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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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生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现代医学成为全球性医学体系，并使其源起的西方医学具备了全球性意义。相比之下，传统中国医学面临了近百年的挺废之争，说明医学体系不仅仅以生物医学的普适性规律作为其核心，更以其人文性而有了实实在在的灵性与价值和根植的生命力。故而医学需要在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定义中进行综合考量，并通过医学的地方文化性视角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地方性意义。因此农村全科医生培养即要面临此种新视角下的文化挑战而成为医学教育个新的内容之一。
一、医学文化与医学服务
医学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不同地方的医疗体系有不同的独特文化现象―某个社会的成员们共享的思考，判断和行为模式，因为引起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素或病菌，病人的生理状况或他人恶意加害的行为，然而，起界定作用的却不是病人的身体状况，行为或有害的环境突发事件―这种种可能引起疾病的原因―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价值。因此克莱曼认为：如果要使人们得到恰当的医学治疗，理解病人对疾病与治疗所持的观念就十分必要。而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地方性疾病解释，需要把病患的主观感受做为医生服务不可或缺的部分来对待，而这就是医学的人文性，即医学以文化的方式对人给予尊重对人身体，精神，心理给予尊重和关照，因此西方希波克拉底强调“医生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上的”，而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则强调“大医精诚”。由于病患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将直接影响世纪的医学实践和效果，而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主观意识上的文化差异性，因此医学实践将决定不同文化中医学体系将回答应该是什么？应该如何做？既体现医学的人文性，所以医学服务因医学的文化性而必须要在地方性语境中体现价值，即通过医学服务的地方性而达人文化的医学服务。
二、农村全科医生培养与医学人文
农村是固定居住区成员形成的社会网络，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生活方式也因此区别开来。农村微环境，形成了一个微小的文化系统，其成员对疾病的解释和观念，防治的经验和技术等所形成的系数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社区服务需要以人文的视角展开，着手于不同的文化团体对农村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引发医患冲突。农村全科医生即为立足于社区，服务于社区的医务人员，农村全科医生需要掌握跨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极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研究能力，以应对不同的身心问题的求助，将医学科学技术及其医学文化融入社区，即自身需要濡化在社区的文化中，并促进社区对现代医学文化与传统观念或社区文化的融合，及促进现代医学观念和文化在社区的涵化，即所谓的将现代医学文化的全球性意义，发展根植为地方性意义，如此才能促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入社区，是农村全科医生扎根社区，服务社区，进而“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农村全科医生的医疗活动将面临文化适应的挑战，同时社区成员也会对农村全科医生所持有的医学技术和观念产生不适应和抵触，及产生文化冲突，导致医疗活动失败或者医疗活动减效，进而可能增加纠纷和不信任。农村全科医生在文化和观念上将处于被包围的境地，进而在冲突中成为弱势，使其医疗活动的管理和运转变得极其不稳定。所以医患双方在社区的交互，需要农村全科医生在医学人文领域有较强的处置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利于工作开展。
三、如何开展农村全科医生的人文教育
针对农村社区机构面临的困境和农村全科医生工作开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只能通过农村全科医生的培养和提升才能解决此类问题，即农村全科医生培养必须注重医学人文教育。而这种人文教育并不是现成的教条和规范的灌输，也不是在教师课堂或者实习医院病房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在社会现实文化背景的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体验式把握，将人文医学教育的场景和文化背景作为农村全科医生除医学技能和理论学习之外的重要部分进行设置并付诸实践。笔者认为课通过以下几点来把握：一，去除医学唯技术主义的偏执，以医学的技术性和文化性双重定义树立人才培养的理念。二，在农村全科医生的培养目标中将人文沭阳作为培养目标的重要一环，在人才规格的顶层设计上确立其地位和重要性。三，将社区文化的融入能力，现场观察能力，现场处置等能力的规训作为农村全科医生培养的实践内容之一，开设医学社会学课程，掌握基本的医学社会学研究和洞察能力，促进农村全科医生医学活动和医学文化传播的技巧和能力。四，将传统文化习俗，传统医学价值观，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作为选修课开设，增加其文化适应和能力和融入能力。五，制定教育规训方案和模式，必须以教育理论为指导，以体验式过程为主要方式，展开医学人文教育，增加社区见习和社区文化相关的学习环节。六，制定相关的非笔试性考核方式，以强化和引导人才培养机制的走向和深度。总之需要在以现场为主的教育环境中，完成对农村全科医生医学人才素质的提升，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全科医生走进社区，服务社区，扎根社区，解决社区医疗服务人才匮乏，社区医疗服务难以发展的窘境。
总之，众多教育理论和医学实践活动研究中，医学人类学在基层医生人文素质培养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当前现代医学突飞猛进的当下，需要增强人文医学素养以便深入社区，扎根基层服务农村居民，解决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些问题。希望此论证对基层医生的培养有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1]张亚斌，石凯，黄义玲，谢莎丽.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意义及对策探讨[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01）.
农村医生论文范文第2篇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农村医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农村基础教育学生流失解决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问题是全国实现小康的关键，农村教育发展状况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如今，农村教育状况虽然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重点探讨生源流失问题。
一、学生流失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1、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整体水平低下，农民收入不高，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可谓一大开支，经调查表明，经济原因是导致学生失学的第一因素。2、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学生赖以生存和依附的经济实体，是与社会发生交换、收入、支出关系的最基本的经济单位，家庭在学生是否接受教育方面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支付教育费用的能力及这种能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家庭成员（主要是家长）的教育价值观对儿童是否受教育和受多大程度教育的支配和决定作用。3、打工潮流的干扰。由于国家允许并鼓励个体劳动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对打工人员需求增多，再加上读书回报周期过长的影响及教育自身原因，使得大批初中甚至小学生纷纷拥入打工仔行列。4、人口压力。一般农村家庭平均有2.3个孩子，家庭规模大，子女多，要同时供养几个学龄儿童，往往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从而影响子女的入学。
(二)教育自身的弊端。1、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虽然国家已经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农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已有了质的飞跃，但相对于城镇及发达地区，仍然普遍偏低，办学条件在不同地区的农村也不平衡。2、教师队伍不稳定，整体素质偏低。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支待遇较优，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由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长期投入不足，因此伴随着办学条件差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教师待遇偏低、队伍不稳；教师工资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有些贫困县市却经常出现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民办教师是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待遇总体不高。因此，教师队伍流失严重。3、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片面追求升学率作为一种办学倾向已偏离了我国基础教育是提高全民素质教育这一正确轨道。虽然“减负”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小学生的作业量仍有待减轻。4、单一的课程体系。由于课程多以升学为主要目标，因此课程缺乏多样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由此造成一旦升学无路，即使在本地致富亦无术。
失学问题不仅造成了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和阻滞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我们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解决。
二、学生流失问题的对策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坚持。人类社会进入“地球村”时代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各种竞争变成了面对面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各类竞争的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从根本上说，就是教育的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差距”。强大的科技实力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以深厚的教育积累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提高农村基础教育的整体水平是实现科教兴国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教育积累是以教育投入为基础的，投入越多，回报就越丰厚；反之则越少。
（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改善办学条件。我国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不尽合理。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设施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重点关注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人群。教育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就地区而言，西部比东部、中部严重；就城乡而言，农村比城镇严重；所以要实行倾斜政策，向不发达的农村倾斜，同时向弱势人群倾斜，向女童倾斜。因为农村还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所以宣传、贯彻义务教育法，破除旧的传统习俗；优化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家长培训，双向交流，优化家庭环境；实行倾斜政策，为适龄学童提供经济补助确是一些有益的做法。
（四）提高认识，依法治教。1、提高全体农村公民对义务教育的认识。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对一定年龄儿童实施的某种程度的学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和灵活性，由于义务教育不同于以往的教育，其义务性和强迫性是以往的教育所没有的，因此在农村要加强人们对其认识和理解的宣传教育。2、依法治教。义务教育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强迫教育。事实说明，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是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的。因此，在义务教育过程中，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障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自1986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并且各地区也颁布了相应的实施细则。应该说，从立法角度看，我们的义务教育立法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屡屡出现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因此，强化法制观念，加强执法，严格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农村医生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 农村生源 跨文化意识
1．引言
据《广州日报)2009年1月2313报道：“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日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55．1％，而农村学生考上大学的却只占大学生总数的l7．7％。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农村生源的英语水平普遍偏低，他们之所以能够考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的数学、语文和其他学科成绩相对较高，而外语分数则较低。
虽然高校近年来一直在扩招，但是这份报道表明农村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却明显下降，与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部分原因是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与家庭环境的不同，使得一部分学生过早辍学，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农村学生较差的英语成绩使得他们与大学失之交臂。
与上述情况相反，笔者所在的职业院校，农村生源人数则占绝大多数，几乎高达90％。但共同的问题是英语学习的问题。这些学生的英语学习特点突出、问题突出，如何能够教好、学好英语对于英语教师和学生都是一个挑战．．
笔者在此针对农村生源的特点和显露的问题谈谈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2．农村生源学生英语学习、跨文化交际能力现状分析
2．1职业院校农村生源英语学习现状
首先，绝大部分学生英语基础薄弱。不能进行基本的英语会话。在学期初的自我介绍中，部分学生使用的英语句子仅仅限于“Mynameis…”．“I’m from…”．“Thereaie3peopleinmyfamily”，“Ilike…”等几个基本的句子。将近一半的学生没有练习过英语听力，只是听以前的英语教师讲过英语。有些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的学生则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方法，缺乏自信心，表现得焦虑、学习劲头不大
其次，由于家庭环境和教育条件，加之英语基础薄弱．相当一部分学生对英语学习完全失去了兴趣，甚至拒绝英语。有些学生说：“我是中国人，干嘛要学英语?”“中国有好几十种语言，为什么要学英语?”抱有这种想法的学生首先已经在心理上和态度上排斥英语学习。
再次，缺乏英语学习的环境和跨文化交际实践。95％以上的学生从未参加过任何英语培训班，从未接触过外国人．也没有读过任何外国文学作品。虽然看过一些外国电影。但也都是通过阅读中文字幕完成观看或观看有汉语配音的译制片。
最后，中文基础知识不足、城乡差别显著。这些学生的中文写作中经常出现错别字；遇有需要发表见解的问题时．通常的回答就是简单的“好”或“不好”，却不能有条理地列出论据：有些来自北京的农村生源甚至从未进过城市、从未到过动物园、从未放过风筝，更不能说出5处以上的首都名胜古迹。
2．2学生英语学习现状及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受地域影响，农村生源缺乏英语学习的环境，家长缺乏相关知识，难以帮助学生作出合理规划；接触英语之初没有较好的英语师资。据问卷调查显示，将近30％的学生的第一位英语教师兼教英语、地理、历史等多种科目。另外，农村学校教学设备落后，教学手段和方法也落后于城市学校。大部分农村英语教师照搬教材．忽略了培养学生英语听说能力．剥夺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进入城市的学校后，带有地方口音的英语发音大大挫伤了农村学生讲英语的信心，使得他们更加羞于张口。
进入城市的学校后，一些非智力因素制约了这些学生外语学习的成效。缺乏学习英语的动机和热情，影响了语言的输入，因此该部分学生学习劲头不大，缺乏学习兴趣，课堂表现被动；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害怕考试，恐惧同学或老师的否定评价，因此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表现焦虑、性格内向、胆小、羞于张口，信心不足。这些情感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学生英语学习的重要原因。
目前，职业院校的英语教学方法依然是语法翻译法，注重知识的讲解，轻视了文化的导入和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忽视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同时，课程设置难以突出英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缺乏文化的输入：不断减少基础课的课时，英语的课时太少；缺乏对生源特点的认识，过于强调课程进度；忽视学生英语基础薄弱，过快进入专业英语的学习。这些都影响了学习者真正学好英语
2-3跨文化交际实践中产生的不适应性及障碍
教育学家夸美纽斯认为：“在感觉中没有过的东西．在理智中也不会有。”由于长期以来在英语教学中缺乏文化的输入。农村生源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极易发生交际障碍，导致交际失败。
在称呼上：笔者接触的数百名农村生源无一例外的称呼老师为TeacherZhang，TeaeherLi。这表明在学习teacher这个词的时候，教师只讲解了该词的意思“老师”，而忽视了该词的文化意义，更忽略了中西方在称呼方面的差别。
在打招呼、致谢方面：学生可以完成背诵的对话，但是一旦超出背诵的范围．便可能出错。一段真实的对话如下：
A(foreigner)：Thankyou!
B(Chinesestudent)：Nothing．
这样的回答肯定不是成功的交际。
在时间观念方面：中国学生曾发问：“他们也有迟到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提前呢。”他们不知道西方的观念中，在约定时间之前到达被认为不礼貌，而迟到一会儿却是可以的。
互送礼物方面：中国学生往往觉得对方送的礼物太轻了随着各个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加强，学生真正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增加了，在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缺乏自信心的学生害怕接触外国人，不敢开口讲话，但又抱着好奇心围观；胆大的学生或者连珠炮似地发问一系列类似警察审问的问题。这两种表现都使得外国人不舒服，而且这也是失败的交际。
有些学生被选拔参与交流，亲身体会异国文化他们则表现出文化休克、模式固见，以中国文化特点衡量其他文化等问题。
以上种种跨文化交际的不适应性．通过英语教学是可以适当引导的。
3．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途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对外交往不断加深，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需求也不断加大。这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2004年教育部出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第一次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作为教学内容列入了大纲。因此，英语教师应该明确，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经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实践才能获得，因此，英语教师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背景知识，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学生有了跨文化意识，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针对农村生源学生的特点。教师在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时候应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教师应以培养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为出发点和基础。缺少英语学习的兴趣，势必影响语言和文化的输入．跨文化意识的培养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要求教师改变语法翻译教学方法，将学生从学习英语就是记单词、背语法的误区中带到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
其次，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创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情感倾向，积极探讨诱发和调节学生情绪的策略，使学生形成乐学、好学的最佳情绪状态。
再次，教师应强调本国文化的作用，这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基础。本国文化与英语国家的文化存在着差异和重合的现象，培养跨文化意识不等于鼓励遗忘本国原有的思维模式，而是提醒学生将这两种模式所代表的文化内容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并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为他们今后能够在两种文化思维模式问相互切换，为满际的需求打下基础。
再其次，教师应明确跨文化意识培养目标。Hanvey认为跨文化意识有四个层次。一般讲，学生在校期间只能达到第三个层次：①只是注意到一些表面的文化特征；②对于对方文化与自己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某些有意义的文化特征有所察觉，这时文化冲突往往发生；③对于与自己文化有着显著差异的异文化特征在理论上或是理性上能够理解。而第四个层次即可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真正理解对方所作所为则是最难达到也是学校教育难以企及的针对农村生源的特点，笔者认为达到第三个层次仍然需要较长时间。
最后，跨文化意识培养最有效的途径是教师结合日常英语教学，通过文化的对比，使学生不断吸取各种文化信息，从而具备跨文化意识。日常教学可以从多个层次进行．如词汇、对话、语法等方面。例如在词汇教学中，注重对英语词汇文化含义的介绍。如之前提到的teacher-词，在英语中不可以作为称呼语，也不是尊称，它是指代一种职业。在英语国家，中、小学生称呼教师一般是在姓之前冠以Mr．或Miss。在英语中没有一个意义和用法上与汉语的“老师”完全相同的对应词。再比如，汉语中的“龙”代表吉祥、成功等含义。而英语中的龙(dragon)却代表一种凶狠的怪兽，两者在内涵和情感色彩上截然不同。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将词汇的讲解和文化知识的介绍结合起来。帮助学生较好的理解和掌握词汇的文化意义。
除了上述途径之外，针对职业院校和学生特点，教师还可以开展课外活动，开设第二课堂。学校可开设西方文化类课程；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播放电影、视频等；鼓励学生广泛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多渠道获取跨文化交际知识：邀请外教或外国人到课堂或创造学生接触外国人的机会，等等。在实践中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
农村医生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一共620.3万人，其中，各级医院占了370.6万人，社区卫生站和乡镇卫生院合计却不足200万人。农村医生缺口53万，但每年却有50万医学院毕业生转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全国医院数量共约2万家，而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站）加起来，超过了7万个。《公报》还显示，2011年年底，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一共112.6万人，却要服务66万多个村卫生室。
更严峻的是，农村全科医生匮乏。全科医生是指能以门诊形式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对乡村患者尤其重要。按照理想比例，中国至少应配备60万名全科医生，但据媒体公开报道，我国目前只有7.8万名，且素质不容乐观。
一方面是学医的人多了，另一方面基层卫生机构却是人才难留，医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持续“过剩”，为了留在城市，一些医科生被迫转行。
其实，大量基层医生流失和医学毕业生不愿到基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待遇太低，收入不及大医院的1/3。很多社区医院医务人员收入还没有当地街道办或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收入高。正因如此，有的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者不得不半耕半医，有的城市基层卫生工作者要么离开基层，要么放弃医护职业。二是技术水平很难提高。基层病人少，多是常见病，自己的水平很难提高，要发论文、评职称都很难。三是中医处境艰难。现在很多人习惯“有病看西医，调理看老中医私人门诊”，卫生院的中医科没有生意。
让医生扎根基层
根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我国将制定和实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重点加强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护理人员培养培训。《国家“十二五”期间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指出，到2015年，要培养15万名全科医生，定向免费培养已成为“利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