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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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语人生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生产劳动；霍耐特；承认理论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118-06

作者简介：王 芳，江南大学党委宣传部讲师、博士 （江苏 无锡 214000）

随着承认理论在当代的复兴，承认问题成为和非开展思想斗争的焦点之一。某些现代西方学者提出“用承认理论拯救马克思”的口号，借承认理论向马克思哲学发起新的批判。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理论课题，即如何把握马克思哲学与承认理论的内在关系。在这里，我们试图廓清被误解的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霍耐特的承认概念的根本分歧。

一、霍耐特对马克思生产劳动范式的承认理论解读

一般认为，现代承认理论发端于青年黑格尔在《伦理生活体系》①和《实在哲学》中阐述的“为承认而斗争”这一命题。之后，马克思关于劳动与承认的论点、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等，都是对黑格尔承认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承认理论在当代复兴的主要成果。这其中，马克思可谓黑格尔承认学说的第一代继承人，在推动黑格尔承认思想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事实上，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关于承认问题的理论构想均受到了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只不过，马克思基于生产劳动范式的承认理论构想在他们那里都遭到了误解；这种误解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达到了顶峰，而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误解又是对哈贝马斯制定的关于马克思的错误解读路线的延续。

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既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二代的领军人物，也是现代承认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当今世界哲学界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身份和影响，使得他对马克思“生产劳动”范式的误解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我们知道，哈贝马斯曾经对青年黑格尔阐发承认问题的耶拿手稿（《实在哲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写有专论《劳动与相互作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马克思在不了解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手稿的情况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重新发现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若干年内曾经引起了对黑格尔的哲学兴趣；这种兴趣是通过研究经济产生的。” ② ③ ④ ⑤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4、25、30、33页。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但是，哈贝马斯也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承认问题上所保持的相互支持与印证的密切关系，只限于他们的青年时代，即《精神现象学》之前的青年黑格尔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青年马克思。对耶拿时期的青年黑格尔而言，他的劳动概念仍然保持着一种“相互作用”（承认）的维度，“自我同一性的制度化，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是劳动和为获得承认而斗争这两个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赖以从直接的自然力量的令律下解放出来的劳动过程，包含在争取承认的自我意识中，以至于在这种斗争的结果中，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自我意识中，也包含着通过劳动获得解放的要素”②。但在耶拿之后，黑格尔基本上舍弃了劳动的规范性维度，唯一的例外是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部分，他“以伦理学理论中提出的思想为出发点，完整地提出了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辩证联系：奴仆对主人的单方面承认的关系，将通过奴仆同样是单方面获得的支配自然的力量而彻底改变。主奴双方赖以承认他们相互承认的独立的自我意识，是通过劳动使解放的技术成果反作用于主仆之间的政治依附关系的途径形成的。这就是说，统治和奴役的关系，通过《精神现象学》找到了进入主观精神的途径……不过，在《精神现象学》中，劳动和相互作用的独特的辩证关系已经丧失了它在耶拿的讲演中体系上仍然具有的那种价值”③。之后，在《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放弃了在耶拿时期“把自由的要素作为通过社会劳动获得解放的结果归因于社会劳动的过程”的做法，“抽象的法的尊严和价值所依赖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联系取消了”，“劳动辩证法失去了它的中心意义”。这就是说，在后耶拿时期，“黑格尔放弃了他在耶拿时期的构想”④。

哈贝马斯把他对“两个黑格尔”的区分，同样运用于对马克思承认学说的评价，从而重申了阿尔都塞制造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他认为，青年黑格尔的具有“相互作用”（承认）意义的劳动辩证法被青年马克思复活了，即“马克思本人曾经试图用这种观点，从社会生活的再生产规律中重新构建人类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但是，这仅限于《巴黎手稿》等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仅隔一年，即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中断了他对青年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理解。他写道：“《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精确分析表明，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生产活动调节着人类同周围自然的物质变换，正如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精神哲学》中所说的，工具的使用促使劳动着的主体与自然客体联系起来——这种工具活动，成了一切范畴产生的范式；一切都熔化在生产的自我活动中。因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的天才洞察也就随即受到了机械主义的曲解。”⑤

在这里，哈贝马斯批评人们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看法来理解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结果使得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的天才洞察”遭到了“机械主义的曲解”。而实际上，正是他本人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进行了“机械主义的曲解”，而他的这种曲解，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误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的一个主要的“理论污染源”。这种曲解集中反映在哈贝马斯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教条式的区分之中：劳动即生产，它遵循技术规则，服从自然的因果性，是一种技术性的工具理性活动，代表着“机巧的辩证法”；相互作用即交往或者承认，它遵循交往规则，服从命运的因果性，是目的性的价值理性活动，代表着“承认的辩证法”。按照这种区分，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生产劳动完全失去了其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变成了一种纯粹技术性的经济活动，即“经济决定论”。

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的掌门人，同时也是推动承认理论在当今复兴的代表人物，霍耐特步哈贝马斯的后尘，延续并加深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的误解。与哈贝马斯一样，霍耐特同样把他关于“两个黑格尔”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他认为在《巴黎手稿》和《穆勒政治经济学笔记》等早期著作中，青年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青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他的《巴黎手稿》中只是就主奴辩证法这一狭隘意义讨论了为承认而斗争的观念。结果，在他的理论创作的起点，马克思就沉湎于一种值得怀疑的倾向之中，这就是将承认要求的丰富光谱还原为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的维度。但是，马克思把他颇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学建立在一种劳动概念上，这一劳动概念具有十分规范的内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产活动理解成主体间的承认过程。” ② ③ ⑤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2-153、154-155、157页。在的《穆勒政治经济学笔记》中，青年马克思继续发掘劳动概念的承认意义，把劳动过程理解为一种对自我和他人的“双重肯定”，从而把资产阶级控制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描述成“一种不可避免地摧毁以劳动为中介的个人之间承认关系的社会秩序”；进一步讲，“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摧毁了以劳动为中介的承认关系，那么，随之而来的历史冲突就必须被理解成‘为承认而斗争’。所以，与《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一致，青年马克思才会把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被压迫的劳动者为重新建立充分承认的交往关系而发动的道德斗争”②。

在霍耐特看来，即便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隐含着一种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是“狭隘地局限在生产美学的方向上”，而且，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运用了功利主义的社会冲突模式”，“结构稳定的利益竞争，突然取代了因相互承认关系的破坏而产生的道德冲突”③。这样，霍耐特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里，发现的不是生产劳动的生存论的本体论意义，而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产美学”，即一种工艺性的生产技巧，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机巧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工具活动中使经验随着自然过程转向反对这种经验本身：‘在这里，动力（欲望）完全从劳动中退了回去。它让自然自己劳动，它静观着，并且只用轻微的气力：机巧，管理这一切。力量的广阔天地被高超的机巧所掌握。’”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最终，霍耐特也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理解成为一种“很快在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扩散开来”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话语⑤。

这就是说，霍耐特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的范式的“承认批判”，其最深层的目的乃是在于：否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逻辑中存在一个内在超越性的维度，并由此认为，这使得它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关怀，特别是它没有为承认道德的理论构想留下任何空间。这正如他在《分裂的社会世界》中一再提到的，马克思基于生产劳动范式而发展的社会批判理论，严格“遵循了生产主义历史哲学一般路径” ⑦ ⑧ [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王晓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2、34页。。在马克思之后，无论是霍克海默、阿尔都塞还是阿多诺，都没能走出这种生产劳动范式的羁绊，从而都坚定地拥护了“历史理论的经典形态”⑦，最终他们也像马克思一样，“互主体性（承认）就成为这种历史哲学的还原主义的牺牲品”⑧。

像霍耐特这样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为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并由此认定：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并未超越经济学的理论视线，奠基于生产劳动概念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缺乏一种“承认的维度”，在客观上已沦落为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谋。这样一种观点极具代表性，像毒瘤一样扩散开来，并逐渐上升为一种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导范式”。

二、马克思生产劳动范式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根本分歧

我们认为，马克思与霍耐特的分歧，既源于二者对黑格尔承认理论具有不同的继承态度，又源于二者对黑格尔承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重建方案和不同的评价尺度。

首先，从继承态度来看，虽然马克思在其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承认问题的把握的侧重点不同，但他始终都是从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历史哲学四个基本维度来综合把握古典承认理论的，所以他关注并考察了黑格尔各个时期的承认思想及其不同的侧面。他不但继承了黑格尔耶拿时期（《论自然法》、《伦理体系》、《精神哲学》等）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承认思想，而且继承了《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对于承认理论的构想，以及《法哲学原理》中提出的“成为人并尊重他人为人”[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等命题对于承认理论的叙事。可以说，在所有对于黑格尔承认理论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现代哲学家当中，马克思是最全面、最本质地继承了黑格尔承认学说的思想家。反观霍耐特，他不但没有关注和吸纳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承认思想，而且即便是对早期黑格尔的承认思想，他也仅仅是从道德哲学的维度来取舍，主要将目光集中于黑格尔早期（耶拿时期）哲学中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范式的道德哲学层面。这就决定了霍耐特不可能成为黑格尔承认学说的真正的继承人。

其次，从重建方案来看，马克思不但是黑格尔承认学说的全面继承者，而且是黑格尔承认学说的发展者和扬弃者。马克思对黑格尔承认学说的重建构成了其哲学革命的关键环节：一是切入经济哲学（政治经济批判）的视角，重新将古典的承认概念奠基于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从而将承认问题纳入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视域之中，并使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深度的思想场域；二是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异化劳动学说和物化学说，揭示资本主义承认秩序的异化本质。这就是说，马克思通过推动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实践转向”（承认与劳动实践相结合）和“经济解释”（承认与财产权相结合），坚持对资本主义承认秩序的异化本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揭示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逻辑。霍耐特则通过推动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范式的“经验转型”（米德道德心理学重构）和“道德解释”（承认道德理论），坚持把资本主义承认秩序中的各种异化表现形态还原为蔑视道德体验现象，试图在“承认道德一元论”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

再次，从评价尺度来看，承认问题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参见兰德《作为一种唯物主义方案的承认伦理学》，载《当代国外评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274页。。但在马克思承认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即从青年马克思的“道德评价优先”转向成熟时期的“历史评价优先”。这一视角转换的前提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转换的基本路经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指导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尽管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考察承认问题的出发点已经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但他并没有抛弃道德评价这一维度，而是对它进行了改造，即把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的基础之上。在霍耐特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对历史进行经济学解释，这种解释框架一开始就省略了道德批判的维度。历史唯物主义对道德批判维度的拒绝使之无法揭示现代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而承认理论则是对历史唯主义“道德批判空场”的一个根本修正。也因此，在霍耐特那里，历史评价被完全否弃，道德评价被规定为唯一的评判尺度。

由此不难发现，由于霍耐特并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个评价视角的根本转换所蕴含的重大理论意义，他把青年马克思的具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的承认理论，与成熟期马克思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的承认理论，对立起来就不可避免，从而埋没了成熟时期马克思基于生产劳动范式而阐述的承认理论的重大价值。我们认为，惟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认真地解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才能发现其承认理论构想发展中出现的这一视角转换，从而全面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关于承认问题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生产劳动范式与马克思的承认构想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它在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二者的这种根本分歧，决定了霍耐特承认理论必然要对马克思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批判的姿态也恰好暴露出霍耐特承认理论本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

其一，霍耐特坚持从为马克思所彻底批判的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出发，去追究个体承认的主观动机和道德能力，从而对“历史评价优先”视角采取完全否弃的态度，使其承认理论必然要丧失对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之异化表现形式的批判能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1975年版，第12页。霍耐特企图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到人们的心理世界去发现人的本质，确切地说是去发现一个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人是无法离开经济的人而单独存在的。马克思曾嘲笑费尔巴哈企图撇开人类的生产劳动去直观人的本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人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其二，霍耐特运用米德社会心理学推动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范式的“经验转型”使其陷入自然主义道德经验论的泥淖。这是一种理论倒退。霍耐特对三种承认关系形式（爱、法律和团结）所作的经验科学证明，表明他把承认这个原本属于存在论或者实践哲学的问题混淆为了实证哲学问题。以经验科学寻求对存在和道德问题的证明，这是在执行一种理论自杀。

其三，霍耐特通过对三种蔑视体验形式（、剥夺权利和侮辱）进行纯粹道德化的解释，试图在道德蔑视和社会反抗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规范关系，但他基于蔑视体验所揭示的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明显缺乏稳固的社会历史基础。霍耐特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马克思非得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认为这是马克思犯下了一个理论上的原罪。也因此，他同样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学实证主义。最终，他当然也无法理解经济动机在推动人类历史变革中的基础性作用，即社会冲突的逻辑不应到人们的抽象的道德世界中寻找，而应当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世界中寻找。在这一点上，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是一致的。霍耐特既远离了青年黑格尔，又远离了马克思，因此远离了古典承认理论传统。

其四，霍耐特基于其承认理论而发展的形式伦理，企图用个人自我实现（人格完整性）的主体间性条件掩蔽和置换个人生存的社会历史条件，重蹈康德形式伦理学的覆辙。为了化解形式伦理面临的难题，康德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隐含地设计了三个承认构想；但霍耐特并没有把古典承认理论的源头追溯到康德哲学，他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解康德的承认构想，以及这些承认构想与他的形式伦理的内在关系，所以才盲目地循着康德的三个承认构想试图超越的形式伦理继续前行，这决定了他必然要陷入那种康德试图摆脱的抽象的道德论。也正是由于对康德承认思想的无知，导致他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进行了错误的解读。霍耐特竭力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发掘他所急需的“道德承认”的思想要素，并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概念进行道德哲学赋义，但即便是青年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传统之中时，他也已经意识到抽象的道德面对残酷的现实几乎毫无用处。正如他在评论康德的道德命令时所说：“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这种在“实践面前畏缩倒退”的道德说教，是根本无济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214页。。

禅语人生范文第2篇

先生负责消防安全工作，其在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如下：

1. 阁下是注塑部本班（组）安全生产、防火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把本班（组）的消防安全工作，列入日常管理工作中，常抓不懈。

2. 贯彻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注塑安全生管规定》等相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并督导属下员工严格遵守。

3. 向属下员工宣传/培训相关安全、消防知识，提高其安全意识和处理意外的应变能力。

4. 做好日常安全生产及现场消防器材的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理，消除安全隐患，杜绝意外事故的发生。

5. 维护好生产现场的消防设施，时刻保持现场安全通道畅通无阻，安全标识清晰，灭火器、消防栓、电闸附近严禁堵塞。

6. 做好配色机、碎料机等设备和工用具的安全性能检查工作，确保其使用安全可靠。

7. 做好生产现场电源插座/接头/线路用电安全的检查工作，确保生产用电安全。

8. 做好生产现场的防火工作和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安全使用/管理工作。

9. 及时、如实报告消防安全事故，对公司、部门在安全/消防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积极落实相关的预防/整改措施。

10. 积极参加安全/消防方面的培训，努力学习安全/消防知识，提高安全生管理和消防管理的能力。

备注：本责任书由车间班（组）消防安全责任人与部门第一负责人双方签字后生效，本责任书一式二份，各执一份。

禅语人生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责任追究 安全生产 尽职免责

1.当前我国安全生产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行业（领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之下，安全监管工作相对滞后，安全监管模式相对陈旧，生产安全事故屡禁不止。一方面是由于各行业企业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表现是对安全生产不够重视，对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不够等，导致企业基础设施设备陈旧落后，机器设备严重老化，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不高等问题出现；另一方面是由于负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对安全监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具体表现在是官员立场不坚定，禁不住金钱的诱惑，甘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驱使，对某些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执法人员执法检查不到位，对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隐患没有及时排查；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不高，对新型行业领域出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这些原因导致了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高发，一幕幕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一串串触目尽心的伤亡数字，使得安全监管工作得到了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政府部门已加大了对安全监管工作政策上的倾斜，加大了对企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加大了对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

2.目前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现状

2.1处理事故简单、一刀切，从严从重。众所周知，安全监管工作责任重大，责任追究严厉。一旦发生了安全生产事故，不仅实行一票否决，取消所有的评先评优资格，甚至是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且有时为了政治稳定因素，为了向群众交代，平息众怒，往往会快刀斩乱麻，对相关人员从严从重处罚，而不是按照两个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来界定各自所承担的事故责任。这种简单一刀切的处理方法是安全监管工作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有效控制了生产安全事故的总量，减少了人员财产损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问题，让安监执法人员感到工作没有安全感，常常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根本就不敢放开手脚、大刀阔斧的去干，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何谈创新工作思路。长此以往，很多人就会对安监工作敬而远之，能躲则躲，惟恐避之不及，甚至出现湖南娄底市48名安监执法人员集体辞职、重庆市綦江县26名执法人员集体辞职的现象，最终导致安全监管工作能者不干，干者无能，安全监管方式缺乏新意，陈旧落后，停滞不前。这也是为什么安全监管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生产安全事故却屡有发生的一个原因之一。

2.2缺乏责任界定标准，严重挫伤安监执法人员工作积极性。目前我国缺乏划分生产安全事故责任的统一标准，界定事故责任笼统、模糊，不能定性定量，追究事故责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人为性。

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更何况安监执法人员也不是万能的，即便他们工作认真细致、尽职尽责，也不能保证企业就不发生事故。只要企业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无论执法人员是否履职到位，都要受到责任追究。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就形容安全监管工作“前是狼，后是虎，做与不做一个样”，产生了一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消极情绪，缺乏工作主动性、积极性，不想着如何创新工作思路、创新监管模式，不想着怎样做才能够履职到位，才能够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免责。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从深层次的原因上看，它反映出的是我们现有安全监管体制机制上的不完善，对安全监管两个主体责任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对事故责任的划分缺乏一个细化量化的标准。

3.对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建议

“履职到位、尽职免责”是我对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建议。事故处理是否恰当，是否周全，关系着一个人的前途、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简单一刀切地处理生产安全事故在一定时期对企业非法违法生产、官员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的安全生产意识，起到了积极稳定的作用。但是在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科学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与时俱进，重新审视处理事故的方式方法，应该根据履职尽职情况细化量化应该承担的责任，确保不同的履职尽职情况承担不同的处罚，要让事故责任追究程序化、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

3.1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政府部门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在安全生产工作中，企业承担着最基本、最直接和最主要的责任，政府部门承担着安全监管的领导责任。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监管；政府部门要落实安全监管主体责任，离不开企业的配合。只有两者相互统一，有机结合才能搞好安全生产，只有明确制定划分两者的责任，才能在事故发生后明确是哪个造成的，才能明确哪个应当负主要责任，才能推动两个主体责任的落实。

3.2理清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的职责。保障安全不只是一个部门的职责，而是牵扯到了很多负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如果部门间的监管职责牵扯不清、梳理不顺，就会发生推诿扯皮、产生监管空白。在事故发生后，无法准确界定是哪个部门监管不到位，应该由哪个部门承担主要责任。只有理清各部门的监管范围、监管职责，处理事故才能规范统一、有理有据、合情合理，才能按照各部门的履职情况划分各部门对事故应承担的责任。

3.3细化履职标准，量化责任等级。很多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所以只将事故责任落实企业和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责任到人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但是如果缺乏衡量责任的标准、依据，只是盲目追究事故责任，往往会造成“干与不干一个样”，让有些受到处罚的人感到冤枉，挫伤大家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所以细化履职标准，量化责任等级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该按照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量、工作性质、工作方式细化企业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履职标准，将所承担的事故责任与个人履职情况挂钩，量化责任等级，区别对待履职认真和履职不认真的人，让失职、渎职、等工作人员受到严厉的惩处，让工作认真、履职到位的工作人员免除责任追究，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安监执法人员的后顾之忧，才能提高大家工作主动性、积极性、自觉性。

4.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确处理生产安全事故显的更为必要，希望各级各部门在处理事故时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责任追究的方式方法，做到合情合理、细化量化，彻底改变人们对搞安全工作的人的看法。

禅语人生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造板生产；质量问题；解决方法

人造板其他相关材料相比，有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发展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主要以人造板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为出发点，从人造板的质量和外部策略两个方面对其问题进行论述。

1 人造板生产中的质量问题

1.1 受吸水厚度膨胀率的影响

吸水膨胀率在人造板使用过程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它能够直接反映出产品性能及尺寸稳定性问题。影响吸水膨胀率的主要因素是材料的选择及胶黏剂的质量、施胶量、热压工艺以及产品的密度和含水率等。正是由于这些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标准的要求，才会导致人造板产生性能及尺寸稳定性问题出现。

1.2 受内外结合强度的影响

人造板的加工使用性能是由人造板的胶合强度所决定的。如果板材的表面比较粗糙，均匀性较差，表面的结合强度就会变弱；就内结合强度而言，板材的密度是相当重要的，而这种内结合的强度，往往与平均密度、芯层密度相关联，如果芯层密度达不到一定的要求，那必将影响内结合强度。平均密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内结合的强度。不管是内结合，还是表面结合都会引起人造板材质量问题。

1.3 受甲醛释放量的影响

甲醛释放量问题一直是影响人造板质量问题的重点。甲醛超标将直接影响着产品的合格率，同时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甲醛释放量问题在整个影响人造板质量问题所占的比例最大。出现板材甲醛释放量超标问题，主要是由于使用了不合格的胶黏剂及采用了不合理的施胶工艺以及热压工艺所造成的，还有可能是没有使用后期的处理工艺所造成的。

1.4 受静曲强度和握螺钉力的影响

静曲强度也属于人造板生产中的关键性指标，特别是在刨花板的生产中比较常见，静曲强度直接影响着人造板的质量；人造板握螺钉力主要是指对螺钉的握持能力。握螺钉力受密度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其握持能力与板材的密度成正比。同时也受板子的内结合强度影响，施胶量的影响等等。

1.5 受胶合强度的影响

胶合强度问题同样是影响人造板问题的重要因素。影响胶合强度最直接的因素是胶的质量问题。同时热压条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也会导致胶的固化不好，影响胶合质量。此外，单板含水率过高、涂胶量不足，单板质量差、陈化的时间较短等也会引起胶合强度质量问题。

2 解决策略

2.1 质量策略

要想解决产品性能及尺寸稳定性问题，就应该在材料上下功夫。可以采用防水效果较好的防水剂或是使用防水性能较好的胶黏剂，对热压工艺参数进行调整等，要掌握好施胶量，来降低吸水厚度膨胀率，为人们提供质优的人造板产品；要想保证板材表面光滑，可以通过砂光进行处理，将板材上面的预固化层除去，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板材表面的光洁度，还可以提高板材表面结合强度；要想解决板材内结合强度问题，就应该增加压缩率以增加芯层密度，使内结合强度提高，但是强度提高的范围不能过大。要想处理好密度均匀性问题，主要是加强铺装工序工艺管理，使铺装均匀性满足工艺要求，保证内结合的离散性结果达到最小值；要想保证人造板的质量，就要着手于解决甲醛释放量问题。选用材料时，选择那些质量好的胶黏剂，在选取适当的施胶工艺及热压工艺，在保证这些的基础上，使用后期处理工艺，使人造板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控制；要想使人造板中的静曲强度更好的满足其质量需求，就要尽量使板坯结构合理，同时保证芯表层刨花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其能够更好的产出强度较高的刨花板。要适当的增加板材的密度，要改善喷胶的雾化强度，使人造板的质量得到可靠的保证。此外，尽量使刨花板表层的含水率得到有效提高，而芯层刨花板的含水率尽量低于表层刨花的含水率，保证芯表层刨花之间保持一定的含水率梯度，这样有利于温度的传递，进而提高人造板的质量。

2.2 外部策略

2.2.1 加大宣传力度

国家应该大力宣传《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向生产人造板生产厂商、经销商及消费宣传并普及法律知识，使其能够知法、懂法、用法，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及质量意识，使消费者在购买到不合格产品或是有毒产品的情况下，能够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2.2 加强企业质量意识

一个企业要想使自己的信誉得到保证，必须把好质量关。人造板的质量问题常出在生产环节，要想更好的实现企业信誉，企业就应该加强企业质量意识，重视生产环节的质量问题。生产过程中，要层层把关，尽量避免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保证消费者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同时也使企业利益得到了维护。

2.2.3 加大执法力度

要想保证人造板质量，仅仅靠对材料进、工艺进行调整，加强法律、质量意识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出现质量问题的厂家及经销商，要及时检查，一旦出现问题，就应该严肃处理，对于不合格的企业应该应该对其进行整改，并帮助其走上正轨。同时也要对企业进行定期或是不定期的抽查，并将其结果公开，为社会营造一个重视质量的氛围。

3 结束语

随着人造板行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我国木材供需矛盾，也成为节约木材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顺应了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国家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的方针政策也将推动人造板行业发展。在低碳经济下，人造板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下森林资源保护加强、木材供应紧张与需求增长之间矛盾的主要出路。可以说，人造板行业正面临新一轮景气周期。未来，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继续实施，在装饰、家具、包装、造船、汽车等各个行业对人造板的需求将迎来新的增长高峰。

人造板的发展时间比较长，为人们服务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随着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人造板的质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需求。要想使人造板更好的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并在其质量上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禅语人生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宴席；关系再生产；人情债；人情味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07—05

一、关系与人情

关系是一个中国情景下具有本土色彩的实践和学术词汇。梁漱溟指出，中国既非个人主义社会，亦非集体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关系社会。［1］关系在中国本土社会科学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于差序格局的论断［2］可以算做对中国关系结构的研究，关系在本土的研究中实际上不同于西方研究语境下的社会资本。翟学伟认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市民社会，而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二者有本质的不同。［3］然而我们亦可以借鉴西方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关系的定义有两种取向：一种将关系定义为个人之见的工具性或表意性的联结；另外一种试图将关系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是社会结构和家庭义务的外化与具象化。持前一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学者或者有西方研究视野的中国学者，如魏昂德［4］及戴幕珍［5］关于中国庇护主义关系的研究。社会资本范式虽然强调网络的重要性，但是置入中国情景的关系研究，也是以个人之间的联结作为网络的基点，所以仍然是微观的视角；持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是本土学者，如吴文藻、金耀基。总体而言，本文倾向于后者，更为强调关系的结构性和义务性，但是同时本文认为关系具有一种涂尔干所谓的“社会团结”［6］的含义，关系是作为一种社区团结的方式，将整个社区网络紧紧绑在一起。

目前学者的关系研究多为静态的描述，社会资本虽然企图利用单纯的交换关系来说明关系的动态交际，但忽视了关系交换背后的情理。关系文化绝非是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的。关系的动态发展可以称之为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关系如何绵延铺陈开来。目前关于关系再生产问题论述比较好的当属人类学关于礼物的研究。莫斯认为，礼物中包含一种迫使受礼者不得不回馈的“礼物之灵”，所以礼物双方的关系得以不断发展下去。［7］马林诺夫斯基批评莫斯的这种说法有简化的嫌疑，转而提出礼物的互惠原则，并认为这种互惠原则是拉美尼西亚社会秩序的基础。［8］中国学者杨美慧［9］和阎云翔［10］分别对城市和农村的礼物交换做了深入分析。前者认为礼物的交换实际上是一种对国家权力的替代性否定， 送礼者试图通过礼物交换来建立一个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网络；后者则通过对下岬村的研究质疑了既往的人类学理论，指出关系网络的培养与人情伦理的遵奉，兼具利益与非利益、表达性与工具性、情愿和被迫两方面的特点。礼物也是关系再生产的方式之一，礼物研究为我们专门研究关系再生产提供了借鉴。然而关系再生产的实现不仅需要外物（如礼物），也要通过“内物”，这个“内物”就是人情。黄光国［11］将人情翻译为favor，定义为一种工具性的交换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的混合模型，旨在表达人情的交换规律。他将人情仅定义为一种交换甚至“帮忙”，简化了人情的内涵。实际上，人情不仅包含帮忙之意，而且其中有情理逻辑，有人之常情的含义。人情在人们交往过程中是一个自洽的行动单元，不仅是一种社会交换，也是一种情理沟通。所以，本文提出“人情债”与“人情味”的概念，前者指代社会交换，后者指代情理逻辑。人情债是一种滞后性的社会交换，它将关系双方不断卷入到关系之中，人情味是关系双方都要表现甚至表演出来的一种好客性。人情债与人情味构成关系再生产的两个向度。

与送礼一样，请客吃饭是中国人常用的交际方式，也是人情的表达场域，请客吃饭的固定化和正式化就是宴席。本文拟从农村喜宴对人情债与人情味如何继续关系再生产进行研究。本研究采用无结构的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访谈的研究方法，对鲁东一个村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研究，参与观察11次喜宴，同时对34个当事人做了深入访谈，另外，收集14份喜单和2份宴席录像。

二、人情债机制

在宴席（这里指喜宴，以下同）中，主人邀请客人参加宴席，客人在宴席中送上礼金，这种双方看来是人情，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使人情债得以产生。人情债也称为人情三角债，它由于在宴席中一次次送出和收回人情，使每个人在每个时点都处于债务之中。这种债务既是金钱的赊欠关系，也是道德的赊欠关系，在时点上的分布上并不均匀，故而人情债变成一个没有终点的收债和还债运动，是一个没有底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