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款纠纷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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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纠纷合同范文第1篇

一、菲迪克合同条件的直接适用以及本案争议的引起。

本案的被告是项目的业主。本案在工程招投标时，业主委托工程师编制的招标文件所附的合同条件即是菲迪克合同条件。该招标文件在得到当地政府招投标主管部门的同意后，即进行了邀请招标。经评标，并经政府招投标主管部门的同意，向其中一家施工企业发出了中标通知书，随后签署了《合同协议》。《合同协议》约定：所有招投标文件及图纸等均为合同组成内容。归纳各合同文件，主要约定有：

1、 承建工程的范围包括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室外总体及其它项目。

2、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1398万元，一次包死，若承包商投标书中有遗漏，由承包商承担责任。

3、 工程质量要求达到优良，若竣工验收时工程质量达不到优良，扣合同价格的3%做为罚款。

4、 工程工期为182天，若工程竣工延期，每延期一天，按合同价格的万分之四罚款。工程施工中，按菲迪克合同条件的规定，工程款的支付由工程师在对承包商申报的每月工程进度款进行审核后，向业主和承包商签发每月《工程进度款付款表》，业主在收到后的28天内给予支付。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均按此支付方式运作，业主先后共计支付工程款、签证增加款1504万元。

工程于1996年12月16日竣工后，双方在对 设计变更部分的造价进行结算时，承包商提出要求增加造价和有关费用，双方就屋面设计变更部分、工程类别调整、行业劳保统筹基金等未能协商一致。于是承包商作为原告，于1998年6月20日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共有3项。即：

1、 判令被告支付屋面设计变更所增加的工程造价及因工程类别调整所应增加的费用、行业劳保统筹基金、包干费、工程优良奖合计2889056.5元；

2、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垫备料款及被告未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等利息损失计1993793.5元；

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业主收到起诉书后，以原告延误工期为由提出反诉，要求承包商赔偿70万元。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先后多次约双方当事人谈话，核对事实和证据。

二、直接适用菲迪克合同条件对明确本案是非、分清责任的作用和效果。

从理论上说，菲迪克合同条件文本是根据跨国承发包工程的实践不断完善的，是有利于明确承发包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最具使用价值的建设工程施工的合同文本。从本案的审理实践来看，即便在

事实上，在本案中承包商没有根据《合同条件》向工程师提出索取额外付款的意图，同时还接受了工程师依据合同的原约定的款项签发的付款通知，并接受了业主依据付款通知进行的付款。由此，我们认为，这是双方对变更设计后的工程造价的确认，应认为双方达成了一致。

退一步说，如果上述形成索赔的话，依据《合同条件》第53.1条（“索赔通知”）和53.4款（“未能遵守”）的规定，承包商未在索赔事件发生之后的28天内，将索赔意向通知工程师，有权得到的有关付款将不超过工程师通过同期记录核实估价的索赔总额。因此，工程师经核实估价的结论应当是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决定。

本案在法院受理后，承办法官一开始认为本案是工程造价争议纠纷，既然双方对造价认识不能达成一致，则应当递交有关鉴定单位进行造价鉴定，而且法官认为案件需要全面重新审计鉴定造价。但当案件第一次开庭，经法庭事实调查，本案涉及的上述各争议问题以及合同条件本身有针对性的有关约定都被查明后，法官和当事人双方都有了清晰的认识。法院决定仅将屋面设计变更部分等争议部分委托审价，且将设计变更后的造价与原图纸的设计造价进行比较，以确定该项设计变更是否引起工程造价的增加。经审价，屋面工程变更涉及增加工程款为258382元，法院判决确认业主应当将此款支付给施工方，业主对此无异议。

三、菲迪克合同条件在我国直接适用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由国家工商局和建设部联合颁布的国内推荐使用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菲迪克合同条件的许多经验，被称为国内的菲迪克合同文本。但是，当国际通用的跨国承包工程的菲迪克合同条件在国内工程施工中直接适用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法律问题？在遇到争议时，有哪些利弊得失？采用菲迪克合同条件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是否冲突？有什么冲突？如何衔接？结合本案，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律师界同行对比较或研究施工合同标准文本的重视和关注。

上述菲迪克合同条件共计72条195款，先后经过四次修改，被广泛用于国际性招标的工程施工中。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外投资商、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到我国各地投资和承包工程，作为外国的业主和承包商提出直接适用菲迪克合同条件，是无可厚非的。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合同文本，同样可以被选择，同样也适用于国内工程。但当选择适用菲迪克合同条件作为国内工程施工的合同条件时，应当充分注意我国关于工程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避免出现合同条件与我国国家的或地方的法律、法规相冲突而导致合同条款或者部分条款无效。 笔者认为，菲迪克合同条件在适用于国内工程时，应对下列法律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1、关于菲迪克合同条件的法律效力。

菲迪克合同条件中有些规定与我国的现行建筑管理规定不完全一致，如：

工程师批准设计（我国是设计院设计，但须得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合同未规定质量等级，只有获得工程师满意的约定（我国目前规定工程质量交付前要评定等级）；

工程质量核验权在工程师（我国规定须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核验，否则不能投入使用，新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则规定由业主验收，报政府相关部门备案。）；

业主指定分包商的规定（我国规定有限制，且业主需承担相应责任）；

后续法律、法规有溯及力（我国没有相应规定）等。

若双方当事人选择使用该合同文本，是行为主体可自由决定的合法行为，在总体上并没有违反我国的现行建筑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当事人运用菲迪克合同条件是当事人双方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菲迪克合同文本作为国内工程承发包合同的文本，但要注意与我国法律、法规的衔接。

2、要对菲迪克合同条件的适用作说明和限制。

菲迪克合同条件的适用，应当有一个体系比较完备的建设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至少应当有：工程业主责任制度、招投标制度、工程师制度（监理制度）以及工程质量保证、履约担保和成系统的保函制度和种类齐全的工程保险等制度。随着我国上述制度的逐步完善，菲迪克合同条件已有了适用的环境。但是，项目的业主、监理、承包商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全面适当履行和合同管理的意识还须强化，否则，再好的合同文本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因此，笔者认为如果国内工程直接采用菲迪克合同文本，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建设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对合同条件的适用作说明和限制，例如在菲迪克合同条件中的“州法令”这个词语，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在我国国内是指工程所在地的法规或规章，具体办法可用专用条件或备忘录等方式予以明确。

3、要对工程质量和竣工交付作特别约定。

菲迪克合同条件中的许多规定与我国的建筑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完全适应，应在专用条款中给予明确。如工程质量的验收规定，根据现行规定，工程应由建设单位负责验收质量获通过方可交付使用。因此，应在招标时对取得政府工程监管部门的质量评定进行约定。本案中，在合同协议中对竣工验收特别作了定义：工程竣工是指图纸范围内的建筑安装工程全部结束，调试合格，并通过业主、工程师和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验收，可以投入生产。这一约定使《合同条件》中有关工程质量验收的规定与我国现行规定有机结合。

另外，工程质量等级的约定，在菲迪克合同条件中只规定：工程质量必须达到工程师满意。而在我国，有关工程质量有工程优良、合格、不合格的规定。尤其当套用国内工程定额计算工程造价时更要注意，因为定额约定的工程造价是合格工程的造价。应当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当工程达到优良或不合格时怎么处理。

4、工程造价的确定方式应与合同条件的有关条款相配套。

应当注意合同价格的构成形式与合同条件中有关合同价格条款的一致或相配匹。如采用总价一次包死，除设计发生变更引起工程量的变化超过一定数量后方可调整外，此时，应当同时对70.1款、70.2款在《专用条件》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如采用价格可调整的方式计算合同价格，应当同时对70.1款、70.2款在《专用条件》中就劳务、材料等调整的范围、方法或计算公式进行相应的约定。

5、确定争议解决方式须与合同条件本身规定相衔接。

菲迪克合同条件规定，任何争议，雇主和承包商均应首先以书面形式提交工程师，工程师在收到文件后的84天内作出决定。作出的决定，雇主和承包商有任何不满意，应在收到工程师决定后70天内由工程师通知另一方将争端提交仲裁的意向。否则，不应将这一争端开始仲裁。如达不成一致，仲裁可在仲裁意向通知发出后第56天或在此之后开始。

上述这一约定，将争端提交工程师作出决定是仲裁开始的必经程序，这一规定对当事人是否构成约束力，即当事人未经上述程序，能否提出仲裁（或诉讼）或仲裁委员会（或法院）是否应受理此项仲裁申请。而根据我国

《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并没有这样的约束条件。

另外，菲迪克合同条件中明确规定了按国际商会的调解与仲裁章程，由据此章程指定的一名或数名仲裁员予以最终裁决。但当适用于国内工程时，该条款的规定在争议解决问题上显然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本案中，在《特殊合同条件》中进行了约定：由江苏省以及苏州市有关仲裁机构执行之下，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法予以最终裁决。由于《仲裁法》已于1995年9月1日开始施行，因仲裁机构约定不明，不能依仲裁程序解决争端。另外，中外合资企业是中国法人，承包商也是中国法人，工程又在国内，双方的争议只能适用中国法律。因此，上述约定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法也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这应在使用该《合同条件》时给予重视。

工程款纠纷合同范文第2篇

负责人：蒋涛，该分理处主任。

委托人：姜茹娇，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吴敏，新安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东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

法定代表人：仰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宋芦生，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李默，北京市创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合肥合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琥珀山庄。

法定代表人：郭孔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人：丁华荣，该公司副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银行合肥市桐城路分理处（以下简称桐城路分理处）为与被上诉人合肥东方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原审第三人合肥合利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利公司）借款、抵押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经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叶小青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闯、刘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张锐华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7年7月30日，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与合肥庐州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庐州信用社）签订一份抵押借款合同，约定：庐州信用社向东方公司贷款30OO万元，期限为半年，利率为月息9‰ ；贷款分三笔各为1000万元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分别为1997年7月30日、8月5日和8月12日。合同约定东方公司用位于合肥市“翠竹园”小区地号为WO4102土地使用权为30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到抵押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抵押担保的范围为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抵押物估价、拍卖等费用。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庐州信用社向东方公司贷款对500万元，利率为月息9‰ ，期限自1997年7月30日至1998年l月30日。上述合同签订后，庐州信用社分4次将3500万元汇入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开设的帐户。1997年8月4日，合肥市土地管理局为合肥市“ 翠竹园”小区地号为WO4102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颁发了《土地使用权抵押证）。合利公司在收到庐州信用社的3500万元贷款后主要用于归还该公司欠合肥巨豪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省粮油储运公司的债务1900万元，归还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系合利公司的关联企业）欠桐城路分理处的贷款利息500万元、“翠竹园”小区建设600余万元、尊国绿色饮料经营部往来款50万元、水电费55万余元等。借款合同到期后，合利公司未能还款。桐城路分理处这起诉至安徽 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东方公司偿还贷款本息，并承担案件的全部诉讼费。

另查明：庐州信用社原系独立法人。1998年1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皖人银字（1997）第777号文件，其变更为中国银行合肥市分行桐城路分理处，1999年10月又变更为桐城路分理处。东方公司于1993年9月10日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为中外合资企业。董事长为香港闰宏投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冠乐，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为中轻东方进出口公司合肥经营部法定代表人宋芦生。东方公司成立后，重点开发座落于合肥市琥珀山庄西侧的“翠竹园”小区，具体开发、经营和管理业务均由宋芦生负责。 截止1997年6月6日，东方公司征地219.63亩，领取了合规地（94）00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合国用（籍出）字第0030号、第0031号两片工地使用权证明书，并领取了26幢商品房的建筑执照，开发了部分商品房。又查明：1997年6月6日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签订一份“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东方公司因开发小区资金困难，经与合利公司多次友好协商，同意将小区以15，500万元人民币全部转让给合利公司，余下工程由合利公司出资继续完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合利公司付款3000万元，余款5000万元将根据东方公司提出的付款计划确保支付。另外，东方公司在开发小区建设过程中的7500万元债务由合利公司承担。合利公司根据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组建经营、管理、销售财务机构，保证“翠竹园”小区项目的所有交接，小区项目移交后所发生的债权债务由合利公司负责。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东方公司向合利公司移交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贷款证以及“翠竹园”小区的土地使用权证、规划许可证、建筑执照等相关文件。合利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丁华俊、东方公司的宋芦生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同年6月24日，东方公司的宋芦生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了一份宋芦生签字并加盖东方公司公章的委托书，内容为“根据东方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我授权丁华荣先生全权负责经营有关公司业务”同年7月2日，丁华荣（与丁华俊系兄弟关系）收到东方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等有关文件后，以个人名义出具了收条并在收条上承诺“即日起如发生有关一切问题由我负责全权处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1997年7月30日，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时，除向其提供与贷款有关的材料外，还提供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

再查明：1998年10月12，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该案涉及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关于《“翠竹园”小区转让协议》的另一法律关系的认定和处理为由（1998）经初字第1O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后于2000年3月20日裁定本案恢复审理。

本院在审理安徽省国债服务中心诉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合肥华丰畜禽经济开发公司、东方公司欠款担保及债务转让纠纷一案中查明：1997年7月15日，东方公司致函丁华俊并丁华荣称“你方与我公司于同年6月6日签订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鉴于你方没有履行完毕转让协议书第六条第一款协议内容（按约定，合利公司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付给东方公司人民币3000万元，实际已付2500万元），同时我公司获悉你方利用我公司印章和土地证在银行签订贷款抵押担保合同书。故我公司经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收回东方公司印章，并取消同年6月24日对丁华荣先生的委托书”。当月19日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华俊）向东方公司回函称，“贵公司7月15日来函收悉， 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此外，本院还查明，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在本案二审庭审质证时，承认陈冠乐个人印章系在未征得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为开办酒店业务需要，由他们二人商议后刻制的。1999年8月12日，陈冠乐再次通过我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以（99）温出字第0616号公证书声明没有授权任何人刻制其本人的印章，香港润宏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其本人也从未在合肥投资所谓的合肥富丽华大酒店。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7年6月6日，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签订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为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东方公司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了委托书，提供该公司印章、营业执照副本以及土地使用权证等文件，同年7月2日，丁华荣在收条上作出由其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嗣后，当东方公司得知丁华俊、丁华荣利用该公司印章和土地使用权证与金融机构签订抵押担保贷款合同时，于同年7月15日函告上述二人， 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同年6月24日对丁华荣的委托书。当月19日，丁华荣等又针对东方公司来函回复称，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这表明东方公司出具委托书、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办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过户手续之用。此后，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 并向其出具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材料。这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发放3500万元贷款前对“翠竹园”小区转让情况及实际借款人并非东方公司是明知的。合利公司在没有东方公司授权，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东方公司名义与庐州信用社签订两份合同，并加盖了陈冠乐个人印章，而陈冠乐的个人印章又系丁华荣、宋芦生办理其他业务时，在未经陈冠乐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刻制的，故《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借款人合利公司负有向原告还本付息的义务。上述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东方公司不应承担偿付借款本息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 抵押借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二）第三人合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桐城路分理处借款本金3500万元及利息（按同期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分段计息）。（三）驳回原告桐城路分理处对被告东方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4216.00元，原告桐城路分理处负担23421.6元，第三人合利公司负担210794.4元。

上诉人桐城路发理处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判决对本案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应定性为表见。合利公司的丁华荣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持有东方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以及总经理宋芦生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等全套贷款资料。致使上诉人有完全的、充分的理由相信人合利公司具有权。 此外，在合利公司向上诉人贷款之前，东方公司函告丁华荣和丁华俊，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对丁华荣的授权委托，但被告对此未采取任何公示的形式，并且至贷款发放日仍未能收回印章及相关文件资料和委托书。于此，上诉人无法知晓丁华荣的权终止，上诉人在贷款过程中系善意无过失。根据新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新合同法第49条关于表见的规定，本案系争合同是完全有效的，东方公司应承担偿还上诉人贷款本息的责任。第二，退而言之，即使本案不适用“表见”制度，一审判决仍违反当时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本案中东方公司的公章是东方公司出具正式委托书后交给丁华荣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合同签订人用委托单位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应视为委托单位授予合同签订人权。委托单位对合同签订人签订的合同，应当承担责任”之规定，东方公司应当对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另外，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明确写明：“根据东方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我授权丁华荣先生全权负责经营有关公司业务”。既然是“全权负责经营”，当然包括其贷款业务。即使委托书的真实意思是为了办理过户手续，也只能说明东方公司的授权不明，根据《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之规定，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一审判决严重偏袒被上诉人，对部分事实认定不清，对责任人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在发放3500万元贷款前对“翠竹园”小区转让情况及实际借款人并非东方公司是明知的认定是错误的，实际上丁华荣在贷款时并未向上诉人提供小区转让协议。一审法院关于“当月19日，丁华荣等又针对东方公司来函回复称，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的认定是断章取义，而事实是该回函的主体是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而非丁华荣或合利公司。此外，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一直掌握并能自主使用公司的各种印章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宋芦生的地位、作用和权力是显而易见的，其行为当然应代表东方公司。第四，一审法院援引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51号判决书中的部分认定，也是不恰当的。两案一审的被告虽然都是东方公司，但在两案的争议性质以及有关主体的授权范围不同。故请求本院判令撤销本案的一审判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东方公司偿还上诉人3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并以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承担担保责任；判决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东方公司答辩称：首先，一审判决根据充分的证据事实诸如“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东方公司1997年7月15日的撤销委托函、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1997年7月19日的回函等，认定丁华荣不具有借款权，上诉人在没有对此作出否定之前，就直接以存在授权委托书为由要求东方公司承担委托人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宋芦生的全权授权委托书源于小区转让协议，丁华荣的事项主要是办理小区转让协议而非办理抵押贷款。同样，上诉人在对无权问题未予否定之前，便要求东方公司依照《民法通则》第65条第3款承担“授权不明”的连带责任，也难以立足。“授权不明”的属于有权，其与无权是不可能兼容的。其次，本案事实不能构成表见。构成表见必须具备相对人须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而上诉人不仅在丁华荣是否具有权问题的判断上存在主观过错，上诉人实际上也是将合利公司作为直接借款人的，并存在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潜在恶意、具体而言：其一，上诉人存在主观过错。上诉人未依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要求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更未依据《贷款通则》之规定要求提供东方公司上年度财务报告等有关东方公司基本情况的材料，就轻易地对第一次申请贷款的东方公司提供贷款，甚至提供500万元的信用贷款，令人难以信服。上诉人对丁华荣的权问题未予必要审查。上诉人仅根据丁华荣提交的由东方公司总经理宋芦生开具的内容空洞、含混委托书就认定丁华荣有权，今人不可思议。宋芦生仅是东方公司的总经理，是委托人而非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未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或获得特别授权，故其行为系越权行为而不属于公司行为，无效协议的责任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其二，合利公司为真正借款人且为上诉人真实意思。一审判决查明“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并向其出具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及相关材料”，而提供贷款抵押的恰恰是该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小区土地使用权，上诉人在明知抵押物存在严重权利瑕疵的情况下，却同意将之作为抵押物，其唯一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提供抵押的是即将取得抵押物的合利公司，真正借款人是合利公司。 在庐州信用社分次发放3500万元贷款后，合利公司除将少量贷款资金用于“翠竹园”小区建设外。绝大部分贷款资金用于归还欠款，特别是丁华荣将500万元信用贷款直接用于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华侨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借款利息的行为，表明真正借款人是合利公司；而上诉人同意该还息行为，既违反了《贷款通则》关于“不得发放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的禁止性规定，也说明上诉人与丁华荣之间存在恶意串通。最后，根据《借款合同》第十条规定及签章生效的惯例，现在借款合同东方公司代表人栏上加盖的“陈冠乐印”纯系非法盗用，就法律层面来说，该协议至今仍未生效。综上，请求本院裁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合利公司辩称：庐州信用社对合利公司和东方公司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且经办人员非常清楚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位侨公司在该社有其他贷款。在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如3000万元贷款时，不仅提供一切贷款手续，还提供了合利公司与东方公司关于“翠竹园”小区转让协议书。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庐州信用社为此成立了该笔贷款审核小组，并由该信用社聘请律师和副主任吴某等在查明所有他们认为需要的情况后，在合肥市土地局办理土地抵押登记手续，由该社主任袁明和信贷员多次去施工现场调查后办理了该笔3000万元款项。其中，合利公司向该社详细陈述了“翠竹园”小区操作情况，并说明小区建成产生效益也可归还我司相关公司的贷款，也告知已投入小区2500万元资金的情况。与此同时，中行庐州信用社提出再贷500万元用于华侨公司还贷，合利公司只是应庐州信用社的要求办理了手续，至于该笔贷款如何划帐，都由该社操作。3000万元贷款的出发点和本意都基于将小区建成产生效益、银行解决问题、企业收益这样一个根本目的，由于小区转让过程后期出现种种问题，最终未能实现而产生的贷款纠纷，这是各方都始料不及、也未意想到的结局所致。因此，希望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由中行三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该贷款纠纷。此外，庐州信用社要求贷给500万元用于归还华侨公司的贷款，应为无效贷款，合利公司不应承担。

本院认为，东方公司于1997年6月6日与合利公司签订“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后，为办理转让过户手续，东方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宋芦生于同年6月24日向合利公司副总经理丁华荣出具授权委托书，并提供该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以及贷款证等文件。同年7月2日，丁华荣在收条上作出了由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承诺。嗣后，东方公司在得知丁华俊、丁华荣利用该公司印章和土地使用权证与金融机构签订抵押担保贷款合同时，于同年7月15日函告上述二人，要求收回其公章并取消对丁华荣的委托书。当月19日，合肥华侨经济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丁华俊）针对东方公司来函回复称，我方所拿贵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变更之用，在办理完土地变更手续后印章完好交还贵司。上述事实表明东方公司出具委托书、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土地使用权证等手续的真实意思表示，系为办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过、手续之用而非车请贷款。合利公司在没有东方公司授权申请贷款，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以东方公司名义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且嗣后东万公司未于追认，故依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合利公司的缔约行为系无权行为，其所签订的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

然而，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是否构成表见行为，系本案双方的主要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之规定，构成表见应同时具备行为人具有权的客观表象和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两个方面的要件。在本案中，合利公司在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和抵押的过程中，出具了东方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该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营业执照副本、贷款证以及全套贷款资料，在客观上形成了合利公司具有申请贷款和提供抵押的权表象。尽管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与庐州信用社签订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之前，曾函告丁华俊和丁华荣收回其授权委托，以及丁华俊回函称其所拿东方公司印章仅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之用，但上述函件往来行为并未对外公示，且东方公司在合利公司以其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之前也未能实际收回其公章、贷款证等物品，故东方公司的撤销委托授权行为未能改变前述合利公司具有权的客观表象，合利公司的申请贷款和抵押行为符合表见的容观要件。但是，对于东方公司的首次大额贷款，庐州信后社既未根据《贷款通则》关于对首次贷款的企业应当审查其上年度的财务报告的规定，审查东方公司的财政部门或会计（审计）事务所核准的上年度财务报告等材料，也未依照《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关于中外合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须经董事会通过之规定，要求合利公司提供东方公司董事会同意抵押贷款的批准文件。该事实表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东方公司贷款资格时存在疏忽或懈怠。在合利公司以东方公司名义向庐州信用社申请贷款时，向其出具了《”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及相关材料，并以该”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书约定转让的小区土地使用权为300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对此，庐州信用社既应当知道东方公司与合利公司之间存在”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行为，也应当根据合利公司出具的《”翠竹园“小区整体转让协议》第五条关于合利公司根据东方公司的全权委托书，组建经营、管理、销售财务机构，以保证”翠竹园“小区项目的所有交接之规定，推定出东方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并非全权授权而是有限授权，却仍然同意接受存在权利夜疵的抵押物并发放抵押贷款，可谓存在重大过失。此外，庐州信用社同意接受丁华荣以该3500万元借款中的500万元偿还合利公司的关联公司即华侨经济开发公司在上诉人处的借款利息行为，不仅违反了《贷款通则》第二十五条关于”不得发放贷款用于收取利息“禁止性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诉人与丁华荣之间存在主观上恶意串通和客观上损害东方公司利益的行为。综观现有事实和相关证据，虽然本案因存在合利公司具有权的客观表象而符合表见的客观要件，但由于庐州信用社在审查”翠竹园“小区转让协议和授权委托书以及在缔结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合同过程中，在判断合利公司是否具有权问题上，存在疏忽懈怠的重大过失乃至一定程度的恶意，并不符合表见制度关于相对人须为善意无过失的要件，因此，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不能构成表见，本案系争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为无效合同，对东方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应由合利公司承担无权的法律后果。故上诉人关于丁华荣以东方公司名义缔结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构成表见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东方公司关于合利公司的无权行为不构成表见的主张有理，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东方公司对于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因无权而无效的后果，是否存在一定的过错，是否应对庐州信用社承担一定责任的问题，因东方公司的过错与庐州信用社的损失之间系民事侵权法律关系，并不属于无权合同范畴，上诉人就此可以另案起诉。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216元，按原判决执行。

二审案件受理费234，216元，由中国银行合肥市桐城路分理处负担117，103元，由合肥合利物业

工程款纠纷合同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合同;纠纷;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对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由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且工程本身情况复杂多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合同双方从维护各自权益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难免产生纠纷。及时分析研究这些纠纷产生的原因并制定出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措施,对于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工程施工常见的合同纠纷

2.1 建筑工程质量纠纷

建筑工程建成后工程质量达不到合同要求,或达不到设计功能使用要求,是一种常见的纠纷。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必须分清责任,特别是在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之后,更要明确责任。

2.2 工期纠纷

建筑工程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时限内完工并交付使用,给甲、

乙双方造成经济损失,也是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履行中的一种常

见纠纷。

2.3 工程价款及结算纠纷

这种纠纷往往是合同造价低于工程实际造价,或由于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而引起变更,承包人无法在原合同约定的价款内完成工程建设,而向发包人要求补偿,或发包人以正当或不正当的理由拒绝补偿而引起的纠纷;也有发包人由于资金筹措不到位,拖欠或拒付工程款而引起纠纷。工程结算纠纷包括计价方法、工程量和材料价款大幅上涨引起纠纷等。

2.4 分包引起的纠纷

某些合同签订时对于是否允许分包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承包商则利用合同漏洞,在没有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工程分包,导致甲、乙双方产生纠纷。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的纠纷也是近年来施工企业遇到较多的法律纠纷,承包人将部分工序分包给第三人承担,由于分包人管理不力或技术、施工能力不足等,质量、工期等达不到分包合同的约定要求,就可能导致纠纷。特别是工程价款纠纷,是承包人与分包人之间最容易发生的纠纷。

2.5 延期付款利息纠纷

尽管有明文规定业主拖欠工程款应付延期利息,但执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特别是延期利息数额巨大之时,双方纠纷就更容易产生。比如合同约定工程决算完毕付清尾款,但因施工方迟迟不报送决算文件,或报送决算文件不齐全,或所报决算文件双方争议过大,导致决算工作无法进行,进而剩余工程款无法支付。特别是争议过大时,究竟是谁过错导致工程款支付拖延,也是是否支付延期付款利息的争议所在。

2.6 违约发生的纠纷

承包方的违约主要表现有工期违约、质量违约等。发包方主要表现在不能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未能提供施工进场的条件、中期擅改设计等导致的工程造价增加或者其他损失的,承包人最终都以工程索赔的形式加入工程结算书中,而发包人往往对有关款项不予认定,从而产生纠纷,这种纠纷在建设工程结算纠纷中比较常见。

3 引起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原因

(1)订立合同时草率,不规范,内容不完备。

合同约定的条款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愿的表达,这往往是引发合同纠纷的主要根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定性文件,各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起草合同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管理人员共同斟酌确定合同的内容、条款、细则,但有些建设单位重视不够,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起草,而是由某些领导直接操办,这就使合同在签订过程中就存在诸多缺陷、漏洞。

(2)甲、乙双方不严格履行合同条款。

发包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按时拨付工程款,擅自将工程肢解发包给第三方,甚至无资金建设项目,势必会引起纠纷。承包人对发包人不合法、不合理的苛刻条件和霸王条款一般不抵制或抵制无效,因怕失去承揽工程机会,往往采取默认的态度,当合同价格不能保本、工期不堪重负、承包方利益不能保证时自然就形成了纠纷。

(3)施工过程管理不善。

一是开工准备不充分,“三通一平”习惯上都是由建设单位负责完成,而双方又未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往往是建设单位某个领导或某个施工管理人员,现场划个圈,口头表述一下要完成哪些工作内容,发生的经费也口头承诺竣工时结算,这就给竣工结算埋下了纠纷的隐患。二是设计变更普遍,随便增加面积、改变结构、改变用途,签证混乱。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设计变更、工程签证,若程序不合法、手续不齐全、签字不及时,引起变化的工程量就缺乏结算依据,待工程竣工结算是再补充,容易引起意见分歧。

(4)引起工程质量纠纷的原因。

一是发包方的原因,如设计本身有缺陷、勘察资料与实际地质情况不符、提供的原料、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等等;二是承包方原因,如承包方管理、技术力量不足,技术方案不合理,组织措施不力等。三是因为招标过程中大多数甲方为了保证施工质量,都会提出很高的质量等级。四是发包人擅自使用未交工工程,而出现的质量纠纷。五是承包人或发包人分包工程项目,因分包项目质量达不到要求而引起整个工程质量达不到要求,也是造成质量纠纷很重要的原因。

(5)引起工期纠纷的原因。

一是发包方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时间要求提供场地、资金、设计技术资料等,包括未能与地方政府就征地、拆迁等问题达成协议,导致不能按期开工或开工后被迫停建、缓建,不仅工期推迟,还将给承包方造成停工、窝工的经济损失。二是承包方因施工组织不力,劳力、设备不能满足工期要求而导致工期滞后。三是因招标时甲方不合理地压缩工期,施工单位为了迎合招标,被迫响应工期要求,在远低于定额工期的合同工期下施工,造成工期拖延也就不足为奇。

4施工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针对上述这些合同纠纷的表现及产生的原因,妥善处理纠纷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是维护合同条款原则,双方均应遵守合同条款,这既能体现合同的严肃性,也支持了合同订立当初双方的共同意愿。二是重事实、重证据原则,对有些内容,合同中没有约定或约定不详细,这就要求重事实、重证据,按实际发生处理。事实和证据包括:补充协议、现场签证、实物量。有文字证据的,依照文字证据处理,缺少文字证据的,以现场实测实量为准。三是坚持公开公正原则,要做到调查取证公开,双方到场,政策规定公开,处理程序、内容、结果公开,让各方心服口服。四是维护公平竞争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处置合同纠纷,有利于建筑市场公平竞争,促进建筑业发展。

5 预防施工合同纠纷的对策

(1)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管理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前提，工程招标阶段,制定科学合理、详细慎密的招标文件是关键所在,首先工程造价要把握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既要保证承包人的合理利润,又不至于给发包人造成额外损失;其次是确定合理的质量目标和工期目标;再次是在议标、定标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搞权钱效易,对资格审查不合格、管理水平低下、施工质量低劣的队伍坚决排除,选择一个好的施工队伍等于事半功倍。

(2)重视施工合同签订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基础。施工合同是承发包双方为完成建筑安装工程,明确双方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文件,是工程竣工结算审核的核心依据。重视施工合同的签订,规范合同条款约定为整个合同的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订立合同应注意:①语言表达要准确、严密、详实,才能让合同执行人充分理解合同本意,不能含糊不清,稍有偏差都会导致产生完全不同的解释,任何模棱两可的文字,都有可能成为日后双方争论的焦点。②合同主要条款:承包范围、承包方式、质量要求、工期要求、计价方式、结算方式、进度款与结算审核期限、付款方式、双方权力义务、双方违约责任、设计变更与现场签证的程序和资料移交等要约定完整。③合同签订时双方应处于平等地位,合同本身应具有公平性,合同条款应遵循对等原则,严重有失公平的合同本身就是违法合同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最容易引起纠纷。

(3)认真履行合同,做好现场管理是减少施工合同纠纷的重中之重。施工合同签订后,关键在于双方共同履行,出现一些与签定合同时的估计相差较大的情况,应及时签定补充合同协议,以弥补合同在本身的缺陷,同时可以补充合同的形式调整合同价款,并以补充合同价款形式作为中期进度付款结算的依据,以免追加合同价款太大难以执行。除此之外,①关于变更及签证,要明确工程变更、签证的管理程序,各个环节各负其责分别把关,相互制约。及时督促完善项目施工中的所有原始记录,要严格签证权限制和签证手续程序,及时办理现场签证。②业主对工程项目各阶段的实施应安排合理的时间,准备工作要充分,按合同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施工场地 ,技术资料和图纸,及时支付工程预付款和进度款。③及时掌握市场材料、设备的价格波动,材料价格市场异常波动对承发包双方都存在巨大的风险。

6 结语

综上所述,只要加强对招投标工作的管理,重视施工合同签订,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缔约双方严格履行合同,并在纠纷发生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互谅,互让,争取恰当地处理合同纠纷,就能实现甲、乙双方的双赢。

参考文献

[1]蔡永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争议的解决方法[J].建筑经济,2006,(12):101-102.

[2]邹跃光.施工合同纠纷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及对策[J].法律,2008,(1):45-46.

[3]宋立群.浅谈市政工程竣工结算造价纠纷处理及预防[J].黑龙江交通科技,2006,(6):63-64.

工程款纠纷合同范文第4篇

一、建筑工程合同的含义及其法律特征

建筑工程合同在《合同法》中被概述为工程承包人负责施工建设，工程发包人负责价款支付的一种协商合同。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建筑工程合同具有以下法律特征：基本建设工程是其标的；书面式要约式合同是其性质；具备建筑行业从业资格、具有相关技术设施装备、拥有法定注册资金的建筑单位是其主体。此外，建筑工程合同还需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违背相关利益，国家有权干预、监管合同内容及执行状况。

二、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原因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形态较多，如有分包纠纷，“阴阳合同”纠纷等，现阶段常见的纠纷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质量纠纷。

建筑工程施工建设完毕后，由于工程质量不符合建筑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或因无法安全使用而导致人身及财产受损，是最为常见的建筑合同纠纷形式。引发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需查明并落实责任。如工程发包方出现勘察、设计不科学不合理、工程设备及材料不合格，都会引起工程质量问题，由此类原因导致的质量纠纷，发包方需承担责任。如承包方在施工方案、施工管理、施工人员方面出现问题，进而引发质量纠纷，承包方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经济纠纷。

建筑工程中因经济因素产生纠纷，主要体现在计价方式及工程结算上的纠纷。计价方式及结算方式在双方签订合同时已明确，但如施工环节涉及到新增工程或产生工程变更，此时合同中规定的相关价格及计算方式就不符施工实际，从而造成纠纷产生。除此之外，如合同中体现的造价与建筑工程实际造价不符，或因外部因素（施工环境、政策环境）影响而导致设计变更出现，此时会产生价格差价，在这部分差价的补偿方面也极易引发纠纷。

（三）工期纠纷。

另一常见的建筑合同纠纷是工期纠纷，工期纠纷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建筑工程无法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交付，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经济损失。引发工期纠纷的原因也体现在工程发包方和承包方两方面。一方面，工程发包方在场地、原料、资料、设备及资金提供上未按合同中的有关约定执行，或在建设工地征用、拆迁、补偿方面进展不顺，都会导致工期拖延，承包方因窝工、停工产生经济损失；另一方面，工程承包方在施工人员、施工设备上组织不力，也会引起工期滞后，致使纠纷产生。

三、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处理及防范措施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在处理上，应遵循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涉及建设工程价款，实行优先受偿权。如建设单位在工程价款支付不及时引发纠纷，施工单位可以申请拍卖已建工程，获取折价补偿。第二，应用抗辩权。第三，明确并落实各方责任义务，根据合同中规定的各方的责任及义务，确定责任归属方，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在防范上，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规范合同评审环节。

在签订建筑工程合同之前，应按照程序先行开展合同评审，邀请专业法律人员共同拟定工程合同。对合同条文加以逐条对比，确定其符合《招投标法》、《建筑法》、《合同法》及地方政策条例的规定。签订合同后，确认其合法有效后加以履行。涉及到大项工程，要严格审查合同条文，重点关注权利义务不相匹配的相关规定，保障建筑企业经济效益及社会声誉。

（二）做好合同对方资质、信用的调查工作。

首先，针对大项工程建设，要参考《合同法》关于该类工程的规定，确定建筑工程项目具备国家批准立项资格及建筑工程可行性报告；其次，调查工程业主建设执照、经营范围、建设资质、法人代表、资金状况、投资情况等要素；确保其到位、属实；再次，对分包人的相关资格、等级、经营方式及范围、法定代表、委托、资质信用、施工水平和能力等方面加以综合审查，确保其合法、有效。

（三）强化合同履行环节的监管。

建筑合同在履行环节，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实时监控，做好各方面的协调沟通，创造合同履行的良好环境。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原始数据、基础资料要及时收集并整理，以便为纠纷处理提供数据凭证。建筑合同的履行过程，尽量采用文字记录的形式加以明确，并争取合同各方，如工程设计方、工程施工方、工程监理方、工程业主及相关工程管理部门负责人的签字确认。此外，还要密切监控工程分包方，确保建筑工程质量水平符合合同规定，避免其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缺陷，导致企业经济及声誉受损。

（四）依托法律监管，及时跟进工程款的回收。

施工单位在完成建筑工程施工任务并将工程交付后，应按照建筑合同的规定及时回收建设工程款项，保障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在工程款项的回收上，建筑施工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建筑合同的要求，采取合法途径。在工程款项回收方式上，尽量采用非诉讼的方式进行，如实际需要，再借助诉讼方式加以催收。此外，要及时支付建筑材料供应方及建筑分包人的款项，避免款项纠纷波及建筑企业的社会声誉。

四、结语

工程款纠纷合同范文第5篇

一、构建新计价模式下的合同优化管理模式

1.实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合同形式

(1)单价合同，可分为：固定单价合同和可调单价合同。

(2)总价合同，可分为：固定总价合同和可调总价合同。

2.工程量清单类别

(1)准确工程量的工程量清单。即工程量清单中给出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和列项是相对准确和完整的。目前实行计价规范和在施工图基础上进行招标，招标人一般应当提供相对准确的工程量清单。

(2)近似工程量的工程量清单。即工程量清单中给出的工程量为近似工程量，列项也可能并不完整。目前实行计价规范和在施工图基础上进行的招标，一般不应是近似工程量的工程量清单。

3.工程量清单计价的工程款结算和支付

(1)一般结算和支付方式

A方式：结算当期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综合单价+合同约定的其他应付金额。合同中需要约定工程量的计算和确认的程序和有关要求，一般由承包人提出，发包人审核确认。

B方式：按付款计划支付。即承包人按月进度或招标文件中约定的形象进度节点或阶段(但相邻付款最长不宜超过45天)制订付款计划，经发包人认可后产生合同约束力，作为工程款结算和支付的依据之一。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应付金额纳入最近的一期付款中支付。合同条款中应当约定付款计划编制的具体要求、审核和调整的程序等等。

(2)单价合同：实行单价合同时，一般采用A方式支付工程进度款。

(3)总价合同：实行总价合同时，一般可以采用B方式支付工程款，也可以采用A方式。

(4)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工程款结算和支付有规定的，应当执行其有关规定。

4.变更的计价方式

(1)可以精确计量的变更的计价方式。以独立报价形式，由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确认后产生合同约束力；按计价规范的计量，按工程量清单已有单价计价，适用于同样的或类似的工作；以工程量清单已有单价为基础进行合理调整后的单价进行计价，适用于类似的性质但施工条件不同的项目，单价调整应合理地考虑差别因素，由承包人提出，经发包人确认后产生合同约束力；按零星工程的计量和计价方式处理。

(2)不可精确计量的变更的计价方式。零星工程和不可精确计量的变更可以是独立报价或根据实际成本加酬金的方式进行结算。

(3)在合同中无适用的变更计价方法，而双方无法就变更的计价达成一致时，可以向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根据合同中约定的解决争议的条款提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

(4)变更计价办法的应用。变更计价的办法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多种方式并存，同时约定一个优先顺序，当优先的计价办法不适用时或合同双方达不成一致时，再依次采用其他约定的变更计价方法。

二、新计价模式下合同优化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1.我国目前合同管理现状

(1)评标方法不合理。我国目前工程招标评标基本上都采用综合评分法。这种评标方法，不论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有多高，其成本多低，并不能根据自己的实力来获取报价的高分值，而是决定于标底和其它投标单位的报价，并不能实现企业的自主定价权。

(2)工程款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不合理。由于合同双方对风险管理意识淡薄，合同管理水平低，施工中工程变更、签证较多，以及我国一直使用预算定额等原因，在工程款结算方式中，双方一般都约定竣工后按照预算定额据实结算。这样，中标价与工程结算没有关系，对承包商没有约束力，不能真正实现公平竞争，从而导致招投标过程不断发生各种腐败问题。

(3)合同纠纷解决渠道不畅。按照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方式。对于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言，我国几乎没有经营性调解机构，仲裁机构屈指可数，专门从事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仲裁机构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有些地市根本就没有，诉讼解决纠纷在时间上拖之又拖。因此，施工合同纠纷发生后，多以承包商让步而和解，否则，承包商陷入工程款拖欠的泥潭。

2.优化新计价模式下合同管理的有效措施

(1)规范评标方法。对于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招标工程应强制采用合理低报价的评标方法。在评标过程中，采用先评技术标，后评商务标的两阶段的评标方法，不论技术标还是商务标均采用“封闭判卷”的方式进行评标。另外，为了保证评标委员的公正性，加强评委的责任心，提高评委的职业道德水平以及评标能力，本人认为应采用评标人员注册职业化的方法，以解决评标过程“短、平、快”的不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