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由主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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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自由主义原文范文第1篇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论及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时写道：“雅典城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当下中国内地的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就是在财富及文化迅速增加的背景下“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衰退的表征。不过，与彼时雅典城相比，除了等而下之的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乌烟瘴气外，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电视节目低俗化所反映的是在现代市场型塑道德与信仰的过程中，中国电视人的慌不择路，而为这种行为失范加以辩护的理论根据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框架。因此，尽管是一种艰涩的理论路径，我们仍然无法回避的是，抵制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首先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将价值问题悬置起来的自由主义道德的哲学框架，借助收视率导向，把本应成为“社会公器”的电视，变成形形的节目创作集体肆意寻租的“文化公地”，而电视节目低俗化就是这一问题的最直接的表现。电视节目内容的生成是在公权力部门、电视节目传播机构和观众之间的博弈中完成的。媚俗是电视工业得以顺利运行的剂，社会公权力部门有责任在大众传播领域对公民个人道德偏好进行引导，电视节目制作参与主体对电视节目质量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娱乐笼罩一切的背景下，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布东注意到在这些无处不在的图像中的那些“叫人跌破眼镜的低俗”背后是“市场规律的产物”：

“人们都明白，对某些电视节目的出现和它们取得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例如那些被称为真人秀（着重号为原文所有——笔者注）的节目。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它们的低俗直叫人跌破眼镜。这些节目实际上正是那个‘民主’社会特色的市场规律的产物。公众乐意我们向他们展露那些名人。”

这种道德水准的销蚀源于媚俗。对于电视来说，取悦观众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作为仿像的电视天然是媚俗的媒体，媚俗是电视工业得以顺利运行的剂。根据美国学者杰米·卡林·沃森和罗伯特·阿波的概括，至少有两类信息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宜在电视上呈现的：

“一些人认为某些影像是带有剥削性质的。‘剥削’是指某个人或一些人被另一个人或一群人以不公正的方式使用或利用。因为剥削者拿到了快乐、收益或益处的主要部分或全部，而被剥削者得到的是次要部分或未获分文。……其他人认为一些影像被客体化了。在这里，‘客体化’意味着不把人当人，而是像对待一件物品一样对待一个人。这种做法与剥削有着明显的联系，因为被剥削者通常是被客体化的。”

例如，对犯罪过程的精心再现就是电视对人的客体化过程。法制节目是劝谕型作品在电视里的对应物，可是这种节目将曾经出现的血腥现实加以客体化，抽离了当时情境中施动者或受动者的人性所必然遇到的颤栗，观众只需在毫无风险（文化工业对“看客心理”这一低俗消费需要的把握和满足，已培养起至少几代消费者了，道德问题已经稀释到单纯作为社会文化的点缀、只是使人类区别于畜类的程度）的前提下模拟体验一下作为他者的社会成员曾经遭遇的苦难，刺激而又廉价，这是最重要的，而电视是在现有媒介技术条件下比较接近这一要求的。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

“使观众等闲看待像夜店这样的东西和暗示可能的作奸犯科不过是生活中的小菜一碟的方式，诱使观众用如许方式看待生活中的冲突。这可能足以说明在那些反对教唆观众犯罪的所有大众媒介的老派批评中所蕴含的要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种犯罪常态化的氛围（其呈现基于日常生活场景）从不用多说，是通过真实场景铺天盖地地加以呈现的。这种做法可能对某类观众影响更大，这可比节目对犯罪的明确的道德训诫和绳之以法的常规做法效果更明显。”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情感丢失

中图分类号：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304-1

文化与翻译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在进行翻译的工作过程中，翻译人员除了要通晓两种语言之外，还要对所翻译的语言文化具有较深刻的认识，明确认识到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重视翻译过程中情感的表达，防止在翻译时出现情感丢失的情况。本文主要从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对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进行了探析。

1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

中西方的经济科技发展不同，因此在诸多方面的文化也会产生不同差异，下文主要是从科学文化差异、生活习俗文化差异、艺术文化的差异以及宗教文化差异4个方面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1.1 科学文化差异

在科学文化方面，我国人们过于依赖先人的研究经验，对先人所总结出的结论和方法过于相信以致于缺少必要的创新和探索精神。而西方科学文化中重视对科学的创新和探究，对一些先人所提出的观念敢于进行反驳和讨论，为此极大的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

1.2 生活习俗文化差异

中西方生活习俗的差异表现在人生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例如，白色在西方是纯洁的象征，而在我国代表的是死亡；在我国一些常用的问候语拿到西方去用的时候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对；对我国一些亲属的称呼，西方文化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来。

1.3 艺术文化的差异

艺术是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我国的艺术文化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委婉、内涵、古典的东方之美，而西方艺术文化体现出的是自由、豪放的现代艺术之美。两种文化在表达方式以及表现手段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

1.4 宗教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人们对宗教都有一定的信仰，在我国主要以信仰佛教、道教为主，老天爷为万物的主宰者。在西方主要是以伊斯兰教、基督教为主，上帝是人们心中的神，主宰着世上一切的事务。由于存在这些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在翻译过程中往往翻译偏向于方面。

2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语言也不能脱离社会而传承下去。中西方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语言的传播以及翻译也是复杂多样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重视语言中情感的表达。总体来讲，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化信息的丢失、文化信息的误导和文化信息的理解障碍3个方面。

2.1 文化信息的丢失

中西方各个国家的历史、经济、科技发展的各不相同，因此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文化都有极大的差异。在翻译工作中，翻译工作人员如果对语言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或者对语言文化缺少必要的了解，那么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只是机械的将该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语言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和文化的信息得不到传承，致使文化出现了情感和知识的丢失。例如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受到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较深。一个英语短语为“Achilles' hell”指的是“致命的弱点”，“black sheep”在当地翻译为道德不高尚的人，如果翻译人员对当地文化不了解往往会翻译成黑羊。这些常用的短语在当地并不是用其表面的意思，而是应用它延伸出来的意思，这就需要翻译人员对当地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2 文化信息的误导

文化上的差异给语言的翻译带来极大的不同。如果用我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来对西方文学进行翻译和表达，往往会导致语言的翻译出现信息的误导和信息失去准确性。例如在西方人们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短语为“handwriting on the wall”，如果用我国的文化直接对其进行翻译就是“写在墙上的字”，这就是对文化信息的一种误导。这个短语出现的文化背景为，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宴请大臣时发现有一只手显现，在墙上写字，但以理解释说这预示着巴比伦国的末日已到。从此，人们就用“handwriting on the wall”来表达灾难即将到来的意思。对同一件事情的褒贬不同，也会导致文化信息的误导。例如我国倡导的自由主义在我国文化中具有较强的贬义，而在西方文化中其具有较强的褒义。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对自由主义的翻译进行过多的贬义往往会导致文章的情感表达得不到体现，导致文化信息的误导，甚至出现情感丢失的现象。

3 结语

总而言之，文化差异对翻译情感意义丢失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文化的支撑，翻译不仅仅是对文章表面进行翻译，而是要深入文化当中，深入的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最终实现对文化的一种翻译。此外，翻译工作人员想要将原文清楚的表达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涵义，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同时还要对该语言文化具有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实现语言的翻译是文化的一种传递，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 王天华.论口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06期.

[2] 施佳胜.情感意义的移译与丢失[J].外语学刊，2002年第02期.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范文第3篇

框架阅读法

这是一种着眼于文章整体的阅读方法。根据某一类文体的内容特点和规律性，经过分析和归纳，形成一个个结构“框架”。在学习有关方面的内容时，便可按已有的“框架”去归纳和对比，迅速找到相应的内容，更好地把握记忆。如对于议论文《谈骨气》《反对自由主义》《开动机器》等即可采用此法。论文具有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那么这三个要素就可以构成议论文的阅读框架。按这一框架，在读以上几篇文章时，就要看它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论点，怎样提出来的，用了哪些内容作论据，是怎样用论据来证明论点的，也就是使用什么样的论证方法。边读边考虑框架中所涉及到的内容，读完以后就会对这一类文体的内容和特点掌握得更清楚全面。当然，框架阅读法的关键在于制定出适合的“框架”，而且该“框架”要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广泛的适用性。一般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如记叙文的六要素，小说的三要素，就是现成的框架。具体的阅读依靠框架的引导，而框架又不断受具体阅读内容的补充、丰富和完善，这样便能使阅读既多快好省，又不失其灵活性。从而掌握的知识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条理化，越来越巩固。

问题阅读法

不会思考，不会提问，就不会有发展。所谓“问题阅读法”，就是反复阅读课文，就所读的课文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关于课文内容的，也可以是关于课文形式的；可以是自己经过思考有了答案的，也可以是经过思考仍没有答案的。总之，读了课文必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自己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对于雨果《“诺曼底”号遇难记》一文，有学生对哈尔威船长与大船一同沉入深渊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大船的遇难责任不在于哈尔威船长。哈尔威船长完全可以保全生命，重新开始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的做法是不珍爱生命的表现。对于《明天不封阳台》一文，有学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解的问题：杜家一开始封阳台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只受伤的鸽子飞进了阳台，让父子俩人对封阳台产生了动摇。作者通过生动的叙述和精辟的议论，表达了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重大主题。可结尾段“我”做出的“明天先不封阳台”的决定与题目和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情感不能很好统一。杜家以后还会不会封阳台？不少学生认为“先”字不要的好。带着问题阅读使学生思维变得广阔，并敢于向课本发出质疑，提出挑战。

比较阅读法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文学理论名著，作者正是从许多作家作品的比较中，总结出一系列创作理论的。例如在《体性》一章中，刘勰就列举了十二位作家的不同风格：贾谊清新、司马相如夸张、杨雄含蓄、刘向明晰、班固绵密、张衡周详、王粲明快、刘桢激昂、阮籍高雅、嵇康壮烈、潘岳泼辣、陆机庄重。这种评价，就是通过对不同作家的作品的分析、对比得出来的。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将法律解释学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行有效果的视域融合，并挖掘了法律前见的内涵。法律前见是法官司法作业得以进行的前提，必然会影响到法官裁决权的正当行使。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规范意旨为标准对法律前见进行类型划分，可分为合法前见与不合法前见。合法前见诸如法律语言、法律思维、法律伦理等对司法裁决产生有效地指引。而不合法前见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主要表现为政治信念式的意识形态与过于追求社会效果的心态。不合法前见会对司法裁决产生误导性影响，可能导致“坏的判决”，也就存在对其修正的必要性。

关键词：法律前见 司法裁决 法律思维 合法前见 不合法前见

有关前见的学说主要在哲学领域中探讨，而在法学中则鲜有论及。法律前见经历与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的生成过程。对法律前见生成的考察能更好把握其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影响脉络。法律前见是法官司法作业得以进行的前提，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律前见是如何影响到法官司法裁决的？多样性的前见中哪些在司法运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又有哪些前见产生消极的影响？对此问题的探究，须在我国司法实务的场景下，进行实证考察与理性分析，以为法律前见的持续培养抑或必要修正作好前提性准备。

一、法律前见的生成——与哲学诠释学的视域融合

前见又称前理解或先见，它是在传统（古典）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的范式转换过程中，完成对其存在必然性正名的。传统解释学向来是排斥前见的，依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之见，我们理解的对象是作者的文本，由于理解者自身与文本作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诠释学循环只能在理解对象单方面进行，理解者就要“排除一切偏见，克服历史的陌生与失落感，进入文本作者的内心，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达到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 〔1 〕。简言之，理解者要在排除前见的基础上将自身置入作者内心以重构作者的真实意图。海德格尔在继承胡塞尔现象学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存在论解释学，从而完成了传统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的转换。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奠基于前理解之中，“一切解释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我们把这些‘前提’的整体称为诠释学处境。如果解释作为阐释而成为一项明确的研究任务，那么就需要从对有待开展的‘对象’的基本经验方面并即在这基本经验之中先行澄清和保障这些‘前提’的整体” 〔2 〕。这样，任何此在在世的理解都包含着海德格尔讲的“理解前结构”，即“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我们总是带着“理解前结构”去解释事物。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更是在老师“理解前结构”理论基础上把握解释学的历史性深层向度，超越存在论解释学转入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认为，前见来自同事情本身的关联，并根据完满性前把握这一预设而进行修正，从而达到对事情本身的正确理解。〔3 〕他曾确切地讲到：“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Vor-Meinungen）的干扰。理解的经常任务就是作出正确的符合于事物的筹划，这种筹划作为筹划就是预期（Vorwegnahmen），而预期应当是‘由事情本身’才得到证明。” 〔4 〕可以说，前见是洞见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以前见理论为中心展开的” 〔5 〕。是故，从哲学诠释学视角看，前见就是我们对事物进行解释之前，在心中先行具有的对于所欲解释对象的理解和看法。“它的内容由解释者生活世界的印迹和职业经验所决定” 〔6 〕。笔者将此哲学视域中的“前见”融合到司法活动中来，在类型划分基础上分析对司法裁决产生的具体影响，以期对法官的裁决思维产生有益指引。那么，在融合过程中就面临着两者间的鸿沟该如何弥补，笔者试图通过生成的法律前见作为桥梁来弥补之。

反对自由主义原文范文第5篇

【原刊期号】200505

【原刊页号】15～17，72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 者】王鹏飞

【作者简介】王鹏飞，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西风》杂志是“论语派”后期一个有影响的刊物，它代表了“论语派”后期刊物的新变动，即办刊宗旨的模糊化与刊物内容的世俗化。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关 键 词】论语派/《西风》/模糊化/世俗化

【正 文】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南移以后，上海就成为文坛各派角逐的战场，期刊杂志成为他们的主要阵地和武器，一时之间，文学期刊风起云涌，甚至出现了1934年和1935年这样的杂志年。其中，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刊物颇具影响。《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种文学期刊，正是“论语派”的主阵地。“论语派”同仁据此自己的理念，实践自己的文学思想。关于其重要性，有论者说：“京海两派在《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上的合流，在发展了彼此艺术上的优长的同时，在革命的三十年代，确实又发展了彼此思想上的薄弱面。”[1] 这里指出了“论语派”刊物提供的交流平台作用。这种作用，在京海不容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早已大过三种刊物刊登的美妙文字的意义。

但在林语堂看来，“本人仍认为心中想要实现的理想杂志尚未实现”[2]。他认为，一份杂志的目标，就是让人“开卷有益，掩卷有味”，“要达到这八个大字的目标，非走上西洋杂志之路不可”。[2] 他曾言：“我每读西洋杂志文章，而感其取材之丰富，文体之活泼，与范围之广大，皆足为吾国杂志模范。又回读我国杂志，而叹其取材之单调，文体之刻板，及范围之拘束，因每愤而有起办《西风》之志。”[3] 由此可见，《西风》并不仅仅是“论语派”后期一个普通的杂志，同时代表了“论语派”办刊理念的一种新变动。

一、《西风》杂志

1936年9月1日，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与林语堂三人各出资200元， 创办《西风》月刊，以“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为宗旨，至1949年5 月上海解放而终刊，历时13年，凡118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风云变幻莫测， 政治环境极为险恶，《西风》依靠中性的杂志路线和编辑同仁的努力，办刊十余年，出刊百余期，当之无愧成为当时杂志界的翘楚。到了第118期，编者宣布重要消息：从下期《西风》第119期起，本刊将暂时改出半月刊。无奈此话出仅二十余天， 上海便已天翻地覆，《西风》这个主力介绍美雨欧风的杂志只能无疾而终。

《西风》杂志设顾问编辑和编辑。林语堂自第1期至113期担任顾问编辑，并致发刊词。林语堂1936年8月10日动身赴美，《西风》出版的时候，林语堂已经到了美国，自然只能充当顾问，但他的办刊思想却一以贯之。1938—1940年“孤岛”期间，为了应付日本人的检查，《西风》增加了英人马彬和教授为顾问编辑。《西风》的编辑为黄嘉德、黄嘉音兄弟。黄嘉德（1908—1992），福建晋江人，笔名蓝萍心、默然等，193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为林语堂的《人间世》翻译美国《读者文摘》上的文章，1936年9月创办《西风》，为总负责人，1947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代院长等职，1949年解放后曾任山东大学外语系代主任、图书馆馆长、《文史哲》编委等职。黄嘉音（1913—1961），走的是与黄嘉德一样的求学道路，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过读的是历史系，因为兼修过心理学和新闻学，并且中英文功底同样深厚，于是在黄嘉德创办《西风》月刊时，他担任了编辑兼发行人。

《西风》是类似于美国《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常设的栏目有：冷眼旁观、雨丝风片、专篇、长篇连载、妇女家庭、传记、军备战争、社会暴露、科学·自然、心理·教育、名人隽语、西书精华、笔花、卡通等。“冷眼旁观”多为编者对世事的小杂感，“雨丝风片”则三言两语介绍各种消息。“专篇”是编辑部为文坛名家专设的创作栏目，老舍的“英伦回忆”系列、沈有乾的《西游记》等在此栏发表。“西书精华”是一个书评栏目，介绍欧美的新近著作。其他众多栏目则选译欧美杂志文章，分门别类。正如老舍所言，“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猫狗的寿数，都来介绍”[4]，可以说，《西风》是杂的。正惟其杂，刊物才体现出雅俗共赏的特色，读者群体也就日益扩大，从而使得《西风》很快成了名刊。

《西风》的读者众多，但它的作者群体却有些圈子化。主要撰稿人有林语堂、老舍、黄嘉德、黄嘉音、沈有乾、徐訏、罗道爱等编辑部的友人，以及林语堂的子侄林疑今、林如斯、林无双、林太乙等，这些人中英文水平都极为优秀，或作或译，是《西风》的中流砥柱。当时文坛的一些名家如周作人、冯至、谢冰莹、李金发、毕树棠、苏青、萧乾、冯亦代等也各有篇什，维持了《西风》较高的水准。

《西风》创办之后，一纸风行，第1期就印行4000份，以后基本固定在2万份左右。合订本也是一印再印，3年之内，第1集13次重印，第2集10次重印。1938年9月16日，西风社出刊《西风副刊》，也是月刊。办刊方针、编辑群体、栏目设置等均与《西风》无异。《西风》每月1日出版，《西风副刊》则每月16日出版。所以，《西风副刊》创办以后，《西风》实际上就成为了半月刊。而半月刊也正是林派杂志的特色，“半月刊稍近游击队，朝暮行止，出入轻捷许多”，“半月刊文约四万，正好得一夕顽闲阅看两小时”。[5] 林语堂就认为“一般性的通俗文史杂志最适宜是半月刊”[6]。《西风副刊》出至1942年1月，共出44期，上海全面沦陷后，随西风社的其他杂志一起停刊，战后没有复刊。

二、办刊宗旨的模糊化

正如前言，综合性的《西风》杂志与文学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一道，构成了“论语派”的主要阵地。林语堂坦言：“《西风》与世人相见在《宇宙风》之后，而发端在《宇宙风》之前。”[3] 可以看出，综合性的杂志《西风》并不是独立于“论语派”刊物体系之外的，而是与之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论语》到《西风》，从文学到非文学，清晰体现了“论语派”后期办刊方针的新变动。这种变动在《西风》上面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办刊的宗旨由显明变得模糊，二是刊物内容的定位由“读者式”的精英文本转为“生产者式”的世俗文本。

作为有着英美自由主义思想的精英文人，林语堂与《语丝》同仁分道扬镳后，开始独自寻求自己的文学理想，其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办刊。他一反《语丝》那种没有中心随意而谈的刊物方针，在《论语》创刊伊始，就把“幽默闲适”作为刊物的宗旨，提倡抒性灵的文风。认为世道日微，人心日危，“就是你们一班好讲理由、理想、主义、主张的人的罪”[7]。

后来刊物被人掣肘，林语堂与徐訏、陶亢德三人又创办了《人间世》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地写到：“《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推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8]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8]，而“现代刊物， 纯文艺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8]。所以要特创一刊，提倡发表， 为来源于中国古代性灵文学传统和英国essay风格的小品文摇旗呐喊。

其后一年创办《宇宙风》。林语堂对于当时“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的文坛风气极为反感，认为他们“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整个文坛为一种不着边际的空谈所笼罩，痛感“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于是明白地宣布：“《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9]

从以上三个刊物的宗旨可见，“论语派”刊物的方针其实一直都在走一条宏阔的路线。从提倡一种写作风格，到提倡一种文体，再到反对一种虚伪的文学现象，刊物的宗旨越来越宏阔，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但尽管有着一种模糊化的倾向，这三种文学刊物却还是保留着明确的宗旨，彰示着一种内在联系的文学理念。正由于此，林语堂及其同仁才被称为“论语派”，并与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纯文学一道，被视为《语丝》同仁分化后形成的三极。可是到了《西风》，“论语派”的刊物理念就彻底淹没在了纷繁的杂志内容中，以往那种预设宗旨的办刊理念也近乎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