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灵枢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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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第1篇

“胃不和则卧不安”语出《素问?逆调论篇》，对于“卧不安”历代医家多有不同的理解，或以为“不得安寐”，或以为“不能平卧”，近代亦有人[1]谓之“喘息不安”，即西医学所指“端坐”。笔者在详细研读《内经》原文的基础上，认为“不能平卧”、“端坐”之解不妥，结合临床实际，应当理解为多种原因导致的胃气逆调，表现为不得安寐。兹将理由分析如下：

首先，结合《内经》原文的环境加以理解。“胃不和则卧不安”所出《素问・逆调论篇》：“帝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有不得卧而息无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卧，行而喘者；有不得卧，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卧，卧而喘者。皆何脏使然……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腑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本段话，黄帝与歧伯一问一答间，将脏气上逆的症状、病因病机展现于前。黄帝所提出的六种症状，实际上两两归因于下文歧伯所答之“阳明逆”（即胃气逆）、“肺之络脉逆”和“水气之客”（即肾气逆）。三者之中，除了“络脉之病”对人的影响不大外，胃气逆和肾气逆皆能导致“不得卧”。其实，以古人行文习惯，“起居如故”与“得卧”并见，已无形之中为“不得卧”做了注解，即与睡眠有关。后人之所以有“不能平卧”、甚至“端坐”之解者，笔者窃以为皆与“水气之客”所致之“喘”一症有关。诚然，“水气之客”可见“行而喘”，“不得卧”，甚至端坐呼吸，此处“不得卧”尚且可以理解为“不能平卧”，但是那是对肾气上逆而言，而非胃气逆，“阳明逆”见症除了“不得卧”以外，只有“息有音”或“息无音”。况且，通观《黄帝内经》，中言“不得卧”有“不能平卧”之意者，只有此处与《素问・评热病论篇》中“诸水病者，不得卧”，显然，这两处皆水气为病。而言“不卧”、“不得卧”者，可见《灵枢・邪客》、《灵枢・大惑论》、《灵枢・营卫生会》、《灵枢・寒热病》等篇，且多与“目不瞑”、“不得瞑”并提，皆有不能安寝之意。

其次，研究古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对字词的考究。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证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对“卧”的解释为：“卧，休也。”“休，息止也。”显然为卧与作息相关提供了佐证。

再者，临床上“胃不和”影响睡眠的证据也同样证实笔者对“卧不安”的理解。在对1000例失眠症临床调查中，属中医脾胃本病兼不寐者136倒，失眠症伴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慢性结肠炎等病约占躯体疾病的24.59％[2]。

《内经》中对于睡眠机理的论述有三：其一，从阴阳的角度。《灵枢・口问》“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人应自然，故阳入于阴则寐，阳出于阴则寤。其二，从跷脉的角度。《灵枢・脉度》云：“跷脉者……属目内眦，合于太阳，阳跷上行，气并相还，则为濡目，气不荣则目不合。”言跷脉经气之盛衰决定人的觉醒与睡眠，并通过其司目之开合来体现寤寐的生理状态。其三，从营卫气的角度。《灵枢・营卫生会》云：“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灵枢・口问》又曰：“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则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可见，营卫出入有序、离合有常乃人体寤寐之生理。阴阳、跷脉、营卫三者之间又紧密联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皆可导致失眠。《灵枢・大惑论》曰：“病而不得卧者，何气使然？歧伯曰：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盛，故目不得瞑矣。”是言多种疾病，只要导致“卫气不得入于阴”，皆会引起睡眠障碍。《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可见，营卫二气，皆来源于胃中所生之清气，脾胃失于化生，则营卫虚少，卫阳当出而不出，当入阴而不入，出现寤寐失常的病理。

参考文献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内经;肾主骨;肾主外

肾主骨是常见的中医观念和常识性的命题之一，也是中医骨科最常用的理论依据。骨伤临床常常提到肾主骨，但很少提到“肾主外”。殊不知肾主外也是与骨伤科密切相关的理论点，只是在《内经》中提及的次数远远少于肾主骨。先秦典籍未能明确说明其含义，后世历代医家注解各异，至今没有公认的结论。笔者从文献学角度考查并加以思辨，认为肾主外的含义虽不止一种，但与肾主骨的关系最为密切。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指导中医骨伤科的临床。

1 历代医家对“肾主外”的5种主要诠释

“肾主外”一说，在《黄帝内经》中凡2见，《灵枢·师传》曰:“肾者主为外。”《灵枢·五癃津液别》曰:“肾为之主外”。三者文字略异，但要义均为“肾主外”。 不同医家对此有不同解释。

1.1 “肾主外”乃为“肾主水”之误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注释:“《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中外作水”。郭蔼春·《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释》注释:“外是水的误字，应据《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改。”但这些校正缺乏确凿的文献依据，且与原文并列的“心为之主”、“肝为之将”、“脾为之卫”的文理、医理不符，联系《灵枢·师传》，“外”改为“水”与上下文不合。张志聪《灵枢集注》记载:“肾主外者，肾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可见肾主水、主津液与肾主外是因果关系。

1.2 “肾主外”主要指卫气之卫外功能与肾有关 高炳爱认为“外”不应改为“水”“外”多指体表，如《灵枢·本藏》云:“视其外应，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可见“外”指体表的皮毛，而皮肤是与脏腑、筋骨相对而言的，是人体的屏障。卫气对维护皮肤正常生理功能起重要的作用，其主要生理功能是“卫外”。卫气的化生运行又取决于肾，《灵枢·营卫生会》:“卫出于下焦。”卫气又称卫阳，卫气卫外功能的强弱是由肾主一身之阳气决定的，《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者藏精而起亟起，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阳主抗御外邪，肾之盛衰决定一身阳气的衰旺，肾阳旺则卫气的卫外功能亦强。此外许多医家从金水相生的角度来理解“皮毛生肾”，认为毛发为肾之外候，所以“肾者其华在发”，又因为肺具有宣发卫气津液以温润皮毛的作用，就有赖于肾气的蒸化，同时，肾与三焦亦有关联，三焦为元气的通路，能输布肾中元气，使之外达腠理毫毛。膀胱应腠理毫毛而主表，因其经脉循行于体表，统属卫阳。膀胱为肾之合，受肾中阳气，通过其经脉外达于体表而卫外，因此，应把“肾主外”与“卫出下焦”及肾与肺、膀胱、三焦的关系联系起来理解。

肾与卫气之关系是肯定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皮毛由肺所宣发之卫气充养，但卫气最终来源于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且肺气之宣散，虽有肾的蒸腾气化作用参与，若无脾胃提供营养及脾气主升之助，就无法完成。《内经》中确有“脾为之卫”的说法，难道从这个意义上又可说“脾主外”吗?而且外可指皮毛，亦可指外界自然，仅限于皮毛未免过于狭隘。严格来说肾者其华在发而不在毛，至于其中解释三焦、膀胱与肺肾及卫气的关系，显得不够直接有力。

1.3 “肾主外”系耳司听觉之功能 马莳《灵枢注证发微》中解释为:“肾主为外，使之远听，故视耳之好恶，而知肾之小大、高下、坚脆、偏正矣。”显然是据《灵枢·师传》中记载的:“肾者主为外，使之远听，视耳好恶，以知其性”，其中的意思是“好恶”同“善恶”，意思是当以听力的正常与否来判断肾主外的功能盛衰。肾主外与肾开窍于耳紧密相关，是从听声音的远近可测知肾精盈亏及功能的盛衰。耳之听与肾主外紧密相关，耳之远听只是肾主外的表现和要求［2］ 。我们可以认为，听力或可作为肾主外的一个方面，但目亦可远视，目为肝之窍，为何《内经》不言“肝主外”?甚至照此逻辑，亦可勉强推断出“肺主外”之论。故此说亦显牵强。

1.4 “肾主外”即“肾主骨” 把“肾主骨”与“肾主外”联系起来，张介宾·《类经·十六卷五十八》曰:“肾

主骨而成立其形体，故为心之主外也。”其说当受《灵 枢·师传》中“以身形支节胭肉，候五脏六腑之小大”的影响，其理可通，但注家未尽其意。

1.5 “肾主外”不限于肾的一种功用 大概有些医家认识到肾主外并非限于一种含义，所以试图从肾的多种生理功能解释。清代张隐庵把“开窍于耳”和“藏”联合起来作为肾主外的注解，程士德教授在《中医学问答题库·内经分册》中解释:“肾主外是指生命活动与外界密切相关的脏器功能，主要有三:肾为卫气之本，具有卫外而为固的作用;肾开窍于耳，使之远听;肾藏精，濡养在外之孔窍。”其思路演变为肾主外是多种肾脏功能的综合与概括。此说新颖独到，又稍嫌笼统。

转贴于 2 “肾主外”当指“肾主骨”

2.1 以经解经，排除曲解 笔者认为，《内经》是现存最具权威的中医著作，无论是各章之间还是每章字句之间，是有一定逻辑规律和编排秩序可循的。有学者倡导解释古代经典最好用“以经解经”之法，所以我们当从其出处仔细观察其内在逻辑，揣摩其本意。回过头来再看《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的原话:“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心系急则肺举，肺举则液上溢。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而泣出矣。”既然已出现“耳为之听”，何必再通过“肾为之主外”重复此意?于文于理都说不通，故不应用耳之听力作解。同样，已强调“脾为之卫”，自不必用“肾为主外”再含蓄地重复卫外之状，故用肺卫与肾之种种关系解释此说亦显得牵强附会。再加上前文所述之理由，这两种解释可以不予采纳。至于说是“肾为之主水”之误，从句式文法已说不通，于理也显唐突，前文已述。那么似乎合理的解释只剩下“肾主骨“一说了。

2.2 领会主旨，体悟原意 遍览《灵枢·五癃津液别》整篇，如开头所言:“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其后则分别解释汗、溺、气、泣、唾等种情况，“肾为之主外”之句前后所言恰是用于解释其中“泣”这一情况的。泣从目出，为了讲清“泣”的来龙去脉，需要先说是“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这个前提。从其遣词用句和内容来看，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论述非常相似，尤其与“心者，君主之官也，神中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的意思如出一辙。其中“脾为之卫”应当理解为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之意，故言其与卫气之关系，而“肺为之相”强调的是相传之官，卫气之功用虽出于肺，在此篇中却着重强调其与脾的关系，这与本篇主旨有关。那么“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是否也是“肾为之主外”的原意呢?笔者认为回答是肯定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含义。“强”字在上外包含了肾的体力、脑力活动与能力以及生殖行为和功能，“作”字义虽简，但引申义较广，归纳起来有劳作（包括脑力和体力方面）、起始振作、充任职务角色等含义，这3种含义在“作强”一词中，解释肾的功能方面，都有一定体现。故“作强之官”当理解为运用“社会官制模式”类比说理的结果

［3］ 。作强指动作强劲有力，伎巧指聪明灵巧。唐容川·《医经精义》曰:“盖髓者，肾精所生，髓作则骨强，……精以生神，精足神强，自多伎巧。”《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手册》解释:“肾气充盛的人，动作轻巧而精巧灵敏，这是因为肾有藏精主骨生髓的功能，而‘脑为髓之海'之故，肾气盛则精神健旺，筋骨强劲，动作敏捷，同时生殖能力也正常，胎孕从而化生。”“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是对肾的脑力、体力活动和生殖活动及能力的精练概括。

2.3 逻辑推理，文句考辨 从“肾主外”出处的行文持点看，“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主外”前面数句皆4字，独“肾为之主外”一句为5字，其意当有不同，此“外”字当与前面数句截然相异而另有所指，否则一句“肾为之外”岂不简单明了?前面数句所论之功能特点都是内脏本身或躯体内部之功能，如“脾为之卫” 论述的卫气卫外之功能，已经与“外”有关，但所指仅是皮毛，“肾为之主外”的外既然与前面不同，此“外”一定比卫外之“外”含义更广阔，那么这个“外”还能外到哪里去呢?只能是身体之外，也就是指外部世界了。肾藏精主骨生髓，主骨则通过骨骼之运动接触外界，肾藏精生髓则精神健旺，通过精神活动与外界适应。《灵枢·五癃津液别》后面提到的“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恰巧对此作了解释，把“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的3种功能都直接间接提到了，但相对强调体力方面多一点。

如此看来，张介宾·《类经·十六卷五十八》:“心总五脏六腑，为精神之主，……肾主骨而成立其形状，故为心之主外也。”清代黄元御·《灵枢悬解》亦云:“肾为之主外，肾主骨骼，以为外坚也。”这种解释是最符合原意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肾主外”所指含义应包括神志思维能力、生殖活动及功能和骨骼的强健及身体的运动，但以第3种含义为主，即“肾主骨”。笔者功底浅薄，所知甚少，此说确否，实无把握，恳望同仁不吝赐教，匡正是幸。

【参考文献】

［1］高炳爱.关于《内经》中“肾主外”之我见［J］.湖北中医杂 志，2002，23（7）:3-4.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黄帝内经；治疗学；理论体系

治疗学理论，《素问·疏五过论》称之为“治病之道”，《素问·移精变气论》称之为“治之大则”。《内经》治疗学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且至今仍然广泛而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历代均非常重视《内经》治疗学内容的研究，但都缺乏系统性，更未有对其内容的规律性研究。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和临床应用，发现散见于《内经》各篇的治疗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循着这一线索和思路深入研究，认为《内经》治疗学内容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由论治思想、治疗原则、治疗大法、治疗手段、病证论治五个子系统所构成。

1 论治思想

论治思想，是临床治疗疾病的思维法则。它是从一切疾病和疾病发展全过程出发，研究在治疗中必须处理的一些关系问题，如治疗与四时气候关系、治疗与地理环境关系、治病时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等等。只有正确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带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才能在治疗具体病证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治疗方案。

1.1 求本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相通应。疾病产生的关键，在于人身内部阴阳失调以及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失和，所以，治病始终要抓住阴阳这一根本，去反复探求，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从而施以正确的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求其属”就是“求其本”。“寒之而热者”，其病本质为阴虚；“热之而寒者”，其病本质为阳虚。

1.2 求平论治思想

《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里指出了治疗的目的在于使人体阴阳恢复和平。任何治疗用药不及或太过，都不能达到“平”的目的，甚至造成人体阴阳新的不平而变证丛生。

1.3 治未病思想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强调预防的重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刺热论》指出：“肝热病者，左頬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頬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灵枢·逆顺》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强调在疾病初起阶段就进行治疗的早期治疗思想。

1.4 三因论治思想

《灵枢·逆顺肥瘦》提出治病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总论治病要因天（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思想。《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治疗当因地制宜。《素问·征四失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此类，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故治疗当因人制宜。《灵枢·百病始生》提出：“毋逆天时，是为至治。”《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性，无赞其复，是谓至治”。治病要因时制宜。

1.5 整体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人体阴阳、左右、上下、内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是人体病理变化的表现，或现于此，或现于彼。因此，治病要从整体观念出发，不能只看到病所在的局部，有时病在阳经，须从阴经治疗，病在阴经须从阳经治疗；病在上部须从下部治疗，病在下部，须从上部治疗。

1.6 标本论治思想

《素问·标本病传论》提出“黄帝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岐伯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病有在标、在本的区别，标本病势有缓有急，治疗有逆从标本的不同思路，这就是标本论治的思想。标本论治思想内容包括“间者并行”、“盛者独行”、“标本缓急”、“标本逆从”等。

此外，《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这里提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治疗是否取效，关键在于病者，病者是内因，医者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病人到了“形弊血尽”、“神不使”的程度，纵有技术高明的医师和疗效最好的药物，治疗也是无法取效的；再之，治疗的过程，也是病者与医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过程，只有病者信任医者，医者关心病者，治疗效果才能显著，如《素问·五藏别论》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1.7 顺而论治思想

《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提出“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这里提出的是“顺时而治”。《灵枢·师传》亦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大与治小，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问所便。”这里提出的是“顺志而治”。顺而治之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顺病势而治”这一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病势有向上、向下、向外、在内的不同，治疗上当因其病势而驱邪，故病在上者，当用吐法，使邪从上出；病在下者，当用攻下法，使邪从下出；病在表者，当用汗法，使邪从外解；病在中焦者，当用泻法，使邪从内而消。这种就近驱邪方法，即是顺病势而治的思想，是临床常用的论治思想。

1.8 动态治疗思想

《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藏受气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顺传所胜之次……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说明疾病传变是临床的普遍现象，除少数疾病外，大多数疾病的传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治疗上应着眼于“传”。“治于传”，是《内经》提出的一个引而未发的治疗学论点，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动态治疗思想。动态治思想，就是以运动、变化的观点为指导，在治疗过程中，强调根据病证的发展不同阶段和变化的特点，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的治疗思想。

2 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是临床治疗疾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治疗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医家们逐步认识和总结出一些在治疗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为人的意志所左右，如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虚用补，实用泻等等。这就是规律，任何人不能改变、不能违背。《素问·至真要大论》称其为“绳墨”，如“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绳墨”就是准则，“道”就是规律。

2.1 调和阴阳

《灵枢·根结》指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和阴阳”是防治疾病的“圣度”。《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因此，调和阴阳是临床治疗最基本的原则。《内经》提出调和阴阳的具体法则有四个方面。一是“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即病在阳治阳，病在阴治阴。二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病在阳而从阴治，病在阴而从阳治。三是“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素问·至真要大论》），阴虚而热者，是阴不制阳所致，当滋阴以制阳而热自退；阳虚而寒者，是阳不制阴所致，当温阳以制阴而寒自除。四是“阴阳俱不足将以甘药”，《灵枢·终始》指出：“和气之方，必通阴阳……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写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阴阳皆虚，补泻不能，用甘味药调和阴阳。

2.2 五行相胜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运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提出五志相胜、五气相胜、五味相胜的治疗法则。如“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悲、燥、辛在五行属金，怒、风、酸在五行属木，金能克木，故胜之。“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喜、热、苦在五行属火，恐、寒、咸在五行属水，水能克火，故胜之。“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怒、风、酸在五行属木，思、湿、甘在五行属土，木能克土，故胜之。“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五郁”治则，原文说：“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则折之，以其畏也，所谓写之。”五郁，乃五运之郁，引发人体五郁之病。木郁“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等，此乃肝郁气逆且犯胃之证。木郁达之，达，畅达之意，故疏肝解郁为之治。火郁“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血溢流注，……乃少，目赤身热。甚则瞀闷懊憹，善暴死。”此乃心火暴盛妄动之证。火郁发之，发，解散、发散之意，故解散心火为之治。土郁“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呕吐霍乱。”此乃脾胃不运壅滞之证。土郁夺之，夺，泻下之意。故运脾泻滞为之治。金郁“民病咳逆”等，此乃肺闭气逆之证。金郁泄之，泄，宣泄之意。故宣泄肺气为之治。水郁“民病寒客心痛，腰椎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此乃肾水太盛之证。水郁折之，折，制水之意。故行水利水为之治。

2.3 正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逆者正治”，并提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因热能胜寒，寒能胜热，乃自然之规律，所以，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用寒药治疗。《素问·厥论》提出“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盛者，邪气盛实，治当泻祛其邪；虚者，正气不足，治当补益其正。

2.4 反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从者反治”，并提出“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病证外现寒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热，对此种真热假寒病证，就不能用“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寒因寒用”的治疗原则，用寒药治疗。病证外现热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寒，对此种真寒假热病证，就不能用“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当选“热因热用”的治疗原则，用热药治疗。病证外现壅塞不通之实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虚，对此种真虚假实病证，就不能用“实者泻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塞因塞因”的治疗原则，用补益的法则治疗。病证外现通利不止之虚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实，对此种真实假虚病证，就不能用“虚者补之”的治疗原则，当选“通因通用”的治疗原则，用泻实的法则治疗。

3 治疗大法

治疗大法，是临床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如使腠理开泄而汗出，邪随汗出而病除，这就是汗法。治疗大法是临床施治的理论依据。

3.1 汗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生气通天论》说“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玉机真藏论》说：“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汗而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汗之则疮已”。《素问·汤液醪醴论》“开鬼门”治水肿。《灵枢·痈疽》治“脑烁”“令人汗出至足”；治“败疵”用连翘草根水煮，“则强饮，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灵枢·夭寿刚柔》治“寒痹”，药熨、针刺，“汗出”三十遍而止。汗法用于邪在肌表之证，广泛应用于风寒在表，伤寒邪在三阳，疮疡痈疽初起，寒痹等证。

3.2 吐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邪在上焦，用涌吐法治疗。

3.3 下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留者攻之”，邪留于内，久而不去，用攻下之法以除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邪在下焦，因其病势而攻下之。《素问·五常证大论》说：“下之则胀已”，邪实于内，气机不行，下之则邪出而气行，胀可已。下法用于邪留体内而壅滞的实证。

3.4 温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形寒肢冷，用温气之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清者温之”。清，冷也，温能祛冷。“劳者温之”，虚劳病证用温养法。“寒所胜，平以辛热”，“寒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寒邪为病，治用温法，辛热之药为主治。

3.5 清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温者清之”；“热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温邪、火热之邪为病，治用清法，苦寒之药为主治。

3.6 补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衰者补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衰，正气衰，、阳气之虚。病证之虚，治用补法，虚，用厚味之品补；阳气虚，用养阳之品补，阴阳补益各不同。

关于和法、消法，《内经》无明确的论述。

4 治疗手段

治疗手段，是实施治疗的具体方法、途径以及采用的工具。临床治疗手段十分丰富，如药物内服、药物外用、针刺、推拿、按摩、艾灸、火罐、手术等等。

4.1 汤液醪醴疗法

《素问·汤液醪醴论》有汤液、醪醴防治疾病的记载。如“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4.2 药物疗法

《内经》对药物的气味及功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按药物的气味厚薄分成阴阳两大类。《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五味功用各异，临床当“以所利而行之”。药物按一定的法度配伍成方，治疗相应的病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了君、臣、佐、使的制方法度，并对大、中、小、缓、急、奇、偶、重八方的制方法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药物疗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内服，二是外用。《素问·奇病论》有“服药”的记。《内经》十三方中，汤液醪醴、生铁洛饮等十一方，都是药物内服法。马膏膏法、寒痹熨法是外用膏贴和热敷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是用外用浸泡洗浴，发汗以祛在表之邪。《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4.3 饮食疗法

《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明确提出用常用食物来辅助治疗、调养疾病，并列出五脏病的食物谱。《素问·腹中论》乌贼骨芦茹丸治“血枯”，饮以鲍鱼汁。《素问·病能论》治“阳厥怒狂”，要求配合“夺其食”的饥饿疗法等。

4.4 刺法

刺法有砭刺和针刺两种。《内经》对针刺法论述最多。《灵枢·九针十二原》载针有九种，形状各异，用途不一。针刺方法有补泻法、刺络法、缪刺法、三刺法、五刺法、九刺法、十二节刺法等。

4.5 灸法

《内经》对灸法的论述不多。《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对灸的具体方法无记载。

4.6 推法

《灵枢·刺节真邪》说：“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写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这是用推法治高热的最早记载。

4.7 导引法

《灵枢·官能》指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何谓导引，明·张介宾解释：“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以行血气也，病在肢节，故用此法。”

4.8 按蹻法

王冰解释：“按，谓抑按皮肉。蹻，谓捷举手足”。《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亦从中央出也。”按蹻法，即按摩法，可用以治疗痿厥、寒热、筋病、肝痹、腹痛等多种疾病。

4.9 手术法

切开排脓法，《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钅皮）锋之所取也”。

4.9.1 截肢疗法 《灵枢·痈疽》说：“发于足指，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4.9.2 放腹水法 《灵枢·四时》详细记载了放腹水的手术程序和要领。原文：“徙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钅皮）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必坚束，缓则烦闷悗，束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徙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程序一，选定穿刺的部位，在脐下三寸；程序二，穿刺，用（钅皮）针刺入；程序三，用筩针套入；程序四，抽出（钅皮）针，放腹水。要领一，放腹水后，立即用布带紧束腹部，以防腹水骤去所引起的烦闷；要领二，放腹水术，间日一次，不可一次放尽，直至腹水消除；要领三，配合药物治疗，防止腹水再生。“饮闭药”，即服用通闭利水之药。

4.10 情志疗法 《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远古用祝由方法治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了“五志相胜法”以调整异常的情志，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灵枢·师传》有语言疏导法，辅助治疗精神情志疾病，“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志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杂病》说：“哕……大惊之，亦可已”。以突然的情志刺激，来调整因精神情志所致的病证。《素问·调经论》说：“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这是针刺配合语言暗示疗法。

4.11 其他疗法 《素问·缪刺论》“以竹管吹其两耳”的方法，治疗邪客经络的“尸厥”。《灵枢·杂病》“以草刺鼻”取嚏，治哕。哕，呃逆也。

5 病证论治

针对各科的具体病证，制定出治疗方案、确立治疗法则、选用具体方药和治疗手段的全过程。限于篇幅，在此对“病证论治”的内容从略。

小结

论治思想、治疗原则、治疗大法、治疗手段、病证论治，在治疗学理论体系中，有着层次的关系。论治思想属第一层次，是总览临床治疗全局的思维法则。治疗原则属第二层次，介乎于论治思想和治疗大法之间。一方面，治疗原则的运用要受一定论治思想的支配，如“协调阴阳”的治疗原则的运用，主要受“调平论治思想”的支配。另一方面，治疗原则又是选择和运用各种治疗大法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准则。如“清法”的临床运用，必须遵循“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治疗手段，属第四层次，是落实论治思想、运用治疗原则、实施治疗大法的具体方法。病证论治，则是将上述四个方面的理论，具体运用于一个病证的治疗，确立最佳的治疗方案，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手段，以取得最佳的临床疗效。因此，对临床各科病证的论治，尚有广阔而深入的研究空间。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第4篇

    1秦汉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初现雏形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时期,出现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等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临床医家初步认识到,肺与大肠之间在经络上互相络属,在病理上相互传变,出现“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的雏形,为后世该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1《黄帝内经》:认识到肺与大肠经络络属关系及生理病理联系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首见于《内经》,主要是对于肺与大肠经络之间络属关系的描述。如《灵枢?本输》曰:“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府。”《灵枢?经脉》曰:“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大肠手阳明之脉……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同时在《内经》中也认识到肺与大肠病理上的传变。如肺病及肠的传变,在《素问?咳论》中有“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说明肺病久之则邪沿经下行,影响大肠的传导之功,开合失司,出现遗矢等症,肺病及肠。再如《素问?皮部论》曰:“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说明外邪袭表,由皮毛腠理、络脉、经脉进而影响肠胃的病变过程。此外,在《内经》中也认识到肠病及肺的过程。如《灵枢?四时气》:“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肠。”《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素问?痹论》曰:“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认识到邪在大肠,能上冲胸中,影响肺的宣发肃降,肠病及肺,引起肺脏病证。

    1.2《伤寒杂病论》:创立肺肠相关疾病方药张仲景所着《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医学着作。张氏把《内经》的理论应用于临床,《伤寒论》中所描述的阳明病实热、燥屎结于胃肠,出现腹满而喘、脉沉而喘满、喘冒不能卧等肺脏证情,使用承气辈咸苦寒凉沉降之品,为实热开一下泄之路,腑通气利,肺热随之而泻。在《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记载水饮渍肺服十枣汤产生强烈腹泻,水分从肠腑排出,则肺宁咳愈。原文有“咳家其脉弦,为有水,十枣汤主之”。现代临床上,对咳嗽、哮喘、痰饮等肺脏疾患进行辨证论治时,见有饮邪壅肺等证,使用泻下通腑法,往往可收抽薪止沸之功。该篇还记载“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治疗“支饮胸满者”则“厚朴大黄汤主之”。支饮是指饮停胸膈、肺气不降,可见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同时,因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降可致大肠传导失司,气机不畅,燥屎内结,出现便秘腹部胀满、疼痛等症,代表方即为厚朴大黄汤。方中大黄泻胃肠滞热,去有形之实邪,枳实、厚朴利气行饮。浊气下行而不上逆,肺之清肃复职则咳喘自平。

    1.3《中藏经》:脏腑辨证并描述肺病及肠机理《中藏经》中脏腑辨证的论述对后世易水学派有较大影响,其中亦有关于肺与大肠的论述,如《中藏经?论大肠虚实寒热逆顺生死之法》有:“大肠者,肺之腑也。为传送之司,号监仓之官。肺病久,则传入大肠,手阳明是其经也。寒则泄,热则结,绝则利下不止而死”,描述了肺病及肠的机理及症状表现。

    2隋唐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渐进发展隋唐时期,中医学已历经千年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几乎每一门学说都有其各自的杰出着作,如医理与治法方面的巨着《黄帝内经》、方书之祖《伤寒论》、药学专着《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在理、法、方、药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其学术体系也基本达到了全面和详尽的程度。“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在这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1《诸病源候论》:论述肺肠之间生理病理密切相关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分别从生理病理角度论述了肺肠密切相关的关系。生理上,如《诸病源候论?五脏六腑病诸候》中论述肺的生理特点为“肺象金,王于秋。其脉如毛而浮,其候鼻,其声哭,其臭腥,其味辛,其液涕,其养皮毛,其藏气,其色白,其神魄;手太阴其经也。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脏主里。与大肠合,大肠为腑主表,肺为脏主里。”而在《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中亦点明大肠的生理特点是“大肠象金,旺于秋。手阳明其经也,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糟粕出焉”,说明肺与大肠相合存在脏腑表里关系。病理上,《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云:“大肠,肺之腑也,为传导之官,变化出焉。水谷之精,化为血气,行于经脉,其糟粕行于大肠也。肺与大肠为表里,而肺主气,其候身之皮毛。春阳气虽在表,而血气尚弱,其饮食居处,运动劳役,血气虚者,则为风邪所伤,客在肌肉之间,后因脾胃气虚,风邪又乘虚而进入于肠胃,其脾气弱,则不能克制水谷,故糟粕不结聚而变为痢也”,说明风邪外袭,由皮毛而入,入于肠胃而变为痢。

    2.2《千金方》:脏腑相关,阐释肺肠相关见解唐?孙思邈总结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于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亦有独到见解。如《备急千金要方?大肠腑方?大肠腑脉论》:“肺前受病,移于大肠,肺咳不已,咳则遗矢便利”,说明肺病咳嗽不已则循经下行,波及于肠。《备急千金要方?大肠腑方?论》曰∶“者,主大行道,肺、大肠候也。号为通事令史。重十二两,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二分,应十二时。若脏伤热,则闭塞,大行不通,或肿,缩入生疮。若腑伤寒,则开大行洞泻,凸出,良久乃入。热则通之,寒则补之,虚实和平,依经调之”,说明“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肛肠疾病中的应用。

    3宋金元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趋于完善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于长期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使“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趋于完善。

    3.1《仁斋直指方论》:立桔梗枳壳方治疗便秘宋?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大便秘涩方论》云:“大肠与肺为表里,大肠者,诸气之道路关焉……风壅者疏其风,是固然尔,孰知流行肺气,又所以为四者之枢纽乎不然,叔和何以曰肺与大肠为传送?”杨士瀛主张用桔梗枳壳汤(桔梗、枳壳、甘草)加紫苏茎叶治疗气不下降之大便不通,这对肺壅气滞引起的便秘是比较合适的。

    3.2《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肺病及肠的病变关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主要阐述了肺病及肠的病变关系。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胀满叙论》曰:“肺气不传,必胀于大肠”,说明肺失肃降、气机不畅,则导致肠道胀满。此外,在本书中也认识到病变与肺的关系:“为肺下口,主大肠,肺脏实则热,热则闭塞;腑虚则大肠寒,寒则脱出”,说明肺脏、大肠、的内在关系,热邪犯肺影响到肠进而导致闭塞。

    3.3金元四大家:丰富“肺与大肠相表里”理法方药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完善了“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学说,丰富了其理法方药。如刘完素治肠风痔病,常从太阴阳明辨证。《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痔门》记载:“夫肠风痔病者,所发手太阴、手阳明经以应动脉,谓肺与大肠为表里,为传道以行糟粕。”张从正《儒门事亲?金匮十全之法》中论述了肠道气机通畅则肺金气化得通,有“月真胀:浊气在上不散,可服木香槟榔丸、青皮、陈皮。属大肠,为浊气逆,肺金为清气逆,气化则愈矣”的描述。而在《儒门事亲?火》中则认识到,肠鸣腹痛影响及肺可出现喘息病变,如“赤白为利……肠鸣切痛,消渴上喘,肺金为病”。李东垣认为,大肠所主之津液,不但借助于肺气,还依赖于脾胃所化生之营气。在《脾胃论?大肠小肠五脏皆属于胃虚则俱病论》中说:“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大肠、小肠受胃之荣气,乃能行津液于上焦,灌溉皮毛,充实腠理,若饮食不及,大肠、小肠无所禀受,故津液涸竭焉。”在朱丹溪的着作中更多的是强调痰壅于肺的病机,如《金匮钩玄?泄泻从湿治有多法》中有“积湿成痰,留于肺中,宜大肠之不固也。”《丹溪治法心要?泄泻》也认识到,痰浊壅肺可以影响到大肠,如“痰积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降下,而大肠之虚自复矣。”在朱丹溪临证中,有用涌吐痰涎的方法治疗痢疾的验案则是其理论的明证。此外,《丹溪心法?脱肛》中还明确指出肛肠疾病和肺的关系:“肺与大肠为表里,故肺脏蕴热,则闭结;肺脏虚寒,则脱出。又有妇人产育用力,小儿久痢,皆致此。”该理论对临床痔疮、肛瘘、脱肛等肛肠科疾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后世妇科儿科中的脱肛疾患也多与此有关。肠风一病,《丹溪手镜?下血》有“肺受风热,传下大肠,名肠风”,论述了由肺受风热传于大肠则形成肠风的疾病。同书《结燥便闭》则进一步描述了其脉象和治疗方药:“肺受风邪入肠中,右尺脉浮,宜麻仁丸。”综上所述,金元时期在肺与大肠相表里的认识上,已经不仅局限于生理关联,而是更多地从病理上认识到肺与大肠之间的传变。如病因病机上认识到风热、痰湿在肺与大肠之间的传变,从症状的表现上认识喘咳、腹痛、便秘、下痢,在治疗上更是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方药,并在这一时期得以丰富和发展。

    4明清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日臻成熟明清时期,“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日臻成熟,医家更加重视理论和临床的结合,在诸多疾病的描述上体现了该理论的灵活应用,可以大体分为“肺病及肠”和“肠病及肺”,治疗时则“肺病治肠”、“肠病治肺”。

    4.1“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在肺系疾病中的应用肺系疾病中如咳嗽、喘证、哮证、咽喉病等,临证医家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系病变会影响肠道气机,肺病及肠,出现肠系的病变。反过来,肠道壅滞也会影响肺的宣发肃降。因此在治疗时,除了治肺,还可从肠论治,“肺病治肠”。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第5篇

依据《内经》“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首先翻译原文，按其原文意义，分三个方面逐一进行探讨：（1）为什么治痿独取阳明？（2）治痿独取阳明与各补荥而通其俞的关系。（3）治痿取阳明是否专在补？从而阐明了治痿与取阳明的辩证关系。

1 原文

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歧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闰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灌奚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阳明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故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帝曰，治之奈何？歧伯曰：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

2 语译

医论上认为治疗痿病，应该独取阳明，这是为什么呢？歧伯说：阳明就像五脏六腑的大海一样，它摄入饮食，化生气血，以供养五脏六腑，并滋润营养全身的筋膜。筋膜的主要功能是约束骨节而使关节滑利。冲脉犹如经脉的大海一样，它是十二经气血汇聚之处，能渗灌肌肉关节，与足阳明经会聚于前阴。阴经、阳经汇聚于前阴，再会合于气街。诸筋虽都能滋润众筋，但阳明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诸经都连属于带脉，而系络于督脉。所以阴阳亏虚，气血衰少，宗筋失养则缓纵松弛，带脉无力约束收引，便会出现两足痿弱，不能随意运动。黄帝说：该怎么治疗呢？歧伯说：十二经脉各有其荥穴和腧穴，应该针刺其荥穴以补气，针刺其腧穴以行气，达到调整虚实，和其顺逆的目的。无论痿病发生在筋、脉、骨、肉，只要分别以各脏所主的季节进行针刺治疗，病就会好的。

3 探讨

3.1 为什么治痿独取阴阳 导致痿疾的原因有很多，其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正如《素问·痿论》44条曰：“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由此可知，痿证的致病因素和临床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究其病理转机，都与津液阴血，精髓不和，湿热浸渍，经脉肌肉失养有关。所以致痿的病因不同，致痿的脏腑不同，以及痿证的类型各异，但其不足，湿邪浸是痿证的共同病机，治痿取其阳明是其大法，是针对这一共同病机提出来的。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也就是通过加强阳明的生理功能，使脾胃之生化功能健全，气血津液充足，能够将气血津精输送到全身各腑脏机体，因而筋骨肌肉，四肢百骸得以濡养，脾胃功能得健，则运化水湿的功能不衰，湿邪得以排除，痿证也就无源得生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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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治痿取阳明与各补其荥而通其俞的关系 《内经》运用五行在克制化的理论来论证五脏之间的生理上的关系，病理上的影响，以及治疗上的相互作用，运用在痿证的治疗上，则根据受病之经的不同，取其所病之经的荥、俞穴而治之，主张“补其荥穴以致气，通其俞穴以行气”。此法是对治痿取阳明的进一步补充。盖治痿者，当取阳明，又必察其所受之经而兼治之，如筋痿者，取阳明厥阴之荥俞。脉痿者，取阳明少阴之荥俞。《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治疗上，一方面采用补北方肾水则西方肺金有养，另一方面，补北方肾水则使南方心火下降，心火下降则火不刑金而肺热得泄，津液自复，则痿证得除；另外采用泻南方心火的方法，一方面使心火不刑肺金，则肺津得以保存而痿证得解，另一方面泻南方心火则肝木不实，则土不受木乘，因此阳明充盛，则脾胃功能旺盛，生化气血有源，故五脏六腑肌肉筋骨得养，因而痿证得治矣。由此得知，治痿取阳明与各补其荥而通其俞有着密切的关系［2］。

3.3 治痿取阳明是否专在补 我们所说的“治痿取阳明”中的阳明，不单是指《伤寒论》中所说之足阳明胃经，还包括脾与大肠、小肠。而这些脏与腑的生理功能各不相同，其受邪后的临床表现也不一致，治疗上就各视其病证而治疗。《读素问钞》曰：“脾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胃、大肠、小肠……名曰器，能传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这充分说明脾与胃在生理上的各不相同。《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医宗必读》又曰：“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六腑而气致，和调于五脏而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故曰后天之本在脾。”说明了脾在生理功能上主运化，主升清，称之为后天之本。脾在病理表现有实（脾蕴湿热）有虚（脾气虚，中气下陷，脾阳虚等），治疗上则针对不同情况而施治，虚则补之，实则泄之。《灵枢·玉版》曰:“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说明胃在生理功能上主受纳，腐熟水谷，主通降，以降为和。在病理上多表现为实证，如食滞胃脘，胃火炽盛，阳明腑实等，因此在治疗以通腑泻实为要。大、小肠为阳腑，大肠主排泄糟粕，小肠主分清泌浊。因而在病理表现上多为实证，治疗上以攻邪为主。由此可知，治痿取阳明并不是专在补，而是视其致痿的不同病因病机，所病脏腑及临床表现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痿方法，即虚则补之、实则泄之、寒者溢之、热者寒之，或补或泄，或补泄结合，方不致造成治疗上的失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