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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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第1篇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96）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摘要：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和英语母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为调查对象，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对比分析了中外大学生在英语学术写作中的词块使用情况。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的词块，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对“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明显不足。

Abstract： This study has surveyed the use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in Master’s theses by Chinese and English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 comparat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s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employ a larger number and a larger variety of 4-word lexical bundles than their English counterparts and show more reliance on lexical bundles of Passive V+(complement) structure. However, Chinese students use lexical bundle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 structure less frequently and use participant-oriented lexical bundles inadequately.

关键词 ： 词块；英语学术写作；语料库语言学

Key words： lexical bundles；academic English writing；corpus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H310.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252-03

0 引言

美国心理学家Miller和Selfridge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了“组块”（chunking）的概念，用以阐释单个信息集结成块的过程[1]。这个“组块”的概念后来被语言学家移植到语言学领域，就有了“词块”的概念[2][3]。词块（或称预制语块、词块、组块等）是由连续或非连续的两个或多个词组合而成的、有一定心理现实性的（即使用时可以整存整取而不经过语法生成或分析）预制语言单位[4]。词块整存整取的特征，大大提高了交际时语言表达的地道性、连贯性和生动性。词块的学习能够减少大脑处理信息时的负担，有利于自动识别和提取，有助于提高表达的流利性和理解的速度，语块习得逐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语言学界对词块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讨及实证研究，国内对词块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对词块在二语习得或教学中的作用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探索[5]。经笔者综合检索，发现国内关于词块研究的文章数量稳步增长，2009年至今，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国内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对词块的研究囊括了词块的定义、分类、识别，词块与语言水平（听、说、读、写）的相关性研究，二语学习者词块（口语、笔语词块）使用特点，词块教学的成效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上述各类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既有理论探究又包含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基于教学实践的实证研究。数十年的词块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词汇语法二分法的观点，提出了以词汇语法为其一，以词块为另一内容的语言习得二重模式，这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进步。

然而，综观国内外学术语篇中词块的相关研究，很多都是对比研究二语学者和本族语学者使用词块的差异，鲜有中国学生与英语本族语学生词块使用的对比研究。针对该研究空缺，本研究自建语料库，通过对比分析2011-2013年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学生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中的四词词块，探讨中外学生词块使用的异同。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首先自建了两个总字数约100万的学习者语料库，分别命名为语料库A和语料库B。前者由2011至2013年中国英语学习者所撰写的30篇硕士论文组成，后者则由2011至2013年英语本族语者所写的30篇硕士论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为避免体裁和学科差异造成的词块使用方面的差异，自建的两个小型语料库中的文章均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英语硕士学位论文。接着，用AntConc 3.3.5w软件提取符合条件的四词词块。本研究选择Cortes[6]较保守的20次/每百万词的提取频点，并要求所提取词块至少分布在5个文本中。最后，根据Hyland[7][8]的四词词块结构及功能分类（分别见表1和表2）对两个语料库中的目标词块进行分类，对比分析中国学生与本族语者学术写作中四词词块使用的异同点。

2 结果及讨论

本小节将通过考察语料库A和B中四词词块的结构及功能分布，对比中国学生和英语本族语者的词块使用情况。根据统计，语料库A共有字数约521,330，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222，形符总数为4,325；语料库B共有字数约528,344，其中满足提取条件的四词词块类符总数为177，形符总数为3,550。由此可见，中国学生比英语本族语者在硕士学位论文中使用了更多类型和更多数量的四词词块，对词块依赖程度更大。

表1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结构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以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1，在两个语料库中，结构为“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形式”的四词词块使用较多，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种类，在语料库B中占22.6%，在语料库A中则多达26.1%。该研究发现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如Hyland[7]发现，硕士论文前50个高频四词词块中，“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最常见。相比之下，本族语学生更偏好介词短语词块。在语料库B中，介词短语词块种类数的比例（“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比例之和）高达31.7%，而在语料库A中仅为20.7%。值得注意的是，属于“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类型的词块“on the other hand”在两个语料库中都是最高频的词块，在语料库A、B中的标准频次分别为205、214次/每百万词，说明英语本族语学生和中国学生一样，对“on the other hand”词块依赖性很大。

表1显示，中国学生硕士论文中“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四词词块明显多于英语本族语者硕士论文。具体而言，语料库A中被动结构的四词词块种类占9.9%，语料库B中该比例为6.2%。这一现象似乎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Wei & Lei[9]也曾指出，同专家作者相比，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被动动词+短语片段”词块。由表1可以看出，在两个语料库中，“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词块在语料库A中占到3.6%，在语料库B中稍微高一点，占到4.5%。Wei & Lei[9]发现学习者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的频率明显低于学者型作家，因而学习者，尤其是中国学生对于该结构词块的使用能力有待发展。“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性词块虽然数量和类型较少，但是此类词块可以为作者表达必要性、重要性、可能性等态度提供很好的话语资源。

从总体上看，语料库A和B中短语类词块（主要包括“名词短语+of短语片段”、“其他名词短语片段”、“介词短语+嵌带of短语片段”和“其他介词短语片段”）的种类都比句子片段类词块的种类多，该特点进一步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论，即学术英语词块更偏短语化[9][10]。

表2显示了两个语料库各功能分类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占词块总的种类数的比例。根据表2统计数据，两个语料库中四词词块的种类数及比例从“研究主导的词块”到“文本主导的词块”再到“参与者主导的词块”呈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与Hyland[7]及Wei & Lei[9]的研究发现一致，说明学术写作中的新手作者想通过对于研究材料、研究过程等的清晰表达而非通过话语资源来证实自己的学术能力。同时，本研究中选取的应用语言学学科中的论文大多是基于实证数据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主导的词块”的高频使用。根据Hyland[7]的研究，“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从硕士到博士再到专家学者，其使用比例越来越高，该结果似乎表明“文本主导”和“参与者主导”词块的使用频率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据此，中国学习者及英语本族语者都应当提高本文意识，同时注重让读者更好地融入文章。表2显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只有11.7%，低了4.1%。

在“研究主导的词块”的五个小分类中，语料库A和B都使用了很多类型的“描述词块”，该类四词词块种类数在语料库A中占到22.7%，在语料库B中占到19.8%，远高于“时间、地点词块”、“过程词块”、“量化词块”及“和研究话题有关的词块”的比例。这说明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在学术写作中都特别注重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体现自己研究的客观性。相比而言，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该类词块的使用。语料库A和B中“文本主导的词块”比例差不多，分别是22.5%和21.5%，差异主要体现在每个小类的数量和比例上。例如，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最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但是中国学生“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种类数明显低于英语母语学生，而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观点、态度词块”的使用上。这说明，英语本族语者使用了更丰富的词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3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知：中国学生2011-2013年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比同时期的英语本族语者硕士学位论文使用了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四词词块。同英语本族语者相比，中国学生2011-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中较少使用介词短语词块，但是“被动动词+短语片段”结构的词块明显较多，说明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偏爱使用被动结构。中国学生和本族语学生一样，对“先行词it+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片段”结构使用不足，能力有待加强。中国学生对于“参与者主导的词块”的使用同本族语者相比更加不足，主要表现为：中国学生较少使用“观点、态度词块”明确自己的立场、凸显自己的研究身份。在词块功能小类上，中国学生比本族语学生更加注重“描述词块”的运用，来描述研究方法、材料、设备、环境等信息，强调自己研究的客观性。本族语学生“限制词块”使用较多，而中国学生比较偏爱“结果词块”。

中国学生在词块使用方面，和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距，因而建议外语教师使用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和使用词块。

注释：

①结构类别8是本研究加进去的。

参考文献：

[1]戚焱.英语专业学生口语中词块使用情况的跟踪研究[J].外语界,2010(5):34-41.

[2]蒋宇红.词块教学促进英语学习者口语交际的实证研究[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3):86-90.

[3]董丽云.语言哲学视域下语块对二语学习的成效性反思[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17-22.

[4]Wray, A. Formula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5]李继民.国内外语块研究述评[J].山东外语教学,2011(5):17-23.

[6]Cortes, V. Lexical bundles in published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biology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4,23(4): 397-423.

[7]Hyland, K. Academic clusters: Text patterning in published and postgraduate writ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2008a, 18(1): 41-62.

[8]Hyland, K. As can be seen: Lexical bundles and disciplinary variation [J].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8b, 27(1): 4-21.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改革

中文是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由于其厚重的专业基础、广泛的就业面以及相对固定的社会需求量，成为地方性院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然而，随着许多地方性本科院校开始放弃传统的精英大学发展目标，选择了多学科性、应用型大学发展之路，传统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亟待进行改革，以使中文教育为社会服务，为实践服务，培养中文应用型人才。面对地方本科院校当今的转型发展之路，如何在教学中将必可不少的理论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就成为中文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的困境和迫切解决的任务。

一、比较文学本科课程教学现状与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正式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高等教育的课堂。纵观现今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无论是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正如陈惇所言:“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各校开设的课程也与以往不同。除了讲比较文学原理的课程之外，还有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文学思潮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史、跨学科研究等，确实比以前丰富多了。”［1］造成比较文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多样化发展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各学校在具体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大纲等的制定上具有一定的自。这种多样化又是沿着三个方向在演变:一个方向是继续讲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第二个方向是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方面的拓展和深化，如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它们本来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现在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三个方向是把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或者说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去研究另一种学科的某个专题。［1］而对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学界有多种看法。有学者认为“高校中文系或外文系比较文学本科课程的最好形态，是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的内容，与现有的比较文学相关理论探讨与方法讲解结合起来，以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为主的种种现象方面的内容来充实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与课堂，让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加多样化、综合化、‘文学史化’”。［2］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要轻概论，而重在讲具体案例”［3］。持后一种看法的不只一位学者。有学者因为在本科阶段进行的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实践中，“教学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学生在学完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后，仍然不清楚什么是比较文学，学习本学科有什么用，比较文学的论文应该怎么写”，所以主张比较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容重点就不再是对纯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在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学习，包括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每一种研究方法应该怎样去操作等”［4］。针对上述教学目标演变的三个方向课程安排各有特点与优势，但都有不足。全面讲授学科原理的课程易失于枯燥晦涩，专题研究的如中外文化史、比较诗学等课程虽长于专精，但有失广博与系统，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课程如“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主义”“鲁迅与中外文化”“俄国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西戏剧比较”等课程针对性强，但也因为专精，容易失却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

二、比较文学教学建议

(一)坚持理论与实例教学并进

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之下，既要讲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又要有研究方法、研究实例的介绍。学科的基本理论介绍既是必要的又是重要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作为初学者，学生能掌握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历史、学科特征、学科研究范畴等具有完整性和体系性的知识。另一方面，从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如果将学贯中西从事高级研究的人才培养作为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并不现实，因通过大学四年级一个学期几十个课时的教学就能让学生一跃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未免不切实际，而几十个课时的教学让学生对比较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形成初步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和较为开阔的比较视野则是有可能实现的。有学者主张“比较文学课的主要内容则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一是比较文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二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包括中外比较文学的发展史和目前的研究动态;三是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这三块内容中，第一块和第二块是较固定的内容，更多的属学理知识，同时也因比较文学历史较短而容量较小。第三块既是学理性的，又具有操作实践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内容的选择往往受到教师科研方向和成果以及课时长短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5］。笔者对此分类非常赞同。实际上，这三块内容较好地将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结合在了一起，一并考虑了本科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高校教师授课的个性化特点，既有相关的概念原理、学科发展历史的介绍，又有研究方法与研究实例的诠释，精专与文博兼而有之。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课时有限，内容安排过多并不合适，以上三块内容还是应该择其重点，合理分配比例。简之，教学对象、教学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在设计与选择比较文学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将其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区分，本科阶段主要是为了普及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知识，自然应当侧重前两块内容，而研究生阶段则重在提高学术水平，可以进行一些专题性的介绍。

(二)坚持课堂讲授与讨论结合

要想真正有效地完成比较文学的本科课程教学，在教学方法上应坚持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因为教学方法一定程度上由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来决定。比较文学本科课程坚持理论与实践兼备的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学方法中需同时采用讲授与讨论两种方法。对于那些理论性强的名词术语、概念、学派观点应由教师进行细致分析与解释，但是也不能任由教师一言堂、满堂灌，教师应适时地举些例证或者提出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运用所学的方法尝试着进行分析，以期养成研究的习惯与思维方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论效果，最好由教师提前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准备，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效。比如在比较文学中关于“形象学研究”讲授时，笔者发现同学们往往对“他者形象”特别是隐藏在“他者形象”背后的“自我形象”等概念理解有难度，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形象学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在老师对相关概念进行讲授之后，以讨论的形式，组织学生们亲自阅读具有“他者形象”的代表性作品，并在课堂中分析讨论“作者是如何塑造异国异族形象”“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们在讨论中体会和理解“形象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在理论中培养实践能力。

(三)充分体现比较文学专业特点，做好跨界融合

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换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6］。因此，比较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点，所以，在进行本科课程教学时必须坚持其“跨”的特点，要跨越单一的文化背景和学科背景，达到真正的跨界融合。所谓跨界融合的第一层意思是跨对象之界的融合，即既要做好文学内容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又要做好文化现象的比较研究与讲授。当然，文学作为学科的出发点，其内容所占比例应相对高于文化现象的讲授比例。在文学类关于中西方诗歌异同的研究与讲授中，除了要对诗歌这一文体在中西方的差异进行分析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引导学生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思考分析导致中西方诗歌差异的原因。跨界融合的第二层意思是跨学科之界的融合。即既要与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区别，又要及时吸收这些学科的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成果。一般来说，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晚于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此时的学生已有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文学史知识和外国文学史知识，这样在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时教师既不是炒冷饭，重复介绍，又可以充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比较研究。跨界融合的第三层意思是跨地域之界的融合。即做好中国与外国的比较。中国的比较文学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应该立足于本民族，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出发进行中外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也只有在对别国文学、文化的观照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这一点正如学者严绍璗所说:“一旦把这种跨文化的立场变成自己的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基础，我发觉自己对从前拥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的各种知识产生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即时常怀疑自己已经获得的知识的真实性价值。”［7］

［参考文献］

［1］陈惇．势在必行———中文系怎样开设比较文学课程［J］．中国比较文学，2000(1):89－90．

［2］邹建军．论高校本科比较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文学史化”［J］．世界文学评论，2007(1):235．

［3］梅启波．中国比较文学课程与教学的困境与对策［J］．语文知识，2010(3):62．

［4］袁盛财．关于普通高校比较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1):22－23．

［5］韦建国，吴孝成．试论比较文学教学中的具有实践功能的可操作性———关于21世纪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思考(之四)［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2(2):51－52．

［6］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第3篇

去年的金秋时节，纽约气候宜人，风光无限。我来到已经走过250年漫长岁月的哥伦比亚大学，不禁心情激动，感慨万千。两个半世纪以来，哥大作为一所世界一流的著名大学，不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有众多的海外各国留学生在此读书深造。近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学术界的那些举足轻重的文化名人，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不在少数。随口数来，即有、冯友兰、张伯苓、蒋梦麟、蒋廷黻、陶行知、陈鹤琴、顾维钧、宋子文、徐志摩等，不下几十位；如果再加上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今，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更多。漫步在哥大古典而又现代的校园，不时会迎来华族学子自豪而又惬意的笑脸。可以讲，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一部分，中国社会文化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鉴于此，结合该校创建250周年的隆重庆典，2004年9月10日至11日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可谓匠心独具，意义深远。

讨论会共收到近40篇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探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的思想、学术、为人、社会贡献及其与在哥大受教育的关系，其中有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和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有学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法学、外交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之丰富，涉及人物之广泛，前所未有。有不少参加会议的学者本身就是哥伦比亚太学的毕业生，他们重返母校，回忆当年的学习和生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探讨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联系，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内容丰富，新意迭出，让人眼界大开，可以讲为拓展和深化今后的留学生研究开创了一个极好的新途径。从中国留学生研究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末，舒新城先生出版了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开启了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先河。三四十年代零星地有一些研究留学生的论著出现，但并没有形成气候。20世纪50到7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制约下，留学生的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推进下，尤其在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带动下，留学生研究逐步“火”起来了。到2000年前后，不仅研究的论文、专著成批涌现，研究的方式、方法也大有创新，研究的群体队伍也初步形成，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近两年，在香港、纽约、天津、徐州、珠海等地先后召开了5次规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应该说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再进一步向前发展，困难很多。哥伦比亚大学这次研讨会以一个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的平台，中美学者坐下来在一起做认真深入的探讨，应该说是深入研究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好方法。以往我们按国别、按地区、按社团、按事件，按学科等来研究留学生，成果颇丰，哥伦比亚大学这次会议按学校来研究的方法则更进了一步，非常值得提倡。对美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一些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名牌大学加以专门的研究探讨，无疑会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与此同时，中国选派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可对那里出国和回来的留学生加以系统而深入的考察。假如这些重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梳理清楚了，留学生的研究自然会跃上一个新台阶。

还应该指出的是，以中外著名大学为着眼点来研究中国留学生，不仅使留学生的研究具有了世界性，会增强我们从中外文化的双重视角或曰从世界文化的大视野来解析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和行为，而且有助于中外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客观地讲，中国留学生本身就是受母体文化和异体文化熏陶的特殊的新型知识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土”“洋”互动的结果。一般我们讲中国留学生学贯中西，就是指他们的文化结构具有了世界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使中国文化复兴。因此，留学生的研究必须有世界眼光，必须有世界意识。在这次哥伦比亚太学的中国留学生研讨会上，许多学者都提到了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兼通中外文化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的研究肯定是“夹生饭”。所以应该呼吁和倡导世界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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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陈军的论著《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下文简称《建构》）是作者近十年文艺学美学研究成果的辑集，它展示了作者从“入门”到“成熟”的学术历程，也突显了作者面对纷繁芜杂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所进行的独立、细致、深入的理论思考。

（一）

不同学科的交叉相接之处，最易是学术创新点之所在。著名学者杨义在接受访谈时说，“做学问应该是开放的，在这个知识系统里面放进另一个知识系统……放进来之后我就要对话，智慧是在交叉中升华的。学科的进展往往是一种学科视野中增加另一种学科视野，产生了对话关系，生成了新的学思空间”1，“以一种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学风，在一些新领域和各领域的交叉处投入尽可能多的生命付出和生命体验，是会获得应有的长进的”2。陈军以其刻苦努力验证了杨义先生话语的正确性，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他持之以恒、努力探研，扎实写作、成绩喜人。《建构》中的《生态美学与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生态美学”进行交叉研究，《刍议比较视野里中国古典戏剧的现代性》一文将“现代性”与“中国古典戏剧”进行交叉研究；作者通过学科的交叉与碰撞，溅出了思想的火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现代性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它既是历史分期的概念，又是社会学的概念，还是心理学的范畴，这本身是一个较难把握的概念。但是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入思起点，陈军立足于文艺学美学，以现代性之眼来观照文艺学美学，最终落脚点仍在于文艺学美学。关于生态美学，作者针对纷繁的现代性概念，在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二维之间沉思，“展开对生态美学与现代性关系的初步观照，以期获得生态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新向度”3。而作者对中国古典戏曲的理论研究，则是在中西比较诗学的视角下，探索其中蕴含的现代性因子，力图激活古典文艺理论的当下活力。这样的交叉研究，确实拓展了学思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类似的交叉研究还体现于作者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饮食化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作者敏锐地察觉到饮食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挖掘了古代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渊源，探索了以饮食喻文所体现的文学观念，又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学批评中以饮食喻文的异同；作者又以戏曲为个案与专题，就其与饮食的关系展开研究，二者交叉之处有无尽的美学风蕴与文化意味。

交叉研究容易出新，但交叉研究对研究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视野开阔、学思敏锐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对两个或几个领域相当熟稔，这需要大量时间与精力的投入，需要勤奋扎实的探研。作者能够在饮食与文艺的交叉处展开富有意趣的理论探索，那和一段“长达八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4有关，这是时间的打磨与理论的积淀。学界倡导“两条腿走路”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正是提醒学人在两个或多个知识领域中同时投入精力，都尽量达到熟稔的程度，这些知识领域的积淀，对以后个人科研的理论创新和多向拓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陈军在曲论和文论之间的交叉研究，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二）

对于文艺学美学研究而言，原典细读具有突出价值与重要意义。但是近十余年来，相当数量的文艺学美学研究生逐渐丧失了阅读原典的兴趣与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各类教材和通史性著作的大量出版给人们的偷懒造成客观的条件，而文言文、外文又造成了阅读难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导致学子们就业取向较为多元，致使部分初学者的学术兴趣、学术自信心和研究毅力大大衰减。然而，原典细读问题却正是未来文艺学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考虑与研究的重要问题。

陈军《建构》一书中的相关论文，有一部分是作者读书期间的课程论文，经过多番打磨，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对于青年学子而言，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一切成绩，正是在原典文献中探微索赜的结果。不畏学界陈说，一切从原典细读中得出观点与结论，是作者的为学特色。洋洋十大本《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作者曾集中地通览，并且详细做了几大本读书笔记，于是诞生了一批优秀论文，《论“本色”与“当行”》、《论亚里士多德之悲剧观》、《中西古典戏剧观众观之比较》等，题目似旧，其文实新，作者在中西比较、古今对接的理论视野中，加入个人的思考与体悟，新意丛出，文采斐然，难就难在面对人人可见的材料，能否下苦功去研读，在研读时，能否有美学的慧眼、文论的烛照。

陈军的特长还表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赏鉴能力。正如作者经常临摹古代书法大家而具有较深的书法造诣一般，他很喜欢阅读古今文学作品，并具有批评和赏鉴的灵根。《建构》中多篇论文所体现的建构与解构精神，就与对文学艺术原作的灵性解读有重要关联，《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大江健三郎短篇成名作的分析解读即是这方面的佳例。

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方法随着学术的发展而日新月异，但我们治学仍应从熟悉基本典籍入手。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这是深识甘苦的话”5。在学术之路上，不可避免会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而心领神会的理论原典细读，以及富有个性和体温的文艺文本的灵性解读正是突破焦虑、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陈军的成功就是经由原典而发出自己声音的良好例证，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

（三）

材料详实、思辨细密是陈军《建构》一书的又一特征。凡学者为文，或文献资料极为详实，而失之于理论思辨的欠缺，或理论建构较为严谨，却因材料欠缺，而失之于空疏，两者的巧妙结合无疑是最好的。张伯伟教授曾指出：“不能唯文献是论，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从文献出发，最终从中抽绎出自己的理论来”。6这对于当今的青年学人而言，无疑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建构》一书中的第四编为教材研究，题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管窥》。正如作者所说“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与反思，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7，建国以来的文学理论教材众多，且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繁多，一般人会觉得很难出新，而陈军以理论问题为抓手，围绕问题几乎穷尽所有研究资料，然后就材料进行细密的分析与解读。面对纷繁芜杂的文学理论教材，作者名为“管窥”，实是以问题之眼窥视文学理论教材的建设，作者选取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文学分类术语问题”、“体裁与文学作品形式构成因素的关系”、“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作者搜集资料甚为详尽，单以上述第三个问题为例，作者就“三分法”称谓上的不同，分成十三类进行列表分析，每一类又把文学理论教材罗列出来，并列表展示其具体表述，所涉及的文学理论教材多达200余种，分类精准、统计细密，让读者一目了然。如此详实的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并没有淹没作者的理论思辨能力，以“中外文学分类的三分法与四分法”这一问题为例，作者在对分类名称进行整理统计之后，接着分析了各文学理论教材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它们关于“文学分类标准”的观念是怎样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建国以来文学理论教材中的三分法、四分法进行理论反思：坦陈三分法、四分法的分歧与混乱，从共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所占的比重、从历时角度分析不同分类称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表现，最后分析了这些现象的根基与缘由。这一系列推演充满了理论的厚重和思辨的轻灵，使读者从详实的资料中脱身出来，获得了明晰的结论。

综上所述，陈军《建构》一书纵横于文艺美学、文学基础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审美文化研究、文学评论等领域之间，既有基础理论研究的甘于寂寞与勤奋扎实，又有前沿学术探索的理论锋芒和思想闪光。同时应该指出，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某些学术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与充实，这也是其他很多论著所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苛求作者。《建构》一书的作者生于70年代末期，是21世纪头十年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该书在较大程度上彰显了新时代学人的理论特色与年轻锐气，对于当代文艺学美学青年学子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贸然之为评点，唯愿文艺学美学学科未来会有更多优秀人才，学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绩与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安文军.材料·视野·方法——杨义学术访谈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

〔3〕〔4〕〔7〕陈军.建构与解构：文艺学美学论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65，239.

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第5篇

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经历“五四”文学革命前后对西方文论的引进，近百年已有崭新的发展，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文论，在我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文艺理论的引进，更把文学理论奠定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包括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论，还有从尼采到柏格森、克罗齐等的美学，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从卢卡奇的现实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从原型批评、符号学、接受美学到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纷纷被译介到我国，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拓展了我国学者的视野。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继承中西方文论的积极成果并总结新的文艺实践经验的、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完整体系正在新的探索中形成。在此时刻，王彦霞的新著《文学理论向度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问世，应该说非常及时，也很有意义。

文学理论的生成，是文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繁复的生长过程。所谓“向度”，据著者解释说，是指理论生成过程中表现出的形态特征、倾向特点等，隐含着理论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对文学功能、价值的不同认识，并决定着理论话语产生意义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每个理论家如何根据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文学观念，确定从什么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并把文学现象的哪些部分作为其理论阐述的主要对象，都会对文学理论向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文学理论向度研究》这本著作的贡献在于，它将历史上的种种文学理论按照其向度分为四种，即按研究者对客观世界(生活)、创作主体(作家)、作品(文本)、接受主体(读者)及其相互关系所取的不同视角和不同理论模式，将文学理论向度分为载体向度、本体向度、读者向度和文学之外的向度。历史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反映”说、“表现”说、“言志”说、“抒情”说都被归为“载体向度”；而注重文本形式研究的符号学、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则被列为“本体向度”；至于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又被看做“读者向度”；文学理论走向对影视、媒体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图像、音响、广告等的研究，则被视为“文学之外的向度”。书中逐一考察了每一向度的中外文论生成的过程和理论观点，不仅比较、分析其合理性和不足，还提出了当今的文学理论研究应博取众长，走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道路。

著者的上述基本观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对四种向度的论述都有充分的展开，引证丰富，足可让读者作为文学理论的发展简史来读，清楚地认识到各家文论提出的根据和立足点，以及各家文论的历史进步意义与时代局限。对新的综合研究，书中也提出了比较切实的思路。这本著作原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视野开阔，学术含量大，分析也比较细致严密，特别是从向度视角切入文学理论研究，颇具新意，给读者以新的启发，对于把文学理论研究推向前进，应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