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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民工外出从业情况
二、农民工外出呈逐月增加态势
为解决金融危机给农民工带来的就业困难,市委、市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切实引导农民工返乡就业或创业,加大了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将农业部门的阳光工程、统战部门的温暖工程、扶贫部门的雨露工程、科技部门的星火工程、劳动部门的技能就业计划统筹起来,采取招标定点、政府采购的形式,实行项目化运作。同时,积极组织定点培训机构主动下乡镇、进社区,灵活设点办班,对需要培训的返乡农民工进行专业技能、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和维权等方面培训,为农民工再务工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打下了良好基础。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千方百计为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务工提供岗位,主动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劳务对接,争取务工岗位,成效显著。
三、返乡滞留农民工再就业情况
四、我市农民工再就业存在的一些问题。
1、缺乏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没有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农民工相匹配的就业市场,很多文化水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农民工就会盲目就业,甚至无法就业。从6月份的有关数据来看,近八成的农民工为自发外出打工,政府和中介组织不到10%,由此看出我市在关注本地或外地企业的用人情况,及时就业信息,有效地把剩余劳动力安置到位、输送出去方面做的还不够。
2.外出务工人员技能素质与现实需求差距大。调查表明,近七成的劳动力没有受到过专业培训,且有的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外出后只能做些粗活、脏活、累活,而相对收入又很低。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一是对技能培训的认识不足;二是短期行为,急需挣钱;三是农民工对培训的质量和培训后就业的愿望不能有效得到满足。
3、农民工有创业愿望急需创业扶持。一些农民工反映通过多年的务工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也认识到金融危机不是几个月所能好转的,他们总希望在家乡特别是依靠土地有所发展,但从事种植业、养殖业,规模小了很难有盈利,大了资金又难以周转。受项目和资金的双层影响,其创业之路较为艰难,急需政府在政策、项目和资金方面给予扶持。
五、做好农民工再就业工作的几点建议:
1.建立多种农民工务工信息平台。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增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除了农民工个体利用社会网络自发外出务工的模式外,劳务市场、经纪人制度、地方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模式均可以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多元化务工信息交流平台,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将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就业信息,通过政府的渠道,与农民工实现信息共享,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既可以达到政府促进就业,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浪费,还可以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的自主择业,有利于实现政府、农民工、企业等多赢的局面。
2.发展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输出模式。
要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必须弄清农民人口现状,找到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面对巨量农村人口,单纯的大城市化或单纯的小城镇化,都难以解决问题,“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选择。
当前中国农民人口结构的几个总量特征
农民人口城乡结构
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亿:根据公安部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据,全国农业户籍人口为88521万人。
全国乡村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6.3亿。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1年全国乡村人口6565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则乡村人口中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62820刀人。
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6亿、2011年全国农业户籍人口88521万人,减去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62820万人,则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701万人。
乡村人口结构
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农民工为1.3亿,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以及绝大部分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常住乡村,为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而绝大部分在“县外省内”以及“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常住城市,为城市常住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乡外县内”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的20.2%,约为3204.3万,本地农民工9415万,总计12619.3万农民工常住乡村。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农民工(全部为16岁及以上,绝大部分在60岁以下)中16-20岁的比重为6.3%。若16-20岁的人口比重按年龄平均分布,则16-18岁的比重约为3.78%,19-59岁的比重约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民工为12142.3万人。
19-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37836.5万人,减去19岁及以上的乡村常住农民工12142.3万人,则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全职从事农业生产的19-59岁的劳动力)为25 694.2万人。
.全国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为2836万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乡村人口中非农业户籍人口占乡村总人口比重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乡村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人数约为2836万人
城镇农民人口结构
常住城市的农民工为1.3亿人。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中,“县外省内”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79.8%,约12658.7万人。
根据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有30%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务工(在直辖市务工的占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占20.5%),有70%在地级市、县级市及建制镇务工。
常住城市的非农民工农业户籍人口为1.3亿人。全国城镇中的农业户籍人口为25 701万人,那么常住城市的农民工就为12658.7万人,则常住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13042.3万人。
城乡农民素质结构
城市常住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6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10%。
根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外出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为62.9%,小学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比重分别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农民工是外出农民工的主体(79.8%),外出农民工的文化结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农民工的文化结构:即近90%城市常住农民工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农村常住劳动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过50%;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3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0)》,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约为52.44%,比外出农民工低约10%;高中程度的比重为12.05%,与外出农民工相当;中专程度的比重为2.93%,比外出农民工低2.87%;大专及以上的比重为2.41%,比外出农民工低4.59%;小学及以下的比重为30.17%,比外出农民工高18.5%;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明显低于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的界定,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结构可以近似反映出乡村常住劳动力(即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的文化结构。
城乡农民年龄结构
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过1亿。2011年末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约为1.08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龄老年人增加更为迅速,到2009年底,乡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万,占乡村老年人总数的11.3%。
乡村15岁及以下儿童约为1.3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11年中国乡村0-15岁的人口比重为20.22%,则2011年全国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中,0-15岁的人口总量达12702.2万。根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测算,乡村留守儿童(0-17岁)达到6102.55万。
16-59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约为4亿。测算方式见本文“乡村人口结构”部分。21-40岁的乡村农业壮劳力约为1.2亿。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全国乡村人口中21-40岁的人口比重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岁的乡村常住农业户籍人口为18286.9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本地农民工中21-40岁的比重为41.8%,外出农民工21-40岁的比重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中,21-40岁的农民工总量约为6277.8万人。因此,2011年全国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的21-40岁的壮年劳动力为12009.1万人。
城市农民T超过80%在40岁以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比重达到81.8%,40岁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国12658.7万城市常住农民工中,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10354.8万人。40岁以下的农民工为2303.9万人.
关于农民市民化问题的几个判断
巨量农民亟须市民化
全国8.8亿农业户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国民待遇,但现阶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镇常住的2.6亿农业户籍人口,这些人口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其中,我国现有的12658.7万“县外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特别是3279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具有较强的就业能力,其子女也已长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乡村,但大部分没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强烈。
另外,若按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约60%,城镇常住人口将达8.5亿人,则2012-2020年新增城镇常住人口达1.6亿人(每年新增乡村转移人口约1800万),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乡村的12619.3万农民工,虽然其兼顾农业生产,但已在非农产业就业,文化素质、就业能力较强,市民化条件较好,市民化的要求较为迫切。
农民工文化结构与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虽然农民工比农村居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对城市市民而言,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较低,与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较大。2011年全部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仅为23%,特别是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达20.5%,而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0%,城镇失业人员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53.6%;全部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仅为5.3%,而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24.3%。我国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就业稳定性差,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业生产力文化素质10年间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乡村智力资源严重外流,导致乡村全职农民整体文化程度长期处在较低水平。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39%,而根据笔者测算,2011年全国35.6%的乡村全职农民的文化素质仍停留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农业生产者文化素质10年来改善微小。
农业生产尚未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现象
近年来,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乡村地区青年人大量减少,个别地区出现“撂荒”现象,但从全国整体上看,大量农民工的离去目前并没有导致我国农业生产的“空心化”(即大面积乡村无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农业劳动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201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6.79亿亩,而2011年全国19-59岁的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为25694.2万人,乡村全职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7.89亩、人均粮食播种面积为6.53亩,另有1-3亿常住乡村的农民T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乡村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完全能够支撑我国农业生产与粮食生产。在土地面积不增的情况下,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农业生产也未出现“老龄化”。虽然我国乡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国乡村地区仍有1.2亿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壮年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也仅为17亩左右。
乡村老龄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开展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15.4%,比全国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根据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2009年调查,农村老龄人口规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龄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较可行的战略抉择
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没有空间
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是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人口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城市生产就会走向规模不经济。根据国内外学者研究,城市人口规模达到150万,其规模经济完全消失。而我国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人口规模已经远超过最佳规模,虽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规模效益,但在整体上与理想城市规模相比,已经大量出现规模不经济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达到或超过土地资源承载极限。据《京津冀发展报告(2013)―承载力测度与对策》的研究与测算,京津冀地区土地资源最大人口承载力可达17080.75万-1901.07万人,最大人口密度可达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达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经超出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经接近承受的极限。特别是在水资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16立方米,远低于国际人均水资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标准,属于重度缺水。我国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基本没有空间。
大城市中大量农民工长期得不到市民待遇,处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农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大城市化带动农民市民化已经遇到“天花板”。
小城镇化带动农民市民化长期徘徊不前
小城镇由于定位、布局、体制等问题,资源、产业、人口等难以集聚,形不成规模经济和城市功能。长期以来,我国小城镇产业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简单,就业岗位缺乏;重视工业轻视商业,往往“有城无市”,没有持续的消费能力和发达的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较为薄弱,生产效率与生活质量较低。这些问题致使我国小城镇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对农民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不大。2002年我国乡镇企业解决了1.33亿乡村劳动力就业,而到2011年我国在乡村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工还是1.3亿。这说明,近10年来,小城镇化基本没有带动农民的市民化,难以承担城市化的任务。
“中城市化”可能是带动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针对我国2.6亿农业户籍人口常住城镇、1.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常住乡村兼顾农业生产、2.3亿乡村老人与儿童尚需照顾的农民人口结构,在我国大城市化基本没有空间、小城镇化非农就业无法增长的情况下,应该转向以中等城市为主体的“中城市化”战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强县城为基本单元,以建制镇为支点,建设分布式城市网络,淡化县级行政功能,优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统一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利用200个左右中等城市和县城已有的成熟基础设施与发展空间,低成本吸纳中等城市既有和从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农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逐步减缓我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问题。加强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本地农民工以及在“乡外县内”务工的农民工等在市镇落户定居,实现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服务聚集。小城镇化是城乡分离的,小城镇仅具半城市功能。与小城镇不同,作为中城市化的支点,建制镇是市镇,即与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体的,二者不是行政联系,而是产业分工协作的统一经济区。
需要说明的是,“中城市化”战略与“市管县”、“省管县”是完全不同的。县域经济社会从本质上说,是城乡分割的,而且以传统农村为主。“市管县”、“省管县”虽然重视县域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是在城乡分割的框架下强化县级行政能力,因而无论是市还是省,对县域经济社会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战略一开始就打破县域框架,弱化县级行政能力,走市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路子。县在“中城市化”战略中只是一个地理或区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适度规模有利于充分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集聚效应,利用已有的良好产业基础、教育科研条件,发展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开展城市建设,低成本解决住房等生活问题,大幅度减低农民市民化与公共服务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规划和发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公共交通为主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弊病与规模不经济。
推进“中城市化”的几点建议
把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资源与产业基础,发展各具特色的高度专业化新兴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长性、高增长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缩小中等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与就业容纳能力。
大力发展中等城市绿色产业,推广清洁、低碳、高效的生产技术,打造一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宜居宜业的高品质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为主导,市、镇经济社会一体化布局,形成一批工业镇、农业镇、商贸镇、服务镇等。
围绕城市需求发展第三产业
大力发展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等专业市场,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网上交易平台等现代化商业设施,推动现代商贸服务业的发展,活跃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城市消费,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质量。
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的同时,改善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增长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龄化、“124”的家庭结构(即一个孩子两个中年人四个老人)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等带来的养老、家政、医疗陪护等巨大服务需求,引导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与社区服务行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
在培养职业农民与土地流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农业生产的公司化,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公司性质的现代农场、农庄、农业园区、农业合作社、农工商综合体等,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建设绿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农业转变。在公司化的基础上,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工资化。凡是实现收人工资化的农民,无论是务工还是务农,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农民实行超前免费中专教育
针对农民工文化层次较低、难以在城市稳定就业、无法在城市长期生存的状况,实行农民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青壮年农民附加3年免费中等专科职业教育,保障农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与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结构。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显示,在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有稳定受雇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外出劳动力中,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过非农业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平均外出时间为283天,比未接受过的平均外出时间多出16.6天。
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的基础上,以推进基本公共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为突破口,逐步消除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镇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重点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确保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平等接受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这可能是李师傅最后一年在北京干活了。
李师傅今年64岁,老家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李师傅就来到北京开始了打工生涯。直到前年,由于年龄太大,他开始干起环卫工人这份工作。由于用人单位担心员工年龄太大容易出问题,把年龄上限定在了65岁,这也就意味着,李师傅明年就不能继续干这份工作。
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6894万。如果将50岁以上的农民工视为高龄农民工,其比重达到15.2%,绝对数量达4100万。
而国家统计局4月29日刚刚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至17.1%,绝对数量高达4685万人,接近4700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其生存现状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都值得社会高度关注。
现状:想干重活多挣钱,但身体吃不消
如今的高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上世纪90年代左右就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他们多从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体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
李师傅年轻时做过饲料厂工人、装修木工等四五种工作,挣得都要比现在做清洁工多。如今,李师傅每个月拿2100元工资,工作单位管住(与其他11名工友住在一间屋子),但不管吃。
对于目前的境况,李师傅并没有太多抱怨。在他看来,到他这个年龄,只要能挣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想干挣得多的活,可是人老了没人愿意要”。今年过年,为了拿到全额工资,他甚至都没有请假回老家。
因为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3年内做了两次手术,家住安徽阜阳的农民工老张,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但他还是盼望着,未来能到外地或当地的建筑工地上去打工。“在那里干活一天就能挣好几百元钱,比做其他活划算多了。”
然而实际上,老张的愿望很难实现。由于他今年已经50多岁,加上身体不好,几乎所有的建筑工地都拒绝了他。现在,他只能在家附近的汽车站帮长途客车司机拉客,拉到一个人能赚上十几二十元钱。旺季的时候,老张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淡季的时候,也就一百元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教授指出,学界一般将农民工群体细分为第一代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就属于该群体)和第二代农民工(或称新生代农民工)。两个群体虽然都被外界视为农民工,但是在人生理想、社会期待、工作态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体力劳动量很大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建筑业和一些低端服务业,如今已经很难招到第二代农民工,只能靠吃苦耐劳精神相对更强的第一代农民工来填补这个空缺。但现实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开始难以承受重体力劳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建筑业、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工作的工资一路上涨。据媒体报道,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多年来,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型”行业收入水平较高。尤其是建筑业一直排在前列,且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数据显示,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从2009年的1625元已经涨到了2013年的2965元。
未来:养老、医疗是最担心的两大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于未来的生活,大多数高龄农民工并没有太强的信心。他们只是希望在眼下还能干活的时候,尽可能地多工作、多赚钱。
李师傅告诉记者,明年回河北老家后,趁着身体还能干,他打算重操旧业――种地。他说,在农村生活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家里的老房子收拾收拾还能凑合住。最怕的就是生病。如今,就算是感冒等小病,去医院随随便便也要花上几十上百元。万一身体有了大毛病,还得去大医院,就要花更多的钱,不但自己承受不了,也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李师傅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大儿子一家在北京摆了一个卖早点的小摊,二儿子在北京郊区一家锅炉厂打工。对于以后的养老,李师傅觉得顺其自然就好――自己能挣钱就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实在干不动了,也只能靠孩子们。“孩子们没读什么书,挣的都是辛苦钱,也挣不了多少”。
和李师傅选择回家种地不同,安徽的老张告诉记者,他宁可整天在外面打小工,也不愿意回家种地,因为种地实在挣不到钱。老张说,现在,他每天在外拉活,妻子也在村里的火纸作坊打工,帮人家叠火纸。虽然工作很脏很累,但一天也能挣个百十块钱。
老张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全部在江浙地区打工。谈到未来,老张表示,他和妻子还能干十几年,自己的生活不是问题,说不定还能攒下一些钱,养老尽量不麻烦孩子们。
一些高龄农民工在发愁养老、医疗问题,另一些却仍在焦虑孩子的成家、买房等问题。
老家在河北承德的许师傅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班。马上就要年满50岁的他,19岁就开始出来打工,在工地上干过小工、木工、钢筋工、塔吊司机等多种工作。他告诉记者,由于项目经理担心出事故,今年春节后,工地上50岁以上的工人大都被辞退,已经不剩几个了。
他说,近几年像他这样接近50岁的工人,很多都在为给孩子买房的问题发愁。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农村里流行男孩必须要在城里有套房才能结婚。如今,一套县城的房子随随便便就要几十万元,为了给孩子凑这份钱,父母们必须在外面打工挣钱。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博士后黄斌欢认为,在当下,纯粹务农已经很难挣钱并维持体面生活。高龄农民工这一代人已经不太可能纯粹靠回家种地来解决自己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他们必须通过其他办法找钱。
郭伟和在研究中也发现,许多高龄农民工不是不想退休,而是不敢退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要给自己挣养老钱。“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为改善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条件而奋斗,老了还要自己存钱养老,真是让人非常心酸”。
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曾指出,如果将50岁视为高龄的标准,出现大量高龄农民工并不奇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城镇劳动密集型行业留下的职工几乎是清一色的青年农民工,这种城镇企业用(农民)工年轻化的趋势持续了近20年。
他分析,2004年爆发了全国性的民工荒,背后并非是缺乏农村劳动力,而是缺乏劳动生产率高的青年农村劳动力。在当前状况下,虽然农民工的工资连年增长,但这样的工资水平对那些想要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新一代劳动者来说,吸引力仍不够,只有那些工作在城市、未来会回到农村的劳动力(高龄农民工是典型代表)愿意工作。所以说,以高龄农民工应对民工荒已经成为事实,高龄农民工就业将会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许多调查研究已经指出,当下高龄农民工多从事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较高的第二产业或低端服务业,而这些工作恰巧又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从事的。即使高龄农民工目前还能继续工作,但他们也有完全老去的那一天,到那时,谁来填补高龄农民工留下的空缺?
郭伟和指出,从我国的人口结构来看,未来我们将面临劳动力缺乏这一严重问题。要应对这一问题,除了延迟退休等制度性手段,更重要的治本之策应该是让年轻的劳动者、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体面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权利,让他们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激发他们身上的创造力。
关键词:应届大学毕业生 农民工 收入
后危机时代,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有上升之势,就业问题成为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在中国,一个统计数字将刚毕业大学生和农民工这两大主体联系在一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公布:“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农民工收入逐步趋向一致,水平在1400元/月人民币左右。 ”各大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招聘单位给两者的工资范围趋同,在成都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和刚毕业大学生求职者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差异约为200-300元。目前他们收入水平接近的现象成为网友、专家和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有人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不如以前值钱了;有人质疑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有网友提出疑问:每年花那么多钱培养大学生的目的何在呢?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是否合理呢?等等。面对以上诸多疑问,本文通过多角度地分析全国100多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提供)、麦可思2009-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数据,以期找到导致农民工和应届毕业生收入趋于一致的真正原因。
原因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决定对农民工需求大于大学生
1.按行业分组的供求状况
从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2008-2010年行业劳动力需求统计数据看,81%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建筑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占第二产业需求的94.4%;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占到第三产业用人需求的75.2%。
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截止到2009年6月底对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的调查统计,位于前五位的行业正好集中在用人需求量较大的制造业(37.9%)、建筑业(18.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7%)、住宿和餐饮行业(8.1%)、批发和零售贸易业(7.5%)。国务院研究室最新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中占80%,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2.按文化程度分组的供求状况
从2008-2010年“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要求”的统计数据看,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比例最高(占38%,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约为57%),其次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对大学、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最低。国家统计局在《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中指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多数,比例为76.5%,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在提高,因此,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者以农民工为主体。
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人倍率从2008年4季度的0.89上升到2010年2季度的1.09,说明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转好;职高、技校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说明他们供不应求,就业情况一直很好;而大专和大学文化程度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说明大专和大学学历的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一直是供大于求,就业情况不好。
3.按技术等级分组的供求状况
2008-2010年“用人单位对技术等级无要求”的需求量占总需求人数的49.5%,占有较大的比重;有技术等级要求用人需求排前两位的是初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需求比为18.7%和10.5%。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者比例较大,企业对有一定经验、掌握初级技术的农民工需求量很大。统计局在《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参加过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中有74.02%的人都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有近三成的农民工拥有专业技术证书,其中,拥有初级证书的占59.43%、中级证书的占34.45%、高级证书的占6.12%。
通过以上三组分类的供求数据看出,中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特别是掌握一定技能的农民工)的需求大于刚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在就业上有较大优势。中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实力和世界声望和农民工分不开,据统计在发达地区GDP的增长中,有1%是农民工人口流动贡献的。
原因二: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大过农民工
对金融危机前后全国主要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人员分类供求状况和趋势分析发现,外来务工人员(以农民工为主体)所占比重最大但呈平稳下降趋势,由2009年1季度的40.2%下降到2010年2季度的34%;新成长失业青年占总人数的21.5%,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所占比重最大(41.1%),且求职人数呈上升趋势,2009年1季度应届高校毕业生占总求职人数的8.8%,比2008年4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7%、1.8%,截止到2010年2季度比例又增长2.8%,可见应届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在不断攀升,就业压力加大。
大多数农民工采取两栖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具有较强的乡土情结,再加上回乡投资、子女上学等因素,劳动力回流情况比较明显,有一定积蓄后就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占39%。据国家人社部统计数据,我国1.5亿农民工中,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20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3.3%,截至2009年6月底,15097万外出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已找到工作,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影响不大,有不超过3%的农民工还在寻找工作,总人数在420万左右,暂未就业农民工中28.7%是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工作”,接近50%是由于“刚出来打工,还没有找到工作”或“企业关停、裁员”而暂无工作。
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却不容乐观。众所周知,现在的大学教育已不再是精英教育,随着全国各大高校不断地扩招,大学生激增,据测算,不考虑2009年新增的611万大学毕业生,历年积累的就有近1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人力资源市场仍然是供大于求,大学生就业矛盾突出,就业率大大降低。图1对“211”、非“211”和高职高专三类院校2006-2009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非失业率进行了统计,看到从2007届到200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均出现下滑,其中本科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降幅最大,到2009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虽有小幅回升,但仍低于2007届的水平。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压力远比农民工大,一方面是因为大学生对工作和待遇期望较高,另一方面不像农民工有返乡务农的退路可选择。因此,部分大学生迫于生计,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身价选择较低岗位的工作,工资待遇就会较低。通过对“211”、非“211”及高职高专院校2006-2009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的月薪进行了比较,看到2007届到2008届大学毕业的月薪呈下降趋势,本科院校大学毕业生月薪下降最为明显,降幅分别为14%和11%,2009届三类院校毕业生月薪均有回升,其中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月薪增长最多,明显高于2007届(1735元),而本科院校毕业生月薪却仍低于2007届。
教育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针对2008届毕业生的就业首选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对试用期后的工资的预期”的问题时,大部分大学生的选择范围在1500-4000元,占了总数的67%;选择3000元以下的占到54%,有80%的大学生表示:可以接受到小城镇及乡镇单位就业,说明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下,基层就业已经在大学生的就业过程作为一种选择。相比较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调查中没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70元,技师则可达到1400元以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近几年农民工就业的工资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使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相应的缩减了一部分的工资水平,但是总体上农民工工资的水平没有降低很多,月平均工资水平在1400元左右。
原因三:岗位胜任力是企业择人的重要标准
1.学历不再成为就业初期的竞争优势
在许多行业,特别是制造、建筑、居民服务、住宿餐饮等行业学历已经不是唯一或重要的择人标准,它们强调技能水平和经验,劳动力市场各种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说明企业对持有技术资格等级证的求职者需求大,而且是供不应求。某市人才市场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工资的多少与劳动者是大学生身份还是农民工身份没有关系,只与岗位有关。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与劳动者能否胜任某个岗位没有关系,尤其是某些技术性岗位,学历高不高是工资的信号,但是,这个信号常常可能失真。劳动者在一个岗位创造的价值才是决定工资的基本因素。”据某市就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的企业月工资标准皆是依据岗位划分,待遇范围在800-2000元。但是,某些技术要求特别高的岗位,工资标准常常超过3000元、4000元,甚至达到6000-7000元。
2.刚毕业大学生的实践工作能力不如农民工
目前绝大部分岗位不需要高学问,而需要特别能吃苦和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在这方面,农民工占优势。农民工基本上是初中毕业就步入社会,经过七八年的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数据表明“在制造业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而大学生则一直生活在学校的“象牙塔”中,不仅工作难找,即使找到工作能力又非常有限,很难适应岗位各方面的需要。一些大学生为了能早日就业,不得不拿着大学文凭后又去上职业专科学校,目的就在于学上一技之长便于就业,从图1中看得出高职高专院校就业率大幅上升,且连续四年与非“211”本科差距缩小,百分点差距从2006届到2009届分别为7.2、6.3、3.8和2.2,在同样的经济形势下高职就业率提高较快。
3.农民工有着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特性
农民工能吃苦耐劳,能忍受许多艰苦的考验,这一点大学生是无法企及的。因为大学生大多数是80后和90后,在家中是独生子女,从小就受家庭和学校的保护和宠爱,娇生惯养,一直是一帆风顺,练就是一身好吃懒做的本领,这样的大学生不要说工资比不上农民工,就连工作也很难找到。但是,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并不是说知识无用,而是暂时没有用的地方,这也与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不无关系。其实,大学生的起点还是比农民工要高。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其掌握的知识更全面,可塑性强,可能全面开花;而农民工则可能在某一领域的技能特别突出。也不是大学生不如以前值钱了,由于刚毕业大学生不可能一开始就从事管理或较高层次的工作,只能先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因此,按同工同酬原则,大学生所获得的工资报酬就相对较低。
总之,应届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收入趋于一致不是一个简单和单纯的现象,借助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数据我们看到,它是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内部择人标准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在这个“1400元/月”收入数字背后引出一系列值得我们关注、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产业升级方向和路径选择、农民工素质提升以及向产业工人转变、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政策的落实、高校教育体制的改革、大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大学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的改革等等。这个数字同时也提醒大学生认清当前的就业形势,重新对自己的价值进行审视和评价,放下身价,从基层做起,从小事做起。适当地在求职路上受点挫折,也不失为一种锻炼,能够磨练意志和耐力,培养其在人际交往和逆境中生存等各方面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国就业http:///
[2]麦可思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咨询网 http://.cn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转移;原因;对策
一、“民工荒”概况
国内从2004年开始就出现了比较全面性的民工荒,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以后。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报告指出,2009年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2816万人,比上年减少238万人,减少7.8%,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3282万人,比上年减少954万人,减少22.5%。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分别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19.4%和22.6%,分别比上年下降2.4和7.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不仅广东、福建、浙江等农民工输入大省出现“民工荒”,在安徽、江西、湖南等传统农民工输出省份,也出现了农民工大量短缺的现象。“民工荒”这一现象似乎与我们印象中的就业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不由得让人想探明为什么在名义上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我国却频频出现民工荒的现象。本文就从发生在今年年初的民工荒问题入手来浅析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和变化。
二、“民工荒”成因分析
首先,现在的农民工追求的不仅仅只是工资待遇的问题,更加在乎自身权益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工作时间远高于相关法律规定,调查结果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89.8%。另外,从2007年开始,农民工每月、每周、每天的工作时间均值都在增加。其次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也没有得到满足,现在一些农民工有了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但五金就很少了,如住房公积金等几乎都没有。甚至在基本的劳动合同签订上,近六成的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2009的数据显示,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42.8%。
其次,用工荒显现凸显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结构出现了两头小中间大的局面。一方面,企业需要大量的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企业对普工的需求量大,但由于其工作特点是工作强度大的简单重复劳动,企业往往赋予其的劳动报酬偏低,且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差。另一方面,企业愿意用重金聘请是高级技术人才,不愿对低劳动成本的普工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这样就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调,有专家认为这形成了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逼现象。
第三,东部地区的优势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策的引导下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发展迅猛,农民工们不远万里到东部地区寻找就业就会。转眼到了2009年第三季度全国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均收入为1455元,环比增长2.5%;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389元和1382元,环比分别增长3.2%和4.3%。东部地区为1422元(国家统计局《2009年第三季度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很明显,在工资待遇上东部地区已经丧失了优势。加之近年来,由于政府不断推出惠农政策。
三、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方面
1.为农民工提供教育机会,改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51.1%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这不仅导致农民工就业面缩窄,也不利于我国企业产业升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展教育工作时,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使更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再教育,这样可以满足企业产业升级对于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同时可以帮助农民工拓展就业市场,提高生活条件。
2.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为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央政府和各地政府应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为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首先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消除差别待遇的前提;其次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另外,制定诸如最低工作水平,限制一周工作时长上线,安全生产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工作的基本权益。
(二)企业方面
1.东部地区企业加快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企业做好产业转移承接工作
“民工荒”的出现对于企业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东部地区企业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凭借区位优势、资本充足,积极做好产业升级工作,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将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内地。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以更多的自动化设备代替大量劳动力投入。同时,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成本都日渐增高,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渐明显,加之随着中西部地区交通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中西部地区企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承接的条件日渐成熟。这样一来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不用跨省就业而在省内就业带来的便利和消除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2.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改善工作环境条
企业应该不断改善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和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提升企业的竞争水平和市场占有率。与此同时,适当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以满足生活成本上升而导致的对工资水平上涨的刚性需要,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多劳动者以满足生产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企业不断发展。除此之外,企业还应该注意改善工人生产工作环境,工作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低,而且也关系到一个企业是否能够更好的吸引到足够的劳动者。
参考文献:
[1]蔡.“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J].开放导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