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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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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考察报告

融资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第一,赢得支持:行政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商会成功运作的前提。香港、澳门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密度大,行政特区对发挥好商会作用期望值高。一是行政特区主要领导出席商会安排的一些活动。二是在人员配备上有专职人员,负责协调、处理会员企业遇到的各种问题。三是由行政特区每年划拨一定的经费,支持商会开展工作。

第二,扩大参与范围:行政特区各职能部门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检查、收费、罚款等都要在行政特区政府监管、商会配合下进行。职能部门如果对企业进行收费、罚款,先找商会,商会在政策范围内进行协调。如果双方协调不一致,职能部门方可到会员企业行使职权。

第三,服务到位:一是对会员企业,商会要为其提供信息、项目、融资、法律、人才等多项服务内容,有针对性地对会员企业进行各种培训,为企业规避风险、提高效益,提供可靠的依据。二是加强会员之间的交流。利用商会,搭建企业家之间交流的平台。定期组织会员企业开展交流活动,谈经营感受、市场开发等亲身体会。工商联和商会要做到:会员企业有问题在一起研究解决,互相信任,互相解决,在资金方面可以互相拆借。

第四,建立信誉企业:完善企业信誉评估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建设,是成功商会运作的有效载体。对企业的信誉评估,实行商会评定对社会各界公布,才可成为综合信誉企业。

第五,达成共识:要教育和引导企业,对商会达成几点共识。1、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不因为你不入商会就不存在竞争,就能保证你的市场份额;2、加入商会,本质不是挑起内部竞争,而恰恰是引导有序竞争,共同来抵制不正当竞争,还可以通过行业商会的协调,对行政特区政府提出要求,为会员企业办理各种事务,共同规范市场行为;3、加入商会,就是为了打造某个行业的团队精神,团结起来形成优势,协调起来走出去与人竞争,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4、可以增强地方知名度,提高行业知名度,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有利地方的发展;5、可以争得行政特区政府对该行业的重视,在政策、资源配置等方面给予支持。

和发达地区比起来,我们内地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但是我们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奋起直追,以快赶强,不辜负×县人民的期望。我想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尽快弥补观念上的差距,弥补因观念差距带来的理念、体制、环境等方面的差距;拿出发展的魄力,打破唯条件论,最大程度的优化我们的发展氛围。

(二)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管理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条件之一,民营企业要竞争一流,持续发展,一定要在管理上下功夫:战略管理要有全局;生产管理制度要追求效益第一;质量管理制度要让产品完美无暇;企业文化管理使企业更具凝聚力。

(三)注重对人才的利用。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人才,以人为本,吸收并留住人才,才能使企业获得更快发展。人才的忠诚,是企业用“心”换来的,只有用“心”,人才会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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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创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力度,严肃查处破坏经济环境的案件和人员。

(五)拓宽融资渠道,打破土地制约瓶颈,为民营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融资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价格飞涨、矿石燃料储蓄量的有限性及其严重的温室效应,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兴趣持续升温,技术最成熟、经济最可行的小水电尤其受到青睐。上世纪早期就积极开发小水电的西方发达国家,到70年代已经停止发展并废弃了大量小水电站,这时又开始重新发展,包括新开发和恢复更新、改造旧电站。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订了宏伟的计划,兴建了一批小水电站。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许多电站陆续开始老化。最近有一家“水电设备协会”(HEA)从在该协会登记的世界范围小水电站机电设备订货清单中发现近10年来世界性水电站更新改造的潜力有了很大增长。特别是北美洲与欧洲一些国家的小水电站大多是在50年代至80年代建造的,它们所属更新设备的份额在今后10年内估计将保持70%左右(见表1)。

从表1可看出,2004年的估计,北美和欧洲需要更新改造的小水电总容量达到680万kW,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加上中、南美洲,中东及非洲,全球估计接近1000万kW。他们对更新改造设备的投入按每千瓦100美元估计,共需10亿美元。事实上,许多改造项目,每千瓦100美元是不够的。

以上统计数字均未包括中国的。

中国小水电大规模建设始于70年代,许多电站迄今已运行10~30年以上不等。据前几年不完全统计,大致情况如下(见表2):

经初步了解,有更新改造、扩容需求的小水电站约为8000MW,这些电站普遍技术性能差,不同程度存在许多技术问题:如运行不稳定,长期在非优工况下运行,出力不足;或泥砂磨损与汽蚀严重,转轮亟待更换;有的原设计、水文资料不足,使机组选型不当等等。

受世界银行委托,亚太地区小水电研究培训中心于2004年对新疆小水电改造规划作了专题考察,提出了报告。详情见本文实例研究之二。

2改造扩容工作需要有序进行

对旧电站的更新、改造、扩容和开发新电站一样,也应当有序进行,而不能随意、一轰而上。面对全球现有水电站需要更新、改造与扩容的巨大潜力,众多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以及国际水电协会等等都纷纷看好这个市场,给予了充分重视。他们注意到,更新改造对现有电站运行性能的改善、效益的提高、寿命的延长都能起到显著作用。为此,世界银行于2004年就委托法国电力公司水电工程中心研发、编制一套旧电站更新、扩容的规划、决策大纲,用以促进现有电站的业主们对旧电站重新投资,予以更新。该大纲于2004年12月编制完成,其目的是帮助决策人员对水电站的更新扩容工作制订出合理的规划以及最佳的实施时间表。

这个大纲全名“大坝与水电站更新改造扩容的规划与决策大纲”,可用以指导大坝与水电站改造扩容过程中的选站、审批、投资及实施等各个环节,使之有序顺利开展并获得较高的内部收益率(IBR)。大纲里所指的更新改造还包括大坝安全与水资源的优化利用。

如前节所说,全球水电站更新改造与扩容的潜力约为1000万kW(不包括中国),水电设备协会(HEA)估计,总需投资至少10亿美元。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必须在合理规划指导下,有序进行。

水电站是一项长期投资、运行费用极低的工程,可以惠及几代人。项目的初期投资一经归还(如10年左右),这项水电资源所提供的财务、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几乎可延续上百年,作为水与能源交换的一种主要方式,它可以成为全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虽然改造扩容工作可以使现有旧电站发挥最大效益,从而对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贡献,但是电站的性能在运行年限内还受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设计、施工和维修的质量。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并明确改造、扩容的具体内容及其定位。

一般说,正确的维护、修理对保证水工结构和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行是十分重要的,但维修不能完全消除设施的老化过程,因此到了一定时段,为了避免电站收入减少,以及运行维修费用的增加,更新改造仍是必须的。国外有专家把维修和更新改造对电站性能的影响定性地画出一幅曲线图,形象地表示更新、改造的时间。如图1所示,当电站性能降低到加速恶化前,就必须利用更新改造将其恢复到原设计水平;还可通过扩容等手段,进一步提高性能。如何确定这个点,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更新改造与维修和新建项目都有很大不同。并有可能陷于二者之间而被忽视,使决策人不能正确估计改造扩容的方案在满足水与能源增长的需求中的作用。这也是世界银行要求开发这种决策方法的原因,使决策人能够正确评估改造扩容的效益。

3改造扩容规划决策大纲的框架

法国电力公司编制的这个决策大纲为改造扩容项目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决策方法,用以选择易于吸引投资、便于实施的优化项目。大纲的实施按下列6个步骤进行(见图2):

1)先对大坝和水电站作一个基本情况评估,包括扩容和性能优化方案的鉴定;

2)对已明确的水量和电力供应、以及安全、环保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进行审查;

3)根据上述2个步骤所取得的资料,明确可能改造扩容项目的规模;

4)以多条件定性分析的方法对一批可能的项目进行筛选,选出一批数目适当的项目供研究;

5)以多条件定量的方法对选出的项目进行排队,包括深入的经济分析以及确定风险等级、社会与环境性能、融资的可能情况和实施的时间进度等等;

6)对首选的几个项目编制一份实施计划,包括时间进度、预期的融资安排、设备采购措施、初步工作计划以及对可行性研究的任务要求。

上述大纲框架的最主要部分是各种需求的系统分析以及能否及时引入资金的情况,这二者影响最终结果。此外,这个大纲的方法也是为了将可比的项目数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尽可能精简方案评估过程。

当然,这种方法并不能到处生搬硬套,而仍需要因地、因项目制宜,从明确主要目的开始,并对有些已经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多加考虑。

4改造、扩容的决策人与投资人需考虑的重点

除了上述决策方法外,法国电力公司还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供决策人和融、投资方考虑:

1)为便于旧电站基本情况评估,业主应建立并保存正确的运行、维修记录;

2)在决策过程中,应明确界定业主和运行单位各自应负的责任,以保证继续维护与改造扩容工作的顺利转换;

3)非结构性措施如水管理优化等应予充分挖掘;

4)改造、扩容实施(施工期)的“机会之窗”应充分论证、确定(如影响和费用损失最小的停机时间);

5)在充分利用设备供应商的现代新技术的同时,独立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应予以重视;

6)采取与决策过程中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创新、灵活的设备订购方式;

7)为保证改造、扩容效益的持续性,还应建立一套新的健全的电站维护方案;

8)决策人在考虑新设施的方案时,还应同时研究现有设施扩容的方案;

9)对改造扩容的项目应考虑其现有环境与社会情况的处置,适当分配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成本和责任;

10)应采用适当的规程以保证改造扩容项目的合理开发与实施;

11)对有些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改造扩容项目,如大坝安全项目,则需要多边投资机构的支持;

12)必须提高各类决策人(如电力公司,有关部门和投融资商等等)对改造扩容的特殊效益的认识。

5资金筹集问题

改造扩容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BR是很有吸引力的,常可达到20%以上,可以说是典型的高收益项目。但是,水电站的改、扩工程在头几年内的资金流还是要比火电站等项目差,所以仍可能面临资金不足的挑战。从图2的进程中看,选择对投资人具有吸引力的项目是第4步(即项目筛选)所需注意的重要条件。

在水电站的改造、扩建项目中,采用公、私合作多渠道融资及分期投入的方式是可行的。对多机组的水电站,改造、扩建期较长,但只要在第一台机改、扩完工后,即可先行投产,资金收入情况就会好转。这种分期投产的方式可以减少对投资的需求,还可以降低工程成本。因此,项目业主应当充分利用改扩项目的这种分期投入的创新的方法。当然,在项目实施的初期,还是需要多边投资机构(这是从国际上说。但从国内说还是要政府机构)的支持,而在部分机组投产后,就可由私营企业接管,继续投资。对于一些资本金不足的私营企业,政府仍是重要的推动者和靠山。

6实例研究

实例研究之一:土耳其

土耳其具有世界水电资源的1%左右,土耳其电力总局(EUAS)和其他一些主管部门研究的成果表明,土耳其的技术经济可开发的水电资源为3500万kW,其中有340万kW正在开发施工中。

土耳其电力总局拥有100多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160万kW,其发电量为全国电力的113。这些电站中,有的是早在1902年投产的,容量从0.2~240万kW。直至2004年以前,还没有进行过改造工作。2004年,土耳其电力总局委托法国电力公司水电工程中心(EDF-CIH)制订一个规划大纲并对优选的项目提出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该任务从2004年7月开始,2005年3月完成,并另由法国电力公司未参与该规划开发工作的几位工程师对规划大纲进行评估,以保证大纲为水电专家所理解,并有现实意义。

这个实例研究了在土耳其如何应用这个大纲,对决策有什么予期,大纲又怎样指导具体改造扩建项目的实施。在完成需求审查和原有设施基本情况的评估等过程后,确定了5个规模不同的项目,从一项设备的改造到整个电网全部设施的更新。该5个项目为:

1)更新135万kW的柯班电站;

2)对幼发拉底河流域所有水电站全面运行情况的更新;

3)对萨卡耶河流域主要水电站的改造;

4)提高少数几个主要水电站的水轮机效率;

5)改进少数几个主要(有战略意义的)水电站的服务设施,如担任旋转备用和全停电后的起动能力等等。

按照大纲工作步骤进行,柯班水电站被选为在土耳其进行改造、扩容的最佳项目。建在幼发拉底河上的柯班电站是土耳其第三大水电站,分两阶段建成的:柯班1站为4台15.75万kW,于1974年投产;柯班2站为4台18万kW,于1985年投产。

然后对柯班改造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以确定项目的具体细节,包括所需成本与收益。该项目的改造任务为:

1)更新水轮机导叶以减少渗漏;

2)将柯班1站的发电机定子线圈更换为F级绝缘以增加机组出力;

3)将柯班2站的发电机定子接线恢复到原来的性能与效率;

4)改造频率与电压调节系统;

5)改造机组控制系统;

6)实施一套全自动控制系统。

根据评估结果,业主决定实施改造计划,于2006年开工,2011年完工。编制工程设计与设备订货任务的咨询单位已经选定。主要招标工作计划于2006年底起动。目前,业主正在为此筹资。

“大纲”在土耳其改、扩项目中的成功应用,说明其实用性,可作为决策者的有力工具,并适应国家在时间和任务范围方面的限制。该大纲可使改扩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更为有效,并保证所选项目在水电对持续发展的一般贡献范畴内发挥全面效益。

实例研究之二:中国新疆

受世界银行委托,亚太地区小水电研究培训中心于2004年派专家组对新疆小水电作了系统调查,并对20余座电站作了深入的考察。考察报告认为新疆现有119万kW小水电站运行时间都已有20~40年,存在问题很多。经分析和初步规划、筛选,提出了有必要改造、技术上可行、且今后有能力归还贷款的15座小水电站,作为第一批改造项目,这批项目原有装机总容量10.4万千瓦,改造、扩容后可增容2.98万kW,约为原有装机容量的29%,需要投入资金约1亿元,平均每千瓦投资3600元,远低于当地新建电站投资6000~8000元/kW。说明更新改造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考察报告指出,现有小水电存在的问题为:机组性能落后,制造质量差;控制、保护设备陈旧,自动化程度低;机组部件磨损与汽蚀严重;有的设备严重老化,绝缘下降等等。并提出技术改造的规划方案与原则。对需要改造的电站进行分类,采取不同改造方式。针对电站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进行优化设计,紧密结合和妥善处理各个电站的不可变或不宜改变的制约条件,在有限的投资情况下,尽量增加年发电量、提高电站经济效益。不同电站大体分类如下:

1)需要对设备进行整体更换的;

2)主设备局部改造,辅机及电气控制、保护设备整体更换;

3)对现在的实际水头或流量比原设计大的或小的电站,可增容改造或减容改造。

改造规划除对上述各类改造提出了详细技术方案和措施,还对增容改造的电站提出了一些关键性技术环节。

从规划的原则、实施细则及其可操作性来看,和法国电力公司编制的“大纲”,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可以互为补充。利用二者结合的方法,可作为今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小水电改造规划的指导,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融资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一、招商及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签约了一大批项目,招商引资成果显着

招商考察团在上海活动期间,李新增、张修起先后出席了永城市、夏邑县、虞城县、梁园区、睢阳区、市直单位、柘城县、宁陵县、睢县和民权县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我市有81个项目签订了合同和意向书,签约项目总投资达40.6亿元。其中签约合同项目41个,签约合同项目投资23.8亿元;签约意向项目40个,签约意向项目投资16.8亿元。

(二)参加了在上海市国际农展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淮海经济区绿色产品博览会

这次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及淮海经济区20个市(地)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淮海经济区绿色产品博览会。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有870多种产品、161家企业、280多人参加了博览会。我市在会上共发放各种招商项目简介及产品说明书近1.6万份,现场产品销售1万元,签约贸易合同项目23个,签约贸易合同金额2.67亿元。

(三)召开了恳亲座谈会,以朋会商,敬商爱商,零距离结识了一批工商界朋友

招商考察团在上海活动期间,于9月8日在上海延安饭店召开了商丘市赴上海方向招商考察团恳亲座谈会。李新增、张修起还先后会见了上海德丰企业集团董事长王继峰、中国海业投资控股集团执行董事董立人等37位工商界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

(四)召开了商丘市—杨浦区工作交流座谈会

根据市委书记刘满仓的安排,9月9日,李新增、张修起、门峰及招商考察团的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在上海市杨浦区参加了商丘市—杨浦区工作交流座谈会。李新增介绍了近年来商丘经济发展情况。

二、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力求思想观念大解放

思想解放一些,发展就向前一步;思想超前一些,发展就超前一步。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经济的大发展和社会的大进步。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对照先进找差距,理清思路定目标,要做到在六个方面比学赶超:一是在发展速度上比学赶超,树立超常规、高速度、跨越式发展的新观念;二是在胆略气魄上比学赶超,树立敢闯敢冒、大手笔、大举措、奋勇争先的新观念;三是在机遇意识上比学赶超,树立与时俱进、抢占先机、乘势而上的新观念;四是在工作标准上比学赶超,树立自加压力、永不自满、争创一流的新观念;五是在发展环境上比学赶超,树立敬商爱商、讲诚信、讲效益、讲服务的新观念;六是在氛围导向上比学赶超,树立重激励、硬约束、严考核、有利于干事创业的新观念。

(二)转变政府职能,加大环境建设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再去做该由市场、企业、中介机构来做的具体事情,而应把主要精力转到制定规划、政策引导、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上来,更多地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真正承担起保障社会基本的秩序稳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的责任。通过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公务员队伍建设,加快推进政务活动公开化和管理手段信息化,改革政府审批制度,简化办事程序,建立办事高效、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行政管理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为外来投资者及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培训、交流以及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和信息平台。这不仅是发达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符合我市的实际。

抓环境就是抓机遇、抓开放、抓发展。抓好环境建设是取得招商引资成果的前提和必备条件。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发展民营经济上“四不限”,即:不限制比例、不限制速度、不限制规模、不限制经营方式;对待民营经济实行“三有”,即: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实现“六个平等”,即:登记申报平等、税赋平等、规模标准平等、融资贷款平等、市场准入平等、部门服务平等。结合我市实际,在市场准入方面,不仅要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领域,而且要逐步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配套条件,以及对民营企业的价格限制,减少行政审批。政策环境、人居环境、人文环境等对民营经济发展都很关键,而最长远、最根本的是法治环境。只有这样,投资商才乐意到你那里投资兴业。

(三)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招商引资工作

1.抓领导、层层抓。领导是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关键,要动员一大批干部(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带头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带头联系洽谈项目,带头为项目落地搞好服务。通过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使各行各业都上阵,全党全民齐参与。

2.抓质量、高起点。项目是载体,项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招商引资的成败。要根据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世界分工,研究和论证一批符合本地产业特点的项目,论证一批事关商丘前途、对商丘经济起到支撑作用的大项目,积极做好项目组织、储备工作。重复建设、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要慎上

3.抓督察、促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不仅要量化到人,而且具体项目要责任到人,从主要领导到一般同志,要层层实行责任制,并认真督察落实。签约的项目要一个一个地登记在案,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责任人,定期通报项目进展情况。

4.抓进展,重实效。项目落地开工建设是招商引资的根本,也是体现效果的关键。要千方百计提高签约项目履约率、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对签约项目要一环紧扣一环地跟踪服务。

5.抓客商,动真情。要走出去、请进来,广泛联系客户,学会与国内外客商交朋友。对那些不仅已在我市投资,而且积极穿针引线,带动其他客商来我市投资的,要建立特殊的联系和感情。要注意发挥好商丘籍在外地经商大户的作用,组织他们回乡观光考察,一是吸引其投资,二是由他们介绍外地商家来我市投资。

6.抓特色,求突破。突出打好我市交通便利、市场腹地辽阔的区位牌;土地、劳动力价格便宜,煤炭、旅游资源丰实的资源牌;工业配套能力较强、商贸流通繁荣的优势产业牌。对于已有意向的大项目,要组织好重点攻关,力争在引进“高、大、外”上有突破、有进展、有成效。

融资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P2P借贷 法理依据 文献综述

一、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得如火如荼,而且逐渐蔓延出互联网企业集体淘“金”的燎原之势(宋建华,2014)。互联网企业与银行间的渗透与反击暂且不论,网络融资正逐渐发展其规模,扩张其势力(陈初,2010)。作为网络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P2P网络借贷”正快速发展,并为传统银行信贷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曾预言:“P2P借贷将会取代传统银行。”然而虽已声名鹊起,却是毁誉参半。誉者赞其曰“金融创新”、“普惠金融”;毁者斥之“非法集资”、“庞氏骗局”。

二、定义的研究

P2P借贷的定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基础定义和附加限定。其中基础定义指的是对其属性和媒介进行规范,而附加限定主要是在基础定义上对借方、贷方与平台提供方的角色、盈利方式等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一)基础定义

P2P的全称是对等网络(Peer to Peer)。这种起源计算机网络的点对点技术,指一种区别于中央网络系统的,主要依靠用户群(Peers)交换传输信息的信息互联技术。其中,每个用户具有节点和服务器的双重性质。节点之间,依靠用户群进行信息交换。P2P借贷指的是参照这种网络结构建立的资金借贷。

P2P借贷的中文译法为“点对点贷款”(史文才,2013),官方译法是“人人贷”。现有的文献中,对其定义不尽相同。林荣琴(2014)认为目前法学界缺少权威的定义。《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2011)将P2P信贷服务中介公司界定为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然后进行配对,收取中介服务费的公司。第一财经新金融研究中心(2013)在《中国P2P借贷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将P2P借贷定义为个体与个体之间通过网络实现的直接借贷。

(二)附加限定

1.对于借贷双方的限定。对于借贷双方的限定主要集中在借贷双方应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这一问题上。

张廷宇(2013)和田东升(2013)都将P2P借贷限定为狭义的个人对个人的行为。张廷宇(2013)重点指出信贷的小额限定。田东升(2013)不赞同将P2P借贷双方的范围从自然人之间扩展至自然人与企业法人间或企业法人间。

然而第一财经(2013)认为贷款方应为个人,但借款方可以为个人或者法人企业。吕祚成(2013)则认为贷款方可以为自然人或具备放贷资格的金融机构,而借款方应为个人。张正平和胡夏露(2013)则更是认为借贷双方皆可扩展至企业法人。

芮晓武和刘烈宏(2014)从另一角度,限定贷款方应为拥有资金并有投资理财意愿的个人,即不认同从银行贷款投入到P2P借贷中盈利的行为。

2.对于P2P借贷公司(平台)在交易中所处角色的限定。关于P2P借贷公司在交易中所处地位分为中立与参与两派。中立派认为平台公司应该独立于双方之外,对双方不施加任何影响,如田东升(2013)等;参与派则认为平台应该提供相关的考察报告,如邹志鹏(2012)等。

3.对于P2P借贷公司盈利方式的限定。P2P借贷公司一般以提供借贷双方信息、收取中介费等方式作为收入来源,也有部分以提供借款人相关考察报告作为主要盈利方式,还有部分采用债权转让的模式,更多地是混合盈利的模式。

(三)最终定性

国际证监会组织(2014)将P2P借贷定性为“财务回报型众筹”,这是与“股权式众筹”并列为主要的众筹方式。

黄迈(2009)对P2P借贷寄以厚望,认为其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商业与公益的结合,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晓睿(2014)认为P2P借贷是撮合交易,借贷双方自助地在该平台上借贷需求,借由该平台撮合而成交易。

许多学者提出:P2P借贷平台是“准金融机构”。然而林荣琴(2014)指出当前中国并无任何一部商事法律精准地给出了金融机构的定义,更遑论相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的“准金融机构”了。

张欣(2013)和李爱君(2012)等指出金融机构的两大方向:提供金融服务、参与货币信用。他们认为P2P借贷平台符合第一个特点――主营业务与金融服务业有关,但不符合第二个特点――平台在交易中不是债权债务人,故而认为其不完全是金融机构,称其为“准金融机构”。

陈哲(2014)指出唐靖(2012)关于“金融机构”的另一种定义,即认为直接参与货币信用是基础,直接借贷关系是经营模式,还款逾期是风险。须同时满足这三点才可称为“金融机构”。然而由于P2P借贷平台由于其不直接参与借贷交易,且其主要风险来源不是逾期还款,所以不是“金融机构”。因此,陈哲(2014)认为P2P借贷平台应属于“准金融机构”。

林荣琴(2014)从“金融机构”的分类出发,认定P2P借贷不属于金融机构。但由其客观上已经卷入金融活动,所以将P2P借贷平台认定为“准金融机构”。

其他更多的由于没有详细区分“准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等细化概念,将之统称为“金融中介机构”,如禹海慧(2014)、吕祚成(2013)、邹志鹏(2012)、辛宪(2009)等。

三、溯源、发展与相关研究

(一)追踪溯源

毋庸置疑,成立于2005年的英国公司Zopa是全球第一家正式的P2P借贷公司。但追溯期本源却有了不同的分歧,展示出了对于P2P借贷本质的研究上侧重点的不同:

其一为“乡村银行”(Grameen Bank)。这是Yunus的得意之作。以此为根源的学者大多将之本质归于小额借贷,并多从“金融脱媒”的角度看待P2P借贷。其二为“标会”。“标会”发源于解放前的福粤江浙一带(李爱君,2012),后流行于北美华人社区。(王紫薇等,2012)。然由于风险管理困难与信用体系脆弱等原因,“倒会风波”时有发生。以此为根源的学者多将之归于民间借贷。

(二)发展与相关的研究

1.国外市场的发展与研究。国外主要的P2P借贷平台主要分布在英国、德国、美国等。代表性平台主要有Assetz Capital, Auxmoney,Lending Club等。亚洲国家起步较晚。

国外对于P2P借贷的研究大多从2008年开始。早期多以介绍为主:Berger和Gleisner(2009)介绍了美国与德国网络P2P平台Prosper和Smava的建立。之后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个人的借贷成功率、机构的中介作用和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学者们认为借款者的个体信息和社交状态对借款成功率会有显著的影响,但行为特征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结论。

第一,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个体信息

个体信息指的是借款个体间的差异化信息,如财务状况、种族等。这主要影响借款成功率。Freedman(2008)和Lin(2009)研究表明:信用等级越高的借款人的成功率也越高。Puro(2010)认为借款成功率随利率与借款额度上升而下降。Collier(2010)指出除借款额度、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外,竞拍方式也有显著影响。

Barasinska(2007)认定性别对成功率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借款者的违约率更低。Pope和Sydnor(2008)认为种族特征会强烈影响接待结果。Andrews(2008)对交易记录进行分析的结果却相反,认为借款者的肤色、种族特征与借款者的个人财务状况相比对借款成功率的影响不足为道。

第二,融资效率的影响因素――社交状态

Wang等(2009)认为社交状态会影响同一平台成员利益的平等性。Lin等(2009)发现借贷结果受网络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受社交关系的影响较大。他们认为网络社区的人际关系能够有效的减轻贷款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Freedman(2010)认为线上P2P借贷相对地缺少某些借款者信息,如信用记录、收入、职业等,但通过社交网站上的信息可以有所补充。Benjamin和Robert(2010)更是希望通过嵌入网络社区里的个人声誉,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线下社交状态对借贷行为具有巨大的影响。Freedman和Jin(2008)发现如果贷款方中有借款人的朋友或者线下联系人时,贷款的违约率会下降。Gollier和Aghion(2000)认为建立群体担保与惩罚制度可有效降低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然而,Kumar(2007)发现信誉好的借款者也不一定就能按时还款。Greine(2009)认为借款人的社交状态对于其违约率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针对平台的研究

Berger和Gleisner(2007)发现P2P借贷平台对于借款人的信用状况的改善上具有显著作用。Kumar(2007)指出由于市场的理性,贷款人可以依据对借款人的分析,确定其事前借贷违约率,从而推定其风险溢价。

Samuel等(2008)认为由于利率差异的存在,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人可以通过平台取得贷款,当借款人团体形成后,融资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2.国内市场的发展与研究。国内的P2P借贷在2009年后开始有较快发展。第一财经(2013)指出:中国P2P借贷平台已从2009年的9家增长到至少132家。

禹海慧(2014)认为2007年成立的“拍拍贷”是中国首家小额无担保P2P网络贷款平台。海蓓(2012)认为成立于2006年的宜信是中国第一家提供P2P网络借贷服务的公司。李爱君(2012)却是在认同中国最早的网络借贷平台是“拍拍贷”的情况下,认为由两个美国女孩开创的“我开”是最早开展P2P借贷业务的组织。

国内对P2P借贷实证方面的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P2P借贷平台公布的交易数据较少。郭弈(2011)研究表明:融资成本会受到信用评分、借贷额度、历史纪录等影响,并且认为Collier(2010)提出的竞拍方式缠身的社会资本对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借款成功率同融资成本一样受上述因素的影响,然而社会资本却可以有效提升成功率。

四、归纳分类

(一)平台在借贷中所处角色

1.单纯中介型。单纯中介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2006年正式运营的来自美国的Prosper。该平台通过收取提供融资服务的服务费获利。交易成功的借贷双方皆需缴纳中介费。拍拍贷的经营形式基本相同,主要通过服务费获利。其利率由借贷双方竞标决定。

辛宪(2009)认为“红岭模式”也应归于此类:VIP会员保障金制度对于其高风险并无改善作用。而李爱君(2012)认为由于红岭模式独特的三方担保人制度应该独立设立为一类。2.复合中介型。Zopa的责任除了单纯的中介外,还承担了信用认证、代追账款等服务。主要通过服务费获利。该平台是现金少有的跨国平台,自其于英国成立起,锐意进取,现已在美国,日本等地推广。宜信甚至协助贷款人筛选借款人信息,交易双方的撮合是宜信的主要业务所在,资金出借人无法查询借款人员的详细信息(钱金叶,2012)。

(二)平台是否提供抵押、担保

1.无抵押无担保。Prosper的责任主要在交易过程,从收集信息到资金支付。然而对于每笔交易,Prosper都不予以任何的保障,同时也不需要任何抵押。

2.无抵押有担保。Zopa的责任包含执行借款人的信用认证、雇佣机构为出借人追讨欠账等,即变相的提供对贷款的担保。安心贷提供连带保证。其对借款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仅有地区的限制,而且还会进行实地的考察(李爱君,2012)。何晓玲(2013)认为红岭创投因其条件赔付、还款风险金、现场认证等也应该归于此类。

3.有抵押有担保。这是较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模式,脱胎于小额信贷。但因为需要固定产或其他作为贷款抵押,所以作为这种形式代表的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不是典型的P2P借贷公司(辛宪,2009)。

(三)特殊类型之公益型

作为公益平台的代表,Kiva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客户服务(辛宪,2009);“宜农贷”选取被主流金融机构忽视的农村女性作为目标用户,并对收益进行了限制(何晓玲,2013);“齐放”的目标客户是在校学生(何晓玲,2013)。“我开”是一家纯公益性的P2P平台,主要以捐助为主,对边远地区的贫困户提供贷款(何晓玲,2013)。服务费、广告流量、培训费是此类的主要收入来源(辛宪,2009)。

(四)特殊类型之社交型

Lending Club建立于2007年,将P2P借贷与社交网络联系起来,通过社交网络间的高信任度、高传播度来维系相对较低的违约率(辛宪,2009)。

五、存在之法理依据

2009年以前,许多学者对P2P借贷持否定态度。从贷款方角度,他们认定这种形式是一种“转贷款”,而这种服务只能由商业银行提供;从资金出借方角度,P2P借贷又被认定为一种“委托理财”,这也是由信托、基金等专业金融机构才可提供的金融服务,作为准金融机构,P2P借贷平台实属违规经营(黄迈,2009)。然而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2015)》),政府已事实上默认了P2P借贷平台经营的合法性。

对于P2P借贷的信用风险,Steelmann(2006)将之归结于无抵押的信用模式,Klafft(2008)认为风险较大是网络匿名系统交易经验的缺失造成的。辛宪(2009)提出将P2P借贷归于民间借贷进行管理。根据《规定(2015)》,年利率在24%以内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所以P2P借贷平台只要不触犯相关规定,没有禁止P2P借贷的法律存在。

针对部分P2P借贷平台涉及“非法集资”的问题,李钧(2013)认资金流转的行为是否基于已经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否信息对称,是辨别是否是“非法集资”的关键。

史文才(2013)认为平台如能够及时划付资金,不涉及挪用,则不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红线;如果其对于资金的使用无非法主管目的和客观行为,则也不够成非法集资罪;由于P2P借贷属于民间借贷,所以不涉及发行公司债的问题。

遵循着“法无禁止皆自由”的原则,否定P2P的借贷存在是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国家基本方略的,违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与财产权。

六、文献评述

从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的借贷成功率、机构的中介作用和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认为:借款者的个体信息差异与社交状态对借款成功率影响显著。P2P借贷平台发挥着重要的磨合作用,显著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无效损失。

国内对于经营模式的研究独树一帜,而且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P2P借贷已经逐渐显现出自身独特的一面。中国的P2P借贷平台从中国实际出发,将国际前沿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数年前还是空缺的社交P2P借贷现在也已经兴起,中国特色模式也日益蓬勃,这个行业在迅速的兴盛起来,然而对于有些问题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第一,已有的研究对于P2P借贷的定义、特征等基础理论的研究相似度太高,缺乏独立性,不能起到为制定政策指路的效果。

第二,对于P2P借贷的实证研究虽然由于数据等问题难以开展,但仍应在以公开的数据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P2P借贷现在仍存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监管方面,但对于参照何种方式进行监管,尚无相对统一的结论。相关的研究不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可实践性。理论体系与实践的结合也存在欠缺。目前无论是P2P借贷发源的英国还是发展的最好的美国都尚无较好的监管措施,在无从参照的情况下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研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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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境外上市;羊群效应;制度解释

Abstract: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herding behavior in overseas list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Linyi,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se from five different aspects, and suggests that multi-layer capital mark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overseas listing,herding behavior,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7-0027-04

一、引言

临沂市是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城基地,这里的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迅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临沂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面对中小及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临沂市民营企业更是另辟蹊径,自发选择到境外上市融资,并不断被复制和模仿。据调查,临沂市企业在香港和新加坡扎堆上市,上市企业数量在山东省17地市中位居前列,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还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市场临沂板块”。面对这种特殊的金融现象,需要解释企业为何选择在境外上市而不是在境内上市?为何境外上市的企业聚集在临沂而不是其他地区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摸清这种特殊的金融现象背后的基本动因,我们从五个方面对该现象进行了研究。在临沂这种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占主体的城市,深入研究企业境外上市偏好根源,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期能从中找到某种借鉴和参考。

二、临沂市企业境外上市概况

2001年3月14日,以金锣集团大众食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众食品”)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为“新交所”)挂牌上市为标志,临沂市首家企业境外上市取得成功,同时也实现了山东省企业在新加坡上市零的突破。该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约60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3亿元,为企业的扩张、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其后,联合食品于当月26日也在新交所上市,成功融资1.67亿元人民币;2004年7月震元纸业在新交所首次公开募股1.64亿元人民币;2004年9月中国利达在新交所上市,IPO融资额近1亿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罗欣药业于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融资2860万人民币;2006年2月鲁洲集团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达到了1.12亿元人民币,临沂市民营企业由此掀起了一场在境外上市融资的浪潮。

截至2009年4月,临沂市上市企业累计达到21家,其中境内上市企业4家,境外上市企业17家;占山东省境外上市企业(62家)的27.4%。据统计,仅在新交所上市的企业中,临沂就有10家,占全省新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43.48%,占全国新交所上市企业总数的15%,成为山东省境内17个地市中境外上市企业最多的城市。

三、案例企业境外上市羊群效应的动因解析

境外资本市场对企业盈利情况、财务状况、大额交易等信息披露要求更加严格,操作也更加透明,对于企业来说面临的外部硬约束也更多。但为什么案例企业“舍近求远”反而选择境外上市呢?经过细致调查发现,案例企业选择境外上市主要基于下几方面考虑:

(一)深厚的民营企业基础及其融资困境

通过对山东省17地市企业对比发现,临沂市民营企业占比较高,具有比较深厚的民营企业基础。据调查统计,临沂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及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企业,而作为全国闻名的小商品城,其民营经济却发展非常迅速,成为当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虽然国内各方在为民营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方面一直不懈努力,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狭窄、融资额度小、条件苛刻等现状改观不大。在国内金融市场上,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对民营企业的条件要求都比较严格,门槛相对来说也较高,而且程序繁琐、前后所需要的时间长。如果通过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融资是否能够成功暂且不说,即使成功,由于拖的时间太久,等到企业筹够资金也许企业最好的发展时机已经错过。这种“重国企、轻民企”的情结,导致了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渠道不畅,因此,为了缓解融资难困境,从案例企业的角度出发,被迫选择“曲线上市”途径,通过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从而筹集资金。

国内外理论界的大量学者关于企业境外上市的动机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是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动因。Licht(2003)认为,海外上市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取融资,提升公司治理的效应微弱;崔远森(2004)认为我国企业境外上市普遍具有较强的融资动机;仇小敏(2005)认为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可以归纳为财务动机和处于行业竞争力的考虑,而且又与上市地点的规范和文化差异相关。通过对案例企业的调研发现,案例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艰难的融资困境,是导致其通过境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主要动因。

(二)第一次境外上市的偶然刺激

2001年3月14日,大众食品在新加坡成功上市,融资近3亿元人民币,次年通过二次配售新股再次融资4.4 亿人民币。与此同时,企业的影响力也明显的扩大,大众食品的“名利”双收示范效应在临沂迅速扩张,让苦苦寻求资金来源的企业看到了境外上市给他们带来的机遇,激发了其境外上市的热情。

继大众食品成功上市后,临沂许多企业也陆续选择了在新加坡、香港等境外资本市场上市。如2001年在新交所上市的联合食品,2004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震元纸业、三禾永佳动力,2005年在新交所上市的山松生物、在港交所上市的罗欣药业,2006年在新交所上市的银光化工、中国轴承、久泰能源、在港交所上市的阜丰发酵、2007年在马来西亚上市的烨华焦化,这些通过在境外募集外资,企业规模也日益壮大,上市企业的财富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上市企业的创业者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企业的示范效应,使得临沂市民营企业乃至山东省的企业看到了通过境外资本市场迅速扩张的效力,激发了民营企业通过境外上市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欲望。临沂市许多企业相继尝试境外上市模式,在临沂辖区形成了“上市―示范效应―再上市”的良性循环。

(三)上市融资激励后企业境况的巨大变化

境外上市为案例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使企业及时获取了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为其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机。以临沂市第一家境外上市企业――大众食品为例,该公司主要从事肉类产品加工生产和销售分配业务,随着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资金成为公司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为了能够为企业发展筹集充裕的资金,金锣集团决定上市筹集资金,但是国内上市复杂的手续和漫长的审批过程使得金锣集团失去信心,经过积极筹划和运作,最终选择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约6000万新元,为企业的扩张、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目前,金锣集团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生猪屠宰加工和肉制品生产基地,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201亿元、利税15.3亿元。

其他案例企业也通过境外上市方式达到了融资的目的,如联合食品于2002年5月配售新股,再筹集9420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合4.44亿;大众食品2002年7月,配售新股再筹集9400万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4.43亿元;山松生物2005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折合人民币达到4亿多元;中国能源2006年12月在新交所上市后,IPO融资额折合人民币也达到了近2亿元。如果这些企业仅仅依靠自身积累,这些资金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积累到,而市场格局是瞬息万变的,等到那时市场格局也许已发生很大变化,筹集的资金不能发挥其最佳功效。因此,通过境外上市融资,企业可以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加速发展,从而走在竞争对手的前面。

此外,境外证券交易所对上市企业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分红配股制度等,从多个方面约束上市企业规范管理,同时境外上市对增强企业的国际合作机会、提高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综合实力等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于2005年12月在香港创业板首发上市的罗欣药业,其研发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每年开发新产品70多项;于2006年12月21日在新加坡成功上市的久泰化工,募集资金10.6亿元,对于久泰化工的集团式、跨越式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上市后,久泰化工以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企业迈向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目前已发展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世界生产能力最大的二甲醚生产企业。

(四)简单的学习模仿成本

Stoughton,Wong and Zechner (1999)提出,如果公司的经营者发现在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相当多的本国公司上市,那么公司经营者会得出结论:模仿这些企业将会获得好处。如果这些在该交易所上市的企业又和公司处于同一个行业,那么他们更有理由进行模仿。

与上述理论相一致,通过对案例企业调研发现,临沂市大多企业也是出于节省成本、少走弯路、尽快成功上市的考虑,因而选择了“踩在前人的肩上”方式上市,即对成功上市企业的境外上市模式进行学习模仿。例如,在大众食品于新加坡成功上市不久,联合食品也如法炮制,成功在新加坡上市,并融资7590万美元。通过简单模仿境外上市流程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让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找到了一条境外上市的捷径。

鉴于境外不同的资本市场情况各不相同,如果企业对各个境外上市地进行考察,不仅时间、精力都达不到,而且也不一定会有效果。但对于处于同一地区的企业群体来说,其文化底蕴相似,企业之间信息交流成本也较低,因此通过对成功案例进行学习、研究,并将其上市经验进行加工、提炼从而进行模仿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成本也比自己重新摸索上市方式低,而且成功机率也较高。因此,从理性角度出发,许多案例企业会考虑走学习模仿上市之路。

(五)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低门槛及简单流程

虽然我国一直在为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提高民营企业上市机会而努力,但是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门槛问题依然是民营企业境内上市的痛处。目前我国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但我国现行的核准制并不像国际通行意义上的核准制,限于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股票发行只能实行标准控制和规模控制相结合的核准制。因此,上市额度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而言,往往会将其分配给由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内证券市场长期以来实行严厉但并不合理的发行管制,导致众多企业竞争有限的上市资格,在沪深交易所上市困难重重( 齐春宇,2001)。

相对于境内资本市场而言,境外资本市场上市条件较为灵活,有利于企业成功上市。虽然境外不同证券交易所各有其独立的上市规则,但其规则往往有多种标准可供参考,上市门槛相对较低,上市条件也相对灵活。

通过对案例企业上市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案例企业以选择造壳上市方式居多。这是因为:随着上市企业数量的增加,股市中可供选择的壳资源越来越缺乏,而且造壳上市是直接上市、买壳上市、造壳上市这三种方式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一种上市方式。民营企业境外上市,上市步骤明晰,操作更加透明,最主要的是在程序及环节上相对来说也更加简单,以赴香港及新加坡上市为例(参见图1),一般只需要6-9个月,而且有大的中介机构做推介。而在境内上市,至少有一年的上市辅导期,而从发行申请到核准还要经历漫长的排队等候。由于我国上市的审批手续复杂和上市挂牌时间漫长,这些无形中也提升了企业境内上市的隐性成本,也是案例企业更倾向于走境外上市之路。

此外,新加坡、香港等境外上市地点为了吸引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纷纷采取优惠措施。例如,新加坡为了加强本国的竞争力,采取了到新加坡上市的海外公司视同本国上市企业一样,一视同仁制度,港交所则研究放松首次公开招股盈利要求、缩短供股时间表及简化程序等措施,以吸引更多企业来香港上市。临沂市地方政府也对上市的企业在土地出让、房产过户、各项费用收缴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给上市企业予以奖励,这些优惠措施的实施对于境外上市偏好形成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临沂地区众多民营企业,在国内上市无望、融资渠道不畅而又迫切需要资金的情况下,大量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被迫选择境外上市并呈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

这一现象既是市场力量自发驱使的产物,也是企业自身利益诉求选择的结果。境外资本市场作为我国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内资本市场有益补充,在加快企业上市步伐、降低上市成本、减少政策障碍等方面为我国企业成功实现境外上市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但是,这一现象也映射出国内资本市场有关民营企业上市制度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例如,门槛过高、程序过于繁琐等。因此对于民营企业上市方面,应该适当放宽上市门槛管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适当降低上市费用等,为企业国内上市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快构建多层次的国内资本市场,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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