牌网、千兆以太网和ATM系统等网络检测设备也因此在不断的产生。在通信网络研制开发、工程安装和日常运行过程中的维护检测中都会使用到网络检测仪。而比较常用的网络检测仪包括局域网检测仪、广域网检测仪和一些协议分析仪。这些检测仪器都能够对光纤通信进行准确而有效的监测和管理，它可以检测通信网络中各处节点的流量数据情况，也可以对各种网络设备。例如：路由器、工作站、交换机等的性能进行检测。经常能用到的协议分析仪和其他设备的性能监测仪大多都是输入/输出型的器件，而在进行实际检测时这些仪器也并不会影响到通信网络的流量情况。仅仅会对所需要的数据进行监测和捕获的分析。对于光纤主干网络的性能进行测量的内容，主要包括数据的速率、数据误码的条件、通信链路的利用率等内容。在网络测试的仪器中有数据滤波器，它可以用来检测一些具有特殊命令并可以进行响应，同时也提供可选择触发条件，可以避免在高速的运行状态下，磁盘上会存储太多无用数据。目前的网络测试仪正向着多功能、智能化、小型化发展，以方便在现场施工及日常维护中更加地容易使用。
4光纤测试方法的发展趋势
现在用到远程的光纤测试系统其测试设备主要为OTDR原有设备，和电信管理的网络不能做到兼容，由此看来，光纤的检测系统一方面要朝着和TMN兼容方向发展，同时还要增设功率计以及错误比特检测仪等仪器，并且要增加定时或持续测量、故障的定位、参数的传输、自动报警等基本拓展功能，这样才能比较好地弥补检测系统中的缺点。
5结语
通信发展史论文范文第2篇
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统计创新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统计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计实践的创新；二是统计教育的创新。创新的基础在于教育，没有统计教育的创新，就谈不上统计实践的创新。准确把握统计学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形势，培养适应新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是统计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从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谈一谈统计教育急需改革的几个方面。
一、统计学的基本发展趋势
纵观统计学的发展状况，与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似，统计学也在走与其他科学结合交融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结合趋势。
（一）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结合的趋势
统计学是一门通用方法论的科学，是一种定量认识问题的工具。但作为一种工具，它必须有其用武之地。否则，统计方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用之器。统计方法只有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出其强大的数量分析功效。并且，从统计方法的形成历史看，现代统计方法基本上来自于一些实质性学科的研究活动，例如，最小平方法与正态分布理论源于天文观察误差分析，相关与回归源于生物学研究，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源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抽样调查方法源于政府统计调查资料的搜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统计学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等。同时，有不少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在从事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对统计方法进行创新与改进。另外，从学科体系看，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交的，如果将实质性学科看作是纵向的学科，那么统计学就是一门横向的学科，统计方法与相应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产生了相应的统计学分支，如统计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了经济统计，与教育学相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了生物统计等，而这些分支学科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统计学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相应实质性学科的分支，所以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不仅属于统计学，同时属于经济学，生物统计学不仅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生物学的分支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统计方法，而是为了解决实质性学科研究中的有关定量分析问题，统计方法是在这一应用过程中得以完善与发展的。因此，统计学与各门实质性学科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历史的传统更是统计学发展的必然模式。实质性学科为统计学的应用提供了基地，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1世纪的统计学依然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且更加注重应用研究。
这个趋势说明：统计方法的学习必须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必须以实质性学科为依据，因此，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有关经济类与管理类的课程，只有这样，所学的统计方法才有用武之地。统计的工具属性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二）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趋势
纵观统计数据处理手段发展历史，经历了手工、机械、机电、电子等数个阶段，数据处理手段的每一次飞跃，都给统计实践带来革命性的发展。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给统计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20年展起来的多元统计方法虽然对于处理多变量的种类数据问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计算工作量大，使得这些有效的统计分析方法一开始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很好推广开来。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变得非常容易，那些计算繁杂的统计方法的推广与应用，由于相应统计软件的开发与商品化而变得更加方便与迅速，非统计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可以直接凭借商品化统计分析软件来处理各类现实问题的多变量数据分析，而无需对有关统计方法的复杂理论背景进行研究。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统计调查数据的处理更加准确、充分与快捷。目前企业经营管理中建立的决策支持系统（DSS）更加离不开统计模型。最近国外兴起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又译“数据掏金”）技术更是计算机专家与统计学家共同关注的领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每年都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大量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信息过量，难以消化；信息真假，难以辨识；信息安全，难以保证；信息形式不一致，难以统一处理；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要学会抛弃信息”。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不被信息淹没，而是从中及时发现有用的知识，提高信息利用率？”面对这一挑战，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DMKD）技术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把人们对数据的应用从低层的简单查询，提升到从数据中挖掘知识，提供决策支持。在这种需求牵引下，汇聚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统计、可视化技术、并行计算等方面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投身到数据挖掘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技术热点。虽然统计学家与计算机专家关心Datamining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说，Datamining与DSS一样，使得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此，统计学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深入，也同样离不开统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这个趋势说明：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技术，通过计算机软件将统计方法中复杂难懂的计算过程屏障起来，让用户直接看到统计输出结果与有关解释，从而使统计方法的普及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对于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好统计方法，但另一方面更加要学会利用商品化统计软件包解决实践中的统计数量分析问题，学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程序设计，能够将具体单位的统计模型通过编程来实现，以建立起统计决策支持系统。
所以统计与实质性学科相结合，与计算机、与信息相结合，这是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一点，再来看我们目前教育中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一些课程要改革，教学方式也要改革。以下谈一谈统计教育需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二、统计教育的改革
(一)统计专业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主导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统计理论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数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能对各种统计方法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培养应用统计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相关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如何能将统计方法正确地运用到相关领域。例如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统计人才，在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当包括四方面的知识：（1）经济理论课程，让学生了解经济活动的主要进程和基本规律；（2）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统计方法，包括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统计数据处理方法和分析方法；（3）适用电脑技术，让学生初步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4）有关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目的不在于要学生真正掌握这些问题，而是让学生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的前沿发展动态，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统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二是应用什么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的统计教学效果等。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育技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1.改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特别注重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不仅让学生掌握如何搜集、整理数据的技术，还要教学生读懂数字背后的事实。学会按照具体与抽象、动态与静态、个体与总体、绝对与相对、一般与特殊、演绎与归纳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利用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
2.改单向接受式的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以案例分析与情景教学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使学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知识，发挥其独立思考与创造才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3.构建以课堂、实验室和社会实践多元化的立体教育教学体系。在传授和学习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锻炼，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将统计学的方法结合实际进行应用，找到应用的结合点，才能使统计学获得最大的生命力。
（三）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相结合
教材要与统计软件的应用相结合。现在许多教材都是内容与软件分家，现在计算机已非常普及，无论是高校、高职和中专，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不管哪一个层次，都已说不过去。统计学是一门应用的方法型学科，统计学应从数据技巧教学转向数据分析的训练。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有机地合为一体，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统计软件的使用。除了要培养学生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外，还要培养学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即数据挖掘的能力。
（四）教学与实际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统计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案例教学与情景教学应成为统计课程的重要内容。统计教学和教材增加统计实际案例，通过计算机对大量实际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在试验室进行，亦可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统计思想和方法，而且锻炼和培养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要有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
电脑、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教学的手段，还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内容，因为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需求。语文（中文、外文）、数学、计算机、专业知识是一个统计人才必备的素质，它们之间不是分离的，而是要尽可能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教学，各管各教一套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的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注重教育信息技术中的多媒体、网络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有了电脑、网络，必需要更新，要培养出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以便培养出新型的21世纪的人才。
[参考文献]
[1]贺铿.关于统计学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中国统计,2001.9.
通信发展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光纤通信技术特点发展趋势光纤链路现场测试
1光纤通信技术
光纤通信是利用光作为信息载体、以光纤作为传输的通信方式。可以把光纤通信看成是以光导纤维为传输媒介的“有线”光通信。光纤由内芯和包层组成，内芯一般为几十微米或几微米，比一根头发丝还细；外面层称为包层，包层的作用就是保护光纤。实际上光纤通信系统使用的不是单根的光纤，而是许多光纤聚集在一起的组成的光缆。由于玻璃材料是制作光纤的主要材料，它是电气绝缘体，因而不需要担心接地回路；光波在光纤中传输，不会发生信息传播中的信息泄露现象；光纤很细，占用的体积小，这就解决了实施的空间问题。
2光纤通信技术的特点
2.1频带极宽，通信容量大。光纤的传输带宽比铜线或电缆大得多。对于单波长光纤通信系统，由于终端设备的限制往往发挥不出带宽大的优势。因此需要技术来增加传输的容量，密集波分复用技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2.2损耗低，中继距离长。目前，商品石英光纤和其它传输介质相比的损耗是最低的；如果将来使用非石英极低损耗传输介质，理论上传输的损耗还可以降到更低的水平。这就表明通过光纤通信系统可以减少系统的施工成本，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2.3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石英有很强的抗腐蚀性，而且绝缘性好。而且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很强，它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不受人为架设的电缆等干扰。这一点对于在强电领域的通讯应用特别有用，而且在军事上也大有用处。
2.4无串音干扰，保密性好。在电波传输的过程中，电磁波的传播容易泄露，保密性差。而光波在光纤中传播，不会发生串扰的现象，保密性强。除以上特点之外，还有光纤径细、重量轻、柔软、易于铺设；光纤的原材料资源丰富，成本低；温度稳定性好、寿命长。正是因为光纤的这些优点，光纤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3不断发展的光纤通信技术
3.1SDH系统光通信从一开始就是为传送基于电路交换的信息的，所以客户信号一般是TDM的连续码流，如PDH、SDH等。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传输数据也越来越大。分组信号与连续码流的特点完全不同，它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传送这种信号，是光通信技术需要解决的难题。而且两种传送设备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2不断增加的信道容量光通信系统能从PDH发展到SDH，从155Mb/s发展到lOGb/s，近来，4OGB/s已实现商品化。专家们在研究更大容量的，如160Gb/s(单波道)系统已经试验成功，目前还在为其制定相应的标准。此外，科学家还在研究系统容量更大的通讯技术。
3.3光纤传输距离从宏观上说，光纤的传输距离是越远越好，因此研究光纤的研究人员们，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在光纤放大器投入使用后，不断有对光纤传输距离的突破，为增大无再生中继距离创造了条件。
3.4向城域网发展光传输目前正从骨干网向城域网发展，光传输逐渐靠近业务节点。而人们通常认为光传输作为一种传输信息的手段还不适应城域网。作为业务节点，既接近用户，又能保证信息的安全传输，而用户还希望光传输能带来更多的便利服务。
3.5互联网发展需求与下一代全光网络发展趋势近年来，互联网业发展迅速，IP业务也随之火爆。研究表明，随着IP业的迅速发展，通信业将面临“洗牌”，并孕育着新技术的出现。随着软件控制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现代的光通信正逐步向智能化发展，它能灵活的让营运者自由的管理光传输。而且还会有更多的相关应用应运而生，为人们的使用带来更多的方便。综上所述，以高速光传输技术、宽带光接入技术、节点光交换技术、智能光联网技术为核心，并面向IP互联网应用的光波技术是目前光纤传输的研究热点，而在以后，科学家还会继续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从未来的应用来看，光网络将向着服务多元化和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光纤通信的发展不仅要突破距离的限制，更要向智能化迈进。
4光纤链路的现场测试
4.1现场测试的目的对光纤安装现场测试是光纤链路安装的必须措施，是保证电缆支持网络协议的重要方式。它的目的在于检测光纤连接的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并且减少故障因素。
4.2现场测试标准目前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分为两大类：光纤系统标准和应用系统标准。①光纤系统标准：光纤系统标准是独立于应用的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对于不同的光纤系统，它的标准也不同。目前大多数的光纤链路现场检测应用的就是这个标准。②光纤应用系统标准：光纤应用系统标准是基于安装光纤的特定应用的光纤链路现场测试标准。这种测试的标准是固定的，不会因为光纤系统的不同而改变。
4.3光纤链路现场测试光纤通信应用的是光传输，它不会受到磁场等外界因素的干扰，所以对它的测试不同于对普通的铜线电缆的测试。在光纤的测试中，虽然光纤的种类很多，但它们的测试参数都是基本一致的。在光纤链路现场测试中，主要是对光纤的光学特性和传输特性进行测试。光纤的光学特性和传输特性对光纤通信系统对光纤的传输质量有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光纤的特性不受安装的影响，因此在安装时不需测试，而是由生产商在生产时进行测试。
4.4现场测试工具①光源：目前的光源主要有LED（发光二极管）光源和激光光源两种。②光功率计：光功率计是测量光纤上传送的信号强度的设备，用于测量绝对光功率或通过一段光纤的光功率相对损耗。在光纤系统中，测量光功率是最基本的。光功率计的原理非常像电子学中的万用表，只不过万用表测量的是电子，而光功率计测量的是光。通过测量发射端机或光网络的绝对功率，一台光功率计就能够评价光端设备的性能。用光功率计与稳定光源组合使用，组成光损失测试器，则能够测量连接损耗、检验连续性，并帮助评估光纤链路传输质量。③光时域反射计：OTDR根据光的后向散射原理制作，利用光在光纤中传播时产生的后向散射光来获取衰减的信息，可用于测量光纤衰减、接头损耗、光纤故障点定位以及了解光纤沿长度的损耗分布情况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光时域反射计(OTDR)的作用类似于在电缆测试中使用的时域反射计（TDR），只不过TDR测量的是由阻抗引起的信号反射，而OTDR测量的则是由光子的反向散射引起的信号反射。反向散射是对所有光纤都有影响的一种现象，是由于光子在光纤中发生反射所引起的。
虽然目前光通信的容量已经非常大，但仍有大量应用能力闲置，伴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信息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并会超过现在的网络承载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研究更加先进的光传输手段。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光通信一定会有更加长久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磊，裴丽.光纤通信的发展现状和未来[J].中国科技信息.2006.(4).
[2]何淑贞，王晓梅.光通信技术的新飞跃[J].网络电信.2004.(2).
通信发展史论文范文第4篇
It is an institutional selection by contrasting transaction cost with efficiency whether the firm substitutes for the market. Comparing to Western Europe， there are some institutional obstructs when labor market substitutes for commodity market in which system is developed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le the cost of firm organization is too high. It is more efficient by market net than by firm organization that the pision and specialization is realized. It is the high cost of improvement of production implements that hinder the capital controlling directly and managing the producing course. There is universal significance with historical rationalization under the phenomenon not only in inpidual industry or in dynastic history that the operations are typically in the form of putting-out system in the spinning and weaving indust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性障碍，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 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 ，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转贴于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 ，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 。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 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 Blaug， 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 。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 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 。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 ，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 。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 ，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 。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 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 ，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性障碍，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转贴于 参考文献
阿尔奇安与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99，《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载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多梅尼科·塞拉，1988，《1500-1700欧洲的工业》，载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德姆塞茨，1999，《企业理论再认识》，载《所有权、控制与企业》，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范金民、金文，1995，《江南丝绸史》，农业出版社
Hans Medick，1981，in Kriedte，Peter，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胡慎康，1985，杭州蒋广昌绸庄发家史纪要，油印本。转引自吴承明（1985：382）。
John Hicks:1969，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中译本《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
科斯，1994，企业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伯重，1985，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载《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龙登高，1992a，封建市场比较研究：宋代中国与西欧中古盛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b，《个体小农家庭经营方式的历史演进》，《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四期。
1996，个体小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
1997，《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罗友枝（E.S.Rawski），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Academic Sinica.
Mark Blaug， 1985，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 University Ppress。
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钱德勒，1987，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邱澎生，2001，《商人如何改造生产组织？清代前期苏州棉丝工业的放料制生产》，江南城市工业与大众文化研讨会论文。
全汉升，1996，清代苏州的踹布业，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
吴承明，1985，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果集中于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
徐新吾，1992，《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杨小凯 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伊懋可（Mark Elvin），1973，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张海鹏等主编，1995，《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