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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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1篇
对国内音乐形态学的思考 更多 精品 来源自 3 e d u 海 量 教 案
我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共聚一堂,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2]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一)生态环境对民族音乐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每个民族或地区音乐差别的自然环境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都受制于一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即所谓“顺其自然”。地态即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它决定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不同地态生存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也决定音乐表现的差别化的具体形式。自然因素的差异,必将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与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环境,经由心态的作用创造出音乐形式的文化。这种差异化的心态,也将形成不同区域民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北方的人群常年在艰苦的客观环境生活,甚至以游牧为生或要与各种各样的野外生存环境相抗争,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彪悍与豪放的性格特质。生活语言转化为音乐语言,两种语言虽各具不同特征,但必须依据和遵循语言本身的特殊状态和特定规律。这便是语态。语言组合,语言繁简,语言的声、韵、调,语气语法,语言的自然节律,等等,总之,语言的一切表现形式与方式,都将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特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乐态是受上述地态、心态、史态、语态等四态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而被创作出来,但乐态又具有自身的各种不同特征与不同功能的基本形态。上述“五态”既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又有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民族音乐形态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先要研究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五态”,解读5种形态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因为地态、心态、史态与语态共同制约着乐态的形成与发展,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进而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二)民族音乐的旋律特征与板块分布 (三)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与板块分布 (四)民族音乐的结构特征与板块分布 二、中国音乐形态学发展中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小学音乐论文：音乐课堂教学过程 我国民族音乐的形成与特点 音乐鉴赏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实践；田野工作；意义
民族音乐学――这个最早被称为“比较音乐学”的音乐学学科，由“民族学”与“音乐学”两个方面结合形成。自以来，从王光祈先生首次提出的“对各民族音乐比较批评”思想起，以中华民族的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开始了它的艰辛而又漫长的成长之路。尽管一路上艰难险阻，作为一个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边缘性理论学科，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产生仍占据着华夏民族音乐乃至世界民族音乐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为推动东方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中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1、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因素
作为一门音乐学学科，理论因素是民族音乐学建立与存在的重要标志。
于会泳教授在1958年间，就把民族音乐学理论进行了以①“民间歌曲研究”、“民间器乐研究”、“戏曲音乐研究”与“曲艺音乐研究”为代表的理论纵向划分，以及以“腔词关系研究”、“句式研究”、“结构规律研究”、“宫调研究”、“唱腔与伴奏关系研究”与“润腔研究”为主的横向综合研究。随着80年代起，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理论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中国民族音乐不仅吸收了更多的理论元素，还发展了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乐种学”和“形态学”。而从我国目前各院校中所设立的民族音乐学专业开设的课程可见，无论专业课还是基础课，也都由理论课程占据了主体，如：民族音乐理论课、艺术概论、中国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论著、音乐美学基础等等，即使选修课也有音乐分析、中国古代乐谱读法等等。
上述这些专有名词，各个都彰显着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性，意在通过各点之间的结合，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整体进行总结分析，从而整理出其中的规律。而其散发的理论魅力也推动着无数民族音乐学及爱好者们的不断追求与进步。
2、民族音乐学中的实践因素
民族音乐学虽是一门十足的理论学科，但是却以“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式，是任何学习与研究者都不能忽略其过程中的实践性。
刘天华曾说②：“没有实地考察，就没有民族音乐学，没有实地考察经历的民族音乐学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是一种深入、甚至直接参与到民族或文化区域的传统音乐的活动，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当地的传统与文化，科学的、客观的、系统的将民族音乐素材整理和描述，这一方法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而“田野工作”又与古时周代起实行、并在当代依然常见的“采风”制度颇有雷同，它们虽然同为一种搜集工作，但却有不同。周时的“采风”其目的是为了体察民情，借“风”看“国”，而这些采集到的民间小调，多数都要被整理和改编，经过二次加工后合成符合帝王审美和利益的新曲；如今的“采风”，由于社会环境、经济利益、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采风”成了走马观花，而其搜集的作品却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融进新时代，甚至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们经过了二次甚至多次创作，虽然还留有了所谓“民间音乐”的一点风貌，但对学术研究而言已经毫无意义。
“田野工作”需要工作者用一个虚心接受的态度，毫无摒弃的完全接受被采访者或传授者的全部信息资料。最重要的是要融入所要调查的地区中，不仅要融入语言习惯、生活习惯、环境习惯、文化习惯等等，还要了解有关作品地理、历史、经济等多方面的资料。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搜集资料活动，要比“采风”更加复杂和艰难。与此同时，每一首民间作品作为田野工作的对象，掌握其自身最表象的内容尚不能达到工作要求，还要尽可能的丰富其作品的演唱、演奏背景，使这个“第一手资料”能够通过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后，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价值性。
3、民族音乐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切标准”――这个当年由《光明日报》所提出的观点，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接受，在民族音乐学中其理论和实践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虽然从学科性质而言，民族音乐学毫无疑问是一门理论学科，但是缺乏实践的民族音乐理论只是纸上谈兵，它必须要通过田野实践才能实现，只有符合实践考察规格的材料才能成为权威性的学术依据。也可以说，田野工作是对民族音乐学理论知识的支持和验证，是对其理论学说的形象化与立体化。反之，田野实践工作也离不开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理论知识是一切田野实践的基础，能够为田野实践指出明确的方向，使田野实践进行的目标更加清晰，并在田野工作的进行中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从而提高田野工作的效率。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不能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始终都是片面的、孤立的、无法实现的。正如伍国栋先生的论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写到：“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准备及写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可见，其中的“资料”、“写作调查提纲”都是理论准备和前提，这些准备不到位，就很难完成一次有效的田野活动。由此，只有将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相结合，才能把我们已有的资料、实物价值最大化，促进民族音乐行为的思想和文化联系，保留住在我们的民族中仍存留至今的宝贵文化财富。
二、田野工作对民族音乐发展的意义
20世纪初，随着田野工作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发展开拓了新的方向。我国的音乐文化有数千年之久，无论宫廷中的“雅”乐亦或民间的“俗”乐，也都经历过大范围的搜集整理，当这种搜集发展为现如今的田野工作时，事实证明，这些工作的意义之大。
1、田野工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近代中国，随着众位艺术家的推动与支持，各类以搜集、整理和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研究组织逐一增多。无论是从刘天华开始，到延安鲁艺的“民歌研究会”，亦或是中国音乐研究所・・・・・・《东方民族之音乐》（王光祈）、《关于陕北说书音乐》（吕骥）、《论中国民歌》（柯仲平）、《河南民歌采访专集》、《五声音阶及其和声》等论文资料，都是对田野工作的总结和勾画。而十二木卡姆、侗族大歌、福建南音、西安古乐等少数民族或地区的发掘，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2、田野工作使中国民族音乐有了可继承的宝贵遗产
田野工作所发掘的音乐资料，通过演艺团体、出版或油印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得到有效的传播和继承。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者们始终坚持深入发掘，通过田野工作，获得大量资料并加以整理、描述、说明并保存，使众多原本只能口传心授的视听资源，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字、曲谱。《弦索十三套》、曾侯乙墓的编钟、古琴的《幽兰》、《广陵散》等，都是田野工作的成绩。正是因为田野搜集工作的进行，才使我们能够在相隔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后依然能借鉴到这些大量的民间音乐资料，甚至亲自演奏、翻阅，以感受这些前人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而随着国务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昆曲、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等少数民族歌舞以及古琴、皮影戏等民间艺术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其中还有多方面的因素，但若不是田野工作的坚持不懈，也很难得以流传和继承。
3、田野工作保护和发掘现有的民间音乐
民间是产生音乐的源泉，无论地头、草原亦或是大山之间都隐藏着其特有的民间音乐。但是这样的地区，相对都比较保守，有着自己所固有的信仰和观念，同时在经济上、生活状态上又比较落后，与外界的交流较少，相对而言较为封闭，他们就如同井底之蛙，始终不能感受到井口以外的天空。而随着人口的群落的缩小或环境、气候等影响，他们的生活中流传的音乐文化作品不得不面临一个濒临灭绝的危险境界。田野工作从发掘、探索的角度出发，通过采访、录音、笔记等方式，将音乐记录收藏，并加以研究、比较，从而对其做出定义，加以推广和保护。198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就发现了一种与众人所了解的“河北吹歌”和民间“鼓乐”截然不同的传统音乐，这种出自北京屈家营的音乐“③肃穆古雅，乐器保留唐宋古制，工尺乐谱也夹杂着宋代俗字”，研究者们通过与村民们“四同”（即同吃、同住、同赞乐、同研究），对音乐进行恢复和重构，最终确定其为一种“京音乐”系统下的“小管音乐”，并成功的让众人熟知与了解。
由上述可见，田野工作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的探索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需知，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田野工作，还需要和实际理论的历史资料、文献等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参与到研究与学习过程中。
结语：
总之，中国民族音乐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能够充分体现中国民族特有的音乐内容与形式，但我们仍需继续坚持和努力。而这个过程必须要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实践中积累和发展，既不能循回倒矩的重复理论，也不能一味的沉浸在田野工作的痴狂中。要理论与实践互相磨合，不断的交替上升，从多角度、多层面上做工作，这样才能真正的把握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和学习的精华，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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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沈洽，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p6，1995年5月，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题目：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傈僳族“阿尺木刮”
一、选题背景
滇西北流域生活的傈僳族，有着极为丰富的民歌样式及种类，在人类学的视野里，滇西北傈僳族的木刮文化传统是傈僳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与滇西北文化模式的集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一，“阿尺木刮”是以傈僳族的生活生产方式而形成的极具民族性格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民俗艺术事项。长期以来，音乐学界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音乐形态、音乐种类等方面进行的记录和调查，而“阿尺木刮”的生成环境、生成因素以及在历时与共时的交集中所产生的文化意义却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作为最能真实直接表达文化个性的民间歌舞事象，是每个民族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能脱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不能脱离其生长、延续的空间、时间以及人们的音乐行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由黄凌飞老师引荐跟随着云南大学的罗梅老师，一同前往怒江参加傈僳族的阔时节活动，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阿尺木刮”这一具有傈僳族传统气息的歌舞种类，让笔者真正感悟到傈僳族歌舞所具有的完整而充满张力的文化独特性，故选择其为硕士阶段毕业论文的主题。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选题目的
1、当今的社会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革命。无论是从人最为基本的人权问题开始发生了改变，还是从学术研究上都有了质的飞跃。“阿尺木刮”是维西县特有的傈僳族传统歌舞，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的关注度较为广泛，将这个地区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特征进行研究时，应该考虑到这个地区各个族群之间音乐文化内在的本质。将云南滇西北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研究，置放在音乐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背景中。笔者试图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这一歌舞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分析，运用音乐民族志的分析和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来呈现文本，这样对“阿尺木刮”进行专门研究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傈僳族“阿尺木刮”过多地运用音乐本体来分析其的音乐的特征，对于这个民族的认知方式、概念体系、音乐行为的描述很少。只有对于这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和阐释，才能够从生成机制中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该民族的音乐。
(二)研究意义
在研究对象确立的同时，尊重其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和其音乐文化的地性知识，力图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对“阿尺木刮”所依赖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和分析，对其文化内涵、族群中的族性认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更深刻地认识傈僳族的“阿尺木刮”，预计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运用音乐民族志这样一种阐释性的理论范式；以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为理论视角，将维西地区的傈僳族“阿尺木刮”放在声音及意义的社会背景中，拓宽了艺术审美的视野与领域。人类学家赖斯先生在梅里亚姆的三维模式基础上所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和体验”整体模式的运用，体现重视共时研究与历史性研究相结合的学术取向，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于维西地区傈僳族村落调查，以个案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采集和收集大量的“阿尺木刮”一手资料，对“阿尺木刮”进行音乐人类学的分析和研究，期望通过理论的层面阐释“阿尺木刮”更深刻的内涵和其背后的意义，并使的维西地区傈僳族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得到多维多元的展示，使得大家能够更好的认知傈僳族的文化内涵。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维西傈僳族文化学者林永辉收集整理的《维西县傈僳族歌舞———阿尺目刮》文章中对于“阿尺木刮”起源有如下论述的：傈僳族是我国古代西北氐羌部落的一支，经历了漫长的迁徙，直至怒江州、迪庆州维西县一带。“阿尺木刮”是维西地区傈僳族祖先创造且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歌舞事象，当地人在长期的游牧、迁徙生活中，与羊群建立了深厚的情感，且通过模仿山羊的声音和动作形成的一种相互间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维西县文化馆非遗在中心主任和琼辉老师讲述：山羊是傈僳人的图腾，并且傈僳族人是很敬重山羊的，相传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傈僳族有一位很美丽漂亮的女孩，不小心被村子里的头人看上了，头人想要娶这位女孩为妻，但是女孩不同意这门婚事，连夜她就抱着两头小羊上山去了，为此躲避头人的婚礼。躲在深山密林里的女孩，无时无刻地觉得孤独和寂寞，因此身心如此痛苦，只有把羊当作自己的朋友，跟它们交流。她学习羊的叫声来唱歌与羊进行对话，学习羊的动作来跳舞与羊进行玩耍，久而久之就有了这种舞蹈，并且得以传承下来。在“都市时报2008~2009‘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寻踪’系列报道、十七香格里拉傈僳族“阿尺木刮”中的论述为：“傈僳族属南迁的古氐羌人，从古代移民的画卷中可以看出，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在漠北悠远的星空下南迁，为祈求族群幸福和平安，首领们会选择适当的节日祭祀，祭祀的羊儿歌舞即是起源。”
叶枝镇新洛村“阿尺木刮”国家级传承人熊自义老人告诉笔者，傈僳族的祖先世世代代居住在大山里，几乎与外界不往来，天长日久都过着采集、狩猎、游牧的生活。与山羊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傈僳人每天都要将山羊放到山上，在这个孤独寂寞的过程中放牧的傈僳人与羊朝夕相处，时常观察着山羊的声音、动作和体态，观察山羊在吃草、在玩耍时候的各种习性，为了消除孤寂常常模仿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日积月累，形成了傈僳族最为原始和精彩的“阿尺木刮”。同乐村大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有关于“阿尺木刮”的美丽传说“相传同乐村在最早的时候是不叫同乐的，以前是叫“罗托腊”，在几百年前，有两个夫妻从外面私奔而来，悄悄的偷住在的大河边。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后代，只是孤独地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老的夫妻问他们“你们从来哪里”，他们回答说“我们来这里玩的，今天晚上能来你这里住吗？”回答说“好的”，之后在夜里的聊天过程中，他们就聊了彼此的来意，如他们是从哪里来到这的、他们叫什么名字等等，在这样的聊天中两对夫妻建立了很好的友情，年轻的夫妻问他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年长的夫妻说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带着一匹小骆驼，在用我们的当地话来说就是“罗托腊”也就是骆驼来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把这里叫做“罗托腊”这个名字。年长夫妻说“我们两个是因为彼此间相亲相爱才跑到这里来生活的，而你们是因为父母的不同意所以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情况都一样，要不我们就做一家人吧”，从此这四个人就一直生活在了一起。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的地方民族志、文化志、社会历史调查等文献资料，了解维西地区傈僳族“阿尺木刮”的相关记载与知识背景，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比较、收集和整理以及归纳以往研究成果，从其中探寻出自己的研究视角以及切入点。
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维西县的叶枝镇及周边村寨进行田野调查，运用主位与客位进行系的统调查，从个案入手，主要是对当地民间传承人、当地的领导部门、参与活动的群众等不同人群多方面进行采访，观摩并加入到当地群众举行“阿尺木刮”的活动，走访当地民俗生活，向当地民众研习“阿尺木刮”的方式、意义等，以便后期研究。笔者以局外人的视觉和局内人的视觉参与和观察的双重身份开始调查工作，与当地的傈僳族族群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加深入了解傈僳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等文化构成，以便深入了解其思想与行为，更好研究“阿尺木刮”。将第一手田野资料与田野资料结合，从中寻找新的发现和视角。
五、写作提纲
中文摘要3-4
Abstract4
绪论7-11
(一)选题缘起7
(二)选题目的7
(三)研究意义7-8
(四)研究现状回溯8-10
(五)研究方法10-11
1、文献搜集法10
2、田野调查法10
3、深描10
4、综合研究法10-11
第一章“阿尺木刮”发生的生态环境11-17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自然生态空间11-13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人文生态空间13-17
一、服饰、饮食和居住13-15
二、宗教信仰15-16
三、民俗风情16-17
第二章傈僳人历史记忆中的“阿尺木刮”及其展演活动17-26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历史记忆17-20
一、傈僳学者的“阿尺木刮”记忆17-18
二、传承人的“阿尺木刮”记忆18-20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展演活动20-26
一、展演活动相关概述及其活动说明20-22
二、展演活动过程22-26
第三章“阿尺木刮”构成要素26-3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构成要素26-30
一、歌词特征26-27
二、音乐形态特征27-29
三、体态特征29-30
第二节代表性艺人访谈实录30-35
一、歌者熊自义30-31
二、李碧清与“阿尺木刮”31-35
第四章“阿尺木刮”的文化解读35-45
第一节“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与音乐行为35-39
一、“阿尺木刮”的时空构成35
二、“阿尺木刮”的音乐行为35-37
三、“阿尺木刮”中所传达的社会秩序37-39
第二节“阿尺木刮”的生存根基39-45
一、“阿尺木刮”的历史构成39-40
二、社会群体维护中的“阿尺木刮”40-43
三、个人创造和体验中的“阿尺木刮”43-45
结语45-46
参考文献46-47
附录一47-49
附录二49-51
致谢51
六、目前已经阅读的主要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
[2]陈一.：傈僳族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06)
[3]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
[4]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组.傈僳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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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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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4篇
一、二胡教习的发展态势
二胡是一种极具魅力的乐器，它音色丰富，可塑性强，风格馥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它从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奚琴”发展至清朝的“胡琴”，穿越千年，生生不息，贯通南北。从表面上来看，在这一时期二胡教习只是通过口头性的经验交流，并且始终只是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但也正是这千年的积淀，将华夏民族血液中流淌的文化符号深深地烙在了二胡艺术音乐语言之中。然而近代以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在西方音乐的传人与中国新音乐兴起的影响下，二胡成长为独立的器乐艺术，出现了专业二胡演奏家，二胡教习也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特别是以刘天华乐派为代表的音乐家群体，通过借鉴西方小提琴等教学体系与演奏技法，编写西式练习曲、改革乐器形制和记谱法、创作二胡独奏曲等工作，使得二胡教习日益呈现出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等特点。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二胡教习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中呢？实际上，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二胡教习在发展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无法回避的弊端，造成了二胡专业师生的种种困惑，并引发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在2013年10月举办的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纪念阿炳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指出“后，特别是近几十年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和传统音乐展演场域的转换，中国传统音乐（以二胡为代表）的传承和发展游离于西方音乐体系和‘中西合璧’之间，其文化身份、‘母源’特质逐渐淡化和模糊的现象日趋凸显。”事实的确如此，当代二胡教习在渐行渐远中似乎忘却了“我是谁”，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消解与文化殖民性的凸显也使得二胡的未来更加迷茫，问题是复杂的，也许在与中国传统乐器的代表――古琴传承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代二胡教习发展的本质。
古琴作为中国最古老、地位最崇高、影响力巨大的乐器之一，其三千余年的传承历史始终沿袭古法。古琴教学采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所用的乐谱是减字谱，并用打谱这一传统方式体现，古琴的形制、律制（纯律）、曲目、技法与千百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更重要的是，古琴在精神内涵方面并没有产生异化，更没有西化或现代化的倾向，琴声依然深吟低唱、清微淡远，琴人的审美取向与价值追求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古琴艺术从外表到内涵一直保持着民族性、文化性、本土性、东方性的特色。这些当然也都体现在当代古琴的传承中，这就为音乐精神之绵延，音乐传统、文化身份、主体话语的存留提供了保障。正因如此，古琴艺术可以作为中国文化的名片，在国际舞台上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与关注。
反观当前的二胡教习，其乐谱文本、教学方法、演奏技术、美学观念、价值标准等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嬗变。首先是基本放弃了工尺谱，全盘使用五线谱及简谱，这样的结果是音乐被量化成一种固定的样式，原先传统乐谱及其呈现音乐中的各种可能性与演奏者对韵味的能动创造就被抹杀了，并且从根本层面改变了二胡教习的音乐思维模式；而传统教学中的精华――口传心授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二胡教学与练习与小提琴在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外，练习方法的单一机械，单纯追求演奏技巧难度等，这一切都导致了传统审美观念消解。民族乐感、律感淡化，传统韵味、音乐内涵的匮乏，听觉十二平均律化，并在表演价值取向上过分追求炫技。特别是二胡学院派所谓的专业性形成了一种新的强势意识形态，在消解中国传统音乐神圣性、文化性的同时建立起他者的“神圣性”，他们掌控着民乐界的话语权并陷入自己肯定自己的怪圈。事实上，许多听众已经开始反映如今的二胡曲越来越听不懂或可听性降低，就像在“磨石头”。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因此，与古琴传承相比，当代二胡教习的确是背弃了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传统与精神，蕴含着交出主体话语权、丧失民族音乐文化主体性的危险，而所谓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与欧美接轨，所谓现代化、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其实就是被殖民话语伪装的去文化化、唯技术化、统一标准化、西化。
二、二胡教习的改良可能性
面对文化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身份认同与体系建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二胡教习进行复归传统意义上的改良理应被提上日程。也只有“魂兮归来”，立足于传统进而有所创新，我们才真正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被他人尊重、发扬国光。通过与古琴传承的比较，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二胡教习的改良可能性，本文拟从教学模式、具体实践、理论建构、文化主体性四个方面论述。
1、教学模式
与西方教学、演奏中的主客二分不同，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模式注重主体间的交往，包括师生的主体间性、人与乐的互文性、演奏者与听者交互主体性三个方面。在传统二胡教习中也是如此。当代二胡教习的首要问题即是将教师与学生、人与音乐、演奏者与听者主客分化，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二胡逐渐成了一种外中内西的音乐。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音乐教育是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即孔子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古琴文化中修身养性的功能也确乎大于音乐审美本身。二胡在此方面虽不如古琴那么典型，但至少也有言志缘情的因素。而现实是大家对技术之外的音乐文化抱有怀疑和轻蔑的态度，这就使得当代二胡音乐日益成了空洞无物的技术堆砌。因此，改良二胡需先从教学模式这一宏观层面着手，重新尝试主体间性的教与学，并从单纯追求技术复归于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教育观念。
2、具体实践
古琴传承重视口传心授，当代古琴仍然如此。，作为民族音乐的另一代表，二胡的教习曾经也是这样。但自西学东渐，人们开始热衷科学、先进的西方教学方法，而口传心授甚至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也即消解了后者的合法性。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错误观念对古琴的影响有限，但对二胡的作用却是较为彻底的。虽然今天，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当初观点的片面性、口传心授在音乐教育中的优点及其背后的文化性，但对于二胡教习来说，显然已经积重难返。因此，如何消除教育文化殖民的不良影响，重新找到口传心授的“感觉”，将是二胡获得新生的关键之一。
曲谱文本重建也非常重要。上文已经提到曲谱全盘西化的弊端，因此就需要像古琴传承使用减字谱一样，在二胡教习中坚持适用工尺谱。而在练习曲、独奏曲等的编写、创作中，也不可照办西方。虽然二胡独立为一门专业艺术的时间较短，作品较少，但实际上在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器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中存在着数以万计的曲牌、板腔。显然，后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搜集、整理、改编传统曲目，将为二胡艺术提供大量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这必将在资料层面构成开展二胡教习的雄厚基础。
此外，就是要向古琴传承学习，处理好传统韵味与技术追求的关系，处理好民族乐感与现代化的关系，突破重器轻道、重技轻艺的匠人观念。而上文所述内容正是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
3、理论建构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刘承华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学理重建》1中指出中国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是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结合，例如古琴艺术中的乐论和实践就结合得非常紧密，《溪山琴况》等琴论对古琴实践产生了非常深远、有益的影响。相比之下，虽然近年来二胡艺术在实践层面发展迅速，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差很远，特别是几乎鲜见对二胡教习的历史传统、技术技法、美学观念与千年来形成的民族语汇的系统梳理、总结。仅有的一些理论文本，也基本上是对近一百年技术发展的描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小提琴技术理论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当代二胡教习中实践与理论、西方与传统的极不平衡，也就形成了今天较为异化的局面。因此，当代二胡教习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建构，特别是要深入探讨民族音乐教育的方法论、有效性等问题。而在教学、演奏、作曲等实践中，也应具备一种历史视界的素养。
中国民族音乐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艺术教育；民族地区；高校；特色音乐教学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
民族地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仍然保持多年来形成的传统方式，与社会的进程和素质教育的发展不相适应。在课程设置方面，民族音乐课程的比例较小，不利于新形势下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的发展，很难承担起弘扬、传播民族音乐文化的重任。笔者试从民族地区地方特色音乐与高校音乐教育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民族地区高校建立特色音乐教学作一些研究。
一、加强民族音乐和地方音乐，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
民族地区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也和全国高等院校音乐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样，仍然保持着六七十年代的课程设置形式，课程内容多为西方音乐体系。没有真正地意识到本地区地方特色音乐资源的重要性，还是按照统一课程模式或模仿西方音乐教学体系的要求来设置。如：声乐、管弦器乐，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到作曲理论、复调等基础理论课程，都没有加入地方特色音乐的课程，老师仅放眼于西方音乐文化，保持着西方音乐文化的思维，没有很好地把地方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很好地开发和利用。所以，教学上也得不到改革与创新，只能在自身范围内循规蹈矩，培养的学生也只是重复固有“模式”，到了社会上他们没有优势。这种没有特色的音乐课程模式，必将影响民族地区高师音乐教育的发展，而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及当地的本土音乐很难在高等音乐教学中得到相应的重视和传承。
因此，我们民族地区高校要在课程的设置中，增设世界民间音乐、广西地方民间音乐以及中国民俗、广西地方民俗等相关文化课程。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开创特色的音乐教学。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在我国高校真正得到落实。进几年来，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课程设置上，大胆创新、大胆改革，把地方特色音乐资源转化为音乐教育资源，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利用当地音乐资源，开设了广西彩调、壮族婚俗与婚礼歌、壮族音乐史等地方特色音乐课程，从中填补了地方音乐课程的空缺。同时，在技巧、技能课程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在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融入了壮族、侗族、苗族民歌、戏剧等内容；在声乐教学中也采用了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提取的声乐元素，实现了现代声乐教育与传统声乐资源之间的良性循环。教师撰写了很多有质量、有价值、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论文，学生创作出大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音乐作品等，在全国影响很大。可见，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创新教学上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我们民族地区高校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也要以地方音乐为主体，结合西方的音乐课程体系，建立一种新颖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结构。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熟练掌握地方音乐的精髓，还能学到国内、外先进的音乐文化。这样的课程建设构想，是民族地区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新趋向。
二、利用地方音乐资源，开展特色音乐教学实践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各区域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和积累了大量深藏民间的地方音乐文化。而这些音乐文化都是与本地区、本民族血脉相连的。地方音乐产生于本地，也流行在本地，更代表着本地，它从里到外都显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笔珍贵财富，也是创进民族地区高校特色音乐教学的音乐文化资源。目前，在我们民族地区高校的音乐教学中，还难以脱离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像这样的教学方法并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也不适合民族地区高校地方特色的音乐教学，学生的学习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独立自主性，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缺少共同解决问题的互动性。要改变这一陈旧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改变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教师不再是权威的象征，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应该考虑的是相互感染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从而体现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在这种活动的状态下，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教师与学生形成主体交互的教学体系，在课程内容上加入地方特色音乐，激发学生对学习地方音乐的兴趣，使地方音乐资源得到很好的挖掘与传承。
贺州学院是一所地方性的学校，它拥有良好的地方音乐环境和丰富的地方音乐资源，这些资源可用于创建地方特色音乐教学，作为不同课程和不同学习的音乐实践。音乐实践比书本上的音乐理论知识显得更为重要。近几年来，贺州学院在音乐教学中，也慢慢摸索了一条适合本校地方特色的音乐教学之道，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一是“请进来”，就是把民间艺术家或地方民间艺人邀请到学校，让他们把地方音乐文化带进课堂，让学生对地方音乐积累更多的感性认识。充分利用地方音乐资源为学生创造学习地方音乐的环境，为学生填补音乐课程设置的空缺。这样，不仅能打破以往传统课堂的说教模式，还能有目的、有计划地将民间艺术家和地方艺人及民间演出团体请到课堂上进行表演。通过最直观、最贴切的听觉、视觉体验方式，让学生熟悉、了解地方音乐文化的基本形态，感受、发现、理解地方音乐文化所表现的情感。其次是“走出去”，是指把课堂搬到民间去，让学生面向社会的大课堂，去学习存活在劳动人民中的生动、活性的地方音乐，积极、主动地去认识地方音乐文化深层的内涵，在原生音乐文化场景中让学生自己主动地去接受地方的音乐文化。这样，就能改变过去那种在琴房唱歌、弹琴，在教室啃书本、做作业的教学模式，并形成课内、外相结合的新教学方式，也给民族地区高校带来了特色音乐教学的新气象。加之，贺州特有的民间音乐有客家山歌、瑶族民歌、汉族民歌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自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中的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为了使学生能够对它们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经常带着学生到各乡村、各区域采风，甚至深入到那自然条件非常险恶的山区，把那些久传不衰的民间音乐进行整理、加工，建立资料库。再采用现代媒体给学生生动地反复地再现这些地方音乐的原始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